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 玮

　　（闽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院，福建漳州 363000）

　　闽台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闽台地区别具一格的区域文化，这些都毫无例外在民间家训中予以体现。无论是中原人士的“衣冠南渡”，还是福建人垦殖台湾，初到异地，面临的都是不可想象的艰难，同一个家族的人们守望相助，求生存求发展，这种背井离乡的苦楚使得他们更加眷恋故土，思念先人，敬宗睦族的愿景也就更加强烈。同时封建社会的士农工商的职业定位，让人们对子孙读书进仕充满了期待，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教育的的日趋功利化。

一、敬宗睦族的观念根深蒂固

从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来看，无论是福建社会还是台湾社会，都是由移民社会发展而来，对移民而言，敬宗睦族既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又可以给心灵带来极大的慰藉。从明清时期闽台地区的家训来看，闽台两地的人们在敬宗睦族上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重视慎终追远。重视丧礼和祭祀是明清时期闽台地区族谱家训的重要内容，几乎每一部族谱都会涉及到。汉代孔安国曾曰：“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归于厚也。”宋代大儒朱熹也说：“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为，则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则其德亦归于厚也。”。《长泰仙景张氏族谱》对丧制有具体而微的规定：“凡丧制当以哀为本。又宜称家有无，不可尚浮华而忘哀痛。凡居丧，不听音乐，不与宴会，不行庆吊，无大故不得外出。至于缌麻服，各有等。礼制轻重，皆当致慎。”张氏要求子孙在服丧期间要庄严肃穆，披麻戴孝要有等级。明清时期闽台地区的家族对祭祀和祭奠非常重视，而且具有很强的仪式感，对于先人的丧葬严格按照礼制度进行，在家训中都有细致入微的规定。二是提升了族谱在家庭治理中的地位。“国有史而劝惩严，家有谱而纲纪肃。是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萃众史臣之力以成一史，与萃众子孙之力以成一谱，其事虽殊，而其理则一也。”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图腾，清晰地记录家族的兴衰荣辱。明清以来，闽台地区修纂族谱已俨然成为了家族传统。“家谱之作关系甚大，前后序文言之悉矣，为吾后者自当宝而勿失，自兹以往又必随世逐代明别其支派续系，而谨书之，勿使宗支失传而获罪于祖宗也。”龙海高坑高氏认为族谱是“明别其支派续系”的重要依据，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尤宜珍贵”，“乃一家之宝，务宜珍重收藏，以便考查世系，切勿轻弃，以亵祖宗，宜共凛之。”总言之，明清时期闽台地区对族谱的重视非同一般，这与该时期宗族势力的重新崛起以及封建社会对民间社会的管控废弛有着莫大的关联，客观的来讲，家族重视族谱的编修，提高族谱在家族中的地位，这对于维持家族尊长的权威，维系家族的团结，继而维护社会稳定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家谱记载内容异常丰富，除了姓氏源流、世系、家训、艺文著述等内容外，还有一些契约、合约、合同和官府诉讼文书以及族务志和人物志，这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民间社会的运转持续提供了不可多得民间文献。

二、重视读书的传统绵延不绝

书籍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传播知识、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保存文化的重要载体。历代先贤对读书的问题是相当重视，关于为什么读书、怎么读书等的论述不胜枚举。在明清之际，个人提升修为、谋取仕途进步乃至于解决个人生存问题都离不开读书，读书成为世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身份标签。在明清时期闽台地区各种类型的家训中关于训示子孙读勤奋书和如何读书的内容亦不在少数。“吾家子孙，不读则耕，二者人道之大要。盖勤耕可以养身，勤读可以荣身。茍不耕，仓廪虚空。设或不读，礼义莫识。此耕读二者，尤人所当尽也。”当然从中可以看出，耕读传家的传统在不少家族中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毕竟“不读则耕，二者人道之大要”。就这则家训而言，耕主要是为了解决仓廪不空的问题，而读书呢，则是“勤读可以荣身”。

　　赵家堡赵氏玉牒对子孙读书的年龄、达到的标准，甚至是读书的内容都做了进一步的要求。“子孙八岁入小学，十二岁出就外传。十五入太学，当延名师教诲，必以孝弟忠信爲主，期底于道，仍延礼法之士时相亲友，庶有观感视傚。不可使亲宠词，幼学之徒流习以诡薄以坏子弟。苟遇此等人，切宜摒绝之”“子弟年十六以上，能诵记四书一经正文，讲说大义，粗知礼义之方，然后为之冠。须延道德之宾以行冠礼，使之视傚，庶可责以成人之道。”

　　更有较大的家族对于读书进仕乃至有功名者都予以奖励，甚至可以享受“请主入庙配享”的待遇。

　　《福建华安邹氏族谱》称：“重读书：士冠四民，尊敬宜真。才能贤德，席上之珍……为荣宗显祖，必由于诗书中义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意，此者皆于书义中出。而况人世读书否，读书则知礼义之所由出，不学礼不以立，不学诗无以言。盖为人父母者，虽至贫乏，必须诲子诗书，以遗后福何也？书不负人，瓜不负藤，书多人自贤，不特求其荣宗显祖，就我祖自天地开来，为漳郡首邑里长，出则收粮纳课，必书得来，读得去，判断曲直，人皆称云，真名家右族不负粮长。关要若冥目不识一字，人亲之庸常，乃村夫俗子，任咀出莲花，无足为畏。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哉。今为人伯兄等亲，兹愚训当黾勉，加功益励，勿使终身勾陷于死亡，偷于世，空食人饭耳。宜为是勉励。”

　　《福建华安邹氏族谱》充分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首先，读书可以明大义，可以“荣宗显祖”；其次，即使家庭贫困也要支持子女读书，有一个浅显的道理就是“书不负人，瓜不负藤，书多人自贤”；再次，通过读书，可以明事理、辨曲直，得到人们的尊敬，如果不读书就是“空食人饭耳。”

　　重视子孙的读书问题本质上是重视子孙的教育问题，重教为根，这是闽台地区家训的一个重要特点，通过恪守严谨家训，培育优良家风，不断荫泽后人，给予他们建功立业的精神动力与思想财富；而坚守家风的责任与信念，又赋予后人对绵延至今的家风和家训不自弃的坚韧与自信。纵览明清时期闽台地区的名门望族就不难发现，凡家业辉煌、人才兴旺者，无不拥有独树一帜的家风和鲜明的家训文化特征。“子孙虽愚，诗书须读”“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有学问曰富，有廉耻曰贵”。相比万贯家财，好读书的家风才是对一家一族最好的馈赠。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自古有“海滨邹鲁”的美誉，尊师重教、崇尚读书的风气十分浓厚。长泰对教育的重视不仅仅是当地政府的行为，民间兴学助教、尊师崇文的风气也十分浓厚。如：田头村叶氏瞻依堂护祠碑上有这样的记录：“祠内唯攻书者准住之，其余一概不准”，京元村学仔厅护祠碑里也特别说明了“或延师教诲读书，实系正宗之事，祖先亦所乐闻。”长泰的许多家族的家训也把“务耕读”“学必勤”等求学读书的要求摆在突出位置，以训诫子孙和族人。

　　同时，闽台一些地方还纷纷设立学田，以资助学。所谓的学田，就是指用于兴学助教的公田，往往采取出租形式而获取资金（通常以稻谷计）来供学子读书使用。对于许多出生贫寒而有志于读书以求进步的年轻人来讲，学田的出现或设立，无异于雪中送炭，扫清了寒门学子求学道路上的障碍，提供了有效的物质保障，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得他们有机会通过努力读书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在闽台地区设立的学田当中，除了一些地方官员和士绅捐献外，也有一些官员捐出自己的俸禄置买田地作为学田，学田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官差非法占有的粮田，经过众议被判而充为学田。正是在这样浓厚的重教兴学氛围的影响之下，闽台地区文教事业日益兴旺，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教育成果颇为显著，杰出生徒不断涌现，有力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在闽台地区的传播，加速了闽学的形成与发展。除此之外，闽南地区的有些地方在每年元宵节前后，许多家族到祖庙祭拜祖先，会举行点灯挂灯活动，其中会点挂“人才灯”“文化灯”等，这无疑是对于读书求学的年轻人给予的莫大鼓舞和支持，呈现出一个家族向上向善的良好精神风貌。这些民俗活动的开展，既能满足人们对年青一代能拥有美好未来的心理期许，又对年轻人起到鞭策和激励的作用，这反映出闽台地区崇文尚教的传统薪火相传，千年不灭。

　　时至今日闽台地区的人们对于子女的读书问题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先人，虽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有“读书无用论”的沉渣泛起，尤其是我国现在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毕业，作为读书至少十年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压力增大，但是人们对坚持子孙接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信心和态度是坚决的，这一点可以通过近年来闽台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状况，尤其是福建省民办高等院校高歌猛进的势头中可见一斑。同时闽台地区有的地方政府对于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进行褒奖，这也是当地重视读书、文风浓郁的一种体现。明清时期闽台地区那些崇尚读书、以书立命的优良醇厚家风一直为世人所敬仰和称颂，成为塑造家族子孙品行、校正价值观念和端正行为方式的无形力量。同时对社会风气的引领与示范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家风在社会上的被认同深刻地影响着闽台地区人们的治家理念和对子女的教育方式，通过读书求知培育深厚的家国情怀，于家为孝子慈父，于社会为道德标杆，于国家为栋梁之才。

三、家庭教育功利化的倾向进一步强化

家训作为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家族教育子孙的一种方式，其内容除了大众化的儒家传统思想外，每个家庭或家族的家训又有别于其他家庭或家族的家训内容，这部分内容是这个家庭或家族独特的文化基因，而这种特点又是对明清时期闽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间世俗生活的一种本能反应。至明朝中后期，封建统治者昏庸无道，奸佞宦官把持朝政，纲纪日坏，封建官僚腐化成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朱子理学为核心的封建统治思想对人们思想的管控和束缚逐渐式微，民间的各种思潮渐渐兴起，这一切都对明清时期闽台地区家训的指导思想产生微妙的变化，一些世俗化、功利化的教育倾向开始出现。功利化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家庭教育的本质，破坏了教育其内在的平衡，客观上会影响家庭教育成效，可能会把子孙培养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与家训的教育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首先，表现在对子孙后人设置较高的道德标杆。客观的来讲，自古以来我国的道德贤能层出不穷，他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高度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更多的是心向往之。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种近乎以“圣人”的标准来教化子孙后人，其实际效果是不理想的。

　　《台湾李氏大宗谱》云：“老祖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外字聃，楚之苦县人也。相传母怀之八十一岁而生，故号为老子。为周守藏史，孔子往问礼焉。后见周衰，乃西出函关，隐去。著《道德经》五千言，所言多为万世不变之哲理，谨摘录九则如次：一、强梁者，不得其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二、上德若谷，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而好问者，圣。勇而好问者，胜。三、轻诺必寡言。四、圣人安贫乐道，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己，故不违义而妄取。五、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博辩宏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恶者也。六、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七、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八、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九、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心虑，以天下之利争，故号令能究，而臣情得上闻。”

　　台湾李氏以老子为祖，以《道德经》的主要内容作为家训，要求后世子孙接续传承。众所周知，在《道德经》中，老子用词极其玄奥、文简意高、思想深邃、广博精微，短短五千言，蕴含着无比丰富的哲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道德经》是一本老子写给“圣人”“侯王”等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之人览阅的道德宝鉴。把《道德经》作为规范子孙日常行为的家训显然有曲高和寡之意味，家族的孩童或是年轻人未必有像老子说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就很难达到教育的预期目的。

　　其次，重视对教化的结果的肯定，而忽视在教化过程中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古人将立德、立言、立功称之为“三不朽”，无论是达官贵族、皇亲国戚，还是市井小民、山野村夫在教育后人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以此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而忽略了后人在成长过程中个人对人生、生活乃至生命的感悟，就一个人的成长而言，这种成长的感悟是极其重要的，没有这种体会就更不会感受春风化雨、醍醐灌顶的深意，更不可能思考和体味人生的终极价值。

　　再次，放大家族和自身利益，不经意间淡化了家国情怀的培育。明清以来，闽台地区的家族无论是编纂族谱还是制定家训，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光耀门楣，在这样一种心理的推动下，对子孙后人的培养和教育过程中，就极有可能不断放大个人的“小理想”与“小抱负”，而至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于不顾，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倾向，试问“国之不存，家欲何为”?

　　家训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形式，它在儒家思想、理学思想等被封建王朝认可的统治思想的传播与普及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家训的存在加快了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传播速度，实现了儒家思想的世俗化与平民化，同时，家训有力地调节并缓和了封建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矛盾，客观上有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的和谐，增进了家族的内部团结，家训的社会功能发挥得明显而有效。从一定意义上讲，明清时期的闽台地区尚属于移民社会的形成时期，远离故土的人们在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压力之下，进一步巩固了他们慎终追远的传统，科举制的进一步完善，刺激着天下传统家庭的神经，读书进仕成为阶层上升的合法手段之一，重视教育、重视读书的传统自然在社会上蔚然成风。

　　注释：

　　[1]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58页。

　　[2]朱熹：《论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页。

　　[3][4]《长泰仙景张氏族谱》。

　　[5][6]《龙海高坑高氏家训》。

　　[7]《福建漳州自汀州一脉源流分派松洲钟家族谱》，1912年二修稿本。

　　[8]《福建漳浦赵家堡赵氏玉牒》，1925年五修稿本。

　　[9]《福建华安邹氏族谱》，1994年稿本。

　　[10]《台湾李氏大宗谱》，1976年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