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琛发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漳州363000）

四、敬惜字纸与崇文兴学

确认广福宫成立时主张的“神道设教”，以及此等儒家主流思维是能影响着传统华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也较能合理解释清代平章公馆的主流观念。如此方能说明，何以平章公馆内部供奉着神明，那年代也都一再执行广福宫事务，却偏偏会在1905年4月1日起，连续几天在《槟城新报》登刊《平章公馆佥议不宜再建神佛庙并不得捐献缘金公启》。事实上，广福领袖会以“平章公馆”名义如此发声，反而能反映出平章公馆与广福宫一致的思维传承，就是要保护原来广福宫以及其他各地区闽粤人公庙的立庙原旨、社会定位以及组织功能。

　　《平章公馆佥议不宜再建神佛庙并不得捐献缘金公启》，发布日期是阴历“光绪乙巳年花月二十九日”，即是阳历4月1日，正值南洋华人相应清明节十天前后扫墓祭祖期间。这份文件反对神庙浪费奢侈，基本道理其实不离广福宫引用自《易经》的神道设教说。本文开首，是根据《尚书?泰誓》说的“天听自我民听”，连续引用两处典故，说道“尝闻社公之鬼谋以亡曹；莘邑之神降而灭虢；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表明鬼神不应是献媚对象；而结论在“优胜劣败，世事无幸进之机；福善祸淫，天道有好还之报”。同时，这份启事更可能是指向当时各地私坛纷纭出现，重视公庙以外私设祭场会造成各自分散民众信仰力量，加剧私人赚钱迷信活动，并且以此攀缘地方权贵，最终潜伏各种危机，所以文中引用《论语?八佾》典故，直说平章同仁警惕神庙“媚奥媚灶，戚实自贻”。相应于此，广福宫副大总理林花鐕办理的《槟城新报》也在4月6日响应此公告，以社论《神权与民智之关系》批判迷信泛滥，说后果是“倚赖心生则自治力挫，日消月削，而国民之精神已化于不知不觉之中……侥幸者俱属于虚虚渺渺”，而后是主张“去神权之糜费者，兴学而引正之”。

　　槟城历史上，由广福宫而平章公馆，具体实行“去神权之糜费者，兴学而引正之”的例证，事实上就是体现在清末民初的本处例常活动。平章公馆内原来设有当地士人绅商组织的崇文社。1899年《槟城新报》报道，当地华人表达对祖先文化“崇源报本”，年年通过崇文社长期雇人巡走街头巷尾，收拾零碎字纸，然后把这些受污涂泥、流离沟渠、空墙贴白或故壁单张的字纸，盥以清泉再烧成灰烬；等到每年阴历三月二十七日祭祀之期，地方士绅、各学堂老师学生，以及诸姓氏公司宗族同人，就会各自穿着礼服衣冠，旗幡鼓乐前往广福宫，一起祭祀仓颉与沮诵两位圣人，向神位三献礼、焚帛、读祝文之后，再集合游行到河边，把黄纸包着的灰烬恭敬送水而去，以示语言文字的渊源与功能都是清白而来、清白而去。

　　自《1890年社团法令》生效，原来华人社会各种繁杂的组织活动，都有义务向殖民政府申请注册或申请豁免注册，申请书都得事先由警方负责调查与过滤。在海峡殖民地政府宪报，崇文社是在1890年8月22日就获得当局豁免社团注册，这除了说明其组织可能至迟1890年已经存在，或亦足以说明它主要是各学堂与公司联合举行敬惜字纸与祭祀活动的执行体制，属于全体华人公共组织内部本来应有的组成单位，不是拥有本身会所与特定会员，也未必是常年独立在其他组织以外的运作机构。因此，自1889年英国殖民政府新颁布的《社团法令》，要在1890年实施，崇文社获得了特准豁免注册的地位。

　　到了上个世纪下半叶，已故今堀诚二教授1966年和1970年两次到访槟榔屿，他那时见到仓沮二圣神位，已经不在广福宫，而是长期安立在平章公馆，公馆礼堂正面写着《恭颂仓沮二圣功德序》的纸屏风，并列有崇文社同人梁廷芳等三十人的名字，志明是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今堀老师根据屏风文字论述崇文社在平章公馆内部的功能，是负责普及义学及惜字会等任务。相比较1889年《槟城新报》报道，或可说明，广福宫的仓沮二圣神位迁入平章公馆接受祭祀，最迟发生在1904年，也可能就在当年阴历三月二十八日仓颉圣诞正日，所以才有同时赠送屏风之贺。

　　梁廷芳等人奉送《恭颂仓沮二圣功德序》到平章公馆的那年，整个槟榔屿的华人文化教育也正在走向新阶段。那时候，地方华人捐办的南华医院，除了培养考核中医药人才以及在平民百姓间治病救人，早在1888年便借用平章公馆，分别主办闽粤二语义塾学堂，统称“南华义学”。而梁廷芳在那年代作为赠送《恭颂仓沮二圣功德序》屏风的首名善士，除了在南洋各地从事农工矿事业有成，也担任着清朝驻槟榔屿等处副领事官。梁廷芳原籍嘉应州，更多人不称其名而称其号“梁碧如”，他1904年的领事官重任之一，便是联系日本和两广等各处，物色懂得新学的教员，还要求对方能沟通闽粤方言以及使用官话教学，准备实行张之洞1870年代建议以办学经略南海的主张，凭着槟榔屿的地理与人文优势，设立书院以及存储经书，将邻近私塾与清廷教育体系完善联系，开办新马第一家新式中文学堂。这一来，槟城相较中国许多地方，更早率先响应1903年“癸卯改制”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现在看平章公馆支持的中华学堂，办学宗旨毕竟是依据晚清张百熙、张之洞、荣庆三人撰写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主张学校必须读经与实学并重，强调英文数理的同时也主张说：“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浅深，并非强归一致。极之由小学改业者，亦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方足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如此就肯定把《易经》神道设教的义理列入教程，搬到课堂讲习了。

　　中华学校最初不等癸卯学制的课程、书本、教员到达槟城，便已尽快开课。在崇文社赠送《恭颂仓沮二圣功德序》的那段日子里，学校首先是开办了夜学部，边上课边等待未来衔接正式学堂课程。这一年5月7日起，也就是阴历三月廿四日，《槟城新报》长期刊登学校十数名教员联合挂名其上的《槟城中华学校开办速成章程公启》，呼吁有意成为教员或者报名就读的，或到平章公馆、或到《槟城新报》办事处报名，或包括由各位总理转告；5月7日的报上，还有《槟榔屿文明起点》的报道，说明新学校“定四月一日，先定平章会馆开办夜课三个月，然后大启鸿图，教习已不受束修，学生亦无须寸款”。无论如何，此前，在崇文社例常举行祭祀二圣与护送字纸的隔日，也就是本社题赠《恭颂仓沮二圣功德序》的三月廿八日，《槟城新报》又出现一则题为《槟海文明》的评论，解释闽广“善士”举办崇文社何以有意义，呼吁大众不要以为把全部金钱和精力转去办学就能更有益社会，反而应当重视礼俗的作用，并且去思考世俗信仰敬惜字纸可得高第、发大财、生好子孙是否合乎名教，认识到“造字以培养人才为事实之标记，人造之而人用之可必敬”。

　　按照清朝官方与当地绅商的共同记忆，侍郎衔候补二品京堂张弼士、布政使衔候选道谢荣光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4月间先后回到槟榔屿，约同谢荣光女婿梁碧如副领事商议，最终结果见诸两广学务处与领事官文，都是说：“与之熟筹速成辨法，皆谓中国时局如此阽危，需材如斯孔急，若不速图，恐有迫不及待之势。乃邀同盐运使衔胡国廉、江西补用知府张鸿南、知府衔谢德顺、五品衔林汝舟、封职林克全，相与提倡，渐借平章会馆为校舍，筹款分‘创捐’‘长捐’两项，创捐者只捐一次，以为买地建校购置书籍图器之费，长捐者递年认捐，以为薪修杂用工役灯油笔墨纸之需。议既定，张振勋（即张弼士）、谢荣光、胡国廉、张鸿南及副领事各认创捐五千元、长捐五百元；谢德顺、林克全各认创捐银一千元，谢德顺又认长捐银一百二十元。”

　　以中华学校当初的《设置章程》对比《南华义学条议十五条》，中华学校按照癸卯学制正式课程，显然不是重复各“学堂”既有的蒙学课，而是提供诸学堂衔接完整学制的途径。《南华义学条议十五条》第一条规定“限生徒二十名为一馆”，第六条规定“学生如系平常资质，准其读两三年为额，使知文字，便可营生，免阻后人之进”，第十三条又规定“来义学读书者，大半非为科名起见，如资质平常者，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如已读完，无大出色者，则教以信札，俾其谋生有路”。由此可见，按照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要学习的是《孝经》《四书》和《礼记》节本，当时槟城学堂多数都具有《奏定学堂章程》所说的教导蒙学或初小的程度。而张弼士1905年带着光绪御书“声教南暨”回到中华学校挂上匾额，是说过朝廷以本校学制对比科举制度，本校是“奏准该校学生三年卒业，咨送回京考验，分别予于举人进士一体出身”。所以，中华学校的设置简章，说要在本屿各蒙学堂挑选优秀生因材施教，就是由于学校原来目标是初等小学以上的生源；简章虽然也提及适应地方水平的权宜之计，却还是说本校中学生应学《周礼》和《春秋左传》，倘若程度稍低，方才改为继续传授四子书，以端其本；另外，校方重视经学，则规定师生每逢开学、教学以及每月初一，都必须向孔子三跪九叩，还有每年恭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孔子先师诞，并清明、端阳、中元、中秋、冬至，都得“放假一日，以免旷功”。这便是把过节视为社会道德教育，从照顾各家各户逢年过节老小同聚，把家庭祭祖事神视为彰显天人关系与人伦道德的社会教育了。

　　1904年5月16日，《槟城新报》全文刊载《四月初一槟城中华学校开课，领事官梁碧如司马讲义》是有提到说，学校统一教学“正音”可以打破方言之间的落差，确保华民不再比邻如陌路，也方便学生到中国各地深造或从事事业，所以预期的办学结果是设定在“槟城中华学堂之设，言其大可以救国，言其小可以致富”。梁碧如为了这一理想，首先得解决教员问题，于是便在同一年以领事官身份函请两广学务处，指定原籍惠州的刘士骥，邀请他南下负责师范。翌年，两总督岑春煊会同闽浙总督奏派刘士骥以广西知事身份，出任两广学务处查学委员，前往南洋各地视学，而后便驻守在槟榔屿办理师范传习所。刘在槟榔屿只开了六个月短期班，就因为和槟榔屿华人闹矛盾，在学生未毕业前匆匆回国，可是平章公馆的传习所并未因此停下，到1906年尾，两广总督岑春煊又另外改派苏乔荫（启元）接任总视学，继续向南洋各地招收第二班学生。

　　正因为中华学校与南华义学的办学方向是可以互相接轨的，中华学校又是衔接着清朝各地以“正音”办学的“大学堂”，所以中华学校在1905年根据癸卯学制实行日间制度，南华义学在平章同仁支持下办学，当年发出的公告是说：“启者：广福两省义学，于本年仍旧设在平章会馆，准元月三十日开学，两省人等如有子弟送入义学肄业者，祈早到南华医院报名，幸勿迟迟以至延误。谨此布闻。”再到1907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南华闽粤两方言义学这一年二月初一日开学，报名人数有增无减，闽南学堂录取了二十多人，粤语学堂四十多人；而根据校方的说法，闽粤两班生源差距，是由于风气日开，且华人趋向汉文者多，但当地其他闽南语学堂也较多，重点还在于“两馆虽是义学，去年已经遵照奏定学堂规则，改良教学。”

　　由此亦能了知，清代末年的崇文社、中华学校、南华义学、师范传习所，曾经分别以不同类别的华文教育事业，共同存在平章公馆内部，展现着本埠华人推动大众识字学文的多种方向。平章公馆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以前，楼上有供奉着仓沮二圣，例常接受各处学堂祭祀，其文以载道的意象分明。这几个组织的总理人员，人事重叠而相互理解沟通，也就能够长期沟通各处大小学堂，以及各自的宗姓公司，由广福宫而平章公馆年年主办集体祭祀，鼓励子弟崇拜造字圣人与敬惜字纸。如此，上世纪初的平章公馆，是由历任领事对华斡旋，广福两省领袖经济支持，包括广福宫提供基金，崇文社推动，等等努力，调动槟城华人社会的文教趋势，相应着科举时代到癸卯新学学制，体现由童蒙到师训的相当完整体系。

　　广福宫本有轩辕黄帝的牌位，时人供奉为中华共祖，《世本?作篇》说：“黄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矣”；设立史官，就是以文字记载与说明一切的开始，各种知识与文化的传播交流与承先继后也有更大保障。在《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易经?观卦》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前者形容了文字的神圣，后者则是依赖文字的神圣成全人间世界通往神圣化。自平章公馆建竣，到崇文社迁入其中，更是彰显着公馆也在传承着传统思维。正如上文提及，崇文社此前在1890年之前可能很早就使用公馆为活动空间。至迟1904年，崇文社已经把广福宫的仓沮二圣迁入公馆常驻，各学堂和姓氏公司在公馆举行敬惜字纸，几天以后中华学校也在此开课。

　　1908年，中华学校搬迁往港仔墘堤岸边建竣的新校舍，本屿客家人却是在同年联合创办崇华学堂，由饶芙裳掌校，迁入平章公馆取代中华学校留下的空间。自崇华学堂在1908年农历三月初四开幕，一直到饶芙裳在1912年1月出任民国首任广东教育司司长，其任上为本校授印改名时中学校，学校到1918年方才从此迁离平章公馆。就在时中学校迁离的同一年，华侨中学成立在平章公馆楼上，继续中华学堂未贯彻的任务，成为马来亚历史上第一间华文中学。

　　从1911年至1912年的《槟城新报》，尚可发现张弼士当初作为出钱出力奔走促成中华学校的倡议者，虽然不是唯一创办人，但他个人此后长期垫付学校经费，到1911年已经累积到八万余元。1911年阴历六月初八，槟城广福商绅，以闽南同安县白礁人王汉宗为首，讨论当地孔教会购地设立孔庙，张弼士主动提议将垫付的经费转成捐款，又另外添加万余元缘金，促成王汉宗主导的孔庙建设，结合着中华学堂重新规划，成为“孔圣庙中华两等小学”。这样一个背景下，孔教会的值理同仁，自当年农历八月开始，为着号召阖坡华人商绅支持“孔教”，也是屡次以平章公馆开会，讨论未来筹款。此后的两年内，《槟城新报》开始出现颇多主张尊重儒教为华人固有宗教的筹款文字。

　　根据温梓川《时中学校校史》，崇华学堂初成立时，首由谢春生（荣光）、梁碧如、戴欣然三人各捐万金作为常费，一度借用中华学校楼下上课，两校原来也有合并之意思，但后来还是回到平章会馆，1920年方才迁往色仔乳巷门牌38号暂时经营，并等待在同街道的新校舍落成。崇华学堂租借平章公馆，提供后者经费来源，也是相互得益。学堂三位首倡，谢春生（荣光）、梁碧如、戴欣然，是中华学校的促成者，又都是在张弼士与张耀轩以后的清朝历任驻槟榔屿等处副领事，他们和平章公馆之间，尚牵涉清廷与英殖再加当地华人三边的相互关系与情势，也是值得注意的事。1919年《时中学校建筑校舍募捐缘起》说得很清楚，该校为客家商绅筹款所创，其中谢、梁、戴三人各以万元捐款，是集资在“置店业以为常费”，由此维持学校“开办迄今，肄业于是校者以千计，毕业于是校者以百计”；可惜的是，十余年来“时中学校仅祖平章会馆”，所以“董事有见于此，爰集众会议”。当时挂名筹募校舍基金的发起人，总理人戴淑元是接替父亲清朝领事官戴欣然的民国领事官、副总理是梁楚馨，发起人当中，除戴芷亭是戴淑原的兄长，也多有昔日出资者的子侄辈，如张耀轩和张舜卿分别是张弼士的产业信托人与驻槟经理人，梁恩权是梁碧如的长子。

　　此后，1914年正式正名的“平章会馆”内部，另外还主办着戴淑原副领事1918年推动平章同仁创建的“槟城华侨中学”，本校暂借会馆本址办学，也是由倡议人戴淑原本身担为总理，垫付筹办费用。若根据1914年《槟城新报》，当年戴淑原曾经接待中国教育部熊长卿视学，两人合作建议过北洋政府资助中华学校延续本旨，办理附设中学。可是，这之后，因各方人事举棋不定，戴淑原只得发函要求平章会馆执行，并发动各方捐助，随后在翌年开学，继续获得包括侨生华人公会两次演剧筹款。不过，这时的新学校，受着民国现代新教育影响，学校里头不再要求师生初一上香叩拜孔圣。1919年，本校作为本屿唯一中学，各校校长齐聚平章会馆筹备双十节提灯夜游，议决从平章会馆出发，也议决当由中学带头队伍，其他各小学以抽签决定先后秩序。从华侨学校1920年招生简章看，学校强调应有科目以外，要“加授商业文件，算学则注重簿记及商业算学，余如打字图案画，商业常识等实用学科，均皆特别注重”，可见学校办学方向还得考虑地方华人重视日常谋生。只是该年正值英殖推行《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诸多新规定都会在翌年开始实施，即将造成各地华文学校遭受百般冲击。所以槟城的国民党支持者在1923倡议钟灵中学，署名黄知白其人撰写《对于槟城筹办中学的质疑》，才会说起华侨中学之前停办两三年，质疑钟灵中学为何不如前者属于“全体华侨所组织”。再后来，钟灵中学的许生理、陈民情等董事人，会见戴淑原获得支持，华侨学校分别寄存在平章会馆、领事署和中华学校的各种物件，包括图书、仪器、化学试验用品等，都集中转送给钟灵办学。

五、神道活动与民族进路

崇文社带领着全屿学堂祭祀仓沮二圣，各处义学开课都有谒圣之礼仪，再加上中华学校校内祭祀孔子，也有孔圣诞辰接待其他学校前来祭祀，其思维渊源，可以追溯《论语》所说的“祭神如神在”，这就是儒家神道设教思想的其中一种实践形式。而不论南华义学堂或者中华学校，以至后来的华侨中学，其招生规章都是不忘应对商业实用，由此亦展现槟榔屿华人的自觉，既是寄望道德伦理形成社会规范，也要注重个人谋生保障。说到底，客观上就是以大众的公庙和群体的祠堂，包括他们所办的公私学校，潜移默化民众心灵，认为学习文字不论牵涉社会发展或者个人生活实践，都是神圣的事，而且有神圣鉴证，包括因此而匡扶提点社会、家庭、个人。如此理念，依旧不离神道设教，而且有着较具体的学习文字最底线的方向，表现为广福宫内的信仰景观，是后殿的诸神神位，除了原来有仓沮二圣，还把文昌帝君、财神，以及大众眼中属于“外国”的“金危危”财神，牌位都聚合一处共同膜拜，反映着当地华人商民讲究知识文字并重视商业贸的信仰态度。

　　另外要当注意，虽然槟城华人有籍贯群体的分别，可是清末民初平章公馆许多活动，是上承着广福宫的渊源，以神道设教，其中牵涉祭祀鬼神，明显都是相关全体华人共同信仰的价值观念，以及安身立命于斯时斯土的精神意愿，因此一旦发动，往往是如火如荼，成绩斐然。以1911年下半年为例，这时华人世界面临国际忧患意识而且政治分歧最激烈，平章公馆就成功地发动全屿华人投入三项活动。第一个例子，是平章公馆在当年阴历八月初九，发动大众重修本屿城隍庙；这间城隍庙本来是闽人群体以神农乩示为由，立碑言明是为了“神道设教”，兴建以论述华人在当地的主权地位，至今由福建公司信托；当时出席者多是广福宫董事，他们确定了不分闽广而以各街区组织捐款，在公馆会上议决说“神本聪明正直，而城隍又为一境之祖，奠安阖埠，我等应无分畛域公同奉祀，方不失名称”；第二个例子是潮州水灾筹款的过程：此事首先是《槟城新报》连续刊出读者来函，在平章闽帮大总理林花鐕拥有的报章上边指说本屿华人和平章公馆不应缺乏关心，后来是平章公馆出面解释了公馆就此事与南华医院、商会互动的经过，是以“广福宫、平章公馆、南华医院、韩江庙、槟城商会等公启”的名义，发动全槟华人落实到各街区分头筹赈，包括择定八月初十至十三日，在广福宫放置“潮州水灾桶”，鼓励大众到庙里神前行善捐款；而第三个例子，则是当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的孔圣诞辰，槟城的“广福绅商”于阴历八月十六日在中华学校开会筹备孔诞，后来演变至平章闽粤两总理林花鐕与梁乐卿致函英殖参政司，通知槟城、新加坡、雪兰莪、森美兰、霹雳等地华商“热心宗教者”在当天会“一体休业”；此外，除了槟城各学堂当天会联合在中华学校谒圣与表演节目，又有粤籍商绅陆秋泰等人的乐乐公社，由孔诞当晚起，连续几晚演戏，为孔教设立庙堂和会所筹款。而在八月二十七日当晚，广福宫与乐乐公社同仁，在新街普庆戏院开始演剧前，先由林花鐕登台主持，请林耀煌演说孔教的教义，又由林六经负责将闽南语演说内容翻译成粤语，以说明天下宗教之间，唯有孔教是不偏不倚，而本屿要创建孔庙、设立学堂，目标是要华人子弟“同沾圣教，备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

　　1911年槟城华人庆祝孔子诞辰的隔天，《槟城新报》报道孔子圣诞当天活动，对活动盛况的说法是“然非我侨胞咸具有宗教之思想，欲表章而光大之者，则未必有如是之踊跃赞成也。”由此可见，自从英国海峡殖民政府在1887年成立了驻槟城的副华民政务局，1890年海峡殖民地政府又在平章公馆之外另设槟城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当地华人商绅主导平章公馆的发声，主要是作为商绅斡旋殖民地事务的媒介机构，并引导着民意，依赖神道信仰为族群凝聚的载体，推动各籍贯从认知共同信仰一致，互相支持对方的发展，由此也反复拉紧相互认同。在当时，这些都是构成对内对外维系与展现组织的条件，有益于维系组织的代表性。这段时间，清朝是不断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形式在不同场合一再印证政权源于天命，平章公馆内部祭祀的关帝是由光绪皇帝封神，无疑也说明中华的天命在天下的延伸，也由本土广福同仁共同平章政事而供奉的神道香火相互印证。

　　将上述系列历史时间，对照当时关键人物，不能不注意梁乐卿与林花鐕两人，前者代表广东暨汀州人士，后者本籍海澄三都鳌冠社，代表着漳泉人为主的福建省人士，他们都是此前已经活跃于当地社会活动，到了1895年一起担任广福宫副总理，又兼任着平章公馆总理。这两位总理之间，梁乐卿自小在美国旧金山受教育与成长，在加利福尼亚经商，壮年方才落户槟城，熟悉英语与西方现代制度，自不待言。尤其是林花鐕，他分别是英文《亦果》西报(Straits Echo)与中文《槟城新报》的创设资方，在1890年已经是英殖委任的华人参事局成员。虽然林花鐕在闽人商绅之间不见得比他人富裕，可是从他1882年就创立当时出版许多书刊的点石斋印刷公司，又出版报纸；由此可见，在林花鐕于1912年去世以前，是以经营知识与文化界事业在当地享有信誉，以传统文人奔走商场与各种投资，并且又以出任闽南林氏九龙堂总理，集合着各闽人公司的支持。林花鐕身居广福宫与平章公馆高层的年代，《槟城新报》无疑也成为梁乐卿、林花鐕等广福商绅表达立场的一个途径。现在重读《槟城新报》的一些措辞，包括刊登他人针对广福宫与平章公馆的发言，以及另外添加的按语，大致能反映平章公馆诸领袖的主流态势，是处事立场老成持重，遇到矛盾分歧，也设法多面解释圆场过关。

　　就以平章公馆多数人对革命党的立场为例，当孙中山、黄克强、汪精卫、李竹痴等人1906年途经槟城，借用平章公馆发言，引起争议风波，根据槟城南洋革命党领袖陈新政的记载，那时确曾有平章董事公然指责说：“革命党毁谤皇太后，平章为两省公共机关，不应演此无父无君是禽兽之语”，可是，同年6月底，也就是阴历五月初，李竹痴再到槟城，革命党人想要在初五晚借用平章开讲，虽然遇到了新的阻碍，出现新规定说“平章会馆向例，凡到该馆演说者，须将所讲原稿呈送，始能开讲”，但是李竹痴在交出底稿以后，还是顺利开讲。《槟城新报》是把他的底稿登刊在报上，并宣称李的演讲是为着讨论国权民权以开民智，尚且呼吁公众在初七晚前往聆听。以后，在1908年12月6日，槟城阅书报社借用平章公馆开会成立，平章公馆也是同意借出地点。可是，平章公馆即使有些人曾参与发起阅书报社，他们后来立场却不见得接受同盟会。平章公馆领袖人物当中，在清代主要是支持洋务运动与立宪派，以后更多倾向共和党，这是黎元洪与武昌首义领袖们联合了章太炎的革命党派系、清朝原来的立宪派，以及其各地势力，合组的新政党，以后又演变为进步党。共和党在槟城成立的支部，第一任正部长戴芷汀，是民国领事戴淑原的兄长，副主任柯孟淇是接替林花鐕去世后位置的闽籍平章大总理，华文文书林成辉是林花鐕公子，当时继承了其先父的《槟城新报》。

　　再以郑景贵侄女婿胡子春为例，这位在霹雳州华人之间号称“锡矿大王”的商绅领袖，其实在1911年也正在担任着槟城平章公馆的其中一位总值理，但是他却是在听闻平章公馆组织观音游行的报道之后，来信批评平章公馆，主张广福宫观音不该配合英皇佳日巡游。胡子春从霹雳州来函表示，华民遇上英皇佳日，除了休业和升旗志庆，还可以采用募资建设工厂、创建学堂等等方式彰显长期纪念意义，而不是“欲借佛祖出游之热闹，以表华侨爱慕之真忱，靡论迷信神权性成依赖，近于亡国奴之气习；即此装饰景物，丑端百出，腐败不堪。外人见之，必非之笑之、轻之、侮之”。而《槟城新报》刊登了胡子春的文字，又是在文后附加解释，说本报的立场是“原欲作言论讽之，但舆论翕然，不便拂人之意，故欲言又止。今得胡子春来函，足征特色；惜为时已晚，所有装点景，均已定制，无可挽回。”

　　从《槟城新报》对待平章公馆各种课题都会善作解说，可以看出平章公馆的立场往往要兼顾多面，要能不失广福宫与公馆内部供奉着神道而强调的信仰价值观，又表现出商人想要和气生财的现实意愿，平衡着各方需要。一方面，他们必须向海峡殖民地政府证明本身忠诚可信赖，有把握完成殖民政府交付的事宜；另一方面，他们又得维持清廷的认可，继续成为协助清廷沟通华民与调整政策的桥梁。如此朝着中英政府的双向谋求，最终自圆其说的落脚点，其实就是本组织必须代表华人传统与社会权益，凝聚力量，维护所有华人在本区域的安全与发展，保护大众不论身在祖籍地或开拓区的现在家人亲友与未来子孙。事实上，平章公馆一旦如此自觉想要兼顾各方，办事也就常想趋向力求四平八稳。

　　回顾林花鐕身上发生的事情，也许更能明白这些商绅的情境。英国政府从维持殖民地统治安全的角度出发，对待这位很早取得英籍公民地位的华人领袖，也是一再密切关注。林花鐕自1903年就是海峡殖民地的太平绅士，但他在1908年通过清朝杨士琦侍郎奏保，获得光绪皇帝钦赐道衔，英殖民地政府就不高兴了，质疑其忠诚。还好，英殖民地经过一番调查讨论，最后会考虑着华人纷纷向清政府获取官衔，往往是为了回村光宗耀祖，以及为了来往各地做生意打交道行走方便，结论是林花鐕也是华人，于是就是情有可原。但英殖另外还有理由说，考虑到林花鐕的当地身份，是不应再追究太多，免得在追究之后引发愤怨的回应，反而给当道制造麻烦。

　　平章公馆领导多是工商人物，更会慎重兼顾中国和当地的各种利益，也表现在公馆1911年12月16日的会议。这次会议源于10月10日爆发辛亥革命，清兵与革命军正在各地交战，平章公馆为了议决大众应否剪辫而开会，全场一致鼓掌通过。其实，在此次开会决议之前，《槟城新报》早有报道，英籍的梁乐卿，以及前领事官梁碧如那位前任清朝领事官岳父谢荣光，早在11月底已经自己剪掉辫子。《槟城新报》12月18日的报道，梁乐卿总理在此次会议决议以后，建议大家要父诫子、兄勉弟，各自家人亲友一律剪辫子；但同样是英籍的林花鐕总理则补充说，平章公馆解决华人该不该剪辫子，虽有决议，“惟是本馆同人，只有将此问题解决，并非有权可以压制”。再过三个星期，《槟城新报》报导说，林花鐕自己要以身作则，建议大家陪他走向共和：“林翁花鐕，为本埠平章公馆之大总理，实我侨胞之领袖也，老成硕望，素为侨胞所钦式。本日亦毅然剪去发辫，以为侨胞之迟疑观望者倡。则尽此年内，一律剪清，本埠侨胞，当必争先恐后也已”。

　　然后是1912年4月1日，即是中华民国第一次庆祝双十国庆半年前，先是有林花鐕的革命党宗亲林博爱在《槟城新报》发文，呼请平章公馆出面主持中华民国成立庆典。而平章公馆后来开会决议，发传单给各街区，通知所有商店以阴历八月十八日(阳历9月28日)为光复纪念日，为了划一也为了观瞻，要一律停业，升上五色旗，公馆当天可谓小心翼翼，不想大众升错国旗，亲自上门叮咛市民不要升青天白日旗。但是，平章公馆主动订立的庆祝日期，显然不符合戴淑原领事接到的通知，即统一以阳历10月10日庆祝双十节，又因着之前公布的升旗日期不变更改，报章后来便解释，各界当天是按照平章会馆规定，次年再根据领事知会的日期庆祝。所以，当全球华人第一次遇上双十节，槟城华人是根据武昌传来的记忆，“没有”或“提前”庆祝了。无论如何，从大众尊重着平章公馆所定日期，又一致庆祝民国的诞生，可见公馆商绅从对大清皇朝的忠诚转而对“中华民国”表态，是符合大众公议的集体共识。两个月后，公馆在12月底，是以“广福平章公馆”名称确定着自身地位，再次向全槟华民派发传单，指出1913年1月1日是中华民国二年的岁首，要求“合埠我侨商店，是日悬升民国国旗，及张灯结彩，以志纪念。”

　　简单概括而言，清朝中叶到民国时期，中国从海上到陆地边界，都是受着列强的强势环绕，内部土地也被分割成他人“租界”；清政府为着图存，要应付国内外形势，自从考察洋务过程逐渐引进许多相对应着现代国家体系（State）的政策，也在影响着民众身历其境，冲击许多个人的观念演变。到了民国初年，伴随着中国的内忧外患，不论北洋政府或南方革命政府，还是如同先前清朝的保皇立宪派，共同的立场，都是先以论述“救国”和“民族存亡”为主题，由此进一步说明自身成立的政权应是合理存在。这无疑会在整体上推动举国上下的国族（Nation）观念，也必然影响他们伸延到各国殖民土地的亲友圈。特别是那些多数时间都在南洋生活的同胞的记忆，脚下土地是由祖辈以来在当地辛苦耕耘，而现实生活中感受的多元族群磨合，却一再受着殖民者干扰，他们的族群认知也因此显得比较强烈。一旦清朝乃至民国政府，还有代表其外交和侨务事务的领事官员，甚至革命党人，都为着争取资源，向着南洋的华人动作，中国现代国家体系的设想也就是会一再迅速扩展南洋华人地区，也起着培育大众意识，也会由此转接自西方囯族论述，转向中华国族认同观念。

　　在清代的南洋，华人身处各国殖民者的强势环境，同时要应对两个政府，处理的事情牵涉具体家族/宗族跨海跨境的共同利益，领袖要发挥老成持重的性格，而又尽可能面面俱圆，确实是维护本地方本族群发展为底线，可能拥有受到民众正面认可的空间。可是到了1912年到1920年这段时间，不论在中国或南洋，不同的势力不断在现实中争取扩大政治实力，各自要把中华民族带到自己主张的方向，平章公馆过去保守与老成持重的态度，也就可能成为其他人改革乃至拒绝的目标，因此其组织运作，也受着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在平章公馆1912年双十节以后的局势，是公馆名义举办的活动，尤其倡办华人公立女校，竟告失败。据11月28日《槟城新报》，公馆当年派发传单，召集大众在阴历十月二十五日开会，是为了讨论月前的建议，以筹办女校纪念武昌起义肇立民国，并探讨女校命名以及组织劝捐员落实筹款等事；不料当天会议虽然是当面通知相关人等，可是抵达者不到十人。同一天，《槟城新报》关心的内容，尚包括沙俄入侵蒙古、日本政治人物提出“中国瓜分论”，以及死硬派留着辫子发表仇视言论等事。隔天的报章，除了继续报道南洋各地筹款支持军事抗击沙俄，也还在讨论着日前的“阴历阳历之便利”，报馆当日的时评声明说，阴历本来无关鬼神，不能因反对迷信而取消；评论者说也指说，新政府为方便各国交涉而实行阳历，“非出自国民公意也，是乃专制之政体也”。

　　南京临时政府采用阳历，槟城会发生争议其实也反映出政治立场的分歧。最终，1912年12月，平章公馆内部开会，以14票对3票议决，政府明文规定之前，要以阴历记日过农历年，这导致同盟会创办的《光华日报》起而质疑，直说平章公馆不守正朔；而平章同仁则一面根据中华民国二年以阳历1月1日为“岁首”的说法，继续以“广福平章公馆”发通告，要求大众休业升旗庆祝；一方面去信向刚上任总统的袁世凯请教，得到答案，即升旗志庆用阳历，逢年过节依照阴历习俗。可是，平章公馆一些主要人物和同盟会出身的革命党人之间，矛盾也在继续深化。尤其是上海成立了华侨联合会以后，以槟城女婿汪精卫为主席、槟城民党领袖吴世荣为副主席，通知平章公馆该会派出代表专员，要槟城组织当地分支，其落实过程卒之演变成地方上的新议题：平章公馆之外是否应另有“华侨公会”？各种组织主张其实也牵涉各方的心思。这段期间呈现如此形势，肯定影响着平章公馆同仁的社会地位，其总协理同仁亦要对公馆的社会功能思考调整，这反映在1912年5月11日公馆总协理会议讨论章程，是平章公馆同仁屡屡考虑，章程也几经修订，直到1914年出现的新的“平章会馆”章程。

六、章程设置与神圣指示

平章会馆和广福宫，不单是在很长期间内被同一道围墙围在一起，旧的平章会馆后来演变成为槟城华人大会堂，被新建的高楼取代之前，位于广福宫的会议室与工作空间，其旁门是可以互通左首平章会馆的旁门。广福宫这边的旁门痕迹，也是至今保留着。现在查阅旧材料，又可以发现1914年以后的平章会馆章程巧妙之处，就在于民国初年的平章同仁，曾经借助这份章程，相应着清朝被民国替代、英国对华人态度随之转换，努力想要维持着最初由广福宫延伸出平章公馆的宗旨。这份1914年的章程，据说是建议于1911年，以后屡经商议修订，到1914年方才定案。平章同仁虽然并没有在这份章程的文字上声言本身与广福宫的“神道设教”相关，但至少在二战前，两座比邻建筑各有名堂而信理名单重叠，是长期发生着的；而且广福宫观音在1919年和1928年两次带领保佑槟城的诸神巡游，都是平章公馆以菩萨同意为由，配合全槟华民需要去进行的。若按照这两次观音巡游留下的报章记载，1919年那次巡游，是平章会馆援引昔日惯例主张组织的，开会的内容包括神前掷筊卜问，以求“圣杯”；1928年的一次则是由广福宫发起，去函要求平章会馆按例执行。

　　参考广福宫20世纪50年代修订章程，广福宫章程侧重在处理华人信仰事务，包括维持地方公共信仰场所，是一直到二战以后还保留的组织观念。章程也白纸黑字规定广福宫的收入有义务支撑平章会馆的运作。以此对比平章公馆，公馆在1914年3月6日改名“平章会馆”，通过了新章程，固然依旧保持广福宫的关系，双方人员也多有重叠，新章程却显然更倾向英殖民社团注册的规范，以世俗社团倾向政教分离，所以没有提到“广福宫”。平章会馆章程第一条“本会宗旨”，是可以牵涉信仰也可以不牵涉信仰，是说：“(甲)凡关华人一切紧要公共利益之事本会乐为担任讨论；(乙)凡演说或读颂词或讨论关于公益等事本会乐为赞助；(丙)本会划出余地以供演剧之用；(丁)遇有名誉宾客到屿本会乐为欢迎；(戊)遇华人有争论嫌疑之事愿请本会代为排解本会当照办理以息争端；(己)凡本会认作合乎义理事务尽能担任办理。”章程第三条文，则是延续着原来广福宫的组织概念：“本会信协理应由广福二省各举其半，计每省公举信理七员、协理十二员；倘遇正会长系闽人，副会长例应粤人充当，若粤人为正，则闽人副之”。这份章程的第二条也很关键，是将原来的双“总理”和“值理”制度，正式改变为按照现代西方社团规范，选举的会长、副会长等理事职员。但是，当第二条规定选举职员必须来自原来的信理员（trustee）或协理员（committee），第四条则规定着“本会信理不必为本会规条所限制，惟第四十条之条规方能限制”，第五条也规定协理员必须是“旅居三年以上”而“年龄二十五岁以上”的“中华民国男子”，第十二条又规定“凡得中华民国男子十名同意联名请开寻常大会议，惟须先将集议”，最能反映当时英殖与华人关系，是第四条规定书明着人事选择的开放不能违背第四十条规定；由第四十条文规定各种退任信理与协理员的理由。以及只能由平章信协理选择补充，可是最后都要英殖参政司认为合意方能上任，参政司不认可的就须退任。对比上文1906年的选举启事，这个参政司有权最后决定平章会馆人选的规定，是很久以前存在的“事实”。

　　由此看平章会馆1914年章程，其条文确是源于周全的考虑。章程的内容也侧面的反映着华人亟想在当地努力维持旧传统，又得应付中英两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无奈，会馆虽然供奉神明，以后也还是一再组织观音等诸神的全槟巡游，可是其章程更进一步淡除了广福宫原来摆明“神道设教”的色彩，而又以当时“中华民国”接受的双重国籍的背景，对应着现代政治的需要，去确定平章会馆如何能代表全体华人。平章会馆章程，若根据英政府法律上首先承认英文文献原文，是说明这组织只能由中华民国男性公民组成committee（中文却翻成“协理”），同意只有“中华民国男子”，不包括外国人的“中华民国妻子”，方有权利要求为特备事务开会，这就是以过去的历史和当时的章程，对口民国侨务部门与领馆，取得“侨团”代表性资格的根据。另一方面，其章程却是开了缺口，不明言中华民国允许具有英籍身份的华民双重国籍，也允许甚至公开放弃中国国籍的大英帝国华人子民担任信理人，负责信托与管理土地和其他一切产业财物，而且还规定不论信协理国籍都是要符合英方安心才能上任。同时，他们还受着《附则》的限制，以《附则》第三条规定不准牵涉会党或政事活动，第四条规定平章会馆祗可用以办理华人公益事，不得用以办理别事。

　　1919年平章会馆组织广福宫观音巡游，其实是很好的案例。虽然这个时候的广福宫与平章会馆不论在名义上、法理上或组织上是分开的，虽然平章会馆章程在文字上全然不提“信仰”，可是平章会馆有许多信协理成员或家人姻亲都重叠在广福宫理事人员名单上，平章会议也可以通过相通旁门移到广福宫庙内进行，甚至以掷筊可以天人感应、神人相通，请观音菩萨最后决定。最重要的是，这两个组织遇上重大的议题，召集会议，同样都以在地的整体华人群体为对象，是以召集“侨众”“大众”“埠众”或“绅商”的名义召集“大会”，任何有兴趣的华民都可参与集议和表决。由此而言，平章会馆章程不谈信仰，可是1914年章程附则第四条原来规定说的：“平章会馆祗可用以办理华人公益事不得用以办理别事”，一旦是“大众会议”的议决，会馆要组织广福宫观音巡游也一样是符合章程宗旨，是根据公议，以全体华民社会名义，抬出神佛巡游保佑四方，以维护公众利益。

　　回溯1919年发生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大事，可知平章会馆这年的活动背景，还需要照顾着华人民众针对英殖的各种想法和情绪。平章会馆原本是预测英殖在六月主办“和平聚会”，会召集华人参加，所以预先推选干事员，届时配合对方要搞庆典，举行观音巡游活动。在该年3月13日和3月25日的《槟城新报》，也先后刊登消息说，先前的会议已经选出周四川为首的众位干事员与劝捐员，举行过第一次干事员会议，第二次又与各地头代表开会，讨论如何以“本馆暨广福宫名义”出动分头劝捐。另一方面，这两天的《槟城新报》，延续着数月以来大众关心欧战和议，也在报道着中方代表参与巴黎和约的遭遇。那几个月的新闻，大家读到的是，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会议上提出废除各项对华不平等条约，最后均遭英国等欧洲各国否决，最后中国不止要求不到战败国德国退还占领的胶州，土地复被日本占领，卒之发生学生带头上街，爆发五四运动。而英殖民政府也是在那年发现吉隆坡等地华校的变化，答应参加“庆祝和平胜利”提灯游行以后半途变卦。英殖最终是以大动作追究各校师生闭门哀悼抵制庆典，以及马来亚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囚禁吉隆坡尊孔学校校长宋木林，视为煽动者的代表人物，再驱逐出境。英殖也是在这时酝酿推出《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翌年引起华人群起反对，软硬兼施，分而应付，最终导致不少华校关闭，其中反对奔走最力的余佩皋、钟乐臣、庄希泉、陈新政等人都被驱逐出境。这其中，陈新政作为民党领导、华文教育的先驱，在1919年2月20日原本还是保持着平章会馆职员身份，出席过讨论以观音游行庆祝“和平”的筹备会议。

　　单就平章会馆1919年组织观音巡游的事件而言，其开始的设想是要配合殖民者庆祝欧战和平的庆典，当然就不能自主时间进程。周四川等人甚至自先提好几套变化方案，担心配合不上殖民者，来不及游神，就要改为各参与街区出动大旗与锣鼓。再后来，英殖决定不让华人单独出游，是要以各族队伍展示盛典，把华人队伍排在马来人与印度人队伍之后，平章会馆因着华人信仰不能穿插入多元族群活动，又得在华人内部开会讨论：“今大士既不能出游，应推平章会馆为首，到时平章会馆彩灯先行”。可是到了7月19日，当英殖再把原来议定的活动后推到当天举办，平章会馆筹备了约五个月的观音出游，还是难以安排，又得另做打算。《槟城新报》8月23日报导华人内部的自我解释，是由于各团体为着增庆，都是特地往中国购办物资，造成航运等延误，但大众后来也在会馆议决，会在阴历九月十五、十七以及十九日出游。而8月26日，《槟城新报》则是把前几天的公布说得更清楚。其新闻内容有说，平章职员是在上月二十日接到广福宫信理员来函，要求平章会馆召开大会表决大士出游日期，平章会馆在召集各地头代表举行“大众会议”以后，收集过好几种日期建议，最后是港仔口等地头提出彼等犹在中国入口材料，担心届时准备不足，大众决定延期至农历九月十九观音诞。

　　1919年观音巡游一波三折，最后大众还是热闹的上街几天，完成卜杯请求观音菩萨同意的承诺。这亦能说明，平章会馆诸位先贤生活在英殖民势力的底下，许多事情倾向选择保守处理，且要力图保持对待殖民者表示友好，但他们大多数人是有信仰的，毕竟都受着传统信仰的熏陶与制约，也尊重着大多数人由共同信仰潜移默化的集体心态与社会意愿。他们在处理观音游行这个课题，虽有借力英殖盛典举办自己活动的意图，但他们也是想要借此机会向英殖致意，在表示友善恭敬的同时，也在展示华人的力量和组织的影响。可是一旦平章会馆无从以配合殖民政府需要去顺势推动自身信仰文化，当时“侨众大会”代表全槟城华人卜杯祈请神佛菩萨的目标也还是照办。广福宫信理员就是根据英殖庆典时候办不了活动，在第一时间发函给平章会馆，催促平章会馆能让会馆带领大众会议在本宫求愿与议决的事情，形成拖延或失去承诺。大众向神明要求、神明承诺、还愿给神明，当然也是让英殖取消疑虑批准出游的原因。

　　广福宫最后一次交待平章会馆执行观音巡游，是在1928年。1928年7月12日，平章会馆义务司理王学才通告，平章会馆准备要在7月16日下午三点钟召开“侨众大会”，原因是“一议，政府拟设的华人庙宇律例事；二议，依照广福宫信理员来函所请，公举干事员办理广福宫所议决观音佛祖出游事”。在此同时，报章上也出现平章会馆和广福宫的呼吁，表明翻印了一些政府拟设华人庙宇律例的文字，可供关心时事的大众领取参阅。这一次的游行庆典，定于阳历1 0月末举行，分别在农历九月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四天出游，其中报名、游行规格等事务，概由平章会馆干事人员处理。再以平章会馆在7月16日的议决案为据，这次会议的第一条议案是很清楚的强调了“对于政府拟设管理华人庙宇之律例，佥以不合本殖民地情形，一致反对”，而第二条议案则是提出，相对于过去观音出游队伍妆艺华丽，这次平章会馆主张鼓励节俭，但不勉强反对有能力奢华：“迎神出游，务求虔诚朴实，不必踵事增华，就如以灯彩参加，已极妥善，不须再求他事。然有因自信为天良所驱使，力求点缀雅致，以表诚敬者，则亦听其自由”。

　　无论如何，这一年的巡游活动，也如同1911年和1919年，不止限于巡游。虽说建议游行从简，但是还是号召全体华民动员，可视为本屿全体华民基于共同信仰的集体表态，是以尊重着自广福宫创立前后所代表的共同历史与文化价值观，做出对内对外展示。平章会馆此次组织的“观音佛祖出游干事会”，是以继承其父亲林花鐕《槟城新报》股权的林成辉，也是当时的会馆主席，出任主席，最后总共动员了其他三十名会馆董事与地方领袖，协助广福宫筹备第四度观音佛祖游行，并在正当反对英殖处理华人庙宇法令之际，发布公告，进一步将此次游行的意义，联系着游行前四天，形成中国统一委员会和观音游行委员会以同一司理人负责，同时议决，说配合着庆祝中国北伐统一三天庆典的最后一天，菩萨在正式出游前也参与随行。干事会在农历九月十二日同时派出传单和通过报章告示：“戊辰年九月十二日，乃观音佛祖暨诸神放兵之期，九月廿三申时下午四五点乃收兵之期，凡各善信如有诚心致敬菜碗者，届时或携到观音庙前，或在自己门首致敬，均从其便。九月十八日、二十日及廿二日乃观音佛祖、天上圣母、神农圣帝、保生大帝、关圣帝君诸神出游，凡各善信如有诚心致敬者，宜于门首张灯结彩。”

　　现在要讨论清末民初广福宫和平章会馆，多有讨论方言群或者籍贯因素的作用的文字，是设想着各籍贯/方言群的界限会造成的群体之分，从而探究这种分别如何影响两个组织的屡次活动。只不过，真要仔细思考，还得考虑这两个单位的成立，是建立在华人民众主流的集体意愿，为着“广福”平衡互动以及推展全体华民共同福祉，并依照章程规定去运作的。这两个组织，不论前者只有信理员，后者各有信理和协理，章程规定其分配是广东与福建两省先民各占一半人数。如此布局，就是要确保任何选举结果，即使依靠一两张多数票，也不会呈现为广福分歧的场面。因此，探讨某项课题的争论或结论，是否受着方言群或者籍贯因素左右，还得注意组织的结构制约。而且，基于章程，很多事务都是职员准备，再交“侨众大会”“华商大会”公议，后人便不能根据出席的职员名单结论，只有充分对照所有出席者者的籍贯和选票方向，才可能推测。如果只是根据不同方言群出席者人数，不理会个人表态的内容，也未必能证明方言群或者籍贯之间有竞争。反过来，还得思考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

　　广福宫和平章会馆的主流方向毫无疑问离不开“广福”，而且必须是呈现为两省籍贯居民在当地合作共进的常态，正如上述各种神道活动以及教育活动，特别是几次组织全市观音巡游，发动家家户户参与，方才能彰显组织在当下的存在意义就是为了维系地方华人社会的持续存在。平章会馆的文件，不论是分派给街坊的传单，或者登刊在报章的启事，其信协理群体常是在传单等书面以“广福”共同自称，其不论发动筹款或者活动是否经费充裕，也都是要落实至“街区”或称“地头”的最基层社会，显然不是为了确保筹款成果，有助确保每一项目不分方言群与籍贯，有利表达彼此共同拥有的地位具备全体华民认可的代表性。

　　那时候各籍贯/方言群内部有革命党也有保守派的支持者，各自坚持程度不同，对各种议题立场自不一，更可能成为影响人事的重要因素。何况，信理员往往不算是决定议案的层次，只是负责决定召开大众会议，准备议案，再由不确定人数“公众”出席选举决定结果，这固然有助各种通过议案获得源自民意的权威，具有广泛民众支持的代表性质。可是，另外也不能否认，一旦职员面对一些课题，是不愿意主动或者拖延召开民众集议的大会，信理员的立场与热心程度表露在外，也就是民众质疑其代表性的来由。以1921年为例，平章会馆在当年6月，为着英政府按照渔网而不是渔船数量向渔民征证件税，是曾经起而为渔民请命的；再到7月，全球大萧条导致槟城大量华工失业，革命党外围的槟城阅书报社，由杨汉翔等人提出平民工厂计划，要求平章会馆负责，其后遇到英殖华人参事局请求其动员，平章会馆也是从善如流，是在21日发出召集侨众大会传单，26日有百余人出席大会参加议决，很快成立了由平章会馆主席杨碧达担任干事长的“槟城援助侨工会”，其中义务中文书是杨汉翔，执行干事包括阅书报社领导陈新政等人，确定首要任务办理施粥饭于贫民，以及筹款规划平民工厂，并在短短一年半协助了上千失业工人抚恤款项或回乡经费，训练近2千人靠手工艺过活。可是，到了这年的9月初，平章会馆一方面是继续在报章登刊援助华工的陆续捐款，一方面林成辉等人已经改变1920年7月召开侨众大会影响的会馆立场，不再一致于彻底反对《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的呼声。这时候，英殖政府开始对华人施加压力，平章会馆召开职员会议讨论相关议案，却是只有少数出席者参与讨论，林成辉当场询众通过陈新政以缺席要求取消自己上次签名，各人对于应否再召集民众召开大众会议，也是变得各有所思、莫衷一是，最后是希望槟城华侨学校联合办事处提出各种回应的细节与反对理由，方便大家再检讨。然后，再到9月底，平章会馆又出发紧急通告，取消会馆先前召集华民讨论筹备辛亥双十节庆典的大众会议，原因是接到华民政务司来函表示说：“该会议有违居留地政府赠地与本会馆之条件，饬令停止”。到了1923年，平章会馆原来组织的“槟城援助侨工会”，又出现争议，爆发杨汉翔与杨碧达针对“平民工厂”前路的争议，双方相互在报端公开论战。平章会馆信协理员在处理许多事情的抉择，乃至决定是否需要一再召开“大会”，以至由此招惹的成败，既反映着其中一些人物保守持重或是政治立场上的后果，更是反映英殖政府直接或间接施压以及威胁利诱的强势。

　　还得指出，现在人要是按照自己习惯的思路，固然可能搜集好些论据去长篇大论，讨论这两个组织历史上如何发生许多事件与演变。不过，切勿忘记，这两个组织清末民初发生的许多事情，包括平章会馆屡次职员会议或者召集大众会议，其决议会否付诸实现，有时不能单凭分析其中人事关系，就以为可以论断。正如1919年观音巡游，大众虽然以会议发出议决案，推进活动，当众人不能肯定彼此共同得到的结论是否正确最终还是会议菩萨前面“卜杯”询问议决是否可行。在当地乡老的回忆中，早期的广福宫和平章会馆处理事情，像这样一种做法，也即是在议决过后还要以“卜杯”，设法从掷筊的结果获得启示，请求神佛的终极决定牵引大众重新思考，也不是少见。即使是在近几十年，广福宫有些重大事情，也还是会循例尊重神佛指示。

七、附说“六达交衢观音亭”

广福宫1800年碑记上第一句话就是“先王以神道设教”，由此说明先民当初在海港前线建宫设庙的理由，不能否定广福宫自成立以来，意义就在神道设教。广福宫也由着开展和实践神道设教的精神，一路代表着来往港口与驻在本屿的全体华人的集体价值观，保证他们之间共同信仰也相互信赖，成为本屿最早的华人公共事务组织。由此，自广福宫创立，一直演变到平章会馆出现，后者又形成与广福宫近乎一体两面的运作，这两个华人公共组织，面向不同议题，其重大功能长期离不开社会教化与群众教育，服务人间的社会秩序与人际和谐。所以，广福宫原本依赖崇文阁的内部活动，以敬惜字纸推动族群子弟修学文章，也是平章拥有空间以后，继承而负担的。平章公馆建筑实体竣工以后，其内部还不止提供崇文社活动空间，更曾经长期服务广福两省华人在当地的教育需要，日常主要功能又是提供子弟上学读书的空间。这可谓是以信仰之所信，实行所信之功德，长期惠泽当地文运。即使后来时中学校搬出，华侨中学停办，先前要办女校也不成功，广福宫或平章会馆后来也还是继续服务华人的社会福利，常有筹款与捐款各种教育活动的事业。

　　如果将广福宫历史视为地方群体的社会史，或可发现秦汉以来“亭”的地方设置，发展到明朝又演变为广设申明亭、旌善亭等等支撑乡约的概念，都可能是南洋各地南明遗民演变出地方公共机构的渊源。他们曾经继续以“亭”的运作，在开拓地区维持在地的乡约共同体。南洋各地这些称为“亭”的公共机构，不论是传说中天地会缘起的“红花亭”、现在马六甲尚留下名称的“青云亭”、越南各地明乡人的“亭”，还有如槟城、仰光、雅加达等地称“观音亭”，其共同特征在于“亭”是公共聚议的机构，既是大众以共同信仰凝聚认同的中心，又是地方华人群体相互以议事行仁义的场所。大众共同奉祀神明代表天理良知，以神明所在公庙为“亭”的所在地，又以“亭”作为邻近乡里父老相互联系的聚会场所，在“亭”内议事实行民间公议，也就使得民众共享共有的公共领域，是拥有公认的神圣属性，内有诸神代表天理牵制人欲，确保各种人事持平公道。卒之，华民更信赖神道的庇佑会在冥冥中维持集体公益。这样一种场所，是以华人共享的公共领域兼具对内对外的协调功能，形成公论也可以受大众信任，成为应付邻近各处他族政权的集合力量，也回应着不得不是长期对话中英两国各级政府带来的各种挑战。

　　因此，要认识广福宫乃至平章公馆的历史，尤其是相应于先民身处的清朝时代那一段历史，是不应混淆广福宫和平章公馆曾经的历史状态，把这两个组织看待成为现在意义的社团组织。现在人更应重视南洋民间的集体记忆，思考当地民众何以至今通称广福宫为“观音亭”？意即说，来往这个海港的各地华人，以槟榔屿作为跨海而结合的社会之地理中心，广福宫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公众互动的社会机构，不是纯粹的“公共庙宇”或者膜拜祭祀场所；由此，他们眼中，以后延续其历史而演变出来平章会馆，最初也不是一个由会员组成的社会组织。

　　事实上，早期的英殖民政府既要维持政权，又要相应着华民组织的自我认识，也即是相应于华人之有“观音亭”，将广福宫或者后来的平章会馆视为对话单位，也不是令他们以1890年社团法令注册宗教团体或会员组织，而是承认这是由信理员（trustees board）组成的公共信托单位，以一张或数张地契说明上边存在某种性质的建筑与场所，并且以章程规范这个场所的信理员是基于公众利益而服务相关特定群体需要，负责管理场所与处理具体事务。广福宫章程至今自称是由广东暨汀州会馆和福建公司派出信理员，信托着三处华人公共场所以及处理相应信仰事务的“信理部”，平章会馆在1914年前后的战前章程也一样是体现这种信托组织的本质，说明是由槟榔屿的广福两省在地群体公推信理和协理，再由这些人员日常关注关系全槟华人的事务。这批人负责管理着属于公众的特定公益事务场所，也负责处理相应的事情，组织既然是向全体相关的“公众”负责，当然就没有招收会员制度；既然说是“公众”，也就得包括其处理职责范围内的全体先亡乃至未来出生子孙。正因如此，所以广福宫和平章公馆凡遇大事，其决议方式，不是职员理事开会，也不是召集会员集议，而一再要以“侨众”“大众”、“埠众”、或“绅商”召集大会。而民国年代以前的广福宫与平章会馆长期如此状况，也有个好处：就由于面向的群体是同一群体，牵涉大事总要在同一处地方举行，也就是广福宫和平章公馆的前边广场，因此便得以保持两个组织的一致与结合，也保证着那时候组织的地位，尚能够被视为公议全体民众公益事务的权威。

　　后来许多地方祭祀观音的公庙，固然不知其历史原来意义，各地公庙也不见得都是这类属于群体民众的组织，代理“公共”事务而面向“公众”负责；可是，各地方常见民众追随主要港口华人社会称呼“观音亭”，也把本地寺庙称为“观音亭”，可见这种称呼深入民心。现代人要理解那时代的事务，若缺乏“亭”的观念，很可能便无从理解公众组织奉祀观音而实行社会事务之缘由，更难以因此印证组织当有之本质与特性。尤其在明清民间大海洋时代，大众信仰意识浓厚，社会组织是以信仰的诠释与信仰的活动去凝聚人间的和谐、规范人事的秩序，由此也就影响着组织宗旨与运作方向。各地何以强调南海观音随处祈求随处现，设立“观音亭”是为着显现何种历史渊源？何以先民不是强调其他神明，是要从皈依观音之因缘，生起神道设教之社会功能？这些都是应考虑的事。

　　说得清楚点：不清楚“观音亭”何以叫“观音亭”的核心意义，不从“先王以神道设教”的角度去设想先民集体心境，也不从各地华人组织本来的历史渊源与形态去思索，就难以理解各群体的合作，更难以解释先民在维持“观音亭”的权威之外，何以另外又有“平章”命名的组织，却是在观音亭边上供奉关帝？特别值得思考：供奉关帝的组织为何是有义务替“亭”办事，处理观音巡游，反而不曾主动组织过关帝巡游。这其实还牵涉着大众接受清廷封赐关帝的集体立场。

　　现代人要讨论清末民初广福宫或平章会馆的人事问题，最需要注意其原来配合着宗旨的组织形式，以及其中文文献自称处理“华人信仰事务”的自定位，为何是替政府与民间处理公共事务的“信理部”，而不是将组织等同西方现代社团，即近现代以会员制度选举职员的公会/协会（association/societies）。在那时候的人，遇到任何事情，代表着两省居民的职员要在开会以后，再以到市内发传单配合着在报上刊登启事，召集大众届时以“埠众”、“侨众”或“大众”名义开会，在观音或者关帝等神圣见证的场所一起议论决定，被视为是尽义务、负责任又公开透明的行为。大家在开会前主动拈香祭祀神明，会后唯恐议决不公道或决策不圆满，又以神前卜杯最后决定，也是对神对人尊重负责。

　　1886年的创建《平章公馆碑记》不称所在组织广福宫，而强调“六达交衢观音亭”是很有意思的。正如上文所述，碑文是引用《孔子家语》：“六马之乖离，必于四达之交衢。”重要的是，如果讨论这两个组织的关系，还有他们早期的活动，特别是讨论广福宫何以由平章会馆执行许多事务，是不能也不应离开组织本身的背景；肯定这两个组织一脉相承，原来就是尊重着集体信仰去维护历史传承，也是由此论述着华人在当地的安身立命，是有天命神佑的根据，也即华人在本土开拓主权之合情合理合法合乎天道。如果没有因此而重视中华先民对祖先思想观念的继承，确定主流的传统观念潜移默化组织内部规范，包括其人员彼此的共同价值、内部机制、运作方向，各种结论也许符合当代人的思考模式，却不见得可能完善说明先民之所以然。

　　注释：

　　[1][2]《槟城新报》，1905年4月3日。

　　[3]《槟城新报》，1905年4月6日。

　　[4]《槟城新报》，1899年5月8日。

　　[5]Return Shewing The Number of Societies in Penang Exempted From Registration During The Year1890，in Straits Settlements Gazette，12-6-1891.

　　[6]今堀诚二撰：《马来亚华人社会》，刘果因译，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1974年，第44页、第46页。

　　[7]陈育菘：《马华教育近百年史绪论》，载陈育菘：《椰荫馆文存》第二卷，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第222页。

　　[8]王琛发：《晚清南洋新式学堂的“圣教南暨”》，载《原道》（总32辑），第71~87页。

　　[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203页。

　　[10]《槟城新报》，1904年5月7日。

　　[11]《槟城新报》，1904年5月13日。

　　[12]《续广学务处照会槟城领事官函》，新加坡《叻报》转载，1904年12月30-31日。

　　[13]陈育菘：《马华教育近百年史绪论》，载陈育菘：《椰荫馆文存》第二卷，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第222~225页。

　　[14]《槟城新报》，1905年2月25日。

　　[15]陈育菘：《马来亚华侨新教育的发轫——槟榔屿中华学校轫立经过〉，载陈育菘：《椰荫馆文存》第二卷，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第262~266页。

　　[16]《槟城新报》，1904年5月16日。

　　[17]陈育菘：《马来亚华文教育发轫史》，载陈育菘：《椰荫馆文存》第二卷，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第238~248页。并参考《槟城新报》，1907年2月22日，2月25日。

　　[18]《槟城新报》，1905年2月28日。

　　[19]《槟城新报》，1907年3月15日

　　[20]《槟城新报》，1911年8月3日，1912年3月12日。

　　[21]《槟城新报》，1911年10月14日。

　　[22]温梓川：《时中学校校史》，载刘果因主编：《槟榔屿客属公会40周年纪念刊》，槟城：客属公会，1979年，第744页。

　　[23][24]《槟城新报》，1919年12月9日。

　　[25]《槟城新报》，1918年5月6日，1918年7月15日。

　　[26]《槟城新报》，1914年2月14日，1914年6月5日

　　[27]《槟城新报》，1918年5月6日。

　　[28]《槟城新报》，1919年10月9日。

　　[29]《槟城新报》，1919年10月7日。

　　[30]《槟城新报》，1920年1月6日。

　　[31]《槟城新报》，1923年1月8日。

　　[32]许生理口述，王子珊笔记：《本校筹备之经过》，载《钟灵中学校刊》，槟城：钟灵中学，1926年，“附录”第3~4页。

　　[33]《槟城新报》，1907年3月4日。

　　[34]《槟城新报》，1911年10月5日。

　　[35]王琛发：《19世纪槟城闽南社群的神农信仰：从集体祖神到海疆守护神》，《闽台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36]《槟城新报》，1911年10月2日。

　　[37]《槟城新报》，1911年9月12日，1911年9月13日。

　　[38]《槟城新报》，1911年9月18日。

　　[39]《槟城新报》，1911年9月14日，1911年9月16日,1911年9月18日。

　　[40]《槟城新报》，1911年10月4日。

　　[41]《槟城新报》，1911年10月9日，1911年10月17日。

　　[42][43]《槟城新报》，1911年10月19日

　　[44]General Notification No.187,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28 March 1890。

　　[45][46]郑永美：《广福宫已故总理、信理、董事生平略历》，陈剑虹主编：《槟榔屿广福宫庆祝建庙188周年暨观音菩萨出游纪念特刊》，槟城：广福宫信理部，1989年，第87页。

　　[47]陈新政：《华侨革命史》，第2页。（收录于《陈新政遗集》，民国十九年）

　　[48][49]《槟城新报》，1906年6月27日。

　　[50]《槟城新报》，1908年2月17日。

　　[51]《槟城新报》，1913年3月1日。

　　[52][53]《槟城新报》，1911年5月23日。

　　[54]Co 273/337/23345 and Co273/343/25305,Colonial office：Straits Settlements Original Correspondence,Kew,London:National Archive,1908.

　　[55]《槟城新报》，1911年11月21日。

　　[56]《槟城新报》，1911年12月18日。

　　[57]《槟城新报》，1912年1月4日。

　　[58]《槟城新报》，1912年4月1日。

　　[59]《槟城新报》，1912年9月26日。

　　[60]《槟城新报》，1912年9月30日。

　　[61]《槟城新报》，1912年10月9日。

　　[62]《槟城新报》，1912年12月26日。

　　[63]《槟城新报》，1912年11月28日。

　　[64][65]《槟城新报》，1912年11月28日。

　　[66]《槟城新报》，1912年11月29日。

　　[67]《槟城新报》，1912年12月20日。

　　[68]《槟城新报》，1912年12月21日。

　　[69]《槟城新报》，1912年12月24日。

　　[70]《槟城新报》，1912年12月26日，1912年12月27日，1912年12月28日。

　　[71]《槟城新报》，1912年5月8日，1912年5月15日，1912年5月21日，1912年5月25日，1912年5月28日，1912年5月30日，1912年6月11日，1912年6月25日。

　　[72]《槟城新报》，1914年3月11日，1914年3月12日，1914年3月13日。

　　[73][74][75][76][77][78]《平章会馆早期的章程》，载刘问渠主编：《槟州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槟城：华人大会堂，1983年，第163~164页，第164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68页，第168页。

　　[79][80]《槟城新报》，1919年3月13日，1919年3月25日。

　　[81]董大木：《南洋华侨反对英帝摧残华侨教育的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00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4年，第191~204页。

　　[82]王琛发：《陈新政与钟乐臣的忧患岁月：马来亚华人反抗“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一百年祭》，《闽台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

　　[83]《槟城新报》，1919年2月22日。

　　[84]《槟城新报》，1919年4月14日。

　　[85]《槟城新报》，1919年4月16日。

　　[86]《槟城新报》，1919年4月15日。

　　[87]《槟城新报》，1919年8月23日。

　　[88]《槟城新报》，1919年8月26日。

　　[89][90]《槟城新报》，1928年7月13日。

　　[91]《槟城新报》，1928年10月25日。

　　[92][93]《槟城新报》，1928年7月20日。

　　[94]《槟城新报》，1928年9月4日，1928年9月7日。

　　[95]《槟城新报》，1928年10月25日。

　　[96]《槟城新报》，1921年6月17日。

　　[97]《槟城新报》，1921年7月27日，1921年8月2日。

　　[98]杨汉翔：《槟城华侨之慈善事业》，载林姗姗主编：《光华日报20周年纪念刊》，1931年，第143~183页。

　　[99]《槟城新报》，1920年7月17日，1920年7月19日，1920年7月24日。

　　[100]《槟城新报》，1921年9月5日，1921年9月6日。

　　[101]《槟城新报》，1921年9月26日。

　　[102]《槟城新报》，1923年6月28日。

　　[103]参考施列格撰、薛澄清译：《天地会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原英文版出版于1866年），第108~109页、第122~123页、第149~151页。

　　[104]王琛发：《先贤、神圣香火、开拓主权：华南原乡与南洋信仰版图的互相呼唤——以马来亚客家先民为主例》，《客家研究辑刊》2012年第1辑，第141~143页；王琛发：《桃园结义：南洋天地会对关帝信仰的继承、传播与影响》，收录在萧登福、林翠凤主编：《关帝信仰与现代社会研究论文集》，台北：宇炣文化出版，2013年，第301~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