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琛发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漳州 363000）

一、由光绪御赐槟城广福关帝匾额说起

现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馆”尚收藏着李鸿章在光绪二十年（1894）农历五月初五的奏折附片，上边提到，马来亚槟榔屿有绅商郑嗣文等人，参与赈济山西边外旱灾有功，不敢邀功请奖，却以“该埠平章公所供祀关帝夙昔灵应”，要求朝廷“可否奏请御书匾额一方”。朝廷以光绪皇帝朱批回复说：“著南书房翰林院书匾额一方交李鸿章只领，转发郑嗣文等，并嘉奖，钦此。”

　　李鸿章这份奏折附片首先证实，当年清廷委任南洋富商张弼士为“驻槟榔屿等处副领事官”是真正有所作为的，成功运动了郑景贵等人，把南洋各处拥有跨地区影响力的公共领袖结合在一起，支持着朝廷的内政外交；而这份奏折附片最精彩处，还在于李鸿章的言论，是代表着晚清文武官员对待南洋华人的主流认识。当时李鸿章的直接定论是说：“该绅商等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今虽远适异域，荷蒙朝廷遣使设官，妥为保护；皇仁远被，亟思图报涓埃……”。如此论述，言辞间便已否定了殖民者自称1786 年开辟槟榔屿，也不承认南海华人是跟随在英殖脚步后头的外来移民。这相对于西方殖民者分割着南洋，而欧洲各国又自认本身是南海诸邦宗主国，是不同路数的历史见识。“食毛践土”典故，出自《左传·昭公七年》：“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原本就牵涉历朝儒士相关南海诸邦多民族共同体能否“天下一家”的认知、想象与理想，即《尚书·尧典》所说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亦即上述“平章公所”，即今日槟州华人大会堂前身“平章公馆”的命名来由。而李鸿章的论述又是务实的。他既是承认英国占领既成事实，又是以“食毛践土二百余年”论述华人落地生根的合理，作为朝廷理解历史的前提。当他事先说明“遣使设官，妥为保护”，而后文中继续强调“查槟榔屿为英国属地，东南各省华民寄寓经商佣工者，不下十余万人”，他便是在肯定中华民族联合地方各族群开发经济、建设社会，拥有互动共生的开拓主权，并强调清朝保护华民的历史义务，是可以追溯至清朝顺治年代，或更前的朝代。

　　清代的说法，源自明代的记忆。《武备志·郑和航海图》标志了15世纪以来海上航路，由华南各地至斯里兰卡，“槟榔屿”是航路上出现的地名，航海针路的地标。在帆船需要依靠风向与海流，讲究顺风相送的时代，这里可能早就是舟子熟悉的船途上岸取水之处，或者避风的港湾，也是邻近民众交易之处。

　　证诸各种史书文献，李鸿章所奏槟榔屿平章公馆关帝事迹，其实常见各处公开史料，可惜大家缺少注意。不能忽略，“南洋华人”就清王朝朝野而言，尤其就闽广各村落的日常生活，是常年往来海上各地的父兄亲友，一家族年年有人依靠季候风来往本村与他们开发并拥有的各地聚落之间，不可能被视为“在我们历史之外”。这些清朝文献重现王朝的槟城平章公馆印象，便是当地有众“绅商”设立“华商公所”，根植也延续着祖辈的文化观念与信仰意识，奉祀着关圣帝君，作为彼此凝聚关系的精神象征。后来由领袖郑景贵（嗣文）带领众商捐款报国，代表全体同仁，向朝廷请封公馆同仁共同信仰的关圣帝君，在《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年甲午五月辛巳”条，载：“辛巳，以神灵显应，颁南洋槟榔屿华商公所关帝庙扁额曰：‘威震南溟’。以募助赈捐，南洋槟榔屿等处华商郑嗣文等，传旨嘉奖”。对照《万年历》，这天的阳历日子分明是1894 年6月8日。另外，余定邦、黄重言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也转载《清史稿》卷三四〇的文字：“以神灵显应，颁南洋槟榔屿华商公所关帝庙匾额曰：‘威震南溟’。”

　　回归到槟榔屿平章公馆自身的现存史料，光绪十二年（1886）仲秋“闽省梅山王寿春”撰写的《创建平章公馆碑记》，“郑嗣文”捐款600 元，是创馆碑记上捐款最多的个人，排名更在许多府县、神道和宗族组织之前。可是，他并不属于那碑文上列名的十四位创办董事名单。虽然有些文字形容郑景贵是平章公馆在1881 年至1883 年期间的在馆会长，可是当时平章公馆不仅尚未实行会长制度，而且这几年间，正值上述“碑记”上的十四名董事也是这几年方才筹备建造馆宇。《创建平章公馆碑记》十四名“董事”如果按照英殖法定地位，实际上是接受赠地委托条件建立这处华人公益场所的信托人，须要在1881 年地契发出后两年内完成任务。如此便难以推测郑景贵何以会在1881年上任，却在公馆1886年正式创立以前离职。相反的，若以为郑景贵当时其实是身在广福宫的地位，热心推动着平章公馆，反而更能说明广福宫同仁另外设立公馆，以便转移原来事务功能给公馆负责。无论如何，郑景贵在1890年代以后，同时出任广福宫与平章公馆的领导；两个组织那时是延续着人员重叠，以不同面向相互配合处理华人事务的任务。

　　如今在槟州华人大会堂，过去在平章公馆时代留下的旧时事物寥寥无几，剩有一块光绪十七年（1891）“帝泽长流”匾额，是时任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左秉隆的亲笔墨宝，其称颂公馆所供奉之“帝”，谓其恩泽商民源远流长，当是指关圣帝君而言。左秉隆的匾额，书赠于槟榔屿平章公馆向光绪请封关圣帝君之前，是见证过平章原址集体信仰的文物。更早之前，平章公馆甫于光绪十二年落成，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农历七月便送来“赤县同春”匾额，表明中原与南洋本是一片天地，同气连枝、共盼春来，清廷一开始就对平章公馆的运作抱有期望。

　　正如总领事题字“帝泽长流”是基于槟榔屿华人商民普遍崇祀关帝的历史渊源，清廷再以皇帝名义封赐“威震南溟”匾额于平章公馆的关圣帝君，当然更不是随意杜撰文辞。关帝封号，清道光年间已经包括了“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忠义”等字。古人所谓的神道设教，落实在信仰活动实践，其实是讲究以虔诚心感应祭祀氛围，信仰神格教化是会当下转化出护持当地的精神。是以，当朝野都在奉行神道设教，光绪皇帝把那时代清朝官方的神道设教落实于马六甲海峡以北，说平章公馆的关圣帝君香火所在即是“威震南溟”之地，就传统信仰与伦理道德，是君无戏言。这背后一套义理，是说明关帝信仰文化，包括对应着儒典的历朝封号，作为照临人间的价值体系，是可以潜移默化万方，贯通着天命神道人心；由此也就肯定了神明的神圣性质，是能照临平章公馆的精神方向，以文字为定论，以朝廷为权威，教化民众。大众能把神明经典行谊视为模范，信受奉行，就是家家户户本宅的修齐治平。

　　民间大众抱团开荒，依靠神道设教，鼓励群体成员共同信仰神明会在冥冥中作主，确能保障彼此公道仁义，也有利以实践信仰礼俗为载体，让中华传统价值体系贯彻于地方社会建设和日常生活。关帝崇拜原本流行于南洋华人府县会馆，被视为集体祖神，也正是由于关帝的传说能够强调异姓结义的拟血缘文化，突出尊神围绕“忠”和“义”的核心教义，也更有利于信仰群体内部相互规范，支持组织人事的道德期许，确保共同福利与社会秩序的承诺。根据1866年荷兰人Schlegel出版的《天地会》，天地会在各地通过仪式神道设教，包括儒释道三教诸位神佛前边约誓，歃血为盟，其过程中多次提及关帝，“八拜大哥”诗文的第三拜就是拜“三月桃园和结义”；因此，南洋各地普遍的共同文化根源，槟榔屿华人组织各自共同经历过的历史，都可能促成平章公馆确立以祀奉关圣帝君守护集体。当然，上述来自清王朝的正式文书，是不曾提及郑景贵被南洋民众熟悉的身份，说他是天地会三房底下海山公司的领袖，也不会提及平章公馆其他信理人拥有天地会背景。从南洋的视野出发，南洋许多誓约“反清复明”的组织，到了19世纪末以后大多暂时消淡反清恩怨，也很容易理解。当时这许多人物，为着大局，秉持大义，纷纷捐款清朝赈灾与战事，子弟参加中法战争和甲午海战，皆因清朝是世界上唯一秉承中华传统的政权；大众寄望清朝新政有成，南洋华商投资实业于各省，都是为着反对列强围伺，期待家人亲友生活稳定。

　　事实上，槟榔屿华人长期重视神道设教，最早之文字记载可见于嘉庆五年（1800）《创建广福宫碑记》。自明朝以来，此处位据欧亚航路之间，各处商旅有来往者也有居住者，最终在1800年，由本地外地商旅居民，以照顾“广福”共同福利，齐心为大众长期来往海上祭祀观音诸神佛建庙立碑，期待得其慈悲保佑，并为人间公道作主。碑上边文字是说：“先王以神道设教，其有功斯世者，虽山隅海澨，舟车所至者，莫不立庙，以祀其神。”根据碑文遣词用字之义理，本碑既引用《易经》申明大众之间应有神道设教之义，则不能不注意其所用“舟车所至者”句子原出于《中庸》三十一章，是谓“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所以，当《创建广福宫碑记》接下去说明此地建宫前后的景象都是“商贾云集，得非地灵人杰，神之惠欤”，广福宫按照大众原本意识，应该是依照儒典熏陶人心的影响，本着“先王以神道设教”的共同观念，确保“舟车所至”之处天道昭明，显露出圣道南暨的气象；再加上广福宫创立时以闽粤两省为名，便是为了服务大众生活中各种客观需要，也就表明此处不止是大众公庙，并且是处理邻近海域各埠华人社会事务的机构。此后平章公馆出现在公庙建筑之左旁，名为“平章”，其实亦是接续着先前广福宫近百年来为本处海域华人世界处理族群内外事务的“平章政事”之实。

　　以后平章公馆成立，再到1914 年更名平章会馆，留下的史料，不少涉及执行广福宫的事务，包括广福宫一些信仰活动转移在会馆举行，以及平章同仁负责广福宫屡次观音巡游活动，都说明一脉相承。

　　问题是，按照《创建平章公馆碑记》的捐缘名单，排名最前的是华人习惯翻译为“公班衙”的大英东印度公司，说明是“捐银并地计一万元”，而碑文总计“收公班衙并广福诸翁来缘银二万六千六百八十一元五角”。当原来也在广福宫的这些华人要创建平章公馆的时候，槟城海峡殖民地总督通过整个帝国官僚体系将东印度公司占领本屿之后变成“地主”的土地，又转变为一份信托地契，以后由碑记上的十四位受委执行信托任务，该份信托并没有说明什么“威震南溟”，而是记录清楚是要赠送一块位于槟城椰脚街编号6994 的地段，面积为24,611 平方呎，作为建立一座英文名为Chinese Town Hall（华人大会堂）的建筑物，成为槟榔屿华人公民公议与推展社会福利的场所。如此局势，自平章公馆成立，此地既然首先牵涉在地华人相互的利益协调，又是根据西方传统曰Town Hall 而接受着英殖的祝福与寄望，还要根据中华传统曰“平章”而背后有一整套理念，其后长期牵涉各方博弈的挑战，是势所难免。

　　回首当年，清末民初槟榔屿以华人商绅阶层领导由广福宫而平章公馆，这些人物虽然后来都是各自积累不少资产，由商而绅，但他们其中不少人的一生，是有过青壮年时歃血为盟誓约参与“反清复明”的热血，又是亲身卷入过槟城大暴动与三次拉律战争的华人内部血肉搏斗，也见证着他们不能不以交易维持生计的西方经济体制，还有殖民者依靠船坚炮利对待亚洲各民族的压力，而他们也没有放弃过憧憬以忠义仁孝“威震南溟”的最终复兴。现有一些文献，是将平章会馆的历史说成是出自英殖民统治者的策动，认为公馆主要目的在于协调华侨的私会党争与民间纠纷，为殖民地政府维持社会秩序及巩固统治权力，并非十足维护华侨的共同利益；后辈会以如此目光看待自己的先人，看来是由于误解，只看到偏向英殖史观的陈述，欠缺全面史料，对当时的情境更缺乏全面理解，所以就难以对当年的广福宫与平章公馆先人同理同情。其实，至少在清末民初的那个时代，情形不见得不那么偏颇。那个时代的这些先贤，他们固然也有派系也有争斗，但不像现在文人可以在键盘上各叙一己之见。如果再阅读平章公馆清末闽籍总理林花鐕所主办的《槟城新报》，以该报日常的文论，对照这位漳州海澄鳌冠社先人时代相关广福宫和平章公馆的报道，还是可以感受晚清时代的槟城文人与商绅的处境，他们在殖民者眼皮底下是不懈努力的维系民族血脉，也是顺势的借助着英殖同意的信仰自由，以提倡社会文化教育强调着忠孝仁义。他们是应对着不民主的帝国殖民的国家机器，必须顾全大局，面面俱圆，继续着神道设教以保障民族血脉——为了中华的崛起，等待着亚洲的解放。

二、神道设教与平章百姓

现在一般都知道，槟城华人大会堂的前身，即平章会馆，是延续着广福宫原来的功能而设立的。现存同治元年（1862）《重修广福宫碑记》上边便曾经重申本宫创立宗旨，宣称说：“槟屿之有广福宫者，固两省都人士所建，于以宁旅人而供香火也，其所由来旧矣。”接下去的文字则说明：“是宫既成，商民乐业。居常则祈福延禧，共遂家庭之乐；有事则解纷排难，同消雀角之争。将见忠信笃敬，可行于蛮貊，睦姻任恤，旋睹于他帮。其所系者，又其止宁旅人而供香火也。”可是，上个世纪下半叶的许多说法，包括广福宫本身，或者平章会馆后身槟城华人大会堂的出版物上边，提及平章公馆的缘由，固然是联系着广福宫，却常会说明平章会馆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广福宫自1860年代起无力应付华人内争，排解华人社会内部问题功能失效。而常见的说法是说，以方言群联合为基础而结合在洪门各分支“公司”的势力，为了争夺经济资源和饷码承包，矛盾恶化；加上方言群组织进一步扩展，巩固各自的势力，削弱广福宫解决华人社会内部纠纷的作用。而1867 年槟城大暴动、1872 年至1874 年的拉律(Larut)战争，也就成为广福宫逐渐无从实现原来宗旨和功能的例证。包括笔者本人当年也是追随前人惯性的说法，自行考据同治元年《重修广福宫碑记》名单后，只觉得碑文足以表明广福宫在19世纪是跨海跨境的各在地开拓势力之间发挥信仰与社会功能，是彼此集体认同之所在，可是又以碑文上许多捐款人物多有在后来参与各地纷争，因此也就把碑文视为广福宫削弱功能的前夕见证。

　　不过，现在想来，在要肯定上述说法的同时，其实不应夸大的以为平章会馆的开始就是要替代广福宫功能的存在。因为原来最早“平章会馆”不叫“会馆”而叫“公馆”，那时维持着广福宫的同一批人物亦是建立隔邻平章公馆的主力；公馆的地契虽然源于英殖民者另发地契，但公馆启建于广福宫左边之后，两个建筑是圈在同一道围墙之内，两边地契是同一批人保管，双边连旁门也互通，场所常互用。由此渊源，很难找理由说同一批人为何要觉得自己的组织功能不行，就决定另外再成立组织，反对或取代本身现在和未来都还在继续主导的原来组织？

　　若要根据《重修广福宫碑记》，这碑文上边确实有许多名字牵涉1860年至1874年期间槟城大暴动和三次拉律内战，各自死伤无数亲友弟兄。可是他们之间的共同处，是继续秉持共同的神道信仰，保持天地会歃血为盟的相互认同，大众在一再发生谈谈打打、谈谈打打的过程，还是会继续到共同支持的中立范围的广福宫膜拜诸神，并且会共同出资修建各处地方华人称为“义山”的公共义冢。所以当时广福宫作为唯一公认的共同机构，也并未全然失去功能。不论广福宫这道同治元年《重修广福宫碑记》，或者槟榔屿白云山广东义冢更早有咸丰十年（1860 年）《广东省暨汀州众信士新建槟屿福德祠并义冢凉亭碑记》，上边那些跨海跨境的捐款名单，结合拉律战争的历史，也可说明，自1850 前后，这些不同的府县结合未必真是方言群结合，也不见得如一些文献所说，会基于省府籍贯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武装开拓阵营。那时代的人们一起接受着传统文化熏陶，共同信仰神明代表社会价值观，并且在冥冥中主持社会公道，要求大众对群体忠诚，做人识大体、死者无恩怨，有华人开拓南洋社会的持续发展，也是最终得以克服内部许多矛盾的基础之一。以同治元年《重修广福宫碑记》以及光绪十二年《创建平章公馆碑记》为根据，去对照已故郑永美先生当年为广福宫撰写的《广福宫已故总理、信理、董事生平略历》，以及他为槟州华人大会堂撰写的《平章先贤列传》，尚可发现两块碑文固然时间上相差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无从说明广福之前长期失势，须要平章公馆重新开始，反而前碑的人名或其所经营商号，或其后人，也有在后者碑文重复。广福商民1881 年公举十四名代表统筹创建平章公馆的名单，包括源自广东籍的胡泰兴、朱昌怀、黄秉文、黄进聪、周兴杨、许武安和伍积齐，以及闽南人邱天德、邱心美、杨章枊、谢允协、陈合水、叶合吉和林花鐕，同样的名单其实也出现在上述郑永美《广福宫已故总理、信理、董事生平略历》。

　　1897年9月28日的《槟城新报》报道该报主人林花鐕，即平章公馆创立人之一兼当时总理，也是广福宫副总理，在25 日出席了在平章公馆的会议。该则新闻报道会议详情说，这些职务重叠在广福宫和平章公馆的闽粤信理员，根据当年应该由粤籍值年，分配闽粤信理员各自应分持锁匙负责保管的保险箱、日常缘金和香油收入、银行款项等等事项，当天除了讨论广福宫接受法师出价承包香火，还商定得由代表粤人的黄进聪负责保管平章公馆地契，以及负责广福宫之一切事务；而闽人代表林花鐕则负责保管广福宫的地契。根据这一则新闻，足以显明平章公馆除了是积极奉祀自己的关帝香火，其重要任务不离延续与承担广福宫创立的宗旨精神，处理许多相关广福宫诸神道的信仰活动。

　　由这期间起的广福宫和平章公馆，一直到1912 年柯孟淇接任平章会长以前，两处组织的人事，多是同一批人或者他们的后辈。以后在20 世纪初期，广福宫信理员全权管理着广福宫的事务，遇上诸神出宫游行等事项，一再是通过平章公馆信理员负责奔走统筹，看来也是在援引和延续着19世纪早经安排的先例。

　　有意思的是，当初筹建平章公馆的十四位广福宫先贤，已知黄进聪和许武安是义兴公司领导，邱天德和谢允协以及林花鐟是建德堂领导，叶合吉是存心公司领导，周兴杨则来自五福堂，接着为平章公馆出钱出力的郑景贵也是海山公司魁首。英殖民政府最初看重平章公馆，甚至拨地出资，不像是基于这些人参与广福宫的时候以相互交战使得广福宫失落排解纠纷功能；相反的，这些交战方领袖长期间一再由于错综复杂环境不能不战，相互还能从不放弃共谋福利，才可能是英殖须要笼络的原因。那个时代的不同群体，确实常有为了生存相互摩擦，就更要有广福宫里容纳各方的经验，战斗中犹有共同信仰而能努力相互斡旋，方能确保《创建平章公馆碑记》说的“无事则悬规植矩，有事则排难解纷”。

　　以现实力量对比，中国是清末民初中英关系的弱势一方。南洋华人固然是在地的经济开发者，世界原产品的供应者，但生活起落仰赖也受制于殖民地政经局势与对外国际市场，更是居于弱势。不论广福宫或者后来的平章公馆，公馆在1914 年根据新章程组成“平章会馆”，这两个组织一直到20世纪初期还是继续倾向“神道设教”的那段期间，正好是在海峡殖民地政府1877～1890 年加剧控制与压制华人社会之后。如果要进一步关注广福宫原来领袖创立平章公馆的契机，倒不如设想清朝洋务运动期间，尤其越到后期，清朝19世纪末实行不少新政重建朝廷与南洋华人关系，特别是开启了过去未有的对华投资和回乡贡献的许多通路，这时的广福宫固然是区域化的公共组织，但却不见得比上述《清史稿》描述的“华商公所”更适合与各级衙门对话。另外，亦应注意到陈剑虹《平章会馆的历史发展轮廓》提到说，1880 年7 月，是先有一个海峡殖民地总督Frederick Weld亲临开幕的“欧人大会堂”（Town Hall），而后十四名广福领袖则是在1881年获得同一位总督发出地契委托他们作为信理者，说明委托目标在于本屿华人需要创建“华人大会堂”（Chinese Town Hall）。华人自称的“平章”，在英文为准的文献上是town hall，town hall meeting本来就是市民以公议资政或者地方性质的官民对话场所；平章公馆以后屡屡以各种课题发生，便要沿街派发传单召集全屿华商或华民大会，也是这种制度。由此而言，殖民者是有动机要借用成立华人town hall的形式，听取民意，维持社会秩序以及巩固统治。因此，要说平章会馆之所以创立，是源自本来就是广福宫时代的一批人，因应着海峡殖民地政府开始加强控制与笼络华人的转变，尤其是华人商绅为着应付当地生活与国际政治氛围，又正好遇上清廷洋务改革以后中国正在朝向新变局，必须从旧组织延伸出新的组织，以期旧组织的权威与资源能以新的组织形式去斡旋于其间，其实也不为过。平章公馆创建于光绪十二年秋，当年农历七月，清廷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自1870年代便长期关心经略南洋的主张，很快即以兵部尚书兼两广总督身份，赠送平章公馆至今尚存于槟州大会堂的“赤县同春”匾额，可视为他对公馆未来朝廷对话的积极回应。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诚如杨进发当年研究海峡殖民地政策的总结，1877～1890 年正值海峡殖民地政府加剧控制与压制华人会社的时期；当华人向英殖要在广福宫以外扩大两省商民公用土地的范围，殖民地对待广福宫隔邻的空地，也有他们治理华民的打算。

　　事实上，如果重新阅读光绪十二年（1886）《创建平章公馆碑记》，槟榔屿华人商绅为主导的广福宫而平章公馆，领袖者对于本身这段历史的认识，还有他们共同秉持的观念，是曾经在碑文上了留下痕迹的。碑文提及创立公馆的理由，已经说道“故各府各县，创建会馆，无事则悬规植矩，有事则排难解纷，诚盛举也；而我两省之经始，尤当亟亟焉”，按《幼学琼林·宫室类》云，“土木方兴曰经始，创造已毕曰落成”，因此这段碑文的重点不是说没有组织，而是说位置在府县之上的“两省”反而不像府县组织各自拥有硬体的“会馆”进行活动，然后便接下去说：“英藩司牧，适莅兹土，本心向义，生性疏财，闻斯公举，怂恿勷成。遂于六达交衢观音亭侧，捐地一轴，俾建公馆”。由此便也印证了平章公馆是“各府各县”有了各自会馆之后，“两省”级别的组织也更有建馆需要；但大众却是一直要等到华人称为“英藩司牧”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在1880年7月“适莅兹土，闻斯公举”，由总督“怂恿勷成”，方才有机会取得广福宫旁的官家土地建馆。而这部分碑文的关键句子其实是在“六达交衢观音亭侧”。“交衢”本是指道路交错要冲之处，可是广福宫地理上原是坐山看海的势头，面向海港人来人往的前线，其地理布局实质上也不是处在交叉路之间。因此，对此句碑文的解读，应回到其引用《孔子家语·入官》的典故：“六马之乖离，必于四达之交衢；万民之叛道，必于君上之失政”，理解碑文在比喻民间自古通称“观音亭”的“广福宫”，于本区域“广福”两省商民，就如明代以来各处联乡设“亭”公议，是大众纠正各种“六马之乖离，必于四达之交衢”的场所，是谓“平章”。

　　而且，当《创建平章公馆碑记》的撰写人把大英帝国驻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总督为“英藩司牧”，并采用着光绪年号，碑文是将创立公馆的前提说成：“翳维杭南引壮，航海梯山，尤为闽粤商贾窟宅，昔也膻风扑鼻，今也奇气荡胸；文物之邦，计日可覩，邹鲁之风，尚常戴励。”如此文字透露了碑文撰写者在主观上确实认为平章公馆主要目标是服务于中华社经文化的南洋延伸，也是南洋华人民众对话朝廷的组织，所以碑文说明成立宗旨说是“盖取诸典史”之“曰平章百姓，曰同平章事”，之是根据《书经·尧典》说“平章百姓”的原意，将设置公馆的终极理想放在“所愿一堂坐论，睚眦胥蠲，百代祥和，界疆勿限。从此衣冠蔚起，羽仪萃万国之休，弦诵兴歌，文教臻中朝之盛；固不特海外奇观，天南胜概也。”严格来说，1885 年建竣公馆在1886 年立碑，平章同仁毕竟是归根到底在广福宫原来说“舟车所至者，莫不立庙，以祀其神”背后那整套观念，不仅仅是英国人对统治地方性质town hall的理解。

　　不能忽略，任何主观意愿，常是缘起于意愿所要回应的客观环境。正如前说，平章公馆创立期间，先贤的集体意愿，固然是倾向维护民族传承与对华关系；但此时情境，其实也是英在地方上成立好些新体的时期，逐年研判华人情势，实施越来越多新措施。这包括英殖1877年首先成立华民护卫司(Chinese Protectorate)监督与管理华民事务；而后在1889 年推出了社团注册法令(Societies Ordinance,1889)，规范各种性质组织注册，规范华团的注册与逐年自动报备，也监督着这些组织的人员成分、活动内容、财务往来，以及社会动向。而在槟榔屿，英殖民政府到了1889 年，就在鼓励设置平章公馆以后，另外成立以华民护卫司担任主席的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明显是重复关注平章公馆重视的一切事项，更进一步反映出殖民政府对平章公馆等华团的态度，是将平章公馆视为政府面向各族town hall meeting 的对象。槟城公馆若有太多“公议”，不一定会一致于当局的，也就意味着殖民者需要听取更多来自自己官方机构的劝告，向华人作更多沟通，也实施更多监督。而且，根据1896 年《槟城新报》，可知那时的制度，十四名列名平章公馆创建地契的信理人，去世后补充人选，是要以英殖海峡殖民地总督的批准为最后定夺；这就使得平章公馆从中华观念出发的“召同平章事”，落在实践处，不能不是处处小心翼翼，顾全大局，力图面面俱圆。

　　自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成立，按其规定，是由总督遴选十七名闽粤两省籍贯的商绅为委员。这些受委任者，包括来自广州府与古冈州的陈丽琴、周兴杨、陈炳时、梅福星；来自嘉应州和大埔县的张韶光、谢双玉；来自潮州府潮语系的许武安、纪来发、陈江福；来自闽南各县的李振传、谢增煜、谢有义、邱心美、陈锦庆、陈心和、杨章枊和林花鐟。按照规定，参事局每个月开会一次，会议任务包括讨论：各种法令以及仪式会否影响一般华人利益、任何影响一部分华人社群的事、促进华人教育的事情、协助贫病华人的基金设置、华人内部交由参事局仲裁的事件，以及特定华人群体希冀政府关注的困境；参事局也规定，凡是成员无故缺席三次者，总督将可提名他人取代，由此亦衬托代表身份之难得与尊贵，不容轻易失去。参事局以如此设置，内部又包括政府官员与华人代表，比之平章公馆以民间对话英殖，是更具有影响政策的效率。

　　这份最初的参事局名单，不少人物一样是源自1860～70 年代槟城大暴动与霹雳拉律战争的交战双方，不论是倾向义兴公司的潮州府或古冈州四邑势力，或其对立面的广州府五邑五福堂和闽人建德堂，都有人物接受英方委任，其中一些重叠着广福宫和平章公馆名单。可是从方言群和籍贯的角度，郑景贵是霹雳邦的甲必丹，也是该邦参议员，以郑景贵为首而支持着五福堂的海山公司增城人，还有对手义兴公司的惠州府势力，却反而不在槟榔屿华人参事局名单内。他们只能通过作为民间力量的平章公馆，与其他昔日盟友或化敌为友的原来弟兄，一致向外，为未来子孙谋幸福。

　　在平章公馆，其职员遴选，当初是仿效广福宫组织原则，由闽粤两省的当地组织各举七名代表出任董事，统筹统办有关华社之社会，文化和教育事宜，可见其成立宗旨，是一脉相承广福宫原本以平均分配权力去完成议论平等的功能，力保任何职员会议是客观议决结果，不会改变闽粤势均力敌而倾向一边。但根据平章公馆处在殖民政治体系的位置，可以断言，由其组织成员要得到总督批准，到英殖另外有成立参事局，广福宫和平章公馆最终还是被界定为“听取民意”的对象。郑景贵努力扶持的这个华人代表机构，最后是由驻槟榔屿副华民护卫司掌握权力，他忠心的是大英帝国。当英殖再设立参事局，参事局的华人代表，名单是重叠在信理广福宫和平章会馆事物的名单，他们既受华人社会委托处理事务，又是英殖从另一方向和角度处理华人课题的咨询委员，一旦受委，就得对英方报告所知，建议英方可接受方案。

　　海峡殖民地政府成立华人参事局长期评估华人课题的同一时期，槟城广福宫与平章公馆的组织运作，事实上也一再改变。从广福宫的历年碑记可知，在最初广福宫值理人员名单，福建代表可以是来自闽南各宗姓乡社的族人，他们在当地也多有设立各自照顾“公司”本社族人在地的共同福利。可是，广福宫自1888年7月以后，福建省代表，其闽籍代表就正式由组成“福建公司”信理单位的龙山堂邱公司、谢氏石塘世德堂、霞阳杨府植德堂、颖川堂陈公司以及九龙堂林公司负责，各派二名代表充任，而广东省各府县代表则继续由广东暨汀州会馆派出十名代表。从那时起，就形成广福宫与平章公馆选出的广福代表，广福宫的信理员属两省单位各自推选人员的终身制度，闽籍信理只是源自“福建公司”，而粤闽驻平章公馆值理人员，闽籍值理职员，依然继续由闽南各宗姓“公司”推选。若根据林花鐕1906 年9 月以“原始值理人”名义在《槟城新报》刊登的启事，宣布1906 年平章公馆召集本埠华商共同选举十四位闽粤值理人员，里头是有提到选举后还得把获选名单“送呈参政司批准充为平章公馆值理”，足见至迟在上世纪初，平章公馆已经发展到由商绅公选闽粤两省代表，但显然此时这个被殖民政府承认对话地位的民间组织，公选的职员也要再经英殖参政司批准方能上任。

　　当“福建公司”是作为一种信托（Trust）而存在，特别是接受特定群体委托，作为实施在群体共有信仰场所的公益行为，当时会出现在槟榔屿华人受着海峡殖民地压制的年代，这就意味着闽人内部发生过具体互相协调，由上述财势较大的五姓接受着其他闽人委托，乐意做功德，替大家出钱出力，负责打理全体闽人以“福建公司”名义共同拥有的宗教场所，包括与广东省人共同的广福宫等。但是，很明显的，这不意味着五姓把自身高高在上于本来拥有亲友关系的许多闽南宗族，自称可以代表整个“福建”，或“拥有”着“福建公司”，形成其他闽人不可能答应的局面，破坏原本各姓参与槟城福建公冢与闽人建德堂武装自治共同体的百年团结。事实上，这种争议没有发生，福建公冢和建德堂演变的宝福社维持至今，就是证明。客观上，在那年代，五姓参与全体闽人结合的力量，同时替大家负责处理宗教场所，是使得其他闽人组织更能集中财力物力精力，发挥在支持平章公馆与自身组织。

　　以如此角度去看，清末民初平章公馆诸先辈，是拜着观音信仰慈悲功德，拜着关帝维护忠心义气，一边向着清朝或民国表达血脉相连以期照顾在华家人亲友，借用中国向英国殖民者说话，一边则向着英国殖民者释放善意，祈求保护本地生活最大利益化。这种态度，毕竟不改民族道义的底线，又是可能通过平章公馆那几十年间的系列活动去印证。这可以显示旧时代以华人商绅主导的南洋华人社会风气，如何斡旋各方态度，以及他们应对某个历史时期的历时性格。

　　如此情势下，平章公馆在19 世纪接续着广福宫赋予的社会功能，又在20 世纪初以维护广福宫在华民间的权威与正统，举行过的许多信仰活动，也就不能单纯视为因为华民之间有所信仰才会出现活动，而是要考虑着由于信仰必须相应局势与人心，才会有如此活动。包括广福宫一些神道信仰，以及被安排到平章公馆内部供奉与举行相应的文化活动，还有平章公馆在1900年、1911年、1919年以及1928年出面组织广福宫观音巡游，都可能反映着两个组织继承着中华祖先“神道设教”的传统，在槟榔屿表现出的慎终追远，也反映出上世纪初华人民间承载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出的集体意识，包含着他们对应时局的其中一种态度。

三、诸神巡游与社会动员

根据1895 年到1910 年代前的《槟城新报》新闻，那时的广福宫与平章会馆，是由英国殖民政府按照信托法令，赋予两张不同地契，形成在相连地面分别信托两处不同土地的法人，各自有不同场所，分别处理不同方向的社会公众利益。可是在当时华人社会心目中，法定的规制固然如此，民间的认知与运作却是将后者视为成立常驻的单位，将前者一些功能制度化；广福宫继续作为民众的信仰中心与各种社会福利事务的协调者，平章公馆延续着广福宫原来的功能，调节华社内部和谐与对外交涉共同事务，两个机构毕竟还是一体两面。特别是平章公馆的信理董事都是来自广福两帮，与广福宫信理的代表性重叠，因此早期平章公馆的领袖，进行着许多活动时，也还是会自行根据历史渊源，强调这两个名义上侧重处理不同华人事务的组织，是互有先后渊源以及必须相互配合，甚至是一再在公告文件上边，依然将“广福”两字冠首于平章公馆的组织名称前边。

　　就以1895 年9 月3 日，也就是阴历七月十五日，《槟城新报》登载乙未年六月十八日“广福等同启”的告示为据，这篇平章公馆的公告内容，在接下去超过半年的时间，每期都刊登在报端，目标便是为了先从广福宫说起，公告大众，广福宫是平章公馆的渊源，与平章公馆都在处理本区域华人共同事务，是由后者秉承前者原来功能，合理合法的继承以及执行前者任务。所以，其题目虽说是“胪列芳名”，内文却是从一段解释文字开始，而后方才进入正题，说：“尝思官有政条，民有私约，所以合人心之异同，议公事之得失也。槟城广福宫之建，久矣；后哲更创建平章公馆，亦经多年；每逢埠中有事，传集总理诸君，参决行止甚妥便也。但从前总理，有仙逝者，有旋唐者，故将本年总理芳名开列于后：正大总理谢德顺翁，伍百山翁；副大总理梁乐卿翁，林花鐕翁；总理郑景贵翁，杨章柳翁，邱天保翁，锺天秀翁，谢允协翁，王孟正翁，林程合翁，陈锦庆翁，林百剑翁，黄进聪翁，吴信贤翁，陆炳时翁，杨忠万翁，杨允两翁，陈俪琴翁，陈心和翁，邱秋荣翁，梅福星翁，林玉衡翁，谢双玉翁，许武安翁，叶合吉翁，黄学文翁，吴有才翁。”

　　此文末尾落款，不称“平章公馆”，而是写作“广福等同启”，可谓是更有代表性的自称。而根据郑永美记载的广福宫早期信理员生平考据，公告中的二位副大总理梁乐卿源自广东，林花鐕则代表福建人，两人都是1895 年当上广福宫的副大总理，同年又分别代表本地广东与福建人出任平章公馆总理；在文告中的其余多位广福绅商，如郑景贵等人，名录也多有同时重叠在广福宫与平章公馆信理名单之内。

　　先贤思路，表现在19 世纪华人对待广福宫与平章公馆的土地观念，是他们将前者视为神灵保佑大众在当地生活的信仰中心，把后者视为大众秉承神佑生活当地而能共有的全体事务公议机构。由此看，平章公馆建立后，大众将后者放置在前者扩大包围范围的围墙之内，就显得理所当然。在槟城地方政府土地测量与绘图局，留下了估计是在1891年至1893年之间批准的房屋结构平面图，图纸固然显示两处建筑物因先后建筑年代，各自独立，但大众对待政府赠地制度划分的连接土地，不是根据英殖地契去划分各自主权范围，而是将两处的广场形成一片，互相不相隔墙，却是很明显的。地图上整体设计，广福宫和平章公馆的门前广场，是以同一围墙对外，将两处围在一起，再到广福宫主体建筑的正门前，庙门遥望前边码头的部分，方才形成开放的入口。广福宫广场入口以及广场中间，是各自左右设置两灯柱，晚上可以点亮上边油灯，方便人们不论在半夜或凌晨上下码头，都能到庙前膜拜。这样的格局布置，围墙在平章公馆的那部分，虽说有左右的入门；可是日常平章的左右门不必要打开，人们要进出平章公馆，反而是先要到广福宫庙门前，在外也可向内谒拜宫内诸神，以后才在庙前司阍的眼皮下，尤其在晚间有广福宫广场的灯光照亮下，右转走到平章公馆门前。

　　相应的观念，其实至今可在现有广福宫信理部章程寻找痕迹。这份章程虽然百多年来历经修改，现在是沿用上世纪1952 年1 月31 日修改后的章程。虽然，现行章程的第2 条“宗旨”，已经将广福宫明文规范的的社会任务领域缩小，而说“本宫宗旨在于供奉观音菩萨、天公、大伯公，暨其他神明，祈祷神恩，庇佑庶众，并办理本宫信理部认为应办之宗教事务”，可是在第8条“信理部之权”在规定信理部的权力时，依旧是顾及原来1800 年《刱建广福宫碑记》秉承的“神道设教”精神，将一切相关发扬传统中华信仰精神的社会事务，视为广福宫代表信众表达宗教情怀的义务；其中，章程第8条更是明文规定，把广福宫必须在经济上支持平章会馆，视为基于宗教信仰出发的应办事务，因此这条章程便包括有三个项目：“（丙）订立条件将本宫现款放出生利；（丁）在需要时修理本宫庙宇与其他附属建筑物；（戊）认为确属需要时，可资助修理槟城平章会馆。”广福宫生利得来的钱财，也是当地华社基于原来成立平章公馆的出发点与历史渊源，平章公馆有资格向广福宫要求的经费。

　　当然，自1800年《刱建广福宫碑记》叙述建庙缘起，碑文首句便已说明“先王以神道设教”，后文则提及建庙是为了“广福攸归，同沾乐利”，公庙以神道设教为大众议事之宗旨，匡护社会规范与共同利益，是很清楚的。平章公馆出现在同一个世纪的末期，要继承着广福宫原来兼顾社会事务的传统，目标不离广福宫的原有宗旨，更能由董事人物的交叠，表达在相同人等不可能在广福宫神明面前进出平章公馆，会在两隔壁秉持两套立场。而本埠全体华民共同立场，最能通过绅商领袖集议表达的时刻，又是在地方民众遭遇重大集体灾难的时刻，就得实现在需要相互援助的场合。如此，广福宫从来就是绝大部分华人民众的心灵寄托，稳定大家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希望，而平章公馆则负责具体发动社会力量，包括运用前者的经费，去应对冲击；广福宫与平章公馆处理同一事务，而分头处理不同方向的互补态势，也因此体现民众传统上对前者的共识，以及当前要求后者的责任。

　　1898年至1899年之间，槟城发生严重传染病，英殖民政府的应付方式，是追踪与管理发生疫情的建筑物，凡是有疾病严重或发生病患死亡的地方，就将一切货品与物品焚化，并禁止他人靠近相关场所。如此是阻断传染的有效方法，也导致工商活动与民众生计大受影响。那时的华人领袖，为了安置流离失所的传染病患者，便找英殖民政府和医院沟通，把原来属于闽人义冢的峇抵眼东冢亭，改造为病房，延请华人医生，照顾病人。于是，在1899 年至1900 年之间，先是在1899年10月12日，《槟城新报》出现了报道，是说夏间气候变化会引发疾病，为了应付贫苦病患，救济苦难，“时则有广福诸君子，共出头而拯之议”，安排冢亭临时改造为病房；而后来有“论槟城创建华人病房”之说，又是由于“昨本埠诸绅商齐集于平章共议劝捐”。广福绅商在平章公馆集议，考虑到“豆疹一事，人生难免，孺子何知”，还“今议于病房，另设痘科，以遂苍生，以保赤子”。过了两天，10月14日，报上出现“广福董事等公启”的《槟城建置华人病房公告》，志明是前天阴历九月初九所发出，其给予公众对本项目启动信心，在于说明平章公馆广福两籍贯总理都有劝得各自绅商题缘，方才正式发动；文中说，初三日已有杨忠万与林花鐕在平章公馆劝捐，得到潘兴隆首倡捐献缘金，后来又有梁乐卿在初五获得郑景贵、谢荣光、张振勋等人答应捐出缘银，希望大众响应，以期尽早“建置病房，以防将来豆症核症瘟疫之患”。一直到1900年11月12日，也就是阴历九月二十一日，以“广福等公启”名义最后一次刊登的相关通告，是该年阴历九月初四发出的通告，宣布了平章公馆开会总结的主要捐款总数，已足以在直落日落洞（Teluk Jelutong）开始设立建筑，并选出梁乐卿等三十一位总理，负责其事，这些总理诸公也包括张弼士、谢荣光等清朝委任的实务领事人员，当年他们是列名在众人之间，都没有使用官衔。

　　1900 年以“广福等公启”名义颁布在《槟城新报》的公告，除了继续长期刊登筹款建筑华人病房的启事，自当年阴历三月十五日，也出现在广福宫游境启事，宣布广福宫当年阴历四月初九、十一、十三、十六日，举行神明出游巡境与接受各界进香，并以赏银鼓励，征集民众绘制四天路线图以及路关款式，规定在三月二十四日前供本届总理遴选。根据当年4月一直到5月的相关新闻，这许多个人、街区或者组织，都以各种民间故事为主题，装饰花车参与出游，或者在路旁搭设彩棚迎驾，其用词与形式足以说明早期闽南“妆艺”民俗广泛流传南洋，而各处队伍的名目与设计内容，也足以反映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特别是这些参与者，不止来自槟榔屿岛上的街区或村镇，还包括来自大霹雳近打埠、暹罗通扣埠、高仔武朥、吉垅埠等地，因此就不单表现着当时广福宫在槟城华人之间的地位，也表现初期港口都市华人与海域所及各处的相互联系和辐射影响。

　　再根据1911 年2 月27 日《槟城新报》报道，广福宫这一年又再举行出游庆典，按报上说法是源于两天前，即正月二十七日，闽粤华人绅商领导在平章公馆的议决，作为地方华人参与庆祝英皇加冕的表态；但看其具体内容，当天在会上，林花鐕提出的说法可圈可点。他先是说，华人庆贺英皇加冕，除非加上赛会出游、竞争龙船，才会兴高采烈；接着，他又提到1900年广福宫观音佛祖与阖埠其他神明联合出游，是有过以每十二年为期限的议决，目标在通过举行诸神巡游为境内消灾祈安；他于是建议，既然期限已近，除了为着新英皇加冕，也可兼顾以华人观音出游，照顾信仰与文化的需要。如此，几天后出现志明元月二十九日发出的“广福宫同人”公告，便是说当地广福宫观音，要和境内的神农大帝、城隍境主等神在本年出游，事关全埠，邀请大众在二月初四至平章公馆会商。根据此文，文中的神农大帝、城隍等宫庙，都属于闽人创设与管理公共庙宇，位处不同地区，而闽粤绅商在正月二十七日于平章公馆商议，到二十九日即由广福宫出面，也包括使用这些单位名义，召集大众在几天后去平章公馆开埠众之大会，一方面可证1900年已经有过先例，一方面也可反映广福宫在当时的历史地位。

　　到了3月13日，《槟城新报》报道林花鐟前日阴历十三日再次主持的会议，会上是说明要按照1900年旧制，出游以观音、天后、神农、城隍，普渡诸神排先后，同时又改为具体决定“庆贺英皇加冕之日，宜与观音佛祖出游之日，各有日期，以杜外人拟议”，并规定五月廿四“是试艺”，廿五斗龙舟，廿六整齐色艺、为英皇加冕庆贺，廿七斗龙舟，廿八斗龙舟，六月初请众神出游。这次会议议决活动先得请准“王家”，同时又要求全埠商店每天配合休息半天，可以反映那时广福宫与平章公馆对英殖的尊重，以及对自身在华人社会的声望也很有把握，客观上也在对内对外展示南洋华人的凝聚力，显示大众依靠神圣名义以及其所象征的传统价值观，可以跨越由世纪末到辛亥革命前夕越趋向多元的政治认同分歧，继续维系着的文化与社会认同。所以，在1911年最终的具体实践，出行闽粤共祀重要神明，是以观音、天后、神农、保生大帝、关帝按秩序排前，比起1900 年更大阵容，并且是由平章公馆各处领导出资投标各神明队伍的会首，并自费准备马匹与小童，充当神明出巡的报马；不只活动时间超过一周，绕境地区也扩展至当时尚被认为是本市外村镇区的日落洞（Jelutong）和波池滑（Pulau Tikus）。平章公馆执行着广福宫观音领导全槟神圣出游，完成了表达地方华人社会有人力有物力也能齐心合力，同时要兼顾着对待英殖关系，又要在平章公馆楼上结坛，由广福宫僧人念经三日，带领众人为英皇福德与国祚祈祷；另外，还预备一个银匣子，装下公开向大众宣读的颂词，邮寄英皇。

　　阅读平章公馆阴历五月二十三日的会议报道，还可知广福宫游行的执行者是平章公馆，而林花鐕在带领大众讨论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以及六月初一、初四游行路线，必须经过不同街区，以及五月二十四日举行赛龙舟等事项，其内容是清楚说明着“前日公议印路关发卖所收之项，归入公司，以助经费”，也讨论到“某某印字馆将华英字路关翻印，有乖公议”；可见，那时信仰大众的确是继续将广福宫视为天佑民命的主体，也将平章公馆视为负责将广福宫文化认同与信仰理念化为社会运作，所以与会大众领袖是将广福宫出游的收入视为平章之“公款”，而他们延续着传统观念，当时还是会根据清代南洋华人原来称“公司”义谓大众之共同体，以“公司”称呼当地全体华人共同体。

　　纵观20 世纪上半叶，不论是在1900 这一年，还有在1911 年，再到1919 年，以至在1928 年，广福宫配合着民众祈求消灾解难的需要，一再举行过几次祈求消灾消瘟的巡境庆典，其运作过程，都足以反映20世纪初期的广福宫与平章公馆的关系，是继续保持着一体两面的渊源，并且因前者是区域华人社会普遍认同的公共信仰活动，而后者也是有义务协助前者负责处理与执行引导民众公议，因此就表达出平章公馆往往是作为广福宫巡境庆典的执行者。甚至，一旦牵涉全埠华人信众的意愿的其他事务，在广福宫本身章程规定这是本宫信理员的事务，平章公馆也有负责替广福宫执行说事的。在1913年，广福宫主持僧本忠法师承包广福宫香火的三年合约于七月三十日满期，原来投标承包的主持僧人本忠法师要求连接续约与减少僧人承包的经费，广福宫交给平章公馆负责处理，议决僧人承包广福宫香火的三年合约，本年度仍然可以由本忠法师以原价续约，但承包租金不能如其所请而减少，会上也记录下本忠法师要求日后可能再议减价的理由，即“现时世界，每以改良名为新词，于酬神之事，难免受其影响。”

　　1919 年广福宫再有游行庆典，游行前的一年间，槟城陷入流感、天花、鼠疫交织的灾难，死者达一千三百余人；而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殖也有意愿要求马来亚各族群表态，以示齐心支持庆贺英帝国成为战胜国；而华人认为此时最适宜结合英殖要求的热闹，提出举办游行，于是为了庆祝欧战结束的和平到来，也就成了观音巡游的具体理由。而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其实牵涉南洋华民的集体信仰心态。首先，1918年11月正值疫情结束，当地学校也即将重新开课，而此时传来欧战结束消息，大众更想到德国殖民青岛问题将可能解决，因此不难想象信仰群众会有感菩萨保佑、苦尽甘来。所以，华人之间，在十一月消息传来之际，本已经是庆祝之情热烈，发生着“事前由平章会馆发出传单，故侨人能踊跃而贺”。到了第二年，大家过完农历新年元宵的不久后，平章会馆在2月20日召开职员会议，其中之一的议案就是讨论英殖有可能发动和平庆祝，华人这方应该先行组织庆祝委员会，做好准备；于是当时便有建议要重复1911 年的做法，到会者“于是相互研究，以我华人性质，凡赛会迎神外，不能致其兴高采烈”。根据会议记录，这次游行，显然是平章会馆的建议，而不是广福宫主动，但是由此可以看到两个组织当时还是分而不离，关系密切，甚至可能平章会馆的开会会场就是在现有广福宫的建筑以内，所以大家开会半途中，是一起到观音大士佛像前“卜杯”（掷筊）问准，在现场得不到同意后，就当场决定“后星期四”另开大众会议，由更多人一起决定。

　　这之后，2月底的大众会议表决，结果也一样是大众建议佛祖出游，才是欢庆和平，然后是更多人一起向菩萨卜杯，由卜杯得到“阴阳胜杯”，证实菩萨许可大众会议的最终决定，现场欢声雷动。但是这此后的过程，却实际上是经历许多曲折，最后平章会馆还是无从配合英国殖民政府一改再改的时间，游行也因各单位都得大规模准备而一再搁置。但是华人团体，最终是坚持改期完成菩萨同意的决定，巡游成功。此事在陈剑虹的《槟榔屿广福宫史话》是记载说，平章同仁积极筹备观音于该年阴历九月十九出游，期待为市民消灾纳福，共有四十二队伍参与当天的盛举。

　　不过，若再根据当年的《槟城新报》，广福宫这一年最大的活动，还可能不是由平章会馆主动建议的观音佛祖出游，而是该年农历十一月中旬筹办三昼夜连宵清醮道场，客观上也一样是一场动员槟榔屿全体华人家家户户出动的共同演练，表达了由信仰文化而族群认同的凝聚力。再细读《槟城新报》，自从平章公馆在1914 年更名“平章会馆”，所以这一次平章同仁在1919 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发出的“大众会议”公告，其落款的正式名称已经不再使用“广福等公启”或者使用“平章公馆”名号，而是以“广福平章会馆”自称，可是文件的内文依旧是有称场所为“公馆”的；而平章同仁召集埠中绅士商讨论共同事务，细节也依然包括由：“兹择定十月十八日下午三点钟，请侨商齐到平章公馆会议，诸事列明：（一）议准前期议案，（二）议入禀求政府准槟城华侨派一代表在叻议政局代表民意，（三）议票普度各会首，并开宫门，（四）议杂事”。同一天，“广福平章公馆”也负责宣布广福宫举行斋醮的具体内容：“启者：广福宫本年要建清醮三昼连宵，已经择定阴历十一月十七日起醮，二十日开宫门，兹定十月十八日下午三点钟在平章公馆标立建醮会首五名，开宫门女信士三名”，而且平章公馆除了说明会首分为主醮会首、玉皇会首、三官会首、观音会首、普度会首，也强调“每家只立一项，以出缘金最多者各立一名，若外水居处，离宫过远者，祈勿投标；因逐日献敬，过远则不便故也”，也规定“女信士三名出缘金出最多者开中门，次多者开左门，再次多者开右门”，可见“广福平章会馆”和“广福宫”的主权方，两者是一致的立场。

　　从该次广福宫发给各家各户，又被报章转载的传单，足以说明，这次活动，再一次证明广福宫与平章公馆以神明召唤组织社会，是拥有动员整个地方华人社会的自信。传单题目叫《特字通知》，志明日期十一月十六日，其当天发出即号召明日全市动员的内容是说：“观音佛祖择本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在本宫建天宫大醮三天，阖坡男女虔诚祷告，祈安植福，定本十四日至二十日此七天内不论何日，各家户当备菜饭酒醴犒军一次。十九日早八点钟准各家人口到宫前烧天金补运。同日下晓五点钟各家应用菜饭酒醴金银库钱，随人意愿，可在本家门前助成普度施祭幽魂，俾得均占实惠，受赐无疆矣。”

　　平章公馆以双方人员重叠，屡次为广福宫出面或由广福宫出面处理重大活动，牵涉槟榔屿全体华民，这些活动的收入，包括后者写在章程上的收入，也形成前者经济支持的来源。由此应可推论，至少在1930年以前，广福宫原来1800年基于儒家传统主张的“神道设教”，实践着圆融接摄三教的观念，体现在地方华人社会努力保持传统文化三教同在的完整，这一整套儒家思维的背景渊源，是一直影响着宫内宫外华人世界的整套社会观、伦理观、世界观，包括影响着平章公馆早期领导的主流动向。持续的神圣活动，可以作为承载延续文化，也就能在族群内部凝聚人心与稳定和谐，客观上也是一种和平友好的对外展示形式，表现广福宫与平章公馆代表群体发声力量。

　　（未完待续）

　　注释：

　　[1][2][3]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折件》，列号132288 档，具奏人：李鸿章，事由：“槟榔屿平章公所郑嗣文等请求御赐关帝匾额”。感谢甘德政同学查阅。

　　[4]（明）茅元仪撰，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6～55页。

　　[5]余定邦、黄重言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9 页。

　　[6]Historical Personalities of Penang Committee,Historical Personalities of Penang.Penang:Historical Personalities of Penang Committee,1986.p.47.

　　[7][16][17]陈剑虹：《平章会馆的历史发展轮廓》，载刘问渠主编：《槟州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槟城：华人大会堂，1983年，第136页。

　　[8]王琛发：《先贤、神圣香火、开拓主权：华南原乡与南洋信仰版图的互相呼唤——以马来亚客家先民为主例》，载《客家研究辑刊》，梅州：嘉应学院，2012年第1辑，第142～143页。

　　[9]Schlegel,Gustave.,TheHung League orHeaven-Earth-League：ASecretSocietywithTheChinese inChina andIndia.Batavia:Lang&Co,1866.ReprintedbyNewYork：AMS,1973，p.134.

　　[10]王琛发：《桃园结义：南洋天地会对关帝信仰的继承、传播与影响》，收录在萧登福、林翠凤主编：《关帝信仰与现代社会研究论文集》，台北：宇炣文化出版，2013年，第301～304页。

　　[11][48]王琛发：《广福宫历史与传奇》，槟城：槟城州政府华人宗教（社会事务）理事会、广福宫，1999年，第16～19页，第25页。

　　[12]合参郭平兴、王琛发：《马来西亚惠州人、惠州会馆与海外华人研究的新视野——王琛发教授访谈录》，载《地方文化研究》2018年第6期；王琛发：《清末民初马来亚大山脚市镇潮州人与“惠——潮乡亲共同体”的历史演变》，载《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23 期）2019 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历史探源》，载《地方文化研究》2019年第6期。

　　[13][28]郑永美：《广福宫已故总理、信理、董事生平略历》，陈剑虹主编：《槟榔屿广福宫庆祝建庙188周年暨观音菩萨出游纪念特刊》，槟城：广福宫信理部，1989年，第86～92页，第87～89页。

　　[14]郑永美：《平章先贤列传》，载刘问渠主编：《槟州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槟城：华人大会堂，1983年，第169～193页。

　　[15]《槟城新报》，1897年9月28日。

　　[18][19]Yong,Ching Fatt,“British Attitudes towards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Singapore,1819-1914’,in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1992,pp.293-320.

　　[20]《槟城新报》，1896年5月30日。

　　[21]General Notification No.187,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28 March 1890.

　　[22]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890,Singapore:Mission Press,pp.25～26.

　　[23][24][55]陈剑虹：《槟榔屿广福宫史话》，陈剑虹主编：《槟榔屿广福宫庆祝建庙188周年暨观音菩萨出游纪念特刊》，槟城：广福宫信理部，1989年，第35页，第35页，第36页。

　　[25]《槟城新报》，1906年9月20日。

　　[26][27]《槟城新报》，1895年9月3日，1896年4月28日。

　　[29]Kelly’s Map(1891～1893),SD19TB10(K117),Jabatan Ukur dan Pemetaan Pulau Pinang.

　　[30]《槟榔屿广福宫暨附属庙宇章程》，槟城：广福宫信理部，1952年，第1～4页。

　　[31]《槟城新报》，1900年11月7日。

　　[32][33]《槟城新报》，1899年10月12日。

　　[34]《槟城新报》，1899年10月14日。

　　[35]《槟城新报》，1900年11月12日。

　　[36]《槟城新报》，1900年4月25日。

　　[37]《槟城新报》，1900年4月25日，5月5日，5月10日。

　　[38]《槟城新报》，1911年2月27日。

　　[39]《槟城新报》，1911年3月1日。

　　[40][41][42]《槟城新报》，1911年3月13日。

　　[43]《槟城新报》，1911年4月11日，1911年5月1日。

　　[44]《槟城新报》，1911年5月15日，1911年6月9日，1911年6月24日。

　　[45][46]《槟城新报》，1911年6月20日。

　　[47]《槟城新报》，1913年8月9日。

　　[49]《槟城新报》，1918年11月14日。

　　[50]《槟城新报》，1918年11月15日。

　　[51][52]《槟城新报》，1919年2月22日。

　　[53]《槟城新报》，1919年2月28日。

　　[54]《槟城新报》，1919年8月23日。

　　[56][57]《槟城新报》，1919年12月8日。

　　[58]《槟城新报》，1920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