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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的土地·山后省的石楠·葡萄牙的海

时间:2023/11/9 作者: 书城 热度: 12986


  一九八八年,葡萄牙、巴西两国政府联合设立卡蒙斯奖,旨在表彰当世葡萄牙语文学一流作家;次年,该奖项的首冠之荣,便由众望所归的葡萄牙诗人米盖尔·托尔加斩获。作为二十世纪葡萄牙的文学巨人,托尔加早在一九六○年便曾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由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文学院教授让·巴蒂斯特·阿圭罗那首倡的提名,迅速獲得了海内外百余位知识名流的附议。阿圭罗那教授在同年一月致科英布拉学生会的公开信中写道:“米盖尔·托尔加拥有年轻人在一个伟大艺术家身上所要寻找的一切,这不仅包括美学表达的愉悦,还有思想的活力,更是内心自律与头脑独立的榜样。”法国人向瑞典文学院的提名,不仅在葡萄牙国内激起了热烈反响,来自欧、美、非各大洲的赞誉之声也不绝于耳,西班牙文学评论家皮拉尔·巴斯克斯·奎斯塔声称,托尔加的诺奖提名,对于被欧洲遗忘在角落的葡萄牙文学,是种公平的代偿,它的诗歌之美,已企及世界抒情文学至高至纯之境;虽说所有诗歌都在翻译中失去,托尔加的诗却在内容上如此丰富,以致在其他语言的再次创作中,损失最少。

  讽刺的是,托尔加享誉国际文坛乃至邻国学界的同时,在本国却遭受着萨拉查独裁政府的明枪暗箭。就在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同年二月,托尔加出版不久的《日记》第八卷在全国各大城市书店均遭到葡萄牙国家安全警备总署的查收,在举国文化界的激烈抗议之下,查收令虽被撤回,审查机关仍然禁止任何媒体提及该书。

  一九六○年似乎可以作为托尔加一生的缩影与注解,既有竞逐国际文坛顶级奖项的荣誉,也有体制重压下十面埋伏的苦闷。四月,诗人远走萨拉曼卡、马德里等地,流连西班牙数月,六月八日,身处历史名城梅里达的托尔加在日记中如此坦言:“毫无疑问,我一踩上西班牙的土地就感觉很好!那是一种肢体伸展、内心和解、饿得饱腹的感受”,“现在,我的人性有了半岛的维度。从米尼奥的现实主义到卡斯蒂利亚的神秘主义,从安达卢西亚的热情洋溢到阿斯图里亚斯的隐忍克制,从加利西亚的逆来顺受到加泰罗尼亚的刚硬不屈。我成了另一个人,忘却了阿茹巴罗塔与《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按:1385年葡萄牙军队在阿茹巴罗塔战胜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一世,保卫了葡萄牙的独立。1494年西葡两国在教皇调解下签订了第一个瓜分世界的协议《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

  这就是米盖尔·托尔加,一个少有的葡萄牙人,不加掩饰的西班牙热爱者。当代评论家常对托尔加与乌纳穆诺跨越时空的神交津津乐道,其实,这种思想与美学上的亲密师承,更应置于托尔加与西班牙一生之久的“热恋”当中审视。整个二十世纪葡萄牙文坛,鲜有几位像托尔加一样能对半岛各部的地区文化与民族特色如数家珍,对西班牙的文学传统也有广泛且深刻的掌握。正如乌纳穆诺毫无矛盾地同时接受巴斯克人与西班牙人的双重身份一样,托尔加也不无骄傲地给自己加上“半岛人及葡萄牙人”“伊比利亚西部之子”的标签。

  值得一提的是,托尔加本名阿多夫·古雷亚·达·罗沙,其笔名所要致敬的对象,正是西班牙文学史上家喻户晓的两个“米盖尔”—塞万提斯与乌纳穆诺。至于笔名中的“托尔加”,则是阿多夫故乡的大山里一种自由生长的石楠花。这一意象恰好代表了托尔加一生写作的核心情怀:土地与苦难。

  二

  托尔加出生在葡萄牙北部山村的一户普通人家。他的故乡山后省(Trás-os-Montes),地处东北一隅,大山将其与西北富庶的米尼奥河流域隔为两个世界,落后的农业经济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下维系艰难,葡萄牙人有一句民谚这样形容山后省的恶劣气候:“九个月在冬天(inverno),三个月在地狱(inferno)。”地理隔绝,思维闭塞,对生活稍有期许的山后人,绝望之下都纷纷闯出大山,另谋生计,几百年来不曾断绝。

  山后是托尔加出生、成长的天地,他在科英布拉大学获得医学学位、文坛上声名鹊起之后,却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许多同乡命运相似,托尔加年仅十岁便踏上了“到城市去”的道路,在波尔图的一个富户亲戚家里看门打杂。十二岁被父亲送去读神学,实在无心一生事奉神职的他一年后便放弃了,随即被送到叔父远在巴西的农庄担水劈柴、扫地、喂牛……婶婶担心远道而来的他有朝一日要取代自己的孩子继承农庄,故而百般刁难,甚至辱骂虐待。叔父虽然日后为了感谢、偿付托尔加多年的尽心服务,成为他攻读医学的赞助人,但在繁忙的农务劳作之中,也难免对他呼来喝去。年幼的托尔加仅能在与大洋彼岸的家人通信中倾诉苦衷,而父亲只回以两个词为告诫:“理智,服从!”如此经历,不知在倔强、刚烈的山后少年心里,刻下了怎样的悲情与坚韧。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当日后有幸来到科英布拉大学深造时,与当时学生的主流选择不同,托尔加不学文不学法,却立志学医的原因;虽二十出头便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但即便家喻户晓、著作等身之时,托尔加仍在家乡的土地上作为耳鼻喉科大夫坚持行医几十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现实生活”在一个北方人心里的分量。

  作为卡蒙斯文学奖的首冠,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全能的丰产作家,托尔加的所有创作不仅是一种自传,也是为那些山村里无数沉默的个体在言说,它甚至构成了葡萄牙乃至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民族寓言。在“文明、发达、博学、先进”的欧洲/国家中心之外,托尔加的族人在边缘无声地挣扎,像漫山遍野的石楠,饱尝一年中三个月的酷暑、九个月的严寒,枝头密密绽放的淡紫色小花,朴素到丑陋,不言唯美,无关浪漫,更像是粗糙的山里人熬过年复一年的辛酸,挤出一个无奈的苦笑。

  这正是托尔加写作的主题,也是他独到的风格—甚至就是他的名字。托尔加最为人熟知的短篇小说里,充满了这样的黑色幽默。其经典的《动物趣事》《大山故事》《新大山故事》里,集合了各种荒唐离奇、可笑可悲的生活场景,拟物表现的山民,拟人呈现的动物,在作者富有节奏感的叙事中,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千姿百态的底层生活的长卷。托尔加的短篇小说,在语言上不仅与其他作家相比独树一帜,甚至与自己抒情、松弛的散文与诗歌也有明显区别,它为葡萄牙语写作开创了一种通俗、具体而又凝练准确的风格。简洁有力的叙事,惜字如金的对话,辅以大量原汁原味的方言村谈,为描绘有血有肉的山后省人提供了完美的语言载体。作者对土地、人民与切实苦难的悲悯情怀,也在克制的语流背后呼之欲出。

  如此浑然一体的语言与思想贯彻了托尔加写作的始终,也决定了他文学生涯的轨迹。一九二九年,年方二十二岁的阿多夫·罗沙便依托《在场》杂志为平台以诗作亮相文坛。创刊于一九二七年的《在场》,标志着葡萄牙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它集结了若泽·雷吉奥、加斯帕尔·西蒙斯等青年作家、文学理论家。早于后知后觉的“佩索阿热”近半个世纪,《在场》一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便奉费尔南多·佩索阿为精神导师,然而深究其美学追求,《在场》对于雄心勃勃、天马行空的《俄耳甫斯》一代,有继承发扬,也有“背叛”,爱德华多·洛伦索甚至称其为对《俄耳甫斯》的一场“反革命”。佩索阿人生的最后几年,曾与作为《在场》一代年轻诗人的阿多夫·罗沙互有通信,但似乎佩索阿对其早年诗集并不以为然。一九三○年,托尔加由于“美学差异与人性自由”的原因,甚至与《在场》阵营也毅然决裂。厌倦了连篇累牍的抽象思维与理论推导,托尔加认为一些曾经的同袍已经在过度的身份寻找与内心挖掘中迷失,而山后的孩子阿多夫·罗沙决意在文学上回归那个一切具体而线性的世界。这或许会成为一场冒失的探险,意味着就此在现代主义的浪潮中如泡沫湮灭,而历史证明这是一次伟大的出发。

  一九三四年,二十七岁的罗沙首次使用笔名米盖尔·托尔加发表作品;一九三五年,巨星陨落,费尔南多·佩索阿去世,葡萄牙国内反应寥寥;一九三六年,署名米盖尔·托尔加的第一本诗集《约伯另记》问世,有人说,这是诗人托尔加真正诞生的时刻。

  三

  《约伯另记》对于人文主义作家、诗人米盖尔·托尔加而言,不失为一个恰当的开场。圣经《约伯记》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见证了伟大信心,同时也为怀疑所折磨的丰满人物。对于托尔加而言,也许“无神论”不足以简单概括自己在形而上学层面与超然造物的复杂关系,但《约伯另记》背后的灵魂,绝不是旧约里那个在苦难面前撕裂衣服俯伏下拜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的信心伟人,而仅仅是以人之名放胆质问、指责上帝不公的约伯。

  托尔加一生的诗歌创作,都是围绕着一个大写的“人”,他毫不羞愧地肯定人的有限与软弱,人是被逐出伊甸园的受害者,是捆缚于土地的亚当,是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托尔加用诗的绝对语言,将约伯塑造为有限叛变无限的英雄,人类造反上帝的榜样。洛伦索说,托尔加的叛逆里,有一种“人本主义的绝望”。从出发的一刻开始,他便誓要为人性的真实与对自我的忠诚辩护到底。人本渺小,来自尘土并要归回尘土,这对于生长于山野田间的诗人而言,并不意味着上帝的审判或救赎的必要,而是不言自明的宿命—对于托尔加,故事的起点从来就不是神,而是人,一个个生来便在命运的洪波中泅水的具体个人。

  这一点决定了所有的不同。托尔加吸取了《约伯记》诗性的语言,却将所有的吟咏都献与地上的民,而非天上的国。他的乡村,边境,山后省,葡萄牙,乃至伊比利亚,没有一处可作文人的消遣、乌托邦的所在。正如前文所引,托尔加对西班牙的热爱,不仅仅局限于纸面上的神交,而是真正用个人的脚步去丈量半岛文化的丰富与多元。伊比利亚主义起始于十九世纪两国共和派统一图强的梦想,在二十世纪的现代语境中,伊比利亚主义在实践层面早已被宣判死亡。佩索阿一九一○年代所论述的伊比利亚精神联邦,与他笔下高度诗化的第五帝国一样都是乌托邦;一九八○年代,萨拉马戈在小说《石筏》中,大胆设想伊比利亚半岛从比利牛斯山断开,在大西洋中漂流,最终抛锚于欧非美洲三角正中自成一体,半岛人在经历身体与心灵的漂泊后,不觉间脱胎换骨、新人新面,这更是极致魔幻的乌托邦。托尔加曾坦言,“伊比利亚主义就在我的皮肤上”,但他的伊比利亚主义却从来不是任何一种乌托邦。

  一九五二年,托尔加先是集结出版了《一些伊比利亚的诗》,十三年后,又有更为完整的《伊比利亚的诗》问世。批评界一开始便注意到了该诗集中佩索阿《音讯》的影子。无论是全书的三分结构,还是选择入诗的历史人物,都与《音讯》高度重合,难怪一开始就有评论家将其定位为“一部半岛规模的《音讯》”。回避巨人般存在的佩索阿是不可能的,即便生前交集不深,志趣各异,两部诗集从思想到风格也相差甚远,但托尔加自己也不否认对佩索阿的致敬与仿效。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佩索阿去世后三天,托尔加就在日记中不无动情地写道:“费尔南多·佩索阿死了。我在报上读到消息,就立即关了诊所的门,去山中走走。我与松树和岩石一同哭悼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葡萄牙眼看他收尸入殓,走进永恒,却甚至不问一问他的名姓。”

  共同的历史题材与每部作品鲜明的个人烙印,自然使托尔加《伊比利亚的诗》常被置于《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与《音讯》等史诗巨作之侧比较、品读。在表面的相似之下,掩藏的是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大相径庭的哲学与表达。文艺复兴时代的卡蒙斯,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里构建的叙事,是诸神的无常暗助葡萄牙勇士完成壮举,但是诗人生前已见衰微的葡萄牙,使史诗的尾音落脚在荣耀逝去的惆怅与重振伟业的疾呼之上,这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帝国情怀,与卡蒙斯在一首著名十四行诗里仿作圣经,抒发“被掳巴比伦而心念锡安”的基调是一致的。

  佩索阿的《音讯》,却从葡萄牙宿命般的地理定位与里斯本由尤利西斯建城的神话起源开始,他笔下的葡萄牙远远超越了历史的范畴,在神秘主义的框架下,每一个民族英雄都被彻底抹去个人的有限,成为超越性的载体。帝国的辉煌是超然(上帝)意志的结果,而历史就是个体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实现这隐秘的意志。英雄主义在《音讯》中是存在的,但它与隐秘/上帝一步也不分离,如果没有超然的维度,佩索阿借“葡萄牙”所投射的人类精神帝国就毫无意义。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伊比利亚的诗》中脚踏实地的人本主义关怀。在托尔加的献诗里,不仅有光照历史的帝王将相,也不乏毕加索、乌纳穆诺、佩索阿、洛尔加等文艺巨匠,甚至连西葡两国历史的阴暗面也不回避,這包括了美洲文明残暴的征服者科尔特斯和臭名昭著的宗教迫害领袖黑衣修士托尔克马达。当然,也有“失踪”在北非战场、断送了国家独立的年轻国王塞巴斯蒂昂。佩索阿在《音讯》全书各处向塞巴斯蒂昂献诗七首,对于佩索阿而言,塞王奋不顾身的战斗狂热,才是“塞巴斯蒂昂归来主义”中真正值得盼望、足以救赎葡萄牙民族的弥赛亚。诗中,佩索阿以赛巴斯蒂昂的第一人称承认了自己的“疯狂”,又进而发问:“没了疯狂,人又比健壮的野兽/繁殖的行尸走肉/强到哪里?”而在托尔加的诗作里,塞巴斯蒂昂又回归了历史的真实,他不过是个头脑偏激的顽童,暴死荒漠,尸骨无人掩埋,可悲可耻,更是让整个国家与民族付出了羞辱的代价。

  这种神秘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比,在对“海”这一共同意象的挖掘中也可见一斑。请看佩索阿的《葡萄牙的海》(闵雪飞译):

  哦!咸涩的海!你有多少盐

  是葡萄牙的眼泪!

  因为要穿越你,多少母亲痛哭,

  多少儿女徒劳地祈祷

  多少新娘不得婚配

  为了让你成为我们的,哦,海!

  值得吗?如果灵魂并不渺小,

  一切都是值得。

  谁想越过博哈多尔角,

  必须先超越苦痛。

  上帝给了大海危险与深渊,

  但也在海上映照出天空。

  再看托尔加的《海》(符辰希译):

  海!

  你的名字无人畏惧:

  那是一片平坦的耕地

  或任何想得到的建议

  海!

  你有一声受苦人的啼哭

  苦到不能沉默,也无法喊叫,

  —不能放声嚎啕,也无法压抑哀啼……

  海!

  我们曾满怀爱意向你进发!

  然后隐蔽的沼泽,哭泣着,

  淹没了犁具与农夫!

  海!

  骗人的女水妖,沙哑而忧伤!

  当初是你来向我们求爱,

  然后也是你背叛了我们!

  海!

  何时苦难才是尽头?

  何时你的妖娆

  不再魅惑我们?

  对于一度靠航海称霸世界而怀恋主义(saudosismo)延绵至今的葡萄牙民族,海洋就是其历史、荣耀乃至身份认同的核心。在沉重的历史负担下,重奏海的主题是困难的。而佩索阿的名作《葡萄牙的海》,在第一诗节“老调重弹”了帝国霸业的人道主义代价之后,笔锋急转:“如果灵魂并不渺小/一切都是值得”。“葡萄牙的海”霎时升华为精神远航的天地,海中映照的天空将历史性的航海切入了上帝超越性的维度。

  托尔加在《海》中的“望洋兴叹”,则似乎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里“雷斯特罗老者(Velho do Restelo)”的遥远回响。在对大航海的热情歌咏中间,卡蒙斯稀奇地插入了人文主义的冷静批评,雷斯特罗的老者,如以色列先知般伫立在贝伦的海边,宣判时代的黑暗。他哀叹“荣耀的权力”“荒诞的贪欲”蛊惑人心,代价是人民妻离子散,国家动荡,礼崩乐坏,一如托尔加在海里看到的,尽是沉水的犁具与枉死的农夫。末一诗节“何时苦难才是尽头”的语气,不似《音讯》中对荣耀君王—塞巴斯蒂昂/上帝—的急切呼唤,而更接近在痛苦之中拒绝上帝的约伯:“你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伯》7:19)人本主义的浓烈悲悯让土地的儿子托尔加在看似无意义的苦难与命运背后难以找到满意的答案,这也正是他用诗歌探索的精神边界。

  不妨說,在佩索阿的“民族主义”诗篇里,一个国家即是一个灵魂、一个精神世界的符号,而托尔加的葡萄牙与伊比利亚,则是一个个具体的同胞的集合体,一片可以“踩上去感觉很好”的真实土地。轻狂的塞巴斯蒂昂不过徒有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与荒唐,而桑丘才是托尔加真正的英雄,因为他才懂得如何照料、捍卫自己的贵妇—伊比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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