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

　　什刹海·皂甲屯

　　二○一五年年春，搬来海淀上庄，面山傍水，因女儿加菲出生，忙忙碌碌，也无心领会。今年春天，过南边的村子，家家门前种着蜀葵，察看路牌，愕然发现这里原是纳兰容若（原名成德，后名性德）家族的墓地及花园，部分村里人的祖先曾为纳兰家仆。吃惊之余，才想起之前住德胜门，同样南邻纳兰家（在什刹海北岸，今宋庆龄故居），他写什刹海夜景的“西风不管，一池萍水，几点荷灯”（《眼儿媚·中元夜有感》），初来北京便亲眼目睹，至今如在目前。其友顾贞观的名词《金缕曲》（季子平安否），自注写于千佛寺，有学者以为是门头沟戒台寺，这就弄远了，千佛寺即今什刹海北的拈花寺，紧靠纳兰家。清代什刹海，佛寺很多，容若朋友来京，一般就安排在附近寺庙住。

　　至于上庄纳兰家，因太远，知者就不多了。民国时，学人张任政写纳兰年谱，调查纳兰家墓园，以为在今中国人民大学附近，饿着肚子跑了几圈，也没找到。直到“文革”期间，上庄挖出九块纳兰家族墓志铭，此地才引起注意。学人赵迅梳理墓志铭，辑成《纳兰成德家族墓志通考》（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阅后方知，带女儿打疫苗的卫生院就是纳兰家族墓地，现已荡然无存。也是疏忽了，每次下班回家，自己都在“皂甲屯”站下，容若殁后，时人有悼诗云“只是伤心皂荚屯”，即指此地。

　　虽然墓地尽毁，但纳兰家族的遗存仍然很多。修浚的小河还在，弓形往南，流进上庄水库。纳兰家修缮过的龙母宫，曾祀容若父亲明珠，就在我看过病的二六一医院，保存完好。纳兰家庙（东岳庙）更近，离我家就七八百米，只因民房挡着，所以没发现。庙据说始建于唐，自纳兰家总管安三修缮后，至今未大修，现归村里管理。我去看时，破败不堪，但除钟楼拆除之外，三座大殿和鼓楼基本完好，前殿上书“瞻岱之门”四字，清晰可辨（容若孙就叫纳兰瞻岱），廟中生着高大的杨树，沙沙作响，走在其下，仿佛杂有纳兰族人的步履声……原来，不知不觉，自己跟容若已做了十二年邻居，昔年杜甫在成都，有《过南邻朱山人》，云“相过人不知”，我却是“相过己不知”！

　　纳兰词，从前读过些，但未读过全集。正巧，家里有《饮水词笺校》，每晚哄娃睡后，灯下读数页。三百三十八年前，容若致信友人（原稿今存，作于康熙十七年）：

　　夜来微雨西风，亦春来头一次光景。今朝雨霁，亦复可爱。恨无好句酬之，奈何，奈何！

　　今年春景，仍复如是，夜雨读之，淅淅沥沥，忽然动了好奇：这位相隔三百余年的南邻兼同行，是怎样一个人？有过怎样一种血肉人生？

　　觉罗氏

　　容若，世人印象，为翩翩浊世佳公子，其实，性格向来矛盾。

　　王国维赞美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说容若“真切”，和者甚众，张任政甚至认为：“先生之待人也，以真；其所为词，亦正得一‘真字。此其所以冠一代排余子也。同时之以词名家者如朱彝尊、陈维崧辈，非皆不工，只是欠一‘真切耳。”（《清代纳兰容若先生性德年谱·自序》）但读师友悼词，又不尽然：其师讲，“或问以世事，则不答，间杂以他语，人谓其慎密”。（徐乾学《纳兰君神道碑文》）其友讲，“性周防，不与外庭一事”。（韩菼《纳兰君神道碑铭》）这里的容若，少年老成，如履薄冰。“慎密”的人，未必就不“真切”，但要说“真切”过人，甚至“冠一代，排余子”，恐就未必了。再者，尔虞我诈乃出人性，无关满汉，王先生将容若的“真切”，归于“未染汉人风气”，以为满人都天然率直，恐怕是想当然耳。

　　纳兰词，师承花间词、晏殊，属婉约词一脉，有点娘。顾贞观为其《饮水词》作序，论其词“婉丽凄清”，说其人“红豆相思，岂必生南国焉”，意为北人南心。今存容若画像，确也温文尔雅。但读师友悼词，又不尽然：徐乾学说他“数岁即善骑射，自在环卫，益便习，发无不中”；姜宸英说他“遇上射猎，兽起于前，以属君，发辄命中，惊其老宿将”；韩菼说他“上马驰猎，拓弓作霹雳声，无不中”。他还奉命赴东北，为即将开展的对俄作战实施侦察，“劳苦万状，卒得其要领还报”。皆非文弱书生模样。清初满人，尚武之风尚浓，这些话或有过誉，但不会太夸张。

　　容若的性格矛盾，前人早有觉察，师友严绳武就认为，其小心谨慎，是伴君如伴虎，后人又延伸到纳兰家族与爱新觉罗家族的灭国之仇。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却过于泛泛，纳兰的谨小慎微，入仕前已如此。现代学人苏雪林另辟蹊径，认为容若外表强健，内心脆弱，根在过度仰慕汉文化，“腐败”了。这类话是乾隆批汉化满人的口头禅，也有一定道理—容若外表健壮，内心孱弱，确如蛀了心的红苹果，是“腐败”了。但康熙为容若表兄，大他八个月，汉化也很深，为何不娘？容若词友汉人陈维崧，师承苏轼和辛弃疾，走豪放一路，时人誉为“霸悍”，也不娘。

　　容若一生，从未离家自立，我以为，答案不该从皇权或者文化去找，家庭才是关键。

　　理解容若，墓志铭与《清史稿》很重要，缺点是冠冕堂皇，缺乏细节，还应补充其他史料，特别是礼亲王昭梿的《啸亭杂录》（及续录）。昭梿晚容若七十年，但同属满洲权贵，圈子小，家族稳定，又认识容若之孙瞻岱、四世孙那伦及纳兰家奴，他的“口述历史”，有小误，却非道听途说。

　　《啸亭续录》卷五，提到了容若母亲：

　　纳兰太傅明珠，康熙时煊赫一时。其夫人和舍里氏（据墓志铭，当为觉罗氏）与公起自微贱，甚相和睦。性妒忌，所使侍婢，不许与太傅交谈。一日太傅偶言某婢眸子甚俊，次晨夫人命侍者捧盒至太傅前，即某婢双目也。婢父某恨甚，伺太傅他出，夫人独处房中时，突入，以刃刺夫人腹，立毙。事闻，置奴于法，时谓“奴杀宰相妻”云。

　　命案发生之日，容若已死九年。

　　这则史料—爱容若者都心情复杂，提也不是，不提也不是，而昭梿写错容若母亲的姓氏，也让人担心—我读的北京史地研究，干脆不提；《纳兰成德集》（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把它藏到注释里；有学人著《纳兰性德评传》，用了挖眼睛的前半截，悄悄略去其母被杀的后半截；只有赵迅认为是真的，因“墓志铭中并未说明她是病死”，且死后未入葬皂甲屯祖茔，后来才移葬。

　　这则史料，我也以为应是真的，再补充理由如下：首先，能跟墓志铭印证。墓志铭虽然夸饰为主，但字里行间，如夸其母治家“毫发铢两之奸皆无所容”，可见其人性情的确严苛；纳兰家墓志铭多交代墓主死因，容若与他弟的墓志铭甚至提及病逝前得皇帝关心云云，但觉罗氏一字不提。其次，说他们夫妻“起自微贱”，与正史吻合。明珠是八旗贵胄，但身为第四子，又六岁丧母，十二岁丧父，很多时候得自己奋斗（明珠十七岁任云麾使，正四品，不低了，但在昭梿看来，自然还是“微贱”的）。觉罗氏为努尔哈赤孙女，父亲因政争失利被赐死，全家贬为庶人，匆匆下嫁明珠。说是贫贱夫妻，也不为过。最后，我还找到一个旁证，见袁枚《随园诗话》卷一第五十三则：

　　余长姑嫁慈溪姚氏。姚母能诗，出外为女傅。康熙间，某相国以千金聘往教女公子。到府，住花园中，极珠帘玉屏之丽。出拜两姝，容态绝世。与之语，皆吴音；年十六七，学琴，学诗，颇聪颖。夜伴女傅眠，方知待年之女，尚未侍寝于相公也。忽一夕，二女从内出，面微红。问之。曰：“堂上夫人赐饮。”随解衣寝。未二鼓，从帐内跃出，抢地呼天，语呶呶不可辨。颠仆片时，七窍流血而死。盖夫人赐酒时，业已酖之矣！姚母踉跄弃资装，即夜逃归。常告人云：“二女，年长者尤可惜。”

　　这个“某相国”，据满人总督乌拉纳之子批语，正是明珠。此人出身满人高层，熟悉掌故，其批语史料价值很高，当可信。两则史料，讲的或许是一回事，如不是，则觉罗氏至少杀了婢女三名。

　　觉罗氏的暴虐，有时代背景。满洲入关前后，掳掠大量女俘，分到八旗家中，结果引起正妻不满，虐待妾婢，屡见不鲜，以致皇太极下谕禁止，“今闻我国之妇女，沃以热水，拷以酷刑，既不容为妾，又不留为婢，妒忌残虐，莫此为甚”。觉罗氏生于入关前夕，习得此种暴虐习气，也不为怪。尽管这样，跟“沃以热水，拷以酷刑”比，她的挖眼与鸩杀，残暴远远过之，赵迅认为“简直是心毒手狠到完全丧失人性的地步”。这已非单纯的妒忌，而可能是心理疾病了。至于此病是源于童年耳濡目染，还是源于曾被废为庶人的不安全感，就不得而知了（这则史料，金庸改头换面，移用于《飞狐外传》，即福康安母鸩杀马春花情节所本）。

　　明珠为满人重臣，卖官鬻爵，货贿山积，敢干敢贪，绝非孱头。夫妻即使真的“甚相和睦”，但双方都强势，难免矛盾，杀婢女这类事当不常有，但争吵或冷暴力必不免。徐乾学说，容若见父母“加餐，辄色喜，以告所亲”。为何“色喜”？徐乾学原为明珠党羽，熟悉内情，又是老刀笔吏，我们可脑补言外之意。

　　此种父母关系，于容若有何影响？此乃理解容若的关键，研究者却全疏漏了。最明显的影响，依我看，正是容若的“慎密”，即谨小慎微。金石无语，血肉暗蕴，证据在纳兰家族的墓志铭。我们读他大弟揆敘的墓志铭，少年即“静默若成人”。康熙赞扬他“小心老成”，小弟揆方“为人沉静”。强势父母多弱子，三兄弟性格如出一辙，当非偶然。据觉罗氏墓志铭，明珠罢相前特别忙，无暇顾家，有时甚至“日在禁闼，晨而入或夜分乃归，衣不解带者累月”，抚养容若及其弟妹的重任，自然落在觉罗氏身上，墓志铭说她“训教诸子有均平之慈，而无姑息之爱”。由此推知，容若及其弟的“慎密”与“少年老成”，主要源于觉罗氏的重压。

　　安三

　　讲来有趣，昭梿的觉罗氏史料，学人小心翼翼，唯恐有失，但他关于纳兰家奴安三（全名安尚仁，也叫安尚义）的史料，大家松了口气，放胆使用（这也是学人考据的“好恶心理学”一例）：

　　明太傅擅权时，其巨仆名安图，最为豪横。士大夫与之交接，有楚滨、萼山之风。其子孙居津门，世为鹾商，家乃巨富，近日登入仕版。（《啸亭杂录》卷三）

　　这则史料，昭梿又写错名字，“安图”当为“安三”，安图是他儿子，他还有一子叫安歧，是著名书画收藏家。此处的“楚滨”，是张居正宠奴；“萼山”，为严嵩宠奴。两人均仗主人势嚣张一时，官吏无不敬畏巴结，呼为“先生”，安三也如此。这则史料，有姜宸英（清人认为他是《红楼梦》里的“妙玉”）的证实：

　　吾始至京师。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进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与为礼，所欲无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为佳公子，今得子矣！”即日卷书装，遂与绝。（方苞《记姜西溟遗言》）

　　姜宸英死后，全祖望为作墓表，重述如下：

　　枋臣（明珠）有幸仆曰安三，势倾京师，内外官僚皆师事之……枋臣之子（容若）乘间言于先生曰：“家君待先生厚，然而卒不得大有佽助，某以父子之间亦不能为力者，何也？盖有人焉。愿先生少假颜色，则事可立谐。某亦知斯言非可以加之先生。然念先生老，宜降意焉。”先生投杯而起曰：“吾以汝为佳儿也，不料其无耻至此！”绝不与通。（《翰林院编修姜先生宸英墓表》）

　　姜宸英，纳兰家待之甚厚，“遂与绝”云云，读纳兰词便知是鬼话。他跟方苞提此事之时，容若已死，明珠已罢相，此“妙玉”自然难免落井下石、撇清关系之嫌了。他本人贪图利禄，考进士一直考到七十岁（落第后，容若赠他几首词，勉励归隐，完全对牛弹琴）。学人赵秀亭鄙夷他，“擐薄无义之尤”，认为话全不可信。但我以为，撇清关系或有，所述安三与明珠之关系，想非胡编，应确出容若之口。

　　关于安三，以前史料甚少，影影绰绰，近年来，纳兰家墓志铭出土，清廷档案公布（甚至有安三的口供），现在比较清晰了，原来，他就是《红楼梦》里赖大及其子赖尚仁的原型。

　　学人刘小萌据清廷档案考证，安三是朝鲜人。清兵曾两侵朝鲜，掳掠大批人丁为包衣（奴隶），安三为明珠府的第二代包衣，又称“家生子”，为纳兰家总管，负责打理财务。水过地皮湿，因纳兰家族，安家也富裕非常，跟《红楼梦》里的赖家一样。后来，纳兰家在皇位争夺战里站错队，得罪雍正，殃及池鱼，罚安家捐家财独修天津城，可见其富。（《旗籍朝鲜人安氏的家世与家事》）明珠临终，遗命安三修缮上庄家庙及另两座庙宇，“尚仁泣而受教”，十三年后竣工，刻《重修榆河乡东岳行宫碑记》记此事。

　　安三为明珠最宠幸的家奴，全祖望用“幸仆”两字，意思很微妙。《随园诗话》提到的被鸩杀的两名吴女，是谁贡给明珠的？我以为，当是安三。据清人萧奭《永宪录》卷四“（明）珠令（安三）潜处扬州，挟巨资行江西吉安等四府三十万引盐”，“引盐”即官盐，满洲权贵多插手，倒买倒卖，安三既受命往扬州经营盐业，为明珠物色绝色女子，自然也是差事之一。明代江南有养“瘦马”之风，即培养苗条女子，教以琴棋书画，再卖给富家当婢妾，其中以扬州瘦马最著名。满清统治稳定后，旗人不便再掳掠民女，改从江南买婢妾，康乾时期皆盛，时谚云：“索得姑苏钱，便买姑苏女。多少北京人，乱学姑苏语。”（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明珠为满人，有家奴，贪污受贿、拉皮条、找女人的龌龊事，家奴干最合适；百余年后，袁相国世凯是汉人，此类事就改由姨太太的兄弟来办了。由汉人的“袁相国”推测满人的“纳兰相国”，纵使不中，也八九不离十。

　　据清廷档案记载，安三病逝于雍正六年（1728），八十岁。刘小萌以此推断，明珠罢政时（康熙二十七年），安三约四十岁。明珠二十岁得容若，如是，则安三小明珠十三四岁，大容若七岁。古代男性成家早，明珠为虚岁十七，安三之于明珠，如父子辈，于容若，如兄弟辈。由姜宸英转述的“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以及“某以父子之间亦不能为力者，何也？盖有人焉”看，容若对安三，明显存在情感竞争关系。

　　我们知道，小男孩最初崇拜之人往往是父亲，从墓志铭看，容若最渴望父爱之时，却是明珠事业最拼之时。安三为家生子，自然从小为明珠办事，得其宠幸。容若本来父爱就少，见此难免对安三有莫名的羡慕嫉妒恨了。徐乾学说：“太傅尝偶恙，日侍左右，衣不解带，颜色黝黑。及愈乃复初。”这是容若对父亲的爱，也是对父爱的渴望—只有父亲生病，他才有机会更多亲近父亲。容若擅长表达可望而不可得的相思，或许，原型就是从小对父爱的渴望与失望？还有，都知道容若喜欢李煜，但他为何喜欢？就少人深究了。母亲暴虐，父爱匮乏，身边还有父爱竞争者，这样待在什刹海的大宅里，可不就如亡国之君？（甚至还可推测，容若母亲对安三什么看法？对安三，容若与他母亲是不是同一阵营？）他自署“仆本恨人”，说自己是“天涯惆怅客”，我想他的真正意思，是待在家里太痛苦，“君本春人而多秋思”（友人梁佩兰评容若语），非偶然也。

　　一言以蔽之—读李煜前，容若早已“内伤”，伤害他的，不是文化，不是皇权，而是家庭。

　　曹寅·张纯修·顾贞观

　　谈容若，世人爱谈其妻卢氏，其妾沈宛，但我以为，理解容若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顾贞观。遇见顾贞观，为容若一生大事，非前两人可比。

　　容若一遇顾贞观，即写《金缕曲》（德也狂生耳）赠之，其中蕴蓄的情感能量，可用“爆炸”来形容：“不信道、遂成知己”，簡直冲口而出；“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连来生缘都订下了。我们读顾贞观的和词，他以孟尝君比容若，以侯嬴比自己，态度谨慎，显然对此颇为吃惊。耐人寻味的是，此时卢氏（悼亡词的女主）还在世，新婚燕尔。夫妻情感如何？赵迅认为，二人感情基础一般，“卢氏虽有良好的教养，但对于填词赋诗并不在行，容若又不善饮酒，因此，闺间诗酒唱酬之乐是谈不到了”。很中肯。

　　朋友，谁都有，且分等级。容若朋辈，如高士奇、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年龄都比容若大。容若欣赏他们，他们或许也欣赏容若，但主要是冲明珠去的。他们之于容若，是“文字交”；容若之于他们，是“利禄交”。姜宸英不说了，其师徐乾学，原先巴结明珠，帮容若编《通志堂经解》，后因康熙旨意，跟明珠决裂，容若死后，又编《通志堂集》示好。情感是两头热的，容若能跟这些人多亲？不可能。他欣赏他们的才华，但不可能从对方那里得到感情对流。他真正的朋友，是同龄的张纯修与曹寅。张纯修是汉旗，曹寅是包衣，三人皆属八旗，又喜文学，兴趣相投，亲如兄弟。其中，张纯修跟容若交情似更深，今存容若与其书简二十八封，为他装帧传下（朱彝尊也跟容若书信来往很多，晚年自承信全弄丢了，感情深浅，对比可见）。

　　对于容若，交情唯一超越张纯修的，是顾贞观。容若对顾贞观，感情有多深？我们可从其送友诗词窥见一二。他送姜宸英，是“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金缕曲·姜西溟言别，赋此赠之》）；送亦师亦友的严绳孙，是“便烟波万顷，半帆残月，几回首，相思否”（《水龙吟·再送荪友南还》）；送兄弟张纯修，是“好名无不可，聊欲砥狂澜”（《送张见阳令江华》）；送顾贞观，则是“南北三千里，同心不得说。秋风吹蓼花，清泪忽成血”（《送梁汾》）。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对此，张纯修也清清楚楚—“容若与余为异姓昆弟，其生平有死生之友顾梁汾”（《饮水诗词集序》）。

　　他待顾贞观，为何如此“倾盖如旧”？

　　一个原因，是才。许多诗人或艺术家在关键时刻往往遇到一名关键人物，对其创作产生关键影响。顾贞观之于容若，正是这样一名关键人物。后人赞扬顾贞观词，一曰“口语”，一曰“挚情”。这其实也是纳兰词的特点。容若嗜词，最初从严绳孙学习，进展不大，遇见顾贞观后，才醍醐灌顶，水平大进，最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顾贞观之于容若，如杜甫之于钱谦益、凡尔哈仑之于艾青、奥登之于穆旦、荷尔德林之于海子，是带他进门的师傅。

　　另一个原因，是人。顾贞观跟徐乾学、姜宸英这些“利禄交”不同，淡薄名利、特立独行，重性情，有魅力，又长得英俊，“丰神俊朗，大似过江人物”，读其词，自恋意味很浓，想来也以此为傲。容若呢？曹寅说，“貌姣好”。两人很登对。两人关系，估计早有人嘀咕，但不好明说。明清之际，双性恋常见，容若师龚鼎孳，友陈维崧，都以好男宠著名，时人不以为非，贾宝玉与秦钟、北静王不也如此？陈维崧有男宠云郎，请人作《云郎出浴图》，到处邀人题咏，还被视为“韵事”。我们读纳兰词，颇多“友情闺情化”的特点，著名的“人生若只如初见”其实是写给男人的，结尾曰“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木兰词令·拟古决绝词》）。古代诗词有香草美人、托女言情之传统，但容若如此缠绵悱恻，连清人都以为有点“过”。他还有一首《凤凰台上忆吹箫》，下阕是这样写的：

　　心知。梅花佳句，待粉郎香令，再结相思。记画屏今夕，曾共题诗。独客料应无睡，慈恩梦、那值微之。重来日，梧桐夜雨，却话秋池。

　　粉郎，为三国魏人何晏，容貌俊美，后世为郎君代名词；香令，指三国魏人荀彧，据说身怀异香，到别人家三日不散；尾句化用李商隐《夜雨寄北》，一般认为是赠内之作。四个典故，单看没问题（比如《夜雨寄北》，容若也用于其他朋友），但合读的话，其中情欲，呼之欲出。

　　顾贞观有女人缘，很风流。有趣的是，据顾光旭的《梁溪诗钞》，顾贞观晚年，跟某男性忘年交说：“吾老矣，将与伊定三生之约，不知能如愿否？”他跟容若是生死交，跟吴兆骞是生死交，跟此人又想订生死交。这样一来，容若、吴兆骞与顾贞观的关系，就不免让人浮想联翩……此公如金庸《天龙八部》的段正淳，用情固深，却不免花心。

　　顾贞观和容若悼亡词，中有“倾城再得”“香阶刬袜”字句。张任政甚诧异：“闺阁中事，岂梁汾所得言之？”赵秀亭也认为“非止轻俗，尤见唐突”。对此，我有个很简单的解释：两人情谊远远超过容若之于卢氏，容若不以为忤，顾贞观也不以为唐突。依我看，两人当是爱人，至于是身体上的，还是柏拉图式的，则毋庸考证了。

　　但是，容若对顾贞观的情感，只是“才”与“人”吗？我怀疑不止此，顾贞观之于容若，或许还有一重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情感投射在。后世论容若与顾贞观，仿佛两人同龄，其实不然—两人结识时，容若二十二岁，顾贞观四十岁，顾贞观大十八岁！两人年龄差异，近明珠与安三的年龄差异。两人关系，容若为主动方。由此推测，顾贞观之于容若，恐怕有渴望父爱的投射在。当然，这是“大胆假设”，但结合他给顾贞观的诗词，还有他对安三的妒忌，我以为很有可能。

　　总之，我的推测是：顾贞观之于容若，一人兼四个角色，相当于兄弟张纯修、爱人卢氏、老师严绳孙与父亲明珠的“总和”。明乎此，我们才能抓住容若的内心。

　　明珠

　　饮水词，满纸爱情兼友情，却很少提儿女，特别是儿子。跟朋友提及，都很惊讶—容若还有儿女？其实，容若共有三男四女，一个女儿还嫁给了年羹尧。大儿子福哥，容若去世时十岁，仅小揆叙两岁。顾贞观为容若作的《祭文》提及：

　　他日执令嗣之手。而谓余曰：“此长兄之犹子。”复执余之手，谓令嗣曰：“此孺子之伯父也。”

　　此子或是福哥。

　　是詞的体裁不宜提？翻阅全集，有一首五绝《秋意》提到女儿：“凉风昨夜至，枕簟已瑟瑟。小女笑吹灯，床头捉蟋蟀。”未见给儿子的诗词。是散佚了？可能性不大，容若为相国子，文字保存得很好，连写给五岁揆叙的诗都在。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推测他对孩子，不如对卢氏和顾贞观上心，应是合理解释。这就是家庭感情模式的“世代传递”吧：爱孩子，是天性；如何爱孩子，则要后天学习。明珠六岁丧母，十二岁丧父，事业又忙，虽然清楚如何为孩子安排前程，但恐怕不懂如何在情感上体贴孩子。容若从明珠习得此种家庭情感模式，又照此对待自己的孩子，结果是—容若渴望的父爱，他孩子（特别是儿子）也没怎么获得。

　　父亲对孩子之影响，先天多，后天多？世无定论，但影响无人否认。我们看容若性格，跟乃父也有同有异。他跟明珠一样，喜欢交朋友，喜欢饮宴，这是同。他需要一名可堪信任的男性，这也是同。但容若之于顾贞观，跟明珠之于安三比，大小模式相反，这是异。明珠强势，容若孱弱，这也是异。不过，容若踏入社会以后，特别是入内务府后，入仕模式与乃父同，“日直驷苑，每街鼓动后，才得就邸”，他的性格也逐渐趋同于明珠。此种变化，首先是性格逐渐变得坚韧，词风渐有气力，能写出“古戍饥乌集，荒城野雉飞，何年劫火剩残灰？试看英雄碧血、满龙堆”（《南歌子·古戍》，康熙二十一年作）这类词句。其次是因官场压力大，他疏解压力的方式也越来越像他爸，即“饮醇酒，近妇人”。康熙二十三年，他致信顾贞观：

　　弟比来从事鞍马间，益觉疲顿。发已种种，而执殳如昔。从前壮志，都已隳尽。昔人言：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此言大是。弟是以甚慕魏公子之饮醇酒，近妇人也。……吾哥所识天海风涛之人，未审可以晤对否？弟胸中块磊，非酒可浇，庶几得慧心人以晤言消之而已。沦落之余，久欲葬身柔乡，不知得如鄙人之愿否耳？

　　容若继娶的官氏，自然不在“妇人”之列，而“天海风涛之人”典出李商隐赠妓诗，后世以此指歌妓，赵秀亭由此猜测，指的是其妾沈宛。我们很自然想到，《随园诗话》里被鸩杀的两名吴女，“学琴，学诗”，不跟沈宛一样？他们父子对女人的口味，多相似啊！我怀疑，沈宛很可能也是“瘦马”。容若托顾贞观买沈宛，跟明珠托安三买妾，剔除后人附加的才子佳人浪漫，实无不同。而且，他只买了沈宛一人么？我怀疑未必，过于浪漫的爱情传奇，难免残酷的现实注解。容若有些诗词，肉欲味儿很浓，不像是写给爱人的，只是不为世人注意罢了。

　　同年，在给顾贞观的另一封信里，容若抱怨工作忙碌，顺口说了一句“老父艾年，尚勤于役；渺予小子，敢惮前驱”，对父亲充满体谅，也就是说，他终于跟父亲和解了。

　　次年（康熙二十四年），容若病逝，得年三十一。

　　二○一七年一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