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福建省政协教科卫体委，福建福州 350003；2.中共平和县宣传部，福建平和 363713）
福建虽地处东南一隅，然自唐代以降，文献渐盛，传至宋朝，杨时[1]、罗从彦[2]、朱熹[3]等一批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义道德之风不愧于邹鲁，以至“福建是朱学重镇”成为学界共识。明中期以后，“大江东西以《传习录》相授受，豪杰之士翕然顾化”，[4]阳明心学亦在八闽大地悄然兴起，打破了“朱学一统八闽”的局面。正如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陈支平教授所言：“王阳明及其阳明之学，是继南宋朱熹及其朱子学之后，对闽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的核心元素之一。”[5]推而广之，完全有理由说：王阳明及其阳明之学，是继南宋朱熹及其朱子学之后，对闽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的核心元素之一。
一、王阳明与福建
王阳明与福建的渊源关系颇深，终其一生，曾有“两次半”踏入闽地，不仅留下赫赫事功，也留下过化心迹。在行经事功上，其总制汀州、漳州二府军政达四年之久，且亲履漳南山区征伐靖乱，奏设平和县治，强化了闽粤边界地区的社会治理和人心教化。在学术思想上，心学思想以其良知之精神魅力，冲破藩篱的种种阻隔，得以持续继承、弘扬和发展，深度影响了一大批闽籍士子文人。可以说，其功、其德、其言长期并深度地影响着福建地域文化，阳明学与闽学、阳明文化与闽南文化，一直是相互促进、彼此融合、共同发展的。（一）行经事功
王阳明一生“两次半”入闽:第一次是明正德二年（1507），被贬谪龙场驿丞的赴黔途中，为摆脱追杀而迂道，遁迹到武夷山；第二次是明正德十二年（1517），巡抚南赣汀漳等处，率兵入闽靖寇平乱；半次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奉敕勘处福州三卫所军人哗变，行至丰城听闻宸濠反变，遂返吉安起义兵、平逆叛，不得不中途折返，故称半次。其行迹大致可概括为：遁迹武夷、进军汀州、驻节上杭、平寇漳南、勘乱赴闽。1.遁迹武夷
明正德二年（1507）夏天，王阳明因上疏“宥言官、去奸权、章圣德”而被贬谪贵州龙场驿，在赴黔途中，为摆脱阉官集团的随尾追杀，不得已“讬言投江以脱之。因附商船游舟山，偶遇飓风大作，一日夜至闽界”[6]，然后奔走山径，迂道遁迹而至武夷山。期间逗留山中数月之久。后得高僧点拨，遂决策返回，并题诗壁间：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7]
而后，取道鄱阳湖而返，并于当年（1507）十二月回到浙江钱塘，然后再次启程赴黔就任龙场驿丞。这是王阳明第一次入闽。
尽管学界对《年谱》[8]所记载的阳明先生武夷山之行存有些许疑虑，但查阅建宁府、崇安县、武夷山等地方志书，也有“阳明遁迹武夷”的相关记载。《武夷山志》记述：
王守仁……正德初，抗疏救言官，忤刘瑾，廷杖，谪贵州龙场驿丞。瑾使人要杀之，乃遁迹迂道至闽，经武夷，流连数月而去。[9]
《崇安县新志》的描述与《武夷山志》几近相同：
王守仁，正德初，抗疏救言官，忤刘瑾，廷杖谪贵州龙场驿丞。瑾使人要杀之，乃遁迹迂道至武夷，留数月始去。[10]
《康熙建宁府志》更是明确地指出：
（阳明）先生谪龙场时，逆瑾欲要杀，暂脱迹武夷山中。过化之功，为多士人翕然祀之。[11]
除了上述地方志的记载外，其后裔王复礼[12]还因祖上曾“遁迹武夷”而促成移建王文成公祠于冲佑观前，并结庐于武夷山大王峰下。基于史料这般之多，窃以为“遁迹武夷”应以为是也。
2.进军汀州
明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王阳明莅赣上任不久，便收到福建参政陈策、佥事胡琏等所呈“前方失利”的紧急军情，鉴于当时闽粤两省领兵主帅意见不一，以致各路官兵迟顿不进的情况，便当机立断，于当日挑选2000 名精兵，自赣州起兵，进军汀州，既督令各路官兵火速进剿，又实地追查失事原因。在《钦奉敕谕切责失机官员通行各属》公文中，明确记述其：
本院（王阳明自称）即于当日选兵二千，自赣起程，进军汀州，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略，火速进剿，立功自赎，一面查勘失事缘由。[13]
进军途中，还留下了《丁丑二月征漳寇进兵长汀道中有感》一诗：
将略平生非所长，也提戎马入汀漳。数峰斜日旌旗远，一道春风鼓角扬。莫倚贰师能出塞，极知充国善平羌。疮痍到处曾无补，翻忆钟山旧草堂。[14]
这是王阳明第二次入闽。
“漳南战役”之后，在班师回赣途中，王阳明还在汀州府逗留数日之久，并随地讲学其间，还将知府唐淳[15]带往赣州随军征战。
有关阳明先生此次入闽，一些谱牒亦有记述。如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光绪庚辰重修浙江嵊县《剡溪王氏宗谱·卷七·仕宦志》中，记有明代王厚之传记一篇，题为《宁化公志》，记载其担任福建宁化县丞期间的事，有曰：
公为民无礼，故讨其词而纳之袖，民辄哗，不得已以词还民，而令以为公嗾，反罹罪而听谳矣。幸王文成公莅境，得白。[16]
可见，阳明先生此次入闽，于国家社稷、或于家族士民，都产生重大影响。
3.驻节上杭
明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率兵入闽征漳寇，“亲率诸道锐卒进屯上杭”，驻节屯兵于当时漳南道的道衙所在地的上杭县。期间，王阳明住在察院行台（今上杭县城瓦子街），之后“乘贼怠弛”，赶赴漳州各营督战。平定漳南“山贼”之后，于当年（1517）四月，班师返回上杭驻地，因上杭地区久无降雨，旱情严重，应民众之请而祈雨，“一雨三日，民大悦。有司请名行台之堂，曰‘时雨堂’，取王师若时雨之义也；（阳明）先生乃为记。”[17]期间，有感而作《祈雨二首》以及《回军上杭》《闻曰仁买田霅上携同志待予归二首》等不少诗句，描述其于驻节上杭的心事。此外，还为上杭城百姓修浮桥、兴教化，对上杭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杭县志》记曰：
正德十二年[18]，南赣巡抚王守仁征漳寇驻节于此。遇旱而雨，因改清风亭为时雨堂。[19]
4.平寇漳南
明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率兵入闽，深入闽粤交界的漳南地区[20]打响了他建立功业的第一仗——漳南战役。历时两个多月的征剿平乱，先后攻破了45座“山寨”（其中福建32座、广东13 座），肃清了盘踞于此“掠乡村，虏财物，杀良民”，为害一方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山民暴乱。此外，还采取剿抚并重、恩威并济之策，妥善安置了数千名“山贼”及其贼属，使之安居乐业，得“以绝觊觎之奸，以弭不测之变”，杜绝乱乱相承之弊。息兵绥靖之后，王阳明立足于“明德亲民”的经世思想，深入分析边界地区民众沦为“流劫之贼”、社会矛盾激荡四起的原因所在，提出“析划里图，添设新县”的“开其自新之路”，探索了“添设县治，以控制贼巢”的长治久安之策，两度上疏奏请朝廷添设“平和县”，并将小溪巡检司移置枋头（今平和县芦溪镇漳汀村）。福建平和，因此成为阳明过化之地，也是其“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理念的重要萌发地和先行践履地。
5.戡乱赴闽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福州三卫军人进贵等胁迫众兵士谋叛哗变，王阳明奉命前往勘乱。行至丰城时，得知宁王朱宸濠[21]举兵造反、直指朝廷政体一事，眼看形势紧急，当机立断，火速折返吉安调集军马，组织兵力，修理器械舟楫，准备起兵讨叛；同时向各地发出征讨檄文，揭露宁王的叛逆罪责，号召列郡起兵讨伐。仅用43 天时间，就平息了宁王处心积虑准备十多年之久的叛乱，扶社稷于将倾。
王阳明赴闽戡乱途中，闻变而返，可谓是“半次入闽”。此次的赴闽之行，虽是半程而返，但却为其平定宁王叛乱赢得了时间与先机、赢得了主动与胜算。
（二）闽籍门人
除了黄宗羲《明儒学案》[22]列举的郑善夫[23]、马明衡[24]之外，还有不少与阳明交往密切的闽籍官员、士绅，曾在正德、嘉靖年间亲炙于阳明先生门下，成为闽籍阳明门人。如泉州府的邱养浩、王慎中、黄澄、叶宽、林同、郑岳、林希元、黄河清，兴化府的林富、林俊、林宽、林应骢、林学道、林以吉、朱淛、王大用、陈国英、陈大章，福州府的黄泗、马森、谢源、郭辚、黄铭介、黄中，汀州府的童世坚……他们都是阳明的门人，通过其家族内部、交游结社等方式宣扬、传播良知学，从而使“阳明学”在传统的“朱子学”重镇福建的影响逐步扩大。王阳明与这些闽籍门人的交往经历，可从《王阳明全集》中找到蛛丝马迹。如《与马子莘》提到“莆中故多贤，国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与切磋砥砺者，亦复几人？”[25]又如在给莆田人林以吉[26]的书信中讨论圣人之学时，言及：
子闽也，将闽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听也。予越也，将越是求；而子言予以闽之道路，弗之听也。夫久溺于流俗，而骤语以求圣人之事，其始也必将有自馁而不敢当；已而旧习牵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决；已而外议夺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馁而求有以胜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进之，吾见立志之难能也已。志立而学半，四子之言，圣人之学备矣。苟志立而于是乎求焉，其切磋讲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穷也哉？[27]
从中可见，王阳明生前有着众多的闽籍门人，并非《明儒学案》及《明史》“闽中学者率以蔡清为宗，至明衡独受业于王守仁。闽中有王氏学，自明衡始”[28]的断论。正如浙江社科院研究员钱明在《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所指出的：黄宗羲淡化处理闽中王门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能因此得出福建地区没有阳明学者，因此也不存在“闽中王门”的结论。[29]
因此，福建地区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闽中阳明门生、后学，而这些都无疑是阳明后学研究中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也是构建阳明福建地域文化的切入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近年来，福建有关方面积极推动举办了“王阳明与平和”“阳明学与闽南文化”“阳明学在福建”等主题学术研讨会，以及海峡两岸（福建平和）阳明心学高峰论坛，颇受国内外阳明学界的关注与支持。[30]
二、阳明后学与福建
自明正德以降，一大批亲得王守仁之炙的阳明弟子以及阳明后学入闽担任各种职务，如巡按福建的聂豹、耿定向、许孚远，福建参政黄宗明、张时彻、顾梦圭，福建按察使徐用检、邹善、江以达，福建提学耿定力、徐即登、朱衡，知府李大钦、皇甫濂、施邦曜，郡府推官黄直、黄弘纲、徐阶，知县何春、胡邦翰、王梓，县邑教谕刘邦采、王翥、潘日升，甚至还有谪戍镇海卫陈九川、李材……等等，举不胜数。这些阳明门人、后学在福建各地履职，随地讲学布道，一时蔚然成风，从学者蜂拥而至，以致深度影响了福建地域文化的嬗变，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福建人。（一）讲学传道
不少入闽履职的阳明弟子以及阳明后学，凭借其拥有的特殊政治地位，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充分调动各种政治、财力、人脉等社会资源禀赋，致力弘扬、传播阳明学，讲授不止，耕耘不缀，影响至深。这里列举几位阳明门人、后学，以窥见一斑。1.阳明再传弟子钱德洪弟子徐用检[31]，于明万历年间担任福建按察司副使，启发、改变了福建著名学者李贽[32]的学术思想，并成为李贽的重要师友。正如李贽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自述：
余（李贽）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33]
可以说，李贽是被徐用检所诱惑、引导，服膺王阳明的良知学，从一名“不信道”“见道学先生则尤恶”的倔强者，蜕变而成为一位阳明后学重要人物、“泰州学派”的代表，创立了绝假纯真、真情实感的“童心”说。
2.阳明再传弟子邹守益弟子李材[34]，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入闽，谪戍镇海卫(今龙海市隆教乡镇海村)三年。期间，李材老当益壮地高扬教化之旗，广聚徒、勤讲学，全身心投入到阐发阳明心学要义之中，以至“学徒益众”，期间定期还到漳州龙江书院（今漳州市政府大院）、南靖安福寺（今南靖县靖城镇区）等地讲学布道，传授不止，使得阳明学在漳郡勃兴振发，吸引八闽学者踏至而来，成为福建王学传播中心。从《正堂书稿》中，就收录了李材与潘庭礼、吴道濂、洪启源、林凤翔等几十位漳籍阳明后学的学术问答。之后，李材还到武夷山讲会游学，其门人福建提学副使徐即登还专门修建“见罗书院”，供其讲学，广招延平府、建宁府、兴化府的门徒，让“闽之士耳目新安久矣，能一旦得习课，而脱然于章句之外也乎?又能一旦因习课而豁然于课之先也乎?”[35]
3.阳明后学许孚远[36]，学宗良知，为阳明正传，于万历二十年（1592）担任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排黩玄虚，躬修务实，不遗余力地传播心学。正如其好友、素有“福建三君子”之称的叶向高[37]所言：
先生（许孚远）在闽，抚政之暇，多延见土大大及诸生讲明理学。闽人故株守紫阳绪说，不敢为高论，而先生尺尺寸寸，一禀于伦常，其词旨贯穿淹洽，听者忘倦，以是多所感发兴起。先生又创共学书院，置膳田，风教大行矣。[38]
同时也使叶向高以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避免走向王学末流的歧途。许孚远还时常与晋江著名学者何乔远、连江名士陈第等闽籍学者多有往来，促进明中后期福建学风转向“黩虚倡实”的好风气。
4.阳明同邑、后学施邦曜[39]，于明天启年间到任漳州知府，执掌漳郡八年期间，以王阳明为楷模，践行先生学说精神，力施仁政，遇旱为祷，遇饥煮粥，恤孤怜穷，扶善锄强，治漳之功有如阳明平漳之绩,“四明施公莅吾漳八九年，漳郡之于四明，犹虔、吉之于姚江也”。[40]当地百姓还为其立生祠，塑像称神膜拜，誉为“施太爷”，数百年来始终如初，香火不灭。同时，施邦曜既是王阳明思想的积极继承者，又是阳明心学的修正者，对王学末流静坐恍惚、心偏向进行修正，强调“道要诸诚意，而工夫尽之致知格物”，格物正是修养和事功的统一；针对明末王学末流忽略事功业绩、坠入禅机的弊端，提出改变学风、更新观念,重视富强功利，培养“经济手”的主张，强调富强功利，渴求经世人才；在“宗王而不悖朱”宗旨的指导下，施邦曜去异求同，把二者分歧调和起来。总之，施邦曜对王学的理论修正是比较突出而务实的，吸收融会了朱熹、王阳明和唯物论的一些理论特点，在格致观、知行观、功利观方面，突破了朱王的格局，向唯物论方面迈出了一步。
（二）刊刻著述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即使是在传播媒介繁多、技术发达的今天，书籍依然是传播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更何况是在几百年前的明代。明嘉靖年间，《传习录》在闽重刻，闽人丘养浩[41]辑刊《居夷集》刻本；崇祯年间，《阳明先生集要》在漳州首刻刊发，闽人李贽辑刊《阳明先生道学钞》刻本……这些书籍的刊发，使得阳明学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形成强大的学术思潮。明嘉靖三年（1524），泉州人丘养浩时任浙江姚令（余姚知县），将王阳明被谪贬贵州龙场期间的诗文汇编成《居夷集》，刻于余姚，是现存最早的阳明先生诗文集，刻于阳明先生生前，可谓是珍稀之本。该刻本现存于上海图书馆。
明嘉靖七年（1528），时任监察御史、巡按福建的聂豹[42]与谪戍镇海卫的陈九川[43]，都是阳明门人，相互往来商订，一起重刻《传习录》，让福建民众以更加通俗易懂、更加接地气的形式接受阳明学。陈九川在镇海卫根据当地学生的客观需要，有针对性地重加校正、删复纂要地编辑《传习录》六卷，再由聂豹在福州养正书院刊刻发行，成为当时福建推广阳明学说的重要书籍。正如聂豹在《重刻传习录序》所言：
是《录》也，答述异时，杂记于门人之手，故亦有屡见而复出者，间尝与陈友惟浚（九川），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刻之八闽，以广先生之觉焉。[44]
很可惜，这部在闽重刻的《传习录》，现已失传。此外，聂豹还在福州重刻王阳明的《大学古本》。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泉州人李贽被湖广佥事冯应京逐出麻城，应工部尚书、总理河漕刘东星[45]的邀请，与学生汪本钶等人，抵山东济宁，住在刘东星官署。刘东星还派人向吴明贡借取《王文公全书》一书，拿到济宁，供其抄录。李贽非常高兴，爱不释手，终日研读，闭户抄录，“每见其于不释手抄写，虽新学小生不能当其勤苦也”。万历二十八年三月廿一日（1600年5月3 日），李贽完成了一部当人们“处上、处下、处常、处变之寂，上乘好手”[46]的“嘉惠后世之君子”大作——《道学钞》的编录，流传至今400 多年，堪称不朽之文献。《道学钞》八卷，收录了116 篇王阳明文稿、6篇有关王阳明的奏疏以及其年谱。
明天启、崇祯年间，阳明后学施邦曜担任漳州知府期间，研读《王文成公全书》之余，深感其既有“帙卷多、篇幅大”之弊，又有“携带烦、阅读难”之困，遂将其按理学、文章、经济三帙归类整理，汇编成《阳明先生集要》三编十五卷，并于明崇祯八年（1635）授梓于平和知县王立准[47]督刻，书成被誉为“崇祯施氏刻本”。该刻本建立了新的诠释体系和评点内容，是后来多家翻印刻本之底本，与隆庆谢廷杰刻本并列为阳明著作两个极为重要的版本。颜继祖在《序》中肯定了《阳明先生集要》的重要价值，大褒施邦曜的贡献。赞曰：
今海内学士大夫，得先生片楮只字，不啻彝鼎，钦而蓍蔡肃之。吾漳僻在海隅，罕睹全书，闲拾残篇，仅啜一脔，殊为恨事。四明施公敏而好学，公余取先生全集而诠次焉，分理学、经济、文章，凡十五卷，付诸杀青，与世共宝，可谓姚江之功臣，闽南之教主矣。[48]
《阳明先生集要》将阳明心学的传播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巅峰，为阳明学的传播发展作出了贡献。这部初刻于平和的著作，不仅是国人学习研究阳明学的基本资料，同时也对阳明学走向世界有着非凡的意义。美国人亨克（Frederick G.Henke）是向西方介绍推广阳明学的第一人，于1916年出版发表的《王阳明的哲学》，其主体正是刻于平和《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的英译本。[49]目前，这部《阳明先生集要》（平和崇祯刻本）仅存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2018年，平和县将其影印500册。
可见，福建在编辑、刊刻阳明学著述方面，颇有斩获，为阳明学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三、阳明学影响闽南文化
明中后期，除了一大批阳明门人、后学入闽任职、谪戍、游学，将“王学”传入福建之外，还有一大批闽籍士绅、学子对“王学”的尊崇与好学，负笈远走四方，求学于阳明门人、后学，学成归梓，办学堂、招门徒，使得“王学”风靡八闽，点亮“闽中王门”的灵光。单单漳州地区，史料有记载的阳明后学就有30多名。这里列举四个闽南学子，就足以说明。闽籍阳明后学的佼佼者当属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杰出人物——李贽[50]，称赞“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对王阳明的著述,以“不得不信之矣”的态度接纳并汲取养分，曾与“王学左派”的泰州学派何心隐等交往,并拜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为师。李贽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离经叛道”思想的源头，正是来自王阳明“反对传统的儒家学说，对六经持怀疑态度”[51]，打破了对“经”的迷信，承认主体自主道德选择合理性和必要性等观念。李贽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同样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在继承王阳明“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的模样”[52]的基础上，强调“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53]，极力反对封建道德的虚伪性。李贽的这一主张对晚明文坛也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黄道周[54]对阳明先生的学术事功也是推崇备至。在《阳明先生集要序》《重建王文成公祠碑记》等文章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王阳明的钦慕，所发出“不同时兮安得游？登君堂兮不得语，耿徘徊兮中夜”[55]那种“因所处时代不同而不能步入王阳明门下”的遗憾与感慨。同时，黄道周在讲学时，采取“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客观态度，引用了一些陆王心学的思想观点。正是因为黄道周对王阳明事功、学术成就的尊崇以及对其学说的接受，以至于有人将其直接归入王学。尽管这样的观点有点偏执，但也有一定的道理。清代学者袁翼的观点似乎更为客观，认为：“石斋湛深经术，私淑阳明而所谓心学者，微有转手。”[56]
李光地[57]虽以程朱理学为宗，但在研修朱子学过程中，发现朱子学并非完美无缺，于是对陆王心学的思想因素也积极吸取。他曾推崇说：“王阳明讲‘立志’，及‘人放下时须振起，人高兴时须收住’，皆是其自己得力处，言之亲切警动，亦极好。至于说万物一体处，……其论甚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
光地之学，源于朱子，而能心知其意，得所变通，故不拘泥于门户之见。其诂经兼取汉唐之说，其讲学亦酌采陆王之义，而于其是非得失，毫厘千里之介，则辨之甚明，往往一语而决疑似。
可见，李光地是一位“朱王会通”的典型人物，与许多明末清初的闽籍学者一样，善于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兼容并包各种流派学说，在维护朱学的尊严的同时，又能充分肯定王学的价值，甚至提出：“致良知之说以辅佐朱子则可，以之攻朱子则同室操戈，是断不可”[58]的观点。纵观晚明至民国时期的福建学风，“朱王会通”不失为福建学者有别于其他省份的一大特色。
林语堂[59]是近代的文学大师，积极倡导闲适、性灵的文学风格。其实最早提出“闲适”的是阳明后学、“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60]，他认为“世间第一等便宜事，真无过闲适者”“闲适人生，做大自在人。”可见，林语堂的闲适、性灵文风，与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情至说、公安派的性灵说一样，深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林语堂称赞“王阳明讲良知，是儒家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之成功者”[61]，曾手书箴言“所学非所用，不知亦能行”[62]，可见其知行观深深烙上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印记。不仅如此，林语堂还认为“聪明以为可以做的事，但良知以为不可以做，就不要做，聪明以为不可以做的事，但良知以为可以做，就去做。良知为主，聪明为奴，其人必善良，良知为奴，聪明为主，其人必奸诈……所谓善恶，无非良知，行事凭良知，一切都会好，行事凭聪明，一切都会坏。”[63]林语堂的这一观点，正是继承了王阳明那种“只凭自己的良知行事，不行掩饰，不取媚于世”的思维风格。不难推断，出生于阳明奏立之县的林语堂，其思想、文风都是吸收了阳明心学的精髓。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同样，阳明学也对闽南地区的人文思想、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和积极作用。可以说，阳明学改变了闽南人的思维方式，使得追求思想解放、冲破限制束缚成为闽南文化的重要因子，强化了闽南人崇尚实用、追求功利的社会伦理价值取向，推动闽南人形成冒险、务实、多元的人文特性，促进了闽南人由“重农抑商”向“重商经商”思想观念的转变，形成“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结、豪侠仗义，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闽商精神文化。
四、结论
王阳明与福建颇有渊源，其“两次半”入闽，留下了显赫的功绩，强化了边界地区的社会治理，也留下过化的心迹，其学说思想在福建冲破了“朱学重镇”的藩篱，得到持续继承、弘扬和发展，既形成“闽中王门”的人文体系，又深刻影响了福建地域文化，形成“朱王会通”的福建学风，同时对闽南地区的人文思想、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和积极作用。注释：
[1]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南剑西镛州龙池团(今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人。北宋哲学家、文学家、官吏。熙宁九年进士，历官浏阳、余杭、萧山知县，荆州教授、工部侍郎、以龙图阁直学士专事著述讲学。先后学于程颢、程颐，同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又与罗从彦、李侗并称为“南剑三先生”。晚年隐居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一生精研理学，特别是他“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建有筚路蓝缕之功，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
[2]罗从彦(1072～1135)，字仲素，号豫章先生，出生在南沙剑州，宋朝经学家、诗人，豫章学派创始人，与杨时、李侗、朱熹并称“闽学四贤”。宋淳七年(1247)赐谥文质，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诏祀孔庙。
[3]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西婺源，出生于福建尤溪，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一生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注》《太极图说解》等，世尊称为朱子。
[4](清)沈定均修，吴联薰纂，陈正统整理：《漳州府志》（光绪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38页。
[5]陈支平：《闽南文化普及的有益尝试——张山梁的<王阳明读本—“三字经”解读本>》，《闽南文化研究》（2018 年第3期。
[6](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53页。
[7]《王阳明全集》，第1353页。
[8]指钱德洪所编撰的《王阳明年谱》。
[9](清)董天工编：《武夷山志》，武夷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568页。
[10](民国)刘超然、吴石仙主修，郑丰稔、衷干修纂：《崇安县新志》，厦门：鹭江出版社，2013年，第745页。
[11](清)张琦修，邹山、蔡登龙纂：《康熙建宁府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
[12]王复礼，字需人，号草堂，钱塘人，王阳明六世裔。性孝友，著述颇多，有《武夷九曲志》《王子定论》《家礼辨定》等。
[13]《王阳明全集》，第599页。
[14]《王阳明全集》，第821页。
[15]唐淳，字文厚，广西临桂人，时任汀州知府，征寇有功。
[16]朱刚：《王阳明宁化行迹稽疑——以〈剡溪王氏宗谱〉宁化公志为中心》，《人文嵊州》2020年第1期。
[17]《王阳明全集》，第1369页。
[18]《上杭县志》原文是“正德十四年”，明显错误也。故改之。
[19](清)蒋廷铨纂编，唐鉴荣校注：《上杭县志》，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厦门：鹭江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20]大致范围在今福建省平和县的九峰镇、长乐乡、秀峰乡、芦溪镇，永定区的湖山乡、湖雷镇，广东省大埔县的大东镇、枫朗镇、百侯镇、西河镇一带区域。
[21]朱宸濠(1479～1520)，明代宁王朱权的第四代继承人，明太祖朱元璋五世孙，宁康王朱觐钧庶子，出生于南昌，祖籍安徽凤阳。正德二年，宸濠先后贿赂太监刘瑾等人，恢复已裁撤的护卫，畜养亡命，劫掠商贾，窝藏盗贼，密谋起兵。又企图以己子入嗣武宗，取得皇位。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借口明武宗正德帝荒淫无道，集兵号十万造反，革正德年号，并发檄各地，指斥朝廷。略九江、破南康，出江西，率舟师下江，攻占安庆。四十三天之后，朱宸濠大败，被王阳明所俘。
[22]《明儒学案》是清代黄宗羲创作的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传统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全书一共62卷。《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全书一共记载了有明一代210位学者。《师说》总纲之后，分别列出了十七个学案，大致依据时间先后推移次序和学术流派传承关系。
[23]郑善夫（1485～523），字继之，闽县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任户部主事、礼部主事、礼部员外郎。
[24]马明衡（1491～1557），字子莘，号师山，福建莆田人；正德十二年(1518)进士，授太常博士。
[25]《王阳明全集》，第243页。
[26]林以吉（生卒不详），福建莆田人，王阳明忘年交朋友林俊的侄儿。
[27]《王阳明全集》，第254页。
[28](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464页。
[29]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5页。
[30]2018年5月，在福建平和县举办“王阳明与平和”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在平和举办“首届海峡两岸（福建平和）阳明心学高峰论坛”。2019年7月，在漳州市区举办“阳明学与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并成立朱子学会阳明学专业委员会。2020年8月，在漳州东南花都举办“阳明学在福建”学术研讨会。
[31]徐用检(1528～1611)，字克贤，号鲁源，浙江金华府兰溪人。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进士。王阳明门人钱德洪的弟子。
[32]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福建泉州人。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最后被诬下狱，自刎死于狱中。其重要著作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史纲评要》。
[33]《王阳明全集》，第1779～1780页。
[34]李材(1519～1607)，字孟诚，学者别称见罗先生，江西丰城人。嘉靖四十年(1562)进士。王阳明门人邹守益的弟子。
[35]谢肇淛：《小草斋集》文集卷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36]许孚远（1535～1604），字孟中，号敬庵，浙江德清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明史》载：“二十年（1592）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孚远笃信良知。”
[37]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福清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明代政治家、文学家。谥“文忠”。
[38]郑礼炬著：《明代福建文学结聚与文化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830页。
[39]施邦曜（1585～1644），字尔韬，号四明，浙江余姚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历任顺天武学教授，国子监博士，工部营缮主事，工部员外郎。时奸臣魏忠贤当道，施邦曜不与附和。魏忠贤刁难，不成。迁任屯田郎中，期后迁任漳州知府，善于断案，辑评《阳明先生集要》。迁任福建副使、左参政，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有政绩。历仕南京光禄寺正卿，北京光禄寺正卿，改任通政使，起用为南京通政使。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任用为左副都御史。殁后赠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谥忠介；清朝赐谥忠愍。
[40]《王阳明全集》，第1697页。
[41]丘养浩，字以义，号集斋，福建泉州人。明明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拜监察御史。疏劾近侍陈钦，谪永平(今河北卢龙县)推官，未行，赐还职，授余姚知县，提督南几学校，董视山陵大工，升南京大理寺丞转大理寺少卿，后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官终江西巡抚。
[42]聂豹（1487～1563），字文慰，号双江，江西省永丰县（今江西永丰）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华亭县令，升御史，历官苏州、平阳知府、陕西副使、福建道监察御吏、后又巡按福建、进兵部右侍郎、改左侍郎。嘉靖三十一年任兵部尚书，后加太子太保，赐祭九坛，入豫章理学祠、吉安鹭洲忠节和青原五贤之一。
[43]陈九川（1494～1562）字惟溶，又字惟濬，号竹亭，江西临川人。阳明心学江右重要人员之一。明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太常博士。武宗南巡寻欢作乐，疏谏反对，触怒武宗，入狱，罚跪午门的五昼夜，几死廷杖，削为民。世宗即位后，复任礼部主客司郎中，又因改革旧制，得罪权贵，遭诬陷入狱，流放镇海卫（今福建龙海市）。
[44]《王阳明全集》，第1759页。
[45]刘东星（1538～1601），字子明，号晋川，山西沁水县人。隆庆二年进士，工部尚书。
[46]《王阳明全集》，第1779页。
[47]王立准，字伯绳，别号环应，浙江临海人，是阳明再传弟子王宗沐之孙，从小在家庭就接受阳明学熏陶，尊崇王阳明。明崇祯六年（1633）始任平和知县，九年（1637）升任连州知州，历时三年有余。
[48](明)王守仁原著，(明)施邦曜辑评，王晓昕、赵平略点校：《阳明先生集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序言第8页。
[49][美]GeorgeL.IsrasI,《1916年前西方文献中的王阳明》，《第十八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阳明文化国际论坛论文集》（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年，第17页。
[50]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自李卓吾开始。
[51]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
[52](明)王守仁撰，王晓昕译注：《传习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27页。
[53]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54]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漳州府漳浦县(今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改庶吉士。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1645～1646 年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首辅)。因抗清失败被俘。隆武二年(1646)壮烈殉国，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
[55]《王阳明全集》，第1697页。
[56]陈良武：《王学在闽南的传播及其对黄道周的影响》，《阳明学与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单列本第14页。
[57]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泉州府安溪(今福建安溪)人，清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翰林学士、兵部右侍郎、直隶巡抚，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号“文贞”。
[58]吴震著：《颜茂猷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161页。
[59]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
[60]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一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湖北省公安县人。明万历十九年(1591)进士，历任吴县知县、礼部主事、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郎中、国子博士等职。明代文学反对复古运动主将，既反对前后七子摹拟秦汉古文，亦反对唐顺之、归有光摹拟唐宋古文，认为文章与时代有密切关系。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提出“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袁宏道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史称公安三袁，由于三袁是荆州公安县人，其文学流派世称“公安派”或“公安体”。
[61]林语堂：《哀莫大于心死》，《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拾遗集下》，第99页。
[62]该箴言复印件收藏于平和县坂仔镇的“林语堂文学馆”。
[63]林语堂：《哀莫大于心死》，《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拾遗集下》，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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