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胜垒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西安 710127）

　　庆元党禁期间，年已垂暮的朱熹遭到贬斥，并名列伪学党籍。朱熹虽身罹幽厄，但不忘著述立说，《楚辞集注》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楚辞集注》寄寓了他在党禁中愤懑郁闷的情绪，他通过注解《楚辞》，特别是屈原的作品，抒发了自己关于君、臣的一系列思想，是他晚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思想成熟的代表。

　　学界对朱熹的君臣观也多有关注。王霞从“以德抗位”的角度对朱熹的君臣观进行了探讨，认为朱熹再次开掘和彰显仁义的本真，以德抗位的人臣之本自东汉赵岐之后得以回归。[1]周燕芝从君主之形象、职责、关系三个方面对朱熹的君臣观进行了论述，认为君主的形象应该是大臣民众的道德榜样，职责是识相用相，君臣之间应该是“相亲一体”。[2]本文试从《楚辞集注》出发，去探讨朱熹的君臣观，这不仅有助于对《楚辞集注》的理解，也有利于深入认识朱熹的君臣观念。

一、论君主

（一）君主之德行

朱熹对君主之德行非常看重，这也是儒家一贯的历史传统。朱熹首先将德行视为是君主产生的来源。他注《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言皇天神明，无所私阿，观民之德有有圣贤者，则置其辅助之力，而立以为君也。哲，智也。茂，盛也。苟，诚也。下土，谓天下也。言圣哲之人，有甚盛之行，故能有此下土而用之也。”[3]可以看出，朱熹的君主起源论是与个人的德行密切相关的。

　　朱熹不仅将君主之德行视为君主产生的因素，而且认为是君主统治连续不绝重要保证。朱熹注《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言殷汤、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贤，讲论道义，无有过差。又举贤才，遵法度而无偏颇，故能获神人之助，子孙蒙其福佑。”[4]汤、禹、文王都是德行卓迈的受命之君，他们“畏天敬贤”，“讲论道义”“遵法度”所以能够获得“神人之助”，让自己的后代子孙蒙披福泽，从而使自己的统治绵延永续。

　　如果君主不修德行，这在朱熹看来，是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后果的。《九辨》说：“既骄美而伐武兮，负左右之耿介。憎愠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众接踵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事绵绵而多私兮，窃后之危败。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毁誉之昧昧。”[5]朱熹在这几句的解释中，充分描述了君主不修德行可能造成的危害，他说：

　　“此亦谓有美名而无实用者也。骄美，自矜其美也。伐武，自夸其武也。负，恃也。左右，侍臣也。耿介，亦刚勇之意也。农夫辍耕而容与，言不恤国政而嬉游也。多私，徇己意，任女谒、听谗言之类也。雷同，雷声相似，有同无异也。人君矜能自用，荒怠邪僻，臣下又承其意，莫之敢违，是以毁誉不核，而聪明壅蔽，国事交加也。”[6]

　　朱熹这里将君主的不修德行分为“自矜其美”、“自夸其武”、“不恤国政而嬉游”、“多私”、“徇己意”、“听谗言”等众多方面，条目虽多，但可归结为“矜能自用”、“荒怠邪僻”一句。这些不修德行的表现危害是极大的，因为上行下效，君主德行败坏，就容易使一些奸佞之臣投其所好、阿臾奉承，从而让君主难辨是非，甚至使国事不修、政治昏浊。所以，君主必须注重自己的德行，修德立则，这样才能保证政治清明。此外，朱熹还将《九辨》中的“修饰而窥镜兮”直接释为：“修饰窥镜，谓修德行政而听人言、考往事以自鉴也。”[7]更表现了他对君主之德行的重视。

（二）君主之用人

朱熹认为君主必须任用贤臣，这样才能保证君主自身的德行纯美和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他注解《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赋而比也。后，君也。三后，谓禹、汤、文、武也。至美曰纯，齐同曰粹。众芳，喻群贤。言三王所以有纯美之德，以众贤辅之也。杂，非一也。……言杂用众贤，以致治，非独专任一、二人而已。”[8]禹、汤、文、武之所有纯美之德，就在于有众多的贤臣辅佐。朱熹强调君主在任用贤臣之时，要特别注意“杂用众贤”，不是“专任一、二人”，形成一个众贤环绕的理想政治氛围。这不仅是促进君主德行向上的刺激因素，也是“致治”的重要条件，直接关乎着国家治理的成效。朱熹就在“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谅无怨于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弃骐骥之浏浏兮，驭安用夫强策？谅诚郭之不足恃兮，虽重介之何益”一句的解释中说：“言所任得人，无怨于下，则不加威刑，自成美化。不然，则虽有城郭甲兵，不足恃矣。”[9]由此可见，任人得当在治理国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为贤臣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朱熹主张君主应该主动求贤。对于《九辨》中的“骥不骤进而求服兮，凤亦不贪餧而妄食。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朱熹以“言士不求君，君当求士也”[10]释之。这里的解释虽然简洁，但却指出了君主在求贤上所应有的积极主动态度。君主应该放下高贵之躯，礼贤下士，而不是坐等贤士的上门投靠，这里无疑是高扬了贤士在君臣之间的地位、尊严。朱熹所担忧的，就是世有贤才，而君主却不知发现和任用。在《九辨》“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御善御。见执辔者非其人兮，故跼跳而远去”一句中，朱熹解释说：“骐骥，良马，喻贤才也。驽骀，喻不肖。御，谓御马者。此言今世岂无贤才，但君不能用也。马立不常谓之跼。跳，躍也。言彼贤才见君之不能用，故宁远引而去也。”[11]如果君主遇贤才而不能用，很可能使贤才“远引而去”，从而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君主不仅要任用贤臣，而且要辨明忠邪，这也是朱熹在注解《楚辞》所形成的，关于君主用人方面的另一个重要观点。他注《九章》“竭忠诚而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忘伾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言尽忠以事君，反为不尽忠者所摒弃，视之如肉外之余肉。然吾宁忘伾媚之态，以与众违，其所恃者，独待明君之知耳。”[12]自己的拳拳忠心，反被不忠之人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多余之事，但自己之所以不为所屈，其所依据的，就是坚信自己的君主能够鉴别忠邪，迟早会发现自己忠心所在。

　　君主为何能够辨明孰为忠臣，孰为不忠的奸邪之臣呢，其依据何在，朱熹注“言与行其可迹兮，情与貌其不变。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证之不远。”“言人臣之言行既可从迹，内情外貌又难变匿，而人君日以其身亲与之接，宜其最能察夫忠邪之辨。盖其所以验之，不在于远也。《左传》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之谓也。”[13]君主之所以能够察明忠邪，就是因为君主在与臣子每日相处中，可以通过臣子的外在言行，由表及里，进而察乎隐匿的“内情”，进而辨明孰为真正的忠直之臣。

　　朱熹认为，如果君主没能及时察明忠邪，很可能让忠臣身遭祸患。对于屈原的“一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亲君而无他兮，有招祸之道也”一句，朱熹解释说：“不可保，言君若不察，则必为众人所害也。……力于亲君而无私交，固招祸之理也。”[14]朱熹所说的被“众人所害”，其实是指被那些奸邪之臣所害。忠直之臣往往一心忠君，与其他同僚并无太多私交，所以一旦君主没能辨明忠邪，失去了对忠臣的信赖和保护，那么忠臣也就失去了背后的主要依靠，很容易被奸邪之臣所害。

二、论臣子

（一）臣子的职责：忠君爱国

朱熹特别注重君臣这一伦常关系。“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15]把忠视为臣子对君主所应尽的义务所在。

　　朱熹认为，臣子的忠心首先表现在臣子对君主的侍奉上。朱熹注《离骚》中说：“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美人，谓美好之妇人，盖托词而寄意于君也。……言己但知朝夕修洁，而不知岁月之不留，至此乃年草木之零落，而恐美人之迟暮，将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唯恐君之迟暮，将不得及其盛时而事之也。”[16]臣子应该及时追随、侍奉君主，不然岁月流逝，机会错失，难免空留遗憾。

　　忠心爱国侍奉君主时还不能以邀君希宠为目的。屈原《九章》：“思君其莫我忠兮，乎忘身之贫贱。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17]表达了自己忠心事君而不以获得宠幸为目的态度。朱熹默契其指，说：“言我思君，意常谓群臣莫有忠于我者，则是贵近之臣，皆不能致其身矣，故忘己之贫贱，而欲自进以效其忠。然其进也，亦但知尽心以事君而已，固不怀二以求宠也。是以视众人之遇宠，而心若迷惑，不知其所从之门也。”[18]自己所做的单纯只是尽心事君而已，“怀二而求宠”并非心之所愿，而对于其他臣子所得的宠幸，也不心生羡慕。

　　其次，臣子的忠心表现在对君主的劝谏上。朱熹注《离骚》：“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君车宜安行于大中至正之道，而当幽昧险隘之地，则败绩矣。故我欲谏争者，非难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国倾危，以败先王之功耳。”[19]君主应该带领国家行在“大中至正之道”上，而不能行在“幽暗险昧之地”，一旦有所偏差，臣子应该及时进谏。臣子此时的进谏，并不是出于担忧自己的身家性命受到牵连，而是由于自己心系君国，担心出现“君国倾危”之患。可见，臣子直言进谏，是要把自己的祸福利益抛于脑后的，朱熹注《离骚》“余故知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直词进谏，己所难言，而君亦难听。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吃然也。舍，止也。言己之忠言，必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九天，天有九重也。正，平也。灵修，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饰，盖妇悦其夫之称，亦托词以寓意于君也。此又上指九天，告语神明，使平正之，明非为身谋及为他人之计，但以君之恩深而义重，是以不能自已耳。”[20]

　　臣子的直言进谏，君主可能并不采纳，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灾祸，但不能因此而就停止谏言。臣子相君主进谏，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纯粹是因为君主对自己“恩深义重”，进谏不过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而已。

　　值得提及的，就是朱熹对屈原形象的塑造上。屈原其人其事并非为后世的学者所称道。杨雄的《反离骚》对其讥讽说：“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赠欷以于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昔仲尼之去鲁兮，蜚蜚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混渔父之哺歠兮，絜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跖彭咸之所遗。”[21]其言辞带有浓烈的批评之意。逮至宋代，周敦颐、张载、二程等儒者皆未大谈屈原，即使有也是偶尔提及，并未给予充分的肯定评价，特别是在忠君爱国上进行定位。

　　而朱熹完全将屈原塑造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忠君爱国的典型人物。他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22]“然屈原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夫屈原之忠，忠而过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23]认为屈原的《九歌》“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24]，《九章》“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25]。在对屈原作品的具体注解中，忠君爱国之意的描述更是频频呈现，不胜枚举。可以说，屈原是朱熹心目中忠君爱国典范的绝对化身。

（二）臣子的人格操守

作为一名臣子应该有怎样的操守品行，这不仅是个人作风的问题，也是关乎士大夫气节的重要方面，这在朱熹的《楚辞集注》中也是十分注重的一个话题。

　　朱熹首先认为，一名臣子应该时刻保持高尚的操守，特别是良好的道德素养，例如他将《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畮。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解释为：“言己种莳众香，修行仁义，以自洁饰，朝夕不倦也。”[26]将《离骚》“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释为：“言自绳束，不放纵也”。[27]将“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释为：“言动以香洁自润泽也”。[28]这些解释，都是关于臣子要有高尚、雅致情操的清晰而又简洁的表达。

　　一名臣子不仅要时刻修炼高尚的品行，而且要做到不受其他外界因素的干扰，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朱熹释“虽萎绝其亦何伤乎？”“言此众芳虽病而落，何能伤于我乎？”[29]外界环境的纷扰混乱，丝毫不能干扰自己人格尊严。

　　屈原在《离骚》说：“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30]这里表达了他不趋势媚俗的态度。朱熹在这段话的解释中，更将保持人格独立、高尚情操的主张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他说：

　　言我宁奄然而死，不忍为此邪淫之态。……不群，言其执志刚毅，居常特处，不与众鸟为群也。周，合也。员?方柄，不能相合，以其异道故不能相安。贤者之居乱世，亦由是也。……言与世己不同矣，则但可屈心而抑志，虽或见尤于人，亦当一切隐忍而不与之校，虽所遭者或有耻辱，亦当以理解遣，若攘却之不受于怀。盖宁伏清白而死于直道，尚足为前圣之所厚。如比干谏死，而武王封其墓，孔子称其仁也。[31]

　　这里朱熹充分表达了一名臣子应具有的独立操守，特别是身居乱世时，所应有的人格追求。一名臣子应该做到不同流合污，不趋势媚俗，不做邪淫之事，不抱怨他人，宁愿舍弃生命也要保全自己的清白。

　　朱熹看来，在生命与人格之间，当着两者发生冲突时，要以保全人格独立、尊严为首要。他注《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言人生各随气习，有所好乐，或邪或正，或清或浊，种种不同，而我独好修洁以为常。虽以此惑罪于世，至于屠戮肢解，终不惩创而悔改也。”[32]即使被“屠戮肢解”，也要把保全自己的人格尊严，显示了自己坚定的意志。

（三）对奸邪之臣的批判

朱熹《楚辞集注》在歌颂臣子忠君爱国和高尚的人格操守的同时，也渗透着对奸邪之臣的批判。

　　屈原《九章》云：“矰弋机而在上兮，罻罗张而在下。设张辟以君兮，愿侧身而无所。”[33]朱熹认为此句表达了对谗佞之臣的批判，他解释说：“言谗贼之人阴设机械，张布开辟，伤害君之所恶，以悦君意。使人忧惧，虽欲侧身以避之，而犹恐无其处也。”[34]谗贼之臣暗地里手段丰富，布置陷阱罗网，制造出恐怖的政治氛围，使人虽欲躲避却无藏身之处。

　　此外，奸佞之臣往往嫉妒、排斥忠直之士，朱熹注《九章》；“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忠湛湛而愿进兮，妬被离而鄣之。”“言小人外为谀说，以奉君之欢适，情态美好，诚使人心软弱而不能自持，是以怀忠而愿进者，皆为所嫉妬，而壅蔽不得进也”[35]奸佞之臣投君主之所好，阿臾奉承，外表做出美好的姿态，以此来取悦君主，那些忠臣贤士，都是他们打压的对象，以至于无法进于君主跟前。

　　更为要紧的是，奸邪之臣会败坏士风，混淆认知。朱熹注“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萧艾，贱草，亦以喻不肖。世乱俗薄，士无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盖有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于当世，故中材以下，莫不变化而从俗。则是其所以致此者，反无有如好修之为害也。东汉之亡，议者以为党锢诸贤之罪，盖反其词以深悲之，正屈原之意也。”[36]

　　忠贤之臣往往会遭到奸邪之人的嫉妬、排挤，而那些“中材以下”的贤士可能但以抵挡其打击，以致于“变化从俗”，改变立场。而一旦出现历史变故，很可能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是这些贤良之士造成的，从而难以分辨谁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刽子手。朱熹这里用东汉之亡与党锢诸贤的例子，就是在说明奸邪之臣在历史上的罪恶之处。

三、得君行道的理想模式

得君行道，一直是儒家所孜孜追求的理想君臣模式。《孟子》中就有“管仲得君如彼其专”[37]“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38]之语。朱熹同样具有着得君行道的追求。朱熹十分欣赏王安石之得君。“问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聪明绝人，与群臣说话，往往领略不去；才去介甫说，便有于吾言无所不悦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欢。’”[39]此外，朱熹还说神宗与王安石之相遇是“千载一时”[40]，所以在朱熹的眼中，得君行道是并不是一个完全不能实现的梦幻假象。在《楚辞集注》中，朱熹就把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贯穿了进去。

　　屈原《离骚》：“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39]。朱熹注：“言虽己回车反服，而犹未能顿忘此世，故复反顾而将往观乎四方绝远之国，庶几一遇贤君，以行其道。”[42]在这段解释中，朱熹已经将得君行道的理想和盘托出。需要注意的是，得君行道在什么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如果一名臣子，在已经掌握了“道”的前提下，他如何去获得君主的信赖，以行其“道”。这在朱熹看来，其关键在于“遇贤君”，这是臣子得君行道的关键所在，如果不能遇到贤君，那么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终将化为泡沫。

　　既然遇到贤君是臣子得君行道的关键，那么朱熹自然对贤君是十分向往的。屈原说：“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43]朱熹认为屈原此句所表达的意图，正是对贤君的渴求，他说：“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于此又无所遇，故下章欲游春宫，求佚妃、见佚女、留二桃，皆求贤君之意也。”[44]如果所遇之君并非贤明，很可能使君臣双方难以相合，得君行道的理想也无从实现。朱熹注“闺中既以遂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遂，深也。哲，知也。寤，觉也。……哲王不寤，盖言上帝不能察司阍壅蔽之罪也。言此以比上无明主、下无贤伯，使我怀忠信之情，不得发用，安能久与此阍乱嫉妬之俗，终古而居乎？意欲复去也。”[45]君主如果昏庸愚昧，不能进用贤臣，很可能使贤臣心灰意冷，负气离去。所以在实现得君行道的过程中，君主的贤明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朱熹极为渴望的，就是君臣双方的相遇、相合。屈原说：“曰两美其必合兮，……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媒。说操筑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46]朱熹注曰：

　　两美，盖以男女俱美，比君臣俱贤也。……升降上下，升而上天，下而至地也。榘与矩同，所以为方之器以。矩，度也，所以度长短者也。挚，伊尹名。咎繇，舜士师。言陸降上下，而求贤君与我皆能合乎此法者，如汤之得伊尹、禹之得咎繇，始能调和而必合也。…言诚心好善，则精感神明，贤君自当举而用之，不必须左右荐达也。说，傅说也。傅岩，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说抱道怀德，而遭遇刑罚，操筑作于傅岩。武丁思想贤者，梦得圣人，以其形象求之，因得傅说，登以为公，道用大兴，为殷高宗也。[47]

　　这里朱熹已经表明了贤君与贤臣相遇、相合的主张，并用汤得伊尹、禹得咎繇、武丁得傅说的例子，来进行了一番说明。在这种君臣关系中，贤君任用一名“抱道怀德”的贤臣，以此来治理国家，经营天下，所以有些学者指出：“朱熹理想中君主是一个无为而治的虚君。君主只需要以‘纯德’作为天下之标准，并选用一个好人作相即可，其余的事情则由宰相为首的众官员去做。”[48]这种观点不失是对朱熹得君行道理想君臣模式的一种的把握。

四、结语

朱熹之所以在《楚辞集注》主张君主要注重德行、任用贤臣，臣子要忠君爱国、保持人格操守，并抒发对奸佞之臣的批判，表达了得君行道的理想君臣模式，实则是于朱熹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是有极大的关系的。自宋廷南渡以来，佞臣当道，像秦桧、史浩、韩侂胄等辈，都是大权在握，打击异己。当时孝宗皇帝，更是宠幸近习，遑用贤良之士。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士大夫之风气日益败坏，贿赂公行，贪欲无厌，甚至在君国危亡之际首鼠两端，投机取巧。而朱熹之所以选取《楚辞》做注，也是与屈原其人其事分不开的。屈原遭佞臣陷害，流放异地，作《离骚》《九章》等篇章，冀伸己志。朱熹在晚年遭遇庆元党禁，名列伪学党籍，遭到政治打压，身遭贬斥，两者的经历存在着惊人相似之处。朱熹为《楚辞》做注，并非只是发思古之幽情，他正是借古喻今，抒发自己的内心情绪。

　　注释：

　　[1]王霞：《“以德抗势”的回归——论孟子、赵岐和朱熹的君臣观》，《湖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2]周燕芝：《论朱熹的君臣观》，《武夷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3][4][6][7][8][9][10][11][12][13][14][16][18][19][20][22][23][24][25][26[27][28][29][31][32][34][35][36][42][44][45][47]朱熹撰，黄灵庚点校：《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页，第23‐24页，第161 页，第161页，第12页，第162页，第156页，第155页，第34页，第94页，第94‐95页，第11页，第95页，第13页，第13‐14页，第4页，第218 页，第41 页，第92 页，第15 页，第92 页，第15 页，第17 页，第16 页，第15 页，第18 页，第20 页，第98 页，第105～108页，第35页，第20页，第23页，第30页，第31～33页。

　　[5][17][30][33][41][43][46]董楚平：《楚辞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82～183页，第98页，第10～11页，第100页，第12页，第20页，第22～25页。

　　[15][39][4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2页，第3095页，第3095页。

　　[21]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21页。

　　[37][38]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1页，第55页。

　　[48]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是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第178～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