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

　　

　　顺行·从读者到行者

　　巴尔干半岛，二○一六年深秋，下午四点暮色已深。有位中国人加紧脚步，赶上了摩拉瓦河谷的瑞瓦尼察修道院里的晚禱，看到了烛光中披着黑袍、面容圣洁的修士和修女，听到了空灵圣咏，成为七百年来亲耳聆听到写给拉扎尔大公赞美诗的中国人。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听的赞美诗，歌声婉转之间，七百年过去。这些圣咏就这样战胜了时间流逝，与江山更迭。我以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心早该硬了。当我听见修女们至今都温柔婉转地唱出自己对拉扎尔大公的思念与爱，才瞥见这个民族藏在倔强身体里的百转柔肠，这深山里的修道院，晚祈祷时几乎没有外人，所以修女们的歌声寂静专注，仿佛要滴水石穿。

　　这不是她第一次去。两年前，她独自一人去了瑞瓦尼察修道院，从十四世纪末至今，那里始终供奉着塞尔维亚王国的英雄君主：与奥斯曼帝国拼死决战、被苏丹砍下头颅的拉扎尔大公。在修道院的壁画上，她再次看到大公的儿子，斯特凡王子。虽是六百年多后的异国女子，她竟然认出了斯特凡“是十二岁的样子”，因为借由摩拉瓦河谷里的一些湿壁画，她已和不同年纪的斯特凡屡次相逢。

　　这一次又一次拜访，要说起因，只是一本书：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书中写到一位撒旦，化身凡间画家，在摩拉瓦河谷修道院里留下了精美绝伦的天使、圣徒的壁画。作为读者的她入了迷，她发现，“饱受宗教冲突之苦的塞尔维亚人”帕维奇只写魔鬼，只写地狱，好像忘了天堂。

　　第一次去，旅行者和目的地，都会保持在近乎天真的陌生状态。和大多数中国读者一样，对于巴尔干半岛的现实和过往，她并不能感同身受。深夜的贝尔格莱德藏着太多潜台词，很多词句、韵脚，都在炮火中沉淀了百年。跳上月台的高个子男人让她想起卡拉季奇，修道院里的清癯修士也会让她想起卡拉季奇，这是她从新闻里知道的一个南斯拉夫末世之人。要参观现代南斯拉夫的动荡，没有比这座穷而性感的城市更好的纪念馆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节点包括一八六○年纪念碑、旁边的莫斯科咖啡馆。她给自己设定的第一站是要去帕维奇常去的咖啡馆、他教课的大学校园、他的出版社，这一路上，却不得不经过安德里奇、普林西普的时代痕迹，这让她意识到：“贝尔格莱德的橱窗好像一架望远镜，让人看到它被全世界有意冷落的那些价值观。”

　　从一本书出发，读者所能到的最远的终点就是起点：写作这本书的环境。是为第二站。为了拜访作者的遗孀，她走进了帕维奇的书房，在放着老烟斗的翻盖小写字桌旁，和美艳依然、伤感依然的帕维奇夫人聊起轰炸时的那些夜晚。

　　第二年，第二次拜访时，旅行者和目的地就会变得彼此熟稔。她带了一只青苹果送给帕维奇夫人，然后在帕维奇做梦的那张床上体会了捕梦的片刻，最后竟真的睡着了。“一个读者疯狂的梦想实现了。”

　　这位读者得以在塞尔维亚的历史和现实中渐渐领悟帕维奇用隐喻和奇想编织的故事：《哈扎尔词典》写的是塞尔维亚人的转世。她也决定跟随，故而将伊斯坦布尔设为第三站，住在小说中的那间著名酒店，探访拜占庭的痕迹，留意犹太人的社群。循着阅读的脉络，在旅行中回溯了伊斯兰教的静谧精致、东正教的严肃幽远，以至多神教时代古希腊式的原始优雅。再沿着摩拉瓦河谷去寻小说中写到的撒旦住过的修道院，以及墙上那魔鬼画的壁画……道路从此就粘在她脚下，从国王古道直接走进帕加农古城……从荷马的出生地，到圣母的临终小屋，最终跟随书中的佩特库坦和卡莉娜走进三千年前的古老露天剧场。

　　有时地理帮助一个读者读懂一本难懂的小说；可事情是双向的，有时一本值得为它花几年时间的好小说也帮助一个读者读懂一些山河岁月。

　　读者变成行者，以书为图鉴，其实是顺其自然的事。

　　挑选一本旷世奇作作为起点，你就可以一路顺行，只有下一站，没有所谓目的地，这样就可能径直走回到三千年以前。像她那样。

　　逆行：从行者到作者

　　现在我们来看看她：

　　三十二岁在斯特拉斯堡的留影中，她穿着碎花长裙，顺滑的长发及腰，干净的公主袖白上衣。像所有为了国外旅行精心打扮自己的游客，甚至对着镜头有意识地拉起裙角，让长裙更有翩然之姿。她笑得很斯文。

　　五十六岁在废弃的塞尔维亚火车站里，她爬上爬下，已有了印第安纳琼斯式探险者的身姿：麻花辫，连衣裙，从脸孔到四肢全都晒得黢黑，旧匡威板鞋，满手绿锈—那是在三毛钱一吨当废品卖的一九二二年出产的旧火车里里外外蹭来的，沾染了被遗弃的历史沉渣。她笑得很疯，不遮不掩。

　　倘若一个人在近三十年的时光里持续长途旅行，她的身上会发生哪些变化？看得到的还好办，有照片为证—你会发现，在前十多年的旅行中，她拍的最多是自己的脚丫子：阳光中的、酒店床上的、印度庙宇花瓷砖地板上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她是独自旅行。她当背包客环球世界的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和自拍杆呢。最早的跨国旅行要追溯到一九九○年，她第一次应出版社邀请去日本，之后，每年三月开支的海外版税促成了一次又一次洲际旅行。

　　所以，旅行的起因与其说是读者爱上了书中的世界，不如说是作者有了钱？如果你这样想，显然高估了稿费和版税的数量，更大大低估了知识分子的品位和毅力。幸好，这位作者/行者已用图文的形式记录了各种穷游的感受，足以打破你的误解。

　　你几乎看不到她吃大餐，也不可能看到她像美食作家那样描述米其林三星餐厅里的一次四小时奢筵。她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咖啡馆，寻访过圣地麦加—史上第一家咖啡馆的所在地，去过伊斯坦布尔的佩拉饭店里阿加莎·克里斯蒂逗留过的咖啡座，在爱尔兰喝够了加威士忌的咖啡，在马来西亚槟城爱上了白咖啡，还有意大利的玛奇朵，维也纳第一家咖啡店里的带渣老式黑咖啡，哥斯达黎加的咖啡农场，歌德改小说的店里“被牛奶弄脏的咖啡”，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读书君子们的咖啡馆……甚至在光临马桶间的时候拍一张门板上的诗歌的照片。这些咖啡馆里的小故事收录于《咖啡苦不苦》，如同一张张明信片，寥寥记下镶嵌在各种文化、年代的缝隙里的感悟，是她寄给自己的纪念品。

　　你也看得到她的住宿地，几乎没有五星酒店，反倒有很多冷得要死的修道院、简陋得只有一张床的青年旅店，她甚至巴不得在潮得滴得出水的喬伊斯圆堡里过一夜呢！在很多城市，她借住在朋友家，或者说，她和借宿地的房东成了朋友。慕尼黑的海伦娜，极地的海蒂和阿尔玛，法兰克福的吉瑟拉，托斯卡纳的克里斯蒂娜，在浴室里放镜子的前狂飙派少女芭芭拉，翡冷翠青年会馆里离婚后环球世界的外婆索尼娅……她与她们交谈，吃她们做的饭菜，陪她们的儿女唱歌。这些故事都收录在《今晚去哪里》中，每一个故事都像短篇小说，每一位房东、友人、路人都向她披露了特有年代里的私人历史。

　　你当然可以拿一本她的地理阅读作品，作为出行时的参考。但那不是攻略。

　　大部分情况下，你在她的文字里看到的是艺术和现实的叠合—在圣彼得堡火车站轨道旁幻见了安娜·卡列丽娜的身影，在镰仓感悟七百年前武士家族兴衰中的暴烈与禅意，在维也纳第十九区触摸到了弗洛伊德诊所里的红沙发，在捷克的犹太老城里想象卡夫卡，在多瑙河畔不断修正茜茜公主的形象，在莱茵河畔的雪堡里想念十六岁时抄写过的海涅诗集……

　　她带着年轻时没有读懂的《尤利西斯》，从圆堡到芬恩咖啡馆，随着布鲁姆日的人群，暴走二十小时，走进了天书的字里行间，几乎把爱尔兰走遍了！实际的行走，反复的阅读，将乔伊斯看到的世界性未来、叶芝不加克制歌咏的凯尔特传统、贝克特悲喜难辨的等待场景、意识流小说对现实的逼真复刻……尽然勘透，著成《驰想日》。只有到这时候，“地理阅读”的概念才渐渐成熟，读者陈丹燕、作者陈丹燕在人文主义旅行中终于成长为一位独特的旅行家：行者陈丹燕。接下去的二○一三年到二○一六年，她用更通透、更放肆的方式读懂了《哈扎尔辞典》，著成《捕梦之乡》。

　　如果说前十年的旅行是散漫的，自由的，带着读者身份的朝圣，那么，从二○○五年到二○一六年的后十年旅行则是聚焦的，自控的，持有作者的自觉，并展现出资深旅行者有条不紊的追索能力

　　很像是，猎物变成猎人的过程。

　　被文学捕获后反哺、反追成猎人。这样类似的变身很多，比如：哲学家罗兰·巴特在普鲁斯特、苏格拉底、萨特、勋伯格、歌德等人的字里行间探讨恋爱的文学，以及文学的恋爱，故而著成《恋人絮语》：

　　出于一种奇特的逻辑，恋人眼中的情偶反复变成了一切（就像秋天的巴黎），同时他又觉得这一切中似乎还含有某种他说不清的东西。这就是对方在他身上造成的一种审美的幻觉……

　　巴特用逻辑推理的手法得到结论：恰是因为恋爱者爱的是整体，“整体就不可能不缩小”，因而，恋爱最终证明的是“整体的不足之处”。

　　那么，在近三十年间持续带着心仪的书去旅行、并写下自己的文本的她，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爱，又见证了怎样的“不足”？

　　旧金山。俄罗斯裔神父引荐她看到了菲尔道特神父笔下的圣母像，而那正是上海襄阳路长乐路路口的蓝顶教堂外最初的壁画—那是她从小到大天天路过的地方，只能看到雪白的墙壁。

　　都柏林。在布鲁姆日当夜的酒吧里，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小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唱起Dirty Old Town，都说是自己二十年前唱的歌。那是“曾经冲上街头，举着标语或者旗帜，反抗上一代人的谎言，或者战后生活方式，以及庆祝佛朗哥终于老死”的一代人，“无论他在杜塞尔多夫，她在圣地亚哥，还是我，在上海，我们都有过一条旗帜般的喇叭裤”。

　　维也纳。因为那部经典的《茜茜公主》，她怀旧地想起新光电影院里播放的内部资料电影。“学欧洲文学史时候的名著参考电影，如《红与黑》《叶普盖尼·奥涅金》《牛虻》《脖子上的安娜》和《简·爱》；对文科学生开放的解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如《尼罗河上的惨案》《铁面人》；作为内部参考的资料电影，如《翠堤春晓》《鸳梦重温》《巴顿将军》。”时隔多年，她终于抵达了真实的茜茜公主生活过的地点，从偶像到史实，从影视到现场，反溯了艺术形象的创造过程，也同时反思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迷恋的真相，却也迎来了自己和八十年代茜茜公主的分离：“我眼看着说中文的她，像落在坚硬的大理石地上的玻璃杯一样，啪一声碎了。”

　　这不是出于爱，又是什么呢？像暗恋者，她终于追到爱人的领地，毫不介意这段爱跨越了时空，跨越了年纪的增长，就那么痴情地追到底。甚至为了所爱而痛苦。哪怕物是人非。几本书中提到过的书、音乐、电影、绘画、雕塑乃至艺术家本人……全都是她恋爱的对象：曾经秉烛夜读，但又总觉得隔层纸，仅仅在情节中揣摩、模仿，怎么爱都仍是隔靴搔痒的对象，半生不熟，夹杂了很多幻想和猜想的解读，或者说，不可避免地有所误读，尤其是自意识流小说之后的那些西方文学。

　　当然，最初的教养是不会有错的，否则，她不可能在优雅的公寓顶层设身处地去感受茨威格小说中的幽会，钥匙串的碰撞声，高跟鞋踩在老瓷砖台阶上的脚步声。如果说在维也纳追寻茜茜公主行迹的过程是一次对恋爱的怀缅，那么，在都柏林一步步读懂乔伊斯和贝克特、在塞尔维亚一步步走近斯特凡的过程就像是一次恋爱的起始，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一次又一次邂逅中确证彼此的可知、可爱。

　　从无以共鸣的状态，进入痴情表白，抵达源头，用各种方式触摸与所爱者相关的一切，尽可能依附在那种声色光影里，完成暗恋者的终极移情。只有这样，爱者才能对“不足”进行自我顺势疗法。

　　没有妒忌。因为所恋之人（以及书中人物）的不在场，也不会有争执。在这些近似恋爱的追随文学的旅行中，只有“有节制的醉”。

　　出于某种恋爱者的洁癖，她或许省略了很多旅程中的失望、沮丧（在印度的旅行中她轻描淡写地带过了），甚或谐趣的附庸风雅（在都柏林听作家们朗读《尤利西斯》而根本听不懂的片段大概应该算吧），或许只是发自内心的忘了。书写就像是她给自己的洗礼，郑重其事，将被爱的一切供奉于白纸上的圣堂。

　　坦白地说，她去看世界，最初的大半初衷是为了逆行：走向过去，以及过去的过去。

　　过去，以及过去的过去，会在某个时空节点达成神秘的loop（环形循环）。文化、宗教、艺术在无数次迁徙中，终有交汇的刹那。幸运的是，她刚好在场，而且善于书写，把旧金山的巧合、都柏林的意识流分析、维也纳的回想……写在自己的书里。这个loop是因她而完整了。

　　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她，自己的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校园，是尚未开放的七十年代黄浦江畔在父亲办公室里耳濡目染的世界。在不得不在拉起窗帘、门户紧闭的老房子里听古典乐黑胶唱片的年代里，埋下了太多似是而非的情种，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愫亟待验明正身，像一只巨大的推手，把她推向了全世界。

　　过去的过去，百余年前的艺术世界，就是她所爱的对象所处的坐标，被她定位在此生所能抵达的世界各地。从十九世纪欧洲小说，到弗洛伊德之后的现代小说，再到与当代国际政治形态息息相关的东欧小说，这一路下来，她几乎就是在给现当代文学史作脚注。

　　名副其实的脚注。以双脚暴走的旅行。以逆行的思绪为动力的前行。

　　这些书，或者说，我们一生能读到的书，岂不就是我们自身记忆的载体？她追索这些文本，让载体的承托力发挥到极限，打通一个人—甚而一代人—在大国历史中的命脉。更妙的是，作为读者记忆的载体，同时也是作者记忆的载体，在书的出生地寻访作者的生平，叠加这双份的载体、双份的记忆，甚至双份的感官体验，正是这些旅行的迷人之处。

　　她像一个始终在学习的使者，自觉地承担了阐释者的重任，反复阅读，加深理解，渴望以朝圣般的行走，只求能亲历她崇拜的对象所经历的时空。这无疑是有宗教气质的一种自我教养。

　　罗兰·巴特说得对：心满意足的恋人压根不需要写作、传达和创作。只有无法满足，才愿万里跋涉。她以读者的身份去爱，以行者的姿态去追寻爱，再以作者的才情去表达爱。

　　LOOP：往复重生，互文无限

　　环球旅行积累的不仅是航空里程数，还有品味、渴求更精准的目的地。

　　还有自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一个背包客、三十三岁才拥有护照和第一枚签证的中国作家已在国内外旅行了二十五年。新世纪开始后，她学会了另一种隐世技巧：在吵嚷着奢侈购物的旅行团的边缘，谨慎维护中国知识分子的姿态；或是，走到极少人能抵达的极端。

　　比如：北极。

　　并没有太多作家把自己送进北极圈里，在等待极夜结束的时光里，把自己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好，再用几近母性的柔情去描写碎裂的冰盖，去哀叹全球污染留下的脏雪，去拍攝永远无有雷同的冰晶，去全球唯一一个主动淹没自己的房间……在这次极具人文关怀的旅行中，诗意遭到现实的最严峻的挑衅，她慨叹如今的地理老师只能在高科技的帮助下，转述极地、自然分崩离析的消息。她担心全世界地理老师内心的安宁和幸福的指数。

　　在北极，她选择阅读《创世记》。这个在无神论家庭长大的上海女生十九岁才开始读《圣经》，一直视其为神话文本，此时却仿佛置身于信仰源起之境。北极的消融，让创世的大洪水具象为“从一片雪花融化开始的”。所有的旅行中，只有这次必须牺牲大部分的感官，她更多的是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漫天飞雪没有让她沉沦在浅薄的浪漫中，领教了凛冽的寒冷，也经过了末日种子仓库，极地科学家的自信让她确信自然本身就蕴含了信仰。

　　要在地理上走到世界尽头，在心理上逾越了世界末日的恐慌—要这样走一遭，她才算真正认识了自然，检点北极的日月、星辰、超市、教堂、自杀的人、无辜的熊、用滑雪板独自旅行的中国工程师、我们自身潜匿的该隐……

　　光照见了孤独，照见了欲望。她在深夜大静大悟，继而感慨地想到：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探险家阿蒙森和卡夫卡、贝克特、波德莱尔是同时代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在雪白的大地和稿纸上，不约而同书写了人类现代文明必然的荒诞。

　　旅行途中，她的衣裳和行李都越来越轻简，甚至破旧，头脑和身体却越来越明朗、开阔。只有书是必须要带的。每一段旅行，都能对应一位艺术家及其作品，或是一本书，或是很多的画和雕像—这份随身行李，无穷重，也无穷美。

　　洲际旅行锻炼了这位（以貌取人的人会误以为纤弱无力的）女作家。仿佛带着望远镜、显微镜和所有感官的自如游走渐渐娴熟，她在宏观的艺术时空里，为自己找到了无数的微观视角。“微观解放了宏观不得不强化的逻辑性，微观似乎意味着无数从原点到目标的无数次出发，层层叠叠的可能性，时空倒错的可能性，小的裂隙造成的独立世界，这些都是旅行世界中微观带来的。”这是她在《我的旅行哲学》中阐释的知识分子旅行家的心理学：目的地应该是心灵世界，去拜访一个完整的自我，学会与自我相处。她坦白地给出自己难以割舍的各种利器（从相机到枕套），更坦白在呼吁我们在旅行中尽可能放弃物质性的负担（哪怕是甜蜜的礼物）。

　　旅行中，她屡次得到命运女神的恩赐，收获旁人无法企及的巧合与洞见。这样的旅行也滋养了她永恒的主题：上海。因为异乡往往最能勾起我们对故乡之美的重视。三十多年前，她在电台主持节目，声音纤细、缓慢、敏感；她的儿童文学是清澈的、乐观的；她以上海女性为题材城市小说是伤感的、残酷的。事实上，她最知名的非虚构系列《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成为和平饭店》《公家花园的迷宫》恰恰是与环球旅行同时并进的。她在恰好的年代，做了恰好的功课，用恰好的克制和放肆，从最熟悉、最深爱的城市起步，再把眼光投向全世界。

　　直到现在，她已可以用色彩，用米香，用音乐，用电影，用千年废墟，用文学和美术作品为线索，制作“陈丹燕的私人世界地图”。甚而在二○一六年成为两个国家友好往来的纽带，拥有以她名字命名的旅行路线，二○一七年成为在塞尔维亚执导第一部中国与塞尔维亚合拍电影的中国作家。

　　其实，所有的读者和作者都经历过两个神秘国度的旅行。

　　一是巴别塔。因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要仰仗母语之外的语言才能被更多人理解。她确实一直惦记着那些了不起的汉语翻译家们，正打算为他们写点什么。而这，势必又将带来更多的旅行，但这次也许不需要买国际机票了。老翻译家们的故居，离她的老家是那么近，简直不能不让人想起那个小孩儿都懂的寓言：满世界找宝藏的人终于在自家后院找到了宝藏。

　　二是想象力。任凭沧海桑田，读者和作者都在文字铸成的想象力的锁链里一环扣一环。斯蒂芬·金想象着托尔金想象过的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薛忆沩想象卡尔维诺想象的马可·波罗想象的城市。青山七惠在托马斯·曼虚构过的威尼斯虚构日本夫妻的旅行。陈丹燕在帕维奇曾经捕梦的床上捕梦……这样的锁链一环扣一环下去，就像无数次中转的航班，密密麻麻的航线构成世界文学的版图。

　　她也不例外。在具象的世界地图、定制的私人地图、终极的巴别塔和想象力中旅行中，跨越体裁和语言，写下了一段又一段漫长的互文。

　　走到最后的人，必将抛开地图。就像在极点的人不再需要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