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福建漳州363000)
中秋博饼习俗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闽台地区的民众必不可少的一项仪式活动,也是中华民族阖家团圆的家庭观念的象征,为两岸同胞之间的亲情、友情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欢乐互动的平台。以电视媒体为代表的传播媒介为博饼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重要的仪式分享。新媒体的出现,迫使人们重新建立新的认同感和价值观以实现社会整合,并完成博饼民俗文化传播的创新实践。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解决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危机,注重文化传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问题,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一、基于历史的文化记忆
钟敬文先生在《传说的历史性》中指出,一种优秀的民俗文化是不可能凭空出现的。任何传说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的产生都是有一定的历史现实作为根据的,由于一定社会历史范畴的存在,人的幻想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凭藉和限制。关于博饼的起源,在福建民间有很多传说,最流行的是起源于人们对郑成功的崇拜。传说当年郑成功屯兵厦门,每到中秋月圆之时,满怀反清复明的将士难免有思乡情绪,为缓解士兵思乡之苦,他便让其部下洪旭设计出“博饼”游戏,后来博饼从军中传入民间,不断改善发展成为一项有趣的民俗活动。尽管这一说法最终被学术界所否定,但是,当今却仍有很多人将其起源附会于郑成功身上。由此可见,郑成功在厦门、台湾的影响力极大。这个美丽的传说,充分展现郑成功英雄的光辉形象,蕴含着人们对他的忠君爱国、保家卫国的精神的认可与赞颂,承载着中华儿女浓厚的民族情怀的心理寄托。
据学者考证,博饼早期是占卜科举考试运气之博戏,最早见于清朝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主修的《台湾府志》,书中有载:“是夜,士子递为宴饮赏月,制大面饼一块,中以朱砂涂一元字,用骰子掷以夺之,有秋闱夺元之想。”它既表明“博饼”与台湾有密切的渊源,也表现了最初的“博状元”行为与科举考试之间的密切关系。2003年8月,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在《厦门晚报》发表的《博饼非厦门独有的历史遗存》中,指出博饼民俗活动是从北方流行过的状元筹演化而来,经南北方文化特质的融合而成,为“状元筹”的演变轨迹提供了充实的史料与实物根据。
状元筹产生的具体年代尚未得到考证,但从文献获知,早在宋代,就有“状元局”的游戏。陆游《岁首书事》即有描写状元局的诗句:“呼卢院落争先岁。”清人顾禄《清嘉录》卷1《状元筹》引陆游这句诗后注说:“乡俗岁夕聚博,谓之试年庚。”吴谷人《祭酒新年杂咏小序》云:“状元筹绯绿兼行,赢输计箸,闺阁中为消闲之戏。”从这些诗句可知,状元筹活动是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一种游戏。最初流行于文人雅士之间,参加科考的考生们往往以博状元筹活动占卜科考结果。状元筹活动实际上寄托着考生们“高中”的美好愿望。到了明清时期,状元筹盛行于全国多数地区,在民间广为流传,并随着娱乐性活动的增加,发展为民间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
以上的两种博饼起源说都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相关,这种传说记忆通过对历史记载中象征人物的纪念,或是对具有文化形态的历史事实的传承,最后在循环往复的仪式典礼的操练中形成特定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是指个人或集体对过去的记忆,是一个不断传承和延续的过程。博饼民俗活动流传千百年,并深深浸润于每一个闽南人的心中。人们通过宣扬郑成功的英雄主义精神内核,扩充科举文化内涵的现代意义,既保留了传统文化仪式中的价值理念和民族精神,又延续了“共同体”得以发展的历史空间,使博饼民俗成为闽南人心中一种不自觉的文化价值观,构成人们独特的精神世界。正如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其《文化记忆》一书中认为,由于记忆常常受到被遗忘、被扭曲和被排挤的威胁,历史因此往往借助回忆赢得其形态。因此对于一种优秀文化的建构都需要行之有效的回忆形态,使个体得以升华在集体和团体中,行为上表现为对集体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不断内化,而生活在集体和团队中又令我们能够建造记忆,形成根植于历史深处的某一群体“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和同类价值意识,并依附特定物质基础和文化意蕴成为维系集体的内在动力和精神纽带,最终达到强化公众记忆和塑造身份认同的目的。
二、基于仪式的共同体身份建构
具有科举文化元素的博饼民俗活动,是闽南人在中秋节举行的一种游戏活动。人们在节日聚会通过掷骰子卜取各式奖品,在游戏取乐中获得好运。它传递的不仅是渴望团圆的美好心愿,更传递着穿越时空都无法改变的感恩情怀。作为仪式的博饼民俗,在每年中秋佳节的各种活动中进行仪式感的创造以及仪式符号的创新,使得有关过去的形象和回忆性知识,在仪式的操练中传送和保持。不仅是为了通过共同体的参与来传承风俗、提高共识、凝聚团体,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恩情怀,更重要的是,由仪式所带来的共同的希冀和愿景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将共同体中的不同个人紧密联系到一起,从而形成群体归属感和个人身份认同建构。(一)从仪式中强化集体记忆
仪式包含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表现形式,正如费斯克所言:“仪式就是组织化地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以表现和界定特殊的时刻、事件和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即仪式是在特定事件、空间中所举行的象征性活动,同时具备历史再叙述和激励感情的作用。法国学者涂尔干也明确指出仪式不仅具有强化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的作用,它的作用还在于确认、复制共同体的信仰和共同体的价值。因此博饼作为中秋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它是一个文化仪式,通过一种集体性的互动体验,激发并生产出精神共同体维系和传承的集体记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共同体成员的接受和认同,最终成为个人身份认同的建构力量。哈布瓦赫指出:“过去不会像在睡梦里那样重现……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因此记忆被保留不是被重现,而是被建构。而集体记忆的建构需要借助媒介仪式的传播,戴扬和卡茨所说的“媒介事件”则是某一集体记忆的主要来源。正如《海峡导报》社长林世雄所说,经过《海峡导报》多年的努力和两岸媒体的共同打造,大赛不断地进行拓展和延伸,不断加深两岸民众对这一传统文化的了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参与此活动。
通过媒体,唤醒潜藏于人们心中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记忆,最终达到增强群体认同、凝聚社会共识的目的。每年的博饼状元王中王比赛中,除了使用定制专属的博饼碗、骰子、状元金饼等道具,还会穿着状元服、格格装参与活动。正是这些组成了博饼文化的象征符号,也成为建构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的重要手段。例如在第15届博饼王中王大赛台湾分赛区的博饼现场,台湾中华博饼文化协会理事长林文雄告诉《海峡导报》驻台记者,最初得知桃园南崁五福宫与郑成功有渊源,就把活动举办地选址于此。因此人们在此不仅仅是参加一场博饼比赛,更是为了纪念和缅怀雄郑成功,激起了人们心中对英雄的崇高敬意,共同体的情感在这一刻得到凝聚,从而引起情感的共鸣。如同爱米儿·涂尔干所言:“仪式必须保证信仰不能从记忆中抹去,必须使集体意识最本质的要素得到复苏。”两岸媒体通过对这些仪式符号进行有意义的文化生产和传播,生成并建构了个体对某一历史事物的集体记忆,增强了人们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
(二)集体记忆强化下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关于回答“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的问题,是个人与群体的一种归属关系,通过群体认同,个人将自己定位属于某个群体同时对该群体产生“归属感”,对某一共同体的信任、认同和肯定。而集体记忆是建构认同的重要基础,它通过对过去的不断重构,使过去的形象适合于现在的精神需求与信仰。因此通过对博饼的文化根源的探寻,可以唤醒群体对某一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从而将个人与集体紧密联系起来,并获得强烈的身份认同。在中秋佳节,博饼已经成为闽台地区的民众必不可少的一项仪式活动,既是他们对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及核心价值的认可,也包含拥有相同文化记忆的两岸同胞对共通身份的认同。因为当地社群在中秋开展博饼活动时,无论是唤起大众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回忆,还是对科举文化记忆的传承,人们以共同体的身份完成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对价值信念和信仰诉求的创造,都是在强调个体在群体中产生的自豪感、归属感,它表现人们对共同体认同的同时传承文化,并在群体中形成自我的身份认同。在博饼的仪式活动中,所使用的博饼碗、骰子、状元金饼等道具并不是功能化的物品,评判游戏的状元筹规则也并非简单的文化制度,都是蕴含博饼民俗文化智慧的结晶。它们作为根植于人们心中无意识的文化记忆,丰富和建构着海峡两岸人民的精神文化世界。在集体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尽管人们的身份、背景各不相同,但是由共同体所带来的精神力量,也能使集体中的个体得以维系在一起,促成群体内部精神共同体的形成。同时集体记忆作为凝聚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重要纽带,对海峡两岸民众的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强化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最终达到由个人身份认同民族身份认同的深化。
三、基于新媒体语境下的文化认同
在数字时代和全球化语境下,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传统共同体正在逐渐瓦解,社会的原子化和文化的多元性也需要通过重建新的认同感和价值观以实现新的社会整合。尤其在当今新媒体成为传播主流的背景下,随着他者文化的不断入侵和一定程度的文化杂糅,闽南文化正面临不同文化元素的冲击,而在这样的文化冲击中势必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认同危机。文化认同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是人们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和认可,包括文化形式认同、文化规范认同、文化价值认同三个层次。很显然博饼民俗的背后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如何让人们在主动接纳中对博饼民俗文化加以认同,如何让人们在认同中主动去传播和传承民俗文化,建立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显得十分重要。(一)文化形式的创新认同
首先,利用新媒介技术来实现新的文化形式认同。美国学者卡斯泰尔在《认同的力量》中指出,网络通过改变生活、改变空间和时间等物质基础,构建一个流动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流动空间的出现表明,原来以区域为基础的社会与文化不再清晰。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和媒介环境,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新的文化表现形式和传播模式。尤其是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面对新一代受众,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新的解读误区。不少青年人求新求异,认为地区文化是守旧、传统、单一的文化。因此要想激起年轻一代对地区文化的热情,必须从文化的展示方式上做出创新。如在传统物质文化中融入现代性元素的“互联网+文化”,以大数据、虚拟现实技术呈现文化遗迹,唤醒具有科举文化的历史记忆;以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作为文化传播的平台;以短视频直播的形式增强受众在场的沉浸式体验等等。新媒体多样化的技术手段和传播平台为仪式传播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创建了一个巨大的媒介场域。通过这一公共场域追溯、解释、传播传统文化,不仅让枯燥乏味的民俗历史变得活灵活现起来,而且还为用户创造自主性对话和沟通的空间,让受众在新的空间里产生参与感和情感共鸣。例如在2019海峡两岸中秋博饼状元王中王大赛中,厦门电信以5G直播了本届博饼大赛的多场赛事,据称,这也是5G在全球首度应用于博饼直播。当短视频平台正在直播博饼活动的举行时,屏幕前的我们也正在参与家庭的博饼活动,受众在每一个地方同时接收,个体将代入到集体中进行神圣的仪式体验,不仅成功创造成员间的融合感、共享感、平等感,而且成功营造出文化认同的媒介场域,给予了观看直播的受众置身现场的沉浸感和共鸣感。另外直播还展示了歌仔戏、提线木偶等多个厦门代表性的非遗项目,在博饼大赛现场进行表演和展示,为受众呈现一场极具闽南风格的民俗交流盛事。电视台和短视频平台的直播和创作方式的创新,带给受众持续、沉浸的体验,共同建构了一场仪式的媒介景观。
通过对文化形式的不断创新,创造出新时代发展需求的的身份认同方式,进而深化为受众乃至整个群体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等等。这也是实现闽南文化实现认同的关键一步。
(二)文化规范的制度化认同
博饼科名源于状元筹中的科举名称和骰子数目,而且状元筹上还会记刻游戏的获奖规则。这种带有科举科名的获奖规则,是人们在博饼活动中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也是对参与活动的成员的一种行为规范与道德约束。在博饼的传承过程中,尽管会饼的形式不断发生变化,但其状元筹的规则却一直沿用至今。若将现行闽南地区“博饼”规则与明清状元筹游戏规制放诸一处,二者高度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具有科举文化内涵的状元筹规则,以仪式活动的制度化的形式存在,在博饼的传承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博饼习俗通过家庭、单位和群体等途径将礼仪和仪式等社会规范加之于个人,个人又遵从这些文化规范进行有秩序的行为活动,形成集体内部的一种规则认同,共同营造和谐的文化环境。而形成这种规则认同,一方面是人们心理上的顺应和同化,即人们是对博饼中附含的科举制度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人们对习俗文化规范的遵守与群体认同有关,当个体与他人共同遵守其中的社会规范时,就会很快融入集体当中,并会享受由规则带来的荣誉和获得相对应的奖品;反之则会被群体排斥并受到破坏规则的惩罚。因为掷骰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运气,没有特别的技巧,全凭自己掷出的力度、速度和高度决定。科举考试中的公平公正在博饼比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天赋人权的核心价值理念。总之,在博饼游戏中,人们对于状元筹规则的遵守和认同,实际上是对文化规范的认同,归根结底还是是对地区传统民俗文化的认同。
(三)文化价值认同的消解与重构
文化价值认同即认同该文化所包含的思想、理念和核心价值,且各成员间有着共同的群体目标和相似的价值诉求。博饼民俗传承至今,仍然是闽台地区民众欢度中秋的一大热门文化活动,其原因不仅仅只是为了简单的娱乐消遣,与民俗节日背后的文化核心价值是分不开的。然而在信息化、娱乐化的消费时代,年轻受众在媒体仪式化的传播中很容易只追求娱乐化的表演形式,热衷文化表面所带来的感官刺激和娱乐功能,而对民俗活动本身文化内涵缺乏深度思考和体会。这与当前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对其文化多元性和同一性的消解具有很大的关系。另外新兴媒体传播的交互性、即时性、碎片化,使得大量碎片化的信息占据公众的注意力,尽管博饼民俗的活动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但又以很快的速度消散,人们还来不及思考博饼民俗文化的深层内涵,而新兴的其他文化就又迅速地占据了人们的视野。因此新兴媒体消解了文化背后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内涵,其承载的群体归属感、文化认同感也就随之消减。但新媒体对于博饼文化价值认同的重建也同样不可置否。每参与一次博饼游戏,就像是进行一次仪式的传播过程,人们在注重规则的仪式程序中使特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得到描述和加强。这就唤起了参与节日仪式的民众内心潜在的情感,并在参与中产生情感共鸣。同时由于现代化传播手段的介入,电视台、短视频等的策划与报道,为受众构建起一个共享资源的文化空间,在媒介创造的“观念世界”中联结为一个“共同体”。因此媒体就应该担负起重建价值认同的重任,深入挖掘和开发博饼民俗的文化底蕴,真正使民俗文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提升文化自信。例如可以尝试拍摄一些融合博饼文化的专题纪录片,因为博饼中所蕴含的科举文化有1300年的历史,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故事,赋予博饼文化顺应新时代发展的文化内涵,并在媒介传播中不断扩大文化区域的影响力,最终成为闽台地区人民跨越海峡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正如海峡导报社社长林世雄用吴肇勋的书法《致善弘仁》表达其美好心愿,“博饼虽然用的是骰子,但这是中国的民俗文化,博饼可以致善弘仁。”因此博饼所传达的不仅仅是其本身的内容和功能,还有隐藏在博饼背后的人生观、价值观。如果说,对郑成功的缅怀和纪念,体现的是仁义、忠孝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博饼中科举文化内涵被挖掘并广受认同,体现的则是人们爱拼敢赢、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而新时代的博饼文化赋予人们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一种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也是博饼在传承过程中所赋予的时代精神。因为博饼民俗所代表的文化认同是闽南文化认同的基础和前提,而闽南文化认同不仅有利于两岸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同时也促进着传统民俗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因此作为区域民俗文化,其核心价值与主流文化所宣扬的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在海峡两岸民间都有着广泛的文化认同基础,并随着时间的积淀而愈久弥新,表现出强大的文化活力和生命力。
四、结语
在新媒体时代,新媒体传播的即时性、碎片化极大地消解了文化的精神内涵,但其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对仪式化的建构意义也是不可磨灭的,借助其仪式化传播唤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在共同的文化空间中参与、交流和分享,在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需求下找寻文化自信的来源。要想解决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危机,实现博饼民俗文化传播的创新实践,只有客观看待文化主体性的内涵,把握新媒体环境下文化形式的创新发展、文化规范的制度转换和文化价值认同的重建,才能建构出适合当代人的真正的闽南文化,从而以继承和发展的方式让民俗重新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闽南文化的传播应该注重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问题,只有深入了解文化的过去,灵活转化文化的现在,方能延续文化的未来,也只有这样,闽南文化才能与时俱进,才能得到当代人的认同。注释:
[1]钟敬文:《民间文艺谈薮·传说的历史性》,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5页。
[2](清)蒋毓英:《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0页。
[3]刘海峰:《博饼非厦门独有的历史遗存》,《厦门晚报》2003年8月22日。
[4]刘海峰:《科举习俗与科举学》,《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5]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6][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5~126页。
[7][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8][美]约翰·费斯克等著,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43页。
[9][10][法]爱米儿·涂尔干著,渠东等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出版社,1999年,第406页,第476页。
[11][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12][13]林靖东:《叮当骰子声悠悠两岸情——海峡两岸中秋博饼状元王中王大赛15年侧记》,《两岸关系》2019年第9期。
[14][法]爱米儿·涂尔干著,渠东等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出版社,1999年,第495页。
[1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16]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7]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页。
[18][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9]杨伏山、林静娴:《两岸博饼高手云集七旬老人幸运夺魁——2019海峡两岸中秋博饼状元王中王大赛决赛暨总决赛在厦门举行》,《台声》2019年第21期。
[20]冯少波、王毓红:《“博饼”风俗的起源》,《文化学刊》2012年第4期。
[21]潘荫庭:《浅析闽台地区中秋“博饼”风俗的起源、演化及文化内涵》,《闽台文化研究》2015年第4期。
[22]郭荣茂:《功能主义视角下的闽台中秋博饼习俗研究》,《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1期。
[23]高丙中:《对节日民俗复兴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再生产》,《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24]杨伏山、林静娴:《两岸博饼高手云集七旬老人幸运夺魁——2019海峡两岸中秋博饼状元王中王大赛决赛暨总决赛在厦门举行》,《台声》2019年第21期。
[25]薛其林、蔡雄:《论中华文化认同与和平统一》,《云梦学刊》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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