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丽

　　《王元化评传》对王元化学术和思想的评述，暂止于传主《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的出版。对于王元化而言，一九七九年年底绝不仅仅标志着一个自然年代的即将终结。自从在一九五五年被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王元化不得不开始了漫长的阅读、思考和学术潜修的阶段。伴随着《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一王元化前半生的集成性和标志性成果的最终问世，王元化背负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污名，也将于当年不久后彻底洗雪。换言之，一九七九这一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界分之年，同时也成为了王元化一生二世的分水岭或界碑。如果可以将王元化學术思想的生长比作一棵大树的话，那么，八十年代可以称作王元化学术生命的发荣开花期，九十年代以后是硕果累累的成熟收获期，而一九七九年之前，则是根系的形成深固和主干的茁壮成长的积累孕育期。

　　之所以主要聚焦王元化学术思想的奠基阶段，除了这一时期对研究者而言具有较为合适的历史距离之外，还因为笔者拥有一定的自信：顺着胡风及其同仁们这一座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不可绕过的高峰所延伸铺展开来的脉络，探究并触及王元化在八十和九十年代新创和抵达的另一座思想史的高峰，其取径和研究的视角不会轻易地遭人取代。相反，借助于这种相对特殊的角度，我们还有可能在原本看似独立耸峙的两座山峰之间，揭示和呈现出前此被遮蔽或忽视的实质关联，从而进一步促使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史的图景显得更加丰满和真切。

　　这就很自然地涉及一个很多人都深表关切的问题：王元化到底是不是胡风集团分子？包括王元化在内的所有当年涉案人员的陆续获得平反，就已经从事实上反证了“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罪名实系捕风捉影。如果所谓的“集团”都是“捆绑”而成的，那么自然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分子”。或许，更加学术和有效的提问方式应该是：胡风事件对王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对王元化的一生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胡风事件对王元化生命和思想历程的影响既深且巨。尽管晚年的王元化十分注意与“宗派”意义上的胡风分子之名保持显著的距离，但也没有在思想方面彻底否认自己与胡风等人曾经存在的一致性。也许恰恰是因为从一开始，王元化就不是出于所谓“宗派”的理由而与胡风等人交往，所以他们的接近反而更加纯粹地体现在思想方面。

　　实际上，这也是《王元化评传》一书各章将要逐渐呈现的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在初版于一九五二年六月的文集《向着真实》中，王元化的文艺见解与胡风思想相近甚至相同之处随处可见。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在文艺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近似与亲和，不光缘于相互的影响和被影响关系，更主要的，还因为两人欣赏和借鉴的外国文学资源十分接近。从《向着真实》中可以明显看出，鲁迅、罗曼·罗兰、果戈理、契诃夫，以及与他们密切相关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构成了一九四○至一九五○年代王元化文学思想的主要来源，而所有这些作家与批评家，也同样为胡风所喜爱，同样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提供了重要营养。

　　众所周知，阅读黑格尔，在王元化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如果仔细分梳，王元化阅读黑格尔又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开始于隔离审查时期的读《小逻辑》而至于“韦编三绝”，以及一九七○年代的阅读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

　　王元化阅读《小逻辑》的最初原因，是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认同的胡风理论被判定为反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必须在马列经典中寻找答案。为此，王元化从毛著开始，一路上溯阅读，直至马恩原典及其理论源头。在此过程中，列宁的一句评论让王元化很快找到了方位感：“不懂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周扬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8）王元化显然就是顺着列宁所指点的这一路径与黑格尔的《小逻辑》相遇的，但在他苦心研读《小逻辑》的过程中，却意外地有了一个重大发现：那些自以为奉行辩证法而真理在握、判定胡风思想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可能将黑格尔所论述的认识历程中的知性思维误认作了理性思维，从而恰恰没有真正掌握黑格尔哲学中为马克思最为赞赏的辩证法，实际上陷于形而上学而不自知。这一发现直接触发了在王元化一生中具有巨大思想解放意义的“一九五六年反思”。

　　王元化“读莎士比亚”，主要也是导源于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酷爱，因为《资本论》中对莎剧典故的引用随处可见，如果事先不明白这些典故的究竟，甚至会严重妨碍对马克思这本巨著的理解。同样，黑格尔也在《美学》中，对莎士比亚戏剧作了大量烛隐发微的独到分析。通过阅读莎士比亚，王元化不仅与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奥赛罗等戏剧人物产生了美学上的认同，从而在一种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净化”体验中，直接缓解了他因巨大震惊而产生的深刻的精神危机，而且，搜寻、翻译西方的莎士比亚评论并编辑成书，同时撰写译者附识，也为王元化的人生正式转入学术研究的轨道，提供了一次全方位的入门演练。

　　王元化阅读、研究《文心雕龙》的初衷，是想通过对《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探析，纠正文学研究中长期忽视艺术探讨的积弊，同时也为胡风的“形象思维”概念求证。因此，他最后完成的著作《文心雕龙创作论》非常明显地显示出了与黑格尔以“情志”概念为核心的美学理论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为胡风思想进行潜隐辩护的多重考古学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全书，就是一篇以胡风首倡的“形象思维”概念为论题的美学上的大论文。

　　“读黑格尔”（包括《小逻辑》和《美学》第一卷）、“读莎士比亚”和“读《文心雕龙》”，构成了让王元化成为王元化的重要“三读”，而这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与“胡风事件”紧密相关。因此，可以肯定地断言，“胡风事件”是王元化其后半个多世纪思想历程的起点。《王元化评传》一书的各章就是试图表明，至少到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前，王元化绝大部分的思想劳作成果，都是他与自己一九五○年代的精神危机和从危机中产生的疑问不断对话的产物。因此，尽管王元化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开始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和工作，但他最后之所以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留下可圈可点的独特印迹，以至于成为本书评传的对象，其思想的真正起点，只能从发生于一九五五年的胡风事件中去寻找。

　　也正因为此，《王元化评传》一书还想表达的一个想法是：虽然自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之交开始，王元化逐渐从胡风及其同仁这座思想史高峰的影响阴影中走出，在文化和思想史研究领域开拓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并在九十年代以后较长时期地占据学术文化界的引领地位，但这一客观情势的造成，并不是由于王元化事先期待并預见到自己将要被思想史选中，所以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般地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他并不情愿的境遇中，在历史非常吝啬和苛酷地赋予他个体的极为有限的可能空间里，小心翼翼地摸索和尽己所能地艰难挣扎所开掘而成的。尽管事后证明，他所开掘的所在正好是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穴位，但这一意料之外的“幸运”的获得，正如晚年的王元化自我总结的那样：“不是我选择了这条道路，而是道路选择了我，时代选择了我。”（吴琦幸《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当然，如果时间和篇幅允许，王元化的第三次反思也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个事件和环节。但从《文心雕龙创作论》之后，王元化的学术兴趣逐渐转向思想史研究方面，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直至逝世之前所产生的重要学术影响，也主要由于后一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所致。因此，《王元化评传》一书或许仅仅完成了王元化近七十年（1938-2008）学术思想历程的“上篇”，但对于丛书编撰者所着重瞩目的“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这一主旨而言，《王元化评传》一书也已经比较完整地呈现了王元化学思历程中位于“思想史篇章”之前的“美学家和文论家”部分及其形象。

　　此外，从《王元化评传》一书的撰述体例方面着眼，王元化或许也是在新时期之后，最早提倡在文艺理论和文学史研究中重视传记理论研究和传记写作的人。一九八一年，在一篇为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作的文章中，王元化呼吁文艺理论界和鲁迅研究专家分头并进，在对国外“各种传记的写法”与“我国史书中的传记文学”“加以总结”和“比较研究”的同时，以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开风气精神”，“写出几本具有不同风格、体例互异的鲁迅传”来。

　　王元化向当时可能的鲁迅传的作者们提供的可以借鉴和取法的传记作品的范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像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米盖朗琪罗传》那种格局的”“引人入胜的著作”：不堆砌资料，不炫耀广博的征引，不在无关宏旨的细节上作繁琐的考证，而是深入到鲁迅的内心生活中去，探索他的精神世界及其复杂的历程……另一种则是“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以别林斯基文学活动为中心的《果戈理时期俄罗斯文学概观》那样，从我们现代文学史的波澜起伏的背景上，理出鲁迅的思想脉络和他在每一历史阶段留下的战绩……”

　　当然，第二种写法“需要对鲁迅的对手”以及属于“同一革命营垒的”社团和个人的所有活动，“都进行系统的探讨，占有充分材料”（王元化《文学沉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才能作出比较公正的历史评述。

　　王元化对传记作品的重视和喜爱，也使他在晚年明显表现出了撰写自传的强烈愿望，并部分地付诸行动，但终因不可抗的因素，最终没能圆满完成。

　　如果对照王元化所心仪的两种传记的范式，应该说，《王元化评传》一书的写法更接近于罗曼·罗兰的《名人传》，主要通过对王元化本人著作的细致解读和深入阐释，来透视王元化的“内心生活”“探索他的精神世界及其复杂的历程”，从而结构和串连起王元化的思想传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附带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些重要方面。毕竟，作品，仍然是追溯和再现一个人思想历程所可依凭的最清晰和最可靠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