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215123）
一、前言
1949 年，聂华苓一家五口到了台湾，开始了十五年的台湾生活。在台湾，聂华苓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此期间她创作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1964 年移居美国后，聂华苓自称为“边缘人”：“所谓‘边缘人’，即我们在生活的两个社会中都不是主流，但因为我们可以跨越两个社会的界线，所以对两边可以都关心、都投入、都加以理解。”实际上，聂华苓的作品从早期就开始展现出边缘性特点。“边缘人”的概念来自于社会学范畴，源于格奥尔格·齐美尔提出的“外来人”概念。通奎斯特认为边缘性并不非得移民才会产生，也会因诸如教育和婚姻之类的内在变迁而发生。德国社会学家菲尔斯滕贝格将“社会文化价值和准则”作为衡量个体边缘性的标尺，提出“社会边缘群体”，这一概念实际上更强调那些区别于主流社会或社会多数人的个体，他们有着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在聂华苓的创作中，“边缘人”表现为不同的身份，他们的产生原因亦是多元的，而这些“社会边缘群体”的区间时常会出现重叠。
1980 年，聂华苓在1949～1964 年间创作的作品中，为大陆读者精选了十篇短篇小说，结为短篇小说集《台湾轶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同年，出版于香港海洋文艺社的《王大年的几件喜事》则收录了聂华苓的十三篇短篇小说。结合两个版本进行研读，能更为完整地阅读聂华苓早期短篇小说。在这些早期的作品中，聂华苓刻画了许多边缘小人物，展现出多重边缘性。
近年来有关聂华苓小说的“边缘人”研究，包括孙辰的硕士论文《国族流离的边缘发声——论聂华苓小说的边缘书写》，从多元维度探究《桑青与桃红》与《千山外，水长流》所展现出的作者的边缘态度；杨瑶的硕士论文《论聂华苓小说中的“边缘人”叙事》，就聂华苓长篇小说的“边缘人”进行了研究，讨论了“边缘人”的形象类型、精神内涵、叙事策略和价值意义；林佳，肖向东的《边缘生存的言说——聂华苓与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文化认同》，分析严歌苓和聂华苓的移民小说的“海外边缘人”，简要论述了海外华人的边缘生存状态；傅守祥，李好的《文化之根的漂移与嫁接——从聂华苓小说〈桑青与桃红〉看流散华裔的边缘生存与文化认同》，将《桑青与桃红》视为早期华裔流散文学的代表，探讨小说所展现出的边缘生存与文化认同问题，以上研究大多研讨聂华苓的长篇小说，极少提及短篇小说。但短篇小说在聂华苓的创作生涯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仅代表其创作生涯的开始，还与其中长篇小说有互文关系。作为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短篇小说能更精准展现社会生活的问题。研讨聂华苓短篇小说的边缘性，能更好理解聂华苓创作中的边缘意识，更好了解其边缘意识的流变。
本文拟从上述《台湾轶事》《王大年的几件喜事》两部小说集出发，就婚恋悲剧中的女性、新时代的老年人和政治纷乱中的公务员三部分，对聂华苓短篇小说的“边缘人”形象进行研究。
二、聂华苓早期短篇小说中的“边缘人”形象
（一）婚恋悲剧中的女性
在不幸福的婚姻中，在母性与妻性的两难中挣扎，曹禺笔下有《雷雨》的繁漪，聂华苓笔下则有《永不闭幕的舞台》的侯太太。侯太太的边缘性是多重的，她是父权中心社会的附属者，是传统伦理规范的叛逆者，也是母性与妻性间的两难者。西蒙娜在《第二性》提到：“母亲不是把女儿看做优越等级的成员致意的，她在女儿身上寻找自己的分身。她把自我关系的一切暧昧之处投射到女儿身上；当这个他我的他性确立时，她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侯太太与琬儿的关系，在乃琛（即A）出现后，从母女悄然转变为情敌。在侯太太的身上，妻性与母性发生了激烈的矛盾。侯太太爱上了侯先生的外甥，这是对传统伦理规范的挑战。但她在挑战的同时，感受到罪恶感，又以传统伦理规范束缚自我，“没有爱情的婚姻，简直就是地狱！无论如何，我要努力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然而，当侯太太发现女儿也爱上了乃琛时，她陷入了极其痛苦的处境，一方面她有母性的慈爱，另一方面她又憎恨嫉妒琬儿，“我厌恶她的笑，也嫉妒她的笑！”她还在日记中记道：“每逢我母女单独相对，我就是个最慈爱的母亲，一有A 在旁，我就变成了一个口喷地狱之火的魔鬼！”纵使内心对爱情十分渴望，侯太太也与许多旧式女性一样，被传统伦理束缚，以母性说服并压抑妻性，日日承受内心的折磨。如果说侯太太嫁给侯先生是她的悲剧，《一捻红》中婵媛的悲剧则是成为了赖国熹的情人。婵媛虽委身于赖国熹，但她心里仍爱着叶仲甫：“她还要保留一部分——怀着宗教徒的心情保留着，没有希望，不求报偿。”她对叶仲甫与“叶太太”的执着，是她心中对过去的执着，是她在迫于生活时的坚守，卑微而坚定，甚至是一种节气——“岁寒不受霜雪侵”“劲节不推岷岭雪”。在战乱年代，有许多家庭被迫分离，一些人会成立两个家。林海音《烛芯》中的志雄也有两个家，一边是发妻元芳，一边是抗战时期陪伴左右的凤西。与志雄离婚后，元芳又嫁给了在大陆有妻儿的俊杰，在面对友人的质问时，元芳的回信如下：“我和俊杰的结合，是基于一个同样的感觉：我们如何渴望过着‘家’的生活。”对“家”的渴望，于元芳是希望在异乡能找个相互陪伴的人，于婵媛则是对大陆家乡的渴望。婵媛的设定与聂华苓一家有许多相同之处，聂华苓对大陆家乡、对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坚守，隐晦地投射在婵媛身上。同时，聂华苓的矛盾心态在婵媛身上亦有所暗示。婵媛对仲甫的感情是矛盾的，“她渴望仲甫，渴望昔日正常的婚姻关系，但她不愿再看到他了。”婵媛对仲甫的感情包含着一种羞耻与痛苦，她无法再单纯地回望，回望更添辛酸，这样的心态，恐怕也是许多随同国民党到达台湾的人们的心态。
侯太太在顺从与抗拒父权中心里挣扎，婵媛则在精神的痛苦与生存的满足之间为难。在聂华苓的小说中，女性不仅是传统父权社会的边缘人，在战争年代，她们在非正常的家庭关系中的边缘性更为突出。
（二）新时代的老年人
《寂寞》（又名《袁老头》）的袁老头喜欢对儿子说以前的光彩事迹，但儿子鲜少回应，“之耕有时也没精打采地回应一两声，有时便默不作声。”当他想向邻居“炫耀”自己的喜悦时，忙于家务的朱太太没好气，职场不顺的朱先生没心情，倒猪水的女人与他语言不通，万孝萱沉迷于音乐，就连儿子儿媳都不愿意主动和他分享日常生活，没有一个人真心理解和祝福他。《祖母与孙子》的祖母在淡水河畔远眺故乡，孙子却想去打鸟，催促她回家。孙子童言无忌道出了对祖母的嫌弃：“我才不要老，动也动不得，吃也吃不得，一脸的皱纹，连摇篮里的小妹妹看见你都要哭。出来还要人带着！”但让祖母最绝望难过的是孙辈的不理解，不仅是不理解自己，更不能理解自己对大陆家乡的感情：“孙子更坚决地说道：‘我不明白，这儿有什么可站的？’‘唉，我的乖孙子，你老了就明白了。’”祖孙之间，不仅仅是代际冲突，对待祖国故乡的感情，亦有所差异了。与前二者一样，《高老太太的周末》的高老太太也是不被子女理解的老年人，但同时她也是传统礼教的边缘人与受害者，高老太太具有女性和老年人的双重边缘性。高老太太指责安娜·卡列尼娜为了追求爱情而出轨的行为，不理解儿女的恋爱。她和侯太太一样，嫉妒年轻女孩的婚恋自由，“现在太不成话了。女孩子都不老老实实地结个婚，交什么朋友，恋什么爱。”在母亲与子女的代际冲突中，面对着文琪文鼎的“心在曹营心在汉”，高老太太选择了让步。“她们隐藏起自己的怨恨，她们满足于自己的孩子们愿意给予她们的东西。但她们在孩子们身上得不到多少帮助。她们面对未来的荒漠无所事事，忍受着孤独、悔恨和烦恼。”高老太太把儿女都“赶”了出去，“她想起了死去的丈夫，假若他还健在，不也是一个老伴儿？她从来没有这样想念他，从来没有这样需要他。”这对于高老太太而言是很悲剧的。在不幸福的婚姻中，在老伴生前死后，这是高老太太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与其说是“爱”，更不如说是需要陪伴，需要被需要。
聂华苓的短篇小说中的老年人是现代社会的边缘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陈旧”的，他们与社会有着隔膜，与子女也有着不可跨越的代沟。
（三）政治纷乱中的公务员
1.游离于“中心”之外的“边缘人”沉默、枯槁、无神是当时台湾公务员的写照，正如《爱国奖券》的顾丹卿和《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的志刚/夫子（何政）。《爱国奖券》有两个版本，海洋文艺社版的顾丹卿是一个在工作压力下未老先衰的人，他认为人生是无聊的，“其实，人就是如此，不彻底，无论是快活还是烦恼，是爱还是恨，都不彻底，人生的可哀就在此。”北京出版社版的顾丹卿比海洋文艺社版更少语言描写，无论朋友谈论什么，他总是沉默，沉默展现出他最直接的无奈与愁怨。《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的志刚/夫子是一个悲观幽怨的单身公务员，在读书时代他是“公子哥”/活跃的诗人，但如今“单调的教书生活，给他留下了一张单调的脸，没有线条的脸；没有抑扬的声音；一脸的笑，总像在向人打躬作揖。”壮志未酬，去国怀乡，是古代士子远游常有之情。“伦理中心培养出的中国人身后的情感，使得游子之情显出一种两面性……另一方面如果总是进不去，总是处于一种‘离’的状态，其悲伤就是一种双重的悲伤。一是入国不得，不能完全自我实现的失落的悲伤，一是离家漂泊天涯的悲伤。”国民党败退台湾后，1949 年颁布了“戒严法”，进入“白色恐怖”时期。顾丹卿和志刚、夫子这样的底层公务员，无法得到当局“中心”的肯定，游离在社会的边缘，却最能感受到“中心”的压力。在戒严时期，他们失去了原来的理想，也失去了原本的光彩，只剩下庸碌无为。
2.“边缘”与“中心”的转化
《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的王大年，有着丰富的象征意味。他是受到台湾当局嘉奖的模范教师，屋内挂着名不副实的“大年计划表”，私底下却与夫子谋划着养鱼赚钱的事。王大年是一个既有喜剧意味又有悲剧意味的人物，他认为人生就是财酒色（wealth,wine,woman），虽然他并未认真对养鱼进行计划，但他对自己的计划很自信。这种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和买爱国奖券一样，都是空想，与模范教师的荣誉称号形成了对比下的荒谬与可笑。但王大年是可悲的，他那“三朝元老”的资格，也只能换来“一间卧房兼起坐间，一间厨房。”联想到当时台湾教育界，甚至是政界，我们似乎能感到意有所指。“告诉你，老朋友，这是个分工的时代。”王大年理解的分工，就是“养鱼是我的责任。看鱼池是你的责任。”一个人日夜看鱼池不仅辛苦而且荒唐，王大年自顾自完成了“分配”，这种自以为是对夫子而言是强人所难。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基层充斥着专制与兵权的压制，而这种压制在基层又得到了拓展。政治压力与生活压力附在王大年的肩上，而他又将无法纾解的郁闷与怨气加在了比自己地位更低、能力更少的人身上，除了夫子，还加在妻子和儿女的身上。在父权中心社会中，即使丈夫在社会中的地位不高，但在家中他是最高权力者。王大年在家“阅兵”——让儿子小橡走正步，展现了社会向家庭的影响。王大年作为社会的“边缘人”，受到政治环境的冲击，但在传统等级观念中，他又将更弱者推向了边缘。
聂华苓短篇小说中的公务员，有沉默庸碌的一面，有激愤无奈的一面，也有无知可笑的一面，他们在政治纷乱中被挤到边缘，过着贫困拮据的生活，他们不复年轻的意气，寄托厚望于空想，但他们也会在父权家庭中实现边缘与中心的转换，显示出边缘与中心的密切关系。
三、聂华苓早期短篇小说中“边缘人”形象成因
（一）旧式大家庭的烙印
聂华苓生于一个旧式大家庭，家里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祖父认为“孙女是要泼出去的水，不必认真”，甚至连家中的听差都不看聂华苓一眼。在聂家，母亲、祖母、真君（祖父的续弦）等女性都是“边缘人”与受害者，聂华苓与母亲的关系深厚，母亲是个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被“骗婚”后成了“二房”。在父亲死后，母亲一房被父亲的长子驱赶，被指骂“聂家没有你说话的份！名正言顺，不是你！”聂华苓自小就感受到的“外人”的疏离感，最先来自家庭的父权中心思想。聂华苓的第一次婚姻亦是痛苦的，她嫁到了一个北方传统大家庭，同样的重男轻女，她在女儿性、妻性、母性的矛盾中，再度成为了“边缘人”。在一次电视台访问中，聂华苓说道：“我的疏离感不仅仅是地区的疏离、文化的疏离，比方，你在家里也可能产生疏离感，你与你的家人无法沟通等。”家庭带给聂华苓的疏离感，展现为作品的边缘性。在早期短篇小说中，聂华苓创造了带有本人及家族女性色彩的女性角色，如侯太太、高老太太，她们展现出对父权中心的迷思与抗拒，她们在顺从与抗拒中挣扎。然而，聂华苓不仅仅关注到传统伦理下女性的边缘性与悲剧性，她亦发现了“边缘”与“中心”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聂家，“奶奶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她以柔韧稳定了家里暗中躁动的不安。”在作品中，侯太太以一己之力照顾生病的丈夫和一双儿女，高老太太一个人将儿女抚养长大，婵媛更是肩负着一家五口的生存。她们虽然是父权社会的“边缘人”，在家庭中却总是承担着“中心”的责任，她们看似柔弱，实则坚韧。聂华苓不仅对旧式女性予以感同身受的怜悯，更将她对“边缘”与“中心”的思考展示了出来。（二）漂泊人生的“疏离感”
聂华苓在《三生三世》的序中写道：“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聂华苓经历过军阀之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她从小就感受到一种社会疏离感。“我从小生活在武汉，武汉当时分为五个租界，我是生活在日本租界，虽然在自己的故乡，却总觉得自己是‘外国人’。那时候，日租界的小孩子的公园我们是不能进去的，‘华人与狗免进’么。所以，从小我就有着一种‘疏离感’。然后是抗战，我们从下江迁到重庆，依然有一种‘外乡人’的感觉。这种外乡人的感觉伴我一生。1949年，我到了台湾，更产生一种外乡人的感觉，更感到一种疏离感。”在台湾深感为“外乡人”的聂华苓，在创作时也时常关注与自己一样身处社会基层的“外乡人”。《爱国奖券》在《台湾轶事》中是首篇，与末篇《绿窗漫笔》相对应，一头一尾都含有对“回家”的期望。“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我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想‘家’，一样空虚，一样绝望——这辈子回不去啦！怎么活下去呢！”在聂华苓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基本所有的主角都是“外乡人”，或是旧式女性，或是老年人，或是小公务员，他们都是社会边缘的人物，但他们身上的乡愁却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与年青人相比，老年“外乡人”的疏离感应是最深刻的。不同于白先勇对“没落贵族”的关注，聂华苓关心的是像母亲那样最普通基层的老年人。高老太太身上有聂华苓母亲的影子，即使母女感情再深厚，但母亲不支持聂华苓离婚，“那怎么行呢？有两个孩子呀！”她也和高老太太一样注意女儿的言行，认为哈哈大笑太不拘形迹。像高老太太、袁老头这样的老年人，是现代社会的边缘人。他们经历了时代的进步，但思想仍是传统的，与在进步思潮中成长的新一代是有代沟的。“外乡人”中的“老年人”身上的疏离感是双重性的，既有空间的影响，也有时间的影响。他们不仅有地理上的疏离感，更有来自亲人的疏离感。对于“年老”，年轻人如文琪认为是“可怕的”，如孙子认为是“麻烦的”，即使作为子女儿孙，他们不理解也不同情老年人的寂寞。聂华苓借高老太太发出怒吼：“老人就不是人？”直到今天，这种人文关怀仍是十分可贵的。（三）身份认同的迷思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被笼罩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中，台湾岛上人人自危。跟随国民党到达台湾的民众，逐渐意识到“反共复国”已成为空想。当局的文化政策切断了与“五四新文学”的联系，不仅造成了文化的代际冲突，也对民众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冲击。聂华苓是接受“五四”成长的一代，当“五四”被当局否定，他们的文化记忆便失去了“合理性”。“这种是一种以政治命令的形式而发起的一场记忆清除运动，它体现的是统治者以自我界定为核心而实施的国家意志。它的形式是撕裂性的，必然造成集体记忆的巨大中断。”集体记忆的巨大中断导致文化记忆的断层，拥有“被否定的”文化记忆的人会产生质疑，也无法辨认“我是谁”。聂华苓笔下的小公务员是政治底下的边缘人，他们参与过战争，却无法参与社会的建设，“个人无法找到在集体生活中的归属感，从而导致认同无法完成。”于是，他们身上出现了认同焦虑。海洋文艺社版的《爱国奖券》中，乌效鹏发出“一切的努力全落了空”的感慨，他对社会是不满的。除此之外，乌效鹏所唱的《四郎探母》的象征意味是可究的。是辽是宋，杨四郎受困于身份归属的难题。乌效鹏、顾丹卿等人则面临“家乡归属”的难题，大陆既是家乡又是“匪区”，大陆人民既是同胞又是敌人，在荒谬的对抗中，他们无法定位自己，也无法认同当局。但是，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对“中国人”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正如婵媛同样挣扎于身份认同危机，为了一家人能在台湾活下去，她成为了赖国熹的情人，但她却坚守精神上的忠贞，“她和三个孩子，一个老佣人，一家五口人，吃姓赖的，喝姓赖的，她可就是不肯姓他的姓！她说生为叶家人，死为叶家鬼！”即使因为种种原因会产生认同焦虑，但“根在大陆”的聂华苓对“中国人”的认同是坚定的，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是深厚的。四、结语
聂华苓的文学创作在台湾开始，早期以短篇小说为主，作品中出现了多种“边缘人”形象：以侯太太和婵媛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为不幸的婚恋困恼，以袁老头、高老太太等人为代表的老年人仿佛被时代背弃，以顾丹卿、乌效鹏、王大年等人为代表的公务员则展现出“边缘”与“中心”的相互联系，这些“边缘人”的成因往往有所重叠，作者在写作时不免带有亲身经历的色彩，但归根结底离不开时代与政治的影响。聂华苓对“边缘人”的关怀与怜悯始终贯穿其创作，她对“边缘”与“中心”的思考在初期创作中就已有独到见解。聂华苓对传统伦理的思考，对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归属感，也在作品中有所展现，即使当时她身处于白色恐怖的台湾，她仍保有对祖国的深厚情感。注释：
[1][25]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编：《在电视上读书读书时间访谈录》，北京：现代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第117页。
[2]原文参见成伯清：《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7～138页。
[3]原文参见雷海花：《罗伯特·瓦尔泽小说中的现代边缘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30～31页。
[4]孙辰：《国族流离的边缘发声—论聂华苓小说的边缘书写》，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5年。
[5]杨瑶：《论聂华苓小说中的“边缘人”叙事》，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9年。
[6]林佳，肖向东：《边缘生存的言说——聂华苓与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文化认同》，《大众文艺（理论）》2009年第10期。
[7]傅守祥，李好：《文化之根的漂移与嫁接——从聂华苓小说〈桑青与桃红〉看流散华裔的边缘生存与文化认同》，《杭州学刊》2018年第4期。
[8][16]［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348页，第435页。
[9][10][15][17][18][19][21][22][美]聂华苓：《王大年的几件喜事》，香港：海洋文艺社，1980年，第153页，第157页，第9页，第16页，第31～32页，第255页，第253页，第258页。
[11][13][14][32][美]聂华苓：《台湾轶事》，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63页，第119页，第131页，第58页。
[12]林海音：《婚姻的故事》，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6年，第182页。
[20]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23][24][26][29][美]聂华苓：《三生三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0页，第61页，第29页，第204页。
[27][美]聂华苓：《三生三世·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
[28][美]聂华苓：《台湾轶事·写在前面》，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
[30][31]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86页，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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