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林语堂还是一位籍籍无名的热血青年之时，曾力主提倡文学改良的白话文运动，可是在成名之后，人到中年的林语堂却转而鼓噪语录体写作，与白话文背道而驰。若要探明清楚中间的转变关节，必须充分把握和了解林语堂的个人思想，尤其是早年有关白话文运动的系统论述。我们注意到，学界有关早期林语堂白话文运动相关思想的研究，主要材料依据集中在当时林语堂公开发表的中文资料，以及和挚友胡适之间的私人通信。这部分材料自有其重要价值，但总体上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事实上，林语堂早年曾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Monthly）发表两篇英文论文《文学革命与什么是文学》（The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What is Literature）和《文学革命、爱国主义与民主偏见》（Literary Revolution,Patriotism,and The Democratic Bias），系统地阐述了自己有关白话文运动的主要思想。以下笔者就分别将两篇论文全文翻译，以飨广大中文读者。
《文学革命和什么是文学》
(荣获十一月月度征文赛一等奖。)自从胡适博士在1917年发表其短论《文学改良刍议》后，文言文早已宣布了它的破产。两年以来，公众对此的讨论从未停止，文学革命已经发展为一全国性的重要运动。而所有的迹象表明，白话文已经在中国社会取得了永久性的地位。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功远超预期，寄寓了中国文明未来发展的最高期望，民众为之振奋。这一迅速的变革可以藉由以下事实得知：五年前被标榜为全国最先进的商业媒体如今却被贴上了保守的标签。中国就像破茧而出的蝴蝶苏醒了过来。这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需经历如此剧烈的阵痛与蜕变。而且，摧毁我们种族最伟大的遗产——那美丽的文言文所引发的故国之殇仍在隐隐作痛，这也是蜕变过程中最难以忍受的部分。中国是一个卓越的文学国度。当联结着我们国家与民族精神象征的纽带被夺走之时，等待我们的结局会是什么呢？
我们国家是不是卓越的文学国度，爱国主义与文学上的保守主义是否一致，这些是爱国者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是很明确的一点是，从笔者所听闻和阅读的谈话与议论中，那种对待文学的模糊的、难以言喻的神圣崇拜，激起了人们对于文学革命以及将白话文作为书写媒介的反抗。文学概念的不明晰使得改革运动出现捍卫与反对两种不同的结果。在反对者这边，文学向来被认为是优雅精致的文字游戏，并由此带来巨大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因此，以相对不合时宜的、冗长的白话文作为文学媒介简直不可理喻。在捍卫者一方，文学的改革与复兴就是有意针对凝练、典雅的文言，因此，明显故意朝着形式松散、语言粗鄙、甚至是极端刻薄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在贩夫走卒的语言中寻求文学之美，或许跟顽固的保守主义同样危险。降低文学的标准，让语言变得更易于学习和写作，似乎是白话文学的主要论点，但同时也掩盖了文学改革运动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便于教育普及是白话文的一大优势，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文盲才是辜鸿铭口中“真正的、未受损的中国人”的首要条件之一，那么我们只能承认完全无法理解这位伟大的智者。虽然如此，问题不能被掩盖；相反，如果我们所要的纯粹只是简单和轻松——因为它很适合我们这懒惰的、爱好扑克的世代，那我们不如不要文学改革者，只宣扬勤苦的学术劳动。幸运的是，我们不必这样做，因为文学改革的目的远不是降低文学的标准，而是努力倡导一个更高的文学观念。
很明显，我们主要是根据固有的文学观念去评判文言文的优异之处。问题在于，这种文学观一定是正确的吗？一定是最好的吗？一定会成效卓著吗？我们甚至应该质疑当下流行的文学观念是否足恪其职。当我们真诚地呼吁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保存下来之时，学习欧洲文学和他们的伟大文学观，兴许会使我们认真对待文学作品本身的质量与美感，而这种质量与美感，是我们在作品中一直最为重视且赞扬的部分。只有转变基本的文学观，文学改革者们的努力才是有意义的。
也许你会说，我们有权讨论这个议题吗？我们普遍承认，西方文学非常优秀，其中的杰作是真正的杰作。可是，当我们谈到中国文学的时候，我们使用的却是另外一套标准。我们会说：“中国文学与众不同。就本质与构成上说，中西文学的发展道路注定不同。中国语言因其单音节的特质，灵活的汉字，敏感的声律，创造出其他国家闻所未闻的文字的音乐。所以，我们必须保存它！”这种观点本质上就是认为，一个国家可以自外于世界的思想共同体，另立一套自己国家的文学标准。我们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文学改革运动的成败取决于接受还是拒绝这样一个观点：当一个国家在观念上自绝于外部世界时，却可以由此获益。我们必须记住，文学必须和时代思潮保持密切联系，这也是新观念和旧观念之间的关键区别之一。
现在我国流行的文学观念是什么？在旧语言文学中，我们最欣赏什么？我们一直在寻找哪种普遍的文学品位？凭什么说“文”就是“好”？毫无疑问，在一个文学家和统治阶级相互重叠的国度，理想化的文学评论详细地阐明了伟大的文学就是和谐宇宙的回响。但是，有关幻想文学，中国现实的文学评论和社会评价却与之不同，真实地反映了大众观念的真正趋势。这种大众的文学观念高度吸收了夸饰的文辞，有别于、甚至对立于思想性、想象力和真实感所具备的内在力量。我们姑且为那些流行的、颇具代表性的文学评判标准做一些分类工作，大致分为以下四种：
1.音节；
2.文辞；
3.文思（文学思想）；
4.文气。
1.3疗效标准和评价标准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疗效标准:有效:治疗后症状和体征得到有效缓解甚至消失;无效:症状和体征无变化,腰痛情况持续存在或12个月内复发持续性疼痛。评价标准:VAS评定疼痛程度:0表示无痛;1-3分表示轻微疼痛,能忍受;4-6分表示疼痛已经困扰患者的生活,睡眠,但尚可忍受;7-10分表示无法忍受的疼痛。
文学理想的空洞是不是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前两个标准显而易见的肤浅，第一个流于感官的层面，第二个流于迂阔。第三个“文思”是指在写作过程中表现得才思敏捷。我们必须注意，“文思”特指一种一挥而就，未经审慎思考，没有引述充足论证资料的写作方式，迥别于那些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头脑。而所谓的“文气”就是一种修辞标准，它要求行文流畅，直达主旨，风格统一。用现代文明来判断的话，所谓的“气”，或者说力量，只不过是教条式地设想说话人的观点简洁从容且绝对正确。我想没人会否认，当一个人运用文气来写作的时候是很难保持科学性的。
现在问题就很明显了，一直以来我们倍加称颂且欣赏的并非最高级的文学观念，而只是一种修辞学的审美。我们的物质生活还不至于贫乏到没有时间去唱歌以获取一种感官上的娱乐，或者复诵纯正的中国散文以获取对于完美形式的愉悦。不幸的是，将精美修辞误认作伟大文学的做法，不仅限制了我们对于伟大文学的想象，并进而导致反对致力于提升文学理想的文学改革运动。我们突然意识到，人们坚持文言文，因为它是这种乏味的文学理念的化身，同时充斥着文学和修辞学的观念上的混乱。人们反对白话文，因为他们在这里找不到斑斓文采，找不到意味深长的神秘暗语以及他们在文言文那里所得到的的幻象。人们觉得白话文实在难以用于文字游戏，因此错误地认为白话文作为一种文学媒介是不够格的。
假设我们也自由一点，姑且承认文言文的那套评价标准，然后以此标准进行实际的测试。比如承认消遣是文学的主要目的，大师笔下的古代散文是如此优美的杰构，我们就应该继续去品味它的美。但是，这种理论的成果是否值得我们继续相信它呢？付出的痛苦是否值得呢？我们所有的男孩子把最好的时光都花在阅读和吟唱旧文学上，我们所有的顶级人才耗尽精力纯粹只为了打磨写作的形式，我们真正又创造出多少旧意义上的美丽文学呢？
当这种语言（笔者案：文言）服务于现代思想，我们在友好的报刊杂志中又能看到多少符合其美学标准的文章呢？其中多少出自名家手笔的篇章仍然显得呆板，通过凝思这些完美的艺术作品，我们又能获得什么满足感呢？旧文学并非普通人所能够企及，这教训还不够显著吗？幸运的是，我们并不需要自限于这种纯粹的文学技艺观念中。我们见证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它评论人生，远比纯粹的文体学家的观念来得有价值。这种新的文学观念体现了所有伟大文学的根本意图，即在于观照生命的全体及延续。伟大作家必先配备这样新的文学观念，让文学充当诠释生命的重要角色，洞照人性的本质，敏锐感知人生的悲剧，审视神秘宇宙的真容。这种伟大的文学观念早已催生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诸如《浮士德》、《哈姆雷特》、《堂吉诃德》这些被誉为西方文学之王的作品，我们应该看到以前很少注意到的其他品质。我们的文学观念具有革命性。有了新的文学观，再回过头来重估我们国家在想象力领域的成就，我们会在“文学国王”曹雪芹和施耐庵面前感到敬畏和崇拜。我们应该像两位“国王”那样，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大胆地使用白话文，因为它是我们思想情感最自然、最真实和最有力的反映。
《文学革命、爱国主义与民主偏见》
为对近期的文学改革运动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在另一篇文章中，笔者试图充分展现出“什么是文学”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对于自身没有能力领会西方广义的文学概念的大众，改革者自然另当别论。文学运动主要面临两种不同的反对意见，一个来自感性的民族立场，另一个则来自艺术立场。前者出于爱国感情，他们认为文言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财产，永远不能抛弃。后者则认为，白话语言始终无法媲美经典语言的美，且难以给予同等的审美享受。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回应这两种声音。爱国主义可以分为狭隘的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两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往往沉醉于自我的想象与标准之中，在他们看来，故国是理想的、完美的，任何外国元素的引进，都是对爱国之情的一种伤害。在卢梭和斯塔尔夫人的时代，当文学世界主义开始兴起之时，法国的爱国主义反而跟狭隘的民族主义宣誓结盟。法国本土文学至上的观念因而攫取了统治地位。结果，一群试图把莎士比亚介绍到法国舞台上的英国演员被用鸡蛋和烤苹果砸死了，德维尼以法语演出的《奥赛罗》也遭到漫天嘘声。相较而言，德国人特别能接受莎士比亚，认为他们与英国文学能产生共鸣，甚至宣称莎士比亚就是他们自己人。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的人都知道，把自己封闭起来，把自己的民族文学置于一个死寂且僵硬的境地，绝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采取的开明态度。这里需重申的是，对于将自己国家同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这种念头，我们坚决反对。
以汉语罗马化问题为例。现在，我们把相关字母称为“罗马字”，算术符号称为“阿拉伯数字”。相比之下，我国的汉字符号与爱国情感是相互联结的，象征着中国人的身份。可显而易见的是，把罗马字作为书写媒介的百年之后，中国人对待罗马字，会有如今对待汉字同样的感受。就像现在的英国人，还有谁觉得英文字母是罗马人的呢？
这种看法同样适用于文言和白话。事实上，若仔细探究，文言和白话恰好对应了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差别，进一步讲，也体现了狭隘的传统文学理想和自由主义的进步文学理想之间的不同。反对者的立足点消失了。凭什么爱旧中国比爱现在的中国——我们的父亲、母亲、姐妹、兄弟的中国，更能体现出爱国之情呢？可见，传统的情感迷思是经不住理性分析的。
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在欧洲，当但丁创作其作品《论俗语》(1529 年版)，杜·贝莱写了他的《保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1549年版）之时，这些文学运动却助长了民族情绪。而在现代中国，被扭曲的爱国主义却用于抵制白话文学。亨利·艾蒂安宣扬“法语卓越论”，萨尔维亚蒂声称他的托斯卡纳方言是全世界最好、最美丽的方言。于我们而言，民族主义的考验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什么条件最有利于民族文学的产生？白话的推行又将如何影响这些条件？”不过，在本文中，我们不可能讨论这个问题。至于作为国家凝聚的一种手段，我们很难理解，国家化的白话怎么就比不上古老的文言呢？
现在，我们得抓紧进入下一个议题，即探讨审美形式和文学品味；并回答反对“文言是更为艺术、更符合书写规范的语言”的原因。我们必须谨记前鉴，从杜·贝莱为法国白话的潜力而辩护，到现代读者得以阅读法国一流散文的喜悦，白话文学早已不是一般平民所能欣赏。我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白话只是它目前所呈现的那样，却不曾去设想白话所拥有的可能性。当我们将白话交由拥有真正文学素养的作家之手，白话将发挥出其真正的潜质。一提到白话，我们总是充满偏见地联想到北京茶馆里头的白话，而不是受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白话。
从一般较浅薄的常识来看，把文言看作是一种更具艺术修养的语言也许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大部分人之所以反对白话，是因为理解有误，认为白话文学就是简单地记录日常口语，因此，白话文学就显得特别不严谨。因为白话文学是一种尚未见过的东西，且议论白话文学的人也不清楚白话文学会演变成何种模样，所以很难讲清楚。对懂英文的读者而言，只有表明我们的目的是创造一种类似于欧洲书面语言的白话文学，方能显示出白话文学的必要性。试想想，如果英语、法语和德语的白话语言可以成为一种艺术表达手段，为什么我们的不能呢？欧洲文学的经验已经证明，白话可以像经典语言一样创造出自己特有的文学形式，遣词造句，措辞精美。即便西方已经证实了白话文学追求艺术的可能性，但是带有偏见的爱国者却仍对中国白话感到不满，认为白话始终是三教九流的胡言乱语。
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更加开放的美学观念。关于什么才是美的文学，学院派以往的认知是不充分的。的确，在形式的对称和典雅方面，在声律的绝美方面，白话都是无法媲美经典语言的。这是公认的事实，毋庸讳言。但是，文学之美并非只在形式的对称与典雅。相对于形式，我们更应该追求思想之美。诸如逻辑之美，认知的深度，论辩的明晰度和全面性等等，还有最为重要的想象力之美，关于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同等对待，像追求耳听之美那样去耕耘。真正的文学享受跟声律的感官满足非常不同。如果单纯只是声律，那在美国的芭蕾舞或者原始诗歌当中就可以找到诸如“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之类的简单旋律。
在这里，我们可以提供更多建设性的意见。这不仅仅是检验白话作品对于形式的认知，也是警惕未来中国文学成为错误典范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这么做。毫无疑问，经典语言代表着形式和技巧的理想。但是，如果放弃文言就意味着放弃与之相关的所有书写形式，那么，文学革命就不值得我们称道。关于文学革命，还有一种常见的错误观念。它认为白话的运用只是为了让阅读和写作变得简单和轻松。毫无疑问，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草率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写得越简单，就越接近文学创作的理想，直到我们发现，人们把贩夫走卒的语言视作文学艺术的理想。我们被告知，民主是白话文学的巨大优势，因为白话文学和大众教育密切相关。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或许并非培育正确文学典范的最佳条件。作为文学民主化最显著的案例，《美国日报》等流行报刊杂志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文学品味抛诸脑后，杂志编辑甚至直接跟投稿人摆明“风格”根本无关紧要。那新闻写作与高级文学的关系如何，拉格泰姆歌曲与古典音乐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需要注意的是，将言文一致作为中国后辈的理想典范是跟人的本性相违背的。这点我们非常认可。
我们之所以愿意牺牲经典语言的感官之美，是因为我们希望在文学中创造出更伟大的逻辑之美、想象之美和文明之美。为什么在文学领域，屠夫们的语言就应该凌驾于有教养的人的语言之上呢？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清晰明朗的风格，精雕细刻的文辞，以及艺术高雅的白话散文，仍是我们今后所要努力的目标。
注释：
[1]Yü-t’ang Lin,‘The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What is Literature’,The Chinese Student’Monthly,Vol.XV.No.4,1920,February.Lin Yu-t’ang,‘Literary Revolution,Patriotism,and The Democratic Bias’,The Chinese Student’Monthly,Vol.XV.No.8,1920,June.
[2]原文注：在1919年10月10日《中国出版社》特刊的中文副刊中，我们看到胡博士的一篇文章，列举了23篇用白话出版的周刊、日报和月刊。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