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一席话改变董鼎山

　　江苏文艺出版社新出《董鼎山口述历史》，捧读再三，诸多往事，清晰如初。

　　诚如董先生书中所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曾有出版社希望他和董乐山一起写回忆录，两者汇总，可以呈现兄弟两人的不同历史。我也曾请董乐山写回忆录，但只写了几万字，各种缘故，未能完成。两个兄弟，生活在不同国度，亲历不同世界，假如真能如实叙述，必然与众不同。现在想来，真是一大遗憾。好在有了这本《董鼎山口述历史》， 可以让我们走进他们家族的往事，走进兄弟之间的悲欢离合，看一位远在纽约的记者、作家，如何在“文革”之后，为大陆读者了解西方文化，以笔搭建起的一座大桥……

　　“口述历史”这些年在中国渐成潮流，方兴未艾。这一领域的开创者，非唐德刚先生莫属，他关于胡适、李宗仁、张学良等人的口述历史，已被视为经典之作。记得就读复旦大学期间，一九八一年，从美国归国讲学的唐德刚，曾来到我们学校，在大礼堂里为我们讲述他的写作经验。其实，那个时候还无缘读到他整理的口述历史著作，不过，他所提及的人物与历史，他的采访经验，对我这个学生来说，茅塞顿开，本来就对历史感兴趣的我，第一次知道走进历史的途径有许多方式。后来，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著作陆续引进出版，如《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顾维钧回忆录》等，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敞亮的窗户。

　　说来也是一个巧合。唐德刚于二○○九年去世，董鼎山寄来一份复印件，是他一九八九年前所写的《我的朋友唐德刚》。他在复印件上写道：“李辉老弟：此文写于一九八九年，三十年了，朋友提醒才知，原来刊在国内何一刊物，已忘了，后来收在《留美五十年》文集中。巧妙的是标题与近来一短文相同。”（按，董鼎山记忆有误，应是二十年）读此文，方知他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纽约就是熟悉的好朋友。他写第一次见到唐德刚，就喜欢上了：“他的孩子气的脸总是笑眯眯。我一下子就喜欢了他。他是满口皖语的安徽人，他的话我听不大懂，而我来自上海，喜欢开玩笑、吃豆腐。” 董鼎山对唐德刚心存感激。一次在哥大咖啡馆的谈话，唐德刚建议董鼎山，既然如此爱书，何不攻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硕士学位？董鼎山写道：

　　对德刚当年的改业忠告，我的感激是无尽的，职业生涯的转换不但没有影响我的写作，而且反而增多了我的发表机会。阅读新书的便利增长了我的知识，促成过去十年来我对祖国读书界的服务。同时，回国机会的增多，也替我在英文作品发表方面开了方便的路。《纽约时报》、美联社、《洛杉矶时报》与《新领袖》等都发表了我对中国见闻的报道。近年来，《时报书评周刊》与《新领袖》杂志编辑特约邀请我写书评，更使我有满足之感。这种心境，是三十年前所难以想象的。

　　大学毕业曾在上海《辛報》《申报》当过记者的董鼎山，在纽约咖啡馆，因唐德刚的一席话，人生走向从此改变。

　　在《董鼎山口述历史》中，董鼎山回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通过唐德刚，他认识了胡适，也与“白马社”文艺社团的一些社员成为朋友。“白马社”的成立，受到胡适鼓励。他的印象中，胡适虽已退休，其精神却犹如少年，喜欢与青年人为伍。与前辈、与文友们的相聚，让他感到温暖。他们曾合作创办《海外论坛》刊物，大家集资编辑，在香港印刷。刊物出版两年，得到胡适支持，曾在上面发表《曹雪芹小像的考证》。可惜这些杂志他已遗失。

　　不过，董鼎山发表过多篇文章的另外一个杂志《自由中国》，我却从他那里有幸获赠。他在书中回忆说：

　　那时蒋介石专政和抑制言论自由的措施颇引起民怨，特别是引起了知识界的不满。也是在胡适鼓励下，国民党一个名叫雷震的官员创办了一份《自由中国》半月刊。

　　经胡适的介绍，我也成为这个杂志的专栏作者，每半月一次，主要是谈论国际时事，特别是美苏关系，以及有关美国、苏联政治状态的变化。雷震成了与我经常通讯的密友，但从未会过面。我记得当时特别佩服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殷海光的教授。在我所注意的国民党暴政下，竟有这么一份看重言论自由的刊物如期出现，我为自己能够做些贡献而高兴（后来我也发现著名小说家聂华苓，在我写稿期间还是该刊一个小编辑。另一位女作家於梨华，也因开始在《自由中国》上发表小说而成名）。

　　董鼎山寄来的四本《自由中国》，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分别为：《从政治与军事因素看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展开民主政治讨论的风气》《论赫鲁晓夫其人及其为政》《谈杜勒斯》。这些文章，不知是否收录他的文集中。

　　正是参与这些文学社团和创办刊物，为不同杂志撰文，使董鼎山具有不同的视野，从而在多年之后，为读者带来不一样的书中天下。

　　天下真小，桥梁很大

　　董鼎山与董乐山的故乡在上海，生于斯长于斯，与上海有深厚情感。兄弟二人，均就读于圣约翰大学。

　　董鼎山一九四七年离开上海，时隔三十一年，一九七八年第一次重返中国。逗留北京时，董乐山带来几位好朋友与哥哥见面，其中就有一九四六年董鼎山在上海结识的冯亦代。冯亦代正在参与创办《读书》，他当场约请董鼎山开设一个专栏，介绍美国文化与出版。董鼎山说已经多年不用中文写作，怕写不好。冯亦代说，我们会修改文字，但文章内容不会修改。董鼎山同意了，一座文化桥梁，由此在《读书》上搭建而成。正是这一次的归来，他与中国读者从此有了亲密接触。

　　的确，我们这一代读者，是在创刊不久的《读书》杂志上，渐次拜读董鼎山介绍美国文化的文章。对外交流刚刚开始之际，在我们眼中，董鼎山的文章就是一座不可缺少的桥梁，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文学风景。一九八四年，他在《读书》的文章，与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的文章，结集为《天下真小》，列入第一批“读书文丛”，由三联书店出版。董鼎山在《天下真小》后记的第一句话就说：“这本集子的能问世，首先得感谢老友冯亦代。”

　　董鼎山的第一本书起名为《天下真小》，源自一九七九年在《人民日报》“战地”副刊（现为“大地”）发表的文章《天下真小》。或许这是董鼎山在大陆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他写到，美国人谈话时通常有一句口语：“Its a small world！”即中国所说的“天下真小”。他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妙，叙述他在美国几个场合与不同的美国朋友聊天时，谈到的朋友竟然各自都认识。譬如，与在上海当记者期间认识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沙利文，时隔多年见面，发生下面的故事：

　　贝玛丽于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在上海美国新闻处任职，因不满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愤而辞职，到美国友人鲍威尔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任记者，与当时《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沙利文相识，后来结了婚。

　　贝玛丽说，她当时在上海也认识几个文化界人士。

　　我说：“我在上海时有一个姓冯的文化界老友，去秋在北京一家旅馆中见了面，他现在在编《读书》杂志。”

　　贝玛丽说：“我也认识一对冯姓夫妇。男的名字是冯亦代，女的是安娜……”

　　话音未了，我惊喜地大叫：“你的冯姓朋友同我的冯姓朋友是一个人！”

　　“天下真小！”室内五个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这一齐声的叫喊，成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一个小小象征。我想不到在纽约曼哈顿东区的一家公寓客厅中，竟能与四个热爱中国的美国友人畅谈过去，真是件极为兴奋高兴的事。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历史、地理、时间、空间的小小纽带，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把远隔重洋的中美人民的友谊联系在一起。

　　天下真小，董鼎山搭建的这座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却很大，很大。

　　说来自己有一件愧对董鼎山的事情。二○○四年，我为湖北人民出版社策划一套“人踪书影文丛”，第一批六种：郁风、袁鹰、邵燕祥、陈子善、赵丽宏、李辉。接下来我计划二○○五年的第二批，想到了董鼎山，去信请他也编选一本加盟。他很认真，很快寄来几十篇文章，由我挑选。

　　这一年年初，冯亦代去世，我很快告诉了董鼎山。在四月为此书所写的序里，开篇即写他与冯亦代的友情：

　　我将这本书献给刚去世不久的老友冯亦代。亦代逝世之讯乃是李辉首先告我，他同时向我邀稿出书作为他新编丛书的一部分。凑巧我正在找求出版社，原意是希望出书后能给亦代看一下。我在国内出书已约二十种，从第一本一九八四年的《天下真小》开始，大半就靠亦代助成。他曾替我写序多次，现在我是自己动笔，就把这篇序文当作纪念他的文字吧。

　　亦代不但是好友，也是良师。廿余年前，他协助陈翰伯、陈原、史枚诸位先生筹备《读书》出版时，我恰巧回国作三十一年来首次探亲访问。亦代相见后马上邀我写个报道美国文学、文化、出版情况的专栏，如此开始了我在国内的第二个写作生涯。几本文集的得以写成都是开端于他当年的鼓励。他的去世可不是表明我自己生命也快到尽头？近来因老弱多病，作文已不如以前起劲，因此我特别珍视这本文集的出世，先得在这里感谢李辉的助成。

　　《讀书》筹办期间，冯亦代能够拥有不一般的眼光，把视野眺望西方读书界，可谓一大功臣。《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在《阁楼人语》一书中，有一篇颇长的自述《我的无能》，其中有一节“另一位老人”，谈的就是冯亦代。沈昌文写到，通过冯亦代《读书》约到金克木、董鼎山、韩素音等人文章，拓展了学术小品的领域：

　　冯先生当时担任《读书》副主编。他同史老两人，一主外，一主内，是领导我们大家的两位副帅。冯先生对《读书》的贡献应当说像海上的冰山，能看到的只是一角，大量淹没在海水之深处。……现在他卧病斗室，我每次见他，总不免想起这些往事而不胜惆怅。

　　写董鼎山我不能不想到冯亦代，一位为《读书》立下汗马功劳的前辈。他不仅约来众多名家文章，自己的“西窗拾锦”专栏，也为中国读者带来西方文化的信息。他告诉我，他从美国、英国订了英文的书评周刊，从其中择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介绍给读者，其中一些报纸是董鼎山从纽约寄来的。读董鼎山的序，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对冯亦代去世之后的那种“兔死狐悲”的伤感：

　　二○○五年是令我起了兔死狐悲之感的凄伤的一年。与我同辈的名作家有好几位在新年开首数个月中逝世。除了冯亦代以外，美国文坛有三位巨星先后殒落：苏珊·桑塔格、阿瑟·米勒、索尔·贝娄。我都写了纪念文字，列在本书最后数页。现在我对自己的疑问是：这本文集是不是我的最后一部，我想，替我问路的冯亦代可以了解我的心情。

　　遗憾的是，“人踪书影”第二批未能如期出版，这部集子的文章一直压在手中。前几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开始出版董鼎山作品，我才寄给编辑。如今想来，真的愧对先生厚爱。

　　二○一○年九月范用先生去世，借祝贺中秋快乐之际，我给董鼎山发去电子邮件，特意谈到《天下真小》的出版：

　　董先生：

　　好。明天就是中秋节，在此遥祝赏月愉快！身体健康！又读《散文》上你的新回忆录文章，读到“练出胳膊好肌肉，腿还是细细的……”这一结尾部分，我笑了。这是充满情趣的回忆，足显出你如今的乐观精神和写作灵动，为你高兴！这样一本以小显大的个人回忆，值得你一直写下去。期待中。

　　前些日子去了上海，看了黄宗英，她仍在医院中，但也还在不停看书写文章。顺告。

　　范用去世消息想你已获悉。一个杰出的出版家，你的《天下真小》，记得就是经他之手出版的。有《读书》，读者才有幸能读到远在纽约的你的文章呀。

　　匆匆，我和应红都问候你和夫人！

　　李辉

　　董鼎山当即回复如下：

　　李老弟：

　　我不知道范用已去世。老朋友一个一个倒了，令我唏嘘。我只怕自己没有时间写完回忆。前几天重新翻阅您翻译的Peter Rand写他父亲与同事，又起一阵感慨。

　　鼎山

　　实际上，自从获知冯亦代去世的消息后，几次来信，董鼎山总是会谈到身体状况，颇有“灯枯油尽”面对“去世”的凄凉。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董鼎山于午夜时分写来一信：

　　李老弟：谢谢。您可好？ 我近来越来越感老弱病痛，晚上不能入睡，就坐在这里开了电脑打发时间。眼花不能阅读。我妻不准我服安眠药，惟恐服得太多，醒不回来。日前曾跌在地上，爬不起身来，行路困难，才知末日即将迅速来临，万事未成，心更不安。在此发牢骚，望您原谅。鼎山，半夜二时

　　二○一五年一月十二日，董鼎山写来一信：

　　李老弟：多谢谢您与宗英的照片。她看来很健康，令我高兴。我自己已行动困难，日靠老妻，她已八十五，我每日只望能平安去世。望您们新年如意。鼎山

　　与董鼎山的最后一次通信，是在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我从上海归来，告诉他又见到他的老朋友黄宗英，并且计划出版《黄宗英文集》一事：

　　董先生：黄宗英一九二五年出生，今年七月已过九十岁，附件是我们俩的合影。我正在策划为她出一套《黄宗英文集》，约四卷本，想赶在明年生日出版，作为贺礼。想念你。我计划明年上半年来美国，期待再次见面！李辉

　　董鼎山当即回复：

　　辉，经常挂念您，妻去世后，更是孤寂，近来身体不佳。宗英也九十岁吗？鼎

　　哪里想得到，不到一个月，董鼎山于十二月十九日去世。他一直念叨的“死亡”，真的来了。在另外一个世界，他与妻子、与弟弟董乐山再相逢。

　　兄弟之间

　　第一次见到董鼎山，是在一九九七年秋天。我开车去酒店接他，先去看望冯亦代、黄宗英，然后，再送他到位于团结湖的董乐山家中，然后离去。

　　就是这一次的归来，董鼎山与董乐山兄弟之间爆发了冲突。

　　这年四月，董鼎山在香港发表一篇书评，评论一位美国专家所写的一本关于中国和美国是否会发生战争的书。董鼎山认为，中美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和许多事务上存在矛盾，有冲突，但他根据国家关系的发展来看，就中国利益本身而言，中美之间不可能爆发核战争。董乐山却不赞同。他认为董鼎山在美国，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应该如此说话。我印象中的董乐山，性情中人，疾恶如仇。董鼎山后来告诉我，他到北京与董乐山见面，董乐山大声斥责董鼎山，吃饭后两个人冷冷地告别，这成了兄弟俩的最后一次见面。董鼎山告诉我，董乐山此后对他的态度十分冷淡，颇为不耐烦。他从美国打电话去问候病情，弟弟的回答也很冷淡。他想从美国回来看弟弟，弟弟说不要他去探病。兄弟之间，从此失去和解重逢的机会。一年多后，董乐山去世。董鼎山因生病，妻子又做心脏第三次手术，未能回国吊唁。董鼎山曾问过侄子董亦波：“你父亲去世前有什么话留给我吗？”回答说没有一句话。董鼎山听了，颇为难过，也很悲凉。

　　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最后竟是如此无奈的结局。

　　董氏兄弟之间的隔阂，最令冯亦代、黄宗英两人关心。此时，冯亦代因中风，身体在恢复之中，主要是由黄宗英在中间斡旋劝导。这也是为何董鼎山每次得知黄宗英情况，很快都回复于我的重要原因。黄宗英二○○三年返回上海治病之前，把他们信件的复印件留给我一份。黄宗英一九九八年七月致信董乐山，用心良苦从中可见：

　　乐山：

　　（想叫“弟”，因为想训训你，又总是拿不准你大还是我大，赶快查《中国翻译家辞典》，见189页，还是你比我长一岁，在李文进[？]家比过，多次比过，总是忘，不服气你比我大。）

　　我不管你的病情，那主要是医生的事，你自己也少管！

　　……

　　你此刻思维能力、运笔能力总比亦代强吧？

　　你必须写点儿什么，只为大病之身移情，你费点儿劲，开开头，写点儿什么！

　　首先给你哥鼎山写封平安信。

　　只有看到你的手迹，哪怕两三行，他也会宽心得多；不然他会胡思乱想的。亦代病了，我在上海，听不到他说话（他女婿有手机，至少可以跟我说两句话），见不到他一行字，我真当亦代已经成了植物人了哪！写几行，别让哥远隔万里日夜牵念。

　　再有，只写些断章残句，两三行也行，多些也累不着，习惯于脑力运动的，一旦停下，有氧细胞也不活跃了。真的，自己想通了，胜过世上一切良方妙药、灵丹、神医。

　　小妹姐、你二嫂子 98.7.3书

　　董鼎山同年八月致信黄宗英，告知他每个星期都会从纽约打电话到北京，从董乐山夫人凌畹君那里询问弟弟的病情：

　　宗英小妹：

　　多谢你的来信。知道乐山也有你的照顾，令我心慰。突然间，我们都老了，多年的友情更是宝贵。上次来访时，见到亦代情况，很伤感。有你在一旁，我放心得多。这次信中看到亦代写的字，很清楚，高兴极了。我在这里虽是与你通话，但这信也是给亦代看的。

　　我与畹君每星期通电话一次。总是周末。听她说，乐山即日将受第二次化疗。这种医疗的反应总是脱头发，呕吐，恶心，胃口不好。我们都是了解的，但将来头发会复生。

　　……

　　目前我的情绪很低落，因许多亲友（包括美国友人）都老的老病的病，倒是蓓琪给我鼓励，她对人生乐观，虽自己身体不适，从不沮丧。我的唯一乐趣是读书写文，有些发表，还是觉得心慰。以前每年必出外旅行三四次，现在回国一次，已覺累了，但我还是希望明年再来。

　　祝好

　　鼎山 98/8/20

　　几个月后，董乐山去世，董鼎山因为妻子要做手术而未能赶回，他为此而深感遗憾。

　　董乐山去世十年前夕，董鼎山于二○○八年十二月九日完成一篇长达十页的《兄弟之间》，第二天，他把稿子快递寄我，信中说：

　　李辉老弟：

　　奉上《兄弟之间》纪念文，我自己读了也觉得写得过分，无意间我在想着乐山那天对我的申斥。

　　不发表也无妨，给您留纪念吧。

　　祝新年快乐！

　　鼎山 12/10/08

　　在《兄弟之间》里，董鼎山详细叙述与董乐山一生的交往、兄弟情谊和最后的矛盾冲突。他的遗憾和不解，他对宽容观点的认识，尽在其中。董鼎山写到自己和董乐山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弟弟的情绪他能理解，但是令他难过和难以接受的是，彼此观点的不同却影响了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在《董鼎山口述历史》一书，细细阅读，仍然令人感慨无限。

　　不过，或许无心插柳，就在两兄弟发生矛盾之际，一本书的翻译，我无意之中在他们之间起到一个万里隔空的沟通。

　　董乐山在一九九七年患癌症，我前去探望。他站起来，从书架上递给董鼎山寄来的一本书《中国通》（China Hands），作者彼得·兰德（Peter Rand），副题为“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冒险与磨难”。他说：“这本书你可能会感兴趣。你要是翻译，我可以帮助你。”这一提议令我为之兴奋。我相信他的眼光，同时，有机会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翻译，更是难得的机会。我欣然同意。他说，你要联系作者的版权，得找董鼎山，因为这本书就是董鼎山从美国寄来的。他把董鼎山的地址写给我，我致信董鼎山，说是董乐山推荐我翻译这本书，我现在需要和作者取得联系，能不能帮忙。董鼎山在纽约，常为《纽约时报》撰稿，他在一次新书酒会上与《中国通》的作者彼得·兰德认识，董鼎山很快帮助我与兰德建立了联系，翻译如期进行。

　　翻译此书过程中，我在《寻根》杂志开设了一个专栏“历史现场”，写与之相关的外国记者与中国的故事。文章引起央视纪录片频道制片人陈晓卿兄台的关注，他提出拍摄八集纪录片《在历史现场—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风云》，希望我来撰稿，并去美国搜集相关影像资料，拍摄《中国通》作者的访谈。

　　于是，我有了二○○一年夏天的美国之行。在纽约期间，我前去看望董鼎山。他告诉我，当时他和董乐山都认为这本书有翻译价值。不管如何，我很欣慰，翻译这本书成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最后关联。

　　那天，董鼎山兴致颇高，一定要请我到外面吃饭。吃饭之间，他谈董乐山在美国期间他们的愉快旅行，谈兄弟重返上海的快乐时光，谈最后一次见面的矛盾爆发与内心凄凉……

　　我每到一个城市，喜欢逛旧书店。他说，我们吃饭的地方附近就有纽约最大的一个旧书店。饭后，他带着我，一路行走。走到一条街道，他指着一幢房子说，这是著名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故居。走进纽约这家最大的旧书店，我买到十几本与中国相关的书，包括《时代》创办人卢斯的传记《卢斯和他的帝国》。没想到，三年后，我真的在《收获》杂志上开始了《封面中国》的写作，一写，竟有十二年。

　　在写作《封面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上海地名、商店名称的翻译，遇到内战期间的史实，无法理解时，我总会去信请教董鼎山，他会很快一一回答。一次，我把汇总的一些上海地名、店名等发过去，很快，他予以回复：

　　Park Hotel—国际饭店，即人民广场大光明影院隔壁的

　　Wing On—永安公司

　　Sincere—先施公司

　　Sun Sun—新新公司（百货商场），如上二个

　　the Sun—？不知，也许是报纸名，请附全句，如是百货商店，那末是大新公司

　　Swank stores—华贵时髦商店（与您所猜相反）

　　Shanghai Club—上海俱乐部（英国人开的）？总之，是外僑所开

　　Cathay—原名华懋饭店，解放后改为和平饭店

　　Palace—？是不是饭店？请给全句（突然想到， Palace如是饭店〔与和平饭店相对〕，那末，那时叫汇丰饭店。今日叫什么？我想我所记得的都没错。）

　　这是二○一○年的回复，董鼎山八十八岁，米寿之年。他的记忆，如此清晰。我一直感慨自己是个幸运的人。没有董鼎山、董乐山兄弟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完成《中国通》的翻译的，更不可能完成《封面中国》的写作。读《董鼎山口述历史》，怎能不对他们深表谢意。

　　唯愿他们兄弟二人，在天堂重归于好，情谊再续……

　　完稿于二○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北京看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