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二年(1927),当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反町茂雄(1901-1991)决定去一诚堂书店当学徒工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
反町所在的东大法学部政治学科,是全国学子梦寐以求之地,律师和政治家的摇篮,考进这里,就算半只脚迈进了日本上流社会。而书店的学徒工大多是农家子弟,小学或初中毕业,每天被人呼来唤去,擦窗抹地,搬箱摞书,从早晨七点干到晚上十二点,每月单休,月薪仅有二十日元。媒体报道之后,东大高材生“自毁前程”之举引发热议,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大谈资。
半个多世纪后,反町回忆当时的志向,是以东大学长、岩波书店创始人岩波茂雄为榜样,进军出版业,开一家自己理想中的书店,所以必须先从底层做起。一诚堂作为神保町标杆性的古本屋,无疑是最好的起点,更何况店主酒井宇吉(1887-1940)和自己还是同乡。
一
明治三十六年(1903),酒井在新潟县长冈市创办一诚堂书店,三年后迁址到东京神田。在关东大地震后书价暴涨的乱世中,一诚堂异军突起,不断攻城略地,直至能与另一本土巨头南海堂平分秋色。书店主要经营稀见古典籍和学术著作,囊括各语种,以选书精细独步业界。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就回忆,他在荷兰留学时,曾遍寻不到薛爱华(E. H. Schafer,1913-1991)的《撒马尔罕的金桃》(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一直引以为憾,多年后去东京访学,居然在一诚堂买到了该书一九八五年的加州大学初印平装本(荣新江《莱顿的旧书—海外中国文化研究一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
毕竟是东大的毕业生,一诚堂从老板到店员,都对反町非常和善。在进店两年后,他被提拔至管理层,开始接触到书店的核心业务:进货。反町频繁出差,去全国各地参加拍卖会,那里就是这位新手的“练习场”,为了在机会转瞬即逝的拍场中胜出,他一有空就埋首书堆,像海绵那样,吸收古今东西各类版本学知识。
昭和六年(1931)十月,凭借着傲人的利润,一诚堂在神保町交叉路口建成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钢筋混凝土新馆,那样豪华的建筑,在当时全国古书界中实属独一无二。但翌年九月,工作了五年半的反町茂雄却提出了辞呈。在省吃俭用、几乎无休多年后,他手上已经有了五千多日元的储金,相当于今天的六千七百多万日元,或者四百万元人民币。凭借这笔启动资金,反町在东大附近的本乡森川町创办了弘文庄,独自经营稀见和汉古典籍。
弘文庄开业仅五天,二代目安田善次郎(1879-1936)特地前来拜访,慷慨赠送万治二年(1659)京都书肆伊藤三右卫门刊《伊曾保物语》一本,以示支持。二代目原名善之助,是“安田财阀”创始人安田善次郎(1838-1921)的长子。大正十年(1921),在父亲被朝日平吾(1890-1921)用短刀割喉暗杀后,他袭名并继承家族财富,开始广泛搜书,并创办“松乃舍文库”。
除了二代目安田外,弘文庄从老东家那里还带出不少宗教界、学界和报界的大顾客。开业之初,反町定下三不主义:“一、不借钱,二、不雇人,三、不买卖廉价书和普通书。”如果说第一和第三条还属于经营策略的话,那么第二条就纯粹是出于政治立场了。反町自述在东大法学部读书时,曾深受马克思、恩格斯、河上肇等左派思想家影响,痴迷于《共產党宣言》、克鲁泡特金《革命者回忆录》等书,他痛恨阶级压迫和剥削,故决意谢绝雇佣劳动这种“资本家的经营模式”。
从第二年开始,反町茂雄每年编辑出版《弘文庄待贾古书目》。在昭和八年(1933)五月的创刊号中,他重申“弘文庄是专门经营和、汉、洋善本书的特殊书店。由于能力微弱,故只买卖稀见书和珍贵古籍,普通书籍、二手新书皆不问津,除了订购以外,其他交易,一概谢绝”,又云“弘文庄同时从事书志学、国文学为主的善本书之出版。接洽出版时,望能够提出充分的理由,廉价出版物烦请勿扰”。
《弘文庄待贾古书目》的体例,与老东家的《一诚堂古书目录》,或者文求堂书店的《文求堂书目》皆不同。反町不仅列出了书名、版本、作者、价格这些常规信息,还为每部书撰写解题,详细介绍其由来,并附上书影,本身就是一部留真谱加书志学著作—难怪有同行看后惊叹:“可以说是奢华至极。”
因为书籍少而精,弘文庄只有封闭式书库,没有实体店面。客人要买书,只能在浏览《书目》后,拨打电话向反町咨询,若书还在库,才可以下单、汇款,等待邮寄。如果不放心,想来店里看原书,则必须提前几天预约。繁琐的购买手续,可以自动筛选顾客,最后留下的,基本就是那几十名多金的老蠹。
今天日本还有弘文庄这样的经营模式,比如东京江东区有家鹤本书店,专售中国、朝鲜及东亚研究相关书籍,但网站上明确注明其书库分散各地,“亲自来访,诚难接待”,想看品相的话,只能发邮件索要照片。东京大学西边还有一家杉原书店,我曾查得那里有一套汲古书院影印本正德《大明会典》待售,费尽心机找到后,却发现里面只有一张写字台,正在伏案工作的老板看到我风尘仆仆地进来,一脸惊愕,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对不起,您要的书我们这里应该没有。”
二
独立开店之初,反町茂雄的古书鉴别能力还稚嫩,幸亏认识不少当代硕学,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弘文庄虽然是一人书店,但背后隐藏的顾问团队却非常豪华:研究日本文学的池田龟鉴,研究古籍版本的川濑一马、长泽规矩也、新村出,研究洋书的冈本良知、吉田小五郎,研究佛教的秃氏佑祥、大屋德诚,加起来堪称学界梦之队。
除了找外援,反町也提高自己。他收集各种古书拍卖会目录,很多是别人随手丢弃不要的,几十年下来,总共收藏了《水谷文库藏书贩卖目录》《无佛庵藏书颁布目录》《大桥书店贩卖目录》等近七千部,去世前全部捐赠给千代田图书馆。通过反复比对,研究不同时期书籍的版本、价格和流传顺序,这位法律系毕业生渐识古书之堂奥。
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的十年间(1926-1936),既是日本古籍流通的激荡期,也是书志学研究的勃兴时代。与半世纪前明治初年森立之、岛田翰等老派汉学家相比,这时期日本藏家和研究者的兴趣,已经大体从汉籍转向日本本土国文书。宋、元、明版汉籍依然受到追捧,但春日版、五山版、高野版、嵯峨本这些和刻本古籍,才是热心“国粹”之人的最爱。
与此同时,随着国力的强盛、军事的扩张,日本一举从明治初年的古籍流出国,变成净流入国。清国外交官杨守敬、黎庶昌,英国外交官萨托(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瑞典探险家诺登舍尔德(Nils Adolf Erik Nordenskjold,1832-1901)以低价在东京及横滨大收古籍的传奇,已经渐行渐远,变成上个世纪的往事。反而是来自中国、台湾、朝鲜乃至欧洲的古籍,源源不断地涌入,甚至干脆被掠夺至东瀛四岛。
这一时代风气转变的先驱,是前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科教授和田维四郎(1856-1920)。和田号云村,本业是矿物学,退休后才开始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日本古籍,著有《访书余录》《嵯峨本考》等。弘文庄开业那一年,反町将所获《访书余录》的手稿本影印。对此,《嵯峨本图考》的作者川濑一馬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部玩票著作没有再影印的必要,劝反町道:“现在学术研究显著进步,早已超越了和田的业绩,还不如印些别的。”
截止到昭和十四年(1939),弘文庄总共出版了冈本良知《日欧交通史研究》、井上通泰《南天庄次笔》、森铣三《近世文艺史研究》等近十部著作。但编辑学术书的巨大工作量,让孤军作战的反町茂雄心力交瘁,他最后决定忍痛砍掉出版业务,这样“经济上的损失很小。但相反,事务层面的繁杂却能够大大减轻”,以后专注于古书买卖。
反町几乎参加了昭和时期所有重要拍卖会,将见闻全部写进《一家古书店的回忆录》中。二战之前,他既有在松浦伯爵家拍卖会上惊险拿下金泽文库旧藏《文选》钞本第一百十六卷的快意,又有在皎亭文库拍卖会上准备不足,最终一败涂地的失落。但要论印象最深的,还数昭和十三年(1938)六月在大阪那场空前绝后的富冈文库拍卖会。
文库的主人富冈铁斋(1837-1924),土生土长的京都人,日本著名的文人画家、汉学家,于儒、佛、道都有所涉猎,与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画家吴昌硕来往密切。富冈的藏品中,以日本古籍居多,汉籍部分也精品迭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古书店前来竞拍:文求堂、浅仓屋、一诚堂、村口书店等从东京赶来,京都方面则来了佐佐木、细川两位有力的私人买家。
拍卖会由大阪鹿田松云堂组织,由于四代目、传奇店主鹿田静七的出色营销,古籍的成交价被一举冲上了天,和两三年前相比暴涨将近十倍。唐写本《毛诗正义》残卷、诗仙堂旧藏宋版《新编翰苑新书后集》、宽正四年写本《新叶和歌集》……每部在落槌前,都经过了一番血腥拼杀。竞争实在太过激烈,反町茂雄最后只斩获了钞本《永乐大典》三册、长野清良手稿本《定本万叶集》、明万历刊本《廉明奇判公案》几种,及印谱若干。
乐极生悲的是,这场古书业界狂欢刚过,厄运就到来了。拍卖会结束次年七月份,警视厅忽然传唤古书组合会的骨干成员,责问各书店老板为何不遵守去年颁布的《九·一八物价控制令》,并要求他们尽快制定古书价格表,以后必须严格按定价贩卖古籍,不允许再哄抬物价。对众人来说此命令不啻于晴天霹雳、兜头凉水。八月中旬,全国古书联盟召开临时总会,匆忙制定《自肃自戒古书籍标准价格表》,之前已经确定的四十多场拍卖会,也全部被迫取消。
由于价格管制,各地的古书交易瞬间被冰封,交易总额直线下降。昭和十七年(1942)春天,日本帝国的版图达到巅峰:东至马绍尔群岛,南至荷属东印度,西至缅甸,北至阿留申群岛,连印度、夏威夷、澳大利亚,也是指日可待。但很快,日军就在太平洋战争中连吃败仗,很多古书店的青壮员工,甚至老板自己都被派上了战场。
海上交通线处处受阻,国内纸张严重短缺,那一年,发行了十五期的《弘文庄待贾古书目》也被迫中止,直到六年后才得以复刊。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昭和二十年(1945),反町目睹的局势令人绝望:“古书业界衰颓至极,气息奄奄。生意处于半休止状态,神田、本乡、早稻田乃至整个首都的古书店,不但店里没有什么书,有时候去,连老板和店员都看不到。”
四月十三日,五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东京遭到盟军三次大规模地毯式轰炸,皇居以外,几乎全部陷入火海,首都机能接近瘫痪,南阳堂、细川书店、丸善书店等店面付之一炬。已经在空袭中被烧掉五百多册藏书的反町,赶紧将弘文庄的善本书打包,分批转移到郊外山村里,总算逃过一劫。
三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那天晴,新秋渐近,夏意未央,微风携来丝丝凉意,几片薄云停驻在空中,纹丝不动。前一天的广播通知东京市民,今天正午政府会有重要通知发布,所以反町待在家里,和妻子、六个子女一起围坐在收音机旁。听完天皇略显僵硬的“玉音放送”后,夫妻俩如释重负。战争结束了。
东京已经被炸回江户时代:电话不通,电车停驶,人们出门靠双脚,通讯只能写信或寄明信片。尽管外面是一片断壁残垣,反町在终战第二天就恢复正常工作,他步行至一诚堂、松村书店、山本书店,从三家同行那里收购古书近千元,完成了可能是战后的第一笔古书交易。书商比顾客还多的情况持续了很久,直到九月底,东京古典会(即古书同业公会)会长村口四郎退伍回国后,古书界的元气才逐渐恢复。
书店基本还是那些书店,但顾客已经今非昔比。
岩崎、三井、住有、安田等大财阀,被美国占领军勒令解体,拆分为不同小公司,财阀隶属的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的运营随即捉襟见肘,不再购入古籍。私人买家方面,弘文庄初期的四大顾客中,二代目安田善次郎十年前就已身亡,“松乃舍文库”四散;池田龟鉴因为鼓励学生参军被大学休讲,生计堪忧,不得不将《源氏物语》《伊势物语》等珍贵抄本委托弘文庄出让;《朝日新闻》社长上野精一遭到“公职追放”,不但资产被冻结,连工作也丢了。
战前的日本精英阶层,教授、政治家、企业家等,大部分遭到清算,购买力急剧下跌。“延续了七八百年的公卿贵族,当了三四百年支配阶级的旧大名家,以三井、鸿池两家为代表,从大正和昭和年间兴起的都市富豪阶级、地方大地主们,藏书全部散出,实在是前所未有,”反町感叹道,“就连寺庙都未能幸免。”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唯有八十年前明治初期的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及灭佛运动,差可与之比拟。
华客纷纷凋零之际,天理教二代真柱中山正善(1905-1967)硕果仅存。由于一代真柱中山真之亮(1866-1914)的早逝,长男正善仅二十岁时就继任为天理教教主。昭和元年(1926),少年教主考入东大宗教学科,师从姉崎正治,在反町毕业两年后,凭《论传教》拿到学士学位。
多方因素共同影响下,二战刚结束那十年,如果仅用一句话概括日本古书市场,就是:“财阀跌倒,天理吃饱。”当时唯一能和正善掰掰手腕的,是英国人霍利(Frank Hawley,1906-1961),但这位精通日文的《泰晤士报》记者在京都过世后,所藏“宝玲文库”中最珍贵的一千多部琉球文献、五山版古籍等,也以入天理图书馆而告终。
书界制霸的中山正善,虽然也零敲碎打地买古籍,但更热衷于将战后日本散出的大小文库成批地收入。通過反町茂雄的中介,他不但将弘文堂老主顾上野精一、池田龟鉴的旧藏成建制地收入麾下,还先后购入佐佐木信纲“竹柏园文库”、伊藤仁斋“古义堂文库”、松平定信“乐亭文库”、藤井乙男“保井文库”、村冈典嗣“村冈文库”、矢野仁一“矢野文库”等,仅花五六年时间,就积累善本近六七万部,堪称百年一遇的大飞跃。
四
中山正善的搜书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期:前期从昭和四年到昭和二十年,属发轫期;后期从昭和二十年至昭和四十二年,属狂飙突进期。据反町的估计,后期所收善本数量,大约是前期的九倍。直到正善过世那年,天理图书馆的疯狂扩张才告一段落。
一九七五年,由反町参与策划,天理图书馆开始将馆藏珍品影印出版,首先完成《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和书之部》六期共八十部。五年后,由入矢义高、小川环树等人主持的《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也在八木书店陆续出版。丛书一律棕色封皮精装,带函套,版面大小则根据原书调整,延请专家学者撰写解题,其总体质量不逊色于汲古书院的影印古籍,只是数量不及,到一九八二年止,总共出齐整套十二册。
此套丛书以宋元明稀见刻本为主,兼收各类来源、年代不同的钞本。由此也可见,中古时期的人得书相当不易,除了《法显传》这样的短制以外,《尚书》《文选》等大部头,一个人甚至一座寺庙里通常只有其中几卷。宋元时代刻本开始兴起,如第十册建阳坊刻本《三分事略》《剪灯余话》等,但普通读书人要买一部完整的《昭明太子文选》或《白氏长庆集》,还得等到中国明代,或日本的江户时期刻书大行之后,方才有可能。
但鉴于雕版费工费银,明清两朝各有一套大型官方丛书,即《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还是采用传统的人工抄写。《永乐大典》钞本原有两部:永乐年间正本一部,初存南京文渊阁,后运至北京文楼,最后毁于明末战火;隆庆元年钞得副本一部,存皇史宬,被清朝继承,雍正时转存翰林院敬一亭,到乾隆时已有遗失,庚子事变中翰林院被烧,《永乐大典》也散往世界各地。
天理图书馆所存《永乐大典》零本十六种,其中至少有三册,是民国三年(1914)董康携至日本十七册中的一部分。当年董康将它们卖给富冈铁斋,三十多年后,反町在富冈文库拍卖会中以近两千七百日元拍下,又转售正善。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北京中华书局将北京市图书馆藏劫余部分和海外胶卷影印出版,共计七百三十卷,分为十册。两年后,台湾世界书局又据中华书局本重新缩印,新增十卷,共计一百册。近年欧美各地图书馆新发现了不少零册,二○○三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将其集结为《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三卷》—但《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所收《永乐大典》中,还是有十卷北京、台湾、上海三部影印本皆未收者,足见其珍贵。
二战结束后,原属上野精一的正应二年钞本《白氏文集》卷四,被交由反町亲自鉴定、编目;《赵志集》和《白氏文集》,曾是三井财阀代表益田孝翁的私藏,入弘文庄;《南海寄归内法传》,原是神奈川电气株式会社社长松田福一郎之物,反町七万日元拍下;平安中期钞本《五臣注文选》,三条公爵家旧藏,反町以九万五千日元购自柏林社。这些国宝级的典籍最后都归中山正善,并收入《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中。
丛书第十二册,明万历年间世德堂刊本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二十卷,是刊刻年代最晚的一部书,但目前全世界仅存两部。
第一部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原是马廉(1893-1935)的旧藏。马廉字隅卿,曾任孔德学校、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在民国时期江、浙、皖人垄断北京各大学教职的年代,他是著名的鄞县“五马”之一,专攻中国小说、戏曲史。据《不登大雅文库书目》记载,此书购自琉璃厂来熏阁,费四十五元,马廉对之爱不释手,甚至将书房改名为“平妖堂”。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访学时,曾在马廉处过眼这部钤有“不登大雅之堂”“隅卿读书”印的万历年间《三遂平妖传》,叹为天下孤本。
昭和十三年(1938),已经回国任教京都大学的吉川幸次郎,在拿到富冈文库拍卖目录后,方知日本国内居然还有一部世德堂本《三遂平妖传》!又惊又喜的吉川赶紧找到临川书店老板武井氏,从口袋里拿出一百日元“巨款”,委托老板代自己入札,“如果买到了,就制一枚‘后平妖堂印,让马廉大吃一惊,我这么窃喜着”。但吉川明显低估了这本书的价值,拍卖当天它的价格一路飞涨,最终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强势杀出,以四百日元将其拿下。
拍卖会结束不久,吉川的同事小川环树去东京时路过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还得意洋洋地向他展示这部《三遂平妖传》,“这书我是买来把玩的,绝对不会卖”。话虽如此,毕竟形势比人强,该书所钤天理图书馆印上,依稀有“昭和廿二年(1947)三月廿三日”的字样,可知在庆太郎生前,就已经售予中山正善,只是转让价已不可考。
入藏富冈铁斋家之前,此书曾由小津桂窗收藏,天保四年(1833)被江户时代著名小说家泷泽马琴(1767-1848)借去一观,并应书主人的要求,写下长跋。武士家族出身的泷泽马琴,是幕府末年日本最知名的小说家,一生著书凡二百多种,包括《南总里间八犬传》《倾城水浒传》《近世说美少年录》等名作。
泷泽马琴通晓汉文,爱读中国古典小说,并擅长将其情节移植到江户背景中,加以翻陈出新,他精读《三遂平妖传》后,就曾借鉴其情节写成《开卷惊奇侠客传》。昭和二十七年(1952),马琴的日记稿本八册出现在拍卖场上,上面还有小津桂窗来访的记录。反町拍得此稿本,录入第三十号《(创业二十五周年纪念)弘文庄善本目录》中,也就被正善买走。
五
战后第三年的秋天,反町茂雄在回家的路上,偶遇老朋友森铣三(1895-1985)。十多年前,森氏的《近世文艺史研究》曾在弘文庄出版,当时他风头正劲,一边在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工作,一边为多家学术杂志撰稿,虽没有大学学位,却是知名的历史学家、书志学者。因为稿酬颇丰,昭和十七年(1942)他干脆辞去名古屋“蓬左文库”的研究员职位,在家专心写作。
不过重逢那天,森铣三看上去有些落魄。一问才知道,和近七成的东京市民一样,森铣三的家在空袭中被烧毁,研究资料也荡然无存,他现在无家可归,只能和妻子借住在朋友那里。被问到如何谋生时,森氏凄凉地回答:“没有工作,反正这年头,我这样的人很难吃上饭,原来的那些杂志,也全都没了。”
在战后头几年的贫穷和空虚中,人们不再对精致文艺感兴趣,只想快速麻痹自我。当时最流行的书,是田村泰次郎《肉体之门》、太宰治《斜阳》之类的情爱小说,各种封面清凉、内容刺激的“粕取(カストリ,原指从酒糟中提取的劣质烧酒)杂志”,充斥大街小巷。被时代逼到墙角的森铣三说,他现在“什么都能做”,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反町。第二天,他打破自己坚持了近二十年的“不雇人”戒律,在弘文庄二楼为森氏辟出了一间办公室。
从周一到周五,森铣三每天上午十点来到弘文庄,帮忙鉴定各种写本、刻本、古地图的年代,并撰写解题,一直工作到下午四点,每月领取名义上是“谢礼”的薪水。反町一直坚持“即断·即决·即金”原则,遇到善本果断买下,但如果事后发现买到的是赝本,则不计损失,一概毁弃。如果有虫蛀、污损等瑕疵,则找专业技师修复后再上目录,修复材料用与原书颜色、光泽最接近的纸张、布料或木轴。这样的严苛标准下,也只有森氏这样的谨慎的书志学家,才能够当反町的助手。
但两个人的合作时间没有超过两年。昭和二十五年(1950)四月,森铣三接受早稻田大学的聘任,担任该校教育学部书志学讲座教授,“从此有了与年轻学生接触的机会,不用再一天到晚与满是虫蠹的古书打交道,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心情也愉悦很多”。在此之后,弘文庄又重新变成了反町茂雄一个人的古本屋。
昭和五十九年(1984)二月,最后一期的《弘文庄待贾古书目》出版,恰逢创业五十周年,那年反町茂雄也已经年逾八十。在生命最后的十年,他专心著述,先后编辑《纸鱼往事 明治大正篇》《纸鱼往事 昭和篇》,并出版《搜书家·业界·业界人》《日本的古典籍》等著作。回忆录也一本接一本地出,但只完成了四卷半,写到昭和二十八年年初,就戛然而止。
参考文献:
反町茂雄《一古書肆の思い出》(1-5),平凡社;
森銑三《読書日記·昭和八年》,《森銑三著作集続編》第14卷,东京中央公論社,1994;
反町茂雄《弘文荘待賈古書目》,東京弘文荘,1933,北京大學图书馆藏;
柴田光彦編《反町茂雄収集古書販売目録精選集》,ゆまに書房,2000;
反町茂雄《天理図書館の善本稀書》,八木書店,1981;
吉川幸次郎《後平妖堂記—天理図書館への書簡》,《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
小川環樹《平妖傳》,载《三遂平妖傳·附録》,東京:八木書店,1981;
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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