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淦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福建漳州 363105）

一、引言

和五四时期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林语堂是一位通才。他虽然身兼作者、学者、编辑和译者等多种角色，但其古今、中西兼通的学者身份往往为林语堂研究者所忽略。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认为，林语堂“学问驳杂……在汉语历史、音韵学、方言学、辞典编辑法、目录学各方面有重要的贡献，发表在不同的学术杂志上”，林语堂不仅在语言学的专业研究领域中贡献卓著，而且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研究领域亦有涉猎。林语堂自小博览群书，广泛接触中外文学遗产。“林语堂从学生时代到从事专业文学活动，阅读欧美资产阶级文学及中国古典文学书籍不可说不多，因而在作品中往往引证中外、杂谈古今，以炫示他的博学多才。”就中国古典文学而言，林语堂尤其推崇、偏爱明清文学。首先，明清小品确立了林语堂的生活艺术观及幽默、性灵、闲适的审美趣味；其次，林语堂别具个性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主要集中于他的红学论著《平心论高鹗》，即林语堂成就非凡的红学研究。毋庸置疑，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深刻影响了林语堂对神秘主义、悲剧的喜剧思想的理解及众多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叙事艺术的模仿。然而，国内外学术界目前并未有专文系统探讨林语堂对《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其他古典小说的评述。1933 年，美国纽约的庄台出版公司（The John Day Company）出版赛珍珠英译《水浒传》70回合全译本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根据赛珍珠于1933年6月26 日所写的英译本导言（Introduction）中提到其英译过程中的合作者（co-worker）和老师（teacher）Mr.M.H.Lung，即龙墨芗（Mo Hsiang Lung）。在该英译本面市后两年，即1935 年11月9日，龙墨芗才在南京《中央日报》文学周刊第32期刊登《英译〈水浒传〉序》，但林语堂对赛珍珠的介绍和译介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要比龙墨芗更早。1933 年9 月1 日，林语堂以“语”为笔名在《论语》第24 期发表《白克夫人之伟大》一文介绍赛珍珠的小说《福地》（The Good Earth，现译《大地》），称作者是在美国为中国最有力的宣传者，赞赏她驳斥江亢虎等所谓“爱国志士”的论调，称赞她不仅是艺术高深的创作者，也是勇敢冷静的批评家，“白克夫人作《福地》以表白中国农民之血汗生活，书中主人翁王龙勤苦耐劳，流离失所……写来可歌可泣，生动感人”。1934 年1 月4 日，林语堂就在《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第7 卷第1 期的“小评论”（The Little Critic）专栏发表英文书评“All Men Are Brothers”: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Shui Hu”by Pearl Buck 一文，评论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林语堂盛赞赛珍珠采取保留中国习语的直译法，和《旧约》的圣经风格一样，这种直译法完全可行，使译本具有历史错觉感。“悉知，与现代英语读者阅读钦定本圣经一样，《水浒传》的语言对中国读者来说一样古老。鉴于此，应该祝贺译者成功完成一项艰巨的[翻译]任务。”

　　1934年3月10日，林语堂在《人言周刊》第1卷第4期发表《水浒西评》一文，署名“语堂”，对赛珍珠《水浒传》的英译本再次进行高度评价，“这在一切英译中国小说的事业上，可谓破天荒的工作。”林语堂除了盛赞赛珍珠的勇气之外还着重指出：“白克夫人又译笔极高雅，态度极负责，中国第一流作品居然得保存真面目与西人相见。现在西方批评家居然一致称施耐庵为东方荷马，这未始不是施的红运。”可见，林语堂高度评价赛珍珠英译本的质量对提升施耐庵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

　　以上三篇文章侧重介绍赛珍珠及其《水浒传》英译本的翻译问题，但并没有直接评论《水浒传》。其实，林语堂在民国时期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单篇文章、各种著述和译著等材料中对《水浒传》的评论亟待进行系统梳理。1948年2月，林语堂在美国纽约为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再版写了一篇长达6页的英文序言。截至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并未注意林语堂为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1948年）所写的这篇4200余字的英文序言。1988年，季维龙和黄保定选编、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的《林语堂书评序跋集》一书同样未收录此文。这篇英文序言为我们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视野下评价《水浒传》提供了有益启发。因此，笔者在此把该英文序言译成中文，以便展示林语堂在评论《水浒传》所体现的文学批评方法、观点和风格等，管窥林语堂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审美倾向，同时亦可为后续系统梳理林语堂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体系、阅读史等方面的研究夯实基础，从而较为完整地构建林语堂独具特色并产生一定影响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话语的图景。

二、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1948年）序言译文

400 多年来，中国有四或五部小说名著成为经典，它们对中国人的思想和想象力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最早出现的两部小说，即《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最早是在14世纪写成的。长期传统认为它们均为同人所作，即施耐庵（约1290～1365 年）及其弟子罗贯中（约1330～1400）。《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传奇，而《水浒传》则是根据12世纪初一群受人喜爱的水浒好汉故事改编而成。这些水浒故事及其小说不断修改完善。16 世纪，出现了一部带有明显的文学天才写作痕迹的版本，尽管该版本之后经过编者多次改变，但它却获得充分认可并保存至今。在同一世纪的明代，还出现了另外两部名著，即《西游记》和《金瓶梅》。《西游记》是一部非常幽默且极富想象力的小说，描写唐玄奘前往印度取经的历程，而《金瓶梅》则既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色情小说，描写无赖西门庆与6位女子的家庭纠纷。

　　因此，16世纪可以说是中国小说的经典时代。小说艺术已经成熟，所有四部小说的人物塑造非常出色，对话贴近生活，原因稍后再叙。而后两部小说的结构，尤其是《金瓶梅》，甚至更佳，因为作者不再受到一系列人所皆知的历史传说的束缚，他们完全自由地创作自己的故事。随着这四大名著的出现，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尽管该四大名著仍然受到传统儒家学者的排斥，但16世纪的袁宏道、李贽以及17世纪的金圣叹、李笠翁等富有创见的评论家却对之大力赞赏，他们公开将这四部名著与那些公认的经典著作，如《左传》和司马迁的《史记》等相提并论。这四部小说通常被认为“四大名著”，直到18 世纪《红楼梦》的出现，它取代了《三国演义》，成为中国四大小说之一。《红楼梦》代表了小说家的艺术巅峰，而且如果全部翻译出来，它将成为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张潮以警句著称，他在评论这四大名著中的三部小说时曾说：“《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文学格言很少能表达得如此深刻而简洁。要理解《水浒传》为何是一部“怒书”，就是理解该书对中国人的巨大吸引力。这部小说包含了一种微妙但并不完全奇怪的儒家学说，即暴政时期不服从的权利和反抗的权利。这一学说如何困扰不同版本的后期编辑者，我们稍后再看。但其直接的外在魅力却显而易见。不公道的政府和正义的盗匪一旦对抗，古今读者始终同情盗匪；实际上，这部小说变成了歌颂盗贼行为以及把法律作为武器的盗匪。但是，当无辜人士被腐败官员逮捕入狱时，官僚繁文缛节且腐败成风，法律诉讼以求匡正缓慢拖沓。如果可能，人们所能够唤起的最令人满意的感受，就是看到勇敢、机智而且高大的加里·库珀和兰道夫·斯科特等人像罗宾汉和独行侠一样破牢而入，通过智慧和妙计，赤手空拳营救受害者。与如上所述的感受一样情况的是，这些草寇英雄内部表现出极高的荣誉、团结和忠义，大众对这伙盗匪无不表示钦佩。这种忠义在他们的誓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来时三十六，

　　去后十八双；

　　若还少一个，

　　定是不还乡。

　　这伙人中总有一个人遇到麻烦，他的兄弟同伙就会下山去营救他。大量打斗和酒宴欢庆就成了这个故事剩余部分的魅力所在。

　　以一个典型的场景为例，下面是一部创作于14世纪元曲的情节，它是这些水浒故事中的一个：某人在一危险乡间游玩，他请为人非常善良的正人君子，即盗匪首领宋江，派一人来保护他。“黑旋风”李逵自告奋勇，宋江就派他去。然而，这位游客之妻却与一个政府官僚有染，两人打算各唱一句暗号后私奔。该游客一到镇上就到衙门报案其妻失踪之事，却被这位窃取其妻的政府官僚打入监牢。李逵假扮成一农夫，通过贿赂手法进入牢房，对犯人进行探监，他通过一种蒙汗药让狱卒昏睡，救出这位囚犯。之后，他又假扮成护卫，潜入该政府官僚的居所，杀了这对狗男女，带着砍下的头颅上山。

　　这故事真实简单，但通过补偿原则，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即遵纪守法、戒除打斗、容忍不公的温顺公民而言，嫉恶如仇的故事读来极其有趣。因为我们必须记住，水浒好汉的故事在作者把它们写成小说之前就早已深入人心。胡适博士在考证《水浒传》作者身份的长篇论文中指出，在14世纪，即蒙元时期，有19部戏曲描写水浒故事和人物，其中5部存留至今，其余14部通因标题引用而为人所知。

　　我还未将何为“怒（书）”讲得十分清楚。因为有四百年的政治背景，因此理解水浒故事的流传并不难。在此期间，水浒故事就演变成现在的形式。记录在案的历史事实真相如下：

　　大约在1120年，在这一段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政时期，这群盗匪打着“爱国和正义”的旗号，散布在现在山东、河北、安徽和河南等省，劫富济贫。最令人痛心的故事是为宋徽宗建造游园的故事。在此故事中，从各地私人住宅中运来的每一种奇花异石都闹出不少人命。36个盗匪中有8个最初是负责运送生辰纲的官员。宋徽宗很快为其暴政付出代价，他不仅丢了皇位，而且死在金军入侵者的俘虏营中。由于宋徽宗相信占星家（郭京），北宋王朝1126年灭亡，但宋江及其部下在1121年却被俘并惨遭屠杀。那时民怨四起，中国傀儡助纣为虐，北部处于异族统治之下；而在杭州统治的中国皇帝在绥靖政策的逼迫下，承认金朝皇帝为“万岁爷”，并且每年向其进贡丝绸、银两。全国抵制外族的抗争并非毫无成效，但这并没有使情况变得更好，最有名的岳飞将军捷报频传，却被投降派宰相秦桧召回，并在狱中遇害。《宣和遗事》（“宣和”是北宋灭亡前的年号）大约写于12世纪，载有宋江及其手下（三十六将）最早的英勇事迹，书的结尾带有苦涩反抗的色彩：

　　[世之儒者，谓]高宗失恢复中原之机会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即1127～1130 年）失其机者，潜善、伯彦偷安于目前误之也；[绍兴之后失其机者，]秦桧为虏用间误之也。失此二机，而中原之境土未复，君父之大仇未报，国家之大耻不能雪；此忠臣义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贼臣之肉而寝其皮也欤！

　　《水浒传》显然是一部怒书，它让百姓发泄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因为政府在传统学者的著作中找不到合法渠道倾吐这种不满。有些评论家错误地认为，在水浒好汉故事的演变过程中，强盗逐渐成为14 世纪戏曲中的大众英雄，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因为这些故事的反政府特点很浮浅。《宣和遗事》尽管是按编年体形式进行编排，但已经采用了故事而非历史的形式，它以12世纪的话本，即以说话人讲述故事为底本。在《宣和遗事》中，宋江已经被描绘成在梁山举旗起义并打着“替天行道，辅国安民”的口号。

　　在12 至13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北方处于异族统治之下，在忽必烈的蒙古元朝时期（1277～1367）开始之时，整个中国都受异族的控制。就是在这个时期，施耐庵和罗贯中投身于小说创作。随后中国明朝的建立者是一个猪倌，他谋杀了所有帮助他掌权的将领。罗贯中生前也知道此事。从整体上看，明朝宦官统治占主导地位。在这样一个异族统治及管理不善的背景下，人们在听到这些草泽英雄敢于反抗政府并揭竿而起的故事时，为何会找到些许慰藉并有感同身受的欣喜，便不难理解了。

　　李贽在16世纪为他的《水浒传》版本写了序言，他最有力地解释这群盗匪的梁山聚集地为何称为“忠义堂”的原因：“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耐庵]、罗[贯中]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真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此版本省略该故事，见下）。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忠义水浒传》是小说的通常书名，出现在众多版本中。）

　　要理解《水浒传》作为小说的文学性质和局限性，就必须理解小说在中国兴起的背景，尤其是该小说的故事源流。现在这部小说中文叫做《水浒传》，基本上是有关梁山泊108 个盗匪的故事（三十六大伙和七十二小伙），一位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把最初在茶馆所讲的和舞台上所演的一系列轶事、事迹串联起来。在其笔下水浒故事的演变中，事迹被挪移了，人物的概念和描绘发生了变化，某些人物塑造的重点不同，甚至这些水浒英雄的个人名字、姓氏也发生了细微变化。这部小说的作者或作者们让这些人物变得有血有肉，他们至少成功地将这个传奇的大量素材融合在一起，叙述是连续的，并没有随处让小说陷入到由某一情节式人物组成的故事套路中。

　　当前这一版本小说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兴起的故事。小说很晚才进入到中国文学的范畴，因为中国学者写作所用的文言文现已不再使用，语言为刻板的陈腔滥调所束缚，非常不适于讲述故事，对话尤为如此。胡适博士对该部小说的产生和演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说，“这部七十回《水浒传》不但是集四百年水浒故事的大成，并且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

　　梁山泊盗匪的故事最早是由职业说书人口述的。如前所述，《宣和遗事》是根据众多职业说书人的口述而产生的。苏东坡在宋江过世前20年就离世，他恰巧出现在该小说的第1章，他曾在《东坡志林》中写道：“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在苏东坡时代，11 世纪的宋朝皇帝据说让人每天讲一个故事给他听。12 世纪时，朝廷有专门的说书人，据说宋孝宗（1163～1189）曾派人从全国各地收集故事，每天讲一个给他听。有两本书描写当时南宋国都（杭州）的生活，还有一本书描写北宋国都（开封）的生活。这些书告诉我们，大众艺人会表演木偶戏、皮影戏、口技、对诗和猜谜，还有专门说书。而且，说书人擅长各自领域，当时有短篇故事、宗教故事、历史传奇的说书人。像《清平山堂话本》里的一些短篇小说还留存至今，而且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的小说。我发现，宋代和明代以汉语形式和方言形式的短篇小说都一样好，因此，几乎无法谈论短篇小说的“发展”，而萨默塞特·毛姆在《故事讲述人》的序言却谈及有关西方短篇小说的“发展”。宗教故事是《大唐西域记》和《西游记》的前身，而历史传奇则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前身。在王朝更迭的历史时期，战乱自然为历史传奇提供了最好的自然背景，我们发现历史传奇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超过了其余类型。今天，我们有五部历史传奇的版本，在1321年至1323年之间出版，涉及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只不过是说书人的底本，语言大都草率，叙事简单，人物描写也薄弱。《宣和遗事》毫无疑问属于这一类型。

　　施耐庵和罗贯中就生活在这个时期，即14世纪。众所周知，除了《水浒传》、《三国演义》之外，施耐庵和罗贯中还写过至少三部历史传奇。传统强烈认为，他们之一或者二者是《水浒传》这部小说的作者。16 世纪文人的笔记还显示，他们见过的版本中有一位或者两位文人的名字是这部小说的作者。由郭勋刊刻的最佳版本声称，该小说是“根据施耐庵的真实版本，由罗贯中编辑和整理的。”（“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的版本文本大致相同，但却说小说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关于罗贯中，我们确切地知道他生活在14世纪末。他是一部元曲的作者，十几部小说都被认为是他的作品。而至于施耐庵，有一段时间，人们怀疑这样的人是否曾经存在过。胡适认为，施耐庵是16世纪一位无名作家的假名，正是这位无名作家修订了这部小说，而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接受这种说法。1933 至1934 年，一个名叫晁瑞廷的后来研究重新认定施耐庵确实存在，证实他籍贯淮安，住在东台，还证实他确实是罗贯中的老师，而且就在江阴的某一徐家做家庭私塾教师时写了现在这部小说。

　　许多作家对这部小说的作者身份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争论。在此，我只能简要地概括在我看来是合理的结论，这些结论是从目前已知的事实得出的。

　　（1）没有证据能证明施耐庵和罗贯中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同样，面对赞同该小说的证据和缺乏相反的佐证，我们如果认为他们二人不是最初把水浒故事编辑、整理成一个连续性故事的作者，这很牵强。在我看来，根据先验而得出的主张，即一个生活在故事仍不固定的时代里的优秀说书人不可能把这些故事编成当前的版本，这种主张是冒险的。如果认为博蒙特与弗莱切的时代不可能产生莎士比亚，或者认为莎士比亚应该生活在康格里夫之后，因为更好的剧作家应该生活在更晚的时代，得出这种结论是危险的。小说的素材已经存在，正如胡适所指出，那个时期的每一个剧作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人物。

　　（2）年轻的罗贯中完全有可能对施耐庵版本进行修订和重新编辑。罗贯中是小说第一个被提及的作者，而施耐庵的名字在16世纪的版本中似乎是最先被提及。施耐庵被普遍认为是小说的作者，这种观点是受金圣叹的影响（见下文第4点）。

　　（3）罗贯中和施耐庵的第一版已完全消失。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最初版本的好坏程度。最好的版本是郭勋在1522 年至1566 年出版刻印的100 回本，它以当前的形式讲述了水浒故事，但与70 回本相比，又增加了30 回。另一个著名学者李贽在同一时期出版了注释版，内容可能与郭勋刻本一样，只是语言上作了少量修改。李贽的注释版成了明代的流行版本，后来和《三国演义》同卷刊印，一本占据页面的上半部分，另一本则占据页面的下半部分。

　　（4）许多版本中的一些是100回本，一些是110、115、120和124回本。到了17世纪，伟大的评论家金圣叹大胆地删除了故事的最后部分，把它缩减到当前70回本的长度。金圣叹为施耐庵的小说仿造了一篇序言，称其为施耐庵的作品，并且严厉批评故事的最后部分是罗贯中的恶意添加，这种论调过于简单而不真实。金圣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原创作家，他伪造的序言在此版本中也有翻译，亚历山大·伍尔科特称该序言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本书的序言。金圣叹声称其版本是根据自己拥有的70 回古本进行刊印。所谓“古本”的论调并不少见。鉴于金圣叹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理论，包括他对反叛者的强烈谴责，而且，据一位同时代的人亲眼所见，他伪造过序言，因此，完全可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70回本的古本。

　　（5）这个70回本与包括郭氏和李氏版本在内的所有其它版本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本版本中，故事以卢俊义做梦结尾，他梦到盗匪集体投降并遭屠杀。这个梦似乎是金圣叹自己发明的一种权宜之计的手法，把故事缩减成几段，其他版本并没有这样的梦。在较长的版本里，故事进行得更深入。宋江及其同伙被招安并接受朝廷官职，为了自我救赎而去攻打其他强盗。在金圣叹版本之前的所有版本都含有征讨方腊军队。（历史事实是，宋江及其同伙也许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征讨。）郭氏刻印本还让宋江攻打一北方部落，即辽军。超过110回本的更长版本还让他攻打田虎和王庆领导的另外其余两支盗匪军队。续写的动机是为了满足大众的同情心并确立这样一种观点，即他们的英雄是被迫落草为寇的，但如果有机会，他们完全愿意为皇帝效劳。金圣叹认为，这样仅会让他们变得太好。然而，最终朝廷并不重视他们，这让他们成了更伟大的英雄。宋江服毒，只有燕青一人最后巧妙设计而脱身，而食狗肉的和尚鲁智深则退隐至杭州的一座寺院。

　　（6）不同版本之间更重要的区别不在于小说长度的不同，而是质量的区别。当然也有低劣的版本，比如115 回本，还有更好的版本，比如现在的版本。在内容上，当前这一版本和120 回本的第一部分并无二致。

　　（7）即便70回本被确立之后，公众仍然需要一个全本。有时被删减的部分作为续集单独出版，叫做《征四寇》。后来的两位作家被这个故事所吸引，他们自己创作了富有想象力的原创性续集。1630年，陈忱写了一部续集，讲述经过招安整编的反抗者为皇帝抗金，但并未成功，还写李俊如何最终逃到暹罗，成为暹罗国王。另一个作家俞万春（卒于1849年）则相反。他扩充了这伙好汉投降和被杀的故事，但写得非常好，因此很多评论家认为他在很多地方比原著作者写得更好。

　　这部小说虽然以其强烈的人物塑造而闻名并深受读者喜爱，但却受制于原始传说故事散漫的特质。其中一些人物刻画得最好的是李逵、鲁智深、宋江、林冲和武松。最好的部分也许是在第20 章到第41 章之间的那些章节，包括武松的叙事和攻打江州之战，宋江在攻打江州后入伙并成了首领。小说任何一章也有大量的打斗，但主要战役是攻打祝家庄（第46-49章）以及攻打大名府和曾头市（第62～67 章），即梁山好汉对抗朝廷军队的战役。小说最生动的部分是所有这些英雄人物的绰号，比如“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豹子头”（林冲）、“飞虎”（雷横）、“红头魔”（刘唐）、“九纹龙”（史进）、“蓝脸虫”（杨志）。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的作者只是从小说中截取了武松的一小段情节，并把它扩充成一部富有想象力的原创性巨著。

三、余 论

林语堂为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1948 年）所写的英文序言长达6 页，共4200 余字。整体上看，与林语堂在1933至1934年期间所写的介绍赛珍珠和译介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的3篇中、英文论文不同，他在该序言中并未对赛珍珠英译本的质量作直接评价。林语堂深知，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包括英文序言）的主要读者是欧美人士。因此，他在该篇英文序言中一方面结合12 世纪的讲史话本《宣和遗事》、14 世纪元曲《黑旋风双献功》的故事情节、16 世纪李贽所写的《忠义水浒传》序言等文史资料，详细而客观地阐述《水浒传》为何是“一部怒书”的具体原因；另一方面，他结合中国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胡适、鲁迅等人的观点具体概括小说的故事源流、文学性质、作者身份和《水浒传》各个不同版本（包括赛珍珠《水浒传》70回英译本）的演变、异同和优劣。值得注意的是，因东西方文化差异，西方读者在阅读或理解中国小说《水浒传》过程中难免碰到障碍，因此林语堂多次以平行研究的文学视野借用西方读者熟知的人物（包括好莱坞知名演员）、作家等材料进行类比阐述。此外，林语堂在该序言的首尾均强调《水浒传》与《金瓶梅》两部小说的关联，无形之中为更多的中国古典文学著作走出国门进行了间接的宣传。可见，林语堂虽然不以学者身份自居，但他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异常另类。他在该篇序言中以现代思想重新阐释《水浒传》等小说的内在价值，这是他向国外读者和学术界传递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力见证。

　　附录：林语堂撰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序言

　　

　　

　　

　　

　　

　　

　　注释：

　　[1]（瑞典）马悦然：《另一种乡愁》，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237～238页。

　　[2]万平近：《林语堂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0页。

　　[3]王兆胜：《林语堂与明清小品》，《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

　　[4]王人恩：《试论林语堂的〈平心论高鹗〉(上)》，《社科纵横》2011年第11期；《试论林语堂的〈平心论高鹗〉(下)》，《社科纵横》2012年第1期。

　　[5]语：《白克夫人之伟大》，《论语》1933年第24期。

　　[6]Lin Yutang:“All MenAre Brothers”: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Shui Hu”by Pearl Buck,The China Critic1934年第1期。

　　[7][8]语堂：《水浒西评》，《人言周刊》1934年第4期。

　　[9]加里·库珀（Gary Cooper，1901～1961），美国知名演员，从影三十余年，共拍了上百部影片，在银幕上他重新定义了好莱坞的英雄形象。

　　[10]兰道夫·斯科特（Randolph Scott，1898～1987），美国演员。

　　[11]罗宾汉（Robin Hood）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武艺出众、机智勇敢，仇视官吏，是一位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绿林英雄。大约从12世纪中叶起，有关罗宾汉的传说开始在民间流传。14世纪后，不断有作家以罗宾汉的故事作为素材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12]The Lone Ranger（《孤胆奇侠》，又名《独行侠》或《游侠传奇》）是1938 年美国拍摄的一部西部片。主人公是一名戴着面具的游侠（类似于佐罗），他原本是德州骑警，在追捕一伙不法之徒时险些送命，在印第安人Tonto（约翰尼·德普）的治疗和照顾下逐渐康复，并从此戴上面具并骑着白马和Tonto一起在西部旷野惩恶扬善。

　　[13]该游客指孙孔目，他的妻子指郭念儿。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一文中也概述过该元曲，即《黑旋风双献功》的主要内容：“宋江的朋友孙孔目带了妻子郭念儿上泰安神州去烧香，因路上有强盗，故来问宋江借一个护臂的人。李逵自请要去，宋江就派他去。郭念儿和一个白衙内有奸，约好了在路上一家店里相会，各唱一句暗号，一同逃走了。孙孔目丢了妻子，到衙门里告状，不料反被监在牢里。李逵扮做庄家呆后生，买通牢子，进监送饭，用蒙汗药醉倒牢子，救出孙孔目；又扮作祇候，偷进衙门，杀了白衙内和郭念儿，带了两颗人头上山献功。”（具体参考胡适：《〈水浒传〉考证》，北京：北京出版社，2020年第25页。）

　　[14]译文参考撰人不详：《宣和遗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页。

　　[15]译文参考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李贽与〈水浒传〉资料专辑（第3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8页。

　　[16]译文参考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明清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85页。

　　[17]译文参考苏轼：《东坡志林》，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18]胡适也持有相同看法：“元朝文人对于梁山泊好汉的见解很浅薄平庸，他们描写人物的本领很薄弱。”具体参考胡适：《〈水浒传〉考证》，北京：北京出版社，2020年，第37页。

　　[19]林语堂在此引用胡适观点的说话显然有误，胡适认为：“‘施耐庵’是明朝中叶一个文学大家的假名！”具体参考胡适：《〈水浒传〉考证》，北京：北京出版社，2020年，第54页。

　　[20]弗朗西斯·博蒙特（Francis Beaumont,1584～1616），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剧作家。他曾与约翰·弗莱切保持密切合作，一起创作了几十部传奇戏剧和喜剧。

　　[21]约翰·弗莱切（John Fletcher,1579～1625），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剧作家。除了与弗朗西斯·博蒙特合作写作了几十部剧作和喜剧作品之外，他还与莎士比亚合作创作了《亨利八世》和《两个贵族亲戚》等作品。

　　[22]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英国剧作家，他的名剧《以爱还爱》曾轰动了伦敦舞台。

　　[23]亚历山大·汉弗莱斯·伍尔科特（Alexander HumphreysWoollcott,1887～1943），美国记者、作家，1909 年起任《纽约时报》记者。1914年成为戏剧评论家。1922～1928年为其他三家纽约报纸撰写评论。

　　[24]陈忱（1615～约1670年），明末清初小说家。明亡后绝意仕进，晚年著长篇小说《水浒后传》，现存最早的康熙甲辰（1664）本内封上刻有“元人遗本”。有研究者认为：“《水浒后传》的成书年代，一般多据第一回‘千秋万世恨无极，白发孤灯续旧篇’的长歌，断定是他的晚年之作。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定是顺治十六年（1659）清廷大兴‘通海案’后，陈忱为避祸四处藏身期间作成。”（具体参考陈会明：《陈忱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页。）因此，林语堂所说的“1630年”显然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