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锦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1）

　　吕惠卿（1032～1111），字吉甫，福建泉州晋江人，北宋著名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变法的重要人物。吕惠卿著作颇丰，然今仅存《道德真经表》《庄子义》两书及部分散见诗文。《全宋文》集中辑录吕惠卿文章，共103 篇，大部分是奏、表等公文文体，内容多与政治改革相关，《杭州学记》也是如此，文中最突出的不是记叙学校营建之事，而是有关政教一体的教育理念，正如刘成国所言：“宋代的学记创作几乎与党争发生着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其中某些学记还成为推动党政异议的有力工具。”[1]《杭州学记》虽不是创作于王安石变法期间，无从与党争发生直接联系，但其中已隐含与王安石一致的政治理念，更有深刻的多重思想意涵。这与学记文的文体特性有关，学记文身兼政治、学术、文学三大要素。[2]因此，《杭州学记》内蕴深厚的经术学问之思、政教改革理念，以及学记文的典型结构。目前学界有关吕惠卿的研究多集中于他和王安石的交游、对《道德真经表》《庄子义》等方面的哲学探讨，以及对其佚文的辑补等。[3]在学记文方面，学界对“唐宋八大家”的学记文多有研究，尚未关注到《杭州学记》这一优秀文本。有鉴于此，本文对《杭州学记》进行多元阐释，回到北宋具体历史语境，揭示吕惠卿创作的思想意涵及其创作成因，以期重新认识《杭州学记》，并给予恰当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定位。

一、《杭州学记》三重意涵

《杭州学记》写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文章大部分篇幅为议论文字，林纾《春觉斋论文》认为：“学记则为说理之文，不当归入厅璧。”[4]明确指出学记文重在说理，《杭州学记》亦是议论成分多于叙述，虽未达到苏轼学记文中全篇议论的程度，但也看出吕惠卿以议论为主的实用倾向，这是《杭州学记》的重要特点之一。其渊源可追溯到西周“王官之学”，现实动因则离不开北宋三次兴学运动的影响，《杭州学记》即针对“庆历兴学”弊端而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

（一）批评“庆历兴学”弊端，主张“内圣外王”

庆历三年（1043）八月，“庆历兴学”改革促进了学记文发展，《杭州学记》亦是这一政策的产物。《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载宋祁和欧阳修等八人合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5]宋祁等人的奏疏中所提到的人才培养问题正是《杭州学记》所提出的要点：“所养则非所用，所习非所施，则学之兴废，亦何预于治乱哉！”[6]吕惠卿认为学校培养的人才不符合国家治理需要，教育与政治背离的深层理路是经术和法令的抵牾。范仲淹《上吕相公书》对此早有论述：“唯文法钱谷之吏，驰骋于郡国，以克民进身为事业，不复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讨，朝廷渴用将帅，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7]文吏政治在国家事务面前治理有方，但不免沦为法令执行者，这正是开启“庆历兴学”的重要缘由。但杭州并未完全执行“庆历兴学”政策，在学校建设方面十分匮乏，《杭州学记》直言：“杭为吴越之会，其物之庶为天下剧，而学校之废而不省，比他州为甚。”指出“庆历兴学”后期没有落实执行的弊端。[8]更严重的问题还有：“是以博士弟子以经术相授，而吏独以法令为师。”[9]——经术和法令的分离，也就是儒士和文吏之间的矛盾，该矛盾贯穿“庆历兴学”始终，在其他学记中，也可为此找到旁证，如余靖《洪州新置州学记》：“盖学校之益人也缓，威刑之取名也速，故为政者，有所趋焉。”[10]文吏兴学重视政绩的即刻呈现，而非教育人才的长远之功，《杭州学记》正是着眼于此而提出独到见解。

　　范仲淹教育思想重在提倡实学：“力图将学校教学、科举取士、经世治国三者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以学校为主体、科举考试为手段、社会需求为目标的新的教育体制。”[11]但在实际改革过程中出现不少弊端，如开设于太祖建隆三年（962）的国子学，国子监生员多是以“中举”为主要目的，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杭州学记》批评朝廷官员缺乏儒学修养：“故朝廷高位有其智，以适当世之务，而尝困于无术。”[12]唯以功名为追求，孙培青言：“它的政治地位最高，物质待遇最优，而办学效果最差。”[13]国子学的没落已无法承担培养国家人才的重任。吕惠卿认可“庆历兴学”对各地学校设立的重要作用：“上之求治，尤剧于庆历之间。论者以为教化之发，实首于学，于是学校之设，周于天下矣。”[14]但也针对“庆历兴学”缺点提出批判：“然其所以教之与其所以为之师，不改乎后世之旧，则虽侈其居，独为虚器而已矣，而世之迫于名实者，遂以为无益而后之，于是州县之学，有废而不省矣。”[15]所谓“后世之旧”，指秦灭儒学，后世所传并非先秦时期的儒家经义，而是逐渐倾向于过分追求实用主义。“庆历兴学”促进北宋教育发展，但未能改正秦汉后儒学发展的不良旧习，因此吕惠卿指摘其为“虚器”，与“虚器”相对的是当时为适应政治改革提出的“实学”[16]，为避免滑向只重视致用一端，吕惠卿强调内外相成的经义之学。

（二）渊源有自，“王官之学”

《杭州学记》开篇即将建立学校与天下治乱相联系，从唐虞之治论起：“学之不可一日废于天下也久矣。自唐虞三代之所以为治，其迹见于书者莫不然，而法之存而详者莫如周。”[17]吕惠卿在与司马光争辩过程中屡次陈述变法改革思想，但在学校教育方面仍是效法前代立学。他认为学习的具体内容是“德行道义”“先王之法”“礼乐之治”，这些对教育、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主张皆渊源有自。

　　王安石《虔州学记》呈现出“一元化士大夫模式”，[18]朱刚提出王安石的“一元化模式”通过对“士”的教育把学术和政治统为一体。[19]吕惠卿提出的理想教育是：“德行道艺不合于先王之法，不得为公卿大夫。非公卿大夫，不得为民之师。则民之所闻，有不出于先王之法。”[20]公卿大夫即塾师，百姓所学的内容在“先王之法”范围内，从而把政治和教育融为一体。士子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士大夫在权力世界发挥论政功能的愿望，呈现出士人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基本范型，这也是宋代士的主体意识觉醒的体现。王安石《虔州学记》：“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21]即以士为政治主体。吕惠卿以学记文为载体寄寓儒家学术思想，从学术思想过渡到国家法令，也就从重视文化层面的主体性转移到对政治主体性的追求。先秦时期，曾子强调士不可以不弘毅，东汉士大夫提出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皆是着眼于士大夫在文化主体性方面的追求。到了宋代，“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式理想普遍出现在士人笔下，正如钱穆指出：“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朴素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士人政府。”[22]范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便是典型体现，宋初定下的“优待士人”政策极大激发宋代文人的从政热情，“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皆是文人主导，其中心人物范仲淹和王安石都重视培养人才以辅助政治。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学记文的思想内容也难以独立于政治之外，《杭州学记》的立论基础便是学校兴废关乎国家兴亡的政治大局观。

　　“一元化士大夫文化范型”来自“王官之学”[23]。“王官之学”发轫于夏周时期，最初指西周官方控制之下的思想学说，其内容为《周易》《诗经》《礼记》《乐记》，以及各国历史和行政文献。[24]官师政教合一，这既是古代学术的汇总，也是私家学术的蜕变之源。《庄子·天下篇》：“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道术将为天下裂。”[25]所言即指礼崩乐坏后，古代道术之分崩离析，虽各有其说，其渊源皆是“王官之学”。“王官之学”是上古三代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26]宋代的底层士人可以通过私塾教育获得进士及第的机会，这和平民没有受教育机会的“王官之学”大不相同。但二者在统一思想方面一致，《杭州学记》秉承“官师合一”的教育理念使“民之所闻，有不出于先王之法”。

（三）“先王之法，宗原应变”

《杭州学记》越迈汉、唐，向慕三代，屡次提到“先王之法”：“方是之时，其德行道艺不合于先王之法。”“自秦灭先王之礼乐，而师用其私智，由汉以来不及见其全。”“而立家守儒名，传先王之道者，多得于蒙顓鲁国之余，而不可以经世。”“使一日得行其所知，必将使先王之法修饰完具。”[27]“先王之法”一词较早出现在《孟子·离娄上》：“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28]“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29]孟子“言必称尧舜”[30]，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都当作“先王”代表，“先王”不特指某个人物，更像是理想政治君主的代称。童书业认为：“称道‘先王’，是儒家的传统。”[31]关于“先王”的具体指称，诸子百家各有其尊。北宋政治哲学以儒家为理想范式，吕惠卿作为这一政治结构中的官员，也难以秀出于上。吕惠卿在教育方面以儒家经典——《论语》为标尺，他以“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为例表明教育之制不可废，以庄子思想的儒学化改造为实质，以儒解庄，《进〈庄子义〉表》表明创作动机：“窃唯陛下于典学则探穷经义之精微，以旁通则贯穿子史之浩博，固以其所闻成天下之务矣，其好周之书，非若世儒之玩其文而已……窃以为周与老子实相终发明，而其书之纲领，尤见于内篇。臣是以先为解释，以备乙夜之观焉。夫以周之言内圣外王之道，深根蒂固之理，无不备矣。”[32]吕惠卿作《庄子义》主要目的是出于政治运作考量，阐述庄子“内圣外王之道，深根蒂固之理”，将儒家治世思想注入其中，发掘道家实用主义精神，以之作为儒家政治哲学的补充。《杭州学记》提出的师法对象——“先王”即为儒家所尊奉的尧、舜、禹三代圣王，主张学习“先王”的德行道艺和礼乐制度。实际上，吕惠卿师法的是“天命史观”视域下的历史合法性，《尚书·盘庚》“先王有服，恪谨天命”[33]，直言先王行事恭敬，顺从天命。《论语·泰伯》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34]儒家亦认为“先王”遵循天的规则，得到天的同意，并非自出机杼。“儒家主张‘法先王’没有停留于社会政治等现实领域，其思想结构的深处还存在着一个超越性维度，即‘天命论’”[35]。

　　吕惠卿极力强调“先王之法”的原因，从本体论角度而言，先王法于天，士子师法先王，即是师法天之先验法则，而非后世的经验法则，具有更强大的权威性，传统法度拥有历史赋予的权威性和价值性，正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所说：“思想者常常要寻找历史的证据，这些历史在古代中国是有重量的，不止是一种装饰或记忆，先王之道和前朝之事已经是确认意义的一种标帜和依据，这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如此。”[36]从外延角度来说，“先王之法”在建学过程中的重要性还在于先王观念所拥有的强大社会基础。

　　“先王之法”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理想君主的期待，二是对有为臣子的规训。士子要为从政打下基础，臣子要从“先王之法”中熟悉自己的职责，就要熟知古代高明君主的从政事迹和品德，以此进入儒家传统范式的政治体系。但在对待“先王之法”的态度上，吕惠卿辅助王安石推行变法，追求政治改革的“变”，其《驳司马光先王之法不可变奏》看似和《杭州学记》的“先王之法”有所矛盾，实际上采取荀子“宗原应变”的方式，[37]主张在原则和历史经验上有所遵循，在具体法则上应因时因事而变。

二、《杭州学记》创作成因

《杭州学记》的创作成因既有大环境下宋代崇文重教的影响，也有私人领域中欧阳修、王安石等前辈文人的引领，更有吕惠卿个人理想志向的寄寓在内，其最直接的原因是应邀而作。同时，这也是吕惠卿关注学校教育的必然结果，关注教育的背后是政教之本在学的治国理念，吕惠卿的政治家身份使其文章充满政论色彩，唐虞三代的治世之象有其德行道艺之功，借学记阐发政治思想自然成为创作的重要原因。作为初入仕途不久的馆阁官员，吕惠卿得到欧阳修推荐与王安石相交，王安石在治平元年（1064）写的《虔州学记》对吕惠卿也有间接影响。

（一）崇文重教

学记文文体兴盛于宋代的主要原因在于崇学政策施行，宋代学记文的大量创作离不开三次“兴学运动”：“庆历兴学”“熙丰兴学”“崇宁兴学”。伴随大规模州县学校的建立，州县学记数量也随之增加，有学校之建立，才有为记建学的学记文产生，如仁宗庆历七年（1047），杜应之在浔州建立学校后，请余靖写下《浔州新成州学记》，黄裳《顺兴学记》也是应南剑州顺兴县县令邀请而写，《杭州学记》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蔡襄完成了杭州学校的修建工作，学官章君邀请吕惠卿写一篇学记文来记录杭州学校的兴建过程，也可起到褒扬办学、晓喻劝学的作用，这是《杭州学记》创作的直接原因。“庆历兴学”促使各州县建立学校，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这让吕惠卿的学记文创作有了动机，也有了不得不对此阐发见解之源。杭州未能切实执行“兴学”政策，吕惠卿应邀创作学记时对此发出尖锐批评，而不是简单记录建学过程，从而使这篇学记文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这与杭州建学的消极历史紧密相关。

　　在政策背景之外，北宋学记文创作风气也对吕惠卿有不小影响。欧阳修《吉州学记》、曾巩《筠州学记》、王安石《虔州学记》等多有提及“庆历兴学”，《杭州学记》也不例外：“宋有天下百有余年，而上之求治，尤剧于庆历之间。”论及“庆历兴学”或对其不足进行批判，是这一时期的学记文突出特征：“几乎每篇学记总是不忘提上一笔，以示先河后海之意。”[38]同时，批判“庆历兴学”不足的原因也在于“学记成了宋人反思、批判科举，表达自己崇高的‘政学一体’政治文化理想的一种常用文体”，[39]学记创作最初旨在劝学，但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对学校亦有影响，吕惠卿在文中提出公卿大夫与民之师为一体的政治理想，也是对当时官学制度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二）任职馆阁

据陆杰《吕惠卿年谱》所载，嘉祐六年（1061），吕惠卿经欧阳修推荐充任馆职，并与王安石结识，两人论经契合，遂定交。[40]“馆职”依托馆阁而设，“馆阁是从事文献管理与学术研究的中央文化机构，随着馆阁的创建发展‘先后设立了各级各类职名’，从广义上说‘所有职名都可称馆职’。”[41]吕惠卿此时还未进入权力中心，馆职在宋代地位优厚，储备人才、顾问议政是宋代馆阁的基本政治职能，多数宰相等重要官员皆从馆职逐步晋升。欧阳修《又论馆阁取士札子》：“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42]苏轼《谢馆职启》云：“国家取士之门至多，而制举号为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册府处其最高。”[43]馆职是培育未来政治家的重要平台，吕惠卿满怀抱负之时遇到章君邀请他写学记文，这为吕惠卿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提供良机。《杭州学记》重点论述“公卿大夫”之类的政治人才与学校教育之间的重要关系，而将学记文正体中的营建类叙事放在全文后半段。大量议论尽管符合当时学记文发展趋势，但从尊体角度而言仍有所变化，作为馆阁成员的吕惠卿不会不熟悉学记文写作模式。因此，馆职带来的对政治前途的憧憬、欧阳修的赏识推荐，以及与王安石经义多合的初次定交，无不强化了吕惠卿的政治理想及其在《杭州学记》中的不自觉流露。

（三）王安石的影响

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总管经义局，编著《诗》《书》《周礼》，吕惠卿和王安石之子王雱也参与其中。熙宁八年（1075），《三经新义》编撰完成，这和熙宁新政的政治背景关系密切，王安石早已关注学校培养人才和自己所倡导的政治改革之间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44]学校教育是科举取士的根本，官方提倡的道德习俗也是学校的风向标。王安石所谓“道德”即吕惠卿提倡的“先王之道”：“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45]“熙宁新政”虽晚于《杭州学记》的写作时间，但王安石的教育思想明显影响《杭州学记》的创作理念，《杭州学记》对“庆历兴学”过于重视世务之学的批评也可从王安石《虔州学记》获知：“余闻之也，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46]强调“先王”的道德性命是王安石教育的一大特点，尽管改革重视实用人才，王安石仍然重视教育要有“内圣外王”两个层面，兼顾内在道德和外在实学。王安石对儒家心性之学多有开拓，并有经义学著作用以统一思想，吕惠卿和王安石在变法前期秉持同一思想，基本依循儒家伦理政治的传统，也可看出《杭州学记》受王安石学记影响，《慈溪县学记》作于庆历八年（1048）开篇曰：“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47]《虔州学记》作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48]，皆是《杭州学记》先声。

　　《杭州学记》服膺“荆公新学”，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49]“荆公新学”是宋代新官学，是王安石在推行熙宁新政时感到思想不统一对政治变革的弊病，因此编著《三经新义》用以统一学术，旨在服务政治，王安石提出“新学”的一大前提是当时的政治措施不合于“先王之法”，因此改革学术思想和具体制度，主张以先王为法。《杭州学记》写在治平三年（1066），“熙宁新政”还未进行，吕惠卿在“宗原应变”这一点上也有王安石影响的痕迹。

三、《杭州学记》价值论衡

《杭州学记》带有以文传道的政治目的，重视学记对政治思想的阐发和学记文的教化功能，立论深远，根源于“王官之学”，推崇“先王之法”的继承和变革，并着眼于“庆历兴学”在地方教育实施过程的弊端，这都体现了吕惠卿创作学记文的思想价值，以议论为主的创作模式在北宋学记文发展中也具有参与文体建构的价值意义，记叙详实的特点保存了杭州教育发展实况，补充史料的价值亦不可忽视。

（一）思想史价值

“宋代推重议论之风，不仅表现在个人、群体的社会生活层面，亦表现在思想、政治、文化、文学层面”[50]。学记文也受议论之风影响，在普通叙事中注入多维思想，不流于平面化的营建记录，国家兴亡之责任、政治变革之担当，以及追溯教育之起源，皆深化了学校教育之于儒学的重要意义。“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51]《杭州学记》虽记载一地的教育状况，吕惠卿寄寓的却是对于整个北宋儒学发展的深切思考，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士大夫主体改革思想是吕惠卿内蕴的价值目标，也是对北宋政治治理的一种理解方式，是站在国家治理层面反观学校教育的历史型态，以“先王之法”探求治道，获取理想教育的建构，从而使《杭州学记》的思想从《论语》《孟子》等经典中获得精神资源。“宋四家”学记文的深刻议论背后是深厚的经学修养，茅坤评：“予览学记，曾、王二公为最，非深于学不能记其学如此。”[52]《杭州学记》论学之不可废，追溯至唐虞三代，以数百字简要概括儒学教育在不同时代的发展状况，更以《论语》“子贡告朔饩羊”的典故来说明学校不可废除的重要性，既从历史经典方面表明教育之于政治变革的根基作用，也从礼乐制度方面给予学校教育合理的存在意义，足见吕惠卿在经术学问和政治思想方面的融会贯通。这在文体层面也表明学记文与礼乐制度以及政治制度的密切联系，亦如吴承学《中国文章学的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所论：“中国文章学体系是在礼乐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并始终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密切关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53]学记文作为传统文章的典型文体，培养人才以辅助教育，在教育中传承礼乐文化，三者之间形成的稳定性是对政统和道统的有力辅助，其思想价值已逸出普通记文的内容书写，兼具思想史价值和文学色彩。

（二）文学史价值

倪春军《宋代学记文研究》认为欧阳修、李觏、曾巩和王安石等名家的学记基本建构了北宋学记文的写作范式。[54]同一时期的吕惠卿也以《杭州学记》参与了宋代新兴学记文文体建构。《宋代学记文研究》提出北宋初学记文叙事模式的三个特点：“记述官员兴学建学的过程。”“描述学校的内部构造、屋室分布、环境景致。”“涉及建学官员的生平履历、籍贯众望、家族门风等情况。”[55]《杭州学记》叙事成分占比不多，但没有忽略兴学、建学的核心叙事：

　　枢密直学士王公之为州也，至则谋于其属，得浮屠氏之羡财，为钱四百万，因其旧地而斥大之，以幕府章君为学官，以典教育而治其事，未及成而去，转运使、集贤校理王公摄州事，继以赋之不隶于度支者，为钱一百三十万以补其费，而以其余为待学者之资。今知军州事、端明殿学士蔡公之来，实终成之。盖营于治平二年正月甲子，而其既乃三年之十月壬辰也。[56]

　　官员建学过程被当作学记文常见的叙事内容，包括选择地址方位、募集人力钱款、协调官员分工等，[57]这也是学记文核心：“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58]尽管在“宋四家”学记文中，议论成分逐渐增多，但建学是学记文立论基础，有学校之建，才能借以阐发各自的观点学说。《杭州学记》叙述学校建立始末，校舍成立于蔡襄手中，前人之功不可没，王琪和沈遘也赫然名列其中，可见其叙事详实，前后事实皆有照应，没有缺少学记的核心叙事成分。纵观《杭州学记》全文，吕惠卿借鉴欧阳修《吉州学记》的“宽展法”，以“学之不可一日废于天下也久矣”开篇，观点议论不局限于杭州，议论占全文三分之二的内容，仅在最后一部分叙述校舍建造的始终，吕惠卿借文立论，在常见的学记文叙事模式外侧重议论说理，符合当时学记文发展潮流。倪春军指出曾巩和王安石的学记文均先于苏轼的《南安军学记》，对宋代学记议论传统的开拓之功在于曾巩和王安石，[59]但吕惠卿《杭州学记》写作时间在治平三年，和曾巩、王安石的学记文写作时间相近，且呈现出相近的学记文叙事模式，以及议论成分大量增加，应当认为《杭州学记》同样也参与宋代学记议论传统范式的建构，具有变体开创之功。

　　《杭州学记》叙述兴建学校的图景：“土木之役，工之以日计者凡五十有四，斋祠次舍、讲习游居，咸各有所，州之民教子弟以往，而四方之游学者归，盖不绝焉，挟疑有问，劝葉有程，于是杭之学校蔚然为盛矣。”[60]描绘出欣欣向荣的敬业乐群形象，这和陈襄到任时看到的弦歌萧然景象大不相同，推测是吕惠卿对杭州兴学画面的想象之景，“学记有现场创作和异地创作之区别。后者主要以书信为渠道，通过驿递完成创作过程。其优点在于便捷，作者不必亲临现场而可免除舟车劳顿”[61]。治平三年，吕惠卿仍在馆阁任职，并未到达杭州，可知《杭州学记》是异地创作，寄寓着吕惠卿对教育理想的憧憬。

（三）教育史价值

宋代文化高度繁荣的背后是文教昌明的推动，地方教育在宋代的发展也远超唐代，但有关杭州教育的史籍记载存在“北宋略、南宋详”的特点，《咸淳临安志》《乾道临安志》皆未收录记录详实的《杭州学记》，有关杭州州学的学记还有沈括《杭州新作州学记》，写于元祐二年（1087），但沈括未提到治平三年（1066）的州学建造情况，可见《杭州学记》独有的史料价值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以杭州教育为主题的文章还有范仲淹《代胡侍郎奏乞赐杭州学名额表》和陈襄《杭州劝学文》，范仲淹在皇祐元年（1049）任职杭州，陈襄则是熙宁五年（1072）到达杭州任职，两人的文章都显示出杭州教育萧条的情况，《代胡侍郎奏乞赐杭州学名额表》：“进士杨希堂领文会，有二十余人，日课艺业，其来不已，所益居多。”[62]《杭州劝学文》：“杭，东南之会藩也，其山川清丽，人物秀颖，宜有美才生于其间。然自建学以来，弦歌之声萧然，士之卓然有称于时者盖鲜，反不逮于支郡。”[63]《杭州学记》写于治平三年（1066），写作时间处于在范仲淹和陈襄之间，三人对杭州的学校教育皆是从反面论述，可证《杭州学记》所写不虚。

　　《杭州学记》详细记录学校兴建过程：“枢密直学士王公之为州也，至则谋于其属，得浮屠氏之羡财，为钱四百万，因其旧地而斥大之，以幕府章君为学官，以典教育而治其事，未及成而去，转运使、集贤校理王公摄州事，继以赋之不隶于度支者，为钱一百三十万以补其费，而以其余为待学者之资。今知军州事、端明殿学士蔡公之来，实终成之。盖营于治平二年正月甲子，而其既乃三年之十月壬辰也。土木之役，工之以日计者凡五十有四，斋祠次舍、讲习游居，咸各有所，州之民教子弟以往，而四方之游学者归，盖不绝焉，挟疑有问，劝业有程，于是杭之学校蔚然为盛矣。”[64]结合《乾道临安志》卷三《牧守》记载，枢密直学士王公为王琪，蔡公为蔡襄，[65]王琪借佛寺收集营建学校的资金，尚未建成就已离职，直到蔡襄上任才最终完成学校的建造。此种纪实性叙述记录了学校的资金来源、设施情况、以及环境氛围，真实反映当时杭州地区的教育状况，这为后世学者研究北宋时的杭州教育提供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一书在论述“学田制与两浙学校经费管理”时即引用《杭州学记》来说明宋代地方学校经费的来源除政府拨款外还有地方官的筹集，学校建置所需数额甚巨，拨款不足时还须筹集其余费用：“继以赋之不隶于度支者，为钱一百三十万以补其费，而以其余为待学者之资。”[66]且在论及杭州州学的建置沿革时：“宋仁宗时建，治平三年重修，元丰八年再修。绍兴元年自凤凰山徙府治东凌云桥西，号‘京学’嘉定九年增拓，淳祐八年又拓之。”直接标注其史料来源是《全宋文》卷一七二一，[67]所据即为《杭州学记》。《咸淳临安志》《乾道临安志》在学校和记文部分皆以南宋为主，没有论及北宋时的杭州教育情况，亦没有收录《杭州学记》，今人所著《杭州教育志》以这两部志书为材料依据，[68]未注意到《全宋文》中的《杭州学记》，忽略了治平年间杭州州学的建置，缺失王琪和蔡襄建造州学这段重要的学校建造史，足见《杭州学记》对保存杭州教育史料的重要价值。

四、结语

《杭州学记》和“宋四家”学记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如对“先王之道”的强调、追溯三代教育，以及议论成分大于叙事的写法。长久以来被忽略的《杭州学记》也应当被认为是北宋学记文发展中的典型作品，其与“宋四家”学记的不同在于针对“庆历兴学”中儒士和文吏的矛盾、实学和虚学的对立皆提出尖锐批评。这让《杭州学记》在经典学记文的写法之外带有改革家色彩。吕惠卿主张在因循基础上随时变化，与王安石的政治思想遥相呼应，重视学记对政治思想的阐发和教化功能，议论正大。吕惠卿以深厚的经术学问为基础，借文立论，侧重说理议论，参与了宋代新兴学记文文体的建构又有所变化，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杭州学记》写在“庆历兴学”和“熙宁新政”之间，其对“庆历兴学”过于重视世务的批评以及与王安石政趣契合的倾向都可见出吕惠卿对北宋儒学以及儒学教育发展的深刻认识，其政治家身份使《杭州学记》带有求索政治治理的宏观维度。

　　注释：

　　[1][2][38][39]刘成国：《宋代学记研究》，《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3]顾宏义：《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曾枣庄《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主编《珞珈史苑2011年卷》等书对《杭州学记》略有提及，但多是作为材料来源，其文学价值尚未得到重视。

　　[4]林纾：《春觉斋论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7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362页。

　　[5]脱脱等撰：《宋史》第1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13页。

　　[6][8][9][12][14][15][17][20][27][45][56][60][63][6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79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32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02页，第132页。《杭州学记》：“劝业有程”原作“劝叶有程”，据原始出处《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改“劝业有程”。

　　[7][62]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4页，第398页。

　　[10]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11]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3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13]孙培青：《中国教育管理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52页。

　　[16]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主编：《珞珈史苑2011年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

　　[18][19][23]朱刚：《士大夫文化的两种模式》，《江海学刊》2007年第3期。

　　[21]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1427页。

　　[22]钱穆：《国史大纲（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67页。

　　[24]王泽民：《王官之学与古代学术的兴起》，《临沂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5期。

　　[25]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935页。

　　[26]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页。

　　[28][29][30]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75页，第189页，第121页。

　　[31]童书业：《先秦七子思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195页。

　　[32]汤君：《庄子义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页。

　　[33]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

　　[3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7页。

　　[35]肖俊毅：《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的天命史观》，《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3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37]楼宇烈：《荀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80页。

　　[40]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传统文化与典籍论丛》，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8页。

　　[41]陈元锋：《宋代馆职的名实与职任》，《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

　　[42]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727页。

　　[43]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6页。

　　[44][46][47][48][49]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702页，第1427页，第1448页，第1427页，第641页。

　　[50]张德建：《“议论文章”与北宋时代精神塑造、学术建构与文学变革》，2020年11月24日兰州大学文学院讲座。

　　[51]卢国龙：《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页。

　　[52]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13页。

　　[53]吴承学：《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26页。

　　[54][55][57][59][61]倪春军：《宋代学记文研究：文本阐释与文体考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73页，第73页，第73页，第79页，第218页。

　　[58]吴纳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65]具体为：王琪：治平元年九月甲戌，以枢密直学士同判太常寺王琪知杭州，十一月己亥，转右谏议大夫。二年徙知扬州，本传字君玉，成都人，以诗知名于世。蔡襄：治平二年二月，以三司使给事中蔡襄为端明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杭州，本传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人，为政精明，吏不能欺，三年五月甲寅徙知应天府。参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4页。

　　[66][67]顾宏义：《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第66页，第66页。

　　[68]杭州市教育局编：《杭州教育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