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越南裔美国作家阮越清在接受采访时，对用“美国梦”这个说法来形容他在美国的事业有成颇为反感。阮越清出生在越南，一九七五年西贡被攻占，他随父母亲到了美国，他父母辛苦劳作，开店创业，努力培养两个孩子，他哥哥后来成为了著名医生，他自己读了研究生，现是南加州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的副教授。这应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梦故事的真实版。采访者自然而然地把他一家的奋斗史与美国梦的成功联系了起来，但是对此，阮越清却并不乐意接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很“抵制这种说法”。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认为他们不是移民，他们是难民；美国梦在他眼里是针对移民而言，移民们冲着美国梦的诱惑走向美国，而对他们这些难民而言，他们是逃向美国，没错，他们在美国创造了成功故事，成为了美国梦的阐释者，但是，不能忘记的是，他们到美国是因为美国在他们的故土发动了战争，在看到他们在美国成功的同时不能忘记他们是因为战争才到了美国，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美国人发动的战争。所以，阮越清要强调的是，他要讲述的不是移民的生活，他讲述的是战争故事。作为读者，我们可以感受到阮越清言语间透露的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换言之，对他而言，所谓的美国梦是一种被迫的“追梦”过程，其中的苦涩非一般的寻觅美国梦者所能感受到的。
很显然，在成功光环的笼罩下，不能抹去的是战争带来的创伤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战争与成功故事间这种吊诡的关系，给阮越清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角度，让他可以重新审视美国梦对于他们这些难民身份的移民的意义，重新审视他对美国的态度，重新审视越南在他心中的位置；所谓“重新”是指超越当下美国文学中少数裔话语中常见的文化冲突、身份冲突、情感冲突的模式，在留存这些“冲突”的同时，克服其单向性的思维方式，进入双向性的思索轨道；换言之，他要寻找一种声音，一种可以倾诉家恋的声音，一种可以声讨美国的声音，但也是一种纠结的声音：在倾诉的同时充满鞭挞的意味，鲁迅所谓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声讨的同时凸显其“美国人的身份”，这两者间的交合也让审视者本人超越了描述的对象，站在一个高地，一边进入现实的叙述之中，一边抽离现实遁入超现实的境遇，进行既无情又深情的解构，既触及民族性的大义，又纠结于个人的无奈，既迷恋于革命的纯粹，又深陷纯粹背后的痛苦；鞭挞与声讨既针对美国，也针对越南，既针对侵略者的美国，也针对布道者的美国，既针对革命者的越南，也针对移民者的越南；正是在这种双向性的叙事之中，阮越清表露了他对“美国梦”话语的抵制，对所谓“战争故事”的阐释，以及对所谓“同情者”的同情。
这种抵制，这种阐释，在《同情者》这部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但同时这也是一种曲折的、充满讥讽的、在同情和绝情之间来回旋转的展示。小说前五十页聚焦的是撤离西贡这个历史事件，一九七五年的四月在故事叙述者的笔下既是一场战争的结束，也是一个迷茫未来的开始，只是这种结束来得过于凄惨，在子弹呼啸中，在人群堆涌中，在飞机起飞的一刹那间，西贡成为了背影，作为家的越南变成了过去，但生离死别、血肉模糊的情景则永远印在了脑海的深处。很多年前，作者离开西贡时只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应该没有多少记忆，但是多年后，当他在小说中描述这种离别时，历史显然变得异常的鲜活起来，凄风苦雨与死亡的阴霾搅混在一起，直指心的颤裂；阮越清自述，四岁的他尽管不记得多少往事，但后来通过家人的讲述，随着父母亲逃离家乡时那一幕幕的惨状从被遗忘的角落里跳出，仿佛就在昨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叙述者的语调并没有表现出对北越军队攻占西贡的怨恨，相反，有的只是对自己命运的绝望，对死亡到来的无奈；此外，叙述者更多地是把焦点放在客观表述在枪林弹雨下逃跑人群的惨不忍睹和场面的极其混乱；自然，这样的描述本身传递了对战争的控诉，只是这种控诉的对象也包括了美国人，如果叙述语調里有怨恨的话，那也只是针对美国人对这种场面的无动于衷，在一些美国大兵的眼里，越南人只是无关痛痒的棋子；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绝望和无奈之间，暗中闪烁的是对解放到来的期盼。显然，这是一种分裂的叙述语调，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氛围中，阮越清开始了他的战争故事的叙述。
这是阮越清的有意为之。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始终无名无姓，这倒是与他的身份很符合。他是一个北越间谍，安插在南越情报机构的上层，被安排随上司一起撤离到美国，目的是继续在那儿提供情报。阮越清说他喜欢侦探小说，这样的人物和情节安排让小说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玄机。但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并不只是想朝侦探小说预设的各类玄机方向发展，而是充分利用这个人物的两面身份，让他的叙述能够从一个制高点上，如同架起一门高射炮，左右开弓，一面射向即将进入难民队伍的南越人在美国的生活，一面轰向美国人，同时留下一面朝向越南的革命，“两面三刀”是这个人物要完成的任务，而这种预设的任务则在很大程度上，让这个叙述者变成了一个分裂者。小说伊始，叙述者在第一句话里就坦承自己是一个“两面人”，也是一个“一心两用”的人；不过，处于这个状态中的他有一个好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任何事情”。分裂只是一个表象，真正起作用的是，让这个分裂者脱离与叙述对象的内在关系，看到事情的多个方面，这是阮越清设计这个分裂叙述者的真正用意。在此后的叙述中，叙述者的语调纷繁多样，时而讥讽，时而真诚，时而高调，时而低落，在现实客观的描述中往往掺入了超现实的笔触，在貌似喜剧式的氛围中，透视的是悲剧的实质，表现的是在美国文化下越南人根基的无处着落。
小说的叙事线索基本上沿着从西贡到美国，再从美国回到西贡两条线路展开。前一个线路讲述的是逃离西贡后到美国，由难民到移民的过程。从对阮越清的采访记中，我们可以得知，同大多数南越难民一样，他们一家也经历了从难民营到收容家庭再到移民定居点的过程。四岁的阮越清到美国后先后被两个白人家庭收容过，有过被关照，也遭遇过不理解，文化的差异，隔阂的眼神，是抹不去的印刻；其父母开店，起早摸黑，遭受白人小青年的抢劫，差点丢命，他自己则在越南移民社区上学，目睹了年轻移民“街帮”的横行，这一切也成为一种创伤，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上。他的亲身经历在小说中化成了一种自然资源，在叙述者的笔下，逃离了战争的越南人也经历了从难民营到移民定居点的过程，不同的是，阮越清赋予了他们更多的使命—始终不忘回到老家去，确切地说，是要打回老家去。在这种使命的召唤下，已经在加州一所大学东方学系找到了一份差事的叙述者又回到了原来的上司面前，组织队伍，训练人员，寻找美国政界的支持，企图东山再起。也正是在这个情节的设置中，阮越清跨越现实进入到超现实的想象中，但同时也是深入了现实的骨髓，叙述者“两面人”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可以尽情地讥讽那些不切实际、试图依靠美国人重回越南的想法。叙述者亲自参加了两次谋杀行动，杀掉被上司无端怀疑的老部下和所谓的左翼分子，这种似真非真的情节让超现实的描述上升到了荒唐的地步。但是就一些越南人而言，这就是现实，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战争延续到了美国，他们与其说生活在美国，不如说生活在誓死收复河山的冲动中，或者是朝思暮想的怀旧中，这种冲动与怀旧时时带着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甚至体现出某种程度的真诚，正如小说中一个人物所言，他的美国梦就是要回到日日想、夜夜念的西贡。阮越清大胆采用了惠特曼式的语句，把怀旧的感念如大雨滂沱般地倾泻出来，读来让人唏嘘不已，同时也可以体悟到，讽刺的意味无处不在。显然，无论是收复河山的冲动还是思念家乡的怀旧，在阮越清的笔下都表现为一种强迫症，一种脱离了具体的现实、循着想象的思维方式，一种追求单一和纯粹，缺少反思的行为，通过叙述者“两面人”的位置，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者对此的讽刺和批判。另一方面，在讽刺“光复大军”天真的同时，叙述者也多多少少流露出对他们的同情甚至敬畏，目睹昔日的军官沦为苟且度日的难民，但“光复梦”而非“美国梦”让他们再次成为“人”的时候，这种对“光复”痴梦的讽刺包含了更多无奈的悲凉。由此来看，作为叙述者的“两面人”超越的是民族与意识形态“非黑即白”的对抗，他的“梦”是让人成为人，无论成为越南人还是美国人。这种超越便是站在对人性的关怀、对个体存在感的强调上。
与此同时，作者的矛头也对准了美国。小说中描写的一个美国国会议员毫不吝啬地使用美国式的修辞，在自由与民主的旗帜下，号召越南人集齐在他的周围，目的只是为了多拉几张选票。空头支票与政治口号齐飞扬，更加凸显了越南人在美国的边缘身份。在小说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一个情节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设置的。叙述者被邀请参加好莱坞一部电影的拍摄，任务是帮助确定这部越战电影的一些越南元素，让他感到悲哀的是，在这部表现越南战争的电影中，越南人的声音却无处可寻，整部影片听不到一个越南人在说话，叙述者向导演提出异议，却遭到讥讽，被赶出了拍摄现场，尽管最后还是被请了回来，但是面对好莱坞强大的话语力量，叙述者在表达了自己强烈不满的同时心中充满的只是无奈的情绪。这个情节出自现实，所指清楚，含有清晰的批判意味。小说中描述的这部电影其实就是针对美国大导演科波拉一九七九年执导的《现代启示录》，影片是越战电影的经典之作，描述了战争给士兵带来的迷茫和导致人性的扭曲。但是，在阮越清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人笔下的越南战争叙述，在一部有关越南战争的电影里，越南人完全被撇在了一边，只有几个人影在晃动。阮越清自述，他在十岁时看过这个电影，影片描述的对越南村庄的轰炸给小小年纪的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最让他不能释怀的是，影片表述的似乎只是一场美国人自己的内战，讲述的全是美国人的事。在整个越南战争中死伤三百万的越南人变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好莱坞是为五角大楼服务的非官方宣传部”，在少年时，抱有这个想法的阮越清就决定要起来反驳这部电影。在这部小说中，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发泄愤怒的出口。平心而论，科波拉在影片中对越南战争进行了很有深度的批判，甚至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揭示了人性的黑暗。但就阮越清而言，影片表述的杀戮是一种专门给美国人观看的行为，他不能接受。小说的一个细节很说明问题，叙述者向导演指出，影片中越南人的喊叫声不是越南人的叫喊方式，他继而给导演表演了越南人的叫喊方式。这个情节本身有点荒诞，或许也正是通过这种荒诞的形式，作者使出了他“报复”的撒手锏。当然，另一方面，任何“报复”都无法阻止好莱坞以好莱坞的方式讲述关于他者的故事，这是让阮越清和他的叙述者都无法摆脱的一种尴尬。这也是那些越南人在美国的尴尬，一边是对这个国家的看不惯，消费主义与自我至上的价值观破坏了他们固有的传统，另一边是没有美国无法生存的状态，而那个死死拽住他们不放的收复河山的“光复梦”则让他们更把美国当成了不能没有的靠山。在菲律宾拍摄那部好莱坞电影时，叙述者最终争取到了当地的越南难民作为群众演员参演，但这种“发声”实际上只是对他们、甚至整个越南民族人性的再次蹂躪，而讽刺的是，他们却依然“感恩戴德”，毫无尊严可言。美国俨然是他们的“拯救者”，尽管是那么的道貌岸然。
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下，战争的延续变得成为逻辑的自然。小说的情节也是在这个关节上，再次祭出狠命一招。叙述者参加了敢死队，在泰越边界秘密集结，企图打回越南去。这样的想象很是超现实，尽管描述很是真实，结果自然便是可以预料的。由此，小说的叙述来到了从美国回到西贡这条线路上。但中间须经历再一次尴尬，这一次的尴尬发生地到了越南，针对的是“革命”路线下的“再教育”。在被捕后，叙述者的红色间谍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回家的待遇，反而被投入牢狱，接受一次又一次的审讯和折磨，而目的只有一个，要他说明白间谍生涯中的疑似污点。所有的污点当然都是莫须有的，在小说结尾的情节里，阮越清展示了卡夫卡式的荒诞、异己、冷漠和残酷，“革命”需要的纯洁和单一让这个有着“两面人”身份的叙述者感受到了身首异处的痛楚，这种对于纯洁的无限制的要求让我们想到了叙述者自己在美国的谋杀行为，也是在上司对于“不是你就是我”这种“纯洁”思维的追求下发生的结果，在这个方面，“革命者”与“反革命者”走到了一起，叙述者的两面人作用至此也遭遇了无情的解构，留下的只是对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认同和无限的感慨。感慨背后透露的则是一种深深的身份危机，红色身份的失效，难民身份的被抹去，移民身份的边缘化，剩下来的只是一个“看不见人”的身份，而这正是阮越清要告诉读者的。小说的书名叫《同情者》，同情的对象可以是逃离了家乡的越南人，可以是在美国磨刀霍霍、试图打回老家去的一些身揣“光复梦”的顽固者，也可以是那个经历过革命洗礼的、脱离了美国统治后的越南，但是相比之下，最值得同情的是叙述者本人，失去了所有的身份后，他变成了一个于国家、于民族、于社群、于美国都无法认同的个人；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身份使得他能够把故事从个人的角度讲述出来，而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讲述一个族裔的命运的同时，时时不忘个体与族裔的关系，这里有汇合，也有分裂，更有通过一种异样的眼光的凝视与蔑视的交融。在随着族群的命运而浮动时，个体也被赋予了保留自身的可能。只是，如果一个人没了民族、社群、国家的认同，还能成为个体存在吗？人还能成为人吗？这是叙述者的尴尬，也是作者的困惑，于是这超越身份的尝试也就成了一种开放命题，不做意识形态奴役的傀儡，不做政治斗争的代言人，那么，又将如何成为自己？这便是叙述者的声音，在寻求族群的声音的同时，叙述者的出于困惑中的个体的声音也时时回响在我们耳边。这是小说叙述能够达到的一个奇特的效果。
小说结尾时，叙述者经历了非人的折磨后，在认同了“再教育”的效果后，终于得到了释放，他回到了西贡，然后再由西贡出来走向美国。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叙述者已经成为了一个越南“船民”，蹊跷的经历把他又重新扔回到了难民的身份，似乎他要又一次踏上寻找声音的旅程。阮越清同情者的故事显然还没有完全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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