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焕忠

　　（苏州大学宗教研究所，江苏苏州 215123）

　　圣严法师与南亭长老之间的因缘非常深厚。作为1949年因形势变化来到台湾的名山老和尚和大德高僧，台北华严莲社的创始人南亭长老对佛教界后进时常加以关心、照顾、奖掖和提携，对台湾佛教的代际传承和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法鼓山的开创者圣严法师在回忆自己成长经历的著作中，也多次谈到南亭长老的关心和照顾。我们依据相关资料，对他们二人之间的法缘关系略作探讨，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这两位高僧大德的生平行实，理解法鼓山和华严莲社这两座台湾重要佛教道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可以将这两位辈分不同的高僧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道场作为具体事例，帮助我们理解台湾高僧的成长以及台湾佛教界内部的生态状况。

一、南亭长老自传中的圣严法师

南亭长老有写日记的习惯。1949 年来台湾之前的手稿尽失，他抽空补写了自己前半生的回忆录。到台湾后，基本上每天都有日记。后来高明道先生就以此为据，整理成《南亭和尚自传》，作为《南亭和尚全集》的最后一卷即第十二卷，由台北华严莲社印行。这部学术界研究南亭长老最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中，有关圣严法师的记录却只有三条，且每条也仅寥寥数语。

　　第一条记于1969年：“三月十四日，圣严法师去日本留学。”虽然只是短短一句话，却表明南亭长老对这件事是极为关心的。不过这事说来话长，此处颇有加以说明的必要。由于曾经留学日本的慧岳法师的全力促成，又经正在日本东京留学的吴老择先生的接洽，圣严法师获得了日本东京立正大学的入学许可。但在严格奉行僧服、独身、素食传统的中国佛教界看来，日本佛教界的僧侣们食肉娶妻，形同世俗，已失佛教真义，因此普遍认为随从日本僧侣是学不到佛教修行的奥妙的。再加上此前台湾佛教界到日本留学的僧侣，多有受日本佛教的影响而还俗的，因此对于圣严法师赴日留学，台湾佛教界多不看好，其师东初长老尤其反对。南亭长老既与东初长老是好朋友和当时中国佛教会的同事，又非常关心圣严法师的学习和成长，处于这一对师徒激烈对立的矛盾漩涡之中，不得不担当和事佬，做一些缓颊的工作——既然不能阻止圣严法师留学，那么自然是劝说东初长老放行。圣严法师最终于1969 年3 月14 日成行，也算是对南亭长老一桩心事的了结，因此南亭长老将此郑重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之中，只是来龙去脉有非一言难尽之处，故而仅此一句。然而南亭长老对于圣严法师的留学，应当还是支持的，因此他才会在圣严法师成行之前，赠之以川资，甫至日本之际，即行去函，为圣严指点学习目标，并期望圣严法师能够为中国佛教带回一套复兴计划来。这既是南亭长老作为老一辈高僧大德所具有的开明之处，同时又是他对华严宗恒顺众生之普贤行愿的智慧实践。

　　第二条记于1975 年6 月：“二十九日，得圣严函，嘱为证明其父母姓名，以便在日本办理去美证件。如法照办。”圣严法师当年于日本东京立正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并未返回台湾，而是去了美国，这不免颇令关心他的台湾佛教界诸位长老感到失望。当时侨居加拿大的詹励吾居士想将自己的一块农地捐出，建成龙山国际佛教中心，因此请圣严法师前去加拿大帮助他筹划建造事宜，圣严法师应允了此事。但由于进入加拿大的签证非常难办，圣严法师就写信请居住在美国的沈家桢居士帮忙，看能否先到美国做数月研究访问，再去加拿大，沈家桢居士则请他直接办理宗教师移民。但要办成此事除了必须有相当机构证明其为僧侣及具有佛教传教师资质之外，还需有相当机构为其开具出生父母姓名的证明。圣严法师与印顺长老虽然交情笃厚，与东初长老虽然有师徒之谊，但他们对于圣严法师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不能返回台湾无不感到失望。圣严法师之不首先返回台湾，也有他自己的打算，他考虑到台湾佛教界的状况，认为自己回到台湾不能立即在台湾佛教教育方面发挥作用，与其蹉跎岁月，还不如先到美国住上几年，学好英语，为将来弘扬佛法奠定基础。圣严法师可能考虑到白圣、印顺、东初等诸位长老对于他的移民美国未必愿意助成，因此写信求助南亭长老，希望南亭长老为自己出具证明。这一次南亭长老又本着恒顺众生的普贤行愿为圣严法师出具证明，“如法照办”，由此成就了圣严法师以宗教师身份移民美国的重要助缘。

　　第三条记于1976年1月2日：“接圣严寄来《中国佛教之研究》，实际是‘澫益大师之研究’。是圣严博士论文，用日文写的。参考之富，用力之久，允称杰作。‘新书寄我自东瀛，想见为学用力勤。他日乘机归国日，光明遍照九重天。’”圣严法师实际上已于1975 年12 月10 日从日本东京飞赴美国旧金山，可能是在临行前将自己的著作寄出，因此南亭长老要到年后方才收到。这本书是圣严法师在日本东京立正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系用日语写成。圣严法师通过深入研读蕅益智旭大师的《灵峰宗论》达二十余遍，并通读了蕅益智旭大师的全部著作，最后论定蕅益大师在修行上尊崇《梵网经》，在信仰上奉持《地藏经》，以思想上推崇《楞严经》，不仅以学问富博称雄于明末佛教界，而且对近代以来的中国佛教思想产生了切实而深远的影响。圣严法师将这部著作寄呈南亭长老，是由于南亭长老对这部著作的出版曾给予资助，因有报德感恩之意。而南亭长老认为这部著作参考的文献非常宏富，显然是作者长时间研究蕅益大师的智慧结晶，因而允称其为杰作，并赋诗赞叹，同时也描绘了圣严法师他日乘机返回台湾必然造成佛教兴盛的美好景象，委婉地表达了他对圣严法师最终应当回国弘法的殷切期望。我们说，正是南亭长老等人对圣严法师这种殷切期望，成为故国故土时刻牵系海外游子的那根线。

　　无论从圣严法师的自述中，还是从台湾佛教界知情者的口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或者听到许多南亭长老关心和支持圣严法师的事例。需要思考的是，在南亭长老的日记或自传中，相关记载为什么这么少呢？也许我们只能给出这样一种回答，即南亭长老对于圣严法师的支持和爱护可能只是他关心下一代的习惯性做法，因此也就没有将其一一记录在案。我们说，南亭长老施恩于人而忘之，不图任何回报，既是中华民族博施济众这一优良传统的体现，又是对佛教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必须“三轮体空”的具体实践。

二、圣严法师回忆中的南亭长老

与南亭长老自传中涉及圣严法师仅有寥寥数条短短数字不同，在圣严法师的自传中，对于南亭长老的照顾则有比较详尽的记述，我们由此不仅可以全面了解二位高僧大德之间的深情厚谊，还可以体会到圣严法师具有受恩不忘知恩报恩的高尚品格。

　　圣严法师与南亭长老其实早在大陆时期就已经结缘相识了。民国三十六年（1946）春，圣严法师十三四岁时被家人送至南通狼山广教寺法聚庵出家为僧，法名常进，因为汪伪统治区民生凋敝，山门香火寥落，不得已随侍朗慧师祖来到南通狼山广教寺设在上海的下院大圣寺，希望通过赶经忏维持基本的生活。而此时的常进法师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得以进入当时的上海静安寺佛学院插班读书，南亭长老亦曾受聘到该学院讲说《大乘起信论》，二人于是发生了关联。不过，那时常进法师虽然可以讲说南通话、常熟话和上海话，但是对于“南亭法师的泰州话，白圣法师的湖北话，我都不能完全听懂，这是最急人的事了。课讲得最好的却是南亭法师，最希望听的又是白圣法师的精神讲话。”南亭长老是将课讲得最好的老师，因此可以给年幼的常进法师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又因南亭长老浓重的泰州口音而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着实令常进法师感到着急。不过，“幸好，他们上课，多半有写黑板。……我是不敢放松的，我的要好心很强，上课时除了用心的听，也不放弃黑板上的每一个字，下课之后，乃至到了晚上自修，我便整理笔记，不懂的便请教老同学。”同学们总是乐意亲近他们敬佩的优秀老师的，即便是佛学院也不例外，因此到南亭长老当时驻锡的上海沉香阁听南亭长老讲经说法也就成了静安寺佛学院非常有意思的郊游活动。“我们曾去沉香阁听南亭法师讲《法华经》……南亭法师之对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因为去听了一次经，他见我年纪最小，就在下座之后，特地问了我几句话。”南亭长老的这次关怀，成为圣严法师终身难忘的精神激励。我们说，上海时期的常进法师虽然出家已有数年，但对于佛教的经典、思想、义理并无实质的接触，因此在静安寺佛学院的听课，实具有佛学启蒙的意味。因此我们可以此为据将南亭长老列为常进法师最重要的佛学启蒙导师之一。

　　即便是圣严法师在战乱之际还俗从戎，由常进法师转变成军中的张采薇，南亭法师仍然给予他力所能及的关心和照顾。解放军进攻大上海的隆隆炮声，终于使常进法师不能再安心于上海静安寺佛学院研究班的读书学习了，他必须思考自己的去向，“听说南亭法师和智光老和尚也离开了上海”，他于是主动脱下僧服，投入兵营，改名张采薇，跟随国军撤退到了台湾，成为一名通信兵。1950年的冬天，他与驻锡在台北市善导寺的南亭长老取得了联系，南亭长老给他寄来一些佛书，鼓励他为国为教，多努力多学习。此后，他们之间时常相互通信，“偶尔，他也在信中寄给我十元、二十元的新台币，说是给我买糖吃。”要知道，那时的南亭长老也是初到台湾，尚且是居无定所，也是在艰难之中。1951年春天，张采薇因为眼睛近视日深的缘故，不得已到台北就医，他于是去拜谒南亭长老，“南老人见到我的模样，与上海时已大不同，不禁有黯然神伤之感。他给我介绍了眼科医生，并且给了我四十元新台币，送了我四罐炼乳。自此以后，南老人一直很关心我，每次去台北，他总要送我一些钱，送我几罐炼乳。在当时的士兵，能有福气吃炼乳，实在稀有难得的事，所以大家也都羡慕我有这样好的一位老师。”南亭长老对于张采薇的关怀和照顾，非常有利于这位曾经出家为僧的年轻士兵继续保持他的佛教信仰，圣严法师后来自己也承认：“由于南老人的鼓励，我对佛教的信心，也就日渐恳切起来，往往在行军途中，也能常念观音圣号，我在今天仍能对佛法有不移的信心和一点成就，南老人的鼓励是一大原因。”毫无疑问，当时对于举目无亲又没有经济能力的张采薇来说，南亭长老已经成为他精神上的依靠。

　　正是在南亭长老等老一辈高僧大德的关怀和照顾下，张采薇才得以从军中退役，由一名下级军官实现华丽转身，转变为一代著名的大德高僧圣严法师。由于身体病痛的原因，也由于佛教信仰的推动，张采薇很想从军中退役，重新出家，复返为僧。这一艰难过程，自然也少不了南亭长老的有力助缘。圣严法师后来回忆说：“先与病痛苦斗，最后七个月则为退役的问题苦斗，再三再四的走到了山穷水尽，又再三再四地发现了柳暗花明，其间以南亭、悟一两位法师，特别是东初老人给我的协助与安慰，使我永远难忘。”经过艰辛的努力，张采薇最终如愿退役，但要随哪一位老和尚重新出家呢？“以我的看法，从关系及情感上说，应该去请南老人成就；从恩义的观点上来说，应该去请东老人成就。虽然这两位大德法师，于德于学，各有所长，都是当今教界不易多得的大善知识。”于是他找到南亭长老，南亭长老表态说，“他极愿成就我，只是他老的徒孙成一法师已四十多岁，不能新收一个徒弟，年龄小于徒孙，而且华严莲社的规模，也不准备成为度人出家的门庭。”南亭长老所说的也是实情。成一法师出生于1914年，随南亭长老的徒弟春远法师出家，论辈分乃是南亭长老的徒孙一代；张采薇出生于1930年，比成一法师年轻16岁，如果他拜南亭长老为师并随之出家的话，就会形成徒子比徒孙年轻十好几岁的尴尬局面，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极不协调。南亭长老这一番合情合理的话语，也等于婉拒了张采薇随其出家的请求，但也由此成就了他追随另一位高僧大德，即东初长老出家修道、成为著名的圣严法师的大事因缘。

　　圣严法师再度出家之后，从南亭长老这位老前辈那里得到的护持，既有经济上的无私的捐助，又有佛法修持上的严格要求。圣严法师决心东渡留学时，南亭长老出于协调他们师徒矛盾的初衷，表示反对，但当圣严法师真正成行之时，他又赠以路费，并且时常通信鼓励圣严法师为国为教认真读书，好好学习。圣严法师每逢假期回到台湾，向南亭长老礼座，南亭长老总是满心欢喜地拉起他来，对他说：“今人不行古礼，你能在留学期间，念念不忘祖国，还来探望于我，已使我高兴万分了。假如我再年轻二十岁，也想学点日文和英文哩！如今不懂外文，非常不便。”这实际上也委婉地表明了他对圣严法师留学日本的支持。1975年春天，南亭长老听说圣严法师准备自筹资金在日本出版自己的博士论文，“南老便自动捐助了一万元台币合二百五十美金”。在圣严法师的心目中，南亭长老“他老人家是一位慈祥又保守的长老；他爱护后辈，但从不轻易作一种使他感到吃力的承诺，谨慎、自持，对于三宝的护持，具嫉恶如仇的热心，但对事不满而不会对人憎怨。”因此，他对圣严法师的支持是非常实在的，但对于圣严法师有可能做得不好的地方，其批评也是非常严厉的。如1963年8月，圣严法师因为阅读律藏的原因，在《海潮音》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中国僧伽与僧律》的论文。“南老读了，便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开头即说该文使他过去爱护我的热忱降至冰点，责我自毁毁教，自掘坟墓！我立即回他一信，说明原委，并自承认粗疏，他马上来信说：‘你肯复我一信，足见你的涵养，我很喜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南亭长老等老一辈高僧大德的严格要求和密切关注，形成了圣严法师深入经藏严谨治学的精神动力。

　　1982年9月3日，南亭长老圆寂，得寿八十三岁。圣严法师得知消息时，正因重病而住在医院，他立即拟了挽联：“上海沉香阁静安寺听经受益余年最小；海外闭关期留学时奖勉鼓舞您老尤多。”让人撰写并送到华严莲社，表达了自己对南亭老人的感激之意和哀悼之情。后来，圣严法师在佛教教育事业上，特别是在举办华岗佛学研究所方面，受到南亭长老的徒孙成一法师的大力支持，他将此视为南亭长老护持恩泽的延续。

三、圣严法师著作中的华严思想

南亭长老教宗华严，长期讲说《华严经》，在台湾佛教界有“华严宗大德”的美誉。圣严法师作为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义学高僧，一直都非常关注汉传佛教的发展演变，再加上南亭长老对他的深刻影响，他自然深知华严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其影响也极为广大而深远，因而对之持续加以研究和关注，最终著成《华严心诠》一书，通过对华严宗五祖圭峰宗密的《原人论》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解读，全面展现了他的华严思想。在笔者看来，其以下三点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圣严法师将《原人论》视为中国华严学和华严宗思想发展的顶峰。中国华严学肇始于后汉支娄迦谶对《兜沙经》（相当于六十华严的《名号品》及《光明觉品》）的翻译，其后吴支谦译出《菩萨本业经》（相当于六十华严的《名号品》《光明觉品》《净行品》《十住品》等），西晋竺法护译出《渐备一切智德经》（相当于六十华严的《十地品》）、《等目菩萨经》（相当于六十华严的《十定品》）、《如来兴显经》（相当于六十华严的《性起品》）、《度世品经》（相当于六十华严的《离世间品》），东晋衹多密译出《菩萨十住经》（相当于六十华严的《十住品》），后秦鸠摩罗什与佛陀耶舍共同译出《十住经》（相当于六十华严的《十地品》），等等，随着诸多华严部类经典的相继译出，特别是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出六十华严，唐实叉难陀译出八十华严，贞元间般若译出四十华严，中国佛教界逐渐兴起了一股读诵、注疏、讲解、修持华严经的潮流，由此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中国华严学。在中国佛教界风起云涌弘扬华严学的情况下，神僧杜顺依六十华严修禅观、得神通，智俨从六十华严中衍出六相、十玄之义，法藏复立五教十宗而集华严学之大成、创立华严宗，其师徒祖孙，前后接踵，三叶相继，奕世胜芳，其后澄观、宗密又侈大其学，遂使华严一家，成为中国佛教非常重要的宗派。圣严法师在诠释《原人论》之前，特设绪论一编，缕叙中国华严学及华严宗的发展脉络，显然具有将《原人论》视为中国华严学和华严宗思想发展顶峰的意味。

　　其二，圣严法师将《原人论》视为佛教大乘三系可以相互融通的证明。大乘佛教中最先兴起的是讲“缘起性空”的中观一系，继中观一系而起的是讲“无境唯识”的瑜伽行派，即唯识一系，而在中国最为盛行的却是如来藏一系。近代以来，佛学研究昌明，欧阳竟无站在唯识的立场上判定如来藏一系为“相似佛法”，而印顺法师则站在中观派的立场上认为无论阿赖耶和如来藏都是中期大乘的方便说，一时聚讼纷纭，以如来藏为基础的中国佛教如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真实性、究竟性和终极性受到了重大的挑战，但却不能在学术上对如上二说给予有力的反驳，同时对中国佛教的合理性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太虚大师对于大乘佛法虽然有法性唯名宗、法相唯识宗和法界圆觉宗的三宗分判的善巧和八宗并弘的宏愿，但给人的感觉是信仰的成分大而学理的解说少。圣严法师认为，《原人论》所说的大乘法相教就是唯识派，大乘破相教就是中国派，显示真心即性教就是如来藏派，宗密从相破的角度认为后后胜于前前，正是三者之间互相矛盾的体现；宗密又从相成的角度认为后者是前者的依据，而前者是对后者的展现，则是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融通的证明。而这也正是圣严法师所要努力追求的境界，所以他说：“《原人论》是一部大格局、大架构的佛学导论，论主撰写它的目的，是对儒、道二家、佛教的人天善法、小乘法、大乘的法相宗、中观学派，一一评论，逐层引导，最后摄归于直显一乘的佛性如来藏；乃是会通世间出世间的各派宗教、各派哲学、各派佛教的差异点，而成其一家之说。我的任务，是将内外大小的各家观点，中观、瑜伽、如来藏三系的思想脉络，一一查出原委，一一予以贯通，一一厘清其思想史的轨迹，一一还归其功能作用，一一导归于佛陀的本怀。”换言之，圣严法师虽然承认如来藏是大乘佛教的方便说，但他同时又承认《原人论》是足以引导众生回归佛陀本怀的杰作，此说堪称历史上对《原人论》做出的最高评价。

　　圣严法师将《原人论》视为大乘佛教与中国儒道思想的完美结合。佛教在传入之前，中国早已确立了儒道两家对立互补的文化格局，佛教的输入，即便是在佛教达到极盛状态的隋唐之世，儒家仍然稳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对国家政令和社会风俗发挥着精神和思想的主导作用，而道家和道教的教主老子也被李唐皇室奉为先祖，道教甚至取得了国教的地位。圭峰宗密作为对儒道两家思想学说深有研究的佛学大师，对儒道两家的社会地位和功能一定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他在追寻终极真实的角度上虽然否定了儒家的天命时运论和道家与道教的大道自然说，但又从会通本末的立场上对二家之言做出了肯定。圣严法师由此联想到了现代的思想界，他可能意识到，现代佛教虽然也很兴盛，但佛教之外还有着众多流派的宗教和哲学，佛教要想与如此众多的宗教哲学和思想流派和谐相处同时又不失自家特色，那么《原人论》无疑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也许正是职此之故，圣严法师指出：“此论是站在汉传佛教的立足点上，统摄诸宗，融合内外，有其消融性和包容性的示范功能。今后的世界佛教趋势，必定要从消融性及包容性的视角，来完成回归佛陀本怀的整体性。”我们由此看出，有着丰富的海外弘法经历的圣严法师，对于《原人论》所具有的消融性和包容性视角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华严宗乃至中国佛教视角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具有了无比切身的体会。

　　实际上，重视《原人论》的不仅是圣严法师，南亭长老及其法眷们也都非常重视《原人论》，华严莲社历代高僧都将《原人论》作为最基本的华严宗典籍之一，给予重点研究和讲解。在笔者看来，圣严法师与南亭长老，与南亭长老所创办的专门弘扬华严的道场华严莲社，长期保持着亲密的法缘，圣严法师在自己的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丰富的华严思想为此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注释：

　　[1]南亭：《南亭和尚自传》，台北：华严莲社，1994年，第367页。

　　[2]参见林其贤编著：《圣严法师年谱》，台北：法鼓文化，2016年，第248页。

　　[3]南亭：《南亭和尚自传》，台北：华严莲社，1994年，第429页。

　　[4]参见林其贤编著：《圣严法师年谱》，台北：法鼓文化，2016年，第315～316页。

　　[5]南亭：《南亭和尚自传》，台北：华严莲社，1994年，第445页。

　　[6]参见林其贤编著：《圣严法师年谱》，台北：法鼓文化，2016年，第325页。

　　[7][8]圣严：《归程》，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125页。

　　[9]圣严：《归程》，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136页。

　　[10]圣严：《归程》，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140页。

　　[11][12][13]圣严：《归程》，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190页。

　　[14]圣严：《归程》，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204页。

　　[15]圣严：《归程》，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210页。

　　[16][19][20][21]圣严：《纪念南亭长老》，华严莲社编：《华严莲社第二代住持南亭和尚纪念集》，1983年，第153页。

　　[17][18]圣严：《纪念南亭长老》，华严莲社编：《华严莲社第二代住持南亭和尚纪念集》，1983年，第152页。

　　[22]圣严：《华严心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5页。

　　[23]圣严：《华严心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