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宇

　　（福建警察学院基础部，福建福州 350007）

　　汀州府地处福建西部山区，辖区包括今长汀、宁化、清流、归化、连城、上杭、武平、永定等地区，涵盖了今龙岩市绝大部分地区和三明市部分地区。汀州府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区，对客家文化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汀州府“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文化氛围及集“质朴”与“劲直”为一体的人文气质，对当地文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明季汀州府文坛领袖李世熊的文学创作为例，论述地域文化、人文气质与文学创作三者之间的互动。

　　李世熊（1602～1686），字元仲，别号媿庵，自号寒支，汀州宁化人。其生平事迹详见《清史稿》《清史列传·文苑》、鹿鼎元《寒支先生传》、黎士弘《前征君泉上李先生墓表》等。李世熊是古今学者公认的明季汀州府文坛领袖，今人陈庆元教授评价其是“以长汀为中心的闽西北地区第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对清代闽西北的文学创作起了深远的影响”。[1]李世熊的著作“卓荦一方”，惜著作多有散佚，甲申国之后，他隐居山林长达四十余年，专心著书。在此期间，他编《钱神志》，梓《寒支集》，修纂《宁化县志》并出版，这些皆是他生平最重要的著作。其文学创作，皆打上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的烙印。

　　地域文化对文人文学创作的影响巨大，因为地域文化不仅对文人基本的人生观、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基本的文化态度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文艺的影响则更为显著，“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兰，养移体’，此之谓也”。[2]李世熊是福建汀州宁化人，出生于斯、成长于斯、终老于斯，其性格气质的形成及文学创作都深深地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

一、汀州府“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客家文化

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及根植于地理环境的经济结构息息相关。汀州府大山环绕与重峦叠嶂的自然环境促成了交通闭塞、商贾罕通的封闭环境的形成，并形成了单一的山林农耕经济结构。特有的自然、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相呼应，形成了浓厚的“耕读传家、崇文重教”文化氛围。当然，汀州府处于边化之地，“耕读传家、崇文重教”文化氛围形成有一个过程，但至迟至明中叶，汀州府就已形成了崇文重教的氛围。[3]不仅如此，崇文重教之风已凝聚为汀州人的集体意识，浸透于每个汀州人的思想观念中，贯穿于汀州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诸多细节中。[4]崇文重教之风在李世熊《寒支集》中多有体现，李世熊本人就出生成长于这一环境之中：

　　所幸高、曾以来，力田编户，迨熊父行风雅始芽。父尝营一小窗，置书累笈，卧熊其间，不遣窥园。闭户三冬，览书殆遍，壮而试足。文圃先达颇许齐镳，慨然有意于晏婴赡国、范淹收旋之事。[5]

　　由上可见，李世熊出生于一个耕读传家的家庭中，家庭崇文重教之风对他影响甚大。《寒支集》中与李世熊生长环境相类的例子还有不少，如他的从兄李世辅，“其先皆力田起家，不详所自徙”，然至李世辅祖父时，“始为风雅之言，斐然文士也”。[6]

　　“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文化氛围对汀州府民风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南宋《临汀志》多载汀州民风“习气劲毅狷介”“险隘荒陋，轻生尚武”，[7]然至嘉靖时，《汀州府志》云汀人“士夫知读书进取，间有魁元”“教子读书，比屋皆是”“由贡徒居胄监者每精问学，选美官从科第列津要者恒持节操”“深山穷谷，远近丕从王化。此汀人俗美之概，又与昔日不同也”。[8]可见至嘉靖时，汀州府各县已形成浓郁的崇文重教之风，如：

　　宁化县：“人物富庶，气性刚愎。男不逐末而事农功，女不蚕丝而专绩纺。”[9]

　　上杭县：“士能勤学问而擢科名，女或守贞烈而膺旌表。衣冠文物颇类大邦，礼乐诗书实多济羡。”[10]

　　连城县：“士知读书尚礼，俗重登科取名。工务勤劳，女安简朴。”[11]

　　清流县：“山水僅秀，人物颇清。士励诗书而科甲有人，民务耕种而言动知谨，俗稍崇乎信义。”[12]

　　“耕读传家、崇文重教”风气的形成对宋明理学在汀州府的扎根与发扬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汀州地区“受宋明理学影响的程度恐怕比其他地区还要深刻、还要巨大”。[13]汀州府“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地域文化，对汀民人文性格的形成也有重要的熏陶作用。

二、集“质朴”与“劲直”为一体的人文性格

汀民的人文性格中有“质朴”的一面，同时也有“劲直”的一面。嘉靖《汀州府志》云宁化县民“气性刚愎”，云归化县民“质直”，云永定县民“性质直，气习劲毅”，云武平县民“俗梗民强，尚武勇”。[14]“劲直”一方面表现为“好勇斗狠”的个性，如明代赣南、闽西、粤东的各族人民武装暴动及粤中的“蓝徒”“炭党”“矿贼”“山寇”之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尚侠之风，如李世熊家乡泉上盛行尚侠之风，“闽宁化东北之乡曰泉上下，其地风物开美，素封子弟多游南北两雍，习京华风气，遂有通侠慕交游以自表异者”。[15]

　　李世熊本人就“少豪宕不羁”，其“尝单车走泉州，出安海潜视郑芝龙”。[16]其父恬庵公，也是“倜傥任侠，豪于酒，喜急人患”，[17]其堂兄李世宏，“天性劲，遂喜怒径露人”，[18]秀才李居仲“轻赀重气，旷意嗜奇。每谈排纷振困、出险运奇之事，则欣然就之”。[19]汀民“劲直”的人文性格与“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文化氛围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李世熊在《邑丞周公寿序》中所言“宁之为邑千年矣，宋割十四为清流，明又割十一为归化。今虽褊，而犹古遗壤也。以僻在闽之东偏，风僿朴而近戆，实径露而善下，无吴越博通详雅之致，易乱也，亦易治”，[20]高度概括了汀民“质朴”与“劲直”的人文性格。

　　李世熊本人及其宗族成员大都具有“质朴”与“劲直”为一体的人文性格，他们多有尚侠之风，有以解救天下苍生为已任的自觉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如他们多热心于地方公益，赈灾救饥、仗义疏财，救民于水火，并积极参与地方剿寇。汀州府“山峻水急”，历为寇贼渊薮，李世熊的《寇变志》记载宁化一地寇乱就高达数十起，如“天启七年（1627）丁卯，武平城发，邑报警”“崇祯四年（1631）辛末，平远贼钟凌秀与弟复秀，聚千众于连子山钟鼓嶂”[21]“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国变，兴泉贼大炽”。[22]丙戌（1646）六月二十六日，宁化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长关之乱，“长关黄通率田兵千数百人，袭入邑城，杀其族衿黄钦镛，并侄黄招，掠殷产百数十家”。[23]与寇乱相伴而生的还有饥馑与疾疫，在灾难面前，李氏宗族积极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李联春“盖前后救荒，公捐粟五千余石”；[24]李世宇“及鼎革之后，乡里岁中寇祸，寇退则兵尾之，借口搜剿，连染无辜，瓜蔓诛求。先生痛之，往往大出赀周旋。主帅乃敛戢爪牙而去。乡人脱汤火免攫噬，多不知所来。既而疫疬大作，先生亦恻然大购药饵，遇疾者施之，手自处方无间朝夕”。[25]至于李世熊，更是积极投身于抗贼的第一线，如日本学者森正夫在《〈寇变纪〉的世界——李世熊与明末清初福建省宁化县的地域社会》一文中所言：

　　李世熊无论是在泉上里还是在泉上、下两里,都站在防范广东来犯之“贼”的第一线。八月,“吾乡”的人们筑起了堡垒,昼夜派遣七、八人探哨。十月,广东叛乱集团再次来犯之时,李世熊提出“固守之计”,建议建立正式的军事防卫体制,并以此为基础,组织泉上、下两里合计数千人规模的乡兵,并且亲自指挥其中的泉上里的乡兵作战。此后,被唐王隆武政权任命为上杭兵巡道的于华玉,率领官军赶来支援遭到叛军攻击的归化县城。于华玉命乡兵协助,李世熊率领精锐乡兵300人与泉下里的乡兵一起赶赴县城作战。[26]

　　在剿灭黄通之乱中，于华玉不听李世熊劝告，“初七日轻身出抚，为乱民捉去，殴辱几毙，羁中沙三日”，李世熊“在城措饷千余金，散乱民之党而归于公”。[27]明清易代之后，李世熊撇除“华夷之辨”的成见，协助清廷剿除寇乱，如“甲寅（1674）三月，闽藩变叛，募民为兵。土寇四起，城乡路绝，乃联结数十乡为保民会，专禁从军导寇，残害本郡。部署严密，寇不敢犯。他乡皆无统纪，纷纷应募从贼，死者不啻数千人，独泉上一里得免。十月，邑令魏公造庐为筹画弭盗方略”“戊午（1678），邑令王公单骑造庐，是秋有黄氏之乱，公力请上官移兵捕剿，频赍密书商酌机宜”，李世熊“随事条答，与论剿寇形势甚悉”。[28]

　　综上，“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地域文化及集“质朴”与“劲直”为一体的人文性格对李世熊本人及其宗族影响巨大，这对李世熊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地域文化对李世熊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他最负盛名的著作——《宁化县志》，记载了宁化的兴废沿革，是宁化历史的回顾与总结。此外，李世熊的文学创作也多记汀物、叙汀事，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如《答陈昆良》：

　　临汀僻陋，风雅不芽，高贤驻车，想其落落也。然有二佳，士差可晤对胜矣。尘客酢酬，谨介诸左右。暇时或辱临之，其一曰霹雳岩，怪石林立，气韵萧森。徐子兴守汀时，曾构读书亭于此，日一造焉。哦咏其间，修然如书生也。亭址虽淹，风流可想。子兴去后，殆将百年，而先生杖履再至，山灵亦严于选客矣。其一为演武场，万石错落欹倚，续断如有位置，清流前绕，远山如画，云物疏旷，尤过霹雳。[29]

　　上文所述之美景便是著名“汀州八景”之一的“霹雳丹灶”。此文是一篇绝佳的小品文，意境空灵，气韵生动。从叙述中，可看出李世熊对汀州的山川风物的感情。

　　李世熊也极为关注汀州府的治乱兴衰，如他在《宁化县知县徐公墓志铭》中详细介绍崇祯年间宁化长关之乱的来龙去脉：

　　宁化于闽为僻狭，崇祯寅卯间，闽波未沸，遂有悍民李流名、黄留民等党为剽掠者。流名始与石城温氏争市利，相仇杀则十计人。温氏急则分控抚按，御史檄郡邑捕流名甚急。流名亦控御史相御，持实无赴理意……既而李简等果集党，责饷于诸乡，恣剽僇，四乡苦掠者控县无虚日……通乘其懈，缚华玉而归，裸辱署县朱墀而纵之。[30]

　　崇祯年间的长关之乱是宁化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它以均贫富为名，“以较正斗斛、裒益贫富为名”，而且组织严密，“总各为部，通有急则传千总，千总传所部，不一日而千百人集矣”，规模之大、战斗力之强为历史上少有。李世熊对长关之乱的探究并不止于对现象的梳理，而是上升为“明何以亡”的历史高度。通过对长关之乱的分析与反思，他得出了“明之不祀也，以大盗扰腹心，而抚叛者速其祸也。大盗由小盗之积，而小盗由守令之玩也”[31]的历史教训。

　　李世熊还“好纪录时事”，[32]甲申之变后，福建一度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因其既是南明小朝廷的后方根据地，又是隆武政权的所在地。隆武政权覆灭之后，先后有鲁王领导的抗清起义和郑成功领导的反清斗争。福建反清起义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全国也较为罕见。也正因为如此，明清之际的福建政治斗争异常复杂，就连“僻居一隅”的汀州府都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隆武帝就曾“大驾奔汀”，也在汀地兵败被俘。闽地此时涌现了大量可歌可泣的忠义之事，李世熊是时人记时事，闽人记闽事，遗民写遗民，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其“表章明季义士，虽不如黄宗羲，而轶事旧闻，多补史缺。”[33]在他记录的众多史事中，多有汀地汀人汀事，如《明兵部职方司主事李公家传》便反映了隆武年间汀地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

　　会汀报流寇递攻杭、永，公因言：“急守莫如汀城，急练莫如汀兵。此为岭峤襟喉，务令呼吸相应。陛下果即东幸，臣当执殳前驱，捐躯为卫。”上嘉叹之曰：“尔虑深谋审，必能荷担大事”……公兼道抵汀，而流寇已围上杭，时七月下旬矣。公密语汀帅周之蕃曰：“大驾旦晚且至，公当整旅扈从逾岭，但恐上杭不守，则风声遥沸，驾行又复次，且切虑便生意外。鲁先委身先解杭围，然后扈驾而东耳”……公戴星还汀，未至，而报汀破，驾已蒙尘矣。[34]

　　《明兵部职方司主事李公家传》的传主李鲁，字得之，汀州上杭人。李鲁“幼既颖慧，且骨鲠性成”“每读书，见忠孝节义事，即拍案起舞；见奸佞诡诞，辄指裂其名”，[35]是汀州府有名的忠义之士。1645年7月，隆武即位于福州，李鲁上奏国事，被授予工部主事职，后改授兵部职方司主事，他日夜兼程赶回汀州，部署防守练兵事宜，希望以汀州作为后方根据地，而后再图大业。可惜梦想成空，隆武帝在汀州兵败被俘。

　　《巫丞传》的传主巫如衡同样经历了那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巫如衡，字宗岷，汀州府宁化人。他一生不得志，隆武即位福州后，才循资补南海丞。在任职初始，他便处在错综复杂危险的境地之中，隆武蒙尘、强敌环伺、内外相轧，“丙戌九月，隆武陷于汀。十月，两粤总督丁魁楚拥立桂藩于肇庆，改元永历。故相何吾驺、闽相苏观生有二志，潜归东粤。十一月，复拥立唐藩于广州，改元邵武，于是东西相轧。清帅李成栋以腊月十五袭广州，夺门而入，僇邵武及苏观生等，何吾驺等尽投诚”。[36]在清军的进逼下，不少达官显宦纷纷投降，而巫如衡这一小小县丞，却誓死护印，不惜杀身成仁以全忠贞之心：

　　梧属官悉稽首上郡邑印及尺籍恐后，巫丞独持印不与，曰：“天子以此属我身，当殉之，胡可委人”。再三论不屈，乃遇害。[37]

　　巫丞位卑职低，却大义赴死，是李世熊心目中的楷模。除了对忠义之士的颂扬，李世熊对勤政爱民的好官也予以极大的褒扬，如《香河县知县丘公墓志铭》：

　　君讳应登，字小鲁，别号澹公，闽之宁化人。明季举于乡，仕清，为顺天府香河县知县。香河去京师二百里，大清之法，畿甸近地，悉圈赐八旗勋戚，各委庄头督之。平居则厮养，坐食租税……乃遍召庄头，沥酒与约曰：“天子以香河委我，邑有大利害得旦夕，上闻今香民数死非命，非天子意也。若能听长令约束，甚善；不然长令不惜一官，为小民请命矣。”[38]

　　《香河县知县丘公墓志铭》传主丘应登，汀州府宁化人。李世熊毕生不仕清廷，却对仕清的顺天府香河县知县丘应登赞赏有加。这是因为丘应登爱护百姓的拳拳赤子之心令人钦佩，在清初苛政、满汉矛盾的社会背景下，为了改变汉民恶劣的生存环境，不惧得罪权贵、不惜忤逆上司，是难得的好官。

　　汀地尚侠之风的盛行及李世熊本人的豪侠气质对文学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他笔下多有义薄云天的豪侠之士，如宁化的谢盛甫，“生而早孤，既壮不矜细行，好驰马击刺”，他气量恢弘，为人豁达，“已娶有子，生产萧然，人言藉藉訾量之。君笑曰：‘是斗筲者，亦骄人耶！’乃尽废余产，变赀为生，不四五年累致千金”。[39]谢盛甫不畏强权，敢与豪门大族相较，“归置邻邑，石城田百顷皆鬻自豪矜势宦者，石民骇之。是年征租于石，果为宦奴所持。勾邑捕合，市侩百众，环守君庄，俟旦几殆。乃间道持介归，中夕一呼而客集者二百余，疾赴关，缚宦奴捕役归邑令，而自鸣上官得理，豪大沮丧，诧为神”。[40]他锄强扶弱，匡扶正义，有“义侠”之称，“方寓瓜时，有群侩合击孤贾，窘甚。君旁观不平，直前搏群侩，东西披靡如稿摧墙坏也。贾因免于难，初不识贾谁姓名也，人以是服君勇，诵义侠如沸也焉”。[41]

　　豪侠之气对李世熊慷慨悲壮文风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身处明清易代之际，李世熊多记载忠臣义士的忠烈之事。这些忠臣义士无论是以身殉国、还是归隐山林，都写得慷慨悲壮，如《画网巾先生传》：

　　先生既就槛车，至泰宁，杨犹欲谕降之。先生因谓杨曰：“吾旧识王之纲，就彼决之，可乎？”杨喜，遣诣之纲，之纲愕然。先生曰：“固不识公也，特从公索死耳。”之纲穷诘里籍、姓字殊苦……检袖中有诗一卷，掷于地；复出白金一小封，掷向刽子曰：“此樵川范生所赠也，今与汝。”遂挺然受刃于泰宁之杉津。[42]

　　明清易代之际，如画网巾先生般的忠臣义士其实早已深知明王朝已无力回天，但他们仍义无反顾地捐躯赴难，奏出一曲慷慨悲壮之歌。《画网巾先生传》所表现出的不惧死亡的浩然正气、强烈的民族气节与慷慨悲壮文风相互激荡，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此篇后为戴明世所转载，影响更是巨大，是明清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名篇。[43]

　　综上所述，李世熊的文学创作深刻地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其豪侠的人文气质对他慷慨激昂的文风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正是因为有地域文化、人文性格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才成就了李世熊文学的辉煌。

　　注释：

　　[1]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92页。

　　[2]鲁迅：《花边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2页。

　　[3][4]谢重光：《客家崇文重教风气的形成及其在台湾地区的承传》，《地方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

　　[5][6][15][18][19][24][25][29][30][31][36][37][38][39][40][41][42]（清）李世熊：《寒支初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64页，第288页，第294页，第297页，第296页，第280页，第298页，第249页，第284～286页，第284页，第338页，第338页，第300页，第305页，第305页，第305页，第335～336页。

　　[7]（宋）胡太初修、赵与沐纂：《临汀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20 页。

　　[8][9][10][11][12][14]（明）邵有道：《嘉靖汀州府志》，明嘉靖刻本，出版地、出版者不详，第39页，第43页，第43页，第43页，第43页，第43页。

　　[13]谢重光：《宋明理学在客家地区的传播》，《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6]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695页。

　　[17]（清）魏礼：《魏季子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72页。

　　[20][27][28][32][34][35]（清）李世熊：《寒支二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38页，第402页，第404页，第526页，第531页，第531页。

　　[21][22][23]（清）李世熊：《宁化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0页，第442页，第443页。

　　[26][日]森正夫：《〈寇变纪〉的世界——李世熊与明末清初福建省宁化县的地域社会》,《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冬之卷。

　　[33]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84页。

　　[43]潘承玉：《篡窃的文学经典：〈画网巾先生传〉并非戴名世原创》，《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