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

　　

一

　　一九六○年代初，当郑麐列举自我缺点，写到“不能忘我，尤其是对自己的专题研究常念念不忘，唯恐殁世不能全部完成计划”时，他大概猜不到后世记住自己，并非因为他的那些最终石沉大海的专题研究，而是通过一枚藏书票。

　　这枚藏书票长十一点七厘米，宽八点二厘米，内圈为黑底白竹，外圈凸版刻制。右上写有“温故而知新”，左下落款“郑麐相衡珍藏”，图案外围三面环绕梅花，下方按照西洋藏书票的制式，标记“EX LIBRIS CHENG LIN”，即“郑麐的藏书票”。

　　藏书票是十五世纪德国人的发明，他们把图案、姓名以及拉丁文EX LIBRIS（我的书）印在小纸片上，再贴于图书的封二页，宣示对书的主权。藏书票和中国传统藏书章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也不完全一致。前者以图为主，是贴上去的；后者通常只有字，是印上去的。日本藏书票的先驱斋藤昌三考证认为，日本在十五世纪也有类似的东西贴在书上，不过日本的所谓“古藏书票”同样全部是文字，写着一些仪式性的话，没有图案。这些“古藏书票”上的文字与西方藏书票图案之间的差异，不比藏书章上的篆体字与图案之间的距离更小。

　　在藏书票发明之前，欧洲贵族还有请工匠把私有藏书装上皮面硬封，再压印书名、姓名和专属纹章的传统。此法虽然考究，但不及藏书票便捷经济，也没有那么多图案。所以，藏书票這个“纸上蝴蝶”在后几个世纪逐渐流行起来。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它和兴起于欧洲的“三大艺术运动”相遇。这股艺术潮流强调装饰美，志在打破艺术与手工艺的界限，客观上促进了欧美藏书票文化的普及和繁荣。其时又恰逢中国学生留洋和回国高峰，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留学生把藏书票文化带回了国内。

　　关于这枚藏书票的票主郑麐，可寻得的资料非常单薄。公开出版物中以他为主题的文章大概只有两三篇。一篇是上海图书馆张伟先生的千字随笔《谁人识得郑相衡》（《满纸烟岚》，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勾勒了郑麐的基本生平。张伟特别引述王元化的文字，说郑麐“精通英语，造诣精深，曹未风翻译莎剧时常向他请教。毛选的重要英译多出自他的手笔”。另有两篇研究郑麐翻译思想的论文，讨论的是郑麐一九四九年前的先秦译作。因为这个情况，郑麐模糊的身影下挂着两个标签，一是“国内被人遗忘的精研古代历史哲学、英译先秦古籍的学者”，一是“中国文人中最早使用藏书票的先行者之一”。

　　所幸几番找寻，以诸种零散线索相拼贴，郑麐的人生轨迹慢慢析出一些画面来。

二

　　郑麐，字相衡，一九○一年九月三日生于广东省潮阳县沙陇乡东仙村。清末民国初年，沙陇郑氏是上海潮州帮的三大姓之一（另两个是铜盂郭氏、成田溪东陈氏），他们主营商贸、棉纺、房地产和金融，郑麐的父亲郑柏走的也是这条路，他是上海信孚钱庄的老板，也是鸿章纺织染厂的股东。据郑麐回忆，其父“好学自修”，对教育非常重视。郑麐上学后，每逢暑假，父亲必聘请教师为其补习。对孩子学业的重视程度，丝毫不逊于当代家长。郑麐也很争气，从小就爱读书，且学习优秀，待一九一九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进步更为迅速，特别是对哲学和社会科学感兴趣。三年大学读下来，郑麐感到圣约翰的功课已经没什么挑战性了。一九二二年美元兑换价格最低的时候，有银行家家族基因的郑麐旋即转到哈佛大学继续学习。在哈佛读了两年，又因成绩突出，郑麐得以免除毕业考试获文学学士学位，并于一九二四年考入牛津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

　　一九二五年，清华大学向郑麐发出了邀约，请他回国参与创建清华政治系。这个时候郑麐刚在牛津读了一年研究生，原计划两年毕业。郑麐选择了放弃修完学位，径自来到清华大学。清华政治系虽然是一九二六年建系，但并非没有根基。一九二○年学校就成立了政治学研究会，相当于学习兴趣小组，余日宣以及比郑麐早一步到清华的钱端升已经是政治学研究会的指导老师。一九二六年政治系成立时，清华共延聘了五位教授。分别是系主任余日宣，哈佛博士钱端升，哥伦比亚博士刘师舜和金岳霖，以及牛津肄业的郑麐。

　　现在讲起郑麐，常说他是清华政治系首批教授，此言不虚。但从系内师资情况看，郑麐显然不占优。接下来，郑麐做出了一个挺令人意外的决定：一九二七年二月，他辞去清华教职，回到上海结婚，然后在家待业了一段时间。一九二八年八月，郑麐觅得外交部特派员公署秘书兼科长一职，工作地点在广州。但干了一年半不到，又再次赋闲，他先在广州短暂居住，后回到上海。

　　郑麐这第二段无业状态时长两年零三个月。一九三二年，他写信给当时的铁道部长顾孟余，希望能求得一份工作，继续为国家服务。顾孟余早年做过北大教务长，广东大学校长。一九二六年学而优则仕，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一九三二年任铁道部长。郑麐和顾孟余相识于欧美同学会，郑是小辈。顾孟余人很好，欣然接受了郑麐的求职，让他做了南京铁道部秘书，并很快升任参事。郑麐也真是个书生，他分别于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七年出版了两部英文著作：《中国铁路概论》（The Chinese Railways： A Historical Survey），以及《中国铁道史》（The Chinese Railways Past&Present），很显然是在南京铁道部的主要成果。

　　一九三五年三月，郑麐再一次辞职了。同年五月到九月，他还短期担任外交部特派员，到国外考察使领馆工作。之后待在家里，整理出版两部铁路专著。上海沦陷后，郑麐来到重庆，于一九三七年六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担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专门委员。

　　郑麐是怎么进资源委员会的，目前还看不出来，但有两条线索可以参照。一是比郑麐大两岁的资源委副秘书长钱昌照也在上海长大，一九二二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比郑麐早两年进牛津，不排除他们原本就熟识。钱昌照做过蒋介石的秘书，是资源委的实际控制人。另一条线索是，一九三七年，资源委员会组织过上海民营企业内迁，这和郑麐入职时间非常接近。这次民营企业内迁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一直到一九四○年底，资源委员会转移了民营企业六百多家，转移技术工人近三千人，深刻改变了战时中国经济布局。endprint

　　郑麐在资源委员会干到一九三九年，离任不久，去昆明做了新华银行昆明分行的经理。就这样，他从一个外交部、铁道部的行政官员，到经济行政部门的专家，接着转身为金融人士了。郑麐在新华银行昆明分行一直工作到一九四四年。

三

　　郑麐参加工作后，辗转于上海、广州、南京、重庆、昆明等地。一九二七年，二十六岁的郑麐从清华辞职回到上海，与曹淑媛结婚。

　　曹淑媛与郑麐同岁，也生于一九○一年。曹家发迹于曹淑媛的祖父曹子实，据罗元旭在《东成西就：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与中西交流百年》一书中记载，曹子实三岁丧母、十岁丧父，流浪到上海后，被美国传教士蓝柏（James William Lambuth）夫妇收养，后带到美国，还参加了南北战争，作为南方部队的随军卫生员学习了一些医疗知识。一八六九年，曹子实回国来到苏州，创办了苏州最早的教会学校博习书院。博习书院后来和孙乐文创立的中西书院合并，于一九○○年定名为东吴大学。为了纪念曹子实，一九三○年东吴大学将新建的一座宿舍楼命名为子实堂，目前还在苏州大学校园内。

　　曹淑媛生长于上海，一九二一年从著名的中西女塾琴科专业毕业，一九二○年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一九二六年毕业。她是中国第一位管风琴手，曾任上海国际礼拜堂的管风琴师。曹淑媛回国后，在中西女塾当了一段时间的音乐老师，然后转至华东师范大学音樂系教授钢琴和管风琴。一九五七年南京艺术学院成立后，她又到南艺教书，直至一九六五年退休回到上海养老，一九九五年去世。华东师范大学校史信息网上，至今还挂着一张一九五四年八月三日“华东师大音乐系欢送第一届专修科毕业同学师生合影”，对应着网页上的人员座次，我们有幸窥得郑麐夫人的真容。这时候的曹淑媛五十来岁，相片虽然不清楚，但看起来五官端正、身材匀称。

　　郑麐和曹淑媛有一子一女，哥哥郑静生和小一岁的妹妹郑静渊。然而，郑麐和曹淑媛在结婚十多年后离婚了。郑静渊在《祖孙三代中西校友》中回忆这段家庭史时，这样说道：

　　母亲于一九二七年与郑麐在上海成婚。那次是一个双婚婚礼（Double Wedding）。另一对新郎新娘是中西一九五一届陈国凤的父母亲。母亲婚后生了一男一女。但是由于父母双方性格不合，于一九四一年正式离婚。她未再婚，多年独居上海。每当母亲有家庭问题时，是外祖母给予她无限的安慰和精神支持。

　　这也是郑静渊在回忆文中唯一一次提到父亲郑麐。

四

　　一九四九年，独身了约十年的郑麐与后来担任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妇产科教研室主任教授、上校军官的李瑞林医师结婚。对大部分人来说李瑞林这个名字可能比较陌生，甚至会有遐想：留洋书生郑麐与解放军女上校是否真的情投意合，还是因时势所限，温吞凑合？毕竟这段婚姻开始于知天命之年。

　　但情况并非如此。

　　李瑞林，一九二九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一九三○年起，赴美、英、德、法、意等国游学进修；一九三三年回国，在南京、重庆、湖南、贵阳等地创办妇产科医院和助产学校；一九四五年再次赴美，任美国长岛医学院妇产科特约教授；两年后回国，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前身上海同德医学院任教授，并协助学生创办上海电业医院；一九五三年，李瑞林任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妇产科教研室主任，位二军大首批九个一级教授之列，且是唯一一名女先生；一九六一年，她加入解放军，直接被授予上校军衔。这在那个对女军人授衔控制极严的年代，实属罕见。当时绝大多数的高级女军官，都是开国将领的夫人；此后，李瑞林一直在二军大教书，直至一九八八年去世。

　　郑麐和李瑞林如何相识，不得而知。二人的职业差异不可谓不大，郑麐醉心于先秦诸子的整理和英译，经常待业在家。而李瑞林是妇产科大专家，还积极创办医院和医学院，从履历上看当是女强人。一九四九年二人结婚后，身边应该没有子女，虽然李瑞林是妇产科医生。

　　故事发展到这里似乎进入平缓期，但意外发现的一样东西，带给我莫大惊喜。李瑞林居然也有一枚藏书票，且造型和郑麐的竹梅藏书票成双成对。这不仅可以进一步确认竹梅藏书票的制作时间，还让我们隔着大半个世纪的时空，触摸到郑麐和李瑞林在那个年代所共享的浪漫。

　　因为票贩子开价骇人，我实在下不了手买入这枚李瑞林的藏书票。但毫无疑问，这枚藏书票与竹梅藏书票一样大。郑麐和李瑞林夫妇，按照各自专业旨趣，一个图是修竹，一个图是观音送子。郑麐钻研先秦诸子，题签“温故而知新”；李瑞林则把医学事业拔到新的境界，相信“仁者必寿”。落款一为“郑麐相衡珍藏”，一为“李瑞林珍藏”，再在下方标注“EX LIBRIS”和各自英文名，堪称珠联璧合。

　　郑麐与曹淑媛一九四○年前后离婚，与李瑞林一九四九年结婚，李瑞林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七年不在国内。从大概率看，郑麐和李瑞林藏书票的制作时间应该晚于一九四七年，甚至是一九四九年之后。如果这个判断基本合理，单就这枚藏书票而言，郑麐并不算“中国文人中最早使用藏书票的先行者之一”。

五

　　时间退回到一九四四年，郑麐辞去新华银行昆明分行经理一职后，没有马上返回上海，而是来到重庆北碚。经顾颉刚介绍，认识了杨家骆。不知道是不是有意想对标王云五的《万有文库》，杨家骆设计了一套书叫《世界学典》。由杨家骆与世界书局合作，世界书局负责筹集资金和出版，杨负责找人写书并编辑。所有中国辞典馆和中国学术百科全书编辑馆出版的书，仅仅是《世界学典》里的中国部分。郑麐醉心于先秦遗著整理翻译，经顾颉刚撮合，从昆明来到北碚，专事先秦诸子整理和英译，供杨家骆编辑出版。

　　从此以后的近二十年间，郑麐没有再从事正式工作，而是稳定地做着先秦遗著研究和翻译，只是生活地点随着杨家骆编译馆的搬迁，回到上海。即使放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存史上看，这恐怕都是比较独特的生活方式了。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无论中外，历来依附于大学或研究机构，因为学术产出的经济效益低。已故的当代法理学教授邓正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硕士毕业后放弃工作，待在家里翻译市民社会理论与哈耶克著作，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现在看来，郑麐四十多年前就是学术个体户了。endprint

　　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九年，除了之前提到的两本铁道专著外，郑麐还在世界书局出版了六本书，分别是：一九四五年的英译《孙子兵法》、英译《燕丹子》，一九四七年的英文专著《中国古籍校读新论》、英译《处世箴言》，一九四八年的英译《新编古籍四书》，以及一九四九年的英译《道德经》。

　　在上述英譯先秦著作中，翻译只是成果的一小部分。我们可以通过郑麐在《中国古籍校读新论》附录中对他研究计划的介绍，来窥探这一工程。

　　郑麐以班固《汉书·艺文志》和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中勘定的春秋战国时期著作为基本，共一百零二种，同时以清代以来注本、辑本为参考，拟定了“英译中国古典丛书”的全目，也是他念念不忘的“专题研究”。郑麐打算一个人完成，具体工作方式为：

　　英译中国古典丛书整理译述之步骤，为先据各注本辑本校写为白文、重订其次序，并分段标点，然后译为英文，译毕以中英文长序一篇分冠中文白文及英文译本各书之前。中文长序考论书名作者之时代真伪诸问题，于著录之经过，传本之异同，籍卷之分合，注辑之家数，及其在学术上价值，概举其要。将来中英序除分冠中英文本各书之前外，别录成册，以为“书录”。（《中国古籍校读新论》，世界书局1947）

　　郑麐当然知道艺文志所载先秦著作有真伪之分，他采取的办法是“英译中国古典丛书，于稀罕所传今存及有辑本之春秋战国遗籍，无论真伪，概行整理译述，而于序言中论其真伪及价值诸问题”。以郑麐一九四八年编译的《新编古籍四书》为例，分前言、绪论、译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前言介绍《四书》的历史地位。绪论分成三个小部分，分别是《四书》的历史背景，包括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儒”的由来以及孔孟生平；《四书》各文本介绍及作者介绍；《四书》欧洲语言译本情况。译文之后的附录则包括参照表、专有名词总表和各版本勘误表。

　　这些中国古籍，有些是第一次英译，如《处世箴言》《燕丹子》，有些西方已经有好多译本了。之所以要在已有西方译本的情况下重译，源自郑麐的判断和抱负。他觉得西方人的译本给西方读者造成错觉，似乎中国哲学不过尔尔，没什么艰深之处，如黑格尔、德里达就持这种观点。为了改变西方人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歧见，郑麐要重新翻译它们。而且不仅是翻译，还有勘定和导读。先秦著作勘定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旧学”，导读和翻译则是把中国古典思想重新置于现代和世界语境之下。

　　郑麐的工作是极细的，甚至是不经济的。比如在翻译之前，他首先确定这个著作在欧洲语言中已经有多少个译本。以《四书》为例，他统计认为，截至当时，《论语》有十七种译本，《孟子》有五种译本，《大学》有十四种译本，《中庸》有七种译本。这些译本不光是英语，还包括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现在有研究者借助信息化手段发现，郑麐当时的统计存在错漏。但可以想象，这种统计的工程量，以及对全世界相关专业信息的把握，要求极高。而郑麐所采取的整理研究方式，也逼迫他必须注重书籍的收集和保存。竹梅藏书票上标记“珍藏”二字，应当是情真意切毫不夸张的。

　　相比较而言，比郑麐小十几岁，却牵引着郑麐工作的杨家骆完全是另一种性格的人，从他给郑麐《燕丹子》写的序中就能读出不一样的精神状态：

　　今考小说家称先秦遗籍，惟《穆天子传》《燕丹子》存，潮阳郑相衡先生以英文译先秦诸子，骆请其于小说家取此二书，然《穆天子传》多脱缺，地名亦待于考订……相衡先生以为不如先事《燕丹子》为愈，因取北泉山馆藏平津馆本付之，不数日，译成相示，骆惊其速，以有每译本皆为撰序之约，因考其本事之年代，及传本之真伪，以报其专勤。先秦子书，译为欧洲文字者多矣，而《燕丹子》则自相衡先生此译始，故骆为序以祝，亦何敢吝其言之详乎？

　　杨家骆的这段序很有意思，信息量大。首先，杨家骆虽然听说过《穆天子传》和《燕丹子》是先秦小说家的两本代表作，但他显然不知道《穆天子传》残缺不全，而是一开始就让郑麐把两本书都翻译出来。经郑麐解释，他才让郑麐先翻译其中一本，即“先事《燕丹子》为愈”。其次，郑麐翻译的《燕丹子》版本是杨家骆提供的，虽然是杨家骆藏书，但杨自己看没看过不清楚，倒是郑麐翻译速度很快，“不数日，译成相示”。再次，杨家骆虽然读书不精，但掌控力很强。他和郑麐约定，以后郑麐翻译的每本书都由杨家骆作序。最后，杨家骆其实并未搞清楚郑麐醉心先秦英译的根本目的，郑麐是讲求中国人翻译中国书，避免外国人的误译误读；而杨家骆则赞颂郑麐“译始”，开了先河。

　　杨家骆去台湾后，郑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间独力继续《英译中国古典丛书》。然而，这项工作的成果最终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信息表明郑麐后期翻译的作品还留存在这个世界上。

　　一九七七年，郑麐去世。

　　竹梅藏书票并非郑麐唯一一种藏书票，目前流传在世的还有另一款。这枚比较跨界。从内容上看，它是藏书章，篆刻“相衡郑麐藏书之章”。但郑麐显然有藏书票的知识背景，他把这枚印章图案复制下来，贴在书上，形式上又相似于藏书票。它形成于何时还无确切证据，如果竹梅藏书票制作于一九四九年郑麐与李瑞林结婚前后的话，考虑到后来的动荡岁月，这枚制作时间早于竹梅藏书票的概率较大。

　　我看到过一些贴着这枚藏书票的书，其中有两本英文书，一本是《约翰·拉斯金论音乐》，另一本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不禁联想，它们是不是郑麐早期分别买给第一任妻子曹淑媛，以及孩子们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