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

　　

　　天启年间的阉党专政，是明朝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读来惊心动魄，难以忘却。

　　所谓阉党，乃是以太监为核心的帮派，为首的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魏忠贤，帮凶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以及把持各个部门的大小太监。他们上下其手，架空皇帝，把持内廷大权。令人讶异的是，外朝的一批文武大臣拜倒在魏忠贤及其党羽脚下，内外勾结，沆瀣一气，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正如《明史·魏忠贤传》所说：“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这个死党，以专权乱政为能事，把政局搞得一团糟。

　　朝廷中的正直官员，不畏强暴，与阉党展开了殊死较量，前赴后继。结果以悲剧告终，令人唏嘘不已。

　　一、杨涟：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幺麽小丑？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出任常熟知县，清正廉明，被举荐为“廉吏第一”。升任京官后，在泰昌、天启之际的“拥立”“移宫”事件中，功勋卓著，却从暗处传来不少流言蜚语，恶意中伤。他一气之下辞官而去，以明心迹。正直人士愤愤不平，希望皇上挽留有功之臣。皇帝为了平复舆论，对外宣布准许杨涟回乡疗养身体，病愈后再为朝廷效力。

　　身在江湖，心在魏阙。杨涟在家闲散的日子，丝毫没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优哉游哉，念兹在兹的依然是朝廷政事。后人在《杨忠烈公年谱》中写道：“居恒独处，每阅邸报，闻魏忠贤、刘朝恣横状，辄潸然泣下。恐负先帝恩，曰：‘吾得面圣，碎首陈先帝付托之重，誓诛此贼，以报知遇。亲友如陈元朴、王思延辈常规之曰：‘今权在若辈，能诱之向正则可，空言徒起祸，无益耳。公时亦深以其言为然。” 为了不辜负先帝的托付，他发誓要除掉魏忠贤这个恶贼。天启三年朝廷起用他为礼科都给事中，家人都有喜色，他对子女说：“今冲圣孑立，外有兵戎，内有逆竖，疆场、宫府皆我死所，忧且不暇，何喜之有？”念及母未终养，子女尚未婚嫁，悄悄向亲友嘱托后事，每每笑言：“杨某这番出山，不知归路是何为也？”他是带着殉道赴死的心情进京赴任的。

　　天启四年，五十三岁的杨涟晋升为太常寺少卿，再晋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对于他个人而言，可谓官运亨通，然而国运却十分堪忧。《杨忠烈公年谱》写道：

　　魏忠贤用事，群小附之，惮众正盈朝，不敢大肆。公（杨涟）与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辈，激扬讽议，务植善类抑憸邪。忠贤及其党衔之刺骨，遂兴汪文言狱，将罗织诸人。

　　在此危急关头，杨涟连上两疏，矛头直指魏忠贤。第一份奏疏的主旨是“止内批屡降”，请求皇帝剥夺魏忠贤内降矫旨的权力，把生杀予夺大权归还皇帝，把票拟权归还内阁，人事权归还六部，是非权归还都察院、六科。杨涟的结论是：以票拟还内阁，以黜降还部曹，以是非还台谏，即贷忠贤以不死，严加戒谕，令其小心谨慎，保全恩宠，毋代人操刃，擅作威福，自取罪殃。显然留有余地，只要魏忠贤改过自新，便可贷以不死。虽然仁至义尽，却缺乏震慑力，皇帝与魏忠贤毫无反应，说了等于白说。忍无可忍，迫使杨涟使出撒手锏。

　　天启四年六月初一日，杨涟以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揭露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这篇震惊天下的奏疏，酝酿多时。《年谱》写道：“公出山之日，即密缄一稿，欲起写，恒泣出声。家人惊问，则以思念先君为言……继而怀疏入朝，之易公等见稿乃夜半写物也，举家惶惶，佥骇祸迫。公曰：‘明知有祸无益，但骑虎将成，无使后世谓顾命（大臣）之中此时无一人有男子气。斯言也，早已义不顾身矣。”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所以奏疏的文字尖锐泼辣无所顾忌，声讨魏忠贤“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欺君蔑法，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要求皇上“大奋乾断，立赐究问”。为此列举二十四大罪状，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魏忠贤于死地，例如：

　　——魏忠贤假传圣旨，太监三五成群勒逼喧嚷，致使朝堂成为喧闹的集市，败坏了祖宗二百余年的政体。

　　——魏忠贤不容正直大臣立足于朝廷，指使亲信在朝堂上喧闹侮辱，交搆诬陷，迫使他们罢官而去。对于柔媚善附的小人，却破格起用。真所谓与我善者为善人，与我恶者为恶人，必不容盛世有正色立朝之直臣。

　　——魏忠贤一手握定枚卜（遴选内阁成员）大权，排斥先进，安插亲信，形成“门生宰相”局面。致使一时名贤不安而去，真所谓颠倒有常之铨政，掉弄不测之机权。京城有言：皇上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饶。

　　——魏忠贤勾结奉圣夫人客氏（皇帝乳母），害死皇后所生长子，勒令怀孕的妃子自尽，致使皇上无嗣绝后。

　　——东厂原以察奸细、缉非常，自魏忠贤受事，专门用来扰民，鸡犬不宁，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倾陷，片言违忤，驾帖立下。势不至兴同文之狱，刊党锢之碑不已。当年权阉汪直之西厂，恐未足语此。

　　——祖宗法度规定，宫内不许驻扎军队，原有深意。魏忠贤擅自在宫内组建称为“内操”的军队，由亲信党羽操纵，究竟意欲何为？

　　——近日魏忠贤前往涿州进香，一路上骑兵簇拥如云，蟒袍玉带的官僚在后追随，警跸传呼，清尘垫道，百姓误以为皇上驾到。返回时，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双遮，俨然皇上之乘舆。忠贤此时自视为何如人？

　　——宠极则骄，恩多成怨。聞今春驰马御前，皇上曾射杀其马，贷忠贤以不死。圣恩宽厚，忠贤不自伏罪请死，且闻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释，心腹之人时时打点。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有此事，奈何放虎兜于肘腋之间？

　　杨涟在弹劾奏疏最后写道，他所揭露的罪状证据，都得之于邸报、招案，以及北京共传共见的事实，并非捕风捉影的臆度之言。魏忠贤惧怕内廷有人揭发，杀者杀，换者换，吓得左右近侍都不敢言；惧怕外廷有人揭发，逐者逐，锢者锢，致使外廷官员都观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种无识无骨苟图富贵之徒，或攀附枝叶，或倚托门墙，或密揭居停，或投充门客，逢其所喜，挑起所怒，无所不至。即使奸状败露，又有奉圣夫人客氏为之弥缝其罪戾，故而气焰嚣张。

　　为了惊醒皇上，他写下了振聋发聩的警句：

　　掖庭之中，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独控，即章奏之上，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伏念皇上天纵聪明，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幺麽小丑？

　　事实确实如此，甚至于皇帝作出任何决定都得听魏忠贤的意见，每每遇见中外有紧切当做之事，当起用之人，皇帝必定说：“要与内边（魏忠贤）说说。”或者人不得用，事不得行，皇帝也只是说：“内边（魏忠贤）不肯。”所以杨涟感叹：“伏念皇上天纵聪明，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幺麽小竖？”

　　杨涟列举二十四大罪状，涉及魏忠贤专权乱政的各个方面，以至于宫廷与政府大小事务都由魏忠贤掌控，形成“皇上为名，忠贤为实”的太阿倒持局面。最为令人咬牙切齿的是，第九条罪状所说“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嫔”，第十条罪状所说“皇上亦不能保其第一子”，致使皇帝朱由校断绝子嗣。刘若愚作为魏忠贤的亲信，崇祯初年被捕入狱后，交代魏忠贤与客氏迫害皇后、裕妃、成妃的细节，见于《酌中志》的“两朝椒难”，可谓罪证确凿。仅凭这两条，按照大明律令，就可以判处魏忠贤极刑。所以杨涟希望皇帝立即将魏忠贤就地正法，客氏驱逐出宫。杨涟在那个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年代，敢于如此直言无忌，是要冒殺身之祸的。他此前已经意识到“杨某这番出山，不知归路是何为也”，意识到“明知有祸无益”。一旦不能扳倒魏忠贤，他自己必死无疑，对他而言，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

　　后来的事实表明，不仅杨涟惨遭杀害，凡支持杨涟反对魏忠贤的正直官员都未能幸免于难。故而有人批评杨涟“纠逆近激”，以为弹劾魏忠贤之举过于偏激。郑鄤在杨涟文集的序言中奋力驳斥：“公（杨涟）疏未发之前，逐阁辅，逐冢宰，逐宗伯、司寇，珰焰何尝不烈？君子之祸何尝不棘？又谁激之耶？”又说：“余观公（杨涟）论事甚平，闻公与人甚和，尝怪何以得祸至此？及读遗编，愾然而叹：人事忌认真，而公最真；物情忌勘透，而公最透。”可谓知世论人的真知灼见，即使没有杨涟的弹劾，六君子之狱的悲剧也不可避免。

　　二、“臣工先后申疏无不危悚激切”

　　杨涟要把不可一世的魏忠贤置之死地的呼声，极大地鼓舞了正直官员的斗志，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汹涌澎湃，仿佛一场海啸。

　　色厉内荏的魏忠贤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惊慌失措，请内阁次辅（副首相）韩爌出面帮他讲话，遭到韩爌严词拒绝。不得已，到皇帝面前哭诉，客氏（皇帝乳母）从旁委曲调护，决定由内阁辅臣魏广微票拟谕旨，曲意回护。魏广微这个无耻之徒早已拜倒在魏忠贤脚下，被人们讥讽为“门生宰相”，杨涟奏疏中提及的“门生宰相”就是指他。魏忠贤佯装辞去东厂总督之职的奏疏，上面的朱批就是心有灵犀的魏广微代皇帝草拟一道温旨：“尔闻言增惕，不置一辩，更见小心。”

　　此时杨涟奏疏仍旧“留中”，乃是魏忠贤一手掌控的结果。请看谷应泰提供的细节：“（杨）涟疏成，意欲于午朝面奏，出疾雷掩耳之计。缮写甫竟，次日免朝。恐再宿则机泄，则害成也，遂循例封进。故忠贤得以弥缝。（杨）涟语愤激，冀补牍以伺对仗。忠贤闻之，阻遏（皇）上不御朝三日。至四日，乃出御皇极门，刀剑倍于往时，侍班官僚更为严谨，左班诸臣不许擅出奏事。”

　　内阁首辅（首相）叶向高鉴于外间舆论汹涌，请求皇帝将杨涟奏疏与魏忠贤答辩奏疏一并发下，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在六月初二日向皇帝提议：

　　今日发下司礼监太监魏忠贤本，为左副都御史杨涟参论，自请罢斥，奉有传谕拟票进呈。其杨涟本已逾两日，未蒙发下，圣意渊拟非臣等所知。即臣等亦以为方今多事之时，朝端不宜纷扰，但事体关系颇大，人情猜忖易生。皇上既以忠贤久侍左右，任事过直，素蒙鉴信。而杨涟当两朝鼎革，忠诚肝胆，为先帝及皇上所知，疏中事情总在圣鉴。原奏与辩疏俱发之听讼，然两造具备，片言可明。即宫闱邃密，道路哗传之言，皇上自不难明一晓谕。其余外廷用人行政等事，逐款辩明，人人洞悉，无论政体宜然，而言者即属过计，得以自释疑衷；被言者即果风闻，亦得以尽白疑迹，传之中外，闻于四方，不至为朝廷增一疑事矣。

　　叶向高力图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的姿态，希望事情越辩越明，过于一厢情愿。得到的圣旨，明显偏袒魏忠贤，每一句话都在谴责杨涟：“一切政事朕所亲裁，从未旁落。至于中宫、皇贵妃并裕妃事情，宫壸严密，况无指实，外廷何以透知？内言毒害中宫、忌贵妃皇子等语，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杨涟被论回籍，超擢今官，自当尽职酬恩，何乃寻端沽直，本欲逐款穷究，念时方多事，朝端不宜纷扰，姑置不问。以后大小各官务要修职，不得随声附和。有不遵的，国法具在，决不姑息。”处处在为魏忠贤辩解，一切政事都有皇帝裁决，大权并未旁落，哪里谈得上专权乱政，杨涟分明是在寻端沽直！叶向高原本想调和矛盾，在魏忠贤和杨涟之间做一个和事佬，讨了个没趣，郁闷地请求辞职。这是他第五十九次乞休了，理由是苦于疾病折磨——“郁火熏蒸，前后闭结，水火不通”，“今此数日所苦愈加，日夜呼号，求欲速死”。

　　正直官员们义愤填膺，纷纷交章弹劾魏忠贤，挺身支持杨涟，掀起一波又一波声讨巨浪。气势之凶猛前所未有，史家如此记载：“一时臣工无不义愤。于是科道则有魏大中、陈亮训、袁化中、周宗建、李应昇、黄尊素、方大任、刘芳、刘廷宣、许誉卿、房可壮、喻思训、胡永顺、胡良机、朱大典、陈奇瑜、翟学程、熊奋谓、刘之待、段国璋、霍守典、甄淑、孙绍统、周汝弼、吴弘业、刘其忠、陈熙昌、刘懋、王政新、李光春、潘士良，谢奇学、胡士奇、刘朴、杨王珂、刘先春；南科道徐宪卿、赵应期等；兵部尚书赵彦，詹事翁正春，太常胡世赏，太仆朱钦相，抚宁侯朱国弼，南公疏京兵部尚书陈道亨等，先后申疏，或专或合，无不危悚激切。”

　　第一个力挺杨涟的是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浙江嘉善人），当他得知杨涟弹劾魏忠贤，兴奋地说：“是余志也，杨公乃先我着鞭。”他早就有志于此，为了支持杨涟，率领同僚写了一份公疏，措辞尖锐凌厉。首先历数魏忠贤的罪恶，其次赞美杨涟的壮举深得民心，再次希望皇上采纳杨涟之言惩处魏忠贤。魏大中主张定魏忠贤之罪，籍没家产，资助辽东；客氏出宫，不得再入宫掖；逮捕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治其内外交通之罪。

　　皇帝依旧我行我素，听不进逆耳忠言，两天后圣旨下达：“这事情屡有明旨，如何全不遵奉……且宫闱邃密，何得妄生猜疑。好生逞臆渎扰，本当重处，念系言官公本，为首的罚俸五个月，其余的姑不究。”或许皇帝根本就没有浏览此疏，完全听信魏忠贤一面之词，而且圣旨一日三变。先是说“为首的罚俸五个月”，继而又说“为首的着降三级调外任用”，以后又说“为首的还着锦衣卫拏送镇抚司究问”。

　　请辞未蒙批准的叶向高，仍然在履行首辅职责，出面为魏大中求情：“自杨涟疏上，各官职在言路，自不能已，尚以后时为迟。缄以臣等不能执争为失职，责之缄嘿，渠自有辞。若云宫闱严密，则道路风闻，外廷疑议，各官不过就杨涟前疏一为剖发，原非自创说也……况言官职在敢言，科道自是公疏，伏望特鉴悃忱，统赐容贷。”也许是叶向高的求情发生了作用，魏大中并没有“降三级调外任用”，更没有“着锦衣卫拏送镇抚司究问”，魏大中还是吏科都给事中。

　　魏忠贤对杨涟、魏大中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时机还不成熟，只能采取別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阴谋暗杀杨涟，《杨忠烈公年谱》写道：“自是内外互持未动，而忠贤日购死士刺公（杨涟）私第，皆至墙却步，若有云雾障护者，不得入。五城（兵马司）闻之，皆设兵防守。一夕，有人飞檐而至，公见之曰：‘杀止杀我，毋伤我母。其人曰：‘吾实奉委，感君忠孝，何忍加害！竟不言姓名而去。”这一情节，看似小说家言，却实有其事。魏大中听说有大内刺客，立即写信给杨涟：“微闻有警动，此何消息也？疑是山鬼伎俩耳，以不闻不见应之，何如？病不得，叩悬悬。”

　　杨涟、魏大中等君子的处境是险恶的，随时随地有可能遭受不测，善良的人们忧心忡忡。

　　面对严峻的形势，正直官员们的议论依然危悚激切。御史袁化中（字民谐，一字熙宇，山东武定人）提醒皇帝注意魏忠贤的狐群狗党铤而走险。他在奏疏中说：

　　忠贤之恶，外廷久知之，特合适未之知耳。惟皇上未之知，故忠贤犹有畏心，时而为小忠小信以结权。今宪臣（杨涟）明明告之皇上矣，皇上即念潜邸微劳，未必不贷忠贤以不死，而忠贤则日日惧一死。惧死之念愈深，将免死之术愈攻，其狗党狐群或忧祸之心转迫，将铤而走险……皇上明圣，试思深宫大廷之内，何可使多疑多惧之人日侍左右，而不急为之处分也。昔冯保在神宗初年，岂遽逞不轨，只以威权日重，党附日多，不肯回头，后神祖春秋渐盛，太阿独持，保遂殒其身命。今忠贤事正与（冯）保类，若不及今严为裁抑，恐形迹不避而罪恶贯盈，直至事败，皇上即欲全忠贤而不得。

　　三、叶向高调停弥缝，进退失据

　　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对袁化中的奏疏，如此评论：“时言者四起，已成骑虎之势，叶（向高）元辅意主调剂，谓讽忠贤退而诸议息矣。且望其迁善改过，使立召王纪、文震孟诸臣，复其原职，以著维新。意良善矣，而孰虞忠贤之决不能从也。说者不无归咎于阁臣持之不力，不知章疏留中，旨皆不下阁票，徒以一揭再揭敦请。忠贤根蒂盘固，能遽拔之去耶？然则听其必趋之势，相与束手而受其弊乎？此际在阁部大臣宜用术用权，在廷事诸臣宜用胆用气。何为权术？彼刑余之流，亦有骨肉心腹，其中岂无一二知祸福利害者？当势激理禁，使了然于威福易尽，残虐必穷，私智有限，公论难沉，性命族属何可不念！”事情确实如此。

　　在这场斗争中，叶向高尽力不偏不倚，以调和折中为宗旨，正如《明史》所说：“（叶）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再入相，事冲主，不能謇直如神宗时。”当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时，他很不以为然：“事且决裂，深以为非。”面对既成事实，他感到左右为难，深知魏忠贤“怒不可犯”，他的选择是“意在调护，以免缙绅之祸”。

　　据文震孟之子文秉说，叶向高才能笼罩，魏忠贤颇为敬重，杨涟请叶向高“清君侧”，除掉魏忠贤：“今魏忠贤怙恶擅权，国势将去，公为心膂重臣，同国休戚。小者不必问，宜请上御门，将忠贤杀皇子、贵人、妃嫔诸大逆状，明白奏请处分，以清君侧。失此不图，流祸将大，焉用彼相为？”叶向高不同意：“仆老矣，不惜以身报国，倘主上不果听，公等置身何地乎？”魏忠贤获悉后，愤恨地回应：“何待诸臣，我即请上御门，召问诸臣，如上以为有迹，寸磔何辞。不然，可自为计。”众人益发愤愤，叶向高只得两面调解。

　　六月九日，叶向高写了题为“论魏忠贤事情”的奏疏，表达调停折中的观点。一则说，臣所不能曲为忠贤解者：“顷都御史杨涟论劾太监魏忠贤，列其大罪二十四款，多穷凶极恶之事，骇人听闻，臣在病榻见之，亦魂摇心悸。举朝臣工无不以（杨）涟为忠直，言人所不敢言，于是连章迭疏，攻击纷然。皇上虽力为解释，终不能止，其仰颂宸衷亦已甚矣。臣平心而论，诸所论列，如中旨之频传，大臣之摈斥，言官之被逐，章奏之停留，凡属此类，虽皇上皆引以为圣裁，然九阍沉沉，何处可阁？即臣等地近密勿，亦未敢信其尽出宸断与否，况外廷远隔，能不猜疑？而忠贤独被宠任，人皆谓其所言皇上无有不听，故凡有不美之事，毕归之忠贤。此臣所不能曲为忠贤解者也。”

　　再则说，臣之所以未敢遽为忠贤罪者：“至于堕中宫之胎，殒裕妃之命，毙御幸之宫人，则事在内廷，难以疏断。圣明在上，威柄独操，忠贤即怀无良之心，负吞天之胆，何敢作此等事！故缙绅有问臣者，臣皆对以不知，亦告同官（韩）爌谓：‘此言稍过。人或以此病臣，臣笑曰：‘我为辅臣，若真知此事而隐忍不言，直待台臣之讦发，则其罪当与忠贤同，岂可一日容于人世哉！此臣之所以未敢为忠贤罪者也。”

　　三则说，忠贤之祸不发于今，必发于他日：“乃臣之所深虑者，则以忠贤一中官耳，非有大功劳于世，仅凭借皇上龙潜狎昵之爱，一旦富贵至此，可谓无妄之福，造物所忌。况海内人情怨恶日久，故杨涟一言，和者四起，（杨）涟疏传之天下，天下之人必以为言言皆真，件件是实，毋论忠贤不能自辩，即皇上代为忠贤辩，人亦不信。而臣窃观皇上临御以来，左右近幸之臣，朝被宠而夕蒙辜者接踵而是，则忠贤之祸不发于今，必发于他日。”

　　有鉴于此，叶向高提出平息事态的最佳方案，请魏忠贤辞去东厂总督，退归私第，远势避嫌，迁善补过。

　　让魏忠贤自动放弃已经到手的权势和地位，显然是过于天真的想法，魏忠贤绝对不可能接受。皇帝日前向叶向高打招呼：“举朝哄然，殊非国体，卿等与廷臣不同，宜急调剂，释诸臣之疑。”所谓“释诸臣之疑”，就是要他帮魏忠贤辩护，叶向高的主张显然有悖于此。在反对魏忠贤的官员眼里，叶向高此举是在为魏忠贤“画策投歡”，把他与正德年间投靠太监刘瑾的内阁辅臣焦芳相比拟。

　　叶向高两头不讨好，再次上疏，向皇帝讲明他的良苦用心：“臣等地居密勿，不敢自同于廷臣，即疑受谤，情固甘之。惟是人情纷扰不止，将至决裂，传至海内，愈生猜忖，忠贤之心终无以自白，其势亦终不得安。皇上固难以不见不闻之法而处此也。臣等再三思维，皇上诚念忠贤，则当求所以保全之，而今日保全忠贤之计，莫如听其所请，且归私第，远势避嫌，以安中外之心。”

　　皇帝的答复，是十分罕见的长篇大论，训斥叶向高，为魏忠贤评功摆好：“朕览卿等奏，顷因杨涟疏论魏忠贤，以致诸臣渎奏殆无虚日，朕岂不闻不见，佯为不知而不深究？盖已内洞劳臣之心，欲外宪臣之体。况忠贤事皇考于春宫时，朕在襁褓间便赖护卫。迨圣母升遐后，朕殷忧危险，皆所饱尝，服食起居总忠贤是赖。当皇考弥留之际，曾云：‘内侍忠直，不避形迹，独此人耳。今乃被杨涟指摘牵诬，而大小臣工又随声附和，纷纷渎扰。今事事皆朕亲裁，有何专擅？有何疑忌……朕追惟往事，何忍忘忠贤今昔之劳，辄以浮言听其所请乎！”

　　皇帝毫无保留的庇护，助长了魏忠贤的气焰，叶向高要他体面地下台，令他愤恨不已。魏广微趁机向魏忠贤献策：“必去叶向高而后可。”还献上《缙绅便览》一册，开出六七十人名单，包括叶向高、韩爌、何如宠、钱谦益、成基命、缪昌期、姚希孟、陈子壮、侯恪、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周宗建、李应昇等，“皆目为邪党，暗于上前借事摈斥”。

　　叶向高处境岌岌可危，为了摆脱困境，他竟然扬言，最近所写的奏疏并非出于自己意愿，而是门人缪昌期（字当时，一字又元，号西溪，常州江阴人）逼迫所为。

　　文秉披露了这一细节：“应山（杨涟）疏上后，应者响合。福清叶向高亦密具一揭，讽上准魏监忠贤退归私寓，待之以优渥，比于勋戚大臣，庶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让，此两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内意，福清（叶向高）惧，思有以自解。乃扬言此揭非出于吾意，乃门人逼我为之。门人指澄江缪昌期也。”

　　文秉的说法取材于缪昌期的自叙：“及应山（杨涟）疏上，余适过福唐（叶向高）、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大洪（杨涟）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指魏忠贤）于上前时有匡正。一日，有飞鸟入宫，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珰赐绯（衣），叱曰：此非汝分，虽赐，不许穿。其认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难再得此小心谨慎之人在上左右。余曰：‘谁为此说以欺老师？可斩也。福唐色变。余先起，师先送余出。其语闻于应山，意不胜愤……先是，应山疏上，言者响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讽上准其退归私寓，过加优渥，比于勋臣者。然则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让，两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内意，福唐惧，思有以自解者。乃扬言：‘此揭非出我意，自我门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始矣。且谓应山之疏尽出吾手。而忌者附会其说，益不可解。福唐归途逢人告愬：‘西溪（缪昌期）骂我，彼与大洪一人日夜往来。正与代草之说相呼应，以实其出揭非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宽大，岂真欲杀我哉？不过借以自解，而余遂不可解矣。”

　　缪昌期的自叙是可信的，叶向高在危急关头，把起草奏疏的责任推到缪昌期身上，不过是“借以自解”。他与杨涟、魏大中、缪昌期对于魏忠贤的态度，存在根本分歧，不主张猛烈抨击，而主张调停弥缝，结果适得其反，进退失据。结果得罪了正反两方：一方认为“大拂内意”，另一方认为“画策投欢”。内阁首辅的地位摇摇欲坠，只有一走了之。他在乞休奏疏中感叹：“连日病势愈增，加以愁闷抑郁，时刻难挨。即如魏忠贤一事，议论纷然，皇上之所望于臣者，臣既不能得之于外廷，而外廷之所责备于臣者，臣有不能得之于皇上。以旦暮去国之人，而居此两穷之地，缄口既难，开口亦罪，即使无病亦万分当去，而况于真病且难医之病哉！”

　　天启四年七月初九日，他上了第六十七个乞休奏疏，哀叹：“臣与阁事不预闻已半载矣，累然垂死之残躯，强之在此，亦有何益？”终于得到皇帝恩准，驰驿回乡，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三朝元老叶向高在政坛的最后日子是颇为煎熬的，既有老病的折磨，更有精神的苦闷，调停弥缝于截然对立的两方，吃力不讨好，正如他自己所说。既不能得之于外廷，又不能得之于皇上，缄口既难，开口亦罪。而且魏忠贤的亲信太监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巡城御史林汝翥查办太监，魏忠贤下令廷杖，吓得他赶紧潜遁。太监以为他藏匿于叶向高寓所，一百多人冲进首相府搜索，一无所得，还大肆谩骂。这种刺激使他心灰意冷，毅然请归。他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等人对于魏忠贤的态度，截然不同，后来魏忠贤阉党把他列为“东林党”的第二号领袖，实在冤哉枉也。

　　叶向高抽身而走，左光斗写信表达了理解与同情，并写诗送叶向高归去：

　　党锢将兴思乞归，如公当日号知几。

　　江湖何心分清浊，牛李难分孰是非。

　　生计青门瓜正熟，功名白发愿同违。

　　西行大祸犹能解，莫恋滩头旧钓矶。

　　叶向高的离去，使得外廷失去了可以制衡邪恶势力的元老重臣，顾秉谦、魏广微得以把持内阁，希意阿旨，魏忠贤更加肆无忌惮。然而，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依然昂扬，一身正气的清流之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工部屯田司郎中万燝提醒皇帝注意，政权一日不在人主，必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权一日不在人主，必有毛将焉附之患。他说：“窃见今太监魏忠贤性狡而贪，胆粗而大，口衔天宪，手握王爵，所好生毛羽，所恶成疮痍。如荫子侄至一世再世，赏厮隶至千金万金；立枷士民，毙至十数命；驱逐大臣，处置言官，空至十数署。是一切爵赏生杀予夺之权，全不为皇上有，而尽为忠贤有。举国侧目，鳃鳃然有不胜太阿倒持之忧焉……仍祈皇上大奋朝纲，立置忠贤盗利权、误陵工之罪，于以谢先帝而快人心。”皇帝勃然大怒：“着锦衣卫拿来午门前，着实杖一百棍，革了职为民，永不叙用。”对于无缘无故的廷杖，大臣纷纷申救，毫无作用，万燝竟然被活活打死。

　　魏忠贤杀一儆百，却难以堵住言路。南京礼科给事中杨朝栋揭发，魏忠贤指使亲信在留都南京大肆搜刮，稍不遂意，宵小之徒就扬言“曾与内边魏公处费了许多使用”，或者威胁道：“必急走北京魏公处弄得一严旨下来。”杨朝栋责问：“宫禁何地？票拟何事？宵小大言无忌，敢于玩弄，是陛下邃密之处，为忠贤垄断之所，詎可谓无外人知之觉也！今近而中国，远而四夷，孰不知朝廷之上有一恶珰魏忠贤者，是可以生死争夺人也，是得窃票拟之权，而大小臣工惟所黜逐也。从此而趋膻赴臭者邀非分之术，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他希望皇帝敕下法司严加勘问，或诛或谴，自有祖宗三尺之法，不能为之宽贷。

　　御史李应昇（字仲达，常州江阴人）为无辜廷杖致死的万燝鸣冤，仗义执言：

　　而（万）燝今死矣，未报国恩，先填沟壑，六尺之孤绕膝，八旬之母依闾，旅櫬无归，游魂恋阙。臣僚饮泣，道路咨嗟，然无不共亮，非出于皇上之心也。彼时群珰横击，血乱神飞，监杖张威，伤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残，种种不支，故出于此。而今皇上损好生之德，负杀谏臣之名，故臣不暇为万燝冤，而深为皇上冤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奋发，不能自已者，独念祖宗二百余年，祸在萧墙，且在旦夕，故怀忠仗义，感恩图报耳。而一言触忤褫辱身死，岂所以作忠而劝士哉……悬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鳞折槛之风，虽贤者犹或难之。若曰吾不用直言可以致治，则是剖心不亡，腹诽不灭，而惟言莫违。

　　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字孟起，江西新建人）、侍郎岳元声（字之初，号石帆，浙江嘉兴人）率领同僚，向朝廷呈上一份公疏，支持杨涟，批评皇帝偏袒魏忠贤：“近日屡接邸报，左副都御史杨涟有逆珰怙势作威专权乱政一疏，列东厂太监魏忠贤罪状，恭奉严旨；又见魏忠贤孤臣戆直招言谨辞东厂一疏，恭奉温旨。因是在廷诸臣前后疏劾忠贤罪状宜核，杨涟疏奏宜纳，拜奉严旨，群臣为之骇然。顷见阁臣揭帖，奉旨谆谆，乃知皇上竟念忠贤今昔之劳，不忍听其陈请，不但不加查处而已；于杨涟则谓其指摘牵诬，非无因而发，不但不赐采纳而已；又则群臣随声附和，纷纷渎扰，不但不蒙优容而已。以知圣心坚如砖石，即臣等奚容益之填耳哉！”他们奉劝皇帝，体察大小诸臣的赤胆忠心，魏忠贤恶贯满盈，必不可容；杨涟疏词逼真，必不可弃。这并非仇于魏忠贤而比昵杨涟，而是公听并观，洞察魏忠贤假以小劳恣其大逆，诸臣弹劾实为效忠于皇上，奚容致疑。“陛下秉道嫉邪，洞烛事机，若徒念忠贤勤劳末节，遂举魁柄而授之，恣其窃弄，任其决裂，姑息养奸，优柔酿乱，谓将以是酬劳，何待宦竖之太重，而视天下太轻耶！”

　　署国子监祭酒事礼部右侍郎蔡毅中（并宏甫，号濮阳，河南光山人）率领国子监同僚：监丞金维基，博士门洞开、邓光舒、王裕心，助教张翰南、徐伯微、姚士儒、孙世裕、董天胤，学正王永兴、蒋绍煃，学录聂云翔、杜士基等，向朝廷进呈题为“请纳忠言以杜祸源”的公疏。这所最高学府的师长们语重心长地对皇上说：

　　臣正与诸生讲“为君难”一书，忽接左副都御史杨涟论劾内监魏忠贤二十四罪疏，合监师生千有余人，无不鼓掌称庆，以为皇上有忠正之臣如此，僚采有忠直之友如此，祖宗社稷有灵得此忠直之臣如此；以为皇上见疏必憬然悟，赫然怒，雷霆之威加以三尺，将疏发下九卿科道逐一究问，以正权珰之罪矣。及奉圣旨，乃皇上不惟不行，而以一切朝政皆云亲裁，是皇上以权珰为真忠真贤，而代受其过矣。合监师生无不扪心愁叹不已也。

　　臣谓二十四罪，魏珰之奸胆显恶大端毕尽矣，臣不敢剿说雷同以资天听……刘瑾虽多僭萌，未闻以私塚而等之陵寝也；刘瑾虽暴宫官，未有死宫妃圣储之显迹也，未闻以内操之甲兵四时入太庙也。今忠贤宫中之受害，陛下知之，外臣不敢尽言。即内操一节，鼓炮之声惊天动地，而九庙之神灵不安。每飨太庙，御路之上刀剑甲兵围侍如麻，两监掖圣躬步行如飞，臣等跪迎跪送俱在甲兵之后，欲一望见圣颜而不可得。设使有奸细刺客杂于兵戈之中，是时变在呼吸，何以为计？此二十四罪之中所当即行罢禁，不俟终日者也。

　　至加以门户而驱逐正人，以无辜而枷死多命，窃恐党锢之祸成，忠谏之臣不免于凶人之手矣。此二十四罪中无一不当悉究，而此犹当急行昭雪者也。渐不可长，若待其恶满势成，不可救矣。

　　这些官员不顾自身安危，誓与魏忠贤不共戴天的精神，令人感动，令人钦佩。但是，他们把复杂的政治斗争看得过于简单，始终没有弄明白，他们寄予极大希望的皇帝朱由校和魏忠贤、客氏三位一体，只要朱由校不死，魏忠贤和客氏就不会倒。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正直大臣意欲置魏忠贤于死地，没有成功，魏忠贤稳住脚跟之后，反攻倒算，实施一场又一场大屠杀，朝廷上下一片愁云惨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