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焕忠

　　（苏州大学宗教研究所，江苏苏州 215123）

　　作为近二三十年以来中国大陆佛教界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力的弘法实践，净慧长老倡导的生活禅，不仅获得了菩提达摩、六祖慧能、赵州从谂、临济义玄，以至虚云老和尚等历代禅宗祖师的法脉传承，从诸部大小乘经典乃至天台宗、华严宗等中国教下诸宗获得了教理印证，从太虚大师、赵朴初居士等人倡导的人间佛教中获得了发展方向的指导，从儒道两家，特别是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那儿获得了深厚的文化润泽，而且还从当代的台湾佛教界，特别是佛光山星云大师的弘法实践中，获得了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弘扬佛教的参照坐标和基本经验。

一、关注台湾佛教经验

净慧长老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重新回到佛教界，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即如何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弘扬佛法的问题，在艰辛的探索过程中他很自然地就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海峡对岸同道们的弘化实践。

　　中国佛教在上个世纪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先是遭受了各种国内战争及民族战争的残酷洗礼，在干戈扰攘、杌陧不安中成为残存的灰烬之余，接着又经受了连绵不断的各种各样左倾运动的打击，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之中，中国佛教协会等机构基本瘫痪，许多高僧大德都被打入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之中，被戴上“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游街批斗，许多年老的僧人因不堪凌辱而入灭，大量年轻的僧尼被驱逐出寺院，被强制还俗，佛像被砸，经藏被焚，寺院被工厂、机关、居民以及旅游和文保单位占用，更为严重的是，整个社会话语都充满着对宗教的歧视和误解，宗教信仰与封建迷信成了同义词，与佛教的任何关联都被视为是反动的和消极的。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种极其不堪的局面才开始得到扭转，大陆开始恢复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包括净慧长老在内的一大批高僧大德纷纷从下放的地方回到佛教界，中国佛教协会及一些省份的佛教协会陆续地得到恢复并开始开展工作，进行活动，一些著名的佛教寺院也从旅游或者文保单位回到佛教界，重新成为僧俗信众进行礼佛诵经等宗教活动的场所，更多被占用的寺院也在清理过程之中，更多区域的佛教机构也在恢复和成立过程之中，那时中国大陆佛教界确实呈现出一派百废待兴、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在数十年战争、革命和左倾的严重冲击之下，包括儒道佛在内的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已经彻底断裂，与四五十年代相比，八九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赵朴初居士、净慧长老等这一批重新回到佛教界主持教务和法务的高僧大德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那样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势下续佛慧命、弘法利生？他们为此展开了艰辛的探索，也形成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成果，同时他们也非常想从海外宗教界的宗教实践，特别是海外高僧大德的弘法实践中获得一些宝贵的经验。

　　净慧长老寻求海外宗教界的实践经验，最突出表现在1987 年2 月1 日他访问法国期间会晤了法国天主教的最高领导人红衣大主教吕斯蒂杰。在这次会晤中，他们重点谈到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和相互包容问题。吕斯蒂杰红衣主教向他介绍了六十年代初天主教会议的基本情况，告诉他当时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两个，一个是非基督教的宗教信仰问题，一个是宗教自由化的问题，按照吕斯蒂安红衣主教的理解，非基督教的问题是指基督教如何看待非基督教信仰的人们，宗教自由化的问题是任何教派都要容忍人们有各自的信仰。吕斯蒂安红衣主教还对净慧长老说：“一切的宗教都是要追求精神与世界的统一，劝导人们去爱护社会、爱护人类。只有相互容忍、相互尊重，各种宗教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西方国家有过宗教战争的历史。宗教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灾难，基督教的许多弟子同样也受到了战争的苦难。宗教自由是每一个教徒信仰自由的问题，也是一个人权问题。”[1]净慧长老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吕斯蒂杰红衣主教的谈话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他指出，佛教是主张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慈悲为怀的宗教，主张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恢复人类本应具有的崇高人格，主张一切宗教都要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净慧长老指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某些宗教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净慧长老还告诉吕斯蒂安红衣主教，中国河北省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万天主教徒的省份，而且天主教与佛教在同一座楼上办公，两种宗教在河北省相处得非常和谐。他还希望红衣主教在适当的时候访问河北。[2]他还曾就佛教在欧洲的传播等问题与法国华裔融入法国促进会秘书长夏尔梅耶先生进行深入交流。[3]我们认为，净慧长老对异教的这种访问非常有利于当时还闭塞的中国佛教融入世界宗教对话的氛围之中，促使中国佛教界明了世界宗教关注的中心和重点，从而有针对性地挖掘自家教义教理之中的相应部分，向当时的世界宗教界提供和展示中国佛教丰富的思想资源。

　　国外异教的经验虽然宝贵，但对于中国大陆佛教界的发展而言，台湾佛教界的弘法经验则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俗话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佛教的传统虽然在大陆上被连绵不断的战争、革命、左倾所打断，失去了与时俱进的机会，但幸运的是，有数十位高僧大德跨越海峡，来到台湾，他们在度过最初落地生根的艰难之后，逐步站稳了脚跟，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弘法利生活动，并且随着台湾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适时地调整自己传教弘法的策略和手法，代表中国佛教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台湾经验”。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在家居士耕云先生所倡导的安详禅就曾经风靡一时，净慧长老创办和主编的河北佛教协会的机关刊物《禅》就曾经编发过大量有关安详禅的稿件，这本身就具有引导大陆佛教界向台湾同道学习、向大陆佛教界介绍台湾经验的意味。而且净慧长老还于1991年5月2日借助耕云先生回天津探亲的机会前去拜访，与之面谈。净慧长老对耕云先生说，他的安详禅在大陆受到众多禅学读者的喜爱，“他们普遍认为老居士的安详禅易学、易行、易得受用，对于净化心灵、落实人生、祥和社会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4]净慧长老指着三位随行的年轻人告诉耕云先生，这三位年轻人都是由于读了他的《安详禅》才信仰佛教的。[5]所有这些，自然都会使耕云先生非常高兴，有一种在大陆找到了知音的感觉，他与净慧长老谈到参禅必须有正见和正受、必须要修行、必须坚持缘起性空、自他不二的世界观等。净慧长老还趁机向耕云先生提了几个问题，如关于安详禅与平常心的关系问题，关于生活在当下与用现量观照一切法的问题，关于禅宗开悟与教下见道的问题等。由此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净慧长老最为关切的就是如何使人们当下获得佛法的利益，或者说如何让佛教对人们当下的烦恼发挥作用。事实上，他弘扬生活禅，就是奔着这一目标展开的。

　　十多年前，我与净慧长老的皈依弟子吴言生教授有些交往。吴教授告诉我，净慧长老曾让他关注台湾李元松居士倡导的现代禅。净慧长老在了解了现代禅的一些情况之后，对之并不看好，原因有二：一者李元松以居士身而领众参禅，有二宝居士倾向；二者既然是以禅为宗，但却又将弟子们引向净土，难免会走上否定自性自悟的路子。此是净慧长老与弟子的私下交谈，未见文字记载，当为口义。吴教授与我谈到此事的时候，现代禅还在兴盛之中，而后来的发展，竟不幸而为净慧长老所言中，此是后话。当然了，净慧长老最为持久关注的台湾经验，还是星云大师在佛光山展开的弘法实践。

二、衷心赞叹星云大师

净慧长老与星云大师之间有过一段非常短暂的交往，星云大师的风采仪范和佛学造诣给净慧长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获得了净慧长老的衷心赞叹。

　　净慧长老与星云大师虽然同为海峡两岸最具代表性的佛门高僧，但命运的差异却是非常巨大。星云大师1927 年生于江都，在外祖母和父母的呵护下度过了愉快的同年，从小养成了豁达乐观的性格，1938年到南京寻找日军大屠杀中失去联系的父亲而出家，1949年到了台湾，1966年开创佛光山，1986年退居。1989年的星云大师，从世俗的眼光看，作为佛光山的开山宗长、退居老和尚，不仅将中国佛教推向了世界，而且还将海峡两岸的中国佛教联系起来，可谓是功成名就，风光无限。虽然星云大师在自己口述的《百年佛缘》中不时感叹自己初到台湾时挂单无着的艰辛，不满当时掌握中国佛教会及各大山头的老僧们对自己的压制和漠视，但总的看来，他的发展还是很顺利的。而净慧长老却要坎坷得多了。净慧长老1933年生于新洲，论年龄比星云大师小六岁，但他由于家庭贫困，一岁略多的时候就被卖入到尼庵之中，可谓是早入佛门，后来虽然有幸得到虚云老和尚的传法，但是新中国成立后运动不断，他被划为右派，遭到批判，被下放到广东、江西、湖北等地劳动，蹉跎了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才又重新回到佛教的岗位上。1989年4月只是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杂志社的一名编辑，名不见经传，受中国佛教协会委派，陪同星云大师参访各地。《百年佛缘》缕叙这段往事甚为详尽，但却没有提到净慧长老的名字，我由此甚至怀疑星云大师是否注意到这位五十六岁的陪同法师。

　　我们虽然无法确定星云大师是否注意到了当时的净慧长老，但却可以准确地了解到当时的净慧长老对于星云大师给予了最为密切的关注。1989 年3 月27 日至4 月24 日，星云大师以探望年近九十岁高龄的母亲为名，在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的安排下，率领佛教促进会代表团七十余人回乡探亲，巡礼圣迹，其所到之处，受到广大佛教徒及有关方面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净慧长老受中国佛教协会委派，陪同星云大师一行在北京、西安、敦煌、成都、峨眉山、大足、长江三峡和武汉等地朝拜佛教圣地，会见四众教友，讲演佛法要义，游览风景名胜，一个多月的近距离接触，使净慧长老眼界大开，他情不自禁地咏之于诗，写下了两首《陪星云大师游长江三峡》。其一云：“神州南北东西地，济济英才拥法王。雾里山城聊放眼，烟波江上泛慈航。”[6]其二云：“满船龙象随高座，太白轻舟只等闲；不听猿声啼两岸，潮音法语响三千。”[7]从诗中可以看出，星云大师此番回到阔别四十年的大陆，可谓是衣锦还乡，他高论佛法，顾盼雄飞，其法王气概，着实令净慧长老羡慕不已。后来净慧长老整理自己的著作，将自己的韵文整理成诗集，他为这两首诗做了自注：“一九八九年春，台湾地区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回大陆探亲，由中国佛教协会接待，南北东西参访祖庭胜迹，历时月余。余有幸全程陪同，受教良多。”[8]虽然时过多年，但其情其景，如在目前，可以说星云大师此行对于净慧长老带来了非常强烈的心灵震撼。

　　净慧长老从星云大师的还乡之行中感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不仅具有诗证，而且还有文证。就在那年的4 月14 日，净慧长老应星云大师高足依空法师与《普门》杂志总主编张培耕居士的邀请，在峨眉号游船上草成了《应机施教与时代精神》一文，他从两个方面畅谈星云大师此番探亲的重大意义：一者，净慧长老高度评价了星云大师此行具有促进海峡两岸佛教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星云大师此行，“代表团人数之多，代表性之广，接待规格之高，欢迎仪式之隆重，在海峡两岸的佛教交流中都是空前的。这对促进两岸佛教文化的交流，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都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9]二者，净慧长老认为星云大师开创的佛光山事业为振兴佛教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当然，那时净慧长老也没有到过佛光山，他是通过星云大师此行带来的《佛光山开山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对佛光山才有所了解的。他认为，“佛光山事业的蓬勃发展，证明了‘星云模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很强的生命力，它为振兴中国佛教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10]净慧长老在文末声称：“我这次有半个月的时间追随大师，同大师同船共车，朝夕相处，接席承教，如坐春风，深感荣幸。遗憾的是，我因有其他法务活动，未能陪同大师一行走完这次访问的全部行程，拜别之际，不胜依依。”[11]与诗注中称“全程陪同”略有差异。我想，文章是写于行程中，自注则写于多年之后，也许是中国佛教协会在对净慧长老做出其他安排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陪同人员，不得不更改命令，仍委净慧长老陪同走完全程也未可知。

　　像净慧长老这样的出家法师，既有丰富的丛林生活经验，又有渊博的佛学修养，可谓“触着便行，拨着便转”的利根上智，陪同星云大师的探亲之旅启发他深入思考中国佛教的振兴之路，使他获得了足以经营一番佛教事业的思想理念。两年之后，净慧长老就离开了中国佛教协会，独身一人来到河北，开始了恢复赵州柏林禅寺、组建河北佛教协会的工作。当时的柏林禅寺湮废已经，净慧长老虽然所做的名义上是恢复工作，实质上却是筚路褴褛的开山之举，他就是以此为起点来实践中国佛教振兴之路的。我们可以断定，星云大师开创佛光山对他恢复柏林禅寺一定产生了重要的启发。

三、密切关注佛光经验

净慧长老在想法上像星云大师那样，将佛教的未来寄托在青年身上；在做法上也像星云大师那样，既然出家法师不能到高等院校中去传播佛法，那么可以将青年学子邀请到寺院之中来感受佛法。为此他组织了“生活禅夏令营”，至今已举办了二十多届，成为中国佛教界推出的一张靓丽的名片。后来，他又把自己在河北赵州柏林禅寺的成功经验带到湖北黄梅四祖禅寺，连续举办了九届“禅文化夏令营”。我们从净慧长老对夏令营学员们的开示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星云大师与佛光山的实践是非常关注的。

　　凭借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东风，中国佛教积累起非常雄厚的经济能力，中国民间也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需求，中国佛教的发展可以说既得天时又获地利，但是，佛教弘法人才的极度匮乏却成为制约中国佛教发展的瓶颈，诸多佛教事业，都很缺乏合适的人才出来担当和运作，净慧长老非常渴望大陆佛教界能够出现像星云大师这样的佛门才俊，将大陆佛教的各项事业生动有效地开展起来。2006 年8 月14 日上午，在湖北黄梅老祖寺第三届“禅文化夏令营”活动中，净慧长老对学员们开示说：“台湾有一位著名的星云大师，他所做的佛教事业非常了不起。他的弘法工作做得好，事业做得非常大。他在全世界有一百多所寺院，他在台湾，在美国和欧洲有五所大学。一个佛光山，就开了五所大学、一份日报《人间福报》、一个电视台‘佛光卫视’。靠什么呢？靠人才，靠有许多年轻人追随星云大师来做弘法利生的事业。”[12]净慧长老坚信，既然海峡两岸同属于中国人，海峡那边的中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海峡这边的中国人肯定也可以做得到，关键就看是不是能够发大心、立大愿了。佛教有了充足的人才，还怕做不出像星云大师那样的各种佛教事业吗？

　　五年之后，净慧长老又从佛教现代化的角度来思考和界定星云大师和佛光山的弘法实践。2011年8月15日，他在湖北黄梅四祖寺第八届“禅文化夏令营”普茶时向学员们开示说，大陆的佛教现代化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目前还在进行之中，而台湾的佛教现代化已经进行了五六十年，他特别提到星云大师，认为星云在台湾对佛教的贡献是最大的。他不无敬佩地指出，星云大师“能够善于利用现代的这些技术来弘扬佛法。他手下出了很多的人才，在全世界建立一百多个道场。他一个人办的佛教大学，据我初步的掌握，大概有四所，在台湾有佛光大学、南华大学，在美国有西来大学，在澳洲是不是还有个南天大学。……仅仅佛光山这一个道场，能够办四所大学，能够有一份一天几十版的日报，能够有一个佛光卫视一天二十四小时向全球播放，应该说就只有星云大师能够做得到。”[13]外语、大学、报纸、卫星电视等，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无一不是现代化的产物，至2011 年，佛光山已经在运用这些现代化的手段和方法弘扬佛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佛教这种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老宗教与现代科技、现代传媒、现代知识传授方式等实现了完美的结合，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身形态的现代化。反观大陆佛教界，精通外语、堪任海外弘法之重任的佛教人才有如凤毛麟角，佛学院、佛教报刊虽然为数众多，但真正具有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机构、有广泛影响力的报刊几乎没有，佛教要拥有自己的卫视更是奢望，也就难怪净慧长老要以星云大师和佛光山的实践作为大陆佛教现代化的参照系了。

　　净慧长老对星云大师为信众们主持的佛化婚礼仪式也非常关注。2012 年8 月13 日，在黄梅四祖寺第九届“生活禅夏令营”活动中，这也是净慧长老这一期法化中最后一次参加夏令营活动，普茶时有学员问：“出家人给在家人举办婚礼仪式，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规范？”净慧长老回答说：“解放以前，太虚大师推行人间佛教、推行佛化家庭的同时，曾经拟定过佛教为青年朋友举行婚礼的证婚词，太虚大师本人就亲自为一些信徒的子女证过婚。这是解放前的事，在当时中国整个社会思想都处于一种非常保守的局面，佛教界比社会更为保守，所以太虚大师提倡法师为佛弟子证婚的活动并没有推行开来。”[14]说过太虚大师的创举之后，净慧长老接着就提到了星云大师在台湾的实践，“后来星云大师到了台湾以后，就大力推行佛教婚礼，佛教婚礼一般是在婚礼前举行三皈五戒的仪式，然后请大家吃一顿素斋，这在台湾非常普遍。我曾在2002年带领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到台湾迎归佛指舍利，就在要回国的那天早上，大概是早上四点左右，在恭送佛指舍利回归的庄严活动上，星云大师为一对新婚夫妇证婚，当时有二十多万人参加，那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证婚仪式。”[15]从叙述的口吻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净慧长老对星云大师的赞叹和欣羡，倘若天假其年的话，说不定净慧长老也会在自己提倡的生活禅中加入相关的内容。星云大师对自己在特殊情况下主持的这场婚礼也是印象深刻，他在回忆佛指舍利巡台时说：“（2002 年3 月）三十日，佛指舍利离台前夕，我们在高雄中正体育场举行了一场‘十万人通宵念佛恭送法会’，连绵不绝的佛号声回荡在整个馆场里，气氛肃穆摄受。隔日凌晨，我也前往会场鼓励勉励与会信众，并于凌晨五时许，在佛指舍利的见证下，为曾裕侯先生和李美瑛小姐主持了一场佛化婚礼。随后，佛指舍利便起驾至高雄小港国际机场，八时准时起飞，返回大陆西安法门寺。”[16]

　　大陆佛教目前基本上还处于恢复阶段，我们期待出现更多的像净慧长老那样的高僧大德，密切关注佛光山等台湾佛教的实践，将其好的经验和成功的做法吸收和融合到自己的弘化活动之中，使佛光，即佛教的智慧和欢乐能够更多地融入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便使我们的社会充满祥和之气。

四、高度评价佛光实践

2012年8月14日上午，净慧长老在他举办和参加的最后一届湖北黄梅四祖寺“禅文化夏令营”上对学员们开示说：“星云大师比较完整地继承了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思想，并且还有很大的发展，而且真正把这个理念变成了现实。”[17]这可以说是净慧长老代表中国佛教界对星云大师做出的高度评价。

　　净慧长老是从中国佛教史的总体发展角度上来观察和评价星云大师弘化实践的。在净慧长老看来，弥天道安、六祖慧能与太虚大师都是中国佛教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僧大德。他认为，东晋时期的弥天道安大师是促进佛教中国化的关键人物，唐代的六祖慧能大师是促进佛教大众化的代表人物，而民国时期的太虚大师则是促进佛教现代化的佛门栋梁。当然，中国化、大众化、现代化都是非常复杂、非常伟大的系统工程，净慧长老只是将这三位高僧大德当作代表，并非说仅由他们三位就能办成这么大的功业。事实上，净慧长老也很清楚，道安大师的后学中有慧远、道生等一大批高僧，慧能门下也出过怀让、行思、马祖、希迁等大德，太虚大师的佛教事业也少不了法尊、法舫、大醒、常惺诸人的协助。更有甚者，净慧长老还曾明确指出过，太虚大师开创的中国佛教现代化的伟业并非完成时，而是尚处于进行时态之中。净慧长老指出：“近百年来，中国佛教不断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佛教界一些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高僧大德，怀抱深心大愿，提出过不少振兴中国佛教的方案和办法，其中尤以太虚大师最为杰出。他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大力提倡整理僧伽制度、兴办僧伽教育、提高僧伽素质，倡导以济世利人为宗旨的人生佛教。他始终认为佛教应当与时代同步发展，同步前进。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太虚大师的理想并没有全部实现，他的人生佛教的理想也没有变成现实。”[18]净慧长老以佛光山的弘化实践为依据，将星云大师明确界定为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继承者、发展者和实践者。他从了解到：“星云大师素以追踪往哲、振兴佛教为己任。他将太虚大师倡导的人生佛教奉为圭臬，数十年来身体力行，使佛教与人生打成一片，同时代并行不悖。他所开创的佛光山事业，实际上是实现人生佛教和佛教时代化的一个系统工程，可以称之为‘星云模式’。”[19]换言之，净慧长老意识到，星云大师在佛光山实践将太虚大师未能实现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在净慧长老看来，星云大师之所以能对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做出卓越的贡献，与星云大师在弘扬佛教时非常注意契理契机有关。净慧长老指出，“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历时近两千年，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高僧辈出，宗派如林，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既紧密结合，又包容无遗的中国佛教。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佛教，一方面发挥了佛陀自觉觉他、悲智双运的根本精神，另一方面又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充分体现了佛教发展的继承性和时代性。”[20]发挥了佛陀自觉觉他、悲智双运的根本精神，就是契理，可以保证佛陀弟子弘扬佛法时时刻运行在佛教的轨道之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则是契机，可以保证佛法弘传的有效性。净慧长老言下之意是，高僧大德们要想在今天有效地弘扬佛法，必须将坚持佛陀根本精神与契合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我们这个时代，佛教究竟应该怎样‘应机施教’呢？或者说，今天的中国佛教应该怎样继承和发扬自身的优良传统，回应时代的呼唤，并使之与时代潮流相适应、相协调呢？人类的历史发展证明：每个时代提出的问题，只能由亲身参与那个时代社会实践的人们自己来解决。解决一般的社会问题是如此，解决佛法弘传中面临的具体问题也是如此。”[21]净慧长老由此推导出，佛光山蓬勃发展的各项事业，就是星云大师对中国佛教做出的契理契机地发展所取得的光辉业绩。净慧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做出如是评价的，后来佛光山的各项事业，如教育、文化、慈善、弘化等，虽然都取得了更多更大更为长足的发展，但仍然可以视为是对中国佛教进行契理契机地发展的成果。

　　俗话说：“若要佛法兴，须要僧赞僧。”净慧长老对星云大师的由衷赞叹，对佛光山弘化经验的关注，对佛光山弘化实践的高度赞扬，既显示出星云大师与佛光山的弘化实践在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又体现出净慧老和尚虚怀若谷、勇于向别人学习、善于总结思想和概括经验的心胸与气魄、优点和长处。净慧长老的文集尚在编纂过程之中，笔者无缘拜读他谈论佛光山的全部文字，也无法估量星云大师和佛光山经验对净慧长老的生活禅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毫无疑问的是，与星云大师的近距离接触，对佛光山弘化实践的长期关注，都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净慧长老的思想资源，对于丰富和提升净慧长老生活禅思想的内容和品味，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净慧著：《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412～413页。

　　[2]净慧著：《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413页。

　　[3]净慧著：《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414～420页。

　　[4]净慧著：《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401页。

　　[5]净慧著：《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403页。

　　[6]净慧著：《经窗禅韵》，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66页。

　　[7]净慧著：《经窗禅韵》，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67页。

　　[8]净慧著：《经窗禅韵》，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67页。

　　[9]净慧著：《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10]净慧著：《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11]净慧著：《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12]净慧著：《夏令营的脚步》，黄梅四祖寺，2014年，第89页。

　　[13]净慧著：《夏令营的脚步》，黄梅四祖寺，2014年，第252～253页。

　　[14]净慧著：《夏令营的脚步》，黄梅四祖寺，2014年，第270页。

　　[15]净慧著：《夏令营的脚步》，黄梅四祖寺，2014年，第270页。

　　[16]星云大师口述：《百年佛缘12·行佛篇2》，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年，第190页。

　　[17]净慧著：《夏令营的脚步》，黄梅四祖寺，2014年，第253页。

　　[18]净慧著：《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19]净慧著：《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20]净慧著：《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21]净慧著：《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70～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