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静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台湾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是全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关于台籍志士在台湾光复中的地位与作用，两岸学术界已经做出初步探讨，集中于李友邦及台湾义勇队，而对于谢南光、宋斐如、连震东等人的事功，研究明显不足，甚至是一片空白。为此，笔者不畏艰辛，查找了大量档案资料，探寻连震东在抗日复台运动中的活动，从侧面揭示一代台籍青年在台湾光复中的重要角色。不当之处，尚祈海内外方家批评指正。

一、回归祖国大陆的先行者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 年，未能完全将台湾与中国大陆隔绝。一些台籍青年以不同的方式回到大陆，有自行前往大陆求学、谋职，如李友邦、宋斐如；有父亲或是亲戚带着年幼的孩子前往大陆，如丘念台；或在日本留学，由大陆同学引荐前去，如林忠；或在大陆有故交，如连震东得其父连横的引路。这些台籍青年以亲身经历，体认到投身祖国大陆抗战，是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独立、等待台湾回归的现实路径。他们回到祖国大陆，拉近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之间的心理距离，是台湾回归祖国的探索者、践行者。连震东的经历具有代表性。

　　连震东（1904～1986），字定一，台湾省台南市人，为连横之子。1904 年4 月23 日，出生于台南沈氏外家。有姐妹3人。他是家中惟一的男孩，深得父母厚爱。连震东幼承家学。1919年4月，东渡日本，入庆应大学普通部（中学部）学习。1923 年3 月毕业，升入庆应大学经济学部预科，1926 年升入庆应大学经济学部本科，于1929 年毕业。然而，由于台湾总督府的歧视政策，在日据下出生的1920年代台籍青年的出路主要有医生、下级官吏、律师、教师。连震东学成返回台湾，求职困难。其时，连震东之父连横与友人在台北太平町（今延平北路）经营雅堂书局，连震东参与服务。但因亏损严重，书局只得关闭。连震东进入《昭和新报》社，任职记者。

　　人生阅历丰富的连横，已到知天命之年，而其独子连震东若继续在日本人开办的报社任职，还是寄人篱下，走自己的老路。而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不同于北洋政府，它在形式上初步统一了全国东部大部地区，展现了一些新气象。这让连横看到了希望。不过，1920年代赴日本留学的台籍青年近千人，大部分却只能回到台湾谋职，而留在大陆谋职的台籍青年，举目无亲，求职带有盲目性，故与连震东同时代能够进入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台籍青年实在是凤毛麟角。[1]为了其子的出路，连横于1931年4月致函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兼北平政治分会主席的好友张继（1882～1947）[2]，称“儿子震东毕业东京庆应大学经济科，现在台湾从事报务”“弟以宗邦建设，新政施行，命赴首都，奔投门下”“如蒙大义，矜此孑遗，俾得凭依，以供使令，帱载之德，感且不朽！”“且弟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3]托孤之情，溢于言表。

　　连震东奉父命，携连横致张继亲笔函，在南京西华门吴铁城先生处见到张继先生。张继阅连横手书，“真挚沉痛，大义凛然，感动之深，历久难释”。[4]他十分看重与连横的情谊，带连震东赴北平。连震东暂住国民党华北党务视察办公处，解决了食宿问题，开始学习国语。连震东未费周折，不到30 岁，即进入国民党机关内，谋得一职。而早于连震东来到大陆的台籍青年，如洪炎秋、张我军、宋斐如等人，仍是不得其门而入，只能自谋生路。

　　1932年，连震东转赴西安，先后任西京筹备委员会专门委员、西京筹备委员会秘书、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总务科科长、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政治教官。1934年，经好友洪炎秋夫妇介绍，连震东与赵兰坤[5]在北平结婚。在西安生活期间，连震东月入微薄，境况颇苦。妻子赵兰坤在学校任职，并养家禽家畜出售以补家用。独子连战，于1936年8月出生于西安。[6]

　　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其时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台籍人士进入政府机关、军队任职有严格限制。连震东的台籍身份不利于他在政府机关长期工作。为此，他效仿其父，请求恢复中华民国国籍。经过一番努力，连震东于1937 年9 月11 日，奉准恢复中华民国国籍。[7]经由朱大敬、黄伯芝两同志的介绍，连震东于1939年6月加入中国国民党。[8]他在履历表上填写的公开籍贯为“福建龙溪”。[9]

　　连震东自1931 年回到祖国大陆，在国民党机关中任职，努力学习国语，适应大陆北方、西北干燥、寒冷的生活环境，从国民党政权基层公务员做起。他所学专业是经济学，在大陆所做的工作是机关事务性工作。他脚踏实地，低调虚心，向长辈同事请教，认真学习，增长阅历，开拓眼界，感悟国民党的政治文化，磨练意志品质，不因生活环境恶劣而抱怨，不因升职迟缓而郁闷，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在抗日工作中发挥普通一员的作用，逐渐得到了上司的认可和同事的理解，他们开始对这位来自南方的台籍青年刮目相看。

二、思考收复台湾的方案

日本侵占台湾，是其侵略中国的第一步。1931 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步步紧逼。1936 年6 月28 日，连横病逝于上海。弥留之际，连横谕连震东，“今寇焰迫人，中、日必有一战，光复台湾即其时也”。[10]1937 年7 月，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在西安工作的连震东，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危亡。饱受亡国奴的苦闷，他意识到全面抗战直至胜利，是台湾回归祖国的一个历史性契机。为此，他撰写了《全面抗战与台湾》一文，刊于1937 年12 月30 日及31 日的《西京日报》上。该文简要回顾了台湾历史、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经过，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是台湾自己的台湾，更绝对不是日本的台湾”，断言“台湾非收复不可”。关于“祖国对台湾应有的工作”，他援“东北宣抚使”例，建言国民政府“任命台湾宣抚使”，派遣工作人员进入岛内，“对台湾同胞宣传抗战的经过”。关于“台湾同胞应有的工作”，他提议，广大台胞应“反抗命令”“抗租抗捐”“经济的不合作”“罢工罢市罢课”“扩大革命团体”“肃清汉奸刺探敌情”，来呼应祖国大陆的抗日战争。[11]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连震东就敏锐观察到全面抗战与台湾回归祖国间的关系，与当时其他在大陆的台籍精英相比，走在了时代前列。但西安地处西北，台籍人士极少，连震东很难找到台籍同胞，互通声气。全面抗战之初，国民党政权忙于撤退，难以顾及台湾问题，任命“台湾宣抚使”之类，仍很遥远。在日本高压统治下的台湾同胞，很难采取实际行动，公开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西京日报》主要在西北一带发行，传播有限，难以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产生影响。所以，连震东的收复台湾提议，得不到国民党高层的关注。而连震东深知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差距，中国军队很难在短期内打败日军，只得等待时机，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1941 年12 月初，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台籍志士谢南光、宋斐如、黄朝琴等人相聚于重庆，并于1942年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收复台湾，献言献策，发起抗日复台运动。

　　连震东闻讯，意识到收复台湾即将提到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上。虽然他远离国民政府的权力中枢重庆，位卑未敢忘国忧。为了早做准备，连震东根据手头积累的台湾资料，如连横著《台湾通史》《台湾诗乘》、台湾总督府编《台湾年鉴》、矢内原忠雄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等书，工作之余，以浓厚的思乡之情、对故土的理智认识，研究台湾历史，分析日据下台湾的统治现状，思考收复台湾的具体可行方案。

　　经过数月努力，连震东于1943 年8 月4 日，草成《台湾与中国》一文，约9000 字，于当年10月发表于月刊《战干》。该文包括绪言、台湾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台湾对于中国军事上之重要性、结论，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论述了台湾与祖国的密切联系。[12]

　　1943 年8 月5 日，连震东又撰写成《台湾之过去、现在及其将来》一文，刊于1943 年10 月份《思潮》杂志。该文2万余字，共分5部分，一为“绪言”；二为“割让前之史略”，包括“上古至荷兰人占据时代”“郑氏时代”“清代及民主国时代”；三为“日本统治台湾之现状”，下分“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民族运动”；四为“收复后治台之方案”，下分“党务”“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人事”；五为“结论”。较之《台湾与中国》一文，其篇幅增加近一倍，在广度上、深度上明显加强；其中关于台湾史部分，主要取材于连横著《台湾通史》，侧重点在于收复台湾的具体方案。

　　收复台湾，视其为中国的普通省份，还是特殊省份？连震东以其亲身经历，深感“台湾人是中国人绝无问题，但是我们同时要承认他们已经变质了”，因此“治理台湾的方案才有商榷的必要”。[13]关于治理台湾的原则，他建议台湾实行特殊省制，“日本在台湾之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社会等各种组织及其施设，除有违背三民主义，违反国家利益，有害台湾人幸福生活者，应立即废除外，其他应仍承认其存在”“渐次改进，使其与其他中国内地各省趋于一致为原则”。[14]连震东认为，收复台湾后，“他如政治上之要务，如户政、土地登记、市区改政、义务教育、专卖、经济立法、卫生立法”等，“收复后自应仍照其成规继续施行，初不必因在中国尚未施行而加以废止”。[15]

　　关于治台人才的培养，连震东建议“以就地取材为原则”[16]，“然以台湾被占已达半世纪，台人士对祖国多生隔阂，为使台湾与祖国加紧结合，自非有祖国人士协助不可”[17]。因此，他提出“收复后即在台湾训练本地人士，或调至内地训练，并使台湾人士在内地有服务各部门之机会，如是在政治、经济、教育、人事各方面台湾与祖国自可于极短期内，混然成为一体矣”。[18]

　　他还提出应在中央训练团设“治台人员训练班，甄选各地人格高尚、身体健康、办事敏捷，富有政治、党务、经济、教育各种工作经验之人才，及在祖国服务的台湾人士加以训练，以备他日之用”[19]，培训至少1万名台湾行政干部。至于训练的学科，“除中央训练团现有之科目外，应再加以日本之政治、法律、经济、台湾之历史、地理及日文等应有之知识，人员至少须一万人，方克足用”[20]。问题是，抗日战争仍未取得胜利，国民党政权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人力去培训1 万名治理台湾的行政专才。直到1944 年底，国民党中央在中央训练团内开设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只办了1期，包括连震东在内，仅培训了118名台湾行政专才。[21]

　　关于台湾光复后的文字使用，连震东主张中日文并用，“公文、契约等应暂时并用中日文，其用日文者仍认为有效，待国文普及之时，即行废用日文”。[22]至于如何在台湾推行中文教育？过度期到底是多长？国语教材由谁编写？国语教师如何选拔？国语课程如何设置？连震东还未深入思考这些深层次问题。台籍志士谢南光等人则准备10 年为期，逐渐过渡到使用中文。事实上，台湾光复初期推行中文之难与强制推行遇到的阻力，早已超出了连震东等人的预期。

　　收复台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诸多层面，必须要有可操作性的方案。连震东长期思考这些问题，有备而来。在1943 年夏，讨论收复台湾的具体方案，反映出连震东关注台湾命运。更重要的是，连震东并非纸上谈兵之人，他清楚地意识到“今日或者有人说抗战正在艰苦困难之中，讨论治台方案，未免过早”，但他“坚持抗战必胜，台湾必收复，建国必完成”，但“治台方案不能立成，治台人才不可骤得”，故“在今日预为计划养成，方不至于措手不及”“愿政府当局与国内人士，将台湾问题与其他建国事业同样看重，勿稍轻忽”。[23]而他所提出的具体措施，是他对比台湾与大陆的方方面面得出的，具有一定的真知灼见，并非无的放矢，促成有识之士关注台湾的前途与命运，自有其重要的价值。尤其《台湾之过去、现在及其将来》一文，条理清晰，史实充分，对日据下台湾的认识有理有据，提出收复台湾的措施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操作性，显示了连震东扎实的国文功底，深厚的理论素养，对中日两国及台湾社会的深入了解。

　　1943 年12 月初，《开罗宣言》公开发表。连震东受到鼓舞，整理旧稿，迅速撰成《五十年来之台湾》一文，刊于1943年12月30日及31日的《西京日报》。该文包括绪言、被压迫的历史、斗争的历史、结语，简要介绍了日据下台湾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状况，以及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建言国民政府“承认台湾为沦陷省份”“拟订复台方案”。[24]

　　连震东在西安工作多年，期间不断思考收复台湾的大计。虽然以组织能力与抗日经历，连震东不能与谢南光、李友邦等人相比；以研究与宣传能力，连震东未必能达到宋斐如、李万居的水平；以所处地域，西安远离战时中枢重庆，亦非抗日前线。但连震东有其过人之处，十几年的公务员生涯，养成了脚踏实地、低调内敛、行稳致远的行事风格；他独处西安一隅，虽然因交通不便，在《思潮》《战干》《西京日报》上发表的收复台湾文章很难传播出去，但也放到国民党高层决策官员的案头；其认真思考收复台湾的方案，尽管反响不大，未得到上级的采纳，却为之后参与收复台湾工作做好了前期研究准备。

三、支持台湾特殊省制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收复后当然要施行中华民国的法规。在这样的大方针下，陈仪等人坚持台湾的特殊性，要建立台湾特殊省制，反对把内地的省政府制度照搬到台湾。对此，包括连震东在内的台籍志士早有建言。

　　1944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下简称“台调会”），负责制定收复台湾的纲要草案，陈仪出任主任委员。台调会经常邀请在重庆的台籍志士，请他们发表意见，集思广益。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有人主张将其归为福建省，有人主张将其划为一特殊区域，也有人主张恢复台湾行省。5 月，台调会开始起草台湾接收计划纲要，就收复台湾后施行何种行政体制问题展开讨论。国民政府对政治制度的设计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关于接管台湾的计划，尤其是政治制度，陈仪、熊式辉都主张应有特殊的组织，以便应付特殊的环境。在讨论中，也有人全盘否定台湾总督府，建立省政府，推行民国通行的一切法令规章。台籍志士黄朝琴等人则主张，设置高度集权的省政府，付以较大权力，制订不同于内地省份的单行法规，这是过渡时期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1944年6月，连震东来到重庆，进入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为专门委员，军简二阶，协助研究台湾问题；住在重庆李子坝。[25]不过，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重点研究美国、日本、英国、苏联等国，而非台湾。连震东若能进行对台工作，更能材尽其用。因此，张继便向时任台湾调查委员会（下简称“台调会”）主任委员的陈仪推荐了连震东[26]，而陈仪早已读过连横所著《台湾通史》，并将其作为研究日据下台湾的参考资料。

　　7月21日下午，陈仪在中央设计局会议室举行座谈会，召集台籍志士黄朝琴、谢南光、李纯青、谢挣强、连震东等人参加，讨论复台计划。黄朝琴、谢南光等人力主台湾特殊省制，连震东予以支持，指出“台湾人的生活有许多地方是良风美俗”“接收以后，我们要设法维持”，因“台人经过日人多年的训练，过的是新生活”“在一些琐碎生活上，比较直率，希望能够保存”“台湾人做人无所谓心眼，‘心眼’两字在台湾语中就没有”。台湾“收复以后，亦必须要比日人好”“台湾人需要自由、幸福、平等，相信一定可以做到”。他告诫“散兵游勇不让带到台湾去”。[27]在收复台湾的大政方针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考虑到大陆仍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台湾已初步工业化，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相差甚大，连震东更关注收复台湾的细节工作，避免给台胞带来新的困扰。

　　经过几次讨论，大家意见趋于一致。制订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规定：“（1）台湾接管后一切设施，以实行国父遗教、秉承总裁训示、力谋台民福利、铲除敌人势力为目的。（2）接管后之政治设施：消极方面，当注意扫除敌国势力，肃清反叛，革除旧染（如压制、腐败、贪污、苛税、酷刑等恶政及吸鸦片等恶习），安定秩序；积极方面，当注重强化行政机关，增强工作效率，预备实施宪政，建立民权基础。”强调“民国一切法令，均通用于台湾，必要时得制颁暂行法规。日本占领时代之法令，除压榨、钳制台民、抵制三民主义及民国法令者应悉予废止外，其余暂行有效，视事实之需要，逐渐修订之。”关于地方政制，“以台湾为省，接管时正式成立省政府”“接管后之省政府，应由中央政府以委托行使之方式赋以较大之权力”“接管后应积极推广地方自治”。[28]

　　由于连震东在台调会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规中矩，陈仪认为其乃可造之材。7月25日，陈仪复函张继：“惠书并承介绍连雅堂先生哲嗣震东，此君经已晤谈，箕裘先绍，实感庆幸。兹已函请设计局任用，调台湾调查会服务。”[29]次日，陈仪致函中央设计局负责人熊式辉，建议录用连震东为台调会专门委员或专员，“派会服务，以利工作”。[30]应陈仪之命，8 月7 日，中央设计局下令，任命连震东为中央设计局专任专员，并指定在台调会工作。[31]可惜连震东因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颇重，未到台调会任职。

　　为了培养收复台湾的专才，国民党中央于1944 年12 月，在中央训练团内设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从各级机关招录了120 名工作人员参加受训，其中就有连震东。与大陆籍学员相比，连震东深具台湾生活背景，自然在台湾问题认识上具有其他学员和老师不具备的知识结构；与台籍学员相比，连震东因蒙家学陶冶，长期关注台湾历史，研究日据下台湾社会现状，因此，他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更加专业，所发表意见甚多切要。1945 年3 月4 日上午，中央训练团台干班举行国父纪念周，连震东主讲“如何建设新台湾”，分政治、经济、文化三点说明，引起全场注意。[32]台干班学员薛人仰回忆，“同班一百多位同学中对台湾实际状况了解之深切，以震东先生为最”。在研拟方案时，他“所发表的意见远比书面上的资料更为同学所重视”。同学们所拟的方案，也“因为他的参加意见而免于闭门造车之讥”。他在班上议事，“正直坦率，待人诚恳而和蔼可亲，有长者之风”，他在班上年龄并非最大，“全班的同学都尊称他为‘连大哥’而不提其名”。[33]台干班学业结束后，连震东仍回原单位工作。1945 年6 月，连震东调任国际问题研究所第一组副组长兼该组第二科科长，负责主编《台湾民声报》[34]。

　　综上，连震东从西安来到战时首都重庆，进入国民政府直属机关工作，成为对日工作的专职研究人员，获得较多接近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机会。他与一些台籍志士朝夕相处，得以切磋交流。参与台调会的讨论，进入台干班学习。而陈仪等人经过与连震东的接触，认识到其在台湾问题上深具专长，对接管台湾确有真知灼见。应当说，连震东没有谢南光那样振臂一呼的台湾抗日经历；不可能像李友邦那样，组织台湾义勇队，驰骋抗日前线；也没有宋斐如那样的文才，对日本问题有深刻研究。但他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尽已所能，介绍台湾的历史与文化，为抗日复台运动添一块砖、加一片瓦，是台干班学员中的高材生，等待发挥专长的时机，终于成为接管台湾的后备人才。

四、参与台湾接收工作

为了台湾回归祖国，台籍志士南北奔走呼号，出生入死。日本投降之际，他们由“保卫祖国，收复台湾”，而萌发“建设台湾，保卫祖国”的强烈愿望。此时，台湾革命同盟会常务委员会决议成立“协助收复台湾工作委员会”，拟设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4 组，推举张邦杰为军事组组长，陈幸西、王民宁为组员；李万居为政治组组长，谢南光、谢挣强、林鸿鸣为组员；庄希泉为经济组组长，王蕴玉、苏铁化为组员；宋斐如为文化组组长，林忠、连震东为组员。[35]

　　1945 年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收复台湾进入实施阶段。8 月27 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主张党政军统一接收方式，采取国有化公营政策，继续走现代化之路，故向蒋介石提出不在台湾建立省政府，而设行政长官公署，作为过渡机构，得到蒋介石的首肯。9月4日，《台湾省行政公署组织大纲》颁布[36]。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基本上沿袭了战时日本台湾总督府的模式，以保证接收的顺利进行。

　　应当说，在台湾实行特殊省制是台籍志士一直鼓吹的。在这点上，陈仪与台籍志士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但是，到底由谁来落实高度集权的台湾特殊省制，台籍志士与陈仪的分歧较大。台籍志士希望国民党中央派遣他们参加复台实际工作，委以大任[37]，而陈仪却起用大量其在福建的旧部及亲朋故交，而台籍志士无一人上榜，这令他们十分不快。因此，连震东直接将矛头指向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制度，“日本人统治滚蛋，台湾人自己来实行民主政治！”他“承认台湾人为中国四万万人而牺牲，含辛茹苦，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社会生活容与祖国未能尽同，治理的方法，在过渡时机也不必全部和祖国一样”，但是“绝对不可以后治理方法的不一样，而使台湾人发生统治殖民地姿态的出现，或是总督制度的复活的错觉”，但“台湾省长官公署组织大纲第二条，行政长官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署令，并得制定台湾单行条例及规程”，这条规定和台湾在日人统治下，“台湾人所最痛心疾首的法律第六十三号第一条，台湾总督于其管辖区域内，得发布有法律效力的命令，这条规定互相比较起来很容易发生上述的错觉”。[38]

　　针对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多次呼吁，国民党中央、国民参政会都有吸纳台籍志士参与复台工作的共识，蒋介石也做出批示，应安排丘逢甲之子丘念台以接收台湾的实际工作。[39]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一批台籍志士参与了台湾接收与重建工作。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的谢东闵任高雄县长，刘启光任新竹县长，游弥坚任台北市长，李万居任台湾《新生报》社长，外交部系统的黄朝琴任台湾省议会议长，军队系统的王民宁等代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参加了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黄国书参加台湾军事接管工作。[40]而台湾光复初期，台干班118学员约有100名学员来到台湾，从事战后接管与重建工作，其中就包括连震东、柯台山、谢挣强、曾溪水等台籍志士。

　　根据先求稳定的原则，1945年11月1日起，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开始各项接收工作。[41]在此之前的10 月24 日，连震东与刘启光、谢东闵等人由福州乘美舰返抵基隆，回到阔别14 年的故乡。11 月2 日，连震东便被任命为台北州接管委员会主任委员。连震东之前的工作主要是事务性工作、研究工作、办报工作，是辅助上级工作。此时，他独当一面，对其能力是一大考验。好在连震东有台北生活经历，接受过日本文化的教育，对民政事务较为熟悉，主持接管工作，与其他国民党大陆籍官僚相比，自然得心应手，有条不紊。为了保证接收的顺利，连震东发布《告台北州同胞书》，强调维持治安的重要性。他拜访老友颜钦贤等人，请他们帮忙，协助维持社会秩序。连震东采取逐渐接收，先维持现状，避免引起混乱，扰乱民众的正常生活。[42]

　　11 月5 日，连震东成立台北州接管委员会，制定接收日程及应注意事项。其主要工作有：一般州厅以下各级行政机构之接管工作；指挥监督州厅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继续办理日常事务；筹办接收区内县市政府之成立；考察各级干部，选拔优秀人才。10日，开始接管总务及产业部、警察部。11日，接管武器、被服备品、交通、电信器材，及人事、刑事等项。他走访北投、文山、淡水等地，了解接管的实际状况，指导工作。台北州的接管工作较为顺利，与连震东的妥善规划、逐步实施是分不开的。曾参与接管并协助连震东工作的薛人仰回忆，“光复之初，政府来台接收，首为安定社会，安定民心，提拔忠贞人士，实施地方自治”，设置“台北州接管委员会，即负责接收现在的台北县，和后来改隶台北市的内湖、南港、木栅、景美、士林、北投等六区，及宜兰县全部地区”。连震东主委“对地方人士的提拔非常慎重”“各地民众看到我们这样的接收，真正还政于当地人民，莫不欢欣鼓舞，归心祖国”。[43]

　　12月底，台湾接管工作大致完成。台北州奉令改为台北县，陆桂祥出任县长。在陆桂祥未到职前，连震东兼任台北县长。完成台北州的接管工作后，连震东于1946年2月回到长官公署机关工作，任参事，负责台湾省各级民意机关成立事宜。同年5 月，他出任台湾省第一届参议会秘书长，协助黄朝琴处理日常事务。10 月，连震东当选为台籍制宪国大代表。11 月，他赴南京，参加制宪国民代表大会，行使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44]

　　应当说，无论资历、能力，还是任职、经验，连震东不足以与谢南光、李友邦、宋斐如、谢东闵、李万居、黄朝琴等人相提并论。但是，连震东是台干班所有赴台学员中年龄最大的，他赴台最早，任职较高，完成任务较好；又因其台籍身份，出任制宪国大代表，成为台干班所有学员中业绩最大者，进入台湾省权力高层。这不仅是台干班大陆籍学员不能与其相比，也是台干班的台籍学员所不能相比的。

五、结语

台湾本土精英自称“唐山”，称外省人为“阿山”，对留居大陆一段时日返乡的台人称为“半山”。两岸人民分离50 年，无论经济发展、政治制度，还是文化风俗、民众心态都有很大的差异。台籍青年很早离开家乡，投身抗日战争，鼓吹台湾归回祖国，要求建立台湾省政府，设计特殊省制，参与战后台湾接收与重建，努力在国民党大陆籍官僚和台湾人民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台湾光复初期的接收与重建阶段，维持社会秩序，逐渐改变法规，化解事务分歧，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连震东无疑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人士。他从理论到实践，从书本到实务，从筹划到实施，为台湾回归祖国与战后重建，任劳任怨，竭尽绵薄之力，将自己的才干奉献给家乡建设，取得初步成绩，完成了先人未竟的遗愿。

　　注释：

　　[1]黄朝琴是一个特例。出生于台南县富商家庭的黄朝琴（1897～1972）曾留学日本、美国。1927年，他到上海，以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毕业、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科硕士的学历，经友人推荐，进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工作。载黄朝琴著：《我的回忆》，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30～31页。

　　[2]张继，字溥泉，为国民党元老，连横早与其相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张继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兼北平政治分会主席。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筹划迁往洛阳，并以西安为陪都，张继任西京筹委会委员长，后兼任国民党华北办事处主任。

　　[3]《连横致张继函》，郑喜夫编撰《连雅堂先生年谱初稿》，作者自刊，台南市，1975年，第146页。

　　[4]刘宁颜、郑喜夫编撰：《连故资政震东年谱初稿》，台中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9年，第36页。

　　[5]赵兰坤，东北沈阳人，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社会服务科，为基督教徒，曾任抚顺县立师范训导主任。

　　[6]刘宁颜、郑喜夫编撰：《连故资政震东年谱初稿》，第47页。

　　[7]刘宁颜、郑喜夫编撰：《连故资政震东年谱初稿》，第49页。

　　[8]刘宁颜、郑喜夫编撰：《连故资政震东年谱初稿》，第53页。

　　[9]参见《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同学录》（1949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81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32页。

　　[10]《连雅堂先生家传》，连横著《台湾通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703页。

　　[11]连震东撰：《全面抗战与台湾》，西安：《西京日报》1937年12月30日、31日，第三版。

　　[12]连震东撰：《台湾与中国》，西安：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编印《战干》1943年10月，第14～22页，第85页。

　　[13][14][15][16][17]连震东撰：《台湾之过去、现在及其将来》，西安：新中国文化出版社编印《思潮》1943 年10 月，第85 页。

　　[18][19][20]连震东撰：《台湾之过去、现在及其将来》，西安:新中国文化出版社编印《思潮》1943年10月，第89页。

　　[21]台干班学员的姓名、年龄、籍贯、组别、毕业学校、工作单位，参见《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第一期教职学员通讯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4册，第110～146页。

　　[22]连震东撰：《台湾之过去、现在及其将来》，西安：新中国文化出版社编印《思潮》1943年10月，第86页。

　　[23]连震东撰：《台湾之过去、现在及其将来》，西安：新中国文化出版社编印《思潮》1943年10月，第89页。

　　[24]连震东撰：《五十年来之台湾》，西安：《西京日报》1943年12月30日、31日，第二、三、四版。

　　[25]刘宁颜、郑喜夫编撰：《连故资政震东年谱初稿》，第75页。

　　[26]《开罗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开始研议收复台湾的具体计划，并于1944 年4 月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陈仪出任主任委员。

　　[27]《1947年7月21日会议纪录》，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第24页。

　　[28]《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第49～51页。

　　[29]《陈仪致张继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2册，第144页。

　　[30]《陈仪致熊式辉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2册，第145页。

　　[31]《中央设计局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2册，第146页。

　　[32]《唐秉玄台干班日记》，《台湾史料研究》第34号，台北：2009年12月，第83页。

　　[33]欧素瑛记录整理：《薛人仰先生访谈录》，台北：“国史馆”1996年9月，第218页。

　　[34]该报于1945年4月16日创刊于重庆，系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行，实为半月刊，发行人李万居。

　　[35]《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协助收复台湾工作委员会”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张瑞成编《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第295～296页。

　　[36]《台湾省行政公署组织大纲》的具体内容是：第一条、台湾省行政长官隶属于行政院，依据法令综理台湾全省政务。第二条、行政长官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署令，并得制定台湾单行条例及规程。第三条、行政长官得受中央委托办理中央行政，对于在台湾之中央各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载《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第113～114页。

　　[37]《拟请有关台湾事业之军政机关尽量录用台湾人案》，《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403页。

　　[38]连震东撰：《台湾人的政治理想和对做官的观念》，重庆：《台湾民声报》1945年10月。

　　[39]《收复台湾意见案》之《邹鲁、陈济棠上蒋介石书》，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1010020A001。

　　[40]资料来源：《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三月来工作概要》，台北：1946 年，第6～7 页；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人事室编印《台湾省各机关职员录》，台北，1946年7月。

　　[41]《台湾的施政方针》，《陈长官治台一年来言论集》，台北：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编印，1946年，第1～4页。

　　[42]刘宁颜、郑喜夫编撰：《连故资政震东年谱初稿》，第90～92页。

　　[43]欧素瑛记录整理：《薛人仰先生访谈录》，第33页。

　　[44]刘宁颜、郑喜夫编撰：《连故资政震东年谱初稿》，第87～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