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作诗歌。
他钻研哲学。
他坠入爱河。
他失去理智。
这四件事概述了他的生平，犹如那四个c小调的开场音符—“噔噔噔—噔”—为这世上最著名的交响曲奠定了基础。
这类比可以成立也是因为他，荷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刚好和贝多芬出生于同一年。或许，在一七七○年的德语世界里，命运不止一次叩响了西方文化的门扉。因为在那一年，还有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也诞生了：黑格尔。
既然已经提到了荷尔德林的哲人好友，不妨从文化史上最完美的一次宿舍安排说起。两人就读神学院期间，曾与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共居一室。
或许这也不尽然是命运的操纵。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三个年轻人很快便发现，他们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热爱思想（三人相遇时，康德的三大《批判》才刚唤醒了德国哲学）。他们都支持法国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他们都痛恨神学教育，无法想象自己日后成为牧师的样子，虽然神学院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送上这条路。
无论如今看来有多离谱，三人所面临的窘境在当时却十分普遍。在十八世纪，神学毫无疑问是德语国家大学中威望最高、资源最广的科系，几乎也是想要出人头地的寒门子弟唯一的选择。但它有一个风险：学成后有可能会当上教士，过着平淡无趣的生活。好在岗位来之不易—毕竟，牧师一做就是一辈子的事—所以也就无须过于担心自己哪一天会被逼上讲道坛。
虽然志同道合，三名室友却又心性各异，有人如石，有人如布，有人如刀。每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以及其他两人极度缺乏的优点。
就从三人中迄今名气最大的那位说起。黑格尔无疑是块石头。倒不全然是因为他意志坚定，更是因为他反应迟钝—至少与谢林相比。后者犀利敏锐，像把剪刀似的，再晦澀的言语，也能一刀插入，直捣问题核心。虽然谢林比两位室友小了将近五岁，但他称得上神童一枚。他的早熟不仅让他提前进入神学院，还预示着一片似锦的前程。他的光芒注定要超过康德。
至于荷尔德林，他自然是块布。比起另外两人，他生性敏感，更加柔韧务实。正是他一直罩着体弱个子小的谢林，没让他在校园里被欺负。只可惜后来事实证明，荷尔德林是三人中最敏感，因此也最理智的那位—这评价错得离谱，没比黑格尔是无可救药地呆滞，或谢林代表着哲学的未来，要正确到哪里去。
毕业后，荷尔德林成了家庭教师。只有文凭却无背景，这是他能讨到的最好工作。
仔细想想，这句话应该删去。他有靠山，而且还是能在文坛上呼风唤雨的。不是歌德—这位德国文学界的大佬从没看好过他—但也没差多远，因为赏识他的是当时德国排名第二的诗人。或许因为小伙子让席勒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甚至是一度霸占了他想象的那种浪漫英雄：狂飙突进、躁动不安。多亏席勒的介绍，荷尔德林才得到他的第一份家教工作。
雇主家境殷实，知书达理，待他亲切和善。待遇不菲，事情不多，还包吃包住。年轻的教师有充足的时间追求自己的喜好。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带的小孩越来越难管。到头来，他只好选择离职。这会成为他日后的模式。他平静和谐的生活总会被这个或那个刺耳的杂音滋扰。他总是遮起双耳，仓皇退遁。
或许荷尔德林太过敏感。尼采就坚信诗人的“非凡之处”正是他的致命弱点，让他无法在“所谓的德意志文化潮流”中站住脚。唯有个性刚强者—尼采觉得—才能屹立不败。比方说歌德或贝多芬。
确实如此。脆弱的自尊心使荷尔德林处处碰壁；他总以为大家都看不起他。“他心气太高，无法屈尊做卑微之事，”雇主如此向诗人的母亲解释，“也许更好的说法是他太把这份工作当回事了。”对好友席勒，雇主则没那么谨慎，毕竟，荷尔德林是席勒介绍来的：“他敏感到不知分寸的地步—也许这种行为的根源在于他脑子有问题。”
在那个年代，家庭教师的地位确实挺低的。不过，就整体而言，还是要比失业好上不少。难怪荷尔德林才刚开始适应自己的第二份家教工作，便帮黑格尔张罗了一份同样的活儿。“你会在餐桌上喝到相当不错的莱茵酒或法国红酒，”诗人向未来的哲学家承诺道，“你将住在法兰克福数一数二的豪宅里，出门就是城市最漂亮的广场之一……”
于是，两位好友离校之后再度聚首。至于谢林，他不用荷尔德林多管闲事；他已被歌德相中。大文豪亲自邀请他到耶拿大学任教。年仅二十三岁，谢林便开始了教学生涯。
黑格尔搬到法兰克福时，荷尔德林已经遇见了他一生的挚爱。在诗人眼中， 贡塔尔德（Susette Gontard）是歌德将在《浮士德》第二部中称为“永恒的女性”之化身。也就是说，她身上汇集了所有值得模仿的女性品质，几乎不再是凡体肉身了。荷尔德林理所当然会拜倒在这么一位女神的裙下。
正如前句中“女神”一词所暗示，无论是对荷尔德林也好，对当时其他知识分子也罢，基督教的吸引力并不大。即便要敬拜，他们拜的也是古希腊。这股“希腊热”，最初是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鼓吹出来的。根据这位德国艺术史学家的说法，古代艺术及生活方式是世界文明之巅。不仅如此，德国有权利也有义务继承昔日希腊的辉煌。“我们要达到卓越、尽可能成为举世无双的唯一方式，就是效仿那些古人。”温克尔曼如是说。
不难想象，这个可以帮助国家迅速崛起的办法极具吸引力。在温克尔曼的有生之年—十八世纪—“德意志”不过是个模糊的概念。一直要到十九世纪末德国才会统一。在此之前，它仅仅是一群大大小小的独立邦国，许多还受专制统治。因此，不少有识之士私底下都赞同法国大革命。他们盼望旧制度在莱茵河彼岸的覆灭，能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重演一次。
虽然荷尔德林也一心渴望祖国的未来更加美好，他从没认同过民族主义，尽管纳粹党后来将他收入麾下—正如他们对尼采做的那样。事实上，荷尔德林对德意志的看法与尼采如出一辙；终其一生，两人都被爱恨纠缠着。因此，他绝不是痴迷于纳粹主义的海德格尔口中的有“民族觉醒”意识的诗人。恰好相反。他曾在信中向同母异父的弟弟保证道“我热爱的对象，是全人类”：endprint
我深爱着未来的人。我们的子孙会过着比我们更好的生活。自由必将来临。比起专制的寒天雪地，美德之花必将在自由的神圣光辉下绽放得更加绚烂：这是我最深切的希望，也是使我坚强不屈、充满活力的信念。
荷尔德林确实展望着未来，但他也同时在回顾过去。更确切地说，他回顾的是古希腊。如一股清流，希腊热淌过德国文化，为所有自命生不逢时的干渴者送来一捧甘泉。
古典文化重获新生，温克尔曼贡献巨大，歌德将他比作哥伦布：“虽与发现新世界尚有一步之差，但仍旧看到了即将到来时代的光芒。”若非此语话里藏针，它便只是一句夸大其词的表扬。歌德很清楚，哥伦布与温克尔曼两人都未曾踏上过那片带给他们荣誉的土地。
此外，正如哥伦布，温克尔曼也得到了不少外援。德语民族能轻易接受古希腊优越论，也是因为康德默默地助了一臂之力。哲人对形而上学的尖锐批判，尤其是对神学教条的质疑，让自由思想终于开始摆脱基督教的桎梏，同时为“异教”文化（包括古希腊的）提供更多喘息的空间。康德思想所引发的冲击波，就连神学院里的学生也能感受到。包括荷尔德林。
年轻诗人的一大创举是把古希腊的神祇引入自己从小就被灌输的路德教信仰之中。这种宗教大杂烩使得荷尔德林的诗歌有时听起来十分古怪。比方说，当他在诗中呼喊“天父”时，通常不是在指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的圣父，而是希腊神话中的天空之神埃忒尔。自古以来，只有少数几名作家有提及埃忒尔，而且皆是一笔带过。或许就连一般古希腊百姓也说不出这位神灵是干什么的。
不消说，荷尔德林不是一般人。虽然他和温克尔曼（以及歌德）一样，一辈子都没去过希腊，但他连做梦都会梦到那个国家。学生时期他就撰写了一篇有关古希腊艺术的论文，之后也一直都在翻译古希腊诗作。带着一贯的谦逊，他轻描淡写自己的成就：“我像一只鹅一样，双脚踩在现代的水域里，毫无用处地拍着翅膀，想飞往希腊的天空。”
然而，深受温克尔曼的启发，荷尔德林在他唯一的一本小說《许佩里翁》中还是断言道：
神性之美的第一个孩子是艺术。因此雅典人有艺术。
美的次女是宗教。宗教是对美的热爱……因此，雅典人也有了宗教。没有对美的这种热爱，没有这种宗教，任何城邦都只是一具干枯的骷髅，毫无生命或灵魂可言……
所以他写诗—外加一部诗文小说。
他坠入了爱河—一连三番好几次。
不愧为诗人，他很快便与一位友人高谈阔论自己最新的心上人：
世间有这么一个人，可以让我的灵魂为之流连千年，即使千年之后，它仍将留存于世，见证在大自然面前，我们的一切思想与理解是多么幼稚肤浅……你清楚我的过去—我如何彻底抛弃了各种亲密关系；你也明白我过着毫无信仰的日子，对自己的心有多苛刻，以至于极其不快乐。如果这个人，这个独一无二的人，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以她暖如春日的光芒照亮了我早已厌恶的生命，为我打气，为我欢呼，使我重焕青春，我怎能如现在这般，快乐得像一只雄鹰？
来自一名“根深蒂固的忧郁者”（荷尔德林的自我诊断），如此高涨的情绪注定长久不了。然而，八个月后，他依然陶醉其中。贡塔尔德果然不凡：
自上次通信，我已环航了一整圈这颗欢乐的地球。假如我有一秒钟可以站稳脚跟，假如我有机会回望，我会很乐意与你分享我的近况。但命运的巨浪推着我前进。我整个人都沉浸在生活中，根本没有闲暇去想自己的事。
看来，温克尔曼并不是德国唯一的哥伦布；荷尔德林的“船艺”让这两人都相形见绌。不过，真正有料的，是诗人信中低声的旁白：“我写诗不多，哲学思辨更是几乎为零。”仿佛为自己的低产感到惭愧—勤奋毕竟是德国人的一大特征—荷尔德林觉得有必要解释：
但我写出来的几首诗，更具生命力，结构也更为精巧。我的想象变得更加灵活，更能容纳万事万物。我的内心充满热望。假如命运之神容我一直快乐下去，但愿今后能写出比昨日更多的诗章。
其实，他没必要多此一举。他的自我辩解纯属空谈，甚至有悖常理。真正快乐的人是不会写诗的—即使写，也没有人会想要读。“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会被放在故事的结尾，不是没有道理的。要是它出现在开头，童话就不会成为一种文学体裁。没有人能接受这样的东西。看着别人快乐是这世上最残忍的酷刑。
荷尔德林的旁白还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过着幸福日子的荷尔德林不仅诗写得少，哲学思考也近乎零。
换言之，他写诗，他也与哲学搏斗。但这是两码子事，他从未兼顾过。
他书写诗歌。
他思考哲学。
他陷入热恋。
最后这件事显然耗时费力，让他无法专心去做前两件事。但他的苦处远不止此。毕竟，爱上自己老板的妻子只会招惹麻烦，尤其在两情相悦的情况下。东窗事发似乎在所难免。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捻熄接踵而至的丑闻。
好在贡塔尔德的丈夫老谋深算，一眼就看出了情敌的弱点。听到偷情的谣言后，他只打了一张牌：自尊心。他开始用高傲的口气吩咐教师做这做那，把他当佣人一样使唤。不久，诗人便向母亲抱怨：
整整一年，我们都在接待访客，组织派对，天知道还有什么！在这些场合，像你儿子这种无足轻重的家伙会受尽煎熬。因为在法兰克福，家庭教师走到哪里都是附赘悬疣，而礼节又需要他们在场。
荷尔德林打包走人只是迟早的事。当然了，两人相爱，阻碍愈大，激情愈烈。甚至连郁郁寡欢的黑格尔也被拉进这段三角恋，充当中间人，帮这对恋人安排约会、交换情书。
由于忧愁比快乐更能激发创作，荷尔德林自然而然地步入了自己写作生涯中最为高产的阶段。他的一部新作会以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为主题也同样顺理成章。毕竟，是这位哲人提出：世界由两股互相制衡的力量统治—爱与斗争。一个负责创造，一个负责毁灭。在爱与斗争之间，生死轮回不断循环，谁也无法逃脱。
正如一场有缘无分的爱情，荷尔德林的恋爱最终也未能修成正果。翻看他的恋爱史，这般结局似乎早已注定。十六岁时，他把心交给了朋友的表妹。三年后，他取消了婚约。当他后来听说前任决定嫁给别人，他更加确定自己做对了选择：“我性格古怪，心境不稳，专注事业，而且，说实话，野心勃勃……使得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安静的小教区里，从平稳的婚姻生活中得到幸福。”endprint
至少他与贡塔尔德的这段感情没有白白浪费。事后，他会把颓丧转化成一行行诗词，终于表达出真情实感，不似平日，常以一声感叹引出抽象的情感：“哦，福佑之子！”“哦，荷马之乡！”“哦，青春之光！”这些叹词只证明一件事：要是荷尔德林登上了舞台，他毫无疑问会是最蹩脚的演员。
这些心潮澎湃的情诗中最具自白性的，应该是《永别》。诗人开门见山地解释道，虽然备感失落，他还是接受了现实：
我们自愿分开？以为这将是明智之举？
那么，别离又为何像凶杀一样使我们震惊？
我们对自己了解得实在太少了！
在我们心中其实驾驭着神灵。
背叛神灵？赋予了我们一切的他，
创造意义与生命的他，激发
并保护我们感情的他—
唯此，唯此我不能为。
《永别》是诗人回到老家后写下的。他已无力使爱的火焰在法兰克福燃烧不息。但他们这对苦命鸳鸯的故事还没结束。或许—他在诗的结尾如此期望—还有机会添加一篇“后记”：
我会走的。或许很久以后我在这里
能再遇到你。到了那时欲望
已如血滴尽，成为有福之人的
那种平静；宛如陌生人
我们会一起漫步、聊天，
沉思着，犹豫着，然后出其不意地
来到这个永别之处，
我们的心会温暖起来，
带着惊讶，我会看向你，那些曾经
听过的甜美歌曲会再响起，
与此同时，一朵百合
的馨香将弥漫河畔。
饱受相思之苦的诗人花光了积蓄之后，不得不找事做。新工作把他带到瑞士。考虑到他敏感过度，这几乎不可能是他的最后一份教职—或最后一次匆匆离开。
“你知道我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一次，他這么问一位朋友：
我潜心诗文，想靠此谋生，反而得在人群中讨口饭吃，因此我常常心寒齿冷，厌倦生命……我是一个软弱无能的英雄，难道不是吗？……我们的社会风气太不适宜诗人了。
英雄，他确实做不了；偶像，他倒是还有资格。事实上，无论他走到哪里，似乎都能俘获女人的芳心。但通常一段感情尚未发展成熟，他就已经溜之大吉了。
兴许他真正追求的并非一段长久的关系，甚至不是一夜情。他最希望遇到的是一个缪斯，一个能激发他想象力、在文学创作方面让他登峰造极的佳人。这也是为什么，在贡塔尔德出现之前，会有另一名女子充当他作品中女主角的原型。这部作品后来变成了《许佩里翁》，一本几乎毫无情节可言的书信体小说。
即便如此，德国作家阿尼姆（Bettina von Arnim）认为荷尔德林为了找寻灵感而恋爱亦无可厚非。她会采取如此宽松的立场倒也不奇怪。阿尼姆不仅仅是歌德与贝多芬的红颜知己，也与一批男艺术家保持着半是良友半是欲望对象的暧昧关系。她自然能理解荷尔德林的需求。
说穿了，与广为流传的观点恰好相反，写作是一项既孤独又乏味的活动。好莱坞传记片塑造的那种浪漫形象—笔耕者突然灵感迸发，随着背景音乐奏起，文不加点地挥毫泼墨，让一页页密密麻麻的文字纷纷飞向房间的四角—这种场景完全是瞎编出来的。现实生活中唯一能见到的是一张张令人畏惧、需要被填满的白纸。所以才会出现“写作障碍”这样的心理病。所以才会有作家想要靠酒精和毒品壮胆。
这倒不是说荷尔德林需要刺激物来充当缪斯。鉴于他不擅长花言巧语，他之所以能够玩转情场，绝对是因为他的诗人身份。他是如此“敬业”，想必周围的人觉得既滑稽又可敬。大部分应该是尊崇。毕竟，在十八世纪，诗歌仍被奉为最上乘的艺术。问题是，一旦相信自己被赋予了最为庄重的使命，荷尔德林再也无法融入人群了。据说，还在求学时，他的举止已经“像阿波罗”—诗歌之神—“下凡”了。
不妨看看他的一首以“如同在假日”开头的诗。虽未完成，这首极具代表性的诗作描述“火种”是如何“在诗人的灵魂中点燃”。通过诗人的努力，“曾经发生过”、一般人“却感受不到的”那些事，终于“昭然可见”。这首诗继续道：
我们的使命，诗人们，是光着头
站在上苍的雷霆之下，
用双手紧紧抓住
他的光芒，再以歌声包好
这份送给世人的礼物。
正是这样的诗句说服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没有一个德国诗人有像荷尔德林那样，全心全意地把信仰投入诗歌，而且相信它的神圣起源。” 茨威格还注意到：
在荷尔德林看来，诗歌是……对一切重要真理的揭示，可以像圣餐仪式那样，将人的肉体凡胎与无限永恒契合起来。在歌德眼中，诗歌仅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在荷尔德林眼中，诗歌却是生命的重点。对前者而言，诗歌仅是个人需求，对后者来说，诗歌超越了个人，和宗教一样不可或缺。
如果这让荷尔德林听起来像个自命不凡的家伙，事实刚好相反。他从没停止怀疑自己。上文提到的那首未完诗，对所有诗人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唯有心灵纯洁，
宛如孩童，双手无辜，
上苍的圣洁之光才不会烧焦我们……
更有甚者，荷尔德林似乎不认为自己是这群精英中的一员。“苦命如我”，诗中的叙述者慨叹道：
我挨近天庭，
他们却将我这个虚假教士驱逐，
打回凡间，堕入黑暗，
让我用歌声警醒有心之人。
比起其他那些一本正经的诗人，荷尔德林也有自己的优势：他多愁善感。生性忧郁的他，又被后天环境加重了包袱。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不久后改嫁，但养父在他九岁时也身故。死亡犹如乌云笼罩着他的童年。多年后，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他为自己的抑郁倾向辩解道：“我感觉到自己孤儿般的处境，心如锥刺，每天又看着你的悲伤和泪水。那是我第一次领会到生命沉重，这份沉重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反而随岁月流逝，愈加强烈。”endprint
即便如此，在神学院读书的那段日子，他住在宿舍，姑且摆脱了管东管西的母亲，头顶上的天空似乎终于要放晴了。毕业后进入社会，严酷的现实很快便驱散了幻影。问题再也不是下不下雨，而是何时下雨。对荷尔德林这种人而言—神经紧张得像根绷紧的弦—一旦下雨，便如瓢泼。
引起倾盆大雨的直接原因，是一八○二年他在回家途中的一个偶然发现。他刚刚辞去了一份在法国的家教工作。顺道拜访一位朋友，一路徒步而来的诗人已不成人样：“脸色苍白如尸，瘦骨嶙峋，双眼凹陷，目光狂野，须发凌乱，衣衫褴褛。”筋疲力尽的诗人此刻又获知，自己毕生最心仪的女人已离开人世。
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心碎肠断的情人走完了漫长归途的最后一程。回到家后，他不再是同一个人。三十出头的他，会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饰演疯子的角色。
当谢林在一八○三年见到老友时，鼻酸哽咽。这么有才气的人，竟变得如此疯癫。不过，真正令哲人心寒的—后来他向黑格尔坦白道—是荷尔德林“完全不修边幅，邋遢到不堪入目的地步”。
蓬头垢面的家伙研究过哲学。
他还谈过多场恋爱。
如今，他心智已失。
但他却继续写诗。
说实话，这些新作读起来往往不知所云，绝大多数还粗制滥造。但这怪不得荷尔德林。到了晚年，他开始小有名气，成了猎奇对象。文艺青年千方百计找到这名德国浪漫派遗老的住处，试图和他聊上几句，再向他讨几行字，带回去做纪念。疯老头从不拒绝，当场挥毫作诗。不像年轻时，不但情绪化还清高，又疯又老的他谦和得可以用“卑屈”来形容。
这一点，同样怪不得他。他已不再是“荷尔德林”了。他给那些“纪念品”签名时，最常用的别名是“斯卡达内利”（Scardanelli）。不正是因为那些来访者拿他当猴戏看，他才往往在诗的下面，胡乱署上一个创作时间—比如说，“一九四○年”—仿佛这么做可以增加自己与这些打油诗的距离。
至于那个一度在哲学辩论中能与谢林和黑格尔平分秋色的知识分子，阿尼姆在一次拜访后总结道：“看着荷尔德林说话，我感觉他好像是被神灵像洪水般冲击过了：一股语言的巨流淹没了他的神智。”尽管如此，想要跟上他的对话，绝非易事。阿尼姆接着道：
听他讲话，就像在听一阵阵风怒吼咆哮，因为他会反复嚷嚷着颂歌，然后又恢复沉默，之后再来一句特别深奥的话，让人一时忘了他是疯人疯语。他对诗歌与语言的点评更是到位，几乎快要阐明语言这一谜题。但没多久，他又神志不清，开始胡言乱语了……
难道他不想念他的那些老友？诗人晚年时的一名拜访者问道。比方说，黑格尔。拜访者理所当然会提起黑格尔。那时，后者的名望完全盖过了谢林。谁能料到，德国哲学界的神童尚未迈入而立之年就已达到最高境地—他自己的最高境地。之后的日子，唯有下坡路可走。到头来，在剪刀、石头、布当中，还是石头最厉害。
令拜访者大喜过望的是，荷尔德林凝重地点了点头。他确实还记得黑格尔。喃喃自语了片刻后，诗人短短加了一句：“绝对者。”
这确实是最好的答案：简明扼要，又不乏幽默感，甚至还带有一丝嘲弄。因为“绝对者”（das Absolute）可谓黑格尔给“真理”取的绰号。他在《精神现象学》中解释道：绝对者指的是“对真相的实际知识”。也就是说，对事物本质的了解，而不是表象。
看来，荷尔德林并没有完全忘记与黑格尔讨论的那些哲学话题。这倒也不奇怪。他们俩曾经是那么亲密的朋友。“我还有很多话想与你说，”在黑格尔来到法兰克福做家教之前，诗人在信中写道，“但你来这里，一定会引出一本又长又有趣而且不是学院派的书，作者就是你和我。”
就算合著之事没有下文—荷尔德林在信中无疑只是打个比方—他俩都从对方身上获益匪浅。荷尔德林大部分的哲学散文，都完成于黑格尔在法兰克福的四年内。着迷于思想与道理的诗人终于找到了知音，可以畅所欲言地谈论一切新发展，譬如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理論。
事实上，两名好友一度在思想上极为接近，不少学者都坚信手稿残卷《德国唯心主义最古老的纲领》描述的是荷尔德林的观点，尽管它由黑格尔提笔写成。确实很难想象除了荷尔德林之外，还有谁会宣称：“哲学家必须拥有与诗人同等的审美力。” 或者：“唯有在美中，真与善才能如姐妹般团结。” 又或者：诗歌必须取得“更高的尊严”，重拾“她原初的地位—人类的导师”。
尽管如此，仍有一批人认为《纲领》完全出自黑格尔之手，虽然也有人觉得此文的观点来自谢林—抑或是三位好友的合作结果。这场作者之争本身就说明了荷尔德林（以及谢林）在黑格尔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假如没有诗人的及时介入—比方说，没有他勾起前室友对“后康德哲学”的兴趣—黑格尔八成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年幼时的梦想：成为“大众的教师”（他的原话）。
随后发生了两件改变他人生的事。哲人的父亲去世了。几个月前，他才刚失去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荷尔德林与学生母亲的恋情达到了危机点，不得不辞职离去。断了收入来源，诗人只好搬去房租便宜的周边小镇上。
孤独和悲痛联手，终于打开了黑格尔的眼界。生平第一次，他感到人生渺茫，同时领悟到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美梦，不过是白日空想。相比之下，荷尔德林的著述不断问世，知名度也跟着提高。他唯一的另一位好友谢林更是风生水起，声名已逐渐远播海外。只有黑格尔自己仍然无人知晓，甚至没发表过只言片语。照此下去，未来只会比眼前更加惨淡。
绝望之中，黑格尔收起自尊，联系谢林，求他帮自己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出于怜悯，旧友邀请他到耶拿大学与自己共事。就这样，黑格尔成了一名学院派哲学家。早年间较为平易近人的风格不见踪影。康德和费希特—直到那时哲学史上文字最笨拙的两位作家—很快将棋逢敌手。
仔细想想，上面这几段应该都删掉。唯一值得保留的是荷尔德林对黑格尔的影响。endprint
当黑格尔开始在耶拿工作时，他已经完全吸收了好友的思想。这倒不是说在哲学方面，荷尔德林的贡献有多独特；他的大部分观点早已有人提出。毕竟，不像黑格尔，诗人在做第一份家教期间就曾经抽出时间去耶拿大学听费希特讲课。后者那时正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试图让现代思想—借用荷尔德林的话—“跨过康德所设的门槛”。热血沸腾的诗人把费希特比作“耶拿的灵魂”。“我没见过任何人有他那种深度或活力。” 颇有意味的是，他对歌德却没给出如此高的评价，虽然后者当时也住在耶拿。
无论荷尔德林从费希特身上学到了多少东西，他从没用在诗歌中。他的文章毫无疑问都涉及哲学，他的创作却与哲学毫不沾边—哪怕他写的是一名哲学家（他未完成的诗剧《恩培多克勒之死》）。
如此明晰的隔离，确实不无讽刺。不少古代思想家不仅写诗，还用它来传播思想。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前苏格拉底哲人巴门尼德（Parmenides）以及恩培多克勒本人。
问题是，以诗论哲，几乎是痴人说梦—如果讨论的是现代（亦即“后笛卡儿”）哲学。这当然不是说，世间再无富有诗性的思想家；尼采、笛卡尔皆是优秀的反例。这只是说，现代哲学所依赖的逻辑严密性，从本质上来说与诗歌格格不入。诗歌偏好暗示而非明指，看重多义胜过定义。正因如此，柏拉图不但不以诗词著述，还想要流放所有诗人。抢先于维特根斯坦二千二百年，柏拉图似乎已经发现：哲学问题的根源在于滥用语言。
这难道不能解释为何荷尔德林—或许可说是近代史上最纠结于哲学的诗人—为何就连他也从没写过一首“哲理诗”？他写诗，他也写哲学论文。但这两者从无交集。因为交集的结果只有可能是糟糕的哲学以及更糟糕的诗作。
值得表扬的是，荷尔德林十分清楚这里的矛盾，只不过他把问题归咎于他自己：“也许很少有人像我这样，难以从一种心境转换到另一种；尤其难以离开推理，投入诗作，反之亦然。”
既然“推理”与诗作互不相容，为何不放弃一方，选择另一方？答案很简单：荷尔德林做不到。“从年幼时起，”他曾向一位友人倾述：
这世界已把我的性情吓得有点内向，至今仍如此。不过，容身之地也是有的，可使我这种不入流的诗人堂而皇之地逃去寻求荫蔽：哲学。然而，我无法放弃年轻时的希冀，宁可玉碎，也不愿远离我那甜美的缪斯之乡。要是我从那里被放逐，也仅仅是因为意外。
于是，他从诗歌的怀里投向哲学的臂弯，只为伺机与诗歌重修旧好。思辨艰难（“哲学夫人是个暴君”，他一度发牢骚道，“与其说我心甘情愿顺从于她，不如说我在忍受她的逼迫”）。不幸的是，写诗也困苦。既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只得咬紧牙关。他在《许佩里翁》中借用主人公之口讲出下面这段话时，无疑是在阐述自己的经历：
我常立于孤峰……但一时的沉思，足以使我跌入谷底。我反思，然后发现自己仍然处于原先的窘境，孑然一身，承受着人间苦痛……
承受人间苦痛绝对是诗人的特权。但要享有这种待遇，前提是要不断写作。当热情不复存在，灵感化为乌有，只剩下写作的欲望，以及纯熟的技巧，要怎样才能继续写出像样的诗？
就以一首名曰《诸神》的诗作为例。全文如下：
沉默的埃忒尔，你一直守护着
我痛苦时的灵魂；
赫利俄斯，你以自己的光芒
抬起我沉痛的心，使之高贵。
仁慈的诸神，不识你们的家伙，极为不幸，
无尽的冲突撕扯着他粗鲁的心；
他的世界犹如暗夜，没有欢欣
为他而露，没有歌谣为他而唱。
唯有青春永驻的你们，才能赐予
深爱你们之人孩童般的纯真，
在他们焦虑或犯错时，
使他们的灵魂远离伤悲。
严格来说，这是一首“赞美诗”，意在赞颂神灵。这种诗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又借自希伯来传统），通常在礼拜仪式上诵唱。虽然在宗教典籍中无所不在，在世俗文学里倒不常见。荷尔德林却专攻它。
正如多神論的标题所表明，《诸神》赞美的神，并非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异教的神祇。更确切地说，是希腊神话中的角色：天空之神埃忒尔以及太阳神赫利俄斯。
值得一问的是：荷尔德林到底有多相信这些神灵？假如他把他们当真，这确实是个问题。因为像《诸神》这样的作品意义何在？诗中所言，或仅是诗人的私事（失落时，他是如何从太阳神那里得到安慰），或已是神灵所知之事（他们如何庇护虔诚的信徒）。它既没对神祈求恩典，也不完全是溢美之辞。从宗教的角度来看，这首诗毫无用途。
反过来说，假如荷尔德林不信这些神，这同样是个问题。《诸神》完全成了一场文字游戏，只能用艺术价值评判好坏。但这样做的风险极高。荷尔德林在《红酒与面包》这首诗中，如此解释：“上苍所不乐见之事必不得见光，/埃忒尔所见之事必无瑕疵。”这么一来，就算荷尔德林的信仰只是装腔作势—为了达成这种或那种文学效果—他还是得拿出一流的作品，毫无“瑕疵”可言。不然，他就违反了自己设定的规矩。他做到了吗？
不消说，再差的玩意儿也有人拍案叫绝。但即便是荷尔德林最狂热的粉丝，恐怕也得承认《诸神》不是诗人最优秀的创作。问题是，荷尔德林写了太多大同小异的东西，谈的是同样无聊的人物，说的是同样基本的情绪，用的是同样别扭的句法（本文的中译简化了原作中特别复杂的句子，但保留了原意）。
说实话，荷尔德林的作品中有太多相似之处，就连茨威格这样的拥趸也难以忍受。“他换汤不换药，”这位奥地利作家痛斥道，“唯有那股促使他一再重复自己的幼稚激情，可以让读者顿时忘记他的眼界有多狭窄……诸如‘至高无上‘神圣之类的字眼再三出现，乏味地令人厌倦。”
茨威格的确一针见血，戳中痛处，虽然他也承认，即便在荷尔德林的平庸之作中，照样能见到“智光乍现”：“先知般的言语，仿佛不是出自他之口，而是来自时代精神的神秘吐纳。”只可惜为此，荷尔德林得付出巨大的代价：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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