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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舍施”

时间:2023/11/9 作者: 闽台文化研究 热度: 14202
林华东

  (泉州师范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

  闽南方言是古汉语的“活化石”。究竟这个化石的历史多悠久,与闽南文化的形成有什么关系,一直是人们关心的话题。[1]闽南方言因闽南族群的形成而形成,因闽南族群的流动而流动,开发台湾的闽南族群把闽南方言带到台湾,赴南洋群岛和海外各国打拼的闽南人同样把闽南方言带到所在地生根发芽。作为闽南方言和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泉州,早在公元260 年就开始有了行政建置,西晋时期的泉州已经有汉人的佛教和宗教信仰,出土的冢墓砖石印制着西晋的年号。闽南方言中保留了许多古汉语的特征,是值得探索的活的史迹。

一、问题缘起

2012年11月17日,我受新加坡安溪会馆九十年庆典组委会的邀请,在新加坡牛车水(Chinatown)讲堂作“闽南话:古汉语的活化石”专题演讲。主持人胡建弟先生一席话令我十分感动。他在会上说:“如果有人问起:你这一生最珍惜的是什么?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他:我的母语——闽南语。对我而言,闽南语犹如哺育我的母亲,给我提供所需的奶水及养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闽南语,我这几十年来的生命将会是怎样的。我与闽南语的关系仿佛血肉连心,无法割舍,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她依然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有了她,我觉得生活富足;有了她,我倍感精神饱满。”的确,只有语言最容易识别一个族群的面貌,正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守住乡音就是守住乡愁,守住文化。[2]记得我的那场专场报告时长达三个多小时。报告会后,组委会负责人告诉我,今天的听众300 多人,有老有少,老者为多;让这么多人坐听三个小时的报告而未见中途有离席的,这在过去少有。确实,为了增强互动效果,提升讲座质量,我在开讲之前就与听众约定,随时可以打断我的话,提出想知道的问题或疑问。果不其然,在报告过程中,先后有十来个老华侨提出问题。其中一位问道:“我们常说那些困难无助的人[bo24sia55si41][3]”,[bo24sia55si41] 三个字怎么写?”老华侨这一问差点把我问倒。[bo24sia55si41]这个词我小时候就耳熟能详。在泉州广大农村地区,当人们看到乞丐上门或村里有人穷困潦倒时,都会说这个人[bo24sia55si41]。海外闽南人为了记忆母语,不忘乡音,总喜欢用方言记录一些场景,他们需要记录方音的汉字。我略微思索了一下,想起在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主编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4]和周长楫主编的《闽南方言大词典》[5]中都有“舍施”一词,就回答说,[bo24sia55si41]写作“无舍施”。遗憾的是,在现场我没能进一步解释为何写做“无舍施”。这件事过去多年,因为忙于事务和其它研究,问题就给搁下了;虽然如此,时不时心中仍会想起。

二、从“施舍”到“舍施”“无舍施”

近日偶读汪毅夫《试论闽台傩文化的共同性》,其中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普度意在驱疫,是闽、台两地的‘大傩’之一。闽台民间迄今尚有‘普度不出钱,瘟病在眼前’的民谚流传,台湾民间甚至常将患病原因归为‘没施舍’,‘没施舍’竟成台湾方言里的常用语词。”[6]

  “施舍”一词早在先秦就已出现;但是,据肖惠兰统计,先秦文献中“施舍”二字连用的也仅有28例,而且是一形多音又多义,其中只有一义为赐予义。[7]例如:

  《左传·宣公十二年》:“老有加惠,旅有施舍。”

  《左传·昭公十九年》:“王施舍不倦。”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左传中》:“古人言‘施舍’者有二义……《左传》之‘施舍’皆赐予义。”[8]

  “施舍”一词今义为“把自己的财物送给穷人或出家人”,《现代汉语词典》等词典均收入此词。

  在闽南方言中,一般不说“施舍”,而说“舍施”。“舍施”的意思虽然与普通话“施舍”相近,但是却含有鄙视或不情愿之义。周长楫主编的《闽南方言大词典》是这样解释“舍施”的:“带鄙视或不情愿的施舍。(伊不时拿物件舍施互人)”[9]“舍施”在古典文献中也是常用词。例如:

  北魏达摩祖师第三门《二入论》:“法体无悭,于身命财,行檀舍施,心无吝惜,达解三空,不倚不著,但为去垢,称化众生,而不取相。”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五十一》(玄奘法师百卷译本):“复次有二种舍施。一受者舍施。二施者舍施。”

  唐朝高适《同马太守听九思法师讲金刚经》:“舍施割肌肤,攀缘去亲爱。”

  唐朝薛用弱《集异记·叶法善》:“师乘白鹿,自海上而至,止於龙兴观。远近礼敬,舍施丰多。”

  《旧唐书·韩愈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

  宋代苏轼《胜相院经藏记》:“时见闻者,皆争舍施。富者出财,壮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爱。”

  宋代叶适《故知枢密院事资政殿大学士施公墓志铭》:“公益感励奋发,以薄赋歛、厚舍施为己任。”

  明朝冯梦龙《醒世恒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若员外不肯舍施,贫僧到晚自教人取。”

  “舍施”在闽南泉州方言中读音为[sia55si41]。“舍”是假摄开口三等韵,泉州方言韵母读[ia]。其他如“社、射、惹、佘、车、者、遮”等假摄开口三等韵字,泉州方言的韵母同样都读[ia]。“舍”有两个声调,一是阴上55调值;二是去声41调值,如“蔡六舍”。“施”是止摄开口三等韵,泉州方言读[si]。其他如“诗、时、始、是、示、视、事、市”等止摄开口三等韵字,泉州方言同样读为[si]。在泉州方言中,“施”的声调也有两个,一是去声,调值41;二是阴平声,调值44,如“施工”。“舍施”在闽南泉州方言中读音为[sia55si41]。泉州每年农历七月都有一场“普施”[p'?55si41]活动,城乡各地都在这个时节一起普施祭品祭祀祖先,同时又超度那些孤魂野鬼。这里的“施”字读音与“祀”同,因为“普施”是一种大众聚合性祭祀活动,故而又写作“普祀”[p'?55si41]。“普施”旨在超度亡灵,普渡阴魂,是揉合了农历七月十五道教中元节和佛教盂兰盆会而形成的民俗节日,乾隆版《泉州府志》记载:“中元祀先,寺观作盂兰会,俗名普渡。”

  正如《瑜伽师地论》所说,“舍施”有二义:分别为受者之舍施和施者之舍施。受者之舍施,在僧、尼、道是为化缘,在穷人或乞丐则是乞食;施者之舍施,佛、道称为布施,穷人或乞丐则为纾困纾难。从过往的民间日常生活看,僧、尼、道化缘属偶见,底层困难者乞食与求助则为常事;因此,人们把需要舍施的普通人视为弱者,如果他们未能受到舍施,那是非常可怜的。泉州人对那些没有得到“舍施”的悲惨无助的人往往会说“无舍施”。久而久之,泉州方言的“无舍施”就增添了可怜无助的感情色彩,进而获得修辞转义,成为专指“可怜(的人)”的惯用语。周长楫主编的《闽南方言大词典》收入“无舍施”一词,意为“悲惨、可怜”[10],并写明漳州和厦门都有这个词。我们建议该书修订版能补上泉州。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闽南口语为何只说“舍施”,不说“施舍”呢?

  我们知道,古代汉语从单音词走向双音节词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同素异序合成词共存发展的阶段。我们从《诗经》《礼记》《论语》《左转》《荀子》《焦仲卿妻》《汉书》等古代作品中,都能找到同素异序合成词。[11]例如:

  中心(《诗经》)——心中(《礼记》)

  朋友(《论语》)——友朋(《左传》)

  学问(《荀子》)——问学(《荀子》)

  安慰(《焦仲卿妻》——慰安(《汉书》)

  解脱(《史记》)——脱解(《史记》)

  后来,在语言使用中,官话通语和方言在词语构成的选择上有了不同的走向。《诗经》里的“桑柔、羔羊、树杞、树桑、树檀”今天当说“柔桑、羊羔、杞树、桑树、檀树”;古代著名的“城濮之战”就是“濮城之战”。如果把今天的汉语方言分为南北两大片,把同素异序词分为AB式和BA式;那么,北方方言为AB式,南方方言往往选择BA式。例如,在清代道光、咸丰间(19世纪中下叶)流行于江浙一带的一部较有影响的弹词作品《笔生花》[12]中,还延续着许多BA式词语。例如:

  接迎(迎接):牵怀更忆兰孙女,立命差人去接迎。(125)

  细详(详细):当下恐为耽搁久,匆匆不及细详评。(156)

  愿甘(甘愿):主婢们,生死愿甘同一处,就便作,长门白首亦平常。(295)

  疵瑕(瑕疵):至若姨夫乔做作,不过是,惧他诸妾摘疵瑕。(423)

  狂轻(轻狂):文炳时间心亦恼,忙说是:吾兄何乃太狂轻。(519)

  众所熟知的闽南方言“鸡母、鸡翁”词序与北方话不同,就是闽南人保留早期古汉语的构词方式。例如:

  北魏·张丘建《算经·百鸡题》:“鸡翁一,值钱五;鸡母一,值钱三。”

  北宋·李觏《惜鸡》:“吾家有鸡母,乘春数子生。”

  元·关汉卿《刘夫人庆赏五侯宴》:“王员外道:“可怜,我道鸡母为何叫唤,原来见此鸭雏入水,认他各等生身之主。鸡母你如何叫唤?”

  在闽南方言中,公鸡统称“鸡角”,有过交配行为的公鸡叫“鸡翁”;母鸡统称“鸡母”,未下过蛋的母鸡叫“鸡僆”或“鸡种”。今日的河南还遗留“鸡公山”,重庆还有“鸡公煲”。

  在普通话中,还有AB式和BA 式共存的个案。例如,“羊羔与羔羊”“熊猫与猫熊”“伤感与感伤”“代替与替代”“缓和与和缓”“讲演与演讲”常常还会在人们的话语中交互使用。与“鸡母、鸡翁”构词方式一样的还有如:“瀑布、乳峰、云海、脸蛋、虾米、蜗牛、石棉、袜船、煤砖、法网、浪花、篱墙、月牙、雨幕、脑袋、糖瓜”等。

  由此看来,早期汉语同素异序并存是一个普遍现象。至于闽南方言选择“舍施”而不是“施舍”,原因是什么,一时很难考证。如果从当下能看到的材料分析,或许因为《瑜伽师地论》等佛经选择“舍施”一词,闽南人更喜欢其中蕴含的禅意。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三、闽南方言对古汉语的守护

由今天闽南方言的“舍施”,使我想到闽南方言称男人为[ta44p?44]。这[ta44p?44]二字如何写,也有多种说法。我读小学时,老师告诉我[ta44p?44]就是“打捕”,就是要去农田干活上山打猎下海捕鱼。我深信之!后来,又见到民间记录使用的是同音字“乾埔”。后来我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发现古代表示男子的[ta44p?44]写作“丈夫”。《说文》:“男,丈夫也。”文献有诸多用例。例如:

  《国语·越语》:“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

  《战国策·赵策四》:“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

  这里的“丈夫”都指男子。今天普通话“丈夫”有两个读音。“夫”如读阴平则指成年男子,读为轻声则为女子的配偶。在闽南方言中,“丈夫”没有女子配偶一义,只有男子一义;而且,不仅仅只是指成年的男子,而是保留古代汉语的词义,统称男性。从音韵来看,“丈”是澄母字,普通话读zh声母,闽南方言则读[t]声母。在上古声母系统中,只有“端[t]”“透[t‘]”“定[d]”“泥[n]”这组舌头音声母,没有“知”“彻”“澄”“娘”这组舌上音声母。舌上音声母是后来从舌头音“端[t]”“透[t‘]”“定[d]”“泥[n]”这组声母中分化出来的。也就是说,上古汉语知徹澄与端透定发音一样。可见,闽南方音的古老。譬如,《切韵》显示,当时中原汉语已经把知母字“中”从端组分离出来,但是,今天的闽南方言仍不改其宗,“中”泉州方言读[ti??44](如,中国),又读[t?44](如,安溪县长卿镇的“田中村”)。今天,闽南泉州方言的“丈”有四个读音。声母都是[t]。除了[ta44p?44],还有作为长度单位的“丈”[t?41],在“丈人”中读[ti?41]。当需要把普通话的“丈夫”(配偶义)转为方言时,“丈”读为[ti??41]。

  至于“夫”字,其古音为非母。上古汉语非组未从帮组分离,即古无轻唇音,“夫”读为[p]声母。例如,非母字“放”,泉州方音读[pa?41],奉母字“饭”泉州音读[p?41]。当下,泉州方音的“夫”字除了“丈夫”“大丈夫”保留[p?44]的发音,在南安、惠安的一些区域,还保留“姐夫”为[tsi55p?44]的发音。

  近读郑国权《考辩泉州话》[13],其中有一节专门讨论泉州方言剧本中“男子”一义的“丈夫”二字由本字转为方言训读字“乾埔”的历史史料。摘录如下。

  1566年明嘉靖本《荔镜记》第六出“五娘赏灯”对白:

  丑:唐明皇是丈夫人?还是孜娘人?

  旦:唐明皇正是丈夫人。

  丑:那卜是丈夫人,都有月经?

  旦:只正是月宫内的宫殿……

  丑:阿娘,昭君便是丈夫人?

  旦:昭君正是诸娘人。这个时期泉州方言剧本“男子”还未书写为方言训读字“乾埔”。

  15年后的潮州东月李氏刊刻的《荔枝记》,与嘉靖本也未见“乾埔”二字。直至1651年的清顺治本《荔枝记》,方才出现“乾埔”代替“丈夫”。用例如下:

  丑:唐明皇是乾埔?哑是孜娘人?

  从嘉靖本至顺治本,时隔近百年后,“丈夫人”才改写为“乾埔人”。也可以这么说,直到三百多年前的清初,剧本《荔枝记》中“丈夫”一词才依据口音改用同音字记录。1884 年的光绪刊本《荔枝记》,在“元宵赏灯·士女答歌”中,也是使用“乾埔”一词。例子如下:

  旦:正是昭君出塞。

  丑:昭君是乾埔人姿娘人?

  光绪本距顺治本二百多年,“乾埔”已经沿用不变。

  为什么好好的“丈夫”二字要改为“乾埔”呢?我想,文字的记录是为了便于阅读,方言剧本也要便于演员看懂能说。“丈夫”一词随着官话通语读音的演变,知组从端组分离,非组独立于帮组,表示男子的“丈夫”一词,官话通语的声母已经分别是“zh”和“f”;上古读音已荡然无迹。所以,方言剧本为传习方便,渐渐改用方言同音字代之。

  语言是人类的典型特征,是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或族群,其外在特征往往展示在语言上,正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闽南话能够成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就在于闽南人“重乡崇祖”“慎终追远”守望家园。先民们传习下来的语言,在后人眼里是不可随意更改动摇的。例如,源自先秦的“鼎(锅)、糜(稀饭)、食(吃)、冥(夜晚)、脰(颈)、沃(浇)”至今仍是闽南方言的常用词。就是后来传入闽南的官话通语词汇,只要进入闽南方言系统,也大都获得延续。[14]例如:

  阿母:母亲。《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

  才调:本事。《晋书·王接船》:“才调秀出,见赏知音。”《隋书·许善心传》:“徐陵大奇义,谓人曰:‘才调极高,此神童也。’”唐李商隐《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莫与论。”

  教示:教导训示。唐元稹《估客行》:“父兄相教示,求利不求名。”

  衫裤:衣服。《敦煌变文集》:“初定之时无衫裤,大归娘子没沿房。”

  眠床:床铺。唐李延寿《南史·鱼弘传》:“有眠床一张,皆是蹙柏。”

  人客:客人。唐杜甫《感怀》:“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白居易《酬周从事》:“腰痛拜迎人客久。”

  闽南方言就像是一个水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生事物的出现,不断接纳新词新语,并予以保留。近代汉语中的“精肉”“旧年”“路头”“面桶(脸盆)”“趁钱”“趁食”“头先”“敢是”等许多词语,也都在闽南方言中获得保留。当然,闽南方言为了与时俱进,还有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大量的文白异读,既守护传统古音又跟进官话通语的步伐,以确保方言的完美达意。

  闽南是华侨的故乡,是南洋群岛侨民的祖籍地。他们在漂泊他域打拼生存的同时,总是不忘自己来自何处,无论遇到什么境况,闽南文化那是必须传承的。例如,崇拜祖先、厚葬死者、家族同风、教育优先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忘乡音传承。闽南人从小习得的家乡话,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种永恒的记忆。乡音能唤起我们对家乡的思念、想起家乡的亲人。乡音背后就是对故乡的认同。杜甫《上白帝城》诗曰:“取醉他乡客,相逢故园人。”的确是似曾旧相识,独认此乡音。故而,我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在菲律宾马尼拉参与学术活动时,都深深感受到海外华人保留乡音的强烈愿望。我曾经在《闽南文化:闽南族群的精神家园》中说过:“如果说文化是一棵大树,那么,语言就是这棵大树的皮。树没皮不能成活;文化失去语言支撑就无以传承。所以,要说民族精神,首先就得从语言说起;要谈民族情缘,一定得从语言入手。汉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浓烈的乡音亲情。对语言的认同,体现着民系族群的认同和寻根思想。文化与语言最为密切。语言的变化与消亡,意味着文化的变化与消亡。因此,考察语言的状况,是研究文化嬗变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15]失去一种方言,该方言群体内部就失去辨识标准,该族群的民俗文化(包括心理意识和行为理念、文学艺术与民俗习惯等)就失去了承载容器和解析传承的功能。所以保护语言(或方言)也就在保护一种文化,也就是确保文化的丰富多彩。

  (本文曾在“第八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2021年11月13日·泉州)上宣读)

  注释:

  [1]林华东:《闽南方言的形成及其源与流》,《中国语文》2001年5期。

  [2]林华东:《乡音情感与两岸心灵契合》,《闽南》2020年第1期。

  [3]泉州方言声韵调依据林华东:《泉州方言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41页。

  [4]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主编:《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02页。

  [5]周长楫:《闽南方言大词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0页。

  [6]汪毅夫:《试论闽台傩文化的共同性》,吕良弼,陈俊杰:《中华文化与地域文化研究——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20年论文选集》,厦门:鹭江出版社,2011年,第1467页。

  [7]肖惠兰:《应彻底否定“‘施舍’古有二义说”——“施舍”古义再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8]肖惠兰认为,王引之提出“‘施舍’古有二义”(一是免徭役,二是布德惠)有误,“施舍”先秦是两个词,其组合至少有六个意义;详见肖惠兰:《应彻底否定“‘施舍’古有二义说”——“施舍”古义再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9]周长楫:《闽南方言大词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0页。

  [10]周长楫:《闽南方言大词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11]林华东:《从复合词的“异序”论汉语的类型学特征》,《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2]邱心如:《笔生花》,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25、156、295、423、519页。

  [13]郑国权:《考辩泉州话》,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第26~28页。

  [14]林华东:《泉州方言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2页,第84页。

  [15]林华东:《闽南文化:闽南族群的精神家园》,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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