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靓

　　（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一、马尼拉闽南方言系属

此类研究将马尼拉地区的闽南方言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历史归属、发音特点等问题。如郭必之《早期马尼拉闽南语的系属问题》，陈晓锦的《东南亚华人社区闽南方言的唇齿清擦音f声母》、周堃的《17~18世纪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以语言、生产技术和宗教等为例》、范启华、吴建省的《浅析西菲时期闽南话音译词“SANGLEY”的汉语词源问题》等。

　　在马尼拉的侨社及部分华人家庭中闽南话是日常用语。郭必之在《早期马尼拉闽南语的系属问题》一文讨论的所谓“早期马尼拉闽南语”(Early Manila Hokkien，简称EMH)，是指十七世纪初菲律宾马尼拉地区华侨所说的闽南语。该文以“原始闽南语”(Proto-South Min)为出发点，通过全面检视Arte的音韵系统，厘清它所反映的EMH系属问题，提出EMH和“闽南语南支福建小支”共享为数不少的音韵创新，因此可以将EMH归入该小支。

　　1987年以后，他加禄语被称为“菲律宾语”（Filipino）。他加禄语中有许多词汇来自闽南方言的借词。许多他加禄语词汇是根据闽南语发音直接拼读、拼写出来的。例如：闽南语“面布”在他加禄语中的发音和拼写是“bim面po布”；“膏药”在他加禄语的发音和拼写是“ku膏yao药”；“火把”在他加禄语的发音和拼写是“huwi火pe把”；“二哥”则是“di二ko哥”；“豆干”则是“to豆kuwa干”；“斧头”则是“pu斧thaw头”；“顾客”则是“su顾ki客”；“巴豆”则是“ba巴taw豆”等等。简言之，闽南语借词使他加禄语更加丰富，也为其成为菲律宾国语起到了促进作用。

　　同时，马尼拉的闽南方言也受到当地其他语言的影响，在发音、词汇方面发生异化，与中国福建当地使用的闽南语有若干不同。如，在国内闽南方言的核心地带，不论是福建的厦门、泉州，还是广东的潮州、汕头、海康等地，都没有唇齿清擦音声母f-，而马尼拉的闽南方言中出现带有唇齿清擦音声母f-的福建话九例，分别出现在个别固有词语和英语的借词中。对于海外汉语方言来说，无论英语还是居住国的主流语言，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在原本缺少唇齿清擦音的方言里出现了f-，马尼拉华人社区的闽南方言这一表现显然是弱势的汉语方言接受居住国和同一社区内强势语言和强势汉语方言影响的结果。从词汇角度来看，有些词被替换或省略掉。闽南语里的连词基本采用普通话的连词，发音也与普通话发音很相似。如：虽然、但是，因为、所以等等。但是，在马尼拉华侨使用的闽南语中，这些连词已被“菲律宾化”，基本不使用福建地区的闽南语连词，而是有菲式的特殊连词。比如，菲语中的pero（但是）、kasi（因为）等词常常夹杂在闽南语中出现，成为当地闽南话的一部分。随着菲律宾华人族群（主要是闽南籍华人）逐渐减少使用这类词，甚至有些菲律宾华人到福建的闽南地区就听不懂某些词汇。

　　在长期的中菲语言接触与文化互动中，大量的闽南话词语以音译方式被吸收进菲律宾本土语言中，成为菲律宾本土语言中的汉语借词，丰富了菲律宾本土语言的词汇体系，如pechay（白菜）、tikoy（年糕）、kuyo（膏药）、susi（钥匙）等。

二、闽南方言文化特点

菲律宾华文文学语言吸收融汇了闽南方言、菲律宾语、英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的语言成分，并使用大量的“异形词”。这些特点使得律宾华文文学语言在保持汉语本身所固有的民族性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菲律宾色彩，具有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马尼拉当地的闽南方言文化具有独特的语言特色和文化特点，可总结为闽南方言词汇的吸收、闽南文化俗语的吸收和异形词三方面。

（一）闽南方言词汇的吸收

菲律宾华文文学语言大量使用了闽南方言词语。在菲律宾马尼拉华人华侨中,福建籍的居百分之八十以上,且大多来自闽南地区(如泉州、厦门等)。闽南地区的民间习俗及方言对马尼拉的华侨华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家园故土的深深的眷念使乡音乡俗得以在异国他邦延续下来。在菲华作品中,有大量的闽南方言词语和俗语。如：“唐山”(中国)、“吕宋”(菲律宾)、“咱人话”(中国话,多指闽语)、“头路”(工作)、“头家”(老板)、“某”(妻子)、“查某”(女人)、“夭寿”(口头语,表示惊叹、遗憾或不满)、“眠床”(床)、“代志”(事情)、“古意”(老实)、“水”(美,多指女性)、“缘投”(英俊,多指男性)、“贵气”(高贵,价值高)、“歹”(坏)、“衰”(倒霉)、“厝”(房子)、“子婿”(女婿)、“困”(睡觉)等。

（二）闽南文化俗语的吸收

另外，很多菲华作家的作品中融入了闽南方言俗语，增强了文学作品的生动性与感染力。董君君的作品《黑豹与哈巴狗》中有这么一段话：“上帝创造大地万物各从其类。菲谚语有句话说‘仙突树不会结芒果’，而中国有句俗话说‘劣竹出好笋’——卑微的父母养出‘出类拔萃’的儿女多的是。”在这段话中，作者引用了菲律宾谚语和闽南俗语。仙突树和芒果树都是菲律宾常见的果树，仙突树的果子是酸的,而芒果是甜的。以“仙突树不会结芒果”这句谚语为喻,是为了说明“龙生龙，凤生凤”的道理。“劣竹出好笋”是闽南的一句俗语，意为卑微的父母也能培养出优秀的子女，这正好与菲谚语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以“劣竹出好笋”这句闽南俗语来反衬“虎父犬子”的亚冷与依利这对父子，具有讽刺意味。

　　柯清淡的《五月花节》则以“千银买厝，万银买厝边”这句富有闽南特色的俗语来说明华人与当地菲律宾人友好相处的重要性。除此之外的闽南俗语还有很多，如“久病无孝子”“亲生子，不值荷包仔”“好儿好匕桃（好玩儿），歹儿不如无”“穷厝无穷路”“顶厝人在打儿，下厝别人的儿乖”“一双手五粒钮”“乞丐灶不嫌好歹柴”等。这些俗语不仅通俗形象，而且使菲华作品充满了浓郁的闽南乡土色彩。

（三）异形词

与中国当代文学所使用的现代汉语普通话相比,菲律宾华文文学语言存在不少“异形词”。所谓“异形词”，指的是菲华作品中的某些词语在词形上与中国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词的规范形式相比有些变化，不十分“规范”。菲华作品中常用的“异形词”大致可分为同素反序词、近义语素合成词和同（近）音假借合成词三种类型。

　　同素反序词指构词的两个语素和普通话的规范词相同，但顺序相反,如“灌浇在头顶与背脊上”（灌浇—浇灌），“心身是遭遇怎么样的痛苦及疲倦呀”（心身—身心），“良善的菲律宾人”（良善—善良），“他整个脸因阵阵的剧痛而曲扭着”（曲扭—扭曲），“它就猛凶地狂吼”（猛凶—凶猛），“阿桃有些懦怯地问道”（懦怯—怯懦），“四下寻觅凉阴处坐”（凉阴处—阴凉处）等。

　　用近义语素来替代其中一个语素而构成异形的合成词，是菲华作品中“异形词”的另一种形式。如“说正格的”（正格—正经），“一个搞出入口贸易”（出入口—进出口），“狂风挟着豪雨的侵袭”（豪雨—暴雨），“花三块钱车税”（车税—车费），“有一次发高热”（高热—高烧）等。

　　菲华作品中的“异形词”还包括纯粹的语音假借词，即借同、近音语素代替另一语素而构成的异形词。如“只有委曲大家吃泡面了”（委曲—委屈），“我那刁皮的妹妹”（刁皮—调皮），“以偿素愿”（素愿—夙愿），“他素性再不愿在家用粥”（素性—索性），“既使他结了婚也抱着遗憾”（既使—即使）等。

　　对于菲华作品中出现的“异形词”,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不合规范”。相反,它在客观上如实地反映了现代汉语在不同时空下的发展与演变。这些“异形词”的产生原因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汉语内部的构词本身来看,并列结构的词在形式上往往较自由,可以前后顺序颠倒（同素反序词），也可以用同义语素替换另一语素（近义语素合成词）。而音变的影响及同音字的大量存在，也容易产生“异形词”（同/近音假借合成词）。从词汇的来源和背景看,这些“异形词”与文言词语、闽南方言及外来语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如“入口”的“入”“豪雨”的“豪”是文言词；“高热”是闽南方言词,而“车税”的“税”则是来源于英语。这些异形词虽然有别于普通话的规范词语，但正是这种不同,构成了菲华文学语言的又一特色。菲律宾华文文学是用汉字创作的，这就决定了它的文学语言具有汉语本身所固有的民族特色，与此同时，它又善于使用富有地域特征的文学意象，对闽南方言、菲律宾语、英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成分兼收并蓄，并创造了大量的“异形词”，这又使得菲华文文学语言具有鲜明的菲律宾色彩。

三、闽南方言教学

这类研究讨论在马尼拉地区的华文教学中，闽南方言的地位，对当地普通话学习者产生的影响等问题。

　　菲律宾华人绝大部分祖籍闽南，因此，闽南方言是菲华社会的通用语言。在传统的华语教学中，闽南方言是绝大多数学校的通用教学语言，而且学生回到家中仍有说闽南方言的语言环境。唐甜甜针对大马尼拉地区华文教学情况的调查研究发现，很多华人学生在家里同时使用闽南话、英语和菲律宾语三种语言，和兄弟姐妹多用英语和菲律宾语交流，和长辈们说闽南话，有一些不会表达的词汇会选择英语和菲律宾语。虽然老一辈的华人习惯说闽南话，但华人子女华语环境的缩小使得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己经较少或根本不用闽南话和华语交流。这种现象对当地的华文教学提出了迫切的挑战：在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中，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的争议最激烈：1.教学语言是继续使用闽南方言还是改用普通话；2.是教繁体字还是简体字；3.是教注音符号还是汉语拼音。对于华校的课堂教学是用闽南话还是普通话教学这一问题存在诸多分歧，主要表现这三个观点：只教授普通话；两者同时进行；幼稚园阶段用闽南话教学，小学学习普通话等。

　　复杂的历史环境导致菲律宾的语言环境的多元化：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以菲语为主导，在教育中以英语为主导，在部分侨社和华人家庭的交际中以闽南语为主，处于从属地位。但由于历史的积淀，在菲律宾华人社会相对独立的交际场合，由于新侨民的涌入和华语新闻媒体的长期存在，华语还具有一定的市场。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菲律宾华语教育不可能采取第一语言的教学模式，也不能简单地采取第二语言的教学模式。吴颖在《〈菲律宾华语课本〉试析》中认为应该把这种教学模式设定为“语言技能教学与文化知识教学并重”、“中华文化与本地文化并重”的第二语言教学模式。

　　另外，有文献研究闽南方言对当地普通话学习者的普通话习得产生影响，如母语为闽南方言的普通话学习在学习普通话语音时会发生发音的迁移错误，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方面。

　　

　　表1 ：闽南方言母语者的普通话发音习得错误归类

　　菲华社会独有的闽南文化根性特质使其对闽南文化习俗表现出高度认同，这是菲华社会维系与“母体”中国传统文化连接的脐带。相对于其他文化，中国文化在马尼拉学校的对外汉语教材中所占比重最多而且包含的内容最丰富。而在中国文化中，闽南文化，闽南的传说、地名，华人迁移史等内容在课文中时有体现。从对闽南文化的眷念和认同等特征入手，对闽南文化进行梳理和拓延，寻找与中华文化的契合点，改变传统文化纵式叙述和版块式教学思路，规避闽南文化中世俗性等负面指征，重新架构起中华文化传播的整体框架，在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价值。

四、闽南方言文化的传播

随着闽南移民的大量增多和华侨社会的形成，闽南文化被移植到东南亚各地，在华侨华人乃至其他民族中传播，成为当地多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现象在马尼拉表现最为明显。至今，在马尼拉的华人区、华人家庭、华文学校、佛教道教寺院等，闽南文化都得到较好的保存和传播，如，宗亲社团、南音社团两方面的文化活动可以看出闽南文化在马尼拉的传承；而菲律宾华人清明扫墓习俗和宗教融合这两个方面体现了闽南文化在马尼拉传播过程中的植变。菲律宾的闽籍华侨还保留了许多福建民谣，许多老一辈华侨将这些民谣传给自己的子女。如：马尼拉流行的《十二生肖歌》，“蜀鼠，二牛，三虎，四兔，五龙，六蛇，七马，八鸡，九狗，十羊，十一猴，十二猪”。

　　菲华社会独有的闽南文化根性特质使其对闽南文化习俗表现出高度认同，这是菲华社会维系与“母体”中国传统文化连接的脐带。相对于其他文化，中国文化在马尼拉学校的对外汉语教材中所占比重最多而且包含的内容最丰富。而在中国文化中，闽南文化，闽南的传说、地名，华人迁移史等内容在课文中时有体现。从对闽南文化的眷念和认同等特征入手，对闽南文化进行梳理和拓延，寻找与中华文化的契合点，改变传统文化纵式叙述和版块式教学思路，规避闽南文化中世俗性等负面指征，重新架构起中华文化传播的整体框架，在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价值。

五、小结

目前闽南文化海外传承的最大危机是菲律宾政府顽固的“菲化”政策，企图弱化、同化闽南人，同化闽南文化、中华文化。有学者提出，要摆脱当前困境，应该从积极开展国民外交，努力消除菲、华两大民族间的隔阂、努力开展菲律宾的华文教学，以及加强菲律宾华侨华人与祖籍地闽南地区的各种联系等方面着力。

　　注释：

　　[1][5]郭必之：《早期马尼拉闽南语的系属问题》，《语言研究集刊》2018年第2期。

　　[2][8]陈晓锦：《东南亚华人社区闽南方言的唇齿清擦音f声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3][7][9][24]周堃：《17~18世纪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以语言、生产技术和宗教等为例》，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4][10]范启华、吴建省：《浅析西菲时期闽南话音译词“SANGLEY”的汉语词源问题》，《福建史志》2021年第2期。

　　[6]Chan-Yap，Gloria（1977）Hokkien Chinese Loanwords in Tagalog,Linguistic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and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20;39~42.

　　[11]董君君:《黑豹与哈叭狗》，《董君君小说集?千岛新事》，菲律宾:王国栋文艺基金会，1999年。

　　[12]柯清淡：《五月花节》，《菲律宾新潮文艺社·菲华散文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

　　[13]林明贤：《菲律宾华文文学语言特色》，《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4]戴家毅：《菲律宾华文教育发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赖宁芳：《<菲律宾华语课本>中的知识文化研究》，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连志丹：《闽南方言语音对东南亚学生学习普通话语音的影响及教师的对策》，《海外华文教育》2004年第2期；唐甜甜：《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华文教学情况调查研宄——以侨中、中正、崇德学校为例》，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王燕燕：《菲律宾华校华语教学考察》，《汉语学习》1996年第1期；吴颖：《<菲律宾华语课本>试析》，《国际汉语教育》2009年第3期；朱东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菲律宾华文教育改革:探索、成效与思考》，《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5]戴家毅：《菲律宾华文教育发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王燕燕：《菲律宾华校华语教学考察》，《汉语学习》1996年第1期。

　　[16]唐甜甜：《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华文教学情况调查研宄——以侨中、中正、崇德学校为例》，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17]王燕燕：《菲律宾华校华语教学考察》，《汉语学习》1996年第1期。

　　[18][21][25]赖宁芳：《<菲律宾华语课本>中的知识文化研究》，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19]吴颖：《<菲律宾华语课本>试析》，《国际汉语教育》2009年第3期。

　　[20]连志丹：《闽南方言语音对东南亚学生学习普通话语音的影响及教师的对策》，《海外华文教育》2004年第2期。

　　[22][26]蔡明宏：《闽南文化视野下的菲华文化教育》，《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3]黄英湖：《东南亚的闽南人与闽南文化》，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等编：《闽南文化新探——第六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2012年；胡沧泽：《闽南文化中的海洋文化因素》，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海洋文化与福建发展会议论文集》（会议材料），2011年。

　　[27]刘伯孽：《传承与擅变菲华文化中的闽南文化》，《闽台文化交流》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