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轩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漳州 363000）

　　陈元光为唐初将领，生前有平乱建漳之功，死后成神，朝廷屡有敕封。[1]在北宋，累封为“忠应公”，并赐“威惠”庙额，[2]南宋初年又得到多次敕封，累封为“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3]陈元光作为福建地区目前仍有较大影响的民间信仰神灵，其历史发展演变引起了较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学界对于宋代陈元光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由人而神”的发展演变[4]，对于朝廷对其敕封所反映的国家与地方关系关注不足。本文拟从南宋初年陈元光受封的历史背景着手，总结其特点，分析其在南宋初期频繁获得敕封的原因，藉此加深神灵敕封在南宋初期国家治理中所发挥作用的认知。

一、南宋初年陈元光受封的历史背景

虽然陈元光对漳州乃至福建的开发具有重要贡献，但其在唐代并非朝廷中的显赫人物，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均无其传，漳州在南宋也非鼎盛之郡，为何陈元光能在南宋初期得到多次敕封？这首先得考察其于南宋初期频繁受封的历史背景，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南宋初期，朝廷面临严重的治理困境。首先是来自北方金国的威胁。如日本学者寺地遵曾指出，“结束与宋金之间的战争状态，并建立安定的相互关系”是南宋建立后的五大政治课题中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5]一方面，宋高宗自即位起，其法统就面临着威胁。建炎三年（1129）三月发生的苗刘兵变使得高宗一度被迫退位。[6]金国还扶持伪齐政权，对南宋招降纳叛。高宗在建炎三年逃难时丧失了生育能力，其唯一的儿子赵敷也在同年受惊吓而死，[7]因此后继无嗣也极大地威胁着高宗的法统。另一方面，自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退位，金兵曾三次大规模南下。金兵的南下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时人称：“大河之南,连亘数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胜计。”[8]此外，南宋内部的连续叛乱问题。由于金军南下对各地造成的破坏以及军费膨胀所导致的沉重赋税，南宋初期的内部叛乱频繁。自建炎元年至绍兴三十二（1162）年，全国共发生了叛乱95起，平均每年2.5起。[9]南宋初期面临的国家治理困境，使得宋廷加强地方治理的需求尤为迫切。

　　第二，南宋初期福建动乱不断。建炎南渡极大地改变了长江以南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对于福建来说，由于从东南边陲成为“国家近里”，其在宋王朝内的地位有了很大提升。作为南宋都城的大后方，福建的茶盐市舶之利成为南宋朝廷重要的税收来源；从交通上来说，福建靠海且连接两浙、广东，是交通要道。建炎四年（1130）高宗逃亡海上时曾“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10]可见福建在宋朝统治者眼中的重要性。然而，南宋初期福建却动荡不安。南宋初期处在和北方金国的战争中，由于财政支出膨胀、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财政运转体系不流畅等因素，中央财政面临着较大的困难。[11]因此尽管福建的安稳关乎南宋的生死存亡，但是宋廷对于福建民众的剥削却愈加沉重，正如庄绰所言“四川自供给军，淮南江湖荒残盗贼。朝廷所仰，唯二浙、闽、广、江南，才平时五分之一，兵费反逾前日。”[12]杨时在福建任官时也称：“本路岁额，上供银二十余万两。上供钱物与官兵俸给，皆资于盐息；两年盗贼四起，军需百倍，取于民已多。上四州残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钱产，科借三文”，[13]可见福建民众的负担之重。剥削的加重极大的激化了地方社会的矛盾，使得福建尤其是闽、粤、赣交界处的汀、漳二州成为南宋动乱最频繁的区域之一。在高宗时期的95 起叛乱中，与福建直接相关的叛乱就占了22 起，与汀、漳二州直接相关的则有7起。[14]叶梦得任福建安抚使时曾上奏称：“自来盗贼窃发，多在汀、漳，次则南剑、泉四州；上杭、武平、莲城、漳州龙岩、漳浦五县……皆是险阻瘴恶之地，其民凭恃险阻，内外连结，更相往来，无岁不啸聚作过。”[15]绍兴二年（1128），就有陈颙在汀、循、梅三州发动叛乱。[16]绍兴三年（1129）至绍兴五年（1135），有周十隆叛乱。[17]绍兴十三年（1143）就有“杨头陀、刘和、刘小老等贼火不一，于南剑、汀、漳州尤溪、沙县、清流、宁化、莲城、漳岩等三州六县，出没作过。”[18]绍兴十五年（1145），福建路起又兴起了管天下、何白旗等人的叛乱，管天下等人的叛军势力庞大，在福建攻劫县镇，甚至打败了前来围剿的官军并活捉了钤辖李贵。[19]何白旗的叛军在汀、漳、泉三州四处破坏，迫使高宗在绍兴十九年（1149）下诏,“汀、漳、泉三州且据见令，耕种田土纽计顷亩收纳二税，其未耕种田叚，二税权行倚阁。”[20]绍兴二十年（1150）七月，又再次下诏“三州（汀、漳、泉）诸县，不以己未打量，均税一切，权行住罢，俟盗贼宁息日，申取朝旨施行。”[2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灵敕封作为缓和激化社会矛盾的手段被朝廷频繁使用，笔者统计了《宋会要辑稿》中84 位被敕封的福建神灵，其中就有59 位在高宗执政时期得到敕封，其中有36位神灵是在高宗执政时期首次获得敕封。[22]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年福建乱事多有畲族先民参与。之所以说畲族先民较多参与南宋初年福建叛乱，是因为其时福建地区的大型叛乱，如陈颙、周十隆、管天下、何白旗等，主要活动于漳、汀、潮、梅、赣五州毗邻区，其中，漳州一带山区更是“叛民”的聚集地，故《宋史》有载：“惟漳州之东，去海甚迩，大山深阻，虽有采矾之利，而潮、梅、汀、赣四州之奸民聚焉，其魁杰者号大洞主、小洞主，土著与负贩者，皆盗贼也。”[23]从“大洞主、小洞主”以及“土著”等称谓来看，他们并非朝廷治下的编户齐民；就其主要活动区域来看，正是宋代畲族先民的主要居住地[24]，而这些“盗贼”应包括了其时尚未归附的畲族先民。

　　第三，南宋初期神灵敕封制度进一步完善。宋代神灵敕封制度的形成与完善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早在熙宁七年（1074）宋神宗就下诏：“应天下祠庙祈祷灵验，未有爵号者，并以名闻，当议特加礼命。内虽有爵号，而褒崇未称者，亦具以闻。”[25]元丰六年（1083），根据太常博士王古的建议，宋廷规定：“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的敕封制度。[26]建炎三年（1129），朝廷规定：“神祠遇有灵应，即先赐额，次封侯，每加二字至八字止；次封公，每加二字至八字止；次封王，每加二字至八字止。神仙即初封真人，每加二字至八字止。妇人之神，即初封夫人，(每加)二字至八字止。”[27]至此，宋代神灵敕封制度基本定型。从《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来看，南宋陈元光的敕封严格遵循了建炎三年的相关规定。

　　神灵敕封的标准也在南宋得到了明确与强化。在北宋，祠神敕封的标准为熙宁七年诏令要求的“祈祷灵验”，但此时所谓“灵验”的定义并不是那么清晰。淳熙三年（1176），宋孝宗下诏：“功迹显著、惠利及民者，非泛常应验”，[28]明确了“灵验”应该是对朝廷或民众有利的事迹。同时南宋也十分注重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神灵敕封的标准中。高宗即位之初，就应知饶州董耘上奏致祭张巡、许远，“以旌忠烈”[29]。从高宗朝至孝宗朝，朝廷先后敕封了杨邦乂、李彦仙等一批为国死节的忠臣义士。[30]绍兴二十三年（1153）将作监主簿孙祖寿说：“圣王之制祭祀，非忠劳于国、功德及民者，不与祀典”[31]，这更加明确了南宋神灵敕封中“于国有灵验”的实用主义标准。这些规定说明，在南宋一个地方神灵想要获得官方敕封，其生平、灵验事迹就必须服务于宋代的社会治理尤其是地方治理的需要。

二、南宋朝廷敕封陈元光的特点

《宋会要辑稿》对陈元光在宋代的敕封有详细的记载。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封陈元光为忠应侯；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赐“威惠”庙额；宣和四年（1122），晋其为忠泽公；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加封“显佑”，为“忠泽显佑公”；绍兴七年（1137），加封“英烈”，为“英烈忠泽显佑公”；十二年（1142），加“康庇”，为“英烈忠泽显佑康庇公”；十六年（1146），晋陈元光为“灵著王”；二十三年（1153），加“顺应”，为“灵著顺应王”；三十年（1160），加“昭烈”，为“灵著顺应昭烈王”；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加封“广济”，为“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与此同时，对陈元光的家人也多有敕封：建炎四年（1130），在册封其妻种氏为“恭懿夫人”，绍兴二十年（1150）、乾道四年（1168）分别加封“肃雍”“善护”，最终封号为“恭懿肃雍善护夫人”；绍兴二十年（1150），其父陈政被封为“胙昌侯”，其母吐万氏为“厚德夫人”；孝宗乾道四年（1168），分别加封为“胙昌开祐侯”与“厚德流庆夫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陈元光的儿子陈珦被封为“昭贶侯”，乾道四年（1168）加封为“昭贶通感侯”，其曾孙陈詠封“昭仁侯”，陈谟封“昭义侯”，陈訏封“昭信侯”。[32]

　　由《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来看，南宋朝廷对陈元光的敕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南宋初年陈元光的地位十分显赫。根据南宋制度，敕封神灵最高的封号为“八字王”，[33]陈元光在南宋初年即封为“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已经达到了神灵敕封的最高等级。而笔者统计了《宋会要辑稿》中记载的84 位被敕封的福建神灵，仅欧阳佑（唐时邵武太守）、王延禀（闽王审知之子）与陈元光三人被封为“八字王”[34]，其地位之显赫由此可见。

　　其次，陈元光的受封时间集中于南宋初年，且晋升速度快。从数量上来看，南宋初期对陈元光的敕封共有10 次，约占两宋敕封总数的77%。其中，陈元光本人获得的敕封共有7 次，约占两宋对其个人敕封总数的78%。从敕封速度来说，从建炎四年获赠四字公封号，至乾道四年获八字王封号，仅仅过了38年。

　　再次，南宋初期对陈元光的敕封扩展至其家人，初步形成了以陈元光为中心，包含其家人的神灵体系，这在其时的福建并不多见。南宋初期，陈元光的家人开始进入官方的敕封范围，其妻子种氏、父亲陈政、母亲吐万氏以及其子孙先后获得敕封。相比之下，与陈元光大约同期受封为“八字王”的欧阳佑，仅其父母与长、次子受封；而王延禀，则仅其妻受封。[35]

　　由此观之，陈元光无疑是南宋福建最为显赫的地方神灵之一。

三、南宋初年陈元光频繁受封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是陈元光而非其他神灵得到朝廷的极大青睐？这就需要从陈元光信仰本身出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宋廷敕封神祇的目的在于控制地方社会。[36]宋廷敕封以陈元光为代表的福建神灵，根本目的在于强化对福建地方的治理，进而稳定南宋整体的统治秩序。笔者以为，陈元光之所以在南宋初年得到频繁敕封，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陈元光生前功绩累累，又特别契合南宋初年朝廷通过加强地方治理以稳固政权的迫切需求。南宋的神灵敕封制度，决定了只有对朝廷统治有利的神灵才能成为官方敕封的正神。关于陈元光生前的主要活动及其功绩，虽然目前学界尚存有争议，[37]但有两点却基本形成共识。其一，陈元光入闽平乱是确凿无疑的。不仅漳州志书中有对其“平广寇开创漳州”[38]的赞颂，宋人文集中也留下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平潮州寇的相关记载。[39]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谢重光的研究显示，陈元光所平定的贼寇或是所谓“蛮獠”实际上是居住于此地的畲族先民。[40]陈元光生前平定闽广“蛮獠叛乱”之举，不仅照应了南宋初年的国家治理困境以及福建社会动荡情况，也对应了其时福建地方叛乱中畲族先民参与的状况。同时，陈元光在平乱过程中并非一味的军事镇压，而是采取了镇压与招抚相结合的策略，其对畲族先民招抚感化，安置流亡，推行文治、礼治，甚至有意识地推行民族和解与团结的政策，[41]这些做法无疑与宋廷在福建平乱的做法不谋而合，不仅对于地方官维护地方秩序具有指导作用，也有利于感召参与叛乱的汉族民众与畲族先民。其二，虽然各版本的《漳州府志》对陈元光的官职有不同记载，但是其作为唐代将领开创漳州的建邦启土之功是无可置疑的。朱熹在《漳州守臣提名记》中就载：漳州以下州领军事，唐垂拱二年（686），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奏置[42]，而历代《漳州府志》也均认同于陈元光开创漳州这一说法。这一出身的神祗，契合宋廷在福建加强治理的需要，对于强调宋廷对福建统治的正统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陈元光死后不断出现的灵验神迹及其主题，符合南宋朝廷及福建地方稳定的需要。“祈祷灵验”是宋代神灵敕封的基本条件，只有神灵出现了对宋廷有利的事迹，才有可能获得宋廷的敕封。在宋代，陈元光具有许多“于国有灵验”的事迹。如景祐年间漳浦大旱，县令陈坦然前往陈元光庙宇祈雨，最终“果大雨，田收皆倍”[43]。“宋庆历中，有群寇自汀、虔直抵漳浦，民皆逋窜。令吕璹祷于神，俄而空中有金鼓之声，贼徒敛手就缚者三百七十余人，自言四顾皆神兵，无路以逸”[44]。南宋绍定间汀寇再次侵扰，“居民竞奔走，哀告于神。俄而庙有大蜂，千百为群，飞集道路，盗不敢过，邑赖以全。”[45]除此之外，宋人文集中保存了绍兴十二年陈元光获得“康庇”封号的敕文，其文记载：“惟尔神自唐以来庙食一方，捍患御灾，民实赖之，利物之功久而弥著，增崇显号，以昭威灵，惟神尚克享之。”[46]可见，两宋间确实流传有很多陈元光成神后“捍患御灾”的神迹，“御寇”至今仍是开漳圣王陈元光的重要功能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则传说中，其所抵御的贼寇均为“汀寇”，这与南宋初年福建动乱的史实有相合之处。因此，陈元光在南宋获得频繁敕封的一大原因在于其众多的灵验神迹，尤其是其突出的“御寇”职能与相关事迹，而其信仰主要传播区域又位于所谓“盗贼巢穴”的漳州，极大的契合了南宋初年福建治乱的主题，符合南宋稳定福建地方秩序的需要。

　　第三，地方士绅对陈元光形象的塑造。宋代陈元光信仰的发展，离不开漳州地方士绅的推动。他们不仅记录并向地方官报告陈元光的各项“灵验”神迹，更重要的，是在王朝的正统话语体系内塑造、强调陈元光的光辉形象与鲜明品质，以契合宋王朝在福建地方的教化需要。其中最鲜明的体现在于漳州地方士绅不仅强调陈元光建邦启土之功，更突出其忠臣义士的属性。目前笔者知见的史料中，宋代最早评价陈元光事迹的是北宋时期的吴舆。吴舆为漳浦人，后迁居龙溪县，元丰五年（1082）进士，曾任潮州通判。[47]吴舆在漳州《图经序》中记载：“皇唐垂拱二年十二月九日，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平潮州寇，奏置州、县”；吴舆还在文中称陈元光“忠贞冠代”。[48]另一对陈元光给予高度评价的是南宋理学家、漳州龙溪县人陈淳。陈淳在其著作《北溪字义》中云：“如张巡、许远死于睢阳，立双节庙。苏忠勇公于邕州死节甚伟，合立庙于邕。今贡侯立祠于本州，亦宜如漳州灵著王以死卫邦人而漳人立庙祀之，凡如此忠臣义士之祠皆是正当。”[49]在《上赵寺丞论淫祀》一文中还评价陈元光信仰说：“惟威惠一庙，为死事捍患于此邦，国朝之所封赐，应礼合制，号曰忠臣义士之祠，邦人之所仰。”[50]陈淳对于陈元光的事迹给予了相当高度的评价，尤其是称赞其捍卫一方，死于国事的忠勇形象，这与宋代尤其是南宋倡导的地方教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更值得玩味的是，陈淳在评价陈元光时，将其与安史之乱中死节的忠臣义士张巡、许远相提并列[51]，进一步体现了其对于陈元光的高度赞赏。除了吴舆与陈淳外，淳祐年间的知漳州章大任在碑文中，评价陈元光为“至于以死勤事，使圣人复生，亦当亦杀身成仁归之。”[52]章大任虽不是漳州人，但其对陈元光的了解也是来源于漳州地方人士，因此其言论代表其在地方人士影响下所认知的陈元光形象。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吴舆、陈淳等为代表的漳州地方士绅不遗余力的塑造陈元光“忠臣义士”的形象，以期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话语体系与王朝在地方统治的需要。地方士绅们通过这一方式发挥了陈元光信仰的思想教化作用，契合了宋廷稳定地方的政治需要以及宣扬意识形态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陈元光能从众多祠神中脱颖而出，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结语

正如韩森及其他学者所指出的，宋代神灵敕封是国家与地方互动的结果，神灵得到敕封，实质上也是国家与地方利益趋于一致的过程。[53]南宋初期朝廷面临着内忧外患，迫切需要来自地方的支持，但已有的政治力量尚无法有效控制地方社会，因此就需要借助信仰的力量，以弥补在地方治理上的不足。在这种背景下，宋廷则通过对地方神灵进行敕封，从而达到加强地方控制的目的。通过敕封陈元光等地方神灵，朝廷将“忠义”等儒家伦理道德以封号的形式赋予神灵，在潜移默化中起到政治教化的作用，从而不断向民间强调其政权的正统性，其本质是国家权力对地方秩序的构建与控制。事实表明，这一手段的推行也取得一定成效。绍兴二十三年（1153）以后，福建路的叛乱，尤其是闽粤赣交界处的叛乱数量大为减少，而且也很少再出现类似绍兴初年至二十年间蔓延全闽的大型叛乱，直至宋末，福建一直是南宋最为稳定的后方之一。[54]

　　注释：

　　[1]陈元光为唐初将领，随父陈政入闽平定“蛮獠啸乱”，后担任首任漳州刺史，多有善政，对漳州乃至福建的开发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殉职后亦得到了唐廷的追封。关于唐代追封陈元光的具体称谓，各版府志记载不尽相同。明正德《漳州府志》记载其为“韬卫大将军”，明万历《漳州府志》记载为“豹韬卫镇军大将军，兼光禄大夫，中书左丞”，清康熙《漳州府志》与光绪《漳州府志》均记载为“豹韬卫镇军大将军”。

　　[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〇《诸神祠·杂神祠·陈元光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63页。

　　[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〇《诸神祠·杂神祠·陈元光祠》，第1063页。

　　[4]详见冯大北、张秀春的《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陈元光开漳与圣王信仰》（《寻根》2006年第6期）、陈思的《论南宋政权对闽南地区的控制——以陈元光的神格化为例》（《闽台文化交流》2011年第3期）、蔡惠茹的《唐宋时期漳州陈元光信仰考述》（《闽台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等文章。

　　[5][日]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第23～26页。

　　[6]（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五《本纪第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2页。

　　[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五“建炎三年七月丙戌”，第592页。

　　[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庚寅”，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26页。

　　[9]蒋竹淇：《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下编）》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8页。

　　[10]（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五《本纪第二十五》，第476页。

　　[11]刘云：《南宋高宗时期的财政制度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2]（宋）庄绰：《鸡肋篇》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6页。

　　[13]（宋）杨时：《杨时集》卷二二《与廖用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8页。

　　[14]蒋竹淇：《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下编）》第一分册，第1～8页。

　　[15]蒋竹淇：《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下编）》第一分册，第296页。

　　[16]（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本纪第二十七》，第501页。

　　[17]（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本纪第二十七》，第503～522页。

　　[18]蒋竹淇：《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下编）》第一分册，第289页。

　　[1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四“绍兴十五年七月”，第2911页。

　　[2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九“绍兴十九年四月”，第3018页。

　　[2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绍兴二十年六月乙丑日”，第3053页。

　　[2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〇《诸神祠》，第995～1057页。

　　[23]（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五《志第一百三十八》，第4537页。

　　[24]谢重光根据刘克庄《漳州谕畲》的记载指出，宋代畲族先民广泛分布在湘赣、闽、粤之交的广袤山区，漳、汀、潮、梅、赣五州毗邻区域是畲族的基本住地。详见谢重光：《宋代畲族史的几个关键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2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〇《诸神祠·杂录》，第988页。

　　[2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〇《诸神祠·杂录》，第990页。

　　[27]（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七《渠渡庙赐灵济额牒》，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435页。

　　[28]（清）杨浚：《清水岩志略》卷二《敕赐昭应慈济大师牒》，扬州：广陵书社2004 年，第35页。

　　[2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〇《诸神祠·杂录》，第989页。

　　[3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〇《诸神祠·杂录》，第989页。

　　[3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〇《诸神祠·杂录》，第994页。

　　[3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〇《诸神祠·杂神祠·陈元光祠》，第1063页。

　　[33]（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一十七《渠渡庙赐灵济额牒》，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435页。

　　[3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〇《诸神祠》，第995～1057页。

　　[3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〇《诸神祠》，第995～1057页。

　　[36][美]韩森：《变迁之神》，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01页。

　　[37]详见谢重光著作《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相关内容。

　　[38]（明）陈洪谟纂：《大明正德漳州府志》卷二〇《庙祀·陈将军庙》，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87页。

　　[39]（明）陈洪谟纂：《大明正德漳州府志》卷二一《艺文志·图经序》，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77页。

　　[40]谢重光：《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103页。

　　[41]谢重光：《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

　　[42]（宋）朱熹：《朱熹集》卷八十《漳州守臣题名记》，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31页。

　　[43]（宋）余靖撰、余仲荀编：《武溪集》卷二〇《墓志下·宋故殿中丞知梅州陈公墓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9册，集部第2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7 页下。

　　[44]（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下）》卷五十九《祠庙·漳州府·漳浦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3页。

　　[45]（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下）》卷五十九《祠庙·漳州府·漳浦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3页。

　　[46]（宋）张扩：《东窻集》卷九《制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5页下。

　　[47]（明）陈洪谟纂：《大明正德漳州府志》卷二一《艺文志·图经序》，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77页。

　　[48]（明）陈洪谟纂：《大明正德漳州府志》卷二〇《庙祀·唐将军庙》，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87页。

　　[49]（宋）陈淳：《北溪字义》卷下《鬼神》，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62页。

　　[50]（宋）陈淳：《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三《上赵寺丞论淫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集部第1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52页上。

　　[51]张巡、许远二人唐代已有官方祭祀，宋代被提到了更加崇高的地位。据载，宋真宗冬巡时曾路过双节庙，给予二人高度赞扬：“章圣皇帝东巡，过其庙，留驾裴回，咨巡等雄挺，尽节异代，著金石刻，赞明厥忠，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议云？”（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九二《列传第一百一十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407 页）；宋高宗建炎元年就曾致祭张巡、许远，称其“以旌忠烈”（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〇《诸神祠·杂录》，第989页）。

　　[52]郑振满、[美]丁荷生：《威惠庙祀田记》，选自《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漳州府分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页。

　　[53]详见韩森的《变迁之神》（上海：中西书局，2016）、沈从宪《国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冯大北的《宋代封神制度考述》（《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5期）等。

　　[54]根据《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下编）》第二分册的数据，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继位至恭帝德祐元年（1275）期间，发生在闽粤交界的变乱约为7次左右，与高宗执政时期仅三十六年就发生7次的数量相比频率大为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