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

　　汪曾祺写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三篇小说《羊舍一夕》《王全》《看水》，是有些独特气质的—不同于之前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复仇》《老鲁》《庙与僧》《鸡鸭名家》《职业》《戴车匠》《异秉》那一批小说，也不同于之后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这些所谓汪曾祺复出后的“成名作”。

从前

　　作为沈从文的高足，汪曾祺出手不凡，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写作，到四十年代末，已然是文坛新锐。他的“粉丝”小友们常跑到各报刊编辑部去问：汪曾祺的文章登出来了吗？而文坛前辈，除老师沈从文看好他写作的前途外，郑振铎也夸赞过他的小说，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则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出版了他的小说集《邂逅集》。至此，汪曾祺小说世界的两大板块—高邮和西南联大，已然成型。他的小说，含蓄蕴藉着人道主义的脉脉温情，经由他笔下的工匠、杂役、小商小贩的生活所散布，形成汪式气质—这是作家成熟的标志。所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汪曾祺一把年纪了，却如同文坛新人似的再次“成名”，实在是极“左”思潮，特别的“文革”十年造成的历史断层，隔绝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才造成了那样的陌生化以及“小说还可以这样写”的惊诧。其实，令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小说，几乎都是他四十年代旧作的重写、续写和改写，只不过因为五十年代编《说说唱唱》，颇受民间文学以及老舍、赵树理的影响，这时的小说比其四十年代旧作更为明快晓畅，还似乎沾染了一点飘忽忽的传奇色彩。

　　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八十年代两次成名之间，汪曾祺个人创作出现过一段空白期—五十年代他没写过一篇小说，散文也寥寥无几。“文革”期间除了参与“样板戏”集体创作，没有个人作品。所以六十年代初《羊舍一夕》《王全》《看水》这三篇小说的出现，很突兀，像昙花一现。

　　这三篇小说先是在《人民文学》《北京文艺》上发表，后结集为《羊舍的夜晚》，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于一九六三年一月出版。

儿童

　　写儿童少年，在汪曾祺全部小说中，篇目不少。除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三篇，四十年代有《春天》《复仇》《河上》《驴》《冬天》《职业》，八十年代有《黄油烙饼》《受戒》《晚饭花》《钓人的孩子》《昙花、鹤和鬼火》《虐猫》《小学同学》。其中《职业》一篇，同题写了两遍。八十年代那一版还加了一段曲谱。《职业》篇幅不长，是短篇里的短篇，写一个提篮子沿街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一个早熟的小大人，他不看光景，也不理会那些放学的孩子跟在他叫卖声后面、学一句“捏着鼻子吹洋号”的嬉闹，他规规矩矩、有板有眼地叫卖他的糕饼；忽一日，这小大人放了假，没有提篮，甩着两手走在街上—他走进一条僻巷的时候，看前后没人，忽然喊了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一声喊，这平日负担着生活艰辛的小大人就变回了小孩。这小说让人哑然失笑，旋即又生出心酸的柔情。这短短的篇什所捕捉的人性的意外与常情、所表达的深挚的温情以及结构的自然、叙事的轻倩与机巧，使它即便放在中外短篇小说经典之列，也自有其独特的光辉。汪曾祺自己是很喜欢这篇小说的，否则也不会写了两遍。在一九八七年八月三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职业》我自己是很喜欢的，但读者多感觉不到这篇小说里的沉痛。”可见汪曾祺对于轻倩叙事所反衬的主题的沉重，是有意为之的。

　　有些篇章，虽不是专写儿童，却也有重要的儿童角色，像《庙与僧》中身兼杂役、常挨黄胖和尚打、懵懂而哀伤的小和尚，就令人难忘，以至于再看《受戒》，那个诗情画意里春情萌动的小和尚明海，竟像是可怜兮兮的小和尚做的一场好梦。类似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同题重写的《异秉》这一篇，与四十年代版以“王二”为主角不同，还另有一个与王二平行对照的主角—“陈相公”，药店学徒，比谁都早起，干一切杂役，包括给“先生们”倒尿壶，又老是做错了事，老是挨打。挨了打，当时不敢哭，晚上一个人时才呜呜哭半天，并向远在故乡的母亲说：“妈妈，我又挨打了！妈妈，不要紧的，再挨两年打，我就能养活你老人家了。”这个药店小学徒，也令人难忘。

　　童年，对于作家来说是异常重要的。有人甚至说，作家一生都在写他的童年。汪曾祺小时是个“惯宝宝”，衣食无忧，因为聪慧明敏而又乖巧，被祖父长辈们看重，也为家中女眷喜欢。继母待他也好—晚年继母过生日，汪曾祺在书信里指示弟妹们要给老人家磕头，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生母早逝，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相处的印象与回忆，这个敏感的孩子心里一定会藏着深深的遗憾与伤感，在家族热闹与亲情围绕中也会突然袭来寂寞孤寒之感吧？这，也会是常情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著名作家的汪曾祺“衣锦回乡”时，特地去看望了他幼稚园时的王老师，奉上一首诗，写着：“师恩母爱，岂能忘怀。”八十多岁的老师在他走后哭了好久，说：那时汪曾祺小小年纪好可怜啊，第一天来幼稚园，胳膊上还戴着他妈妈的孝呢！此事汪曾祺写入散文，非常感人。由此也可证其“惯宝宝”也有忧伤。而这一切，使他格外关注儿童，心怀悲悯。

　　待他稍大，走出家门，接触市井—看汪曾祺以高邮为背景的小说，叙事间时常感受到他儿童时代的身影与视角。《戴车匠》，孩子们看着镟刀转动，吐出细细的木花，如书带草、番瓜瓤，带着白檀紫檀红木的颜色、枣木梨木的芳香，等着戴车匠制作出他们的玩具螺蛳弓。《岁寒三友》，炮仗店老板在野地里试验新炮仗，总会留几个给那群跟着跑的兴奋的孩子们放一放、过过瘾。那些孩子中有他！而《晚饭花》及《昙花、鹤和鬼火》里的李小龙，于上学放学路上走走停停、溜溜逛逛，大约就是他童年的化身。童年时代的汪曾祺不仅熟悉自家开的药店里一切规制和丸散膏丹的炮制方法，也对周边的百工作坊抱有很大兴趣，锡匠怎样锔锅锔碗，铜匠如何制锁配钥匙，鸡鸭名家如何凝神孵小鸡、潇洒放鴨子，棚匠糊棚，画匠点睛，风筝这么扎，草帽怎么编……他都写得活灵活现，以致使人不禁遐想：如果他不当作家，也会是个能工巧匠。

童话与现实

　　《羊舍的夜晚》里的几个孩子，全然是一批“社会主义新人”，积极、明朗、单纯。他们不再是旧社会可怜兮兮的药店小学徒、孤零无助的庙里小和尚，也不是提篮沿街叫卖的小大人，他们长在新中国，无忧无虑。他们心思单纯，一门心思扑在钻研各项劳动技能上，放羊的好好放羊，看水的认真看水……在劳动中锻炼、成长。虽然王全是个四十六岁老光棍，但他“许多地方还跟个孩子似的。大家说他偢”。“偢”，有点楞有点傻一根筋的意思，也是单纯，他像“小人国”里的大人、“大人国”里的小人，总之是被童话写作原则给简单化了。三篇小说如清水洗白，如正午的太阳下面没有阴影，干净简单利落。endprint

　　然而童话的现实版是怎样的呢？一九五八年秋，汪曾祺被错划“右派”，下放张家口农科所劳动改造。起猪圈、刨冻粪，这些重活，“真够一呛”，他当时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他咬牙挺过来，后来竟能扛起一百七十斤的麻袋稳稳走上与地面成四十五度角的高坡。他干过大部分农活。他干活细致、有耐心，成为给果树喷波尔多液的能手。他还接受所里任务，画成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他与农业工人们吃、睡在一处。春节闹社火，他用油彩把几个跑旱船的女工打扮得如花似玉，颇为轰动……农科所的工人这样评价汪曾祺：老汪干活不藏奸，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

　　在繁重的劳动改造同时，他也严苛地改造着思想。在一份写给农科所领导的“思想汇报”中，他这样分析自己的“思想问题”：

　　主要是个人主义未能克服干净。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何时分配工作，何时能摘帽子，还时时想到……在所内时想得还更多些，到坝上后，因为工作紧张，想到工作的意义，又经我爱人劝说：“不要老是想到何时分配工作，现在不是已经在工作了么”，现在已经想得较少，或者暂时已经不想它了。二、对于“是不是甘心情愿作一个平凡的人”，即作一个普通劳动者的问题，仍未解决。我对现在的工作是有兴趣的，但觉得不是我的专长。有一晚无灯黑坐，曾写了一首旧诗：“三十年前了了时，曾拟许身作画诗，何期出塞修芋谱，搔发临畦和胭脂”（三十年前，被人称赞颇为聪明的时候，曾经打算作一个画家，没想到到塞外来画山药品种志的图，搔着满头白发在山药地旁边来和胭脂）。我总是希望能够再从事文学工作，不论是搞创作、搞古典或民间文学，或者搞戏曲，那样才能“扬眉吐气”。问题即在于“扬眉吐气”，这显然是从个人的名位利害出发，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对于“立功赎罪”距离更远。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我在从事现在的工作的时候（以前在从事到的工作时也一样），觉得这样已很好。一般的工作，我大概都可以产生兴趣，自信也会勤勉地去工作，领导上、群众也不会有多大意见。这样看起来好像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但实际上是随遇而安，无所用心，不问大事，但求无过，跟党保持一定距离，不能真正产生愉快鼓舞的心情，不能产生奋不顾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的年龄逐渐大了，今年已经四十岁，我很怕我会成为这样的精神上是低头曲背的人。这是一种没落者的情绪。以上所说两方面，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即不能“忘我”，还是个人主义盘踞在心里作怪。我经常还在和这两种思想作斗争，但是实际没有彻底解决。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过程，我很希望领导上在我的斗争过程里给予启发和帮助……

　　这样严厉的自我检讨批判，这样谦卑诚恳的姿态，这样恐惧着消沉没落，这样急切地盼望获得新生—这样的汪曾祺，在随后创作的《羊舍一夕》《王全》《看水》中是不存在的。严酷的现实都被摒弃在童话般纯净的孩子的世界之外；那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又被他一贯的对于百工技艺的喜爱所救赎和美化了。

　　汪曾祺于一九六○年十月摘掉了右派帽子。写成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的这三篇小说里那明朗的积极的调子，大抵源自他摘帽的喜悦。

　　然而那样一段凄苦的劳改生涯，在反映那段生活的三篇小说里，竟真的没有留下痕迹吗？他后来曾经写道，当他被打成“右派”，他理解了金圣叹为什么在被砍头之际还给人写信说：“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又给儿子写信说：“字喻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曾批评说，这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汪曾祺说，鲁迅不懂，因为鲁迅没有被杀头也没有被打成右派！他被打成右派那天回到家，见到妻子，脸上就是带着奇怪的笑，说：定成右派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笑。在他下放劳动离家那天，他给妻子留下一张纸条：“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就背上行李，上火车走了。

火车

　　《羊舍一夕》开头就写了火车—

　　火车过来了。

　　“216！往北京的上行车。”老九说。

　　于是他们放下手里的工作，一起听火车。老九和小吕都好像看见：先是一个雪亮的大灯，亮得叫人眼睛发胀。大灯好像在拼命地往外冒光，而且冒着汽，嗤嗤地响。乌黑的铁，铮黄的铜。然后是绿色的车身，排山倒海地冲过来。车窗蜜黄色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园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每回看到灯光那样猛烈地从树墙子上刮过去，你总觉得会刮下满地枝叶来似的。可是火车一过，还是那样：树墙子显得格外的安详，格外的绿。真怪。

　　这些，老九和小吕都太熟悉了。夏天，他们睡得晚，老是到路口去看火车。可现在是冬天了。那么，现在是什么样子呢？小吕想象，灯光一定会从树墙子的枝叶空隙处漏进来，落到果园的地面上来吧。可能！他想象着那灯光映在大梨树地间作的葱地里，照着一地的大葱蓬松的，干的，发白的叶子……

　　车轮的声音逐渐模糊成为一片，像刮过一阵大风一样，过去了。

　　“十点四十七。”老九说。老九在附近山头上放了好几年羊了，他知道每一趟火车的时刻。

　　在这个与火车没有什么关系的故事里，这列开往北京的火车就這样一开篇便如此显赫地轰轰烈烈地驶入。而在小说的结尾，一片静谧、含着憧憬的氛围中，又写到火车：

　　夜在进行着，夜和昼在渗入，交递，开往北京的216次列车也正在轨路上奔驰。

　　接下来，在一段关于几个孩子美好前程的交代后，汪曾祺直抒胸臆：

　　经历一些必要的风风雨雨，都将迅速、结实、精壮地成长起来。

　　原来，那火车轰隆轰隆的巨响，呼喊着：“回家！回家！”劳改岁月无数孤寂凄苦的夜里，开往北京的216次火车，曾怎样地让他伤感、激动地想他北京的家，想他的文学事业以及个人的前途！他要拼命改造自己，他要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他不能沉沦—经历一些风雨是必要的，“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他一定要回来！endprint

　　而在《看水》中，像是呼应，月下那个能干的看水少年，在那干净透明蔚蓝如一块大水晶的夜空之下，竟也那样孤寂，轻轻唱起歌来：

　　哎—

　　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

　　照见我的阿哥在他乡……

　　汪曾祺接下来写道：

　　这好像有点文不对题。但是说不出为什么，这一支产生在几千里外的高山里的有点伤感的歌子，倒是他所需要的。这和眼前情景在某些地方似乎相通，能够宣泄他心里的快乐。

　　之后，少年想起他的父亲、母亲和妹妹一定都睡了……

　　一个“戴罪立功”的右派的静夜思，的确与小说设定的无忧无虑的少年情怀难以相通。这“文不对题”的歌吟，却透露并哗响着汪曾祺的忧伤。这忧伤被月光照彻，竟如此的明亮—小说表层是一群孩子和孩子似的人無忧快乐的生活，潜层下却涌动着一个“罪臣”“迁客”横无际涯的忧伤。

　　这正是三篇小说气质独特—或者说有点儿怪异的原因所在。那怪异是好比一个成人却穿着儿童服装，又好比是在一个好梦里，因为太好了，以至于在梦里就开始紧张怀疑：这是个梦吧？读这三篇小说，就是有这样的心理感受。而看清楚这一点，需要汪曾祺的现实人生作注解，并参照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的《黄油烙饼》《寂寞与温暖》《七里茶坊》《荷兰奶牛肉》，这些小说反映的正是被那三篇童话般的儿童小说过滤掉的—现实。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一次采访中，汪曾祺承认自己在小说中“或多或少都说了谎，农村不像我写得那么美好，孩子也没那么活泼……”

后来

　　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乘着216次火车，回到北京，回到文学。接下来的“空白”其实却也热闹—汪曾祺果然“扬眉吐气”，只不过“集体创作”替代了个人署名。为打造样板戏，他贡献了自己的才华。至今，在那些“高大全”人物、“三突出”架构都塌台之后，犹有“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这样打着鲜明汪氏印记的绝妙好词留下来，被广为传唱。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政治性主题小说流行，汪曾祺却已厌倦了。他将一支笔闲闲地荡开去，向更遥远的旧时生活寻诗意世界，将四十年代旧作重新整理发表，由此沟通了湮没已久的新文学源流之沈从文、废名、周作人一脉。即便是反思现实政治之作，如《黄油烙饼》《寂寞与温暖》《七里茶坊》《荷兰奶牛肉》，也调控视角、控制情绪，写得含蓄节制，“哀而不伤”。同时进行大量的散文创作，谈艺谈吃，都透着闲适、恬淡，甚是风雅。到八十年代中期，他承认他那些“陈货也贩得差不多了”（1984年8月16日致陆建华信）。一度他向《聊斋》寻素材。

　　不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汪曾祺有了新变化：不再仙气飘飘，也不再矜持着名士风度，其政治批判与国民性批判直追鲁迅一脉，小说不再温情脉脉，辛辣犀利如同鲁迅杂文。《郝有才趣事》《生前友好》《唐门三杰》《狗八蛋》《无缘无故的恨》《鞋底》《打叉》《当代野人》《八宝辣酱》，这些小说几乎都是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为背景，而其中人物都像是阿Q或王胡们的异代子孙，他们盲从、自私、残忍、野蛮、颟顸……一九九三年，在《老年的爱憎》这篇杂感中，他检讨自己的“闲适”，也梳理了周作人、林语堂的“通达”“恬淡”“忍”，他几乎是在大声疾呼：“一窝蜂悠闲不是什么好事！”然而一九九三年的彼时，“告别革命”已成时代主调，掩盖了这个不愿再“悠闲”“恬淡”的老人最后的、声嘶力竭的呼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汪曾祺又写了《护秋》《尴尬》两篇小说，写的是农科所生活之一角，都属于“儿童不宜”的成人故事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