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忠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漳州 363000）

　　自晚清迄今，郑成功研究已历一个多世纪，到了必须回顾、整理和总结的阶段。纵览郑成功研究的历史全景，涉猎范围极广，大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文学等尽皆包罗其中，主要议题亦呈多样化的趋势，最主要的有郑成功人物研究、明郑政权研究、郑氏家族研究、海洋史研究等等。本文旨在探寻清代以来郑成功相关人物研究的学术史，反思郑成功作为一个特定符号在历史研究中的浮沉。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郑成功研究

郑成功之死预示了明清易代的即将完成。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有清一代，论者寔寡，保存下来的主要是一些记述性的文字，基本可以归为前学术研究时代的史料文献。这并不难理解，于明，郑氏是受抚的海贼，来路不正；于清，成功是敢抗天威的逆臣，自取灭亡。清代郑成功研究的寂寞只是一种必然的政治下场。

　　直到近代，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甲午海战的屈辱性落败彻底唤醒了国人心中尘封已久的骄傲的海洋记忆。1902年留日学生创办的《浙江潮》发表的一篇署名匪石的文章《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便是这场记忆修复的弁章。匪石是近代革命家陈世宜的笔名，与一般学术论文不同的是，文中毫不避讳地宣泄着浓烈的革命热情。对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作者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吾国民负东方大陆之重担，又力不胜荷则弃之，弃之而不复顾，无复有一试负焉者”；同时为郑成功正名，以为郑成功不仅是故明王朝的孤忠遗臣，更是“吾中国之英雄也。”同年，柳亚子亦作《郑成功传》，为种族革命张本，以为“唯英雄能排异种以殖新地”，其时年止十六。显然，作为郑成功研究的早期文本，《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和《郑成功传》并未能摆脱传统历史研究资治、载道的论述逻辑。

　　战争的失利在中国国内同时引发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维新人士认为，白话文是开通民智的利器，普及白话文就可以普及教育，普及教育就可以开通民智，开通民智就可以富国强兵，富国强兵才能打胜仗。遵循这一逻辑，晚清白话文运动作为维新思潮的一部分进入了近代史的议程。刘师培化名光汉在《中国白话报》发表的《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1904）可视为海洋记忆和晚清白话文运动之间相互激荡、因缘际会的产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早期郑成功研究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渊源。不过，细按文本，刘师培所要达致的目标显然并不局限于开通民智。随着晚清革命的蓬勃发展，郑成功又成为鼓吹排满思想、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资源。戊戌变法虽以失败告终，晚清白话文运动却作为余脉在晚清革命中承担起更为吃重的戏份。

　　历史上的郑成功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深刻地介入当时敏感的政治议题。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早期的郑成功研究在学术性上是偏弱的，造成了相对肤浅、功利的弊病。直到1920年连横《台湾通史》的问世才展露出相当的学术实力，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至此才算是郑成功研究的真正开端。书中涉及郑成功部分主要集中在卷二“建国纪”和卷二十九“列传一”，其间记载信实，文字典雅，当今学界仍奉为珍贵的参考资料。大概在同一时期，由顾颉刚主倡的古史辨运动正如日中天，其关注点并未自划于古史，且将及于民俗传说。作为一名极具分量的历史人物，郑成功相关文献记载似乎略显不足，至少是不堪匹配的。《明史》竟未为之立传，由此可见一斑。可是，郑成功又倍受闽台地区人民的爱戴，因而造成郑成功传说特多的情况，颇为耐人寻味。参与这次运动的谢云声（1933）就说：

　　郑成功的历史故事，固然是多的了。一般人以为大半是属于正史的，殊不知他的不可为据的故事传说，啧啧地流传民间，较多于正史，不知有几倍？我们且不必说郑成功的历史故事，在民间流行于人人的口头，那些已刊行的书本上，也早已记载若干了。

　　故此，郑成功传说不失为绝佳的研讨对象。胡适作为古史辨的启发者、支持者和参与者就特别鼓励郑成功传说研究，并对杨云萍考证郑成功焚儒服传说表示浓厚的兴趣，称赞其“考定这个传说只有郑亦邹的一个来源，证据很充足：考定梨洲遗著中《郑成功传》不是梨洲的著作，又考证谢国桢的错误，都很好”，“指出郑成功在遁入海之前已统过兵，并非‘未尝一日与兵枋’，是很有力的反证”。尽管此作是在古史辨运动之后，却不妨视为古史辨的余荫。

　　古史辨运动注重历史文本的分析与解构，尤其留意于历史与传说之间的复杂关系。梁麟《广阳杂记中之郑成功事迹》（1928）通过比对《台湾外记》《行朝录》《台湾纪略》等历史文本，指出《广阳杂记》中所包含的传说成分。可见，不特史所不载的口头传说，就是传世的明郑史料也已混入许多传说成分，以之为凭不得不先经过一番认真检讨。翌年，苏警予、谢云声在同一份刊物上发表了《郑成功遗迹略述》（1929），较早尝试结合实地考察验证郑成功相关历史记载。其意虽美，只是篇幅短小，其效不彰。对此，伍远资有意识地“用民俗学的眼光”蒐集郑成功传说，部勒《郑成功传说》（1932）一书，“存其真相，来估量一时代的伟人，在那时代的地位，和传说的由来，研究其和史料的关系”。此是郑成功民俗学研究的初成。书中共蒐集郑成功民间传说四十四则，基本覆盖了郑成功的一生。

　　至于古史辨一派的干将朱希祖更代表了当时郑成功研究的最高水平。《郑延平王受明封爵考》（1932）考订郑成功五项封爵（忠孝伯、威远侯、漳国公、延平王和潮王），博采群籍，参互比较，尤见考据之功。《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1931）第一时间为“二百数十年来人所未睹”的《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作序、命名，详细介绍了杨英记载明郑财政、军事和建置等方面的贡献，肯定其价值，辨正其失误。可惜的是，序中朱希祖曾断言：“其后得康熙时闽人江日昇《台湾外记》，时地皆与郑氏相接，虽亲切而多可信，然为小说体，终不免有铺张之虑。”后人不注意“虽亲切而多可信”的主要评价，只取“小说体”之偏，造成日后江日昇《台湾外记》史学价值的“污名化”。

　　晚清民国是郑成功研究的第一阶段，浓烈的政治色彩和介入属性是这时期的主要特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国人对郑成功的关注往往是当时更宏大的时代议题的延伸，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虽然在专业性和学术性上略显不足，但是也必须承认，若非时代议题之激荡，也很难这么早引起国人的关注。

二、新中国时期的郑成功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郑成功研究很快进入大发展的新时期。厦门大学于1961年成立了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并成功召开第一届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首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郑成功学术研讨会，为郑成功研究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1962 年距离历史上郑成功收复台湾恰满三百之数，也寄予了祖国早日统一的美好愿望。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及讨论会的成果很快得到整理出版，包括《郑成功研究论文集》《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郑成功史迹调查》等，学术分量皆极重。

　　自此以后，为推动学术繁荣，每逢郑成功收复台湾整数周年纪念，厦门大学或其他单位大多会召开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1982 年，由刚成立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主办了第二次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产生《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郑成功研究论丛》《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等一批优秀成果。1987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再次召开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主要成果收入《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同年还出版了《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等重要著作。2002 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联合福建省社科联、厦门市社科联、厦门市政协科教文卫委与文史学宣委、厦门市郑成功研究会等多家单位，共同主办了“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驱荷复台340 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聚焦于郑成功与海洋史，意在拓展郑成功研究的新领域，成果收入《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时段、多轮次和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以及学科建设带出了一批具有天赋、研究实力雄厚的中青年学者，包括陈碧笙、陈孔立、徐晓望、陈国强、张宗洽、杨彦杰等。陈碧笙擅长历史考据，成绩突出。《郑成功焚儒服说质疑》（1962）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1）郑成功性格威猛刚毅，隆武时期即负有重大的军事使命；（2）聚义起兵符合孔子提倡的义战精神，郑成功不必拜谢先师；（3）郑成功起兵之时周边并无文庙；（4）文中盟歃诸将姓名与他书多不合；（5）郑成功焚儒服不见于其他重要史料等五个方面论证了郑成功焚儒服说的冒滥难据。在此之后，虽有陈泗东（1984）、郑梦星（1999）等研究者试图再次证明郑成功焚儒服的真实性，但都没能从根本上推翻陈碧笙先生的立论。在陈碧笙研究的基础上，最近杨伟忠《郑成功焚儒服说补释》（2018）进一步追踪了传说的缘起。郑成功焚儒服说最初源于文学语言的隐喻，从文学跨界历史，终于以讹传讹，造成数百年来的错误认知。至此，郑成功焚儒服说可谓确诂。从焚儒服说证伪开始，陈碧笙《一六四六年郑成功海上起兵经过》（1978）接下来梳理了1646 年郑成功海上起兵的整个经过，早在起兵之前，郑成功已手握重兵把守大定、大安等重要关口，期间因故往返闽北、安平两地。由于清兵取道仙霞岭，成功并未与之正面接触，当郑成功紧急掉头回到延平，与隆武失臂，才路遇清兵，“交锋不利”，终于“率师南下”，在1646年12月间于安平起兵。

　　杨彦杰《郑成功封爵新考》（1989）推翻了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1932）的结论，认为郑成功受封延平王是在永历十三年九月，受封漳国公是在永历七年八月，历史上并不存在潮王之封。当时还鲜有人问津的《王忠孝公全集》是作者的主要凭依。不过，就史料而论史料，朱希祖（1932）亦言之成理，恐怕《王忠孝公全集》也不能保证绝对的正确。明郑史料沉埋已久，缺乏有效的保护与董理，矛盾龃龉之处很多，单凭一种史料很难论断其他史料。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陆续发现多本郑成功家族族谱，为郑成功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目前已出版《郑成功族谱三种》（1987）、《郑成功族谱四种》（2006）等多种珍贵文献。利用这批资料，张宗洽整理和补订了郑成功家族相关问题，创获颇多。比如《郑成功家世考》（1984）和《郑成功杀叔考》（1982）捋清了郑成功家族的一般情况，证明郑成功所杀叔是郑芝鹏不是郑芝莞。

　　20世纪80年代，由中央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等部门组织协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编写和出版了三套大型民间文学集成，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其中《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包含有大量的郑成功传说故事。大概是在同一时期稍早，由泉州南安县文化局征集、李冬青整理的《郑成功的传说》（1982）也出版了。福建省晋江地区文化局也为郑成功传说出版特辑《郑成功民间传说特辑》（1982）。这是继伍远资之后，郑成功传说搜集整理工作的一个新高峰，为日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几乎在同一时间，秦宝琦《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质疑》（1982）和蔡少卿《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1982）相关研究工作迅速跟进并取得重要成果。秦宝琦的研究表明，郑成功并非天地会真正的创始人，此传说纯粹是近代革命党人附会讹传的结果；蔡少卿证明了郑成功创立哥老会的传说实为谬说。

　　此后，我们看到更多学者尝试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查研究郑成功相关传说故事，包括张宗洽（1994）、潘承玉（2008）、何池（2009）、方琼英（2010）、张嘉星（2011）、陈春声（2013）、吴承祖（2014）、周运中（2015）、游建兴（2015）、刘海峰（2017）、杨伟忠（2018）等。其中，潘承玉的研究颇值得称许。沈光文在当代有所谓“台湾孔子”之称，被认为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前即致力于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潘承玉在《神话的消解：诗史互证澄清一桩文化史公案》（2008）一文中通过扎实的考据工夫，力破此说，从而将开台之功归还郑成功，可谓截断众流，削平诸峰。刘海峰的《状元筹、中秋博饼与科举习俗的现代遗存》（2017）追溯了博饼背后悠久的科举文化起源，批驳了郑成功部将发明博饼的当代神话。何池《台湾文化教育奠基人陈永华故里考》（2009）结合文献和田野调查，证实了郑成功的重要谋士陈永华籍贯是在今漳州龙海市角美镇石美北门村，从而戳破了一直以来陈永华是南安人的误说。张嘉星《清初河南“闽营”主将黄廷事迹辑考》（2011）通过走访闽豫两省黄氏族亲后裔，对比两地文献资料，证实了郑成功重要部将黄廷的存在。在郑成功相关人物传说中，其父郑芝龙尤?，尤其涉及到“开台王”颜思齐部分更是直接关系到台湾史的正确打开方式。早在1936年日本全面侵华前夕，日本学者岩生成一就曾撰写《明末日本侨寓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直接否定了颜思齐的真实性，认为所谓颜思齐即甲必丹李旦。岩生成一的依据是，史料中所载非颜即李，非李即颜，呈现一种非常可疑的互补性；并且，颜思齐和李旦的出生地相同，活动方式相似，同郑芝龙的关系亦相仿，因此，可定为同一人。鉴于所掌握李旦材料更早、更多、更为可靠，因此将颜思齐判给了李旦。所谓“疑罪从无”，岩说于古无据，缺乏正面的史料证据，更多只是个人逻辑推算的结果，不足取信也不符合科学的原则。然而，岩说在中国却收获颇多支持者，重要的有黄典权（1973）、陈碧笙（1984）、张宗洽（1994）、陈支平（2016）等主要学者。其中，张宗洽《郑芝龙早年事迹考辨》（1994）甚至提出颜思齐根本一虚构人物的观点。此论认为，颜思齐和李旦并非同一人，这是不同于岩生成一的地方。但是，虽非同一人，也不是真有其人，颜思齐只是人为虚构出来的假人物，而颜思齐的创造者就是郑芝龙本人。原因在于，郑芝龙曾经侵吞李旦财产，故此虚构出一个莫须有的颜思齐作为幌子。

　　建国后郑成功研究进入大发展的第二阶段，产出作品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和早期郑成功研究的自发性与随机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的郑成功研究呈现高度组织化和计划化的特点，其中尤其以厦门大学作为最主要的策源地和研究基地。同时我们也看到，经过上世纪几代学人的接力耕耘，到本世纪初郑成功相关历史研究似乎已接近告成，进入某种意义上的学术发展瓶颈，亟需寻找新的突破点。

三、新时期以来郑成功研究的新动向

鉴于上述事实，学界开始“集体迁徙”，从历史研究向叙事研究集体转向，时间段也从明末清初一直延伸到近现代史，同时，清代以来产生的文献尽皆包纳其中，大大地扩展和丰富了研究的材料。事实上，郑成功叙事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郑成功的本来历史，对社会现实甚至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从文本类型来看，郑成功叙事大致又可以分为文学叙事、历史叙事和民间叙事三类。朱双一是郑成功文学叙事研究的先行者。《文学视野中的郑成功——“遗民忠义精神”及其在日据时代台湾的传衍》（2002）考察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中书写的郑成功“遗民忠义精神”。《“郑经是台独分子”说质疑——以〈东壁楼集〉为佐证》（2005）比较难能可贵地提到了“争夺对历史、文化的阐释权”，并反驳了“郑经是台独分子”的谬说。同时，朱双一也很早注意到日本文学中的郑成功叙事。《西川满殖民文学的后殖民解读》（2002）一文揭露了日据时期西川满鼓吹郑成功身上“日本人血统之优越”，刻意在论述上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南进政策”。此后，越来越多学者跟进，深化日本文学中的郑成功叙事研究。贺迪《西川满的郑成功形象塑造与殖民文宣》（2018）在朱文基础上，进一步揭露了西川满倡导的以日本为主体的台湾“外地文学观”，对台湾民众日本认同的长期熏染。董灏智《江户—明治文学家对“郑成功形象”的日本化建构——兼论中日视野下“郑成功形象”的变迁》（2019）凭借其出色的日文功底和扎实的史料工夫，全面细致地梳理了江户时期到明治时期日本文学中的郑成功叙事，是目前该领域的代表作。寇淑婷、曹顺庆的《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与挪位——以中日文人的不同书写为中心》（2020）别开蹊径，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下探讨了中日两国郑成功叙事的异同，亦有可观之处。

　　相较于文学叙事，历史叙事更加幽微难察。这可能是因为历史文本的严肃性所致，历史叙事必须在保证基本史实正确的大前提下寄寓其微言大义。江仁杰《解构郑成功——英雄神话与形象的历史》（2006）着眼于长时段的郑成功历史叙事研究，由清及今，综合中国古代王朝、民国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论述视角，“看他如何被塑造，如何被不同立场的人所运用”。书中力求面面俱到，难免流于空疏，在具体议题上缺乏专精的论述。陈忠纯《近代国人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与精神的传承——以报刊文献中的郑成功传记为中心》（2013）以近代报刊所载郑成功传记为素材，再现了郑成功形象的近代演进史。作者发现，在近代史的进程中，郑成功的形象被不断改写。在国族主义历史意识形态的宏观视野下，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2016）重新审视了郑成功历史叙事与近代中国之间的深刻联结。作者认为，当死去已久的郑成功再次被召唤回近代中国，中间其实经过了一整套特定的“框架、声音和叙事结构”的改头换面。比如郑成功原先仅“局限于浙江、福建、台湾等地，乃自二十世纪初年以降，经由国族主义知识分子的鼓吹，与袁世凯及国民政府等政治权威的提倡”，上升为全国性的“民族英雄”。改造之后的郑成功抹去了真实历史的芜杂细节，炼化为国族主义历史叙事中一个最简单的音节。作者最后还断言：“郑成功乃是晚清知识分子在种族化国族主义意识形态激荡下，重新‘发现’与创造出来的‘民族英雄’。”可以说，此郑成功非彼郑成功是作者的大胆宣示，也成功示范了历史和历史叙事之间的本质差别。最后，作为以往叙事视角的补充，卞梁、连晨曦《比较视野下的郑成功形象——基于中西文献的考察》（2018）让我们了解到：“在近代赴台西人的‘他者’视野中，郑成功并非民族英雄的形象，却被描述成一名忠于前代王朝并觊觎台湾许久的海盗”。

　　民间视角下的郑成功又呈现出不同的叙述逻辑。郑成功在闽台民间社会享有崇高地位，以至于被部分民众奉为神明，发展为一种特殊的民间信仰。高致华《郑成功信仰研究》（2004）便以此作为切入点，考察了明、清、日据时期以及光复后中国历史上的郑成功信仰，总结多种社会功能，包括端正教化、团结乡里、安定民心、促进经济、文化传承、族群融合、稳定政局等。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郑成功信仰和一般的民间信仰是不一样的。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下，郑成功信仰已然初具神道设教的意味，当中清晰可见官方介入的力量。除了民间信仰之外，上文提到的传说故事也是一个重要的民间视角。杨伟忠《〈台湾外志五虎传〉考证》（2018）发掘出记载大量郑成功早期民间传说的重要材料——宣统年间闽南民间长篇白话小说《台湾外志五虎传》。在《台湾外志五虎传》的描述下，郑成功是非常复杂多变的一个人物，甚至常常是前后不一的，有时是“行为不端”的“戏迷”，有时是统摄九军的将才。这些都反映了怪力乱神的民间偏好和世代累积型小说的一般特点。

　　总而言之，目前处于郑成功研究的第三阶段，学界出现一种清晰的趋势，逐渐从历史研究转向叙事研究。如果说历史研究研究的是明末清初那个“本我”的郑成功，叙事研究研究的则是近代史中那个“超我”的郑成功，着眼处、着力点转到了原生历史之外的另外一种历史。在未经商榷的情况下，研究者们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将郑成功的内涵从真实的历史人物悄然修改为想象中的文化英雄。

四、结语

为什么历史上的郑成功研究如此之复杂？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历史上的郑成功本人的复杂。笔者认为，历史上的郑成功就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多面人物。传统中国社会想要建立移孝于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家国关系和伦理准则，以为“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可是，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在郑成功身上我们就看到了孝不可移于忠、忠孝不两全的真实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说，郑成功在忠孝之间选择了忠，间接地就执行了大义灭亲。这样，海盗之子、大义灭亲、中日混血、弃笔从戎、遗民孤忠等多重意义集于一身，郑成功似乎天生禀具一种箭垛式人物的特殊气质，为众人所乐道、纷议。另外一方面，明郑史料的特别复杂又为郑成功研究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史料记载相左之处甚多，论者相互龃龉，难下论定。史实与传说并存，令人难辨是非。历史与文化重床叠架，并存于相同的文本空间。

　　展望接下来的郑成功研究，首先必须吸收三个不同时期的经验教训，综合所长。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只有在方法上继续大胆突破，才能另辟天地，延续郑成功研究的学术生命。明郑史料存在的“痼疾”还很多，是挑战也是机遇。研究者如果能够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传说学等方法重加分析、拆解和建设，必然会取得更多成就。

　　注释：

　　[1]匪石：《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浙江潮》1902 第6期。

　　[2]《陈匪石先生诗词综论》，《陈匪石先生遗稿》，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1月，第1页。

　　[3]柳亚子：《郑成功传》，自《柳亚子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3页。

　　[4]刘师培：《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中国白话报》1904年第20期。

　　[5]邓孔昭：《连横的郑成功研究及其对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的影响》，《台湾研究》2007年第2期。

　　[6]谢云声：《序伍远资之郑成功传说》，《民俗》1933 第112期。谢云声是研究闽台民俗学的先驱，著有《闽歌甲集》等。

　　[7]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9 月，第1368 页；杨云萍：《郑成功焚儒服考》，《台湾研究》1956年第1期。

　　[8]梁麟：《广阳杂记中之郑成功事迹》，《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 第41期。

　　[9]苏警予，谢云声选录：《郑成功遗迹略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9 第77期。

　　[10]伍远资：《郑成功传说》，新民书社，1932年。

　　[11]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 第1期。

　　[12]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第4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朱希祖序。

　　[13]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第4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59页。

　　[14]对此，杨伟忠曾作专门论述，指出江日昇《台湾外记》章回体目录的添加乃是后人篡改的结果，其本质还是严肃的编年体历史著作，真正的历史小说是佚名的《台湾外志五虎传》，而不是江日昇的《台湾外记》。参看杨伟忠：《〈台湾外志五虎传〉考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5]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厦门大学成立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整理郑成功历史资料及调查郑成功史迹》，《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

　　[16]厦门大学历史系编：《郑成功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郑成功史迹调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

　　[17]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年；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 年；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18]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选译：《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

　　[19]杨国桢：《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0]陈碧笙：《郑成功焚儒服说质疑》，《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3月。

　　[21]陈泗东：《郑成功焚青衣处地点无误说》，《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郑梦星：《郑成功焚青衣与誓师起义地点考略》，许在全《郑成功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2]杨伟忠：《郑成功焚儒服说补释》，《台湾研究集刊》2018年第4期。

　　[23]陈碧笙：《一六四六年郑成功海上起兵经过》，《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

　　[24]杨彦杰：《郑成功封爵新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 第1期。

　　[25]厦门郑成功研究会编：《郑成功族谱三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厦门市郑成功研究会编：《郑成功族谱四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26]张宗洽：《郑成功杀叔考》，《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张宗洽：《郑成功家世考》，《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4 第4期。

　　[27]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福建分会主编：《郑成功的传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郑成功民间传说特辑》，福建省晋江地区文化局，1982年。

　　[28]秦宝琦：《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质疑》，《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82 第5期；蔡少卿：《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29]张宗洽：《郑芝龙早年事迹考辨》，方友义主编《郑成功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年；潘承玉在《神话的消解：诗史互证澄清一桩文化史公案》（2008）；何池《台湾文化教育奠基人陈永华故里考》（2009）；方琼英：《浅析郑成功与1657年鸥汀寨屠杀事件》，《传承》2010年第7期；张嘉星：《清初河南“闽营”主将黄廷事迹辑考》，《闽台文化交流》2011 年第3 期；陈春声：《在礼法正统与政治现实之间：鲁王在金门活动及相关历史记忆的研究》，《闽台文化研究》2013 年第1 期；吴承祖：《郑成功“使唆黑鬼放熕”传说考》，《闽台文化研究》2014 年第1 期；周运中：《牛津明末闽商航海图与李旦关系新证》，《闽商文化研究》2015 年第1 期。游建兴：《再探郑成功的英雄传说》，《华人文化研究》2015 年第2 期；刘海峰：《状元筹、中秋博饼与科举习俗的现代遗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30]岩生成一著，许贤瑶翻译:《明末侨寓日本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见《荷兰时代台湾史论文集》，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1 年；黄典权：《颜思齐考索试论》，《台湾风物》第23 卷第3 期，1973 年；陈碧笙：《郑芝龙的一生》，福建郑成功学术讨论会学术组:《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 年。

　　[31]陈支平：《郑氏家族史料辑补》，《史学水龙头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此说属于于史无据的当代神话，笔者将有专文进行辩驳。古史的文献考证往往是做减法，在没有新材料的前提下贸然做加法，就容易从历史研究变成历史创作。

　　[32]朱双一：《文学视野中的郑成功——“遗民忠义精神”及其在日据时代台湾的传衍》，《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3期。

　　[33]朱双一：《“郑经是台独分子”说质疑——以《东壁楼集》为佐证》，《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34]朱双一：《西川满殖民文学的后殖民解读》，《华文文学》2002年第1期。

　　[35]贺迪：《西川满的郑成功形象塑造与殖民文宣》，《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4期。

　　[36]董灏智：《江户—明治文学家对“郑成功形象”的日本化建构——兼论中日视野下“郑成功形象”的变迁》，《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

　　[37]寇淑婷、曹顺庆：《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与挪位——以中日文人的不同书写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38]江仁杰：《解构郑成功——英雄神话与形象的历史》，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第2页。

　　[39]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明清思想与文化》，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年。

　　[40]卞梁、连晨曦：《比较视野下的郑成功形象——基于中西文献的考察》，《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41]高致华：《郑成功信仰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42]杨伟忠：《〈台湾外志五虎传〉考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43]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编：《孝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