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我们见到梁宗岱老师的长女梁思薇女士，闲谈间，她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法国参观美术馆时，是否见过法国画家为她父亲画的油画肖像。不知道这是梁老师生前亲自告诉她的，或者从甘少苏《宗岱和我》一书里得知：
著名画家哈烈，在沙龙里为宗岱画了一张速写（全身像），后来将它放大成一幅油画，存放在巴黎博物馆里。（送给宗岱的那张速写原稿，不幸毁于“文革”）
我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读到这段话，印象深刻。数年后，从一位友人那里得到这本书的原始手抄稿《梁宗岱与甘少苏》，发现这段话改写自手稿中的梁宗岱口述：
第一流画家给我画了一张全身像，不幸在“文革”被烧了，据说还有放大的一张油画有丈长，现在还挂在巴黎博物馆。
两相比较，《宗岱和我》的编者加进了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细节，令人对这件事的真实性产生疑问。
谁来画像
哈烈（Hermann Haller， 1880-1950）是瑞士著名的雕塑家，根据我们在写作《青年梁宗岱》时收集的瑞士资料，基本可以确定他与梁宗岱结识于一九二九年夏天。当时梁宗岱接到瑞士女作家瓦朗让（Aline Valangin，1889-1986）的邀请，到她的阿尔卑斯山古堡度假，居住了两个月。哈烈是这个地方的常客，他在一九○九年至一九一四年在巴黎习艺，热爱法国文学，返回瑞士时的行李装了很多法国文学书籍，而梁宗岱是一位艺术爱好者，同行者还有画家司徒乔，他们不会缺少话题，更不会错过认识的机会。一九三一年春，梁宗岱为了学好德语，从柏林转往海德堡，途中曾到苏黎世拜访哈烈，在次年写成的《论畫》里，引述了两人关于艺术的对谈。这次会面还留下一张合照，夹在梁宗岱的藏书里逃过历史浩劫。相片里两人与一位女士坐在帆船里，在苏黎世湖上游玩。
但是哈烈为梁宗岱画像的可能性不大。他是一位雕塑家，先后在罗马和巴黎学艺，回瑞士后成为名家，苏黎世一个广场和外省一些公众地方竖立着他的大型作品。我们参考过关于他的评论和生平介绍，没有一篇提及他从事过油画创作。
更大的问题在“存放在巴黎博物馆里”这句话。在那个时代，法国（现在也差不多）画家想把作品送进国家美术馆，不是说送就送，说挂就挂，道路十分曲折。法国中央集权，美术馆如何收藏也由“中央”决定。从十八世纪开始，国家设有一个高级艺术官员的职位，一位高官负责每年从巴黎沙龙画展选购作品，以及挑选艺术家来为国家的建筑物画装饰和壁画，或者雕塑大型纪念像等。除了这个来源，美术馆不少收藏品来自私人的馈赠或遗赠。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国家购买，因为赠品可以充当遗产税。很多人想走这条路，但门槛很高，需要经过咨询委员会挑选，成员包括法兰西美术院院士、美术馆馆长等专家，只有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才会入选。如果画家在世，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作品的最后归宿。因为艺术作品的成就须经时间的考验，国家规定，所有入选作品首先送进卢森堡美术馆，运气好的陈列出来，其余的储存在仓库。由于这是一间小美术馆，地方有限，因此规定每位艺术家的作品数量最多三张，以示公平。等到画家去世后十年，再次拿出来复审，这时才决定这些作品的去向：最好的被卢浮宫那样的世界级美术馆优先选去，次一级的分发到外省美术馆，余下的留给政府后勤机构，挂到官厅或官邸的墙上作装饰。
数十年间，我们到过不少美术馆，都没有发现任何以中国人为主题的作品。因此，在很长时间内，巴黎博物馆藏有梁宗岱肖像画的说法，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一个传说。
波兰裔女画家
然而，这种看法近年有所变化，因为新发现的连串史料，证实了《宗岱和我》里面的一些“传说”是真正的历史。例如他身为学生，却担任过《培正学报》的主编；和文学大师瓦莱理到公园散步，大师向他解释正在写的新诗篇，他回家后胆敢班门弄斧，写信陈述自己的设想；一个无名的外国留学生，出入巴黎文艺沙龙，成为惹人注目的人物，被人写入文章；《法译陶潜诗选》出版后，罗曼·罗兰写信给他，给予高度的评价等等。因此，我们不再绝对否定这张画存在的可能，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原来解开谜语的钥匙已经在自己的手里。
今年初开始的工作是整理罗曼·罗兰与中国留学生的通信文献，因此要通读每个留学生的回忆文字。其中一位是盛成，他基本上是一位自传作家，回忆文字特别多，甚至连每一篇诗歌创作都是一个回忆。最后读到他的法文作品《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九年诗集》（Poèmes 1966-1979）就是诗歌。此书由两部诗集合成，《狂年吼》（Souffle des années folles，入集时更名为《阿维侬组诗》[Cycle dAvignon]）和《老觚新酿集》（Du Pineau nouveau dans la canette dantan），都是在他第二次居留法国期间写成，一九九五年由蒙波利埃市中国电影节出版。书中有一首诗《悼梅拉·穆特》（?légie à Mela Muter），穆特是一位女画家，诗集以她画的盛成肖像油画作封面，引起我们的好奇心。盛成亲自为这首诗的题目加上注解：
梅拉·穆特是雷蒙·勒菲弗的妻子。我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初认识她于巴黎。六月十九日，《我的母亲》出版前六天，我到她的画室让她画像。这张肖像画由阿维农市马斯坎医生收藏。
梅拉·穆特（Méla Muter，1876-1967）是犹太裔的波兰女画家，一九○○年左右到法国学画，一九一七年起成为左派作家和活动家雷蒙·勒菲弗（Raymond Lefebvre，1891-1920）的伴侣，一九二○年勒菲弗访问成立不久的苏联，回程在波罗的海遇难丧生。女画家一直活到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去世，盛成在六月十日写成此诗。
这张画并不陌生。数年前为了得到一本《法译陶潜诗选》，不时上网追踪，到各大拍卖行打探。二○○八年在苏富比公司见过一面，此时离盛成写诗日期已经四十一年，可能是医生收藏家的后人拿出来拍卖，成交价二万一千欧元。到了二○一五年，此画再次出现在波兰一间拍卖行的目录上，以四万五千欧元成交，跃升了一倍多。
虽然盛成解释了画像的来源，但我们希望对他们的交往知道得更多，弄明白一个波兰女画家为何会为中国留学生画像。习惯驱使我们去钻旧书堆，读了好些评论和介绍，没有见到盛成的名字，却证实了穆特并非无名之辈，不仅被波兰人视为国宝，即使在当时的法国也很有名气。她在一九二三年皈依天主教，一九二七年取得法国国籍，评论家把她列入法国画家之列。她最受人称赞的作品正是肖像画，因为风格独特。从风格和技巧看，她属于后期印象派，但创作方式别出蹊径。她善于挖掘人物的内心，在她的画笔下，观者看到的不是美或丑的外形，而是人物的内在精神。偏偏她选择的对象都是作家、艺术家和政治家之流，一些常怀千岁忧的人物，因此出自她笔下的肖像几乎都以苦脸迎人，有人称她为“痛苦脸孔的画家”。她摆设模特儿的姿势，不为悦目美感，只为陪衬整体的压迫紧张气氛，往往不甚美观。加上笔触粗犷，充满棱角，色彩泼辣，与古典派的圆融优美的人像画刚好相反，有些批评家攻击她在创造“丑”（laideur）。但是很多名人都愿意当她的模特，其中有前总理克列孟梭、作家巴比塞、雕刻家彭蓬（Fran?ois Pompon，1855-1933）等等。
她不是作家，在文学界却很出名，传说她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最后的情人，她曾经为他画过一张肖像油画，又得到过他题赠的诗歌，被昵称为“M”。我们作过一些查证，觉得此说难以成立。一九二五年，里尔克挟着德语大诗人的光芒，重新回到阔别十年的巴黎，两人在一个文艺沙龙晚会上相识，此后开始通信。里尔克去世后，穆特为了纪念他，发表了他的三封来信，接着又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最近几年，穆特写给里尔克的两封信也重见天日。综观这些文献，两人互相赏识、互相关心，交换对文学、艺术和人生的看法，是谈得来的朋友，不是情人。里尔克有一组小诗《献给M》，成文于他们相识之前，与女画家无关。至于油画肖像，至今未见过任何图片或描述。只有一条线索，里尔克一九二六年给女画家的信中有一句话：“亲爱的好朋友，你未来终有一天会为我画像。我如何能抵抗你的激情冲动？”然而，这离诗人去世只有几个月的“未来”，画像是否实现是一个大问号。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张冠李戴的误会，如果把这些传说转移到真正的里尔克的最后情人芭拉蒂娜·克洛索沃斯卡（Baladine Klossowska，1886-1969）身上，一切都与事实吻合。她也是犹太裔波兰人，也是女画家，自一九一九年开始和里尔克通信，一年后成为情侣，里尔克为她取了以M字母开头的两个昵称，梅林娜（Merline）和穆吉（Mouky）。他让她为自己画了一张躺在沙发上的水彩全身像，在上面题了一首诗。他们的友情持续到里尔克在一九二六年冬去世，次年，芭拉蒂娜把里尔克献给她的十首诗辑成诗集《窗》（Les Fenêtres），亲自制作了版画插图出版。
花落谁家
弄清穆特的情况后，无法不联想起梁宗岱的油画像，因为两年前编辑《梁宗岱早期译作》时，遇到过她的名字，还粗略了解过她的简历。把书拿出来查看，很快就找到，那是梁宗岱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从日本致瓦莱理信中的一句话：“大师有时见到雷惠兰夫人、艾蒂安、梅拉·穆特、拉劳、巴鲁兹兄弟、普雷沃和其他朋友吗？有机会时请代向他们致意和问候。”
重看这句话，感到谜底的钥匙可能就藏在这里，混在一长列名字中间。既然穆特是梁宗岱要问候的朋友，两人必定相熟，这就存在为梁宗岱画像的可能。按老习惯，又去钻电子旧书堆，从长长的资料索引表中，看到一本杂志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赶快按图索骥，运气很好，没有经过多少周折便找到电子版。这是一本艺术月刊，刊名《家具与装饰》（Mobilier et Décoration），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版。文章的作者德里斯（Gaston Derys，1875-1945）是一位作家和杂志撰稿人，标题短得无可再短，《梅拉·穆特》（Méla Muter）。打开文章前心中暗自默告，只要里面有梁宗岱三个字便心满意足。谁知翻了两页，左下方出现一张油画图像，啊，中国人的脸孔，梁宗岱！好像怕我们不相信，油画右上角居然有三个中文字“梁宗岱”，他的亲笔中文签名！这真像当头霹雳，呆呆坐在那里，不敢触摸电脑，担心这一切都是幻象，一碰就散。过了好一会，心情慢慢平静下来，赶快细心做好记录，才放下心来。
这是一张全身坐像，参照画家的同类作品，高度应该在一米至一米四之间，大于盛成的六十厘米半身像，属于大型制作。梁宗岱身穿翻领衬衣，手持一本打开的中国线装书，左脚搭在右脚膝上，头往侧望。右上方是梁宗岱的隸体书法签名，左上角是画家的直式签名。像中人在画上签名很少见，以中文书写，更是至今独一无二。比较奇怪的是梁宗岱没有戴眼镜，后来与一位画家朋友谈起，他说眼睛在人像画里很重要，眼镜遮盖眼睛，能免则免。
仔细欣赏之后，黑白图片虽然清晰，但无法想象原画的色彩，于是产生观看原画的愿望。到底这张画现在何方？答案近在眼前，就在图片说明里：“《梁宗岱肖像》（阿尔及尔美术馆）”。啊，真的在美术馆里！又一个《宗岱与我》的“传说”被证实是历史。
这张画为何从巴黎跑到地中海对岸的阿尔及利亚，第一个想法是当时那个地方是法国殖民地，被视为一个行省，卢森堡美术馆把这张画分发过去。这种臆测太容易了，也不符合“十年观察期”的规定，自己也不相信，于是又去钻旧书堆。折腾一番后得到这样的答案：这个地方当年被称为法属阿尔及利亚，成立于一八三○年，虽然被视为法国本土，但只是海外本土，卢森堡美术馆管不到这里。一百年间，数十万法国人移民到该地开发，促进了经济发展，文化艺术需要日渐增加，原有的阿尔及尔市立美术馆既细小又简陋，赶不上形势要求。当地政府有见于此，在一九二七年决定另址新建国立美术馆，取代旧馆。开幕日期定在一九三○年，刚好逢上阿尔及利亚建国百年纪念，于是拨出一笔专款来丰富藏品，作为百年庆祝的重要项目。为了买画，美术馆组织了一个专家小组，包括文化官员、大学教授、法国本土的卢浮宫和卢森堡美术馆馆长等专家，他们都是一时之秀，眼光过人，不仅搜罗古典派和学院派的作品，也购入了印象派及其他流派的现代绘画。挑选工作从一九二七年开始，持续了三四年，搜罗到四百九十多件藏品。穆特的《梁宗岱肖像》名列其中，开幕初期曾经展出，而且引人注目，才会被法国杂志挑出来亮相。
然而，从那时到现在过去了八十多年，阿尔及利亚经历过翻天覆地的变化，美术馆逃不过同一命运。一九六二年独立前夕发生了一系列武装冲突，美术馆成为目标，被人放置炸弹爆炸，馆方赶紧把三百多件藏品转移到法国本土避难。独立之后，阿尔及利亚新政权要求归还，法国人有点舍不得，经过数年谈判，最后藏品送还，但不是原来的整体。至于《梁宗岱肖像》的命运，鉴于阿尔及利亚的目前局势，除非还在公开陈列，否则想知道是否仍在美术馆，或者已在混乱中失踪，可能要通过外交途径才有希望，这当然超出个人的能力范围。我们幸运地从一家德国旧书店收藏到这一期杂志的原件，这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目前能做的事情已经完成，将来能不能看到原画的色彩，还是那句多次重复的老话：冥冥中有一种力量，不肯让有价值的东西泯灭。
二○一七年七月四日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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