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

　　叶隽先生是我的年轻同事，他最近写了一本《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问序于我，我说：“我是做法国文学的，你可是找错了人？”他笑道：“找的正是你。”我猜想，他主张“跨越学科”或“学科互涉”，找一个外行写序，怕就是这个意思吧。当然，我也不是完全属于外行，法国文学和德国文学究竟还同处一个大的学科之中，这个大的学科即所谓“外国文学学科群”，他要“将目光聚焦在更为具体的外国文学学科群”，找到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法国文学和德国文学毕竟是两个学科，各有不同甚至相悖的特色，它们之间如果说有共同的或者说共通的地方，那就只能是从更高的地方望下去，例如学术史。

　　梁启超先生写过一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宗明义，说：“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关于学术史，我相信晚近肯定有更周密圆融的解说，但是我觉得，这个九十年前的界定言简而意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褒贬著述，月旦人物，依次叙来，不就是一部学术史吗？不过，就中国学术史来说，所谓外国文学学科群是一个穷亲戚，鲜有一本学术史的著作谈而论之。《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中说：“文学学科的定位究竟在哪里？所谓文学研究很难立得住，因为你没有自己独立的方法论基础，更不用说什么理论，基本上都是从别的学科那里来的，尤其是那些强势学科如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话是不错，但说得过于崭截了，应该留有余地。就欧洲论，若说十九世纪文学和历史还纠缠不清的话，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历史学往实证的方向发展，文学则偏重于形式，于是就有了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二三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评，五六十年代法国的新批评，六七十年代德国的接受美学，以后又有了符号学、叙事学等的蓬勃发展，等等，其中有不少都具有创新性的方法论意义。再说，一个学科从别的学科借用某些方法，并不构成这一学科的缺欠，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德文学科，还有其他文种的文学学科，也就是所谓外国文学学科群，所以在我们的学术共同体中未能占有应有的位置，权力、资本、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当然是原因，但是本学科学者的学术实绩不够丰厚仍然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因素。“如果以一个较高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德文学科一方面潜力巨大，另一方面自身的学术自立和独立性都相对较弱，整体性建设有待加强。”应该说，在我一个外行人看来，叶隽先生的这一观察还是“实事求是”的，所谓“较高的标准”，无疑是学术史的标准，在学术史研究的烛照下，各种具体的研究，例如德国文学研究，才能显现出“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

　　一门学问能否成为被人承认的学科，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叶隽先生明确地强调了“学科思想”这个概念，他问道：“我们这个学科因何而设？又怎样在学术层面上光荣地立住，加入到中国现代学术的共同体中去？”他从“学科的独立方法论”“学科的大学制度化”“学科的民间组织性”等三个方面界定了“学科思想”。学科思想实际上是一个至关重要而往往被人忽视的问题，或者被当作一种天然的存在而不能引起人们的思考。习焉不察，没有思考，或者没有思考的意识，自然不会考虑到“如何加入到中国现代学术的共同体中”。建立外国文学学科表明，中国学者有能力、有愿望研究外国文学，一是为中国文学提供借鉴，二是对学问的兴趣，三是出于对全人类的精神创造的关心，看看域外的文学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除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现实目的之外，还有比较的胸怀与视野以及对美的事物的欣赏。研究外国文学的人除了具有本土意识与中国立场之外，还应该对对象国文学有同情之理解，如果他能从其研究中提出文学理论的新命题和新方法，对中国文学或者对世界文学的学术水平未始不是一种贡献，这样，所谓外国文学学科置身于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中也就毫无愧色了。越是具有牢固明确的学科思想，越能作出超越学科的理论概括，例如德国的汉斯·罗伯特·姚斯是治法国文学的，可是他从法国文学的研究中写出了《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一文，成为接受美学的重要文献之一，使文学理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或者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领域。建立接受美学的康士坦茨学派本身就是文学理论、罗曼语文学、英语文学和斯拉夫语文学的专家的一个集合体，其中有关注读者文学的接受的，有关注读者对文学的反应的，所取的方法也各自不同，一个是社会学方法，一个是现象学方法，但两种倾向的结合使接受美学成为一种完整的学科。其实，民族文学，外国文学，都是文学，研究起来不该分主宾，别轻重，所得成果应该共享才对。德国文学学科的情况值得我国外国文学学科的学者思考。

　　一个学科是否繁荣，或者是否正常地发展，端赖学科领袖是否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其本人的学术实绩往往不是决定的因素，例如冯至。梳理冯至先生的学科思想应从西南联大时期开始，西南联大的学术熏陶令他下了“以德文学科为志业的决心”，并开始为建立德文学科而进行筹备工作。北京大学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冯至先生担任西语系系主任，统领英、德、法诸学科，基本上是“习惯性起舞”，远不是他的创造性的学术发展的时期，一九六四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本来是他大展宏图的机会，无奈碰上了“文革”，一晃十几年过去。一九七七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作为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冯至先生已近暮年了，他的主要责任其实是统筹所有的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兼顾德文学科，个人的学术成绩已不是他的精力所在。这是“冯至的悲哀，一个无法展现学术理想和使命的学科领袖的悲哀”，然而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外国文学学科群包括德文學科的领袖人物。但是，“冯至的学术素养，是否能够包含整个学科发展所需的必要元素，则另当别论”。“另当别论”一语，表明叶隽先生似乎对他的判断有所保留。愚以为，冯至先生的学术素养对德文学科的发展是足够的，但由于种种因素的束缚未能充分展示，以至于他“虽然多少意识到学术史的意义，但基本上浅尝辄止，并未能在学术伦理层面多所发明”，因此，“冯至及其门下弟子确实是中国德文学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存在和力量，但其在中国整体学界的影响，作为学派似尚远不够”。学派的形成有利，也有弊，此处不赘。冯至先生于一九九三年驾鹤西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那就是学术领袖的权威时代一去再也不复返”，也就是说，“像冯至那样在德语界‘一言定乾坤的时代已一去不返”。权威时代的结束，是一个历史的现象，终究要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德国文学研究则首当其冲。

　　大师已去，众声喧哗，主流难寻。随着冯至先生的“大家气象”远去的，是“术业有专攻”的研究遍地开花。德语学界的学者们的兴趣已从歌德、席勒等古典作家的身上，逐渐向茨威格、卡夫卡、布莱希特等现代作家转移，并做出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形成了“各自抱残守缺的基本治学方式”。“抱残守缺”固然是一个贬义词，但毕竟开辟了研究多元化的局面。他们并非没有成为“通史大家”的努力，但是面对庞大的研究对象有心无力，退而求其次，也是可以搬上台面的借口。这是一种国际现象，说是弊端也并非过甚其辞。就更为年轻的学者们来看，百花齐放的局面则更为明显，例如翻译史研究、中德文化交流研究、德国浪漫派研究、德国文学理论研究、里尔克研究、黑塞研究、叙事学研究等等，都有值得称道的成果。然而，就与中国现代学术的整体状况相较而言，这些成绩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其原因，叶隽先生认为，是由于“德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形成一套传承清楚的‘学术家法”。家法者，学统也，即：“我们的学术史传承是什么？我们的理论立足点是什么？我们的学科精神是什么？”目前活跃在德文学界的不是这一代的学者，而是更为年轻的所谓第五代学者。“他们一般都比较注重个案研究，强调问题意识，认识到整体语境的重要，相较前辈或有更为一致的学术眼光”，“未来若能持之以恒，其发展则值得期待”。但是，在叶隽先生看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希望降落在第六代人的身上，也就是一九九○年前后出生的这代人身上，他们才是中国学术未来的真正主人”。条件是，愚以为，中国的德文学科以及整个外国文学学科群能在中国学术共同体中占有一个不容小觑的地位。所以，德文学科的前途尚在未定之天，因为“总体说来，着眼学科大局者凤毛麟角，有公心公益者不成气候，这不仅是本学科（德文学科—笔者按）的基本状况，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学界的原生态”。权威时代过后，“主流难寻”的状态是一般的、也是正常的状态。

　　翻译史、接受史、影响史、传播史、交流史，乃至于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等，在德文学科的展示中都有所体现，也显示出当前研究的现状，在守成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但是，从总体上看，“出彩者似乎不多”。所以如此，叶隽先生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史学养还嫌不足，还有太大的拓展空间。”所谓文学史的“学养”，并不单单是我们的学者读文学史著作不够多，不够全，不够深，而是他们往往把阅读作品和阅读文学史著作割裂开来，犯了法国十九世纪最聪明的学者恩斯特·勒南的错误，他以为文学史的功能就是代替阅读作品。的确，熟悉文学史的人可以如数家珍地罗列一大批作者和作品的名字，但他们的知识只是没有血肉、死气沉沉的躯壳和骨架，一个民族的“内里深刻的精神脉络”不见了。一位前辈说，“欲救此弊，宜速编著欧洲文学史”，我以为恐怕不行，因为没有扎实的专题研究，速编的文学史著作只能作为通俗读物流行于市场，还不能作为一个民族的“心理史”“精神史”而发挥作用。“一个真正有价值和见识的研究，往往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学史修养。所见者虽是一个具体的个案，但所体现者却是把握整体、胸有全局的通史气象。”因此，相反的情况，即只读作品而没有史的联系，也不行，这样不能对这个问题给予回答：“一部文本、一个作家、一种流脉，他是在怎样一种大的谱系中来把握自身和定位自身的，他又是如何在跨文化、跨学科、跨时段的立体空间场域里呈现意义的？”历史和作品始终是两张皮，两者都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坊间固然有不少的文学史著作，除个别的以外，大多是剪刀加糨糊的产物，一方面当然是史的意识缺失，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对作品本身的研读不够，或是借助第二手的资料应付文学史的编撰。文学史的研究洵为一切研究的基础，因为它是基础，反而容易遭到忽视，一本真正的、在阅读作品之后产生的文学史著作，“能够清楚地向我们解释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的文学史著作，仍然是我们的期待。文学史家应该是一个文学批评家。

　　对象国的文学史是我们的学者一门基本的功课，学术史则未必，但是，有没有学术史的意识，关涉到能否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者”。有，则根深叶茂；无，则形单影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固然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但那是一个小格局的学者，一个穷于一隅的专家，对于一个学科来说，这不是我们的追求。学术史的含义无非是检点、反思与展望，即检点过往，反思成败，展望未来，这样就“易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始终在一个学统意识的前提下定位自己的研究”。“学统”一词，词典未见收录，意义则很明晰，谓学问的渊源及流向。学统意识，即谓做学问的方法、模式和思想有一个来龙去脉。记得我跟叶隽先生私下里谈起过，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学统不甚清晰。就德文学科来说，自冯至先生西去以后，似乎显出群雄并起、各霸一方的样子。学统不清，有其好处，免得开宗立派，相攻相伐，闹出“背师”“累师”的笑话；但是无师可宗，一盘散沙，彼此之间不相交接，也是学科不够成熟的表现。叶隽先生在谈到学术史时说：“这一领域大致可分为三块：一是学人与著作研究；二是学域与学科综述；三是综合性学科史与学术史著作。”“三块”的现状如何？他的估计不甚乐观：“在这方面，本学科的学统建构并不算佳，后来者总结前人学行者甚少，更不用說自觉意识的学科史撰作。”德文学科如此，其他语种的文学学科也不见得更好。学术史的研究要以学科史的研究为基础，而学科史的研究能否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其关键在于专题研究能否做到丰盈而全面，进而产生深刻而细腻的文学史的研究，而思想史的研究是德文学科拓展的方向。

　　叶隽先生说：“德语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诗思互渗性质，所以强调其思想史维度，可以说抓住了其中的灵魂。”相信这一观察可以得到大多数德国文学爱好者的认同。冯至先生晚年表达了学科互涉的愿望，提出“横向联系，互相请教”，他要联系和请教的是“哲学、历史、宗教等知识”。其实，“哲学、历史、宗教”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学科互涉”的意思是文学与文学之外的一切学科，例如音乐、绘画等，均有关涉，都应该“互相请教”。在德文学科草创时期，其先行者就已经认识到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谓“不解外国哲学之大义而欲全解其文学”为“不可得”。文学表达哲学思想，或者文学的背后有哲学支撑，或者文学与哲学彼此交融，德文学科的学者在这种思想的照耀下进行研究，竭力显露德国文学的“灵魂”，可以说是这一学科的传统，只是这一传统微隐而未大显，需要重新挖掘，发扬光大，唯有思想史研究方能担此大任。然而，德文学科的思想史研究与一般的思想史研究又有不同，它以文学作品为运思的对象，其目的在于揭示出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然后赋以史的形式，成就一种文学的思想史。否则，写一本《德国哲学史》《德国艺术史》或《德国宗教史》可矣，何必在德国文学学科中立足呢？这也许就是叶隽先生所说的“把握核心”的含义吧。有学者对思想史的畛域提出疑问，论及“领土争端”一类的问题，不可谓不深刻，但是对于德国文学来说，思想是方向，或“思想史研究的文学路径”，则是相对单纯的事，我们不妨在“把握核心”的条件下论述文学与哲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写出文学的思想史一类的著作，赋予思想史一种别样的面貌。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学者付出特别的努力。文学的思想史要有思想，此即真；要有文采，此即美；当然还要有感情，此即善。真、善、美，应该是这样的思想史的追求。

　　《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叶隽著，重庆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