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今年年初，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一位名叫“楼庭坚”的大四学生写给我的信。他告诉我，他正就读于贵州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他和一群校内外的老师、同学、朋友组织了一个文化沙龙，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三晚上七点半开展活动，从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开始，已经坚持了好几年。现在，将现场录音、笔录的文字，整理出一本“学术沙龙实录”，起名为《正当七点半》，他和伙伴们希望我能够为之写点什么。

　　尽管住进养老院以后，就基本上不再为朋友的书写序，但这回，我却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欣然同意了。原因在“贵州黔南”四个字，唤起了我的许多美好的回忆。我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在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大概在一九六四年在全省招生，就招来了一批黔南都匀的学生，他们都喜欢踢足球，来校不久，就以他们为主，组成了一支校足球队。当时卫校老师只有我一个人踢过足球，而且和这群学生关系特别好，就选上了我当教练，其实就是和学生滚在一起风里雨里地踢球。这就自然结成了非同一般的师生情谊。其中有一位更成了终生不渝的忘年交。在“文革”中，我就多次到他家避难。这样，就与都匀结了缘，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因此，我一看“正当七点半”几个字，就有穿越时空的感觉：仿佛五十年前的我和我的都匀学生又和今日文化沙龙里的都匀师生相遇了。这样，“我读《正当七点半》”，就有出入于历史与当下的奇异之感。我的这篇读后感也就分为历史回忆与现实感想两部分。

　　先说历史：我们当年也有一个类似今天的文化沙龙的读书会，而且已经进入历史：研究者将其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一度遍布大江南北，而我们那个地处贵州边远地区的小小的读书会被认为是一个典型，在那段社会史研究著作里也占有一席之地（参看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那时我已经转到安顺师范学校任教，当时结识了一群青年朋友，他们大部分都是小学毕业生，尚未毕业的中学生或中专生，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学毕业生，都称我为“钱师”。当时已经是“文革”后期，现实的种种，都使我们感到绝对失望，自己也陷入极度绝望，于是就悄悄组织读书会，希望通过读书，解决“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但我们又都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认定“自己向何处去”是和“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这样一些更广阔的、更根本的问题连接在一起的；再加上我们已经敏感到眼前的路子走不下去，中国将发生巨大的变革，就产生了一种“为历史巨变做思想、理论准备”的使命感和自觉意识。这就使得我们的读书会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把自我生命的成长和祖国、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但也因此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读书动力：为寻求国家、民族，以至世界发展道路而读书，为寻求自己精神发展之路而读书。我曾把它概括为“为寻求真理而读书”。但我们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困难，除了自身文化水平太低，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太大之外，主要是外部条件太差，一是没有书可读：那时候图书馆都被封存，书店也买不到书，我们地处贵州边远地区就更找不到书，只有到图书馆去偷，拿鲁迅笔下孔乙己的话自嘲：“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聚集起来，读一些当时被称为“封、资、修”的禁书，是非法的，读书只能秘密地进行。记得年轻朋友希望我给他们讲讲西方文学经典，因为他们很少接触过。一个偶然的机缘，得到一本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的《悭吝人》，但又不敢公开地讲，只能选择一处偏僻的深院，拉上窗帘，悄悄地讲。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读书就真正是刻骨铭心的：都读到心里去，融入自己的生命中了。我就是在这样的读书中，与鲁迅相遇，由此决定了自己以后一生的发展。读书，写作，就成了内在生命发展的需要，安身立命的依托。

　　以我们四十年前的“民间思想村落”的阅读，与今天“正当七点半”的文化沙龙的阅读相对照，其间的差别是明显的：不仅参与成员文化程度大大提高，外部读书条件更是大为改观：再也不存在“无书可读”的情况，特别是在网络化时代阅读资源的丰富与便捷，已超出人们的想象与预期（当然，也出现许多新问题，本书中有“网络语境下的人文精神建构”的专门讨论）；阅读的合法性也不再成为问题，基本上是得到鼓励的。更重要的是，阅读内容与方式的变化。仔细看这本《正当七点半》，就不难发现，当年那样的强烈的政治兴趣与热情已不复存在，而是有意识地与政治保持距离。但并不等于脱离政治，只要是思想者，也不会脱离政治，而是把视野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思考更根本的问题。“正当七点半”的阅读，关注的中心就集中在“文化”問题上。从他们每次讨论的主题看，那是一个几乎涵盖一切的文化领域：不仅是中外文化（“中西文化随想录”“关于福柯思想的讨论”“现代文学与佛教之关系”），古今文化（“魏晋名士的美与丑及其仕与隐的本心”“五大名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古今人才选拔制度的异同”），更有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与冲突”），以及地方文化（“岭南文化与贵州文化的关系”“香港的文化”）：这样一个全方位的文化关照、思考、讨论，是很能显示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时代的特点的，是我们那个封闭年代绝对做不到的，但却是我们所向往的，这就是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的：“要有这样的气魄与胸襟：将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尽收眼底，将尽可能广泛的精神资源吸纳于心。”（《我们为何读书，如何读书》，收入《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东方出版中心2016）这样的新的一代青年阅读者的出现，而且出现在我所熟悉的贵州这样的中国边远地区，或许是最能说明时代的进步的。

　　而且他们有了与我们不同的阅读方式。当年的安顺民间思想村落，是以我这个“钱师”为中心的，每次讨论都是我主讲，讨论也围绕我所讲的范围，显然具有浓重的启蒙主义的色彩，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与需要，自有其意义，局限也很明显。而今天的文化沙龙，就是另一番景象。尽管也是师生共读，但并不以老师为中心，老师仅是阅读群体中的一员。如一位老师所说：“既然坐到了这里，你们也不用太把我们当老师，大家都是平等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老师只是比你走得更早，但是你们也有很多我们没思考到的东西，今后你们也可以辩论，也可以反驳。”（见“第八期讨论实录”）就像他们的《学术沙龙倡议书》里所说，这是一个“性情以对，共究真知”的精神群体，所奉行的，一是“学术之平等”：“破除旧见，断不可存师生有别之想。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存是去非，抛却门户之习”，“知音说与知音听，这里唯有平等之上的思想交锋”。二是“言论之自由”：“坚决维护每个人说话的权利”，同时“言论自由需建立在良知、逻辑、理性之上”，“对自己说的每一个字负责，并愿意接受一切审判、意见和流言”。三是“思想之包容”：“除整体上思想之万花筒，亦指个人对他人异议的容纳”，“他人非之，而不加沮，乃吾辈的胸怀”。四是“精神之独立”：“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求学之士，不可不身处栏外，以独特之个体，养独立之精神，铸强悍之人格”……这些原则就融合了古今中外文化精神的精华，达到了一个自由、平等、独立、包容、多元的全新境界。而且作如此自觉的追求，这真是难能可贵。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正当七点半”沙龙试验最具启发性之处。

　　当然，“正当七点半”也面临着自己的时代的新问题。当初我们那个时代是“想读书而无书读”，现在却往往是“有书而不读书”。在这个崇拜权力与金钱的时代，“读书无用论”的泛滥是必然的。于是就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读书人越来越少，青年对读书无兴趣的局面，甚至以读书为业的老师、学生，也是除教科书外，不读其他书。与此相应的，是“为什么读书”也成了问题。读书的目的越来越功利化、知识化：学生为应试读书，普通人为求职读书。再加上网络语境下的阅读越来越娱乐化、低俗化、浅层化和趋同化，这都造成了阅读的危机，也是一定程度的教育危机。可以说“正当七点半”文化沙龙，就是针对这样的危机而成立的。他们在《学术沙龙倡议书》里，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为“文化之探索”而读书，带着“中华文化究竟该如何抉择？中国该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去读书，并且立下雄心壮志：“师院虽是小庙，却也能养大和尚。我们在最不起眼的城市，却也要开出一片天地。”“我们在黑暗中执灯，只为后来人的光明！”在沙龙里的讨论中，也一再提到，他们读书，是为了心中有“一份坚守”（第五期讨论笔录），在“交流”中“思考”（第六期讨论笔录），“从不同角度探讨问题”，这都是“我们接受的教育中”所没有的（第九期讨论笔录）。从根本上说，就是“从自身做起”，进行“人文精神的建构”（第十一期讨论笔录）。我读这些话，感到特别亲切：这和前文谈到的我们当年“为寻求国家、民族以至世界发展道路而读书，为寻求自身精神发展之路而读书，为寻求真理而读书”，是相通的。这就表明了，四十年前我们的安顺民间思想村落和今天的黔南文化沙龙，是存在着历史的连接关系的，它都發生在贵州这一边远地区恐怕也非偶然。这不同中的大同，是特别值得珍惜的。

　　当然，校园里的读书，仅是打下一个精神底子，还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当年“文革”结束开始期待中的新的历史变革，我们那个群体的朋友都卷入其中，却经历了极其曲折的历史过程。我把它概括为人生三部曲：校园读书是一个做梦的年代；走向社会，首先就要面临梦的破灭，并经历或作坚守中的调整或彻底放弃的艰难选择，朋友间也会发生分化；到了晚年，坚守者（当然是经过调整的坚守）又会重新（当然是更高层面上）回到做梦的年代。我自己现在就在养老院里继续做梦。我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到了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的年轻朋友的沙龙实录《正当七点半》里的这些“梦话”，自然感慨良多，并不由自主地写下了这番半梦半醒的感想，就送给远方的朋友留作纪念，并作遐想：如果几十年后，你们有机会重读旧文，又会有怎样的感想？

　　二○一七年三月五日至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