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凡

　　费正清晚年，显然迷上了末日故事。他的传记作者，为此还录下一个校园掌故。掌故说：费师垂垂老矣，可他爱用悚人的提问，来测试哈佛神童的IQ和EQ：“一场核战争毁灭了地球！请问地球上哪一个国家，最有希望存活下来？而且还能从零开始，重建这个世界？”学生们听了，先是瞠目结舌，接着乱猜一通。费师的答案是现成的：中国是人类渡过浩劫的希望。

　　浩劫终于在电影《2012》中降临：火山爆发、地震、海啸，瞬间将黄石公园变作了人间地狱。美国人与各国难民一道，奔向西藏求生。而各国联手打造的诺亚方舟，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卓明谷。据查，西藏并无这一山谷。《2012》上映后，中国网友惊呼：电影里的卓明谷，就在日喀则和平机场！

　　再说一节哈佛掌故。一九八二年，哈佛大牌教授勒文（Harry Levin）应社科院邀请，来华讲学。外文所英美室主任朱虹，负责接待。据朱老师回忆：勒文到京后，即去三里河与钱师会面。她的回忆短文《两个文化巨人的相会》，已收入《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引述如下：

　　钱先生亲自开门，笑嘻嘻说：啊哈，你是来参观我这个神话动物（Mythological Animal）的。二人坐下，不待寒暄，立即在世界文化版图上，纵横交错地漫游起来，一会儿希腊罗马，一会儿法国意大利，他俩竟有那么多话题！回程中勒文闷声不响。快到宾馆了，他突然冒出一句：Im humbled（我自惭形秽）！我问为什么？他说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他还有一个世界，我却一无所知！勒文是哈佛英文系、比较文学系的顶级教授，他的高傲是有名的。见了钱锺书，勒文自惭形秽了。但他不愧为名家，一眼认出了神话人物。

　　上面两个掌故，一是费正清援引其“循环神话”，给出肯定的答复：中国是人类渡过浩劫的希望。另一个却让我们如坠雾中：勒文说他对钱师的世界一无所知！那是怎样一个神话世界？告诉各位，我已去过那个世界。先是在家中读书，读着读着就飞过去了。第二回我自驾远游，闯进了贵州、云南、西藏、新疆。那儿是钱师的世界，也是司马迁、唐玄奘的世界。

　　司马迁的世界

　　钱师讲过一个道家传说，典出《列子·周穆王》：王问所从来，左右曰，王默存耳。赵按：钱师不过是电话上随口一说，却给我一种强烈震撼。跑回家翻书，进而得知：列子本名列御寇，为东周战国人氏。他的著述《列子》，据说是本于黄帝、归于老庄。学界视其为先秦“贵虚学派”，又说他是道家学说的关键二传手。这个牛鼻子老道，到底忽悠了啥？

　　话说周穆王时，西方有化人（得道成仙之人）来中国：他能入水火，移山河。穆王敬他如上宾，可化人一直不满意。王随其腾云，升至天宫，方知人间万物，无不卑微低下。二人继续云游，所到之处，抬头不见日月，低头不见河海。穆王大骇，哀求回家。化人只一推，他便跌落尘埃。醒来后，王端坐原处，身边还是那几个慵懒老仆。王问我去哪儿啦？仆人答：大王默默待了片刻（默存）。再问化人，他却振振有词道：我与大王神游，形体并未移动呀！

　　此说腾云驾雾，极言“形不动而神游”，首先便吻合钱师的留洋经历。其次，它刻意描画一个道家祭司：其神通广大、栩栩如生，远超以色列人的历史想象。最后，它让我重新琢磨钱师字号。《易经·系辞》谓：默而成知，存乎德行。由此可见，默存一字寓意丰厚：它深深扎根于文王演周易的神话，同时，又为老庄学说平添一层道家释义。

　　上面这个段子，别说勒文，就连哈佛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听完也会晕菜。赵按：钱师命我背诵《报任安书》，起初我不谙其理。默存一案提醒我：除去背书，咱还要多一分机灵、多一丝悟性。于是我在《管锥编》中大肆搜刮，摘录司马迁相关笔记，分三组报告如下。

　　孤臣孽子，生于忧患 中国思想史上，此说千年流转。钱师道：所谓发愤之旨，《孟子》早已畅言：“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孟夫子又细说其间心理变化：“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然后知生于忧患。”司马迁对此有何高论？他扬言：“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其后中国文人，对此一片赞同声。

　　桓谭《新论》感慨：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韩愈自叹：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奋发乎文章！白居易读李杜，又题诗卷后曰：不得高官职，仍逢离乱苦，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钱师总结道：“司马迁欲雪下蚕室之大诟，遂成藏名山之巨著。其后诸家，莫不滥觞于太史公之‘诗三百篇大抵发愤所作一语。”

　　文章之德，真理之勇 钱师话锋一转，开始评点德国哲人黑格尔、叔本华，并为我等后生，继续譬讲“穷途末路，文章何以达”的辩证法。中国人常言：文士多奇数，诗人尤命薄。钱按：此说可比较叔本华《悲剧观之文学史》。又引海德格尔名言：人之天良，不能左右人之志事。比较至此，钱师点题：“一切义理，发为文章，莫不判有德无德。哲人著书立说之德操，或曰文德也。”

　　所谓文德，源自荀子《正名》：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钱师加注：“黑格尔教生徒屡曰：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der Mut der Warhrheit）。每叹此言，勘笺文德二字。”至此，钱师意犹未尽，又补一句：“穷力尽事，逢怒不恤，改过勿惮，恕可语于真理之勇、文章之德。”

　　敢于命争，绝不唯诺 提及真理之勇，钱师欣赏三国魏人李康，因有大赞曰：其“波瀾壮阔，足以左挹（司马）迁袖，右拍（韩）愈肩”。赵按：钱师此说，明指司马迁、韩愈、李康，在中国思想史上文德彪炳，勇冠三军！我却赫然发现：司马迁等人的真理之勇、文章之德，一再指向费正清的循环神话，即死而复生，在在更新，不断从历史灰烬中，飞出一只只金凤凰。

　　李康《运命论》扬言：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钱注曰：“不计利钝，故不易操守，尽其在己，而非全听诸天，实可比较莱布尼茨、尼采有关命运与抗争之说。渠以为：人能与命争，亦即命中注定。”又按：李康讥讽唯诺之人，指其“‘意无是非十六字直画出近世西语中，所谓唯唯诺诺汉（Yes-Man），颔颐点头人（Nodding-Guy）”。

　　另有一层要义，被我疏忽多年。直到二○一一年我驾车进西藏，这才恍然有悟：原来太史公写《史记》，并非宅在家里，闭门造车！他是像孔夫子那样周游列国，读书行路，察民情，辨风水，看天下。想当年，孔子困于陈蔡，子路抱怨连连。夫子饿得发晕，仍以齐桓公、晋文公为例，备说其“皆缘穷约而生霸心”。他还谆谆教导徒弟说：“故居而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何谓隐？即与老百姓一道，苦巴巴过小日子。何谓佚？即四处流浪，奔窜不止。

　　又据姚大力《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太史公第一轮壮游，行程二万里，耗时两三年。大致行程是：自长安越秦岭，过汉水，入洞庭，凭吊屈原自沉的汨罗江，踏勘大禹治水的遗迹，又从两湖逶迤至吴国故地，入姑苏、赏太湖、访淮阴。继而跋涉齐鲁大地，过彭城、薛城，经邯郸、开封，再由函谷关，返回长安城。第二轮远游，他作为汉武帝的使臣，深入考察了西南夷。

　　唐玄奘的事业

　　二○一三年夏，我在北京盘点游记，苦苦琢磨一道难题，即以何种样式，写好《西部国情考》。仅从地理角度看，我对于中国西部，也算是见多识广了。麻烦是，我的游记有何价值？这方面，美国游记堪称是一面镜子，可资参酌。

　　先看斯坦贝克大作：这个倔老头，风风火火活到六十岁，早已得了诺贝尔奖。可他带上小狗，驾车出游，又写一本《寻找美国》。另一本是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的畅销书，名叫《乡村美国之旅》。布莱森生于美国，混迹英国二十年。年过半百后，他决定回家看看，于是狂野驾车两万公里，走遍中西部三十八个州。途中他看见一个魂牵梦绕的故乡，一个陌生而奇异的国度。

　　赵按：美国人喜爱的游记，大多健康风趣，略带几分任性，这是辛苦打拼的中国人学不来的。然而这些游记，一则缺乏历史感，二来并无学术分量可言。若是捉至一处，即能见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自《山海经》《穆天子传》开始，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文采飞扬的史地书，其中有帝王行述、圣贤论语、名人纪行，也有高僧传、边塞诗、列国志。

　　譬如张骞凿空西域，武帝大喜，即着司马迁写下《大宛列传》。班超立功边陲，捷报频传，班固班昭兄妹联袂作《西域传》。隋炀帝派裴矩出塞，招抚诸番，搜奇猎艳，乃有五彩缤纷之《西域图记》。玄奘九死一生，录得《大唐西域记》。俟清军平定南疆，攻占葱岭，魏源奉命作《乾隆勘定回疆记》。林则徐踏勘喀什、叶尔羌，夜不能寐，挥笔疾书《南疆八城回民生计》。另有一拨充军犯官，亦有佳作传世，譬如洪亮吉《天山客话》，纪晓岚《乌鲁木齐杂诗》。

　　以上名著，世代相传，构成一套堂而皇之的国家经典。美国人写游记，也会膜拜祖先么？不可能。可我若要写，必定是战战兢兢，高山仰止。换言之，我尽可以走得更远，更深入，可我绝难写出一本不朽之作，比如《大唐西域记》。这叫什么事儿？鲁迅点题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生求法的人。这是中国的脊梁！

　　赵按：这也是一种中国典籍的千古循环：它们从老庄、孔孟开始，再到司马迁、唐玄奘，一次次奠定经史标准，强化民族传说，构建中国软实力，而且是美国人不懂的那种，包括哈佛政治学教授、软实力权威，约瑟夫·奈。

　　玄奘那和尚，都给国人立了啥规矩？首先《大唐西域记》的一半内容，涉及中国政治、历史与文化；另一半则以西域诸国为背景，逐日记述他取经途中的种种历险与见闻。同时巨细无遗，罗致古老文献，解读异国神话，传译宗教秘籍。从此，玄奘也为后世确立了学术规范：即古今融通，东西兼顾。

　　唐贞观十八年，玄奘回到于阗，给唐太宗写信，恳请赦免他当年的偷渡之罪。他在于阗讲经半年，终于等来了诏书：着高僧携带佛经，一路由官兵护送，平安归入京师！进城那天，百姓夹道欢迎。此际太宗驻跸洛阳，正谋划东辽战役。玄奘急着见皇上，便给房玄龄写了觐见书。李世民见信大喜，因下旨曰：可速来与朕相见！玄奘深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所以他到了洛阳宫中，先检讨他有违国法，继而俯身磕头，感谢皇上的宽宥之恩。

　　此际中原砥定，边疆未及安宁，太宗亟需一位国家安全顾问，为他参酌西域经略大计，并指示山川形势、胜兵甲仗、风土民情。岂料天上掉下一个大和尚：他对西域各国了如指掌，一见面便滔滔不绝，由孔雀王朝、贵霜帝国，一路说到了吠陀经、阿育王。皇帝劝玄奘还俗，随他亲征辽左。玄奘自称是僧人，见不得血流飘杵。皇帝退一步，请他写西行游记，但和尚执意回少林寺译经。皇帝再妥协，准其去长安弘福寺，招聘贤人，开场译经。

　　贞观二十年七月，玄奘献上《大唐西域记》，太宗悦之。二十二年夏，又献百卷《瑜伽师地论》。太宗御笔作序道：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此一学案的政治与道德含义，一如钱师所言，验证了《庄子·应帝王》的要旨：

　　一、老子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

　　二、君王功能有二，一曰感化世人，二曰选贤任能。钱师谓：李世民这两条，历代帝王无人能及。他不仅从善如流，而且深信，君王也要顺应天道。

　　三、玄奘身为高僧，有他自己的译经事业，故而不能事事迁就皇帝。可他深明大义：臣之事君，义也。他写《大唐西域记》，亦是顺应天道。

　　关于明清笔记体

　　高僧标准之外，还耸立一排明清学术高峰，即徐霞客、顾炎武、黃宗羲。这三位都有传世大作，却都采用同一种笔记体！一九九四年春，我随手翻看顾炎武《日知录》，又因读不懂，惴惴求教于钱师：顾公征引百家，恣意挥洒。可他笔下的千字文，往往胜过一卷书！不知是何路数？

　　钱师说：“我写《管锥编》，用的也是笔记体。”此话让我手心冒汗。钱师又道：“明清大家有抱负，却无写作条件。笔记体的好处，一是因地制宜，灵活多变，二来立意高远，以小见大，因能在片言只语中蕴含大道。”凝神听到这里，学生我如沐春风！回家比较了顾钱二书，可不是一脉相通么？

　　在我看来，钱师非但传承了笔记体，他还在《管锥编》中，试将中西学问并置，开创一门新学笔记。

　　徐霞客是旷世奇人，也是游记大家。其显著贡献，即利用日记体裁，勾连经史，刻画地理，描摹民风，同时也在他多年撰写的游记中，展示一种惊世骇俗的求知历程。有人错以为徐公是寄情山水，殊不知其志向高远，乃以“走读天下”为己任。民国科学家丁文江，一九一四年发现《徐霞客游记》残本。为了验证此书，老丁重走徐公的云南路线，补齐三十六幅地图，重新编印《徐霞客游记》。

　　霞客身后，顾炎武后来居上，继承了笔记风范。身为清初文人领袖，顾公年轻时，一度在江南高举义帜，反清复明。据许苏民《顾炎武评传》：清顺治年间，江南烽火连城，清军反复进剿。常熟、吴江一带的富庶古镇，最是惨遭蹂躏。顾家一门老小，也因此伤亡惨重。

　　据《清史稿》：南明隆武帝一度颁旨，遥授顾炎武“兵部职方主事”，命其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诸事。而依《周礼》制度，职方一职，乃是中央政府专设的枢密官，“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使同贯利”。

　　起义失败后，顾炎武东躲西藏，四处流浪。舟车劳顿的日子，让他习惯了在马背上读书，在客栈里写作。清康熙元年（1662），顾公由山东潜行至北京十三陵，独自祭祀崇祯帝。此时，从缅甸传来清军俘获永历帝的消息。南明既亡，还能坚持复兴大业吗？顾写诗道：“时来夏后还重祀，识定凡君自未亡。”

　　顾炎武熟读古书，深知还有一条汉唐取天下的妙计，即先占山陕，继以黄河两岸为根据地，扫荡南下，收复金瓯。其后三年，顾在太原、西安、华阴等地，结识一批豪杰，其中有傅山、李颙、李柏、李因笃、朱彝尊、屈大均。康熙四年，顾与傅山等二十余人，集资垦荒于雁门关之北，并亲自筹划经营之。

　　章太炎《书顾亭林轶事》称：“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始明时票号规则不善，亭林与青主（傅山）更立新制，天下信从，以是饶以财用。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创也。”

　　顾公晚年隐居山陕，不受官职。人生漂泊，时局动荡，更驱使他一门心思，打磨精炼文字，纵论天下利弊。历时十二年的《日知录》，就此成为明清笔记体的又一杰作。若论中国地理，亭林见识之广，并不稍让霞客。在其后半生，他陆续写下《肇域志》《山东考古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历代帝王宅京记》。我好奇：顾乃一介书生，如何奔走四方？

　　清代文人陈康祺《郎潜纪闻》称：

　　亭林先生手不释书，出门则以一骡二马，捆书自随。遇边塞亭障，呼老兵诣道边酒庐，对坐痛饮，咨其风土，考其区域。若与平生所闻不合，发书详正，必无所疑乃已。马上无事，辄据鞍默诵诸经注疏。或颠坠崖谷，亦无悔也。精勤至此，宜所诣渊涵博大，莫与抗衡。

　　黄宗羲，身为反清志士，也长期隐姓埋名。同理，黄在逃亡中，时常寄居农舍，秉烛夜读。如此艰辛生涯，造就了他的《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顾黄发扬读书行路传统，复将笔记体提升至一新高度：由于旅途艰险、食宿困难，容不得长篇大论，故此，顾黄打造出一种凝练文体，其特征是命题沉重、大义凛然，发人深省之余，也能自由穿越古今。譬如顾公写《日知录》，每日一记，篇篇有关国家社稷、天下苍生。又如黄公写《明儒学案》，目的是检讨大明覆灭原因，纵论中国未来政治。

　　赵按：至此，明清笔记样式，已由徐霞客的游记体，衍变为顾炎武的史地书、黄宗羲的学案体。这能说明什么？它证实胡适所言不虚：孔孟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司马迁《史记》，又将这一复兴愿望，升格为中国循环书写。而顾黄所为，无非是延续这一伟大民族预言，即中国一如既往，终将实现梦想。

　　古之君子，著书待后

　　清康熙八年，顾炎武从济南出狱。康熙十二年，清廷撤三藩，吴三桂遂在云南起兵。江南文人为之振奋，不惜作拼死一搏。其中顾祖禹去广东，投靠耿精忠；屈大均下云南，为吴三桂幕僚；王船山也走出湘西，联络广西孙延龄。

　　康熙平了三藩，又开博学鸿词科，继而招贤达，修明史。此时西北豪杰，何以应帝王？大学士熊赐履，诚邀顾炎武入围。顾答：愿以一死以谢公。内阁学士叶方蔼，又荐顾入鸿词科。顾谓：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

　　康熙十八年春，各省督抚遵旨，妥送遗老进京。李颙被绑架至西安，拔刀大呼，以自杀相威胁，好歹躲过一劫。傅山年迈，竟被山西大小官員，一路抬进了北京城。老爷子进京后，终日高卧，闭目养神。他先以老病为由，拒绝应试，继而在皇帝恩准免试时，拒不叩头谢恩。康熙帝不恼，反而下诏曰：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

　　自一六二○年“五月花”号登陆，至一七二二年康熙驾崩，前后约一百年。此际北美殖民地蓬勃发展：一六三六年哈佛大学成立，一七二二年九月底，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后来的亚当斯总统，诞生于波士顿城。

　　康熙在位六十年，中国也遭遇了众多变化。其间关键一条，也是费正清未能深究的一条，即顾亭林、黄宗羲等人，主动延续孔孟理想，并将其一流学问、高远志向，融入了中国复兴大业。其后中国一连串变革，从同治中兴、辛亥革命，到民国维新、清华国学院创办，皆与之密切相关。此一历史转折点，我以为发生在康熙十五年：那一年，顾在流亡中阅读了《明夷待访录》，又给黄宗羲去信称：“古之君子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此话怎讲？且容我慢慢道来。

　　鸦片战争，中国惨败。一八四二年，北京有一批士大夫拍案而起，筹建顾祠，公然祭拜顾炎武。当时研究西北史地的精英人物，如魏源、张穆、何绍基等，尽列其中。顾祠建成后，每年定期公祭，持续达八十年。

　　八十三年后，清华国学院初立，梁启超编定一份新讲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首次确立了顾公的学术地位：“一曰开风气，二曰开治学方法，三曰开学术门类。”他又说：“若论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者。”至于顾公“历久常新的感化力，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请留意：梁任公赞许顾炎武“人格崇峻”，这又指向中国古代“君子”说。

　　此说始于孔子《论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赵按：孔子所谓为己，并非狭隘自私，而是弘扬一种独立求知的理想人格。圣贤瞧不起的“为人”，又是咋回事？回到古代，为人就是迎合他人、学而优则仕。荀子《劝学篇》称：为己之学，即君子之学。其两大内涵，一以修身为目的，二乃注重践履。

　　北宋大儒欧阳修、范仲淹，联袂标举“士以天下为己任”。北宋程颐又道：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物，其终至于丧己！针对宋学遗风，陈寅恪激赏不止：“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珍宝。”然而到了顾炎武手中，又多出三条修订意见：

　　一、君之称谓，并非皇帝专称。回到夏商周时期，“尊卑之势无大相远”：不仅帝王可以称君，女儿也可称父亲为君，妻妾则称丈夫为君。

　　二、八股取士，败坏心术。科举弊端，是方便空疏不学之徒，竞相浮华，钻营竞奔。

　　三、期待拨乱反正。顾炎武告诫学生潘耒：“要守其所学，待机而动，思起而救之。”他在给黄宗羲的信中又说：“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

　　《管锥编》几多密匙

　　一九七八年十月，胡乔木到钱府，向钱请教一个问题：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此说由何而来？钱搬出《管锥编》手稿，翻到某册某页，答案赫然在目。胡大感兴趣，又见手稿夹杂了多种外文，便说“这么多外文，不及早出版，将来谁能校对呀”，他建议用Xerox（影印），钱杨闻所未闻。

　　《管锥编》是怎样成书的？美国教授艾朗诺称：一九七二年钱杨自干校回京，因住宅被占，老夫妇搬去文学所办公室，一住三年，誊清了《管锥编》稿。早在一九四二年，钱师为《谈艺录》作序时称：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时隔三十年，《管锥编》凝聚了钱师大半生心血，序言只得一百六十五字，岂不怪哉？

　　钱师序言，不乏自嘲：“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艾朗诺据此认定：“钱面对险恶环境，只能利用自己的学识，暗中将《管锥编》变作了一件走私货。同时，作者也尽其可能，捍卫了他的人格与学术原则。”此说靠谱吗？我谨提出若干疑问，求教于中美学界。同时我相信：以下四个疑难点，很可能是我们打开《管锥编》的密匙。

　　一、钱在《管锥编》中广泛征引外文典籍，并将七种不同外文，一律译成精当之古汉语。这与唐玄奘译经，大量使用梵文、巴利文、怯卢文、吐火罗文（其中又分AB型，即焉耆语、龟兹语），何其相似乃尔！

　　二、钱坚持以繁体字排印《管锥编》，这与陈寅恪的古板原则高度一致。能否说钱与陈一脉相承，均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巨擘或余孽？

　　三、钱以明清笔记体，写出一百三十万字的《管锥编》。其文体格调，类似顾炎武《日知录》。他的《槐聚诗存》，亦可比较《顾亭林诗集汇注》。

　　四、身为伟大学者，司马迁遇上一个伟大而专横的汉武帝。太史公不怕死，可他害怕身死名灭，所以他将他和父亲两代人的心血，铸成一部“藏名山之巨著”。班固写《汉书》时发现：彼时一百三十卷《史记》，已缺失十卷，其中就包括武帝、景帝两篇本纪。既如此，《管锥编》是否也是一套藏山巨著？

　　《管锥编》之外，还有一套《钱锺书手稿集》。复旦教授王水照，对此已作一番梳理，而我基本认同。王水照先生观点大致如下：

　　一、《中文笔记》随读随记，最能反映钱的日常读书生活。其次为《容安馆札记》，即半成品学术著作。杨绛说：这是经过“反刍”的结果。一般来说，钱从《中文笔记》，加工到《容安館札记》，再写定为《管锥编》的成熟著作。

　　二、钱以目录为向导，随读随记。如此治学方式，在我国学术史上因袭千年。

　　三、《钱锺书手稿集》并非钱氏手稿全部。钱多次说过：《管锥编》有续编，至少还有《全唐文》、韩愈、杜甫。另有一些私密笔记，不大可能发表。

　　最后一把密匙，窃以为藏匿在吴宓、钱锺书的师生关系中。早年吴宓师题赠钱锺书一诗：“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赵传家业，气胜苏黄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赵按：此诗明确将钱纳入顾炎武、苏东坡、黄庭坚一干君子行列。

　　二○一二年，周绚隆为《吴宓评注顾亭林诗》写代序，确认吴宓评注过顾诗。老周发现：吴宓自幼熟读吴梅村，作为精神寄托。他接触顾诗则要晚得多。但顾氏“守先待后，留播中国文化种子”的责任感，却对吴影响至深。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吴宓日记称：“宓之感想，窃仿顾亭林《日知录》之例，皆不为今时此地立议陈情，而阐明天下万世文野升降之机，治乱兴衰之故。所谓守先待后，而不图于数十年或百年内得有采用施行之机会。”

　　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吴宓又记：“并世师友名贤中，独陈寅恪兄为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有‘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之气概节操，弥可敬已。”赵按：“天子不得而臣”一句，原指顾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