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身
在一度畅销全欧的小说《朱莉—又名新爱洛伊丝》的序言中，卢梭斩钉截铁地说道：“贞洁的少女不读小说……敢翻开这种书、读上一页的女子，便不再是闺秀了。”
但这位当时对文学还充满期许的新手并没有笨到把一半有可能读他书的人就这么吓跑了。卢梭立刻又补充道：“既然女读者已开始阅读，就让她读完吧。反正她不用再担心失去什么了。”或许卢梭猜的没错。会想要看他这本书的女子在此之前就读过别的小说，所以已经不那么天真无邪了。“伤害早已造成。”
作为促销手段，这一招确实不赖。当过学生的人都知道，越多人警告，说什么不好，就有越多人想要尝试。
但这一招也透露了一个对卢梭不利的隐私：虽然号称思想前卫，他在这篇开场白中提出的但书，不过是旧菜回锅而已。这道菜的名字？当然就是“小说会使人堕落”。早在卢梭出生前一个世纪，就有一本名气更大的小说，用这则浅显易懂的道理烧了一整桌酒席：《堂吉诃德》。即便如此，从塞万提斯的十六世纪晚期到卢梭的十八世纪，还是出现了一个小改变。《朱莉》面世时，大家似乎都认为只有妇女才会成为小说的受害者，而不是无所事事的光棍。
值得一问的是，既然卢梭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评价不高，为何硬要加入写小说的阵营？
他的解释应该跟他为剧本《纳西索斯》想出的说词差不多。因为一般人已经相当堕落了，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居民，所以最好供应一些轻浮的东西供他们消遣，免得他们做更糟糕的事。
幸好有些作家比卢梭有心，愿意把小说打造得稍微值得尊敬一点。与卢梭同时代的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就设法把虚构作品写成有训诲意义的教育工具。他在一七四○年出版的《帕梅拉—又名善有善报》，光凭副标题就阐明了寓意。
斟酌这样的一个背景后，便能理解萨德多爱跟人唱反调。他的小说兴高采烈地证实了卢梭的偏见。萨德最为人熟知的女主角贾丝廷，正是因为天性纯善才遭迫害。《贾丝廷》的续集《茱莉耶特的故事》还特意用副标题扇理查森一记耳光：《恶有好报》。
实际上，萨德并不是他那个时代的第一个—甚至不是最有名的那一个—“败德者”。这世上的各大文明都有能反映出自己社会状况与需求的情色书写。但独立成为一种文类，黄色小说—纯粹的黄色小说—却相当晚才溜入文学的殿堂。事实上，没比十九世纪才出现的科幻小说与推理小说早多少。
迟到事出有因。至少在西方，直到十八世纪末，情色内容总是跟其他素材包装在一起。基本上是充当调味品，负责把主料的“风味”呈现出来。印刷物中会出现性行为的描写，往往是为了诋毁中伤。这样的内容不但容易引起注意，而且有助于散布谣言。
以玛丽·安托瓦内特为例。在一七九三年被处死前的那几年里，攻讦她的宣传小册泛滥成灾，通常都图文并茂，把这位异国出生的王后刻画成一个花痴，总是与人通奸。她的阴险目的是羞辱法国，甚至出卖它。这种诽谤为广大的民怨提供了宣泄出口，却也累积了更多的憎恨，造成污蔑者无疑想达到的恶性循环。
政治人物之外，宗教是法国早期淫秽作品攻击的另一大目标。更确切地说，靶子是神职人员。大革命前，在旧制度的分级系统中位于第一等级的教会人士，往往滥用特权，干预政治，很不受另两个等级—贵族和平民—的欢迎。
但像萨德这么高傲的人，是不会呆板地模仿别人的；他一定得要超越。浪荡子那套纵欲无度、不敬上帝的基本公式，效力还不够强。于是萨德注入了几乎所有那时能想象到的“毒品”，诸如乱伦与谋杀、残肢与酷刑、恋尸与嗜粪。他寻求的是一种连魔鬼都会口吐白沫的配方。
启蒙时代第一本黄色畅销书是《冈焦修士：修道院守门人》。这本小说有段出名的训诲，借用一位修女之口驳斥了一则全球通用的委婉语：
一般说：“甲先生爱上了乙小姐。”实际就等于说：“甲先生见到乙小姐后，欲火上升，迫不及待想做那档子事。”这句话其实就这个意思，但按照礼仪规范不能这么说。于是，大家同意把它说成：“甲先生在恋爱中。”
不出所料，萨德接受了这番教诲，虽然这对他有害无益。说不出所料，是因为萨德蔑视世俗标准。按照礼仪规范不该谈的，他偏要写。说有害无益，是因为他的文字在故作含蓄、卖弄风情时，事实上最有创意。最佳例证是《贾丝廷》。这本小说采用了一个拘谨又纯真的小姑娘的角度来讲故事。因为这样一个人无论如何不会说出一句有失体统的话，萨德不得不费尽心思规避他自设的审查制度。
只可惜萨德跟《冈焦修士》的匿名作者一样。他的密作绝大部分都对委婉语弃而不用；《贾丝廷》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仅说“可能”，是因为他最后一部浪荡子小说《符娄贝勒的日子，又名揭开大自然》被警方没收，并在他死后应他家人要求焚毁。这件完成于夏伦顿病院的淫秽之作虽有写作笔记保存下来，创作风格却不得而知。
萨德作为小说家必须克服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让《新贾丝廷》这样的小说继续发展下去，如果每一段落谈的都差不多，第一次的刺激所带来的战栗，第十次已不复出现，更不用说第一百次了。
或许这能说明萨德为何在《索多玛一百二十天》里小心翼翼地调节暴力，还能解释他对排列重组的着迷，对周密組织的偏爱。萨德是在用各种主题与变奏来回避单调。同样重要的是，在他为自己设定的范畴之内，他会探索、整理、玩味一切可能性。任何细节他都不会放过。任何事都不能听其自然。
小说如此，在生活中也一样。即使乐至忘形，萨德也还是得控制一切，成天驾驭着所有人，像个赶马车夫似的，长鞭在手，指挥东、指挥西的。只不过，他会把抽人或挨抽的每一记鞭打都数得一清二楚，记录下来，引以为荣。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吹毛求疵，坚持精确，还患有强迫症。他像舞台监督一般管控聚会的所有细节；每件事都必须按照他事先想好的计划进行，有条不紊，不得打折扣。虽然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意在颠覆世界，却企图把最严格的秩序强加在自己的生活中。
就这方面而言，萨德确实深受他那个时代的影响。毕竟，十八世纪稍微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都在追求全方位的知识，设法在生活的混乱中找出宇宙遵循的秩序。最能体现出这番野心的不就是《百科全书，又名科学、艺术、工艺分类大字典》？（看来，就连那时的学术著作都未能免俗，硬要在书名后加上一个以“又名”开头的副标题）这套书的总编辑正是狄德罗。
虽然《百科全书》耗费了狄德罗大把精力与时间，减少了他自己的创作数量，但他始终能指着这片文山书海，宣称自己置身一个“哲学大步跃进……人人开始遵守理性法则”的时代。
在这个理性法则当权的时代，萨德其实也作出了贡献。从许多方面来看，他那些匿名作品的野心不見得比《百科全书》来得小。在启蒙运动承认的知识领域之外，萨德补充了一个有关变态行为与无端暴力的附录。单凭这一点，他便能和任何十八世纪的思想家平起平坐。当其他人都做着有关智慧与启发的美梦时，他却一个人耽溺在噩梦里。当大家都对理性头脑的成就喜不自胜时，他却在展示欲火高炽的肉体在完全不受束缚的条件下，会做出何等恐怖的事。凭一己之力，萨德提醒了他的时代，除了人人赞许的光明面，这世上还存在着一个没多少人愿意正视的阴暗面。
但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比别人都有胆识？还是因为他精神不正常？
或许都不是。他这么做主要是因为他自己的身体受到桎梏，谁也摸不到，哪里也去不了。镇日幻想赤裸裸的身体通过性与暴力毁灭世界—他能做的，仅此而已。
六、臀
“把我的意思解释清楚有点尴尬，但我还是必须这么做。”卢梭在自传中激动地写道：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家庭教师兰柏西小姐）只是口头威胁。处罚的恐吓对我来说还是件新鲜事，感觉好像很可怕。但执行以后，我觉得处罚本身并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最奇怪的是，这种处罚反而加深了我对处罚我的人的感情。要不是因为这份感情非常真挚，而我又天性温驯，我恐怕会为了得到同样的处分而再次犯错。因为我的痛苦甚至羞耻之中，掺杂了一种肉欲的快感，使得通过同一人再次体验它的渴望超出了畏惧。这里头无疑含有若干早熟的性本能，因为若是被她哥哥处罚，我就没觉得一丁点的痛快。
卢梭口中的“处罚”指的是鞭打，而且仅是鞭打。让他懊恼的是，他发现自己竟然上了瘾。“长期以来受着不知什么缘故的折磨，我贪婪地盯着所有窈窕淑女看。我不断发挥想象，以自己的方式利用她们，把她们打造成一个个兰柏西小姐。”
何谓“以自己的方式利用她们”（les mettre en oeuvre à ma mode）？毫无疑问就是卢梭在《忏悔录》中另一处提到的、他自己经常诉诸的那种“自欺欺人的危险辅助办法”（ce dangereux supplément qui trompe la nature）。
不过，真正值得注意的还是卢梭为这段“尴尬”文字所作出的结论。尽管他写回忆录时已事隔多年，对于自己养成的“坏习惯”，他仍然难以置信：“谁能相信八岁稚龄被一个三十岁女人处罚，竟然就此决定了我一生的品味、欲望、激情以及我整个人，而且跟发乎自然的常轨背道而驰？”
卢梭记错了自己的岁数—可能也始终不清楚他的教师的年纪。两人的实际年龄都比他说的大，但这不是问题所在。重要的是，他认定自己不可告人的渴望与理想状况南辕北辙，对他的发育造成了伤害。
也许这才是卢梭与萨德最大的不同之处。虽然两人都会因羞耻或肉体遭受处罚而性致高昂，但卢梭从不曾鼓起追求后续满足的勇气。事实上，甚至“正常”的性行为也令他却步。“我注意到跟女人交姤会使我身体衰弱。相较之下，我一直改不掉的同等恶习却似乎对健康危害不大。”这确实不是萨德的作风，他把满足性欲当作人生至高无上的使命。
巧的是，萨德在狱中屡次想取得卢梭的《忏悔录》一读，却始终碰钉子，令他哭笑不得。“他们真太抬举我了，以为让我读一个自然神论信徒的作品会有危险。”他向妻子感叹道：“我如果还在那样的阶段就好了。”然后他明智地指出：“必须先了解病势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决定何种疗法对病人有利或有害；疗法本身不能决定任何事。”憋了一肚子气，他自然还无法住口。称自己为“六号先生”—他牢房的编号—萨德继续写道：
如果把六号先生交给我治疗，我的手法会完全不同。我不会把他关在一群食人族当中，反倒会让他跟一批妓女在一起，与世隔离一阵子。……对付一匹烈马，要让它在崎岖的地方奔驰，不能关在马厩里。这么做才有可能诱导六号先生走上正路，踏上他们所谓的君子之道。
萨德对《忏悔录》兴味盎然，但不完全是为了书的内容；他更想研究的应该是形式。大约就在他再三索取此书的同时，写自传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浮现。卢梭的新作（前半部才刚出版）恰好可以充作样板。
到头来，萨德未能动笔。即使他写过任何回忆片段，也都没留下。这只能算他倒霉，手稿一再遭到破坏—包括审查官，攻打巴士底狱的暴民、警察，最后还有他的家人。
重大的损失，这，因为这样一件作品多少能说明萨德的性趣为何如此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他，是否儿时也被“处罚”过？是否在那时，他还初次尝试了那年头上流社会（包括学府）广为盛行的那种“恶行”？在萨德从监狱写给妻子的一封笔调戏谑的家书中，答案呼之欲出。学院应该就是他的入门之处。
萨德并没有把狩猎对象局限于一种性别。说实话，他对年龄和外表也不怎么挑剔。
说白了，这也是萨德会被看作妖魔鬼怪的一大原因：不仅因为他的想法变态，还有这种来者不拒的口味。
一般读者该用多认真的态度看待他那些有关嗜粪的布道？或许捧腹大笑是最自然的反应。
诗人史文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就这么认为。这位十九世纪英国颓废派的掌门人听了不少关于侯爵的传闻，终于找到一本他的禁书。尽管作品恶名昭彰，而且作者本人据说歹毒到连心肝都发黑，史文朋读完书后却大失所望。他没发现多少黄色或恐怖的细节；他只看到一幕幕滑稽搞笑的场面。萨德的观点极端到他的书只能当作黑色喜剧来读。
这论点确实听来有理，但把萨德贬抑成一则笑话，却是大错特错。一直要等到二十世纪，哲学家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针对侯爵大人写了一篇研究后，他的名声才开始被洗雪。波伏娃指出：
萨德的嗜粪癖还有另一个意义。“如果泄欲行为靠肮脏的元素提供愉悦，那么，越肮脏的东西就越有愉悦价值。”……他的独创是把情色跟污秽连结在一起，以及把它跟残酷连结在一起。这都可以用相同的方式解释。相形之下，美太单纯了。
以此类推，甚至可以说，萨德在他虚构的世界里注满了罪恶，为的是凸显美德。少掉黑暗，洁白也未免太乏味了些。这么说或许会掉进那个名叫“过度阐释”的泥淖，但至少有一件事大家应该都能同意：萨德是一个能够欣赏甚至敬重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稀有人种。虽然赞叹这幕景象之后，他会把花一脚压进粪便里去，再用力践踏，直到花与屎混为一体。若问缘故，他只会咧嘴一笑。这不就是大自然运作的方式？大吃小，强欺弱。
但萨德的罩门，刚好在这位置。到头来，他的那套恶之学说竟然跟他最瞧不起的、为美德辩护的言论，使用同样不堪一击的材料。
大自然要是真像萨德坚称的那么邪恶，这便意味着任何罪行在它眼中都不算是犯罪。到这里都还说得通。依据这观念，萨德在《新贾丝廷》里创造了一个角色。他花了二十年工夫寻遍天涯，希望找到一种比所有其他罪行都还要严重的犯罪行为。他当然找不到这样的稀世之珍。既然一切犯罪行为都得到大自然的认可，他还有什么成功的机会？对此，他不得不承认道：“在我看来，无法得罪大自然是人类最大的痛苦。”
事实上，他跟萨德都搞错了。触犯大自然不过是举手之劳—任何违反自然运作方式的行为都算数。
或许这对萨德来说只是鸡蛋里挑骨头。他并非真正想要创造一套毫无破绽的邪恶理论。他不过是想引起争端，招惹是非，做一个不折不扣的“douleur dans le cul”。當然他没听过这个来自英文俚语的现代用词，直译为“臀中之疼”，委婉点说便是“肉中刺”。但他一定会喜欢这字眼。再也没有人比他更能欣赏其中的幽默与暗示了。
七、X
波伏娃把萨德从历史的阴沟里救出来后，心理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也来插花。他宣称萨德的《闺房哲学》延续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前者不但使后者“更加完整”，还“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虽然这说法引人注目，拉康却不加以证明。老实说，他也弄错了康德的著作。若硬要把德国启蒙时代最著名的思想家跟萨德配在一起，应该是用比他的“三大批判”稍晚问世的《纯然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康德在这本论著中铆足全劲，试图解决“恶”这个问题。
尽管康德为学严谨，却没有追根究底“为作恶而作恶”这观念。无论是因为缺乏胆识还是想象，康德始终无法接受这种可能性。在他的理解中，神智正常的人不可能弃善就恶，还把这当作人生目标。
不消说，萨德提倡的就是这回事。他把康德的诉求—“美德是它自身的目标与报酬”—颠倒过来说。他把做坏事列为优先选择，甚至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他替邪恶戴上道德原则的冠冕，让它成为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贯彻到底的“绝对命令”（借用康德的术语）。
萨德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自己宣扬的那一套；他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正直行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鼓吹邪恶是出于怨恨，为了向这个夺走他一生最美好时光的世界复仇。因为他做不出—也不想做出—肉体上的伤害，他只好进行精神上的破坏。他对送他入狱的那些人的信仰系统发动攻击，以便捣毁他们心目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一切，包括他们的道德观、家庭观和宗教观。如此看来，萨德非但没有“完成”康德，反而是一脚把哲人踢出了“道德”的殿堂。
其实，要使这两人等量齐观，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萨德故意把邪恶与人生的一个基本要素凑在一起：性。这立即排除了康德参与讨论的可能性，否则真会像是对牛弹琴，只是效果更差。不像一头牛，康德可没有尾巴可甩，让在场人士知道他完全听不懂为他演奏的情歌。
光看两人对性爱的定义便可见一斑。“人生最美妙的行为”—萨德如是说。康德却说：“两个人以互惠方式使用对方的性器官及性能力。”
这个乍听之下像从会计学课本里找出来的方程式，竟然让康德进一步把婚姻定义为：“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为了终身拥有彼此性别的生理属性而结合。”（原文同样糟糕）
是否正因如此，哲学大师才终身未婚？
就这而言，卢梭无疑是更佳人选：不是作为新郎，而是充当萨德的陪衬。跟康德一样，卢梭是启蒙时代的典范。但不像前者，总是一本正经、严守分寸，卢梭不止一点神经质，对性的执念更是强大。难怪这样一个人会认为，性是一种他需要极力压抑的东西。也许这不是追求快乐的最佳偏方，但在十八世纪，跟卢梭持有相同想法的却大有人在。
毫无疑问，这只让萨德显得更卓尔不凡，成为不少现代思维的先驱。他知道教会与社会的观念都未必正确。性爱不仅仅局限于繁衍后代而已，婚外性行为也不见得都是坏事。或许刚好相反。性能提供快感，带来解放，甚至加强自信，虽然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它也能降低到萨德书写的那种恐怖层次。
如此说来，在高举理性，甚至封它为神的启蒙时代，真正了解性的核心地位与复杂性的，恐怕只有萨德一人。他一生中最在乎的，也只有这件事。就连他的律师在他背后也称他为“普里阿普斯”，亦即在古代广受崇拜的男性生殖神。从希腊罗马时代起，普里阿普斯总被刻画成一个不仅拥有巨大生殖器官而且永远处于勃起状态的男人。
说到他的特征：多亏一个半世纪心理学的瞎搅和，他的姓氏如今在许多语言中，已成为两种意思的同义词：残酷（例如法语形容词“sadique”），以及从制造别人的痛苦之中获得愉悦的变态行为（名词“sadisme”）。很少人把他当作家或思想家看待。就这样，文学与哲学把他驱逐出境，让他孤零零地流落到病理学的领域。
这无疑是大材小用，但或许也没完全违背他的意愿。一辈子没打过一次马虎眼的他，在去世将近十载前就立好了遗嘱。他特别指定埋骨地点（“沿着老城堡边缘向前走，有条宽阔的小径把树林一分为二，走进树林，会看到右边第一个茂密的灌木丛”）。更有甚者，他要求坟上不要做任何记号，而且要种植树木。这么一来：
我坟墓的痕迹会从地表消失，我也可以自鸣得意地相信，与我相关的回忆会在世人心中磨灭—除了那些直到我最后一口气还心甘情愿爱着我的少数几个人，而我也会把记忆中有关他们的温馨段落带进坟墓。
考虑到漫长一生有将近一半的日子在禁闭中度过，或许最后那些年里萨德只觉得精疲力竭。写遗嘱时，他似乎已别无所求，只想好好休息一阵。他知道，反社会的长期抗战已使他成为全民公敌。但他别无选择。想象力使他变得危险。才气赋予他一双利爪。匪夷所思的主张让他满嘴烈焰。不过，最后还是牢狱把他变成了一头野兽。
所以他随时随地都能出口伤人，同时还把社会披在身上的一件件名为“传统”“道德”“宗教”等的华丽外袍撕得稀烂。他知道不该这么做，但这正是他的动机。他有什么好怕的？既然不相信有地狱，监狱便是最坏的下场，而他已经以牢为家了。
他在一封写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称赞霍尔巴赫、嘲弄盲从信仰的那封，尽管他知道警方会检查他的信件）：
也罢，我敢说这封信会延长我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你说呢？你该告诉那些延长我刑期的家伙，延来延去只是徒劳。即使再关我十年，释放我的时候也不会看到一丝一毫的进步，这一点你可以确定……
接下来那段话，说得豪情奔放，激昂慷慨，所有革命分子都巴不得挂在嘴边，但只有萨德才说得出口：
要么杀了我，要么全盘接受我。要我改变，除非地狱先结冰……我就是相信无神论到痴迷的地步—还是那句话，让我再说一遍：要么杀了我，要么全盘接受我，我绝绝对对不会改变。
他当然不用改变。他已经是普里阿普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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