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清

　　（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福建福州 350001）

　　近十余年，中国学界有关“心学”的研讨甚为热烈，这对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正鼎新，具有积极的意义。“心学”的研讨被学界聚焦乃至社会瞩目，发端于800年前南宋时期在同为理学家的朱熹（即朱子）与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之间展开的学术争论。朱陆二人皆为传承孔孟思想的伟大先哲，他们对中华文明做出卓越建树与重大贡献，影响深远，为世人景仰。

　　数百年来，学界素以“心学”标识象山学说，阐发的焦点主要是象山的“心即理”之说与朱熹论定“性即理”的分歧，淳熙二年（1175）的一场“鹅湖论辩”显露了朱陆学说的歧见和交锋。故纵观中国理学史，言朱熹莫不言象山，谈象山也必谈朱熹。与“心学”和“朱陆之争”相关的著述，乃汗牛充栋。

　　2020年11月，海峡两岸50多位研究“新儒学”的学者在江西贵溪——当年陆九渊筑舍讲学之地，举行“心学之源”学术研讨会，笔者应邀与会作主旨演讲。窃以为，凡思想或事物的对立，都有两个意涵，一是其矛盾的性质，一是其对立中的统一。笔者坦言，当代“心学”的研讨，应当更多地关注朱陆二位理学家的志同道合以及他们携手创造的精神财富，这是发掘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主要取向。

一、推重朱陆学说在政治层面的同向而立

思想学说与政治立场从来不可分隔。宋朝伊始，大批负有使命感的儒者为了匡扶社稷，自觉振起对拯救儒学危机和更新儒学的探索，倾毕生智慧以揭示和发展儒学义理，是为“理学家”。朱熹与象山都是这一思潮和这一代理学家的杰出代表。二者虽学派不同，但政治理念契合，都举尊“四书”，志在“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齐家治国平天下”挺立潮头。

　　朱陆二者都是先儒“仁政”“民本”理念的坚定奉行者，维护华夏社会的生存繁衍和文化赓续义无反顾。淳熙十一年（1184），象山递呈孝宗帝的著名的“淳熙五奏札”，针砭时弊，论计献策，举凡上古三代夏商周“太平治世”的经验，指出朝廷行事用人应当符合“道”（即天理）的要求，劝诫为君者“独卓然有志于道”，以励精图治、收复中原。“五奏札”和象山从政期间在整军、理财、兴教、救荒、安民等诸方面采取一系列革新措施，与朱熹谏言“正君心”“肃朝纲”“三纲五常”“存理灭欲”等为政主张与践行形成强烈呼应，对南宋统治阶层的昏庸腐败起到重要的节制作用，更是激活了民心对端正伦理、振兴旧邦和政治清明的企盼，促进了社会风尚的改造和焕发出人间的正气。朱熹极力褒扬象山知荆门“政教并流，士民化服，”大赞其施政有方，又重视教育，为社会各界所信服。当朱熹知南康严惩污吏豪右受到责难时，象山毅然站出来辩护“使罚当其罪，刑故无小，遽可以严非之乎！”象山力挺朱熹义无反顾，断言对贪腐奸佞就必须严惩不贷，没有丝毫可非议处。

　　用历史眼光看，朱熹与象山的学说及其应用履实在政治上高度一致，既有助于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安定稳定，也有助于巩固国家一统和保障民生民利，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爱国忧民的信仰及其勠力作为，乃华夏后人礼敬朱熹与象山的根本所在，也是世代治政者抑或黎民大众最要紧的学习和继承。

二、领会朱陆“心学”在理学构建中的互摄相辅

宋初崇文尚礼，“半部论语治天下”典故即出于这一时期。令人叹恨的是，后代权贵享乐至上，争权夺利，罔顾民生，引发社会矛盾激化、金国入侵，终酿出“靖康之难”或“靖康之耻”。宋廷南迁又苟且偷安，陷华夏于内忧外患交织、国破家亡境地，使得西来的虚空佛学渐成朝野自我救渎的精神依附。面对民心颓废、国之魂散，理学家无不忧虑重重，格外关切“心”的研究。“象山心学”在此环境的应势中呼之而出。

　　其实，以“心学”标识象山学说，有两大偏颇：一是并不能客观反映象山对理学构建所付出的全部智慧，一是其与“朱子理学”相对立也并不贴切，因“心学”本属“理学”范畴。但这一标识却是旨在克服时弊之要害的客观使然，亦有接绪孔孟道统、尤其是孟子“心”论的主观动因。透过“心学”可以感触象山学说最夺目的光彩。这包含象山在心与理的内在关联、心的本能发挥、心在道德修行中的主体作用等诸方面的精辟论述，其对“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的阐发，概括和升华了孔孟对“心”的论说。了解“象山心学”形成的背景和信念，可以让人们对象山学说获得更深层的心领神会。

　　同样要看到朱熹构建理学过程中涵摄的“心学”。他指出“理无心则无着处”“主宰者即是理”和“心统性情”“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并认为“圣人以道心为主”，但“圣人不能无人心”。朱熹甚至以“主敬”解释“正心必先诚意”，对其师李侗的“默坐澄心”作了扬弃。他还指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是“正君心”。这些都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做了充分表达。

　　进而言之，朱陆学说之“同”大于之“异”，二者论“心”的歧见已然是非本质的区别。朱子视“理”为万物生长的规律，包括人性的天然“本善”。但他揭示“心”根据知觉的来源和内容（即“气禀”）的不同可分为“人心”与“道心”，强调道心以人心为基础，相互依存于一体；人心包含仁义礼智之理和饥食渴饮之欲“可为善，可为不善”，践行恒常之理、遏制过度之欲是道心。他力陈要研学圣贤教导和格物致知，使人心听命于道心以“止于至善”。象山亦主“性本善”，但认为“人心”即“道心”，道德修养重在“发明本心”，使之不为物欲所蔽，言行自然合乎义理，而不必埋首书斋，过于追求格物，以致事业“支离”。然而，他既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也明言“宇宙中存在着‘理’”和“圣人之‘心’同于宇宙之‘理’”，没有否认吾心之外“亦有万物之理的存在”，并将“吾心”解释为向圣人之心看齐，只有圣人“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他不是完全忽视读书和格物，说欲得宇宙“实理”，则须“穷理”“明理”，“格物致知是下手处”。“象山心学”与朱熹的“性即理”和“格物致知”在根本问题上没有大的差异。二者都重视“心”对认识万物的主体作用，重视于实践中做好“心”上功夫的主观能动性。为学方法上“支离”与“简易”的不合，不影响他们“循理行道”的共同坚守。

　　清雍正时期，内阁学士李绂编撰《朱子晚年全论》，认为“朱陆之争是门人各守师说所致”。亦有当代学者指出“鹅湖论辩”的主要争执是“以何种方法完成个人伦理道德修养”；“朱子从道问学入手，陆九渊从尊德性入手”“只是次序上的先后，并没有主次轻重之别”。这些看法是中肯的，意指“心学”研究要把握主干，不纠缠于枝节。

　　“鹅湖论辩”数日后，朱熹即在书信往来中评说“讲论之间、深觉有益”。四年后，朱熹追忆这场论辩，写下“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思想收获。象山的观点亦有改变，论辩过后十二年即淳熙十四年（1187）“象山精舍”建成（该“精舍”后改名“书院”），“自觉其前说之误”，开始“教人读书讲学”。朱熹诚邀象山至白鹿洞书院讲论“君子喻于义”，将象山的讲义刻石立碑，亲自作跋，赞其“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锢之病，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告诫“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则庶乎其可以不迷于入德之方”。朱熹说象山的讲论“比旧亦不同”“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二人书信不断，论学问道，相得益彰。

　　朱熹与象山在辩学中取长补短，深结情谊。二者携手推进理学的发展繁荣，展现了大公无私、存异聚同的仁者境界和大师风范，值得后人效仿。当代的“心学”讨论仍有颇多分歧，其符合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但也需要经由“百家争鸣”增进共识，把人类引向更高文明。

三、感悟理学发展和社会思维中的“心学”价值

《四书章句集注》构建的朱子理学体系，以“新儒学”和“后孔子主义”的面貌，成为宋末及元明清的官方哲学、治国之道和主流意识形态，仍为当今社会借鉴，此是不争的史实。

　　依循唯物史观的逻辑，要看到儒家思想在中华文明进程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及其“产生深刻影响”，这自然包括对朱子理学“绪千百年绝传之学”的认同。而象山的学说从理念到方法论都顺应儒学的更新，这与朱熹并无二致。学术交锋和学派互补，推进了理学的思辨和完备，故必须充分肯定象山心学、象山学说对理学集大成的重要影响乃至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鹅湖论辩”九年后，朱熹于淳熙十年（1183）创办武夷精舍、绍熙三年（1192）创办沧州精舍，“朱陆之争”就一直贯穿于朱子理学初搭框架至日臻成熟的过程之中。绍熙四年（1193）象山去世，朱熹率门人泣祭“可惜死了告子。”告子是战国年代时常与孟子坦荡争辩的思想家。喻象山为“告子”，朱熹为失去这位作为论辩对手的挚友痛惜不已，此见象山在朱熹心目中的地位。朱子理学的构建成型离不开“象山心学”，有来自论辩的反思，亦有形式内容的考量。如“四书”的集注和排序“简而又简”。朱熹选“四书”置“五经”之上，“四书”5.3 万多字，“五经”38.5 万多字，儒学经典的字数缩减6/7；朱熹将《大学》列“四书”之首，做出“经”和“传”的区分，“经”部以“三纲领八条目”总揽人的德行，择取出儒学精要；朱熹临终前仍修订《大学章句》“诚意”章，指出“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诚其意者，自修之首”，强调“诚意不自欺”和“君子慎独”。“君子‘慎独’需要长期纠正心念，才能在处事时诚心实意、无私心宽。”以上均有“象山心学”的“影子”。朱熹注释《大学》“三纲领”首句“明明德”，前一个“明”指“明之”，“明德”指“众理”，“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该注释与象山所言“发明本心”也不无连通。

　　象山的“发明本心”论，得其“心学”传人、明代理学大师王阳明所发挥，为理学开辟了新境界。从宋代到明代，从象山到阳明，“陆王心学”的概括仍在“宋明理学”范畴。尽管阳明曾对朱熹做过激烈的批评或非议，但其对“心学”的创新，主客观上都给朱子理学带来了活力。

　　阳明发展“象山心学”，提倡“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宣扬求圣人之道、惟在心中“自得”，指出“存理灭欲”关键在“克治省察”，这些论说与朱熹学说也无本质区别，但有其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意义的时代特点。

　　明朝中期，朱子理学被统治者“捧”为“绝对真理”而衍变成依附于科举的一些僵死的教条和空泛说教，这种扭曲严重束缚人们思想，也妨碍社会发展。此是朱熹去世三百年后的状况，非其本人所料，也违背其构建理学的本意及其包容性和创新性。阳明尖锐指出“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一味只是希高慕大”“可哀也已”；“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亦”。阳明以朝廷要员和著名学者的双重身份，倡导弘扬理学重在内心反省修炼，反对仅在表面附和与形而上的盲从；“反对背诵词章、口耳谈说、空疏悬虚之学，主张要在身心上着实体验践履，要把道德信念化为道德实践。”彼时的“象山心学”发展为“陆王心学”，“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一扫死气沉沉的气息。正如教育家蔡元培所说“明之中叶王阳明出，中兴陆学，而思想家之气象又一新焉”。这实际上也是对朱熹“知行说”的创新，造就了朱子理学的与时俱进。

　　“陆王心学”具有“打破教条、摆脱束缚、解放思想，以及高扬人的主体性之功”，其引领明朝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并对中国学术界注重思想聚同与解放思想的辩证统一，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既要保持正确导向又要激发旺盛活力，提供了科学的思维。这是“心学”的一个重大价值，也是研讨“心学”的一个重要视阈。既验证过去，也启迪着当下和未来。

　　当今，中华民族正向实现伟大复兴阔步迈进。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不竭源泉。鉴古资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真正在“心”上体认，防止搞形式主义的走过场和“花架子”；学习要切实入心，还要付诸于行，不断总结新经验、丰富新成果，用之以指导新的实践。这才是应取的正确态度。

　　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同样需要“心学”的滋养。新时代的“心学”研讨大有可为。

　　注释：

　　[1][16][17]方彦寿主编：《朱子文化大典》，福州：海风出版社，2011年，第39～42页，第667页，第41页。

　　[2]（清）朱轼、蔡世远辑：《历代名儒传·卷四·陆九渊传》，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3][4]（清）李绂增订：《陆象山先生年谱》，湖北省图书馆藏清雍正十年严有俊刻本。

　　[5][11][14][15]（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6][7][8]（宋）朱熹：《朱子全书·朱子语类》第一十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第117页，第232页。

　　[9]《朱子全书·朱子语类》第一十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63、2665页。

　　[10][12][13][18]乐爱国：《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长沙：岳麓书社出版，2010年，第38页，第46页，第46页，第50页。

　　[19]（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九《答王子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20]陈长根：《朱熹诗选365鉴赏》，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

　　[21]（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22]《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跋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义后》。

　　[23]《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

　　[24]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

　　[25]《朱子全书·朱子语类》卷一二四。

　　[26]《朱子全书·大学章句》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27][28]刘乔周主编：《大学中庸全集：经世致用的修养绝学》，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29]《朱子全书·大学章句》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30]（明）王阳明《传习录》，中华书局，2015年。

　　[31]（明）王阳明《传习录》，中华书局，2015年。

　　[32]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1页。

　　[33]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编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67页。

　　[34]黄玉石：《国学五千年》，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