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建华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漳州 363000）

　　新加坡自1819 年英国人莱佛士开埠以后的历史是比较明晰的，现今新加坡华人社区也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与发展而来的。而在此之前，新加坡因为地处印度洋与南海的要冲，曾一度繁华过，只不过被更强大的爪哇帝国满者伯夷给掠夺摧毁一空，已经在十四世纪末就荒废了。

　　自1511 年葡萄牙人东来之后，荷兰人、英国人等欧洲列强也相继进入印度洋与南海，在寻找香料的同时，都渴望与富庶的中华帝国贸易，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乃至为后续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打基础。英国人来得比较晚，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人基本把南海诸岛沿岸港口分割完毕，并极力排挤英国人。英国人虽然也一度趁着欧洲战局混乱之际，占领了爪哇以及马六甲等荷属殖民地，但在1819 年莱佛士登上新加坡河岸之前，大概只剩下苏门答腊的明古连以及远离马六甲海峡要冲的槟榔屿。其时，靠近爪哇那头的巽他海峡被荷兰人完全掌控，马六甲海峡也被荷兰人钳制住了靠近印度洋的那一头，荷兰人对于靠近南海这头的廖内群岛的马来苏丹施加了很大压力，正跃跃欲试加以控制，逼得英国人无路可走。英国人莱佛士熟悉马来历史，在英国殖民者同行尝到了占领马六甲又不得不放弃的酸甜苦辣之后，他努力在马六甲海峡靠近南海的这一头寻找可靠的港口基地，以确保至少有一条海上航线可以提供给英国殖民者同僚通行，从而保障大英帝国未来在南海这头的殖民利益，新加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埠的。莱佛士极力倡导的自由商业港口的政策，相对于荷兰人、葡萄牙人的垄断政策实在高明太多，立刻吸引了印度洋与南海原有的大量的商业人脉与资源，对于近在咫尺的中国的沿海民众亦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加坡的繁荣指日可待。甫一开始，传说广东台山人曹亚珠就被英国人莱佛士驱为前锋，率先把英国国旗插上了新加坡河畔。后续则有马六甲、槟榔屿等土生华人，以及早已经在新加坡周边港口城市谋生的华人，外加中国原乡源源不断南下的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的加入。华人可谓全程参与了新加坡的建设，并随着它的发展而发展，最后成为了这个中外闻名的港口城市的人口的多数，直到新加坡最后立国都是如此。

　　其中，入清之后，随着潮、粤、客等方言帮“下南洋”谋生的人数的显著增多，他们在英属海峡殖民地三州府之一，即最后开辟的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吃重，从而能够拥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此从容建构以“原乡式”民间信仰为核心的日常社会生活，潮籍方言帮的粤海清庙、粤客方言帮的海唇福德祠与福德祠绿野亭公会的创建与发展，正是这一历史轨迹的具体反映。

一、粤海清庙

如果依据现存的碑铭等文物，而不是无文字的民间传说等口述材料来看，粤海清庙无疑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华人民间宫庙，主祀神为天上圣母与玄天上帝。粤海清庙留存有清己卯年元月的石质香炉一个，一般被认为是在1819年[1]，上有“金协成喜敬”“天恩公”等字样。这时间几乎与莱佛士踏上新加坡河岸的时间相一致，华人商号金协成已然向位于新加坡河岸上的粤海清庙敬香酬神，并敬献香炉一个。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新加坡已经有不少潮籍华人在那种植甘密等经济作物，有名可考的有陈源夏、陈阿鲁、王端诸人。“不住在种植园的中国人则沿着河岸，在天猛公村落后面盖了房舍。他们接受他们‘华人甲必丹’的管辖。”[2]据潘醒农考证，“据传在新英人莱佛士未抵新加坡之前，新加坡为一渔村，马来苏丹居住在石叻门。有海阳人十余名，每受巫人残杀，乃由暹召集潮侨前来，居住于山仔顶，即今粤海清庙宫地。嗣后庵埠东溪人王钦（十八万胜之后）及王丰顺两人，首先航海来星，为潮侨首领，建粤海庙，创义安郡。”[3]另外，按照Jason Heng 的说法，“王钦（陈亨钦）和王丰顺二人皆是开埠前新加坡的潮州首领，并于1819～1820 年间在新加坡河畔建立一座妈祖神坛，即粤海清庙的前身。”[4]以上引文显示，粤海清庙可能早就存在新加坡河畔，金协成商号/船号于1819年元月前往粤海清庙祭祀之事估计不假。“粤海清庙最初据谓系一座亚答屋，为林泮等所建，至清乾隆三年已改建多次，清道光丙戌年改建一次，最后一次（系第六次）之重修，系于光绪廿二年丙申（一八九六）三月二十五日，督造人为陈绵捷。”[5]针对于粤海清庙相对简陋的祭祀场所，金协成敬献一个原乡常用的高大厚重的石质香炉作为粤海清庙诸神明更好的依凭所在，显得十分有意义，也符合常规状态下酬神的标准做法。假使其时粤海清庙是砖瓦土木结构的宫庙，按照惯例，金协成敬献匾额可能会更合时宜。

　　而到了1826 年，粤海清庙的信众集中敬献了多幅对联与两个香炉，虽刻有纪年的只有两幅，分别为“道光丙戌仲夏/梅邑众治子仝敬刊”的“厚德同天广荫群生恩有再/母仪称圣功超众庶福无边”“道光丙戌夏月梅邑众治子仝敬刊”的“道本真通总摄灵源归静穆/魔凭武伏还将生气寓威严”，以及道光六年曾四合敬献的“玄天上帝”石香炉，及同款式同材质无纪年与敬献人名的“天恩”香炉各一个。其中还有没纪年没有敬献人信息的对联多幅，比较重要的有“恭贺圣母元君荣陛/沐恩广府宁邑众弟子仝敬”的“圣德配天海国慈航并济/母仪称后桑榆俎豆重光”，“恭贺玄天上帝荣陛/沐恩广府宁邑众弟子仝敬”，丁荷生与许源泰认为是1826 年信众敬献的。[6]综合上述文物的历史信息，1826 年粤海清庙得到了重建是没什么大的疑问的。其时新加坡的英国殖民者已经摆平了与柔佛苏丹以及欧洲老对手荷兰人之间的政治麻烦，也得到了英国殖民政府的重视，可以一心一意地大搞自由商业港建设，各地的华人商船来往频繁，在新加坡谋生的华人等不同族群也随之稳定下来。

　　林纬毅曾收集到一份1967年出刊的《万世顺公司颁发端蒙中学生助学金启事》，里中写到“本公司为潮人之慈善宗教信托机构，其创立年代，远在汽船未发明之前，当时各行行潮、暹、粤、星等地之高大帆船（俗称红头夹板船），船员搭客及有关寄货商号，为谋联络感情，并可于各船安抵星洲后，到粤海清庙主持祭祀天后圣母，虽发起组织。盖习俗相传，咸认为天后圣母为掌管海中权威之神，凡远涉重洋，虔诚祷求者当获保佑，而可免虑险阻，沿途风平浪静到达目的地；至于万世顺名称，则采用万事风调雨顺之义。”[7]万世顺公司如此宣称其创建并管理粤海清庙，并牢牢把持了粤海清庙天后圣母的祭祀权，显然二者历史渊源颇深。“万世顺公司的设立是为了管理据称在1820年创立的妈祖庙，主持祭祀妈祖。”[8]因为史料的缺失，对于新加坡开埠前后粤海清庙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甚至出现说法矛盾的地方，但1826年以后，粤海清庙信众活跃度突然变得很高，除了前述的对联与香炉，后续还有道光十七年（1837）陈仁合向粤海清庙天后圣母敬献了标有“风调雨顺”字样的铜钟、道光十八年（1838）沐恩弟子潮府海邑洽峰炉向玄天上帝敬献铜钟，道光癸卯年（1843）沐恩弟子杨永昌敬酧的“粤海清庙/玄天上帝”“粤海清庙/天后圣母”仪仗牌一对。只刻有“甲辰年孟冬”（1844）、“合境平安”字样的天恩炉一个，无具体敬献人，似乎是粤海清庙自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万世顺公司对于新加坡开埠后的粤海清庙的重建与香火兴盛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而1826 年粤海清庙的重建很有可能是砖瓦木结构，因此其后才能悬挂两口大铜钟与那么多的对联与牌匾，基本奠定了后来粤海清庙的核心格局。尤其是1843年信众敬献的两块仪仗牌，表明了粤海清庙的信众已经按照故乡的模板，“农历十一月间举行一年一度的‘游神’”[9]，因此才需要用到这样正规的仪仗道具。

　　1845 年“义安公司”正式成立，粤海清庙留存有同年“义安公司”字样的匾额一块。“义安公司”其来有自，“澄海佘有进于1830年前后，召集澄海与揭阳二县乡人陈、蔡、林、黄、郭、吴、沈、杨、曾、刘、王十二姓氏，捐资组义安公司（潮州古名义安郡，昔人俗称义安公司为义安郡），宗旨半为信奉玄天上帝及天后圣母，祈求神庇；半为购置坟地供潮人埋葬。”[10]也就是说，19 世纪30年代左右，佘有进等一批潮郡精英分子就开始介入粤海清庙的建设与管理，其信奉的玄天上帝早于1826年粤海清庙重建时就已经与天后圣母被并排供奉在庙里了。“义安公司成立初期，办公室即在粤海清庙，不但是粤海清庙的管理者，也是产业的拥有者。由此可见，在义安公司成立后，粤海清庙的管理权遂由万世顺公司转向义安公司。但是，仍有万世顺公司主理祭拜妈祖事宜。在另一方面，凡是有关玄天上帝的祭祀，则由义安公司出名。”[11]万世顺与义安公司都是潮郡人主事。林纬毅甚至还回到潮州樟林港做田野调查，认为粤海清庙天后宫应当承自樟林古港，玄天上帝信仰同样在樟林镇盛行。在樟林古港最大的新围天后宫正殿门楣上，林纬毅发现了“天后圣母宫”与“天恩公”两块匾额[12]，尤其是“天恩公”匾额，可与粤海清庙留存下来两个清代刻有“天恩公”字样的石质香炉互相印证二者的历史渊源。义安公司的成立，预示着潮郡人在新加坡建立了潮州人总管理机构，在号称“陈天蔡地佘皇帝”的佘有进，及其子孙的持续掌管下，于19世纪后半叶在新加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粤海清庙在光绪丙申年（1896）得到了重修，虽然没有留下重修碑刻，但是梁柱上刻着三处“光绪念二年岁次丙申三月念五日巳时粤东众绅商重修（天后宫）/（上帝公）/（义安公司）办公室”字样，足以证明义安公司与粤海清庙一体两面，成为了新加坡潮州人的总管理机构与精神信仰中心。此次重修后，除了自家粤东众绅商、粤东沐恩治子众绅商各敬献两块匾额给天后与上帝公外，潮郡茶阳会馆众信商、琼州众信商、广惠肇众信、应和馆众信也都敬献了两块匾额给天后与上帝公，可见粤海清庙在得到了粤东、广府、广东客家以及琼州人的认可与敬重。最显赫的当然还是光绪皇帝御赐给粤海清庙天后宫的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吉旦“曙海祥云”匾额，使得粤海清庙在新加坡的影响力达到了顶点。

二、海唇福德祠与福德祠绿野亭

福德祠绿野亭公会曾在1995 年立了一块《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里中对海唇福德祠、青山亭与绿野亭之间的关系与历史有简明的介绍。“福德祠于一八二四年创建，迄今已逾一百七十一年之悠久历史，为广客两方十一间会馆（包括肇庆会馆、惠州会馆、番禺会馆、南顺会馆、宁阳会馆、中山会馆、冈州会馆、东安会馆、三水会馆、应和会馆、丰永大会馆）合作筹谋，共同管理之机构。福德祠董事部设立之初，不仅系为管理福德祠大伯公庙宇之事务，对于十一间会馆之乡人，亦作生老病死之安排，曾先后设立青山亭及绿野亭两处坟场，供乡人身后之牛眠吉地。”可见，海唇福德祠先后与青山亭及绿野亭在新加坡开埠之初组合成了广惠肇与嘉应丰永大的精神信仰中心与管理机构。

（一）海唇福德祠

海唇福德祠被誉为“早年新加坡华族社会中丰永大嘉应与广惠肇方言群体的共同核心”[13]。陶公铸曾描绘过海唇福德祠的前身，“据前人所述，当日神座为一长者之坟地，初不过陋小而仅具规模，后以声灵赫濯，远近蒙庇，遂至祈祝者日众，及道光申甲，乃集众而扩建之，并为属人多谋福之事，由是香火日盛。”[14]关于因遇见“流水尸”而打捞上岸建坛祭祀在中国原乡并不少见，但多为附祀在集中埋葬此类无主尸骨的“万善坛”里，非常时期则单独建设为“有应公坛”，实行单独祭祀，海唇福德祠的前身应该是后者。后因香火旺盛，有应公便由“厉鬼”上升为“英魂”，进而自然而然将“有应公坛”升级为福佬人所称的福德祠，而称大伯公庙更多是客家人的传统叫法。新加坡开埠之初，也就是道光申甲（1824），海唇福德祠已然完成了最初的身份转变。1824年海唇福德祠重修时，便有潮府众弟子敬献了“泽被海岛”的匾额，广、惠、肇三府众信士亦敬送“赖及遐陬”的匾额，表明其时，潮府众弟子与广惠肇三府众信士是当时海唇福德祠的核心信众。道光十九（1839）年出现了宁邑信众伍福敬奉的对联“先有往以开将来德深贻留传万古/创于前而启乎后芳征递绍□千秋”一副。此时大概可以看出海唇福德祠信众以潮府人与广府人为主的广惠肇等帮群为主，至于潮府人到底是哪些？会不会就是潮州府讲客家话的大埔与丰顺这两个县？不得而知。咸丰四年（1854）海唇福德祠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重修，留有两块碑刻，可供一睹。其一，《重修大伯公庙信众捐题芳名碑记》（广、惠、肇信徒竖碑）：

　　兹我广惠肇府人等羁旅于此，环居一埠，敬立福德神，建庙以壮神威，设祝以崇祀典，由来尚矣。但岁月已赊，历久年湮，众福有瓦毁墙倾之叹。爰是□众福信人等发布签题……鸠工庀材，仍旧基址，工竣告成，庙貌焕然而聿新，宝殿昂焉以辉煌……[15]

　　其二，《重修大伯公庙信众捐题芳名碑记》（嘉应丰永大信徒竖碑）：

　　夫唶叻坡之有福德祠也，由来既久，其声灵赫濯，远近咸知，故祈祝者日众。迩因栋宇垣墙渐见朽坏，予等深蒙福庇，何能漠不关情。爰告同人共劝美举，从新改建，功乃不日而成，祠宇增华，顿觉大观在上，神灵式妥，庶几锡福无疆。[16]

　　此次重修，广惠肇帮群与嘉应丰永大帮群各立一重修碑，显示了这俩帮群既联合信仰海唇福德祠，又强调彼此间的帮群区别。有意思的是，此次重修，两大帮群内部的各个地缘帮群又以各自的身份竞相向海唇福德祠敬献匾额，显示了两大帮群内部又有更小的区别与联合，在共同信仰海唇福德祠面前，都希望得到更细微、更好的庇佑。这些匾额除了一块是咸丰四年广惠肇帮群与嘉应丰永大帮群以“沐恩众弟子仝重修”的名义敬献的“德泽流辉”匾之外，咸丰五年分别有潮郡众治子仝敬立“保障黎群”匾，丰顺、大浦、永定众弟子敬献“福庇苍生”匾，惠府众信仝敬“德高千古”匾、肇庆馆众等敬献“德被南方”匾、冈州馆众信等仝敬“福至冈城”匾、广府客邑众弟子同敬“同沾厚恩”匾、嘉应州众弟子拜题“德符坤厚”匾。还有以信众个人敬献的匾额若干，譬如浦邑余宰兆、崇先仝敬酧“福庇无疆”匾、嘉应信生罗桢祥男和生、进（生）仝敬酧“惠我无疆”匾等。海唇福德祠的核心信众在此一览无遗，非两大核心帮群的潮郡信众亦一路追随奉祀至此。1854 年爆发的新加坡闽、潮两帮群大械斗，跨帮组合的广、客帮也加入战围和潮帮统一战线[17]，此可能为二者渊源之一。

　　随着新加坡社会的发展，以及各帮群的发展壮大，嘉应、丰、永、大与广、惠、肇帮群在建设海唇福德祠的过程中出现了竞争现象。同治八年（1869）嘉应州五属与大、丰、永三邑联合捐金整修了海唇福德祠内部梁宇，并在新加坡的福建长泰籍、未来的福建帮群领袖章芳琳及其兄弟章芳元赞助边地一方的情况下筑修了庙前堤岸，即所谓“兹我大伯公之有此也，固既历历有年矣。恩泽所敷，同沾大道之化；威赫所至，共沐公正之灵。凡士商之往来，及工贾之出入，无不交相喜焉。特以栋梁式焕，内既壮其观瞻；堤岸攸关，外当昭其巩固……是以合嘉属而连三邑，酌议捐修，劝成美举，庶几度此土工，筑斯垣墉，则祠宇长经于万载，俎豆永享千秋。”[18]按道理而言，嘉应、丰、永、大帮群撇开广惠肇帮群，而集资动手整修福德祠，并建筑堤岸，这事颇有蹊跷，相关碑刻里也只字不提广、惠、肇，这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产生的影响肯定也不小。同治九年（1870），广、惠、肇帮群估计不愿意就此被削面子，积极做出了回应，鸠金砌筑福德祠前台地并围墙，福建帮群未来领袖章芳琳昆仲亦捐地两段，共同为福德祠的迎神赛会、演戏酬神提供了一处整洁可靠的庙前埕地，其立《砌筑福德祠前地台围墙序》云：“兹我惠州、广州、肇庆府士民黎庶，云集于斯土，商贾工匠，营业于嘉坡。神灵庇祐，共沐鸿庥。是以春祀秋尝，峻崇典礼，梨园歌舞，庆颂神恩。惟是祠前之地，乃为演戏酬颂之场，而地附海隅，窃波涛汹涌，日久倾颓，必须砌筑土石，以坚垣墉，斯为久远之计。但祠尝无多，难以作事。故爰集众议，开劝捐之规，载册签题……今既蒙神灵式凭，砌筑告竣，磐石巩固，以千秋勿替之业，颂祷酧恩，以万年钟鼎之基。”[19]

　　此次广、惠、肇帮群小型整修福德祠庙前埕地，亦只字不提嘉应、丰、永、大帮群，或许二者在整修此次福德祠就有分歧也难说，毕竟整修庙宇所费资金不在少数，众口难调之下，很多事多因此而废。但是在嘉应、丰、永、大带头整修的情况下，广、惠、肇亦不甘人后，对等地完成了作为福德祠核心信众之一的责任与义务，成功挽回了自身的颜面及其在福德祠的话语权。

　　1869 年正是苏伊士运河开通的时间，大西洋的船只终于可以不用再绕过遥远的非洲好望角，而操此捷径进入印度洋。也因此，直指非洲好望角航线的巽他海峡的重要性也就相应下降，马六甲海峡再次显得异常重要。而早在鸦片战争之后，新加坡良好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其中转自由商业港的地位大受香港的影响。但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以及蒸汽船的大量出现，中西方经济文化交通远超以前，使得马六甲海峡成为了最繁忙的海上大通道，新加坡大受其益，再度振兴了新加坡自由商业港的经济。新加坡华人社会也随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帮群的发展亦是水涨船高。海唇福德祠广惠肇帮群与嘉应丰永大帮群的矛盾终于通过一种常见的庙宇管理纠纷爆发了出来。海唇福德祠留存有一块《福德祠二司祝讼公碑》，其文如下：

　　立合约人：广惠肇、嘉应丰永大等，缘因海唇福德祠内，二司祝人争闹，哓哓不休，致讼公庭，蒙总巡捕护卫司二大人提讯在案，随转谕两造伸商秉公妥办。兹已平允各无异词，此后共敦和睦，永相亲爱，特立明字存据。谨将章程列左：一议，所有入庙参神宝烛香油等项，及内外题福、潮、海南帮所捐签之银，概归入庙尝，不许投充，以免滋事。一议，众请司祝四人，广帮二人，嘉应丰永大二人，其入归值年炉主酌请。一议，庙内出息或不敷用，由两籍均派，各沾一半。一议，司祝工食，俱有庙内出息支给。倘有藉端滋事，值年炉主集众处革。大英一千八百九十七年然花里十二号。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20]

　　碑文显示，广、惠、肇与嘉应、丰、永、大两帮群在福德祠的代言人——日常管理人员司祝，因为福德祠日常香火油资的分润不均而产生矛盾，以至于非得通过打官司解决不可。此事没有两帮群领导层的支持，司祝只是受两帮群各自雇佣的管理庙宇日常运行的人员，即使私人有矛盾也没有胆量和权力这么做。随着新加坡华人各帮群的发展，前来海唇福德祠添香加油的信众越来越多，以至于产生巨大的钱额，如何消化处理这部分庙产，如果帮群之间不好沟通的话，只能向上寻求解决途径。通过雇佣人员司祝的矛盾，寻求总巡捕护卫司的判决，既能避免两大帮群的矛盾激化，又能比较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按照惯常帮群之间矛盾解决之道，便是直接解雇司祝，双方领导层坐下来谈，内部解决就可以了。从新加坡官方判决的结果来看，双方还是不愿意撕破脸皮，应该继续维持联盟，并强调庙产及双方责任与义务均分，比较公允。

（二）福德祠绿野亭

“福德祠绿野亭是一个由来自中国广东的广州、惠州、肇庆、嘉应、丰顺、大埔和福建的永定移民所建的坟山管理机构，也是殖民时代新加坡广府、客家两个方言群、十一大会馆、以及上百个血缘、地缘、业缘等团队的最高联合宗乡组织。与新加坡移民时代一般华人社团不同，绿野亭是由（海唇）福德祠庙宇与绿野亭坟山两部分组成。”[21]

　　自1840 年伊始，绿野亭就与海唇福德祠的历史牢牢捆绑在一起，共同组成了新加坡广惠肇与嘉应丰永大两大帮群的联盟总结构，效仿并与福建帮的天福宫与恒山亭相抗衡。道光庚子年（1840）绿野亭创建初始留下了相关碑刻《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塚山碑记》：

　　尝思画栋雕梁，正生前安居之所，牛眠马鬣，乃殁后葬身之基。况吾侪寄迹江湖，尽是离乡之客，而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夫如是而阴巢死穴之事，岂可阙焉弗讲乎？兹□□□□□□我广、惠、肇、嘉应州、大埔、丰顺、永定等庶，昔年亦有公司之山，奈历年多鳞塚叠叠，不惟坟墓相连，抑且棺上加棺，触目固皆伤心之处。爰集众而合谋，皆齐声而踊跃，此日尽善，休哉！何□□之妙□□□□明硃印约据，无非龙蟠虎踞荫百子与千孙，而山环水秀堪作后人之佳城，其暴露之情可保无虞矣。但独力维艰，众擎易举，劝斯盛事，赖有同心，其多助寡助，岂可同一而齐观哉。此乃总理缘首□□□□□泐石镌碑，芳名永垂万古，盛德天地同休，行青山巩固，木欣欣向荣，佇看绿水潆洄，草萋萋而沾露，幽魂戴德奕世蒙庥云尔。[22]

　　陶公铸对此有比较好的梳理，“戊戌之先，属人原有青云亭之设，位于本坡安祥山之东……新加坡开埠之初，七属同人南来者日众，黎庶云集，远离祖国，而灾疾死亡之事，亦在所不能无之，属人等，以不忍目睹暴露之情，以其榛莽青苍，丘陵起伏，故命其名曰青云亭。……道光十八年戊戌，青山亭，以经历多年，已觉一片青山，鳞冢叠叠，不惟墓碑相连，抑且常多棺上加棺之事，令人触目伤心。于是推番禺胡其南，大埔陈嘉云，南邑何亚炎，为大总理，嘉应叶裕昌，刘露清，李友清，番禺黄亚周等为副总理，申请近郊地一段……辟为新山义塚……溯自戊戌上已，迄庚子中秋，从事此山清理者，凡三年，山前筑一小桥，又建一亭，颜其额曰绿野小亭，盖取青山与绿叶相对之义也。”[23]

　　由此可见，广惠肇帮群与嘉应丰永大帮群于1840 年联合共建绿野亭坟山，外加对海唇福德祠的共同信奉，1854 年共同重修海唇福德祠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绿野亭还曾有两块关于重修新山利济桥其碑刻，分别为同治元年（1864）与光绪十年（1884），碑文里都一致提到了“吾粤广、惠、肇、嘉应、大埔、丰顺、永定之商客人等”的重修主体人的表述，与1869年、1870年海唇福德祠嘉应丰永大帮群、广惠肇帮群分别独立整修庙宇典、台地围墙之举，以及1886年嘉应丰永大帮群与广惠肇帮群的司祝发生矛盾，乃至打官司的事件，表现大相径庭。在死亡与神明，以及外帮人面前，两大帮群团结一致，但在权力与利益面前，又所有分歧，这可能也是新加坡华人各大帮群相互之间共同的特点之一。

三、结语

在明清时期的南洋，得益于“月港”“厦门港”的先后开洋，福建方言帮有着比较丰富的出洋经验与经商历史优势，而潮籍方言帮与粤客方言帮从事经商的同时，还以手工业者与经济作物种植者见长，因此，这几大方言帮既存在合作关系，也存在竞争关系。从前述粤海清庙、海唇福德祠与福德祠绿野亭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英属海峡殖民地三州府中最后开埠的新加坡，潮籍方言帮与广、客方言帮进入角色相当迅速，很快就分别构建了自身社群的精神信仰中心，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此三方言帮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潮籍方言帮出现了佘有进这样影响巨大的绅商，粤海清庙成为了新加坡潮籍方言帮名副其实的精神信仰中心与管理机构；而广、客方言帮随着自身族群的发展壮大，则一反新加坡开埠初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围绕着海唇福德祠展开了祭祀权与管理权的竞争。而这些也都预示着，受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产生的种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新加坡潮、广、客等方言帮也进入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粤海清庙、海唇福德祠与福德祠绿野亭等民间信仰宫庙创建与发展，正好与之相印证。

　　注释：

　　[1]丁荷生、许源泰：《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2][英]哈·弗·皮尔逊：《新加坡通俗史》，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翻译小组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页。

　　[3]潘醒农：《潮侨溯源集》，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4]转引李士贤：《新加坡古刹粤海清庙初创史实考略》，张禹东、庄国土主编：《华人华侨文献学刊》（第7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第8页。

　　[5]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年，第351页。

　　[6]丁荷生、许源泰：《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页、第18页、第23～26页、第19～21页。

　　[7]林纬毅：《万世顺公司与新加坡潮人的妈祖祭祀》，《百年回眸：马华社会与政治》，第149～150页。

　　[8]林纬毅：《万世顺公司与新加坡潮人的妈祖祭祀》，《百年回眸：马华社会与政治》，第143页。

　　[9]吴华：《粤海清庙话旧》，林孝胜、张夏帏等合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第146页。

　　[10]潘醒农：《潮侨溯源集》，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99页。

　　[11]林纬毅：《万世顺公司与新加坡潮人的妈祖祭祀》，《百年回眸：马华社会与政治》，第143页。

　　[12]林纬毅：《万世顺公司与新加坡潮人的妈祖祭祀》，《百年回眸：马华社会与政治》，第142页。

　　[13]李奕志：《从海唇福德祠到绿野亭》，林孝胜、张夏帏等合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第199页。

　　[14]陶公铸：《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1960年绿野亭出版之《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纪念特刊》，见曾玲：《福德祠绿野亭发展史（1824～2004）》，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第91页。

　　[15][16]丁荷生、许源泰：《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3页，第47页。

　　[17]林孝胜：《神权·绅权·帮权——帮权结构与帮权政治》，柯林木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4页。

　　[18][19][20][22]丁荷生、许源泰：《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6页，第68页，第69页，第193页。

　　[21]曾玲：《福德祠绿野亭发展史（1824～2004）》“导言”，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第V页。

　　[23]曾玲：《福德祠绿野亭发展史（1824～2004）》，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第9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