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慧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福建厦门 361005）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1895～1945），留下了许多殖民统治期间的文献记载，这些文献资料为学界研究殖民者的日本观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是这些以殖民者视角留下的记载是否能够作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真实景象？许雪姬认为：“即使能以台湾观点来做研究，不过使用的史料都是殖民者所留下，如何不被牵着鼻子走，并夺还台湾的‘历史解释权’，是重要的课题。”[1]日记资料的使用为此开辟了一番新园地，呈现出来的历史面貌与官方文献形成有趣的对照。日记，一般属于较为私密的文字记载，记主并无公开个人日记的打算，因此较为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虽不排除有个别在撰写日记时便想到日后有公诸于世的可能，但总体而言，日记是一项具有重要价值的一手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文献所未呈现的其他许多面向。

　　张丽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记》始于1906 年，止于1937 年，时间横跨了整整31 年（其中1922年部分缺失），由于张丽俊本人的特殊身份及经历，其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为我们呈现了日据时期台湾地方风俗的盛况，乃至社会变迁下民间信仰与日本殖民者互相拉锯的真实场景。本文拟通过《水竹居主人日记》中所记述的重大事件：慈济宫西护厝面临拆毁的事件，结合《台湾日日新报》的相关报道来观察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民间信仰的守护，以及日本殖民者利用行政强权的虎狼行为。

一、张丽俊与慈济宫

张丽俊（1868～1941），字升三，号南村，台中丰原人。张丽俊乃台中开台始祖张达朝的后人，祖籍广东潮州。在日据期间，张丽俊担任过许多职务：下南坑第一保正，葫芦墩区十九保联合议会长[2]，丰原街协议会员[3]，此外，又先后担任：葫芦墩兴产信用组合常任理事、富春信托株式会社常务理事、丰原水利组合组合员，等等。但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担任丰原慈济宫的修缮会总理。

　　丰原慈济宫，根据“文化资源地理资讯系统：台湾寺庙”[4]登记的资料，其教别为道教[5]，主祀天上圣母（即妈祖），其估算创建于清朝雍正年间，乃僧人募款而建[6]。日据初期，慈济宫被征作军队行营、学校教室及学校宿舍。1898 年3 月台湾事务局长野村政明致函台湾“总督府”民政局长后藤新平，要求对各地将台湾寺庙用作兵营等之类的情况进行调查。同年5月，台中县知事村上义雄汇报台中州“寺庙用作兵营等之调查表”，表中列葫芦墩街“慈济庙”使用作“混成第二旅团步兵第二中队”的记载。[7]包括慈济宫在内，仅台中一地，便有45 所寺庙被占用为兵营、学校教室、宿舍等。

　　1912 年地方士绅林庆连向台湾“总督府”申请修缮慈济宫，历经6 年三任总督才获允许。1917 年起，由张丽俊担任修缮总理，主持修建事务。张丽俊在1917 年1 月30 日（旧历元月初八）的日记中写道：“晴天，往组合，并到役场，近十一时同区长廖干三往慈济宫，欲相商募集寄附金修缮此庙也。嗣支厅长、警部补并各庄保正、殷绅陆续齐集，干三叔委我代言今日开会之主旨并说明议案之目的，读罢，公选正总理一名系我。”[8]丰原慈济宫的修缮工作1925年方才完成，但总体较为完整的修缮至1933年方才落成，至此，张丽俊在慈济宫任职已将近20年光景。

　　

　　图1：丰原慈济宫现布局，根据丰原慈济宫全球资讯网资料绘制（坐标：上南下北）

　　慈济宫的修缮工作完成未几，丰原便遭遇了“自古以来未有如此大祸”——1935 年4 月21日发生台中丰原大地震。据《台湾大事年表》中记载，台中州大地震又称为关刀山地震、后里大地震或墩仔脚大地震，震中央位于今苗栗县三义乡鲤鱼潭水库及关刀山一带，芮氏规模7.1级，是台湾有史以来伤亡最惨重的自然灾害之一：“新竹州及台中州（约今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3276人死亡，12053人受伤，房屋全倒达17907户，半倒则有36781户”[9]。

　　彼时，张丽俊正在从日本东京返回台湾的船上，“忽见船长接无线电报，广告台中州丰原地大震，罹灾者死千四百四十五人，重轻伤者亦数千人”“人谓我何无忧形于面，答事未知真实，且丰原自古以来未有如此大祸者。”[10]面对电报中所称的大地震，张丽俊尚不以为然，心存侥幸地觉得一定要上岸后才知道最终虚实。

　　“摧毁”是大地震带来的表象灾难，随着大地震而来的“余波”也正在影响着丰原的民众。日本殖民当局想趁此时机，将市街改正的计划加速推行，并在原计划之上进行扩张：“（1935 年5 月1 日）晴天，往进旺家坐谈，闻昨日役场开方面委员会，议决丰原街全部乘此时机欲请总督许可市街再增广四间，彻底改造云。”[11]

　　丰原街的拆迁工作就这样再一次被提上议程，而慈济宫的西护厝也在此次拆迁的影响范围内：“若照现在计画市区改正，欲保留慈济宫为古迹，对西护厝外折（拆）大路六间。”[12]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张丽俊及地方士绅、民众为守护慈济宫，保留慈济宫的完整而不停奔走，与殖民当局进行长时间的拉锯。

二、市街改正：拆毁与守护的对抗

（一）丰原街市街改正前缘

丰原街市街改正并非自大地震以后才开始，自日本占据台湾起便持续对台湾的市区、街道进行改修，《台湾日日新报》对街道改修的情况及在街道改修过程中当局与民众的冲突多有报道。1935年4月5日，《台湾日日新报》以“丰原妈祖庙边道路施下水沟拆人墙垣，惹起问题由郡警察排解”为标题撰文：“如既报，自去三月下旬，丰原街当局，再将丰原妈祖庙边东侧道路，下水沟一部，欲施行工事，使之全部完成。复将吴明振氏所筑造之砖垣，及附属建造物一部，擅自折毁。吴氏愤怒异常，立刻托写真师，将现场状况，全部摄影为证，欲诉诸当局。据闻现由郡警察当局，出为排解，未知如何了局云。”[13]

　　日本殖民当局以蛮横的姿态，对居民的建筑物“擅自拆毁”时常有之，当局与民众之间的纠葛由来已久，在一定程度上也阻挡了日当局进行市街改正的进度。就在丰原大地震发生的前夕，台湾“总督府”针对丰原街市街改正许久未能推进一事，派驻人员进行了跟进，1935 年4 月21 日报道“丰原街市区改正督府派员实测”：“久为悬案中之丰原街市区改正根本计画问题，至日昨始见督府内务局，派遣土木课技手桑名次郎氏，外九名来丰，实地根本测量，其驻在工程豫定二个月间，其范围，闻与现在台中市之面积，相差不远云。”[14]

　　随后台中州即发生了大地震，丰原地区道路及家屋建筑损害惨重。由是，丰原街市区改正的计划再度变更，街当局打算趁机扩大街道，增设排水沟等，而这些无疑是与现有的建筑相冲突。从《水竹居主人日记》的记载中可推测，张丽俊作为慈济宫修缮会总理，慈济宫西殿被纳入市区改正拆毁的范围内，他没有事先得到通知，而只是从他人处听闻[15]。

　　张丽俊第一次从岩下街长[16]口中听到慈济宫西殿[17]将被拆毁的事宜，对方也只是含糊其辞：“予并到役场对岩下街长明此事，而街长不但无帮助之心，且言此庙移筑他处须废（费）若干金，恐此次市街改正西护厝要被折（拆）啣（卸）也。”[18]1935 年6 月14 日，张丽俊与岩下街长见面，本想告知其地震过后，由于大雨淋漓，慈济宫有需修缮的地方。但岩下街长误以为张丽俊是希望其出资，所以张丽俊在日记中写道，修缮并不需要街当局出钱，只是因为他是一街之长所以来通知一下而已。并希望市街改正之时，街长能够尽力保留古迹，保全慈济宫的完整。

　　从张丽俊的这段记述来看，一来慈济宫的修缮资金不需要街当局给付，而是通过地方殷绅、民众进行募集，相当于是台湾民间自发的进行慈济宫的修缮，并统筹资金的运用；二来，街当局名义上是尊重台湾地方民间信仰，实则对慈济宫的修缮工作并不十分支持，甚至多加使绊。

　　日据初期，日本殖民统治者为笼络人心，对台湾民间信仰采取有限的“放任主义”和“旧惯温存”的宗教政策[19]。1896年，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发表保存台湾寺庙的谕告：“本岛在来之庙宫寺院等，在其创建虽有公私之区别，总之是信仰尊崇的结果，又是德义的标准，秩序之渊源，治民保安上不可或缺者也。故目前军务倥偬之际，出其不得已虽有一时暂为军用，切勿损伤旧观，需要特别注意，就中如破坏神像，散乱神器等所为，苟且断不许之。自今以后须小心注意保存，如有暂供军用者，须火速恢复旧态，此旨特为谕告。”[20]然而，在1897年，“总督府”公文《有关官有寺庙下赐之建议案》中明言恢复寺庙“旧观”乃是出于“收揽民心”的需要，但与此同时认为“现今之情形，虽属一时权宜之计，情非得已，然此一情形若长久持之，则恐非扶持风教，收揽民心之术。”[21]故而，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民间信仰采取了表里不一的处置方式。庄芳荣指出：“日本政府对民间寺庙之不以政治理由废弃，并不是代表其乐意寺庙的存在，而是不愿违背当时宗教信仰自由的潮流，予人以攻击的口实。”[22]因此，实际上仅有部分由台湾民众苦力维持的寺庙得以幸存。慈济宫西殿拆毁事件正是日本殖民当局言行不一，名为尊重，实则逐步摧毁的典型案例。

（二）慈济宫拆毁：殖民当局巧言利诱

张丽俊在获悉慈济宫西殿要被拆毁改为市街后，多次到役场向岩下街长陈述慈济宫乃是百年古迹，不可拆毁。但得到的答案都相当的敷衍：“答街局亦十分考虑，但出上司之意，无可如何耳，明日欲开复兴委员会乃决定云。”[23]接着张丽俊写道岩下街长和其助役陈蔡喜“无甚诚意言语”。张丽俊并没有参加复兴委员会，但是他多方打听复兴委员会的内容，方才知道复兴委员会的召开只不过是街当局的一个形式会议，无甚实际意义。

　　起初张丽俊从廖允宽[24]处听闻复兴委员会上对迁移慈济宫一事大家无甚异议，于是赶往询问廖西东[25]，是否赞成拆毁慈济宫？廖西东回答：“允宽听误矣，我是质问移转之位置、建筑之财源云。”[26]随后，张丽俊邀约廖西东一同造访宗藤郡守，要开信徒大会，之后再行决定。廖西东答道岩下街长已经打算召开信徒大会。

　　既然复兴委员会上，大家都已经赞成拆毁慈济宫，转移他处，为何岩下街长自己提出要开信徒大会呢？张丽俊亦有此疑问，后从王兴处得知：“此乃郡守退步之言，地方官若积极进行，彼时倘有阻碍失其威信，故此言为缓兵之计，信徒何容易通过，街长问日本人委员，无一人敢言可否者。”[27]而复兴委员会的真相亦是：“我又访问廖西东、廖允宽，言是日无异议亦无赞成。问郑金华[28]、王兴[29]，言彼等不谙国语不能问答。”[30]

　　由此即可真相大白：复兴委员会的召开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会议罢了，并没有真正的听取民众的意见，而与会的会员当中，不是模棱两可的中立，便是语言不通无法问答，这样“难以沟通”的会议最终得到的结果竟是“无甚异议”“赞成”，实在不可不令人生疑和气愤。

　　张丽俊在1935 年7 月18 日的日记中写道与宗藤郡守的交谈，郡守说道：总督府市街改正之事，陈情亦是无益，且神者系人尊敬之，今非毁弃特移筑他处，此庙地八百余坪，价值三万金，作建筑移转，料定不逊现在之华丽。[31]可见其真实的目的正是以市街改正为名，强取慈济宫的重要地块。

　　张丽俊原本在岩下街长处得不到回应，想要上访宗藤郡守，实际上，宗藤郡守与岩下街长根本就是同一战线的，他们对于慈济宫存在与否无甚感情，更谈不上尊重当地民意，只不过是巧言令色，使用战术拖延时间，迷惑群众。而另一方面，一句“信徒何容易通过，街长问日本人委员，无一人敢言可否者。”由此可见台湾民众与日本人之间的差异与隔阂，在民间信仰上，信徒们充满了刚毅的态度以及不妥协的精神。

　　年近70的张丽俊为慈济宫拆毁一事，连月奔走，在其日记当中透露出了身心俱疲的态度。张丽俊作为修缮会总理，善于言辞，尚且能够与当局一辩，过程亦是如此艰难，可想其他普通台湾民众更是难以守护他们的私人产业。台湾的民间信仰与祖国大陆，尤其是闽粤地区的民间信仰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深刻着两岸不可分割的民族认同与民族情感。纵使到了1935 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已经40 年，这种民族情感的内核向心力，依旧充满活力，而与日本当局水火不容。

（三）慈济宫拆毁：殖民当局威逼震慑

街当局见巧言无法动摇张丽俊等人维护慈济宫的决心，便开始露出了虎狼态度，进行威逼：“爰是森主事出席言，此为地方之大局，若元案不赞成，恐地利资金不得借。”“宗藤郡守亦出席演说一番，森主事又出席言，如此阻害大局之组合员，后日用强硬手段取缔。”[32]利用经济和政治迫害的强硬手段对付台湾民众，特别是有经济实力的士绅，逼迫他们转变立场，是日本殖民者的惯用伎俩。张丽俊在之后的日记中用词也更加的激烈，称岩下街长为“无常识街长”[33]每与岩下街长交涉，常用“质问”[34]二字。《台湾日日新报》中亦有对此次临时总会会议的描写，标题即为：“丰原信总会议变保证，反对派闹议场”，并评道：“顾反对派似不肯默认，故难免有再一番之纷争云。”[35]由此可见，面对日本殖民当局的威逼利诱等等手段，张丽俊、廖西东等人不但没有退却之心，反而更加的一往无前。

　　张丽俊、廖西东等人对于接下来针对慈济宫的相关开会事宜都步步跟进，不断地质问岩下街长何时开信徒大会：“若决欲折（拆）毁此庙须开信徒大会，前街当局既有言，郡守亦有言也，何以迁延至今耶，无已，则当从速。”[36]岩下街长则一再敷衍，言需先开复兴委员会，再开信徒大会。结果复兴委员会，因为张丽俊非会员却出席了会议，遭到岩下街长的质疑。由此可见，岩下街长与张丽俊其人已然是十分不睦，处处要针对张丽俊[37]。1935 年8 月19 日的复兴委员会如所预料的，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的方案。

　　《台湾日日新报》刊登了此次复兴委员会的讨论事项：“四、慈济宫迁徙关系，招集信徒总代之件，因系二百年以来古迹，议论百出，终决定开郡下在住信徒总代会，而决定之。”[38]然而，接下来要召开的信徒大会更加的诡异：“所通知者多缺市街能言之人焉。”[39]“此役场通知书甚有暧昧，可通知者不通知，甚至绝无通知焉。”[40]

　　结合《台湾日日新报》对此次信徒总会的预告，可以发现信徒总会不仅仅是要决定慈济宫的拆迁问题，还有其他不可忽视的事项：

　　丰原街役场，关于市区改正，妈祖庙之迁徙问题，系该街重大事件。订来九月十九日午后一时，在公学校讲堂，招集信徒二千余名，开信徒总会，议左记事项。一、管理人任选之件。二、信徒总代任选之件。三、市区改正，庙改建筑移转之件。[41]

　　慈济宫管理人分为寺庙管理人和土地管理人，而廖西东为寺庙管理人，也就是张丽俊在日记中所称的“慈济宫建物之管理人”，而土地管理人一直无特别规范的选举办法，通常由区/街长[42]担任。原土地管理人陈英杰[43]去世后（1928年），张丽俊等人欲改革管理人选定制度，但一直未得到街当局的认可。因此此次的信徒大会，街当局有意想要指派岩下街长为管理人。如果岩下街长担任了慈济宫的管理人，那么慈济宫“则折（拆）毁移转听他自由焉”[44]，于是张丽俊及当地士绅一致认为应该商议好对策，以便应对此次信徒大会的阴谋。

　　根据张丽俊日记中所载推测，本次选举管理人，将合并寺庙管理人与土地管理人，廖西东原为寺庙管理人，此次欲再选他为土地管理人，而街当局则想推岩下街长为此总管理人。慈济宫修缮委员会的一些评议员担心廖西东被当局收买，于是想改选张丽俊为管理人，但张丽俊本人自觉年事已高，不堪重负。最终他们商讨了五名管理人的对策：“役场通知此十四日[45]欲开信徒总会以决可否，当先筹对策以保护此庙，预定选管理人五名，则郑松筠、廖西东、陈章、廖进平及我。”[46]

　　至此，决心维护慈济宫的众人万众一心，严阵以待，只等大会上与殖民当局斗智斗勇：“问春贵今午开慈济宫信徒总会之对策阵势，已布就否，答既就。”[47]张丽俊详细记述了这场信徒大会上的交锋：

　　人都忿慨市街改正，街长折（拆）毁慈济宫稻香殿之横暴……二时往迫街长来开会。有顷，宗藤郡守、野村庶务课长、泽谷警部、川原巡查部长及彰银支店长、制麻会社及特务等，此系街当局派，若信徒派只请佐藤公证先生并郑松筠辩护士。及信徒入讲堂，列坐者六百五十一人，但堂内坐位既满，立听者地亦无立锥。……林光南指松筠与我、西东、陈章、刘罗五人，朱仁坤外数人相继起而攻击街长之横暴……若慈济宫折（拆）毁改筑转移绝对反对，击掌之声乱耳。采决后，宗藤郡守出席说谕一番，并言折（拆）毁慈济宫左畔，决要照市街改正之图进行云云。……丰原自有开会以来，人气如今日可谓盛矣，岩下街长亦可谓取怨于地方矣。[48]

　　丰原当地信徒们的勇敢，无畏强权，团结一致，跃然纸上。殖民当局一再虚伪地表示召开信徒大会，尊重信徒们的民意，但实际上，当信徒们的心声与殖民当局的心声不一致的时候，他们所谓的“尊重”就全然不见，有的只是傲慢和偏见。《台湾日日新报》中刊登了宗藤郡守在会中的发言：“现在慈济宫，宛然如乞食之巢窟，有污庙之尊严……若诸君不肯承诺移转，亦不妨，余欲依法令，赌身命，而迈进既定方针，然本会议，非欲变更市区改正道路之会合，希诸君知悉之也。”[49]

　　回顾前述宗藤郡守、岩下街长所言及报纸所刊，召开本次信徒大会的目的本便是因慈济宫拆迁乃重大事件，欲听信徒意见再决定之。结果会上，宗藤郡守却恼羞成怒，罔顾民意，一意孤行地表示将依照原计划进行市街改正。殖民当局如此道貌岸然，利用强权威慑民众，打压民众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在《水竹居主人日记》及《台湾日日新报》的描述中完全地暴露出来。

（四）跌宕起伏的胜利

张丽俊在1935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盖丰原因市街改正，岩下街长故意欲折（拆）毁慈济宫西厢稻香殿为道路，自五月末知此消息至今，我竭力运动，寻保留之策，即八月十四[50]役场开信徒大会，亦被我所迫而开也，幸赖神圣有灵，使是日信徒人气壮盛，果然夺得锦标。[51]

　　但是这个锦标并不是殖民当局的妥协，而是张丽俊考虑到终究是不想跟殖民当局正面抵抗，劝诱慈济宫西偏的土地所有者——廖臭献、刘氏荫、张阿匏等，令他们多拆毁几尺地，从而保全慈济宫的完整，而“又幸廖臭献外四人俱有信仰之心，闻我此举甚然赞成。”[52]且“诸人喜悦”[53]。

　　这些甘愿献出自家土地，以保全慈济宫完整的业主都是台湾当地的普通民众，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重重刁难之下，台湾民众为守护自己的民间信仰，不惜个人得失，皆甘愿出地出力，此等团结精神和奉献精神，不可谓不令人敬佩。相比之下，日本殖民当局精心设计、巧取豪夺的行为，不可谓不令人怨怼。

　　原以为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也算得到圆满解决。然而街当局并不买账，仍旧继续刁难，在层层关卡上设难：“午后往仁寿会杨魏云，对我曰观道路改正之木标仍植在慈济宫西片之处，恐照旧能伤此壁也”。[54]

　　参与信徒大会的公证人佐藤先生，曾向台中州日下州知事[55]建议市街改正多少应该顺应民意，而“知事闻言亦既有谅解，但恐未有文书来通知郡当局也。”[56]可见州知事虽表现为谅解，但却仍然无所作为，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直到1936 年2 月7 日，张丽俊仍见到工人在挖掘，而工程仍欲伤慈济宫的西殿。2月8日，张丽俊同郑松筠再一次造访岩下街长，岩下街长解释：“欲移过西，彰化银行不肯，无已，对他买几坪水沟路如何。”并且诓骗郑松筠等人让庙埕大街的排水沟先行动工，不会伤及慈济宫西面。[57]此事后来被廖西东揭穿，张丽俊等人才恍然大悟：“西东言我入郡役所，欲问郡守不在，后问庶务课长，言排水沟既定，路即决定，岂有移过西之理。知街长之言全恶意，欲伤此庙也。”[58]

　　于是众人再一次造访岩下街长，并加紧与彰化银行交涉买地事宜。[59]株式会社彰化银行丰原支店支店长国吉正俊乃是日本高知县人，张丽俊等人在与彰化银行交涉买地的过程中也是颇多曲折。1936 年3 月7 日，张丽俊记述买彰化银行余地，每坪当金按三十圆，但交涉到最后，4 月30 日，实际每坪按六十圆购买，足足翻了一倍的价格。1936 年6 月12 日张丽俊在日记中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总结，并说道：“迁延既久，至今日被仁连数次追迫，始来测量定界矣。此事能成亦我意想所不到矣，慈济宫可以永久保留矣。”[60]

　　自1935 年4 月21 日台中大地震发生至今，慈济宫拆毁事件历经一年多，终于尘埃落定。而为事件前后竭尽全力奔走的丰原地方乡绅和民众虽然历经波折，付出了巨大财务的代价，但终究是取得了胜利。如张丽俊所言，此事能成他都意想不到，尽管民众对于能够保留慈济宫并不抱着必胜的决心，但是却能够长久地坚持为之争取，想尽各种策略，齐心协力，此种虔诚的态度，既令人感动，又令人心酸。

　　如今我们在看到丰原慈济宫的相关介绍时写着：“在张丽俊先生与丰原诸位长老据理力争中，整座庙宇被保留下来，一段段的艰辛，大时代中的小故事，是先民血与泪的结晶。”[61]今日的三言两语汇聚了张丽俊及地方耆老的众多心血，阅罢《水竹居主人日记》的相关记述，着实令人心情郁结，悲愤交加。

　　数月后，张丽俊作诗云：“市街改正同人苦，市中有虎人难信。”[62]

（五）其他被拆毁建筑

丰原街当局的市街改正，所欲拆毁的部分，除却在地震当中损毁的房屋建筑，也包括了未被地震损毁的部分。张丽俊多次在其日记当中提到街当局的强拆行为，比如：

　　（1936 年1 月13 日）晴天，往袁树水方，则见其兄树荣所建之大草屋，其侄锦昌所筑之回春医院，即现在张祖阴住此为传济医院之故址也，今为市街改正，院地当街路之冲，折（拆）毁殆尽，其家屋亦折（拆）毁不留一栋，见之伤心。回想树荣建筑此屋，用若大心神，费若大苦情，只十余年间，成微子过殷墟焉。[63]

　　又如：

　　（1936 年1 月26 日）同相煌坐元车回丰原，至车站，由街而下，则见西片之店铺前年才筑就者俱已折（拆）卸，见之殊令人伤心。[64]

　　（1936年3月13日）晴天，往丰原休游，车站警官派出所，五年前所筑者，昨年地大震亦无受破裂之损，今年即市街改正亦非当折（拆）毁之冲，亦作速欲折（拆）卸。……直不思此次之劳民伤财也。[65]

　　《台湾日日新报》亦报道街民对市街改正的反对之声：“丰原郡丰原街民，因市区改正折毁店铺，受莫大打击。商界惨淡。”“而街当局，犹不顾街民惨状，再在复兴委员会席上，发表第二次市区改正区画整理案。”“街民闻及，莫不惊骇。为此州协廖西东，及有志翁炳坤，廖碧峰，街协林柳枝，陈水潭等拾数名，余去十七日午后八时，在慈济宫开磋商会，考究善后策，决向台中州及总督府陈情反对。其结果颇堪注目云。”[66]

　　此次的市街改正设计扩大街道、新增排水沟等利于城市卫生的设施，日本殖民者一向自诩对台湾的现代化建设成果，假若我们只从官方报道和记载的资料来看，对于日本殖民者的这些建设行为就容易掉入“有功论”的话语中。我们从《水竹居主人日记》的记载当中，真切地看到了日本殖民当局在进行市街改正时不顾台湾民众的私人财产，一旦开始进行市街改正，民众不得不拆毁自己新建的房屋，让出土地作为道路建设。张丽俊作为地方士绅，且又有些许公职在身，对于慈济宫被拆毁一事奔走一年多，心力交瘁，甚至不惜与他人买地来保留慈济宫的完整。普通的台湾民众，没有话语权，没有雄辩的能力，对于殖民当局的市街改正，便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

三、结语

1899年6月，台湾“总督府”颁布《有关颁布社寺、教务所、说教所设立废除合并规则案》，规定要“设立、废除或拆迁、合并社寺”均应“向‘总督府’申请核可”；同年7 月，又颁布《有关依本岛旧惯所设立之社寺、庙宇等，其设立、废除、合并手续事宜》进一步指出对于旧有的寺庙，只要“向其所辖地方官厅申报”即可[67]。廖西东曾言，街当局若是想要拆毁慈济宫需先召开慈济宫修缮会委员会，通知役员、保正、总代并协议员表明事实，并协议种种事项[68]。但实际上，街当局并未履行协商的义务。宗藤郡守与岩下街长北上至“总督府”磋商[69]的是关于市街改正的事务，至于过程当中涉及到宫庙拆迁，则全由地方机关决策。“总督府”对于台湾地区寺庙整理的态度，名曰保留完整，实质上是以“不作为”的方式，任凭下级地方机关决策。[70]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步骤的加紧，对台湾地区的宗教政策也逐渐转变，吹响了“皇民化运动”的前奏。日本殖民者始终认为台湾本岛的宗教信仰是“低俗的”，为“缓和民情”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最终是要被逐步打破和取缔：“本府之施政目标，对于本岛之迷信及原有宗教之改革，想来系与人民生活改善两者齐头并进，而列为1935 年所倡导之‘国民精神振兴运动’之一项，并以打破陋习旧惯为指导目标。”[71]

　　虽然慈济宫最终得以完整保留，但丰原街仍然在日本殖民当局的强权之下，继续进行着令民众惊骇的强拆行径，民众只能敢怒不敢言。许雪姬在《“台湾日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到：

　　日记提供平民观点的历史素材，有异于统治者的制式说法——天下无不是的政府。台湾“总督府”留下许多统计资料，以数据来直接证明“日治”时期是进步的、现代性的，如果缺少各记主的看法，那么研究“日治”时期的台湾史就只能歌颂日本的统治，而无法发掘台人背后的心酸。[72]

　　从《水竹居主人日记》对慈济宫西殿拆毁事件的详细记述，便可以看到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在维护自己的民间信仰上的诸多心酸苦楚。而如张丽俊这般有些许话语权，且能够将事件完整记述下来的台湾民众实际上又占多少呢？大部分被殖民统治者强权压迫的台湾民众不正是如张丽俊所记述的“不懂国语，无法交流”的信徒。多数人被殖民当局忽悠，在各种所谓的民意代表会议上，持“无异议”表决，因为这些民众根本就不知道殖民当局在说什么，做什么，只不过是殖民当局作秀的一颗棋子。

　　注释：

　　[1]许雪姬：《“台湾日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湾史研究》第22卷第1期，2015年3月，第158～184页。

　　[2]张丽俊自1899年起担任下南坑第一保保正，1907年起同时兼任葫芦墩区19保保甲联合会议长（1920年地方改制后，扩为25保），1918年殖民当局借张丽俊官司缠身为由，将其辞去。

　　[3]街庄协议会员乃荣誉职，街庄协议会员人数的1/2由公选产生，1/2由州知事或厅长任命。张丽俊为殖民当局指任的丰原街协议会员，连任3届，自1926年10月至1932年9月。

　　[4]文化资源地理资讯系统（Culture Resource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CRGIS)，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地理资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所建置。文化资源地理资讯系统：台湾寺庙-丰原慈济宫，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temples/TaichungCity/fengyuan/0601003-FYCJG，2021年10月28日。

　　[5]洪秋芬在其文章中写道根据《寺庙台账》登记，丰原慈济宫为儒教。详见洪秋芬：《“日治”时期殖民政府和地方宗教信仰中心关系之探讨》，《思与言》第42卷第2期，2004年6月，第1～41页。

　　[6]根据丰原慈济宫官方网站说法，“慈济宫”前身当为乾隆时期的“观音亭”，现后殿祀有观音菩萨，配祀太子爷，郑成功，三山国王诸神。丰原慈济宫全球资讯网，http://www.zhujai.org.tw/about.aspx，2021年10月28日。

　　[7]温国良：《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宗教史料汇编》（1895年10月至1902年4月），1999年，第205～208页。

　　[8]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17年1月30日。

　　[9]刘泽民主编：《台湾大事年表》，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15年，第156页。

　　[10]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4月21日。

　　[11]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5月1日。

　　[12]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5月25日。

　　[13][14]《台湾日日新报》，《汉珍知识网?报纸篇》，1935年4月5日，4月21日。

　　[15]1934年三四月间，街当局即有拆毁慈济宫东边石门砖墙为道路的规划，当时张丽俊亦未事先得到通知，后张丽俊、廖西东等人与宗藤郡守、岩下街长进行交涉，后街当局妥协未拆。当时廖西东说道街当局若要拆毁慈济宫东边为道路，需先召开慈济宫修缮会委员会，通知役员、保正、总代并协议员表明事实，并协议种种事项。廖西东乃第一任丰原街街长，且为唯一一位台湾人街长，此后街长均为日本人。引自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4年3月24日。

　　[16]岩下实业，丰原街街长，日本鹿儿岛县人。

　　[17]慈济宫西殿，日记中时称西护厝，即稻香殿，祀神农大帝。

　　[18]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6月14日。

　　[19]王志平、吴敏霞：《日据初期日本在台湾的宗教调查及其宗教政策——以佛教调查为中心的考察》，《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3期（总第89期），第55～60页。

　　[20]转引自庄芳荣：《台湾地区寺庙发展之研究》，出版者不详，第101页。

　　[21]温国良：《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宗教史料汇编》（1895年10月至1902年4月），1999年，第105～107页。

　　[22]庄芳荣：《台湾地区寺庙发展之研究》，出版者不详，第102页。

　　[23]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7月2日。

　　[24]廖允宽，生于1898年，廖镜堂三子。廖镜堂，丰原四保保正，曾任丰原街协议员（1920.10～1922.10），慈济宫修缮会评议员。

　　[25]廖西东，生于1881年，1920年7月地方制度改正，丰原街成立后，为首任丰原街街长，并台中州协议会会员；慈济宫修缮会相谈役。

　　[26]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07月4日。

　　[27]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07月6日。

　　[28]郑金华，生于1890年，原圳寮保保正，慈济宫评议员。

　　[29]王兴，生于1883年，丰原三保保正，曾任丰原街事业调查委员、街协议会员等，慈济宫修缮会评议员。

　　[30]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7月13日。

　　[31]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7月18日。

　　[32]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7月22日。

　　[33]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8月3日。

　　[34]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8月13日/1935年8月14日/1935年8月15日/1935年9月7日。

　　[35]《台湾日日新报》，《汉珍知识网?报纸篇》，1935年7月24日。

　　[36]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8月15日。

　　[37]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 年8 月19 日：岩下街长疑我非复兴委员如何出席，令助役陈蔡喜私问我，我告以前日接街长之通知书，我本欲带来，因一时忘带，无已告退可也。我因少临机应变之才，不与诸委员拜托慈济宫之件几句，只与西东陈述状况，遂俯首而出。……后世屏自组合归，言街长又令人来组合寻我参会以解决慈济宫欲折（拆）毁之件。

　　[38]《台湾日日新报》，《汉珍知识网?报纸篇》，1935年8月22日。

　　[39]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9月6日。

　　[40]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9月7日。

　　[41]《台湾日日新报》，《汉珍知识网?报纸篇》，1935年8月31日。

　　[42]1909年地方行政设置十二个厅，废止街、庄、社长，改设区长及区书记，1920年地方行政再次改革，设五州二厅，又恢复街、庄设置。

　　[43]陈英杰，葫芦墩旧区长，日本占领台湾后，因协助日本人维持地方秩序有功，被选为土地管理人。

　　[44]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9月6日。

　　[45]指农历8月14日，新历则为9月11日。

　　[46]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9月8日。五名管理人后实为：郑松筠、廖西东、陈章、刘罗和张丽俊。

　　[47][48]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9月11日。

　　[49]《台湾日日新报》，《汉珍知识网?报纸篇》，1935年9月14日。

　　[50]指旧历8月14日，新历为9月11日。

　　[51][52]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10月16日。

　　[53]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5年10月14日。

　　[54]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6年1月28日。

　　[55]日下辰太：台中州知事，日本冈山人。1920年田健治郎总督府进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全岛设五州二厅，五州之下设三市四十七郡，四十七郡之下设有二百六十街、庄；二厅之下设八支厅、三街、庄，十八区；未设置街、庄、市、区的地方则称为“蕃地”。此后台湾地方行政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删改，未有大的变动。第一级地方行政官署为州知事/厅长，统辖全州/厅，第二级行政官署为郡守/市长，统辖全郡/市，第三级行政官署为街长/庄长，统辖全街/庄。

　　[56]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6年1月30日。

　　[57]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6年2月8日。

　　[58]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6年4月9日。

　　[59]张丽俊在1936年2月14日、2月20日、3月12日的日记中还说道，听人言，总督府对此事亦是关心，派官员到丰原审查，并回台北秘密开会，决定保留慈济宫，因此张丽俊一度与郑松筠说可能不必着急跟彰化银行买地。可结局是，纵使最终市街改正的计划修订，殖民当局决定保留慈济宫，仍要台湾民众付出无谓的代价。

　　[60]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6年6月12日。

　　[61]丰原慈济宫全球资讯网，http://www.zhujai.org.tw/about.aspx，2021年10月28日。

　　[62]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6 年8 月29 日，全诗《海市》：海上吹箫穷伍子，市街改正同人苦，市中有虎人难信。海中击罄入襄君，海国浮游独子甘，海上元龙我独尊。

　　[63]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6年1月13日。

　　[64]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6年1月26日。

　　[65]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6年3月13日。

　　[66]《台湾日日新报》，《汉珍知识网?报纸篇》，1936年4月20日。

　　[67]温国良：《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宗教史料汇编》（1895年10月至1902年4月），1999年，第183～189页。

　　[68]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记，1934年3月24日。

　　[69]《台湾日日新报》，《汉珍知识网?报纸篇》（1935年5月19日）载：丰原郡守宗藤大陆氏，去十六日带岩下丰原街长上北，赴总督府磋商丰原市区改正及丰原水道改修工事诸问题，一同于十七日早归任。

　　[70]庄芳荣：《台湾地区寺庙发展之研究》，出版者不详，第103页。

　　[71]山本寿贺子：《台湾“总督府”：台湾统治概要》，曾培堂译，台中：大社会文化事业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

　　[72]许雪姬：《“台湾日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湾史研究》，第22卷第1期，2015年3月，第158～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