钟桂松

　　二○一七年是诗人曹辛之诞辰一百周年。但是，诗人离开他的读者二十二年，在繁荣的资讯时代，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他，很少见到曹辛之的名字—中国新诗史上呕心沥血的一位诗人。

　　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日，曹辛之出生在江苏宜兴，幼年生活艰辛。一九三七年，曹辛之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不久又参加李公朴的抗战建国教学团。教学团工作结束以后，曹辛之进入生活书店做编辑，他喜欢普希金的诗，与诗人臧克家、艾青等相识，成为亦师亦友的诗友，一九四四年，曹辛之研究臧克家的作品，以“孔休”的笔名，写了《臧克家论》。一九四五年，曹辛之的第一部诗集《撷星草》出版，印了五十册，完全是诗人的爱好。

　　一九四六年初，曹辛之随生活书店的恢复，复员到了上海。在臧克家的支持下，他和林宏、郝天航、沈明、辛笛等年轻诗人一起，创办了星群出版社，专门出版新诗集，但自己依然激情满怀地写新诗。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以“杭约赫”的笔名，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还乡记》；十二月，他又以“杭约赫”的笔名，在《文艺复兴》上发表轰动整个新诗坛的新诗《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呼唤我的名字》，也因为这首诗，“杭约赫”成为曹辛之最有影响的笔名。在这首诗里，曹辛之用“我走到江边”“我走到山上”“我走到街头”“我走到野外”，到处听到“杭约赫”“杭约赫”的呼唤声，联想到“呵，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呼唤我的名字”，“‘杭约赫，杭约赫，杭约赫……这吃力的呼声是那样亲切，又是那样沉重”。于是“我多么渴望，渴望着有一天—他们能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幸福而劳动：这些麦粉会搬运给饿肚子的人们，这些木材会送给没有屋子住的人们，这些竖立起来的宏巍的石像，会一个个都是为祖国和人民舍身的英雄”。诗人“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那时，我—杭約赫，将和大家一起，为建设我们合理的幸福生活—欢快、响亮、高昂地唱起劳动号子：杭约赫！杭约赫！杭约赫！……”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诗人的诗情在压迫和困难中喷薄而出，成为曹辛之写诗写得最多的时期，其中最能反映出曹辛之新诗创作水平的是他的政治抒情长诗《复活的土地》，这是一部六百余行的长诗，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脱稿。对这首诗，艾青后来给以充分肯定，他在为曹辛之的诗集《最初的蜜》写的序中，用相当的篇幅，分析介绍曹辛之的这首诗，认为这首诗“是个巨大的结构。全诗分三章：《舵手》《饕餮的海》《醒来的时候》。第一章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最后的胜利，第二章写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前的上海，第三章写国统区人民的苦难和觉醒。七月动笔，十月脱稿，诗人从容不迫地叙述了历史，发出了理性的呐喊……时隔三十五年了，今天读起来依然感到亲切。虽然已经成了历史，但重温历史将会得到教益。‘天天/我们/摊开这臃肿着谎言的报纸，/埋伏在伤疤下的感情的潜流，/一次又一次的汹涌，汹涌又/静止，让你深深地咀嚼/现实所给予人们的痛苦和喜悦……”诗评家蓝棣之先生称这首诗，是“构思宏伟、气势磅礴而又有相当深度的长诗”。

　　《火烧的城》是曹辛之在一九四八年初夏写的一部六十余行的长篇抒情诗，它通过一个地处江南的中小城市几十年间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时代气氛，各色人等，风俗习惯，社会心理，阶级关系，家庭兴衰，简直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形象化的社会史料。在这个原本灰色的城市里，世世代代居住着自称城里人的小市民：“提着旱烟杆/背诵着光耀的家谱/从家与小茶馆之间/踱来又踱去。”这些小市民的那种无聊、悠闲和懒散的生活，过得很惬意，“太阳洒满天井的时候/才懒懒地爬下床沿”。当淘金者来到并做了城市的主人，城里人也就成为淘金者雇用的伙计。在日本军占领的社会，这些念过圣贤书的城里人，服帖地匍匐在日本国旗的阴影下，哆嗦在刀光剑影里。所以，“几千年来拖住历史前进的/一个古老的旧的城市/现在，给时代的风暴连根拔去了”。从表面看，一个城市被战争烧光了，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看，烧去的，不光是城市的外壳，还有那些小市民的陈规陋习！诗人在这首诗里，既歌颂了城市的浴火更新，更呼唤改造小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有思想的人不可以做微不足道的愿望的奴隶，人应该生活得更美好！正如有的诗评家所言：“一个处在新旧社会转折阶段的诗人，他看到的都是毁灭的行动，自然而然他对未来也就有了祈求。《火烧的城》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愿望。”因此，这首《火烧的城》长诗，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愿望，所以，这首诗在中国的新诗史上同样有一席之地。曹辛之对诗的理解，有着他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体悟，正如他评论臧克家那样：“诗人对现实世界里的一切事物，感到了深切的爱和恨，他凭借着他的武器—诗，将这些美丽的，丑恶的，他所爱的或恨的事物和感觉表达出来，使他自己以外的人们也跟他一样地去认识和看到世界上的真实；或者人们已经见到或感觉到的事物，他还得使他们见得更多些、更远些、更深些，感觉更强烈些……”夫子自道，起点非常高。

　　在诗创作的同时，曹辛之主持的星群出版社在不到三年的存在时间里，出版了戴望舒的《灾难的岁月》、臧克家的《泥土的歌》《罪恶的黑手》、辛笛的《手掌集》、任钧的《发光的年代》、苏金伞的《地层下》、青勃的《号角在哭泣》、莫洛的《渡运河》、盛澄华的《纪德研究》、袁水拍的《诗与诗论》，以及“创造诗丛”“森林诗丛”等三十多种书籍。其中，由臧克家主编、星群出版公司（星群出版社）出版的“创造诗丛”：沈明《沙漠》、杭约赫《噩梦录》、黎先耀《夜路》、青勃《号角在哭泣》、唐湜《骚动的城》、田地《告别》、苏金伞《地层下》、吴越《最后的星》、方平《随风而去》、康定《掘火者》、索开《歌手乌卜兰》、李抟程《婴儿的诞生》，共十二种诗集。半年以后，曹辛之他们又以森林（星群）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森林诗丛”，有八种：杭约赫《火烧的城》、唐祈《诗第一册》、莫洛《渡运河》、唐湜《英雄的草原》、辛劳《捧血者》、田地《风景》、陈敬容《交响集》、方敬《受难者的短曲》。在当时的上海，能够出版如此之多的诗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与曹辛之的新诗情怀分不开。他曾说：“我们办星群，只是对文艺事业的热爱，原来就不是为了营利。星群的成员，大多爱好新诗，因此，我们便把这点有限的资金和力量转移到诗歌的出版方面。”endprint

　　与此同时，曹辛之和他的那些诗人朋友一起，创办了《诗创造》《中国新诗》，为中国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舞台。一九四七年七月，《诗创造》月刊在上海正式面世，由星群出版公司出版，编辑为杭约赫（曹辛之）、林宏等。第一年出版了十二辑。一九四八年七月，第二年的第一辑，改为“诗创造社编委会”编辑，编委有林宏、康定、沈明、田地、方平、燧伯等。一九四八年十月，第四辑出版以后被查禁。《诗创造》前后出版十六辑，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雪泥鸿爪的一瞥。这十六期《诗创造》，每一期都用其中一首诗的诗名作为这一期《诗创造》的名称，这样的方式，在当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诗创造》共发表四百六十人次的作品，有诗论二十一篇，有方敬的《新诗话》、许洁泯的《勇于面对现实》、吴越的《论感情》、成辉的《和唐祈论诗》、唐湜的《诗的新生代》、张君川的《谈诗》，以及在诗论专号上的那些洋洋洒洒的论文，在《诗创造》上形成了一个有理论有创作的新诗人群体。

　　在《诗创造》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曹辛之他们这些吃过延安小米饭、真正经历过战斗的革命诗人，在上海创办的诗刊《诗创造》时，却十分重视翻译，几乎每一期的《诗创造》上，都有翻译作品的发表，如海涅的诗歌，伊丽莎白的诗歌，莱蒙托夫的诗歌，

　　普希金的诗歌以及勃朗宁、拜伦、惠特曼、莎士比亚、泰戈尔、裴多菲等等世界著名的诗人的作品，在《诗创造》上都有刊登和介绍。特别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出版的第十期《诗创造》上，曹辛之他们专门安排了一期翻译的诗歌专号，发表了二十多首各国诗人的诗歌，参与翻译的有袁水拍、屠岸、陈敬容、唐湜、王统照、方平等等，所以不少在《诗创造》上发表诗歌的诗人，后来被称为“九叶诗人”。他们眼界非常开阔，在中国诗坛上成为一个流派，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诗创造》刊发国外的经典诗歌，当时被人说成不要现实主义，是提倡现代派诗歌作品等等。而曹辛之自己的作品，也常常被人误解，他的《严肃的游戏》，被人指斥为“根本不了解这个战争的本质”。而他的《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呼唤我的名字》当时被奚落为“广告术”，是一种“市侩主义的思想”。因为《诗创造》得到过臧克家先生的支持，所以一些人攻击《诗创造》时，也让臧克家先生受到牵连。于是，曹辛之决定将《诗创造》交给其他朋友去编辑，而自己则和方敏、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另外创办一份诗刊—《中国新诗》，曹辛之回忆说，这是“为了开拓新诗的道路，想在诗创作上作些探索和尝试”。曹辛之不光要负责《中国新诗》的全部编辑业务，还要帮助《诗创造》处理出版中的技术问题，辛苦和忙碌可想而知。《中国新诗》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出版，第一集《时间与旗》，内容有“诗选”“诗论”“译诗”等。在《我们的呼唤》的“代序”中说“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严肃的时辰”，“而我们面对着的也是一份严肃的工作”，“我们首先要求在历史的河流里形成自己的人的风度，也即在艺术的创造里形成诗的风格”。

　　《中国新诗》只存在了短短的五个月时间，出版了五期，有六十二人次在《中国新诗》上发表作品，其中诗论有八篇（人次），翻译的诗作十篇（人次），发表创作的有四十人次。另外在一九四八年九月这一期上，有四篇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的诗文，有方敬的《挽诗》，迪文的《手》，雪峰的《损失和更重要的损失》，陈洛的《佩弦先生的〈新诗杂话〉》等。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曹辛之的星群出版社和《诗创造》《中国新诗》遭到国民党查封，曹辛之则躲过国民党的追捕，悄悄亡命香港。

　　但为中国新诗作出重要贡献的诗人曹辛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再以诗人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他不再写那些激情澎湃而又回肠荡气的新诗，彻底放弃了新诗创作，对为什么放弃诗歌创作，他晚年曾经说过：当时“由于我和‘九叶的诗友们不同于一般的艺术见解和创作风格，曾受到一些同志的指责和欠公允的对待，这种情况一直延长到建国以后，以致从五十年代起，我们不得不中断了新诗的创作，无法进一步沿着自己的艺术道路发展下去”。

　　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唤起曹辛之的诗人情怀，他要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的新诗作品重新梳理，在现代新诗史上留下一个印痕，向后人作一个交代：他们在新诗创作道路上是如何走过来的。于是，就有了《九叶集》的问世。

　　《九叶集》是九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诗创造》《中国新诗》上发表过新诗的诗人的作品集，一九八一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三十多年以后这些新诗人作品的第一次结集，而已经在装帧出版界取得丰硕成果的曹辛之是编辑这部《九叶集》的发起人。入选《九叶集》的九位诗人是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杭约赫。

　　曹辛之把在北京的多年不见的朋友邀请到自己家里，商量编辑出版一部年轻时创作的新诗作品集。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对编辑出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新诗作品还心有余悸。然而，这部提心吊胆编辑的新诗集，出版以后却出人意料好评如潮。曹辛之的夫人赵友兰回忆：“一九八一年，王辛笛、杭约赫（曹辛之）、穆旦、杜运燮、唐祈、唐湜、袁可嘉和女诗人陈敬容、郑敏九位诗人的诗选合集《九叶集》出版，引起了诗坛的重视，认为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本带有流派性质的诗选。自此，《九叶集》被列入中国现代十大诗歌流派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了应有地位。”一些评论家说，这部诗选“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看到，在那个黎明前的黑暗年代里，除了人们经常提起的讽刺诗、山歌和民歌体诗之外，还有这么一些不见经传的美丽叶片在呼啸、在闪光”。曹辛之在留下好评如潮的诗集《九叶集》的同时，亲自动手，在这部诗歌集的装帧设计上，也留下了自己辉煌的一笔。带有泥土气息的草绿给封面和封底铺了一層底色，封面居中是一株枝丫参差的粗壮老树，有九瓣饱满的叶片分布枝头。岁月在树心刻下的道道年轮，以及叶片对称的脉络都清晰可见，一律用粉绿衬托，形成一种民间剪纸式的拙朴的情趣。整个画面的格调宁静深沉，而又透露出一派生机。所以有人认为，曹辛之的“《九叶集》的装帧设计，形象洗练而含蓄，是曹辛之的优秀的代表作之一”。

　　《九叶集》出版以后，曹辛之没有沉湎于赞扬而回归到诗坛，他是以过来人的身份，总结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诗创作的成果，让中国新诗史添上绚烂的一笔的。之后，曹辛之又全身心地投入装帧艺术的工作中去了。有时，偶尔写一点，也留有当年的韵味。比如曹辛之晚年六十岁时写的一首《冬日的树》：“你亭亭伫立在那株树旁/那样肃穆，那样安详/你也像那株冬日的树/是你像它，还是它和你一样/我多希望是你身旁的树/依傍着你，便不再感到冬日的悠长/和煦的暮霭里，它睡着了—/是你，把它带进了绿色的梦乡。”这首短小的新诗，清新凝练，耐人咀嚼，诗中依然有着诗人年轻时的智慧。所以，这样的韵味，让人们无法忘记诗人杭约赫。据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诗刊》主编邹荻帆到曹辛之家里商量封面设计的事情，恰巧诗人唐祈也在座，所以几个朋友聊天，聊起解放前诗坛的种种，聊起一些诗人的境况，忽然，邹荻帆若有所思地问：“那个杭约赫到哪里去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原来邹诗人不知道杭约赫就是曹辛之。蓝棣之曾说：“有才华的人不见得会有成就，有成就的人不见得有好的人品。然而，辛之先生做到了集此三者于一身。”钱君匋与曹辛之交往多年，在曹辛之去世以后，钱君匋写文章，说曹辛之“这个人实在太好了，在人世间难得碰到，辛之是一团火，一团烈焰”。装帧艺术委员会在编辑完曹辛之的纪念文集后，非常怀念地说：“曹辛之先生是位人民的艺术家，是位一生不算计别人，经得起别人算计的人；是位无傲气而有傲骨的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