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厦门 361000）
陈嘉庚与黄炎培都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二人籍贯不同，语言不通，见面甚至需要借助翻译才能交流。但两人也有着诸多的共同点：两人都出生于19 世纪70 年代，都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民国初年，面临民族内忧外患，两人都不约而同选择用兴办教育来挽救民族危亡。20 世纪40 年代，两人都到访过延安，都在延安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后，两人都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担任重要职务，积极为新中国建设建言献策。
一、相识于新加坡
在黄炎培漫长的人生当中，1917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已是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黄炎培受北洋政府教育部委派前往南洋考察华侨教育，而新加坡是其中重要一站。黄炎培与陈嘉庚二人正是相识于黄炎培此次南洋之行期间。据黄炎培后来回忆：我第一次认识陈先生，是1917 年去新加坡，当时华侨领袖林义顺在会场介绍相见。那天的会，是我向侨胞报告祖国情况。……嘉庚先生会后特约我谈话，并告诉我他在原籍厦门，已从1912年在本乡同安县办一学校，名集美学校。[1]
陈嘉庚后来在《南侨回忆录》中也追忆了二人的第一次会面：
适黄炎培先生南来，不日将回上海。黄君为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在教育界鼎鼎有名，曾办一职业学校，余认捐一万元，故颇相知。[2]
黄炎培1917年抵达新加坡的具体时间是5月25日。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晨望见陆。大雨。午刻上岸。胡君维贤、吴君元板、成君国屏码头相见。吴君邀入商务书馆。[3]
黄炎培抵达新加坡后，每天的行程安排都很满。5月26日，参观道南学校、养正学校、应新学校、华侨女校；5月27日，赴广肇惠医院演说；5月28日，参观端蒙学校、启发学校、崇文学校、爱同学校。黄炎培所参观的这些学校，或多或少都与陈嘉庚有些联系。以道南学校为例，早在1910 年，陈嘉庚就被推选为道南学校第三届总理。此外，华侨女校、爱同学校等都接受过陈嘉庚的资助。
黄炎培1917 年初到新加坡时并不认识陈嘉庚。二人能够相识，是由于一个人的“牵线搭桥”，这个人就是林义顺。林义顺（1879～1936）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林义顺是20 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著名的拓殖先驱，对新加坡早期郊区的开垦和橡胶种植业有重大贡献。
林义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黄炎培日记》中的时间是1917 年6 月4 日。当天，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
晚至领馆。汫水港林义顺通益公司观橡厂。夜餐。与林文庆同车归。过其宅，甚好。[4]
黄炎培日记中提到的“橡厂”即林义顺创办的通益公司树胶厂（Thong Aik Rubber Factory）。这个工厂位于距新加坡城区十英里的汫水港周边。值得一提的是，陈嘉庚创办的新利川菠萝罐头厂也位于汫水港。
黄炎培此次在南洋逗留了两个多月，他离开新加坡的时间是1917 年8 月7 日。在前一天的日记中，黄炎培写道：
辞别林文庆、张永福、林义顺。午后，南洋女学校演说。[5]
根据黄炎培在1961 年的追忆，他是经由林义顺的介绍才结识了陈嘉庚，那黄炎培与陈嘉庚第一次会面的时间应在1917 年6 月4 日至8 月7 日之间。不过，由于二人当时并不熟悉，所以陈嘉庚的名字并未出现在黄炎培的日记中。不过，当时已经在新加坡商界崭露头角的陈嘉庚显然意识到，黄炎培将来一定能对自己在国内的办学活动提供支持。笔者注意到，1917年8月23日出版的《教育与职业》杂志刊登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永久特别社员姓氏录》，陈嘉庚因捐“叻银一万元”[6]而当选为该社的永久特别社员。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黄炎培1917 年5 月6 日在上海发起创立的，以推广职业教育为主旨。该社成立之初，规定了会员分为三种：普通社员、特别社员和永久特别社员。《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第七条规定，“凡一次纳特别捐200 元以上者为永久特别社员”[7]。陈嘉庚所捐的叻银一万元远超这一标准。据黄炎培后来回忆：
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从成立那年起，每年把额定金钱捐给它，连续了五年。[8]
陈嘉庚的慷慨之举显然令黄炎培十分感动，二人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时常保持书信往来。黄炎培写道：“由是书简往返，殆无虚月。”[9]
二、共为“教育救国”奔波
早在南洋公学就读期间，黄炎培就已逐步形成了“教育救国”的理念。1915年，黄炎培曾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到美国考察了25座城市52所学校。美国在实业教育、职业教育方面的做法给黄炎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炎培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教育体制仍然存在教育与生活分离、学校与社会脱节等两大问题。而要解决这两大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黄炎培因此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倡导并推行职业教育的人。1916 年9 月，黄炎培先是在江苏省教育会内设立了一个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5月6日，又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 年1 月25 日，黄炎培因为要继续替中华职业教育社征求特别赞助会员并考察侨民教育，再次前往南洋各地。2月7日，黄炎培抵达新加坡。由于事先早有书信往来，上午九时甫一登岸，黄炎培即被陈嘉庚和周倬霖所派二人接至林义顺处。当天，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
在道南晤陈嘉庚，访之于谦益号。与谈中学事。[10]
“道南”即道南学校。“谦益号”即陈嘉庚的谦益号米店。“中学事”即集美中学事。虽然黄炎培在日记中未写所谈何事，但当时陈嘉庚在国内办学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师资缺乏和校长难觅。受陈嘉庚派遣，其胞弟陈敬贤曾于1917 年5 月前往江、浙、赣、鄂、鲁、冀、皖七省物色校长和教员人选。后来在江苏第二师范校长贾丰臻的推荐下，该校应届毕业生王绩同意担任集美学校校长并于1917 年12 月初抵达集美。然而仅仅过了半年，1918 年5 月，王绩在聘期期满后即行离开。直到1918年9月，集美学校第二任校长侯鸿渐才到校。
据1919年《黄炎培日记》记载，黄炎培于2月7日晚上“夜宿道南”。2月8日一大早，黄炎培在陈嘉庚的陪同下参观了当地的中学校舍和陈嘉庚橡皮厂。随着交流的深入，二人越谈越投机。2月8日下午三点，陈嘉庚又来找黄炎培“谈中学事”。
黄炎培此次南洋之行长达两个多月，于4月25日晨七时离开。不过，在黄炎培离开新加坡前，曾于4月21日、22日与陈嘉庚有过两次长谈。据4月21日《黄炎培日记》载：
陈嘉庚长谈，为南京高师与集美事。[11]
“南京高师”即1915 年9 月正式设立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而黄炎培是这所学校的“评议员”。南京高师与北京大学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两面旗帜。南京高师与北京大学同为中国最早采用选科制的大学，也同为中国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1916年春，南京高师在全国首设体育专修科，使其成为中国最早培养体育方面人才的大学。1917年秋季，南京高师又增设农业专修科和商业专修科，“以应中等职业学校之需求”。黄炎培与陈嘉庚的长谈，使得陈嘉庚开始注意到这所新生的大学。南京高师后来不仅成为陈嘉庚办学的重要师资来源，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陈嘉庚兴办厦大的“蓝本”。
事实上，南京高师开办之初，同样面临师资缺乏的问题，教职员一共只有30人左右。陈黄二人聊起这个话题，似乎都想一吐为快。所以第二天继续“长聊”。据4月22日《黄炎培日记》载：
陈嘉庚长谈，为校长、教员事（无闷述）。晚四时半，摄影于启发。[12]
在二人长聊之时，陈嘉庚向黄炎培透露，他即将回国在家乡厦门创办大学的想法，并委托其帮忙物色师资。黄炎培表示，待其回国处理完相关事务，即赴厦门与陈嘉庚会合。
黄炎培于5月4日下午4点抵达上海。几乎就在同时，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大中专院校的三千多名学生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殴了章宗祥。
五四运动的爆发，显然干扰了黄炎培的原定行程。黄炎培的日记中开始频繁记载南京与上海等地学生的罢课和游行活动。1919年6月，随着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等卖国贼的职务，南京和上海等地的学生运动接近尾声。黄炎培终于得以抽身按照他和陈嘉庚的约定前往厦门。7月20日下午4时，黄炎培乘船离开上海。7月23日，黄炎培抵达厦门。由于事先有信函联系，陈嘉庚早已派人在码头迎接。黄炎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晨六时抵埠，陈嘉庚遣人迎至陈氏祠相见。祠在浮屿。[13]
“浮屿”本是一个小岛，后来由于填海才和厦门岛连成一片，陈氏宗祠就建在这个小岛上。而在黄炎培抵厦的十天前，陈嘉庚就是在浮屿的陈氏宗祠发表演说，说明他筹办厦门大学的动机和经过。他在会上当场宣布认捐开办费一百万元和常年费三百万元，这个金额相当于他当时的所有资产。
黄炎培的到来给了陈嘉庚更大的办学信心。7 月23 日上午，陈嘉庚把黄炎培带到南普陀寺旁的演武场，这里就是陈嘉庚选定的厦门大学校址。之所以选在这里，陈嘉庚在十天前的演说里说得很清楚：“盖该地背山面海，空气新鲜，交通利便，兼之地坪广阔数千亩，多属政府公地，足备后来扩张之需。”[14]当天中午，陈嘉庚设宴招待黄炎培，二人边吃边聊。据7月23日《黄炎培日记》载：
午，与陈君谈未来事，集美事，皆陈君延翻译。午后访陈晓沧于洪本部源裕号。[15]
当天下午，陈嘉庚将黄炎培带至鼓浪屿华侨富商黄奕住处，并共进晚餐。当天的晚宴可谓高朋满座。据7月23日《黄炎培日记》载：
晚餐于鼓浪屿黄君之家。同席者施云舫、马厥猷、黄念忆、林叔臧、王迪臣、黄世金、黄复初、龚仲谦、李怀琳、黄仲训、王敬祥、及二陈君。[16]
在黄奕住家吃过晚饭，陈嘉庚与黄炎培一起返回位于浮屿的陈氏宗祠，二人又是一通畅谈，直至晚上十二时才依依惜别。
第二天，受陈嘉庚之邀，黄炎培乘汽船前往集美参观已经办了一年多的集美学校。据7月24日《黄炎培日记》载：
午前十时，汽船行一时一刻，至集美，先至陈君家，饭后至集美，导观全校。晚谈规亮事。[17]
“规亮”即黄炎培在7月20日日记中所提到的陆规亮。陆规亮，江苏人，之前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附中，此次被黄炎培推荐给陈嘉庚担任集美学校校长。
黄炎培这次一共在厦门停留了五天。停留期间，黄炎培与陈嘉庚可谓“形影不离”。7 月25日，二人“观通俗教育馆，幼稚园，女学校。”[18]7月26日夜，黄炎培“为陈君缕陈对于集美及未来大学之意见，至十二时三十分始毕。”[19]7月27日，因为陈嘉庚要去漳州，二人才“共摄影于祠之庭”[20]，依依不舍分别。
7 月28 日，黄炎培登船离厦赴沪。在途中，他写下了著名的《陈嘉庚毁家兴学记》，这篇文章后来被《东方杂志》《北京高师教育丛刊》《新教育》《教育丛刊》等杂志广泛转载。陈嘉庚得知后，曾在给叶渊的一封信中谦虚地表示，“与事实绝对不符”。
黄炎培离厦后，陈嘉庚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集美学校新学期开学的各项工作。8月18日，由黄炎培推荐的陆规亮正式代理校长一职。不过，陆规亮因怀念远在江苏的老母亲，不到一个月即辞职而去。黄炎培闻讯后，立即向陈嘉庚推荐浙江人池尚同担任校长。9月22日，陈嘉庚在集美学校举行秋季开学式上发表演讲，对诸生提了几点期望：对于国家，“当尽国民之责任”；对于学校，“希勿稍忽功课，努力向前。”[21]
1920年10月，陈嘉庚前往上海，召开私立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作为筹备委员的黄炎培与陈嘉庚再一次相见。因为黄炎培1920 年10 月的日记有缺失，所以我们未能在《黄炎培日记》中看到这次会议的盛况。不过，《民国日报》《新闻报》《时报》等媒体对这一会议进行了持续报道。1920 年10 月6 日，《民国日报》以《厦门大学组织筹备会》为题报道了这次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由报道可知，黄炎培已被聘为厦门大学筹备委员。而陈嘉庚也继续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达四十余年。由此可见，黄炎培与陈嘉庚相知之深，友谊之厚，情义之笃了。
三、共为团结抗战出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深感脱离政治现实的教育不可能达到救国目的，他开始对自己的“教育救国”理念进行反思。在他的推动下，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重心从“矫正社会之弊、救济社会之穷”调整为“为民族谋独立和繁荣”[22]。陈嘉庚则以福建会馆主席的名义致函中华总商会，要求召开全坡华侨大会讨论对付日本办法。1932 年1 月4 日，陈嘉庚还在《南洋商报》发表《对日问题之检讨》一文。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陈嘉庚与黄炎培虽然天各一方，但都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都在为国内的抗战出力，均抱有抗战必胜的信念。应该说，争取抗战胜利，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新中国，是陈嘉庚、黄炎培那一代人的共同梦想。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汪精卫就不断散布“抗战必败”的论调。1938 年10 月，汪精卫从武汉退到重庆，其投降立场日益显现。10 月22 日，汪精卫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竟然提出：“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以接受之。”[23]当时尚在南洋的陈嘉庚获悉此事后当天即致电汪精卫，询问记者报道是否属实。当得知此事属实后，陈嘉庚于10 月25、26日接连发去两封电报对汪精卫的观点进行驳斥。[24]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抵制汪精卫的投降立场，陈嘉庚还于10 月25 日给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发去一封“电报提案”，内容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25]10 月28 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正式召开，汪精卫对陈嘉庚的电报提案既不敢扣下不宣读，又不甘心原文通过。最后，汪精卫怀着复杂的心情先是将电报中的“条件”二字删掉，后来又将“公务员”三字删掉。几经删改后，提案变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案”，并获得通过。
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开幕时，黄炎培因在途中未能参加。1938年11月1日，黄炎培抵达重庆。11 月6 日下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黄炎培提交了“请速设抗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案”[26]。由当天的《黄炎培日记》可知，这个提案属于“临时动议”，但能获通过，可见广大参政员对黄炎培提案内容的高度认可。黄炎培提出这个提案之时，广州、武汉已相继沦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最为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这个提案充分说明了黄炎培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现在看来，陈、黄二人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提交的这两个提案，内容虽然各有侧重，但在反对妥协投降、振奋民族精神方面，可谓殊途同归。作为提案，黄炎培的提案内容更加系统完整，也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陈嘉庚的提案虽然简短，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更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社会影响力也更大。
1940 年3 月26 日，陈嘉庚抵达重庆，开始了长达八个月的慰劳之旅。在重庆期间，陈嘉庚曾数次和黄炎培促膝长谈。3月31日，黄炎培在日记中提到了陈嘉庚：
午，雪艇、枚荪招餐，晤见陈嘉庚、庄西言及译者李君铁民。四时，参政会茶会，听嘉庚演说。自抗战至廿八年底，南洋华侨捐款共二万万零五百万元，侨胞每人财产捐2%。[27]
回国慰劳期间，陈嘉庚对国共团结抗日问题极为关切。他说，国共若不幸破裂而内战，则华侨公私汇款必将冷淡。陈嘉庚希望黄炎培以调解人之一的身份多多出力，推进国共和谈。陈嘉庚还表示将去延安参观访问。黄炎培向陈嘉庚表示他也有此愿。
1940年6月1日，对于陈嘉庚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终于冲破重重阻挠，在延安杨家岭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考虑到陈嘉庚在南洋华侨中的巨大威望，同一天，黄炎培向重庆国民政府建议由陈嘉庚来担任“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讯孔庸之，请决推陈嘉庚为募债会副委员长。[28]
黄炎培日记中的“募债会”即“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40年7 月5 日。不过，后来担任副委员长职务的并不是陈嘉庚，而是孔祥熙。黄炎培的建议之所以未被采纳，可能与陈嘉庚从延安访问归来后频繁发表肯定共产党的言论有关。
随着日寇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的财政日益吃紧，于是号召民众认购公债，支援抗战。国民政府财政部先后发行了6 期救国公债，每期5 亿元，共30 亿元。为了引导民众“购债”，1941年2 月5 日，国民政府成立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由黄炎培担任秘书长。南洋华侨是黄炎培的重要劝募对象，而陈嘉庚是黄炎培在南洋开展劝募工作的大力支持者。2月22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得陈嘉庚十一新嘉坡函，附代电。”[29]。可见，为了推动劝募工作，黄炎培与陈嘉庚时有函电往来。此时陈嘉庚的经济状况已经极其困难，但他仍全力以赴，亲自负责新加坡的劝募工作。据统计，1937年至1939年间，华侨认购救国公债5115万元，国防公债626.5万元，金公债291.6万元又22924金镑。至1942年，华侨购债总额已达11亿元国币。[30]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随即发动了对马来亚的侵略战争。黄炎培挂念着此时尚在新加坡的陈嘉庚的安危，立刻致电询问情况。1942年1月15日，黄炎培收到了陈嘉庚的复电。他在日记里写道：
得陈嘉庚新加坡复电。华侨抗敌动员会已组成。[31]
“华侨抗敌动员会”成立于1941 年12 月30 日，由陈嘉庚任主席。但这个动员会对于阻止日军侵略并不能起到多少作用。1942年2月1日，日本开始进攻新加坡。陈嘉庚不得不于2月3日逃离新加坡，黄炎培也随即和陈嘉庚失去了联系。
陈嘉庚的名字再次出现在《黄炎培日记》中的时间是1945 年11 月18 日。当天，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
有闽省诸团体，发起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被邀参加致词。[32]
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系由福建旅渝同乡会、厦门大学重庆校友会、集美学校重庆同学会等十个团体联合筹办，当天出席者达五百人左右，可谓盛况空前。毛泽东主席专门派人给大会送来一个条幅，上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个字，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陈嘉庚的高度评价。
四、共襄民族复兴伟业
新中国成立前夕，黄炎培与陈嘉庚双双应邀参加在北平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二人中断的联系重新恢复。1949年6月3日，黄炎培在其日记中留下了“陈嘉庚到津，请黄鼎臣偕各公团代表去迎”[33]的记载。6 月4 日，陈嘉庚一行抵达北平，并于6 月7 日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在此期间，陈嘉庚获悉黄炎培也在北平，立即于6月16日前去拜访。黄炎培的当天的日记里写道：“陈嘉庚来长谈，庄明理译述。”[34]1949 年9 月，陈嘉庚与黄炎培同时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4 年9 月，陈嘉庚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炎培则当选为副委员长。1954年12月，陈嘉庚与黄炎培同时当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进入新中国，黄炎培在其日记中共有十余次提到陈嘉庚。内容多为二人共同出席一些重要会议。例如，1953年1月11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五时，毛主席招各党派代表二十多人，集颐年堂会商人民代表人民政府各级选举问题。出席者：……陈嘉庚。”[35]两天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二人又共同出席。
黄、陈二人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坦诚相见，时有书信往还。二人对国家的方针政策，亦时有建议。例如，1950年春天，黄炎培致函毛泽东，反映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有灾民20 万，征粮不但不减，还要重征。毛泽东阅后，马上电告华东局及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并要陈丕显亲自赴三县调查，并要陈丕显当面向黄炎培汇报调查结果。[36]1952年5月31日，陈嘉庚则致函毛泽东主席，建议在福建修建铁路：“福建无铁路交通，如人身血脉麻痹，关系民生至为重大，困苦难以言喻，尤以闽西为甚。五反后国基更巩固，万祈主席迅令开办，不但造福闽民，亦适应海外数百万闽侨之企盼。”[37]毛泽东接信后，立即要求有关部门研究修路的可行性。
1960 年初，已经86 岁高龄的陈嘉庚多次发生脑血管痉挛，并伴有点状眼出血。6 月30 日，陈嘉庚不得不住院治理。黄炎培系从庄明理处得到此消息，并将此事写进了当天的日记里：“庄明理来谈，陈嘉庚昨夜住院。”[38]第二天，黄炎培立刻前往医院探望陈嘉庚。经过医务人员的悉心照料，陈嘉庚的病情逐渐缓解，并于7 月4 日出院。黄炎培在当天的日记中特意写道：“陈嘉庚出院了。”[39]
1961 年初，陈嘉庚又多次发生脑血管痉挛。饱受疾病折磨的陈嘉庚心里念念不忘的却是老友黄炎培的身体，他委托秘书陈乃昌专门去看望已经83岁的黄炎培。1月11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陈乃昌来转述陈嘉庚老先生对我热情并介绍《验方新编》上的方子。”[40]
陈嘉庚生前最后一次出现的《黄炎培日记》中是在1961 年5 月23 日。当天，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
访陈嘉庚后圆恩寺，在眼部癌症中。略谈。秘书叶，儿子一，护士陪。[41]
二人这次会面一个月后，陈嘉庚病情恶化，突发脑溢血。虽经抢救脱险，但部分脑组织已经发生病变。8 月12 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七岁。当天，由43 人组成的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成立，黄炎培名列其中。
陈嘉庚去世整整一年后，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了《黄炎培日记》中。1962年8月11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得北京侨联寄赠《陈嘉庚先生纪念册》。”[42]
黄炎培与陈嘉庚都是赤诚的爱国者，他们都目睹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爱，是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正是在这民族危亡之际，黄炎培和陈嘉庚走到一起，成为一生挚友。作为一名实业家，陈嘉庚对黄炎培提倡的职业教育给予了大力支持。作为一名教育家，黄炎培从理念、原则、方法等方面对陈嘉庚的办学活动也给予了认真的指导。他们都把发展实业、解决民生问题与兴办教育事业联系起来。他们二人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教育史的丰碑上。
注释：
[1]黄炎培：《我所敬佩的陈嘉庚先生》，《人民日报》1961年8月16日。
[2]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8页。
[3]《黄炎培日记》，第1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292页。
[4]《黄炎培日记》，第1卷，第295页。
[5]《黄炎培日记》，第1卷，第309页。
[6]《永久特别社员姓氏录》，《教育与职业》1917年第1期。
[7]本书编写组：《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6页。
[8]黄炎培：《职业教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01页。
[9]黄炎培：《陈嘉庚毁家兴学记》，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12号。
[10]《黄炎培日记》，第2卷，第37页。
[11][12]《黄炎培日记》，第2卷，第56页。
[13][15][16][17][18]《黄炎培日记》，第2卷，第68页。
[14]陈嘉庚：《倡办厦门大学演说词》，载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50页。
[19][20]《黄炎培日记》，第2卷，第69页。
[21]陈嘉庚：《在集美学校秋季始业式上的训词》，载《陈嘉庚教育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
[22]黄炎培：《职业教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79页。
[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日军侵华罪行纪实（1931～194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425页。
[24]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7页。
[25]周勇：《陈嘉庚斥汪电报提案考证》，《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
[26]《黄炎培日记》，第6卷，第40页。
[27]《黄炎培日记》，第6卷，第263页。
[28]《黄炎培日记》，第6卷，第289页。
[29]《黄炎培日记》，第7卷，第69页。
[30]黄清海、沈建华编著：《抗战家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6页。
[31]《黄炎培日记》，第7卷，第210页。
[32]《黄炎培日记》，第9卷，第97页。
[33]《黄炎培日记》，第10卷，第236页。
[34]《黄炎培日记》，第10卷，第244页。
[35]《黄炎培日记》，第12卷，第96页。
[36]钱守云：《毛泽东保障农民利益思想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37]林斯丰主编：《陈嘉庚精神读本》，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8页。
[38]《黄炎培日记》，第15卷，第97页。
[39]《黄炎培日记》，第15卷，第98页。
[40]《黄炎培日记》，第15卷，第163页。
[41]《黄炎培日记》，第15卷，第199页。
[42]《黄炎培日记》，第16卷，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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