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琛发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漳州 363000）

　　今年，是英属马来亚殖民政府落实《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Registration of School Ordinance 1920）的一百周年，也是马来亚华人第一次联合各地行动，反对殖民者教育政策的一百周年。后人当记得，在一百年前，马来亚华人为了保障子弟在南洋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与安全，曾经向英殖政府集体请愿，最终功败垂成。其中，在南洋的槟榔屿，有陈新政（1881～1924）与钟乐臣（1888～1930）两人，由这一年起，带领民众反对这个法令，保卫华文教育未来命运，一路抗拒到1921年底，最终先后被英属马来亚政府驱逐离境。

　　陈新政与钟乐臣，一个是闽南人，一个是客家人，前者原籍福建厦门，后者原籍广东大埔，原本也互相认识，都是同盟会老同志。陈新政是在少年时代南下槟城，由辅助父亲做生意到发展本身在当地与暹罗事业；而钟乐臣出生在槟城，根据英国法律，生而具有大英子民身份，毕业于英殖当地核心学府大英义学。两人都生活在南洋的槟榔屿，原本都是当地殷商，而且读过书，有心回应自身所处时代，由参加中国同盟会一直到参与中华革命党，都是关心着中国国情与南洋华人相互密不可分的命运，并且积极在槟榔屿民党组织的“槟城阅书报社”，以公开领袖面貌出现，热心地方上办报办学。最后，两人在1921年求仁得仁，为了反殖民、护华教的奋斗，都付出亲人离散的代价，从此告别原本安逸的富家生活，离开彼等熟悉的槟榔屿，此后萍踪侠影，曾先后生活在隔海的暹罗境内，间中来往南洋与原乡。

　　陈、钟受难之前，也曾经发生过华校教师被英政府以牵扯政治活动为由，拘捕监禁或驱赶出境。而陈、钟两人，是马来亚北方第一次为了保护华文教育权利而最先遭受驱逐出境的两位先驱者。在此后将近百年，同样的地理区域，包括一些昔日政策上排华的国家，也正转向开放华文教育，兴起学习中文的浪潮。这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忘记他们，也不应忘记他们所代表的时代与群众。

一、话语弱势：有理不清的遗憾

以当时局势而言，英殖时代的马来亚华人，要向占有统治强势的对手讨论华文教育的当地地位，可说近似与虎谋皮。从英殖民时代起，当地政府一直将官方华文教育视为国内少数族群民族的合法权利，甚至历来有法令明文规定，说明各族群在大英帝国拥有子民地位，或者被概括在“受英国保护人士”的地位，他们成立学校，是属于英国国境之内成立“本土方言学校”（Vernacular Schools）的民族权利，因此是个“各种地方风俗群体的教育”（Vernacular Education）的内政议题，而不是一个外国人成立“外国语文学校”的问题。然而，当地华人虽然作为“本土居民”，是大英帝国法制观念定义的“大英子民”（British Subject），虽然英殖赋予他们使用大英帝国视为“境内方言”的母语权利，但他们的语言文化却是有祖籍国的，渊源于另一外交对象国。所以，英国人对华文教育的认知，就不太同样于他们对待其他语文教育体系的共同认知。当华人被固化印象为具有“移民”背景的“英国公民”，英殖民族学志学者的他者眼光，对待华人文化的“地方性”（Vernacular situation）的认知，也是常把马来亚华人文化界定为外来文化的“本土化”（nativisation），而不是如同看待印度、缅甸、马来亚与婆罗洲的其他族群文化，界定为殖民地“原住民”的“本土生成”（indigenious evolution）。再加上英殖经常觉得华人的祖籍国是反殖民主义的威胁力量，所以华人的“方言学校”议题，便经常呈现为华人本身在当地基本民族权利的内容争议，却又经常被对手掺加质问“外来影响”的杂音。

　　在当地华人而言，华人族群内部当然有很多先辈流传的记忆，甚至是每个家庭的具体记忆，可以一再互相印证历史经验，认为上学读书，学习老祖宗留下的语言文化，从来理所当然。这也在英殖承认的境内“各种地方风俗群体的教育”（Vernacular Education）的范围。可是，他们并不像英殖民政府，会在接受各民族教育办学的要求的同时，又另外多加个“防范中国影响”的战略考虑。自上个世纪，Vernacular Education 这个英文词汇，在所有法令条文与政策文件频频出现，是包容着当地“华文教育”在内的概念，也界定着“马来亚华文教育”定义和讨论范围。外来殖民者作为真正掌握政策的一方，除了掌握权势与法律优势，并且拥有华民政务司、学者专家，以及军警人员支持其主流论述。从《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到1950 年马来亚联合邦发布《巴恩报告书》，足以说明，英殖民者一直倚重的这些人员的一再调查、表态与诠释，都是考虑着转化说词，看如何能把华人既说成属于本土内部，又说华人祖先作为殖民政府一贯定性的“外来移民”，当地华文教育的形式，是否可能造成马来亚的“社会问题”乃至“国家安全障碍”？

　　1920 年，英殖马来亚推动《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第一次遇到华人大规模抗争，后来的影响，不能不说是造成英殖更加警戒。所以，到了1950年，英国牛津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巴恩（L.J.Barnes）提呈的《巴恩报告书》，要求既属“本土”的为了“统一”而放弃祖先语言，可谓是集中所有质疑华教观点的一次图穷匕见。

　　巴恩委员会最初成立，说是为了研究促进马来文方言学校的教学素质，可是报告最终却侧重建议取消华校。报告书指出，凡是在当地办方言学校，就是不效忠脚下土地，所以其委员会主张华人和其他族群“愿意放弃其本身方言教育（Vernacular Education），而为统一社会利益着想者，当被热烈欢迎”。[1]因着《巴恩报告书》原来是针对马来文教育，这份文献客观上就是以“专家学者”的结论否定“外来族群”在马来亚谈论“民族权利”，进一步以学术研究支持施政立法的形式巩固负面观念，并向其他族群传播。后来在冷战年代，这种观点一直构成扩大支撑“中国威胁论”的论述，既不利于当地华人地位，也不利于新中国对外关系。

　　可是，从华人老百姓的立场，办教育就是天经地义，不会像殖民者的政治考虑那般复杂。至迟由宋朝起，一直到明清，华南沿岸各处宗族村落自祖辈以来的印象，是海上丝路沿途都有各村亲友同乡往来络绎不绝，形成多元文化交流区域，不少邦国和城乡也包括有本村先辈的血汗参与，各村习惯亲人集体出洋，到各地组织属于本村外延的或联合他人的“公司”，隔海开发农矿资源作为本村经济的一部分，形成如集体垦荒聚落。[2]一直到清末，许多家族的日常生活，其实就是维系着也实践着祖辈家庭记忆，叔伯兄弟年年轮流来往海上，在大陆宗族村落有家，在南洋各地也有血汗开拓的家园，各处的妻妾儿女亲友相互来往，互相拥有同属“一家人”的文化认同，各地也是跨海跨境不分家。[3]他们秉持的开枝散叶理念，源自儒家五经流传的观念，最早祖范源自周王室祖先古公亶父出岐山的模式；大家以这位许多姓氏承认的共祖为模范，是转化出华南各姓族谱《迁流诗》或《认祖诗》的祖训传统，强调着“任君随处立纲常”。[4]这是中华民族参与南海多民族共同体的生活形态。

　　先辈既然注重由开枝散叶而随处立纲常，以此为光宗耀祖基础，子弟读书识字当然成了必要。在槟榔屿的“建德堂”，作为组织武装自治支撑闽南各宗族村落在当地海域“公司”而形成联合体，可作共同思想的案例；其1840 年代行军方帜上书写的对联，也是根据如此主张，以天地会秉承中华老祖宗开疆拓土的观念，同时引用《礼记》《尚书》《诗经》的典故去说明：“天下谁人不子？来保我黎民；地中何处非公？在介尔景福。”由此不言而喻，要延续这样的天命观、土地观、人生观，让自己的社会延续下去，重点当然在建德堂诸宗族都以实际行动推动的办校读书与祀神祭祖，两者相互循环彰显。像陈新政等闽人民党领袖，许多都是“建德堂”及其后来演变与分支组织的参与者。

　　在老一辈华人观念中，办教育就是大家对得起祖先，为着延续上述祖先教诲、崇拜天地父母的共同信仰。因此，那时代很多组织，有个小空间就要办学，只想要子弟读书识字，如在祠堂祖先牌位前读书，更能教会子孙一代传一代的意义。正如海南省现在还有父老记得大家小时上学就叫“上祠堂”，南洋华人的记忆更具体，许多华文学校写校史，总提及最初办学经费来自祠堂或义冢的“香油钱”，许多过去血缘组织办的学校，都愿意为共同把目标开放其他人，至今还有组织学生清明祠堂祭祖的。[5]马六甲海峡北部老闽南人有过常说的谚语，是说：“七月半没人读册，做清明谁来拜山？”的确，至今当地各街区举行中元节的传统，还是年年趁着做节为教育筹款。因此，就华人的观念，不论谁统治，我们还是坚持“捐款办学”等同“文化传承”，又是以此见证与维续祖先开拓当地历史主权。可是，一旦《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强调控管教学地点的设施环境，上述这些祖宗牌位或神像前边上课的学堂，孩子都得失学了。

　　进一步说，华人世界许多家庭的生活记忆，与殖民者的利益定位，根本就是两套话语叙述。英文Colony在汉文字是翻成“殖民地”，其原文则渊源于罗马字Colonies，原来意味着新开发垦殖区。殖民者自认当地宗主国，直接统治的马六甲、新加坡、槟城以及原霹雳王国称为“天定州”的大片地区，称为本国的Settlement（开拓居住区），立场是基于西方16 世纪以来的主权论述，乃至各殖民势力以此相互形成的国际法，是以“无主导荒地”（Terra Nullius）与“自由海洋说”（mare libelum）两套观念系统，主张西方Colonial 就是给当地落后族群带来文明与制度建构，互相印证对方是本身殖民疆界合法的宗主国。他们从相同概念出发，则是把华人宣称为贸易而不会落地生根的暂居者，或者各种原因的“外来移民”。既然在他们的概念，英国是给当地带来“文明”的主体，他们当然不会如同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维护文明多样性”，承认当地有过共同缔造南海各地文化的多族群共同体，更遑论他们会承认中华民族祖辈参与各族群开发南海，有资格共享历史主权。反过来，殖民政府的任务是依据大英帝国法律，规范这些“外来移民”和他们的子弟，学习如何做好被赋予英皇子民身份的“公民资格”，应该自视荣耀的附属于大英帝国，对维护大英主权有付出也有义务。

　　本来，按照英殖立场，华民政务司这个机关之所以存在，原因之一就是要处理影响内政的中国议题：外国人在马西亚办外国学校甚至不一定是外交问题，“中国人”作为他者在马来亚传播哪一类思想意识，也可能归纳为主管的“内部治安”，确保不影响大英帝国利益。更何况，根据帝国规范，但凡像钟乐臣那样本地出生的，或者像陈新政等人虽是来自中国，或能证明父亲在此出生，又或父祖辈已具备或取得公民资格，也都按例可算大英子民。所以，那些华人的血缘、业缘、神缘组织，既然根据英殖民地社团法令注册，按照英国规定在本土运作，法律上便已经属于马来亚境内注册组织，而他们不论在祠堂或者会馆内外办华文学校，大部分学生也都是英国子民。英殖政府即使允许部分学生玄曾祖到祖父都不是公民的，以幼龄随着父亲南下而入学，但学校的法定地位，也还是可以说成是帝国本土个别族群以方言办校。这种帝国内部不同族群方言办校的理解，是属内政议题，即后来《巴恩报告书》常用的“方言学校”（Vernacular schools）。这与中国北洋政府当时定义“侨校”的概念，其实是各说各话。

　　但英殖在殖民地对待“方言教育”的认知，原本是建立在鼓励各族群子弟能读书识字，提升殖民地的生产力的前提下。所以，其复杂巧妙之处又在于殖民者接受华文教育存在，这就让身为大英子民的华人，有权依法向殖民政府陈情，争取族群本土母语教育与文化传承的更大实践空间。问题是，政府允许华人使用母语的领域，可争取到的范围会有多大？是否可接受华文教育一路办到大学层次？这是一个到现在都困扰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课题，时有纷纭讨论。而另一方面，在英殖民时代，殖民政府操作的实际立场事先常有设定政权考量，更趋政治化；他们不像看待马来人各地私学的“方言教育”，反而把当地华文教育视为容易招惹“外来”因素，应该防范。

　　现在一般说法多有强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英殖民者关注到中国知识界当时反帝反封建叙事方式愈加剧烈，才会草拟《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等一系列法规与政策，希望规范华校办学方式与课程方向，也期待法规设定政府拨款与赞助学校的方法，可以鼓励各种“方言学校”能执行政府意愿，进一步有利兴旺殖民地稳定与经济发展。[6]若参考殖民政府的文献，殖民政府的担忧与立法，是基于考虑华教“外来因素”，也是有依据的。此前，雪兰莪邦的政府行政署发表了1911 年的地方华人事务报告，便说起有个“华人青年基督徒组织”变质，连同某间“拥有同样目标的学校”，被中国革命同情者利用作传播“暗杀理论”场所，遭受取缔解散。[7]而海峡殖民地总督杨格也说过，他在之前关注着中国政治筹款扰乱本土经济，在1915 年发给英伦殖民部电报，该报告说“本地华人不应被鼓励认同中国或者投资中国公债”。[8]当然，正如现在一般所知，马来亚华校的主办单位多是传统地缘组织、血缘组织以及信仰团体，英国政府也并不是在每间学校都发现“暗杀理论”，本来就不应因此一视同仁去收紧政策。然而，在五四运动发生以后，英殖政府更进一步重视他们先前的发现，特别针对本地缺乏教师，担心学校聘任中国南来教师可能导致思想影响。

　　较少人注意的是，英殖民者担心民党人以华校作谋叛基地，不仅为了不想影响英国正式承认中国北洋政府的外交关系，也不仅是担心革命党一再带走筹款干扰本地经济。殖民者更关心的是，那时亚洲的中文世界正兴起的一股思潮，是要完成中国革命去建设亚洲反殖大后方。日本志士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就曾提及，其二哥弥藏教诲他说：“倘若中国得以复兴，伸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得以奋起，菲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9]此外，朝鲜独立党领袖金玉均也有类似主张，认为不妨先把朝鲜视为局部问题，转而集中力量，把中国革命看成“关系全世界命运的一个赌场”。[10]而孙中山当时亦是借助如此主张争取国际支持，他解释过，“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对外国打不平，以民权主义对国内打不平，而以民生主义是对资本家打不平，“这三种主义可以一贯起来，一贯的道理都是打不平等的，革命军的责任就是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世界。”[11]

　　从历史回顾当时局势，英殖民者为了维护其亚洲的统治地位，同意殖民地华文教育存在，目的背后牵涉更多的政治顾虑；这便构成英殖从《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开始，更关注以“控管”加“资助”对付各种学校。法令势在必行，其实也是源于殖民地华人是重要经济贡献者，当局既需要他们以教育提升增加贡献，又担心华人反殖民运动的醒觉。这法令是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强硬手段，由殖民地政府提出，再交给立法议会讨论，由殖民者委任的各族群民意代表三读通过，再委托政府执行，如此便达到以“沟通民意”而维持殖民统治利益。

二、斗虎谋皮：民族权利要坚持

现在看来，上个世纪初期，如陈新政与钟乐臣等华人社会先进，为了子弟受教育的权力，也希望祖辈文化得以传承，因而虽明知华文教育是敏感问题，却仍要去争取。这些人立足在先辈传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孟子》提过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境界。正由于中国革命的理想主义是国际主义的，华人民间祖辈以来也有着诸民族开发南海诸地的共同记忆，亚洲民族联合反殖的思想，也就很容易走入华人之间，被遭受殖民压力的当地华人合理化。而英国殖民政府是不会承认华人对殖民地的历史主权，就更倾向那些获得英国承认为子民的英籍华人，而以保护其各种利益，换取其自动意识身为“公民”的效忠义务。可是，在马来亚华人反抗英殖民《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的抗争过程中，陈新政等人发动起来的闽帮人物，包括和他一起在1919 年在槟城创办“福建女校”的各血缘组织领导，很多就是这些大英子民。他们本来也都从来没有断绝原乡情怀，并且在自己原来的“陈氏颍川公司”“邱氏新安社公司”“谢氏石塘公司”等处，各自在祠堂办校。而且，如钟乐臣等人，更是以法律上的大英子民，半公开其支持中国民党的背景。所以，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英殖与民党的思想主张牵涉政治矛盾。他们其实可以继续当资本家，不去谈论民族权益，乐得享受殖民地利益；他们一旦要为大众争取民族权利，就可能为自己惹祸上身。

　　在《新政先生哀思录》里，有张不飞写的悼文一篇，提到他于民国四年（1915）初到槟城，和陈新政促膝谈心，陈新政向张不飞劝酒说：“多喝一杯杀贼去罢”。[12]那一年，正当袁世凯准备称帝，革命党人内部有东京派与南洋派，常有政见分歧。《陈先生新政传》一文的隐名作者提到，陈新政身在槟榔屿，原来是同盟会时代的支部长，此时既受任命为中华革命党驻槟支部长，一方面要为讨袁革命筹募经费，一方面要应对英殖的监视与阻扰，还要费尽心机应付反袁同志内部矛盾，是说“先生因此大惹居留政府之侧目，加以一般为虎作伥之社蠹推波助澜，构陷诬谤，先生于是益不见直于当局，几有出境之冤。”[13]

　　英殖民政府是看陈新政不顺眼，不过后来驱逐陈新政出境的公开理由，竟然不是他参与中国革命，而在他反对英政府1920 年颁布的学校注册法令。在英殖民政府的借口，参与中国革命，毕竟可能是在境外做影响中英关系的事情。可是，任何人在当地行为，如果有出入于殖民地既定社会秩序与经济政策，包括反对殖民政府在地实施的教育法令，就是在境内挑战其统治威权，而且是企图示范、教唆他人反抗既定的社会秩序了。《陈先生新政传》作者追述陈新政后来一度把贡献的主轴“弃党务而致力于教育，提倡社会之改善”，则提到陈新政因此更易招惹社会冲突的辛苦处境，“孰料竟因提倡教育改善社会之故，而益触一般无意识同侨之妒与居留当局之怒。盖先生因尽力于教育与社会，辄与顽固派为忤……”[14]。

　　陈新政离开马来亚三年以后，梁绍文当时在上海出版《南洋旅行漫记》，其《纪英人摧残教育始末》一文，已经是把钟乐臣和陈新政并列相论，表达了作者对两人的钦佩与同情。梁绍文说：“姓钟的因为代表华侨到伦敦交涉，回到南洋，不见容于殖民政府，牺牲各种事业与财产，跑回中国。姓陈的本是槟榔屿的富商，因为协助教育界的人去反对教育条例，他被殖民政府驱逐出境了。”[15]

　　回顾《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不能不注意这也是清朝政府、维新党人、革命党人20世纪初竞相争取南洋华人，引发的英殖最终反应。正当由清朝政府到革命党人都重视南洋华人的实力，以其定义的“侨社”概念长期经营南洋华人国族意识，期待当地华人后援支持力量，英国当局本来在20 世纪初就开始收紧放任各族群体自由办学的态度。尤其关注南洋华人讨论中国积弱，还有中英矛盾，会发展至转把视线聚焦在脚下土地，去回顾中华民族历代联合其他各族开发区域的历史主权，甚至影响其他族群。所以，英国人开始加大力度对付宣扬反帝反殖意识的董事、老师与课本来源，是站在保护政权的立场。

　　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英国政府更是察觉其中可能的民族意识影响，知道五四影响的华文课本议题，绝不仅仅是文言文改以白话文上课。期间，华校增设英语等科目，使得原来大量华人选读英校的局面转化，好些地区英校学生人数下降；而1919年6月马来亚各地反对巴黎和平会议签订凡尔赛和约，爆发反日示威，还有地方华人抵制殖民政府举办第一次世界大战庆典，华校师生都是积极参与者。连续的事件，都足以让英国殖民政府警觉，确保华校不影响英政府利益，首先得进一步管制学校。[16]

　　其时，正值英国与日本由经济而军事联盟。日本继甲午战争占领台湾，自凡尔赛条约以后接管台湾以南的南中国海与太平洋上诸多群岛，已经变成接近英国殖民领土的海上邻国。[17]同时，当时日本在马来亚也有诸多投资，单是石原产业公司，便在马来亚的柔佛王国以及登嘉楼王国开发两处铁矿，包括开发马来亚半岛南端港口。[18]所以，那时殖民政府发现吉隆坡等地的华校答应英参加战争胜利提灯游行，半途又生出变卦，便已经感觉华人学校对英对日态度都“不友善”；而南洋华人的理由是，不能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演变，是中国以“战胜国”在日本手中丧失胶州湾。事情发生后，英政府最终向吉隆坡尊孔学校校长宋木林下手，以宋先生发动师生闭门哀悼抵制庆典，加上证明他煽动抵制日货等，牢禁后再驱逐出境。[19]从此，英殖是更关注华人办学动向，而当地华人也认识到英政府不会同情他们要求人间公道，是更担心“中国政治”影响英日关系和当地稳定。

　　《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作为马来亚半岛官方立法控制华校的开始，便是这大背景下的产物。法令在1920年5月31日交到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首读通过，赋予政府合法权力使用执行程序，去规范和监管学校只能使用在教学用途、校内教师要受过严格培训、校务不能违反殖民政府的在地利益，并且需要遵守一系列场所安全的设施建议。从教育的专业立场去说，法令主要设置各种办理学校规则，似乎无可厚非。可是，华人报刊却是延迟到6 月下旬，才出现相关报道。[20]可见其中牵涉的“政治”味道，盖过了纯粹属于教育办学的技术与环境条件考量，正如现在学校都要符合一定的防火和空间的要求。但那时的华人，是在经费有限情况下坚持运作有限资源，利用宗祠庙宇等场所让子弟读书上学。法令对办学场所有了严格的安全规范，并强制不能离开殖民地立场和规制，又将宣布学校命运的权力都放置在海峡殖民地总督手中，首先即干扰华人运用既有宗祠庙宇空间推广教育的努力，使得很多地区的学校在预料中消失。

　　那时，当地一般华人都知道，英殖政府的《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背后隐藏着政治意图，其实就是预先针对民党的“可能影响”先发制人。但是从整体看，法令一旦实施，就会有很大部分华校，尤其那些使用祠堂庙宇空间附设学堂的，首先即无从符合建筑与设施规格，被迫关闭；这变成有意设立一道门槛，说是为了“安全”等理由，变相的直接摧残许多孩子的求学场所。孩子若没有条件转向那少数的英文学校，大多只能因附近没有其他学校而被迫辍学。因此，陈新政和钟乐臣如果只从个人安危考虑，他们顾及自己身家性命，又要保护本身在民党半公开的身份，应该保持低调。然而，他们一位是有资产有人脉倡办教育的商人领袖，一位是自幼熟悉英文教育系统的英籍华人，两人又都是槟城槟榔屿好几所学校的发起人，就不能不言行一致，为了保卫当地华人共同出钱出力的教育建设，让自己身在前线首当其冲。

　　这其中不应忽略的是，陈新政带领槟榔屿闽人召开闽侨大会，以当时筹赈救济福建水灾的余款于1920年创立的槟城福建女校，在当时事件的作用。这所女校在1919年3月17日选出了91位各姓氏闽南领袖负责成为创办董事，其中包括丘明昶、林如德、刘玉水，以及陈新政胞弟陈民情等阅书报社同志，企图扭转马来亚华人尚在流传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陈新政等人是特别选择当时殖民者也视为敏感的1920 年3 月8 日作为开学日期。不料，在同年就遇上英殖建议的法令干扰，其董教同仁，如当时不称“校长”而称“教务长”的掌校者朱素英，既担心公众期待的女学校胎死腹中，也是主张取消法令的最激烈者。

　　福建女校以后更名“槟华女子学校”，本校到了2020 年，是以槟华幼儿园、槟华小学、槟华国民型中学，还有槟华独立中学四校，联合举行100周年纪念，出版了三大册《槟华百年学府校史汇集》。《槟华百年学府校史汇集》第一册《风的传承》，以明显篇幅致敬陈新政兄弟三人为学校做出贡献与牺牲，书中提到百年往事，是引用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分册）》的说法，提及当年槟城华文教育界集议应付法令，开会者有请求修改也有请求取消，意见不一，其中福建女校校长朱素英等人，力主进行请愿取消学校注册条例的，被政府侦知是教育界反对最烈者，乃指名控告，其后由教职员请董事诸人斡旋，方免于难。福建女校一直到1922 年，由陈嘉庚先生愿意出售产业并捐款，翌年可迁入自身校舍，满足英殖法令要求的条件取得注册，而朱素英也在同年辞职；此时继陈新政担任总理者，先后为林良文与新政胞弟陈民情。[21]

三、求是求仁：临危受命作抉择

陈新政和钟乐臣两人，原本家境都不错。陈新政故乡在厦门禾山岭兜乡，19 岁才南下槟城，协助父亲在当地经营的帆船航运业，后来又自创宝城商号，以后是一边经营在槟城的生意，乃至远在暹罗佛廊头经营日进米厂，一边参与支援中国革命的活动。[22]而钟乐臣自小在槟城出生，后来随父亲回到大埔故里生活，19岁再回槟城创业。林博爱《南洋名人集传》以相识者身份记载说，钟乐臣曾先后就读中、英文校，最初是开设树胶印店，而后受到商界拥戴出任新加坡华侨银行的槟城分行经理。[23]邝国祥写的钟乐臣传记则是根据前人资料整理：钟乐臣幼年时是在英校念书，父亲早上送他上大英义学，晚上自己教导孩子中文；钟乐臣一直到15 岁，方才随父返乡跟随业师学了3年古文，18岁娶妻后，19岁回到槟城，在义兴街开设庇能树胶印店，晚上在店楼上开设中文补习班教导亲友，另外也开设了一间名叫“依仁”的布衣店，以表继承父兄曾经开过的“大仁”，一直到一战后，受大众推举担任华侨银行槟城分行首任经理。[24]

　　陈、钟两人壮年同在槟城的时代，正好是中国现代史风云激荡的年代。两人自从参加同盟会，都是槟城阅书报社活跃成员，在这个革命党外围组织成为公开领袖。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建议改组国民党，陈新政是这时期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在槟城公开摆出来的领导，这是大众较熟悉的形象。而根据《槟城阅书报社30周年纪念特刊》，钟乐臣曾经担任阅书报社第九届正总理和第十届正社长，至死前还历任社中评议员等职，[25]可见他是重要的党人。钟、陈两人曾在一起组织中国国货银行槟城募股委员会，也曾经发动同志参与筹办震亚国货公司，企图振兴国货。[26]这期间槟城阅书报社同仁，创办钟灵学校与《光华日报》固然是大家熟悉的；陈新政本身又曾借助陈氏颍川堂，以联宗之力量建立颍川小学，以及获得闽侨大会委托为总理，以1918年筹赈福建水灾后留下的余款，带领同人建立福建女校（即后来的槟华学校）。[27]钟乐臣本身也在当地集合槟榔屿广东商家资金办报，他是1920 年创办的《南洋时报》的发起人，也是首任董事长。[28]《光华日报》和《南洋时报》在陈钟两人被驱逐出境以后，还继续维持着。

　　根据《陈先生新政传》可知，阅书报社的成员认定，要启迪民智就必须开辟长期战线，何况普及教育是殖民地华人社会维持文化认同与经济发展的需要！钟、陈热心教育的背景，也是英殖提防与压制地方上支持中国革命的理由。当时书报社同仁从1913年起即主张办教育，先后创办由小学而中学的钟灵学校，以及后来改名槟华女中的福建女校。前钟灵中学校长陈充恩在1930 年代撰写校史，曾说“吾党讨袁失败后，有识之士咸知欲达到革命目的，非从根本解决不可，欲从根本解决，非先推广国民教育不可”；[29]槟城阅书报社在1915 年由陈新政、丘明旭、徐洋溢、林如德、许生理等人议决创办“钟灵学校”，立校宗旨即说明“是以三民主义为归”。[30]《陈先生新政传》所谓“弃党务而致力于教育”当是从这时开始。不管钟、陈二人是热心党务、振兴国货或者办教育，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启迪民智、培养民众，目的在于强民富国。

　　但陈新政后来的遭遇，正是由于长期关切教育事业，使自己在社会上累积了许多恩怨，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陈新政除了支持党人和民众各处办学，在1920年也频频发表针对地方教育议题的意见，还在党人主办的《光华日报》发表《中华学校的黑幕》之类的文章，公开议论当时槟城的中华学校和璧如女校发生校务风波。[31]《陈先生新政传》说：“无如同志中每多鉴于当地法律的严厉，觉危险畏缩不前，先生以孤掌难鸣，不得不弃党务而致力于教育，提倡社会之改善。呜呼，又孰料竟因提倡教育改善社会之故，而益触一般无意识同侨之妒与居留当局之怒。”[32]

　　从陈新政的文字来看，可知其热心不是停留在批评，重点还是为了建设。1919年3月，槟城领事戴淑原的父亲，也即是前清驻槟副领事戴欣然，创立第一间华侨中学，第一批学生41人，到1920年戴欣然逝世后便支持不下去。[33]陈新政在该年12月15日发表的《中华学校附设中学之刍议》，建议原来的中华小学应当扩充教育范围，以解决槟城华人就读中学的需要。[34]在翌年2月2日，他又发表《创办商业传习所刍言》，建议将原来停办的中学改办为商业职校。[35]

　　至于钟乐臣，他对地方教育事业也出过不少力。他支持筹办中华女子公学，曾推荐剧团义演，筹款得4000 余元。[36]1915 年，又利用自己在槟城义兴街店铺楼上的空间，创立了教导侨生华人子弟学习中文的“辅友社”，[37]这是后来接待过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槟城辅友社的缘起，也是这个至今存在的组织和其创办的辅友小学的启始。另外，钟乐臣曾经创办新华职业学校，收容70余位学生，让学生早上念书，下午工作，生产牙膏、肥皂、粉笔等。[38]这所学校后来也因《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而停办，许多贫穷子弟失去边读书边工作的机会。

　　梁绍文《纪英人摧残教育始末》提到，侨生华人之中，“有学问有胆识，中西文并通，作事热心，待人诚恳，这样的人，除了钟乐臣，可以说再找不出别人来”。[39]梁绍文敬佩地说“他是一个银行经理，事情自然很忙，但当反对教育条例时，他左手拿着电报本子，打电报到各埠，右手拿着钢笔，签他银行的来往帐簿，不但如此，所有各种用费，都由他垫出。这种既出钱，又费神的事！只有他才干。”[40]

　　学校注册条例最初公布，马来亚华社一片反对声音。首先是槟城钟乐臣领导当地华人，组织了“槟城华侨学校联合会”，会见海峡殖民地立法议员林文庆，请他提呈请愿书；接下去是在新加坡，庄希泉和余佩皋也发动当地华社响应，他们以庄希泉原来领导的“华侨学务总会”为基础，成立团结工商界的“南洋华侨学务维持处”，由新加坡发动全马来亚华人，希冀继续扩大反对学校注册法令。然而，1920年10月13日，条例还是三读通过，并于27日正名为《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林文庆从钟乐臣手中接过请愿书，除了主张政府须在教科书内容等一些课题上修改让步，本人偏偏又是法令附议者。如此，在该条例7 月二读通过期间，当地华人即使收集了26000 人的签名请愿，也无从阻止《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三读通过。各地代表后来齐集在华侨学务维持会，是议决派庄希泉与余佩皋赴华请求中国教育部和外交部向英国交涉，也议决由钟乐臣到伦敦提呈请愿书。[41]

　　根据庄希泉等人集体回忆，马来亚华人最初在吉隆坡聚会，专为应付法令要成立“英属华侨学务维持会”，霹雳州代表曾建议请求中国领事外交介入，遭到拒绝。庄希泉留下的文字说：“条例是5 月间提出的，我到了6 月间才晓得……槟榔屿方面的华侨，在学务维持处以前，已经很提起精神，有声有色的抗议。”[42]而槟城平章会馆，当年作为地方华人绅商组织以代表全体华人利益的机构，回忆代表们会见“华民代议士林文庆博士”询问英政府意愿，林文庆的答案却是“政府之欲管理学校者，正为保华民学校，使得应当之师资，施以适当之教育，其意图在促进华民教育也。”[43]而平章会馆在报章上回顾事态与公布立场，还得体面兼体贴的说“吾侨闻之，深感贵政府之厚意”。[44]可见，英政府一开始就把事件定性为新加坡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份内的事，属于内政。而南洋华人在交涉时也得考虑中华民国政府如何可能涉入英属马来亚内政的立法事件。若单靠当地华人力量，当地华人没有外援，只能按照英国自设的法理根据和英国政府对话，英殖还要区分他们，认为诸如钟乐臣等“土生华人”身份的“大英子民”，或有权力请愿；但如陈新政等“外来商贾”，如果父辈不在海峡殖民地出生的，便是外来者，在权利与义务都相差别，未发言之前，声势便先削弱。而钟乐臣自小在槟榔屿出生，按照英国出生地地公民权（Jus Soli）的定义，是当地华人大英子民最直接具备着“皇家华人”身份，又是自小英语流利，可以代表华人这个“地方风俗群体”的立场。

　　1921 年7 月21 日，钟乐臣与吴源和律师，代表马来亚七州府华侨学界赴英伦请愿。所谓“七州府”，即是海峡殖民地的槟城、马六甲、新加坡，再加马来联邦的雪兰莪、霹雳、森美兰、彭亨。《槟城阅书报社24 周年纪念特刊》记载当时盛况说：“临行前，各校男女学生整队鹄候皇家码头欢送，各校董事职员亦甚拥挤，盛极一时，洵为南洋华侨空前未有之快人快举”。[45]孰料，这次西去请愿，改变了钟乐臣一生命运。同时受到牵连的，包括他的陈新政同志。

　　今日回顾陈、钟两人当年的行动与抉择，他们是明知之前已经不止一次发生华教同志因着各种事故遭受殖民者各种压迫，包括先前宋木林被驱逐出境，所以他们可以估计积极表态，促进大规模反抗与请愿，最终可能导致各种危害发生在自己身上，成为英殖为了利害关系和华人社会妥协，事先要杀一儆百的对象。然而，他们为着马来亚华人子弟求学而奋斗，就是基于求真求是的情操，最后也就得为着民众权利求仁得仁。这就是《论语》所说的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亦是陈新政死后得到国民政府追尊为烈士的理由。

四、壮志未酬：弱势外交留后患

1920年，马来亚华文教育发生风波，消息其实早便传至中国。当年《教育杂志》第十二卷第八、九期的《记事》六页的报道：“南洋属三洲府提出教育条例草案，有碍华校，华侨教育总会各团体函请政府挽救”[46]，1921 年《教育杂志》第十三卷第七期《记事》第五页，报道该年5 月31 日“英政府前拟定新加坡七州府华侨学校条例，限于六月十五日前一律注册，各校代表于本日齐集新加坡总教育会议决取消该条例方法九项，分途进行”。[47]这以后，《记事》就不曾转载任何相关讯息。倒是梁绍文《纪英人摧残教育始末》曾以同情态度记载：“国内交涉，英使总持一个不理主义，害到那位外交总长讨了几回冤枉的没趣；驻英的公使馆呢，亦为英外务大臣所拒绝，于是这一场华侨教育的交涉案，就完全失败了”。[48]这时候正值军阀政客主导国事，弱国无外交，从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到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当时再留下多少官方文献流传后世，反不如梁绍文寥寥数语指责，反映大致的真相——民国官员即使再有心，做起来也不见得有力。

　　梁绍文《纪英人摧残教育始末》缺乏的理解是，当年殖民当局把自身在马来亚主权视为合情合理合法，反过来要求中国公民在他们由马来亚到香港等处领地“奉公守法”，按当时的中英国际关系，这是中国北洋政府无从否定的。所以，当地华人没有其他外力支援，只得选择英国所承认的中国北洋政府，要求北洋政府从保护“侨民”立场为华人出面说情，即使当时陈新政、钟乐臣等人身处民党而抗拒北洋政府，也知道这是可能的有效的出路。无奈当年中国积弱，伦敦关着门把马来亚华文学校视为境内“方言学校”，不论这些学校的捐款人定义上是大英子民、受英国保护人士，或者纯粹是中国“华侨”，也不论英国子民再加上纯属外国身份的“华侨子弟”都会在校就读，英国从驻华大使到外务大臣都以拒绝再谈为己任，弱国外交也无可奈何。后来陈、钟等人被驱逐出境，英方公开给他们安上的罪名，是“外国人以叛乱恐吓英国皇家之罪[49]”，北洋政府也难以说出个“保护侨民”的交涉理由。

　　在《陈新政遗集》的最后部分，补充收录陈新政被捕前一个月的一篇文字，即1921年9月撰写的《为教育条例最后请愿修改的刍议》。[50]这篇文字足以证明，英殖政府在当时的态度，其实也是感受得到马来亚华社的不满，而且也迫于压力，一再重新诠释《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而陈新政到了后期，也感觉到英方态度的变化，所以其本身言论也开始转向温和并且折衷的方向，调整态度，在此文中公开主张华人社会以讲究策略保护华教，见好就收。他在这篇文字，首先是表示自己相信和接受英政府声明“不阻中华文化之进步，凡教科书不碍英国及殖民地之政治者，悉不干涉”，[51]并退一步表示“吾侨前所顾虑恐碍我国文化者，尽可涣然冰释”，试图提供下台阶给殖民当局。[52]陈新政甚至向华人社会解释说：“是该条例，名虽为殖民地教育条例，其实似专为吾华校而设者，故吾人欲求其豁免。今该条例已修改，除陆军学校外，皆须受条例之支配。是该条例，系包括任何国籍之学校而设，吾华人单独欲求其豁免，必无理由；当以有阻碍吾校者，求其修改之为当也。”[53]但是，这些在公开文字中，陈新政显然还是从他的立场出发，把殖民地制定条例理解为针对“任何国籍”，而不是针对“大英境内任何族群”。另外，陈新政的文字即使证明他的立场不像钟乐臣激烈，后来还是不能避免被捕。而且，他在被捕数月后，还得有人代为斡旋，最后以驱逐出境解决。

　　陈新政对民族事业可说从一而终。他支持当地华校建设，先后成立的钟灵中学和槟华女子中小学，至今百年树人。可见他当初要求启迪民智、强化族群的知识与素养的遗志，并未人走茶凉。从陈新政的一生看他的立场，他当然不是畏惧者，也不是没有原则的妥协。只是，我们后来翻阅当时新加坡《叻报》，钟乐臣到英国请愿的半路，马来亚当地发生了许多事情，可谓是钟乐臣始料未及的。可见钟乐臣伦敦之行，既是缺乏国家支持，又难于跟进马来亚各地华人与英殖间的博弈演变。

　　钟乐臣领着吴源和律师前往英伦请愿，最终目标是要争取废除《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可是当钟还在航路上，陈新政在写《刍议》时，则显然已经遇上整件事情悬而未解，再加殖民者放出各种辩说，时间一久华人内部各种利益不一致，也在意见纷纭。陈新政既要调和大众对英殖民政府的意见，又要接受着英殖意见变化的左右，语气也就变得和缓而主张尽量折衷：“近观怡保侨民大会拟将该教育条例有不便当者再请修改，如此办法，与钟吴代表向英京请愿之主张，实相吻合……今怡保侨民大会主张修改，与钟吴二代表所主张，既同一目的，吾愿各埠须作同一之主张，一面情愿修改，一面将应修改者，电达钟吴二代表，请其一致请愿，双管齐下，必易收效。不然，长久争持，将非吾华校之福。如四州府之停课许久，莘莘学子，难免无废时失学之忧也。”[54]

　　而钟乐臣赴英之前，海峡殖民地华人公派余佩皋往北京之后，马来亚联邦华人也曾在1921年上半年委派廖衡酌前往中国，要求中国官僚出面。到了六月，廖衡酌会见当时北方政府的外交总长，得知外交部已经通知驻英顾维钧公使和新加坡领事极力交涉，但中方立场却受到条件限制，外交总长实话实说：“虽不敢使其完全取消，惟将其中妨碍侨校苛例略加修正，自可办到”。[55]这样外交作业，自是无法满足华人社会以最终废除法令为要求。到了9月，中国政府宣布“交涉无效”，马来亚华人再要寄望钟乐臣和吴源和创造奇迹，而钟乐臣和吴源和又无法寄望于中国使馆“代表”马来亚华人，伦敦之行，正似与虎谋皮。

　　而且，正当钟乐臣一路乘轮船的旅途上，设想发动群众制造舆论抗争，马来亚华人已经知道唯一寄望的“外援”失败了。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这位南洋女婿电函宣布，使馆对英交涉失败。陈新政在《为教育条例最后请愿修改的蒭议》前文中说：“今钟、吴代表不日将至英京矣，而顾公使忽有‘交涉无效，代表可勿前来’之言，居留政府复宣布英京理藩部来电，指令实行注册不容迟缓之通告。准此以谈，是吾人所希望者将成绝望矣。”[56]但是，钟乐臣一直是人在轮船上，一心赴英伦请愿，不可能知道太多变化。

　　陈新政正是在“吾人所希望者将成绝望矣”的前提下，不愿全盘放弃，就必须转移策略。而英国人应付华人社会，是让华社与英殖政府形成拉锯，然后不断个别击破，分头向各别华校商讨，再陆续公布接受法令的注册华校名单，如此便分化瓦解华人社会最初的共同意愿。[57]这些华校按法令注册的消息，亦足以令“中华民国驻英公使”失去了交涉的立足点，何况是意见纷纭的华人社会？

　　到了9 月21 日，殖民地政府已经基于“内政”，进一步根据社团注册法令取缔新加坡华教总会，宣布该会为非法组织，同时以强硬手段上门查封，过后再以查到钟乐臣颠覆英政府“密函”为由，宣布一小撮人是在借用《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反抗英政府统治权，逼使人们和钟乐臣等人划清界限。到10月3日，英殖政府官员亚兰在议会上回答华裔议员宋旺相的询问，点名了钟乐臣，说道：“注册稳然进行，并无阻碍之事……政府所久知之者，此等煽动乃党派之煽动，非代表本处殷实华人之意见”。[58]此时，陈新政等人已经面对殖民白色恐怖的压力，说话必须小心翼翼。9 月29 日，钟乐臣到了伦敦，不管其清不清楚南洋的具体变化，还是得秉持大众赋予的责任，一如原来计划，向英国殖民部呈上请愿书。[59]

　　今日重读《叻报》于10月8日至10日转载钟乐臣致函新加坡教育总会的陈情书，可知英国人所谓搜获“密件”，是钟乐臣以个人的期望与要求，希望南洋华社配合他在伦敦，发动各方资源，制造一幅声势浩大的图像，作为谈判后盾。据《叻报》10月8日载，钟乐臣是说，他要求南洋的运作，是为了到达英国推动新闻舆论的造势。钟乐臣说：“当另行运动伦敦日报，俾得声明如政府不恤吾辈之请愿，而设善后之策，则巫来由庶众或有力拒法律之举动，此种声明，盖恐吓当道，而冀得良好效果也……倘使七州府地方安然无事，则吾侨之请愿将成失败矣”。[60]这也表达出钟乐臣的见识，是预算了北洋政府弱国外交可能有心也无力，华侨华人保护自己接受母语教育权利，必须添加其他表达途径。

　　如今看所谓“密函”，可知钟乐臣在旅途上是屡屡患病，感觉压力，又不屈不挠，认为争取废除法令只能依赖舆论造势。所以，他也致函了霹雳州华教大会，希望他们以大众表决反映“因政府强迫学校注册，故大多数学校业已停闭，至于其他学校之不愿从众停闭者，则其校中教职员等，已全数自行辞职”；甚至，他也建议要找出“劳打电报社”（路透社）在马来亚的代理人，希望英国报章不仅报道华侨学界反对英殖华校注册法令，还要让英国人民知道，即使马来亚当地经济冷淡，从缝衣老妇到艇夫都捐款支持他的伦敦情愿。[61]

　　钟乐臣代表马来亚华人上的请愿书，内容要求“将此教育条例完全取消，或修改，至无妨碍华校之进行为主”。[62]这在槟城的会上，是最初福建女校校长朱素英等人提出，而获得大部分人复议的。但是，根据陈新政《为教育条例最后请愿修改的蒭议》，自从霹雳首府怡保开大会，华校已经改变成要求“修改”为主，而且对英殖所说的“无妨碍”也保持幻想。[63]而钟乐臣在英伦等待到的正式答复，是殖民部次长芝麒麟在10 月11 日发出的一封复函，告诉他英殖民部部长查之路的决定，是在“切实研究后，于8 月4 日电令新加坡总督将条例作速实行，不必再延。此项命令，业经照行，查叻督接该电时，阁下已经启程赴英”。[64]这表明钟乐臣在轮船上往英途中，一切都早成定局。

　　当时英国殖民地坚持纯粹依照法理的立场，认为殖民地议会通过地区性的法令是英国内政课题，中国公使即使不是弱国外交也一样难以强势争取。再等到这些欢送钟乐臣的人，资本家和文人各有身处当地的利益权衡，并不可能如钟乐臣的破釜沉舟，还能激烈到什么程度？所以，钟乐臣回到马来亚之前，功败垂成其实已成定局。陈新政上述“近观怡保侨民大会拟将该教育条例有不便当者再请修改，如此办法，与钟、吴代表向英京请愿之主张，实相吻合”，言语之间，可谓是委婉维护远在英伦的钟乐臣，也提供给钟乐臣转弯的余地。

　　芝麒麟信中的立场，也是陈新政10月撰写上述《为教育条例最后请愿修改的刍议》所提到的。芝麒麟对钟乐臣请愿书的复函是说：“查君命鄙人向阁下保证，七州府政府对于该条例之施行，当特别宽柔，并体谅华人之需求与公意，政府无意思以阻止华人儿童之在学校学习华人语言文字，凡对于七州府及大英帝国无妨碍之教科书，亦不干涉。此项保证，亦经向此间中国公使陈明。”[65]最后，芝麒麟虽然在20 日会见钟乐臣，双方晤谈了一个小时，[66]但这只能视为正式复函以后的礼貌接见。或说白了，伦敦支持马来亚殖民地，是表面上给中国公使面子，又礼貌上打发钟乐臣，再等他回到马来亚由当地官员打算他的命运。而同一时候，马来亚的英殖政府已在利用钟乐臣的“煽动信件”大作文章。陈新政9 月发表的意见，何时能传到远在英伦的钟乐臣手里？后人已无从追究。但所谓煽动函件足以大作文章。处在英伦10月的冷风下，钟乐臣再调整策略也是无补于事。

　　另一方面，钟乐臣“密函”不幸被对方有意识过度重视，英殖以此作为取消华侨教育总会的理由，也促成钟、陈被驱逐出境的悲剧。英国海峡殖民地政权是在10月3日的立法会议上公布说，当局是在新加坡教育总会总理写字台上搜到钟乐臣的煽动书信，并形容政府查封总会，即是取缔煽动组织的总机关。[67]到10日5日马来亚英文报章，再刊出了一篇题为《关于教育条例的阴谋》的文章，中文的《叻报》则是在10月8日翻译这篇“阴谋论”文章。作者在文中指责钟乐臣说：“自有立法会议以来，会议中似未读过可感可耻之信，如星期一日华民政务司所读钟乐臣君之信件者也”。[68]文中指责“信中所言，大略令此间人在此作有秩序之煽动。代表在伦敦利用报纸，言若非取消此条例，此间华人将起叛乱，并赂此间路透社，使发电至祖国，已作一种全体华人将因此反对此事，充其革命之想象之助力”，[69]文中又评论这些华教维护者必须负起的责任，说：“彼等实犯外国人以叛乱恐吓英国皇家之罪……则皇家政府不能不与中国政府交涉……唯尚有一事欲告此间忠于皇家之华人者，即彼国人之举动将使彼等居于一极可恶之地位，故急起表示彼等实未赞成与此煽惑事有关之举动，实为不可缓之事实。”[70]

　　钟乐臣的函件证明了，他自小接受正规英国教育，深知媒体的地位与功能，重视借助媒体传播意见与沟通立场。他在马来亚华教先驱之间，可谓是极早意识到使用西方媒体，以对方语言作为对话对方民众的管道，反映民族教育真相。但他并不是掌握控管和使用殖民地媒体的实力者。结果，在他能借助外文媒体之前，他反而在缺席下被外文媒体添加煽动罪名。当地报刊都报道说：“此等煽动乃党派之煽动，非代表本处殷实华人之意见”，这样便孤立了远在英伦的钟乐臣和他的支持者。后来，确有不少华人想要划清界限，“急起表示彼等实未赞成与此煽惑事有关之举动”说明他们无关中国南方民党，并非倾向“党派之煽动”。这其中居然还包括陪同钟乐臣一块到英伦请愿的吴源和律师。据1921年12月7日《叻报》，吴源和12月6日回达马来亚，翌日就召开记者会，公开声明自己无关钟乐臣“密函”，“决意不再讨论此事”。[71]

　　如果斟酌英方发表声明，英殖是有意识的定位各方关系，而打开了“外国人以叛乱恐吓英国皇家之罪”的先例。其文字先是说有人以南洋为目的地把英方内政做“革命之想象”，后边又以“皇家政府不能不与中国政府交涉”解套，进一步添说此事牵涉反北洋的民党激进者，无关北洋政府，任何后来的中国政府也不见得可以过问。最巧妙的是，文中把当地华人分为“皇家之华人”与“彼国人”，忠告前者，说后者的大部分人也和陈新政等人切割关系。这样，华人的认同就被鼓励分化。钟乐臣明明该属于前者，却站在“彼国”的群体，而又被“彼国”人违背与切割，就更显得是不智的错乱。

　　如此，钟乐臣“秘密函件”事件，可谓马来亚教育历史上，华文教育第一被事件化，提升为结缘“叛乱”标签的“反政府”议题，又被嵌入“彼国”的“外来移民”不良影响印象。吴律师也成为马来亚华教历史上第一个向公众发表“自白书”的回头是岸者，开了未来屡次有人宣布与原来斗争活动脱钩的模式。1921年12月11日，钟乐臣返抵槟城，到30日便在英殖压力监视下携眷属离开槟城，经新加坡离开马来亚。他临行前，没有机会会见到比他先走一步的陈新政。

五、功败垂成：控管华教开先河

若仅就《陈先生新政传》，当钟乐臣到英伦请愿，陈新政身处后方，外在表现显然不似身处前线的钟乐臣激进。文中说，陈新政只是主张修改法令者，而不是要求废除法令，“奈同侨中之不肖者乘此机会以为构陷……系狱逾月，结果终于出境”[72]，但从文章描述陈新政被英殖民政府华民政务司（华民“护卫司”）拘捕，由英籍警官从监狱带到码头，在开船前与送行者话别时，“候送者极形拥挤”[73]，可知他平常的影响力。而1921年10月，《光华日报》，报道其创办功臣兼前社长在本月7日被捕的消息，是写说：“昨（七号）下午三时许，本屿华侨陈君新政被华民政务司拘去，其被拘原因尚未探得，容许再报。”[74]

　　陈新政在1921年12月8日写作《敬别诸友并告办学诸君》，为自己辩护说：“又蒙诸友问政所犯何罪？奈当道未曾正式宣布罪状，莫知所对，惟弟自揣受嫌之点约有两端：（一）以政为民党而有爱国观念者，（二）教育条例。然政虽愚诚爱国，却未尝不受居留地法律；至教育条例，政乃主张修改，而非求取消者，具有事实可考。今当道欲使政出境，夫复何言？”[75]他接下去的临行前告别语，是告诫大家说：“惟政所欲为办学诸君告者，此后各校董必须负责监督，万不可如前此之所为，方无危险，而教育方有进步。区区此意，希垂察焉。”[76]

　　此前，据陈新政《华侨革命史》，英殖政府早在1915 年便曾经想要对付陈新政等人。当时先是以《光华日报》总编辑刘啸南反对袁世凯的文字出现“势必扑杀此獠”之句，被陈新政口中的“顽固派”抓到机会，翻译成英文，华民政务司便有文章可作，以追究此事为由，扩大到追究陈新政等人，说怀疑他们协助孙文售卖军债票筹款，涉嫌扰乱金融恐慌。陈新政当时委托了英殖信任的绅商连瑞利，请连瑞利代他斡旋说项。他自己事后解释说：“予虽以镇静处之，然诸挚友咸云：予个人何往，实无问题。但以数十年经营之商业，一旦无端受人摧残，甚为可惜。”[77]

　　吾人今日重读那一段迫使钟、陈离开槟城的历史，还会发现到不同人物站在不同时代，是会从不同角度看历史，对《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也会有不同看法。陈新政固然说过“夫复何言”而又留下“区区此意，希垂察焉”之语，但大家心知肚明他被强制出境的理由。英属殖民地的当道者，是不想看到中国进步力量在马来亚华人之间带来社会影响，顾忌陈新政民党身份，也顾忌华文教育背后会传播反殖的民族与民权思想。陈新政留下的“区区此意，希垂察焉”也是他对局势的考量。

　　从后来者的角度，他们各自看当事人在那时发生的历史，也是各自的见识不同，立场不同，呈现各有不同的考虑了。

　　梁绍文是同时代来自中国的“游历者”，他那本《南洋旅行漫记》于1924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是把这段历史直接命题为《纪英人摧残教育始末》。梁文说：“一九二零年的春天，海峡殖民政府，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指挥御用的议政局，宣布一种取缔教育条例。这种条例的目的，完全为取缔华侨学校而设。”[78]这是站在中国人立场从近距离看历史，为眼中一概视为侨居同胞的当地华人说话，直觉英殖民者就是怀有恶意，文中认为：“条例的内容，最苛刻的是：政府可以随时有权封闭学校；教员须由政府许可，执有准状，然后方能充当，否则立时驱逐出境，若果政府查出学校有不合政府旨意的，当重责学校之负责人；教科书须由殖民政府编订。以上种种，都是予侨校以大不利的：第一、‘政府有随时封闭学校之权’是使学校常在飘摇风雨中，躯壳虽具，精神已死，华侨学校遂永远不能活动；第二、华侨自身师资缺乏，必须藉重国内热心之士，倘若经过如许困难方准充当教员，多数人自裹足不前，侨校而无师资，是不解散而自散了；第三、侨校都由学董出钱撑持，才得成立，倘若时时都害怕着政府重罚，那个再敢冒这种危险？是学校又不解散而自散了；第四、一国有一国的政体不同、历史不同、习惯不同，所以教育的方针，各国都择其适合自己国情为归依，今教科书统由殖民政府编辑，是强迫华侨取消自己的国民教育，而用他们偏心的殖民地教育，世界哪有这种道理？……殖民政府见了华侨教育的效能，实在有些害怕——恐怕再发展下去，他的政府就发生危险。这是他们要取缔华侨教育的远因。”[79]

　　《陈先生新政传》则是纪念文章，收录在1930年刊印的《陈新政遗集》，撰写目的，原本是配合1924年底槟城、泰国、菲律宾、厦门等地追悼陈新政的纪念大会。这是陈新政的同志与同情者，在他当初创办的钟灵学校的一次大聚会，是在身处华民护卫司和英国警方探子的环伺之下，召唤烈士魂兮归来。因此其时《陈先生新政传》的内容，面向他昔日各方恩怨公开说话，既要为先烈盖棺定论，也要顾虑着局势。其内文立场不得不同意英国殖民者对槟榔屿的主权，而不能如清代以来外交文献议论华人是自古的地方开发者，更不能否定陈新政出境无理，尤其不能把矛头指责英政府。或者，这便是作者选择隐名的理由，而撰文说：“海峡殖民地颁行教育新条例，华侨教育界莫不奔走呼号，以谋冀得居留政府之谅解，收回成命。而俱主张修改者亦不乏其人。先生即同情于后说者。奈同侨中之不肖者，乘此机以为构陷之谋。诬先生以反抗教育条例之罪，结果终于出境。先生对此本无问题。良以先生之才，调何处不可以活动？何必区区恋此蕞尔弹丸之岛屿哉？”[80]

　　2003 年，郑良树为新山宽柔校友会庆祝宽柔中学90 周年准备演讲稿《打造文化，带领历史》，其时是21 世纪初，时过境迁，所以作者便是参照双方立场，各述其理：“1920 年，殖民地政府颁布学校注册法令；这个法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并没有甚至特别。根据政府公布的理由是：第一、学校只能作为教学的用途；第二、校内教师须受充分的师资训练；第三、教学不能违反殖民地政府的利益。诸位也许不知道，早期华校不但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角力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国民党党员的避难所，所以，学校沦为政治舞台，上课变成政治宣传。殖民地政府颁布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是有他的客观因素和充足的理由的。然而，当时华社觉得很受委屈，因为学校是我们自己出钱出力办的，我们爱怎么教就怎么教，跟你们殖民地政府有什么关系？何况教的是华族自己的子弟，准备做良好的中国公民，教一些政治课程不也是应该和合理的吗？为什么教师、董事及学校都要注册呢？这不是存心要限制我们华教吗？有意压制我们的发展吗？”[81]这是从远距离检视，看到历史上各持己见的理由。

　　各种立场背后，其实是牵涉得势方的利益考量，又是冲击着失势一方的价值观与文化认同，尤其是华人对道义与感情的认知。站在被殖民者立场，有多少人能因着外人船坚炮利，占有自己祖辈以来与各民族共同开发的祖地，就跟着他人的脚步，否定接受本身在当地的母语教育的权利？既然，一个人能生出爱护自己血汗灌溉土地的感情，他又怎可能要求自己双重标准如人格分裂，违反人性的亲切感，否定血缘上与文化渊源的感情？而且，即使南洋华人不是与中国亲人血浓于水，也不可能带领学生接受和欢呼世上有不平等条约、接受殖民主义。可偏偏，这教育活动，正好是进行在洋人要求维护不平等条约和殖民主义好处的土地上边。即使没有中国议题，不是办教中文的华校，办学或不办学？教些什么内容？整个社会当时兴学办校就本来目的，包括个人回应自身心态良知而言，本来就是左右为难。

　　倒是英国资深汉学家巴素博士，至1921 年到马来亚服务，一路担任过英殖民地华文副提学司、华民政务司、情报局主任等职位，既当过英方高级官员，又掌握着内情资料，成为马来亚华人研究的学界权威；[82]他在1950 年代撰写《马来亚华侨史》时，是毫不讳言说，英政府推出《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源于担心中国知识界把反殖和民主意识传播向马来亚，认为各地方言私塾走向统一的“国语”教学，可能演变至威胁英殖。他说：“马来亚政府向为英巫的教育事务所占据，华教则听其自行设法，唯有国语成为教学媒介之后，方才发觉它已成为马来亚外界政党的宣传工具，这些政党的目标经常与马来亚政府或教育政策是违反的……显明地政府不能放任一种实际上为外国人民而在他们居住的地方毫无责任的男女学生制度，不予于管束的；哪些来马来亚的教师们几乎完全是在中国生长的人，通常具有激烈的思想。于是1920年实施一条法令，要求对学校及教师进行登记与统制，同时并对华校实施津贴的方针”。[83]

　　巴素后来的文字，无形中证实了梁绍文先前的见地。英殖民政府不是不知道每个民族有接受教育的基本需要，也不是不懂得教育是每个人的权利，更知道提升教育有利促进殖民地生产力。但殖民地只需要大家效劳英国开发当地经济，政府容不下一群外国人在他们眼皮下搞出必然导致反殖民的民族教育。英殖当局一切考虑首先要从本身政治优势出发，先下手为强，首先是以承诺经济支持换取对华校的监督权，其次是要求课程内容考虑英国人的意愿，还是希望当地华校有助解决文盲，促进劳动力人口的素质。而当年北洋政府对英无力，另一方面不见得认同南洋华教教师出现倾向国民党立场的教育事业，也构成阻力；余佩皋1921 年12 月起负责在中国呼吁，历时1 年3 个月，曾多次赴外交部、教育部，并曾直接向外交总长颜惠庆呈递请愿书，中国各地学生会和社团也纷纷通电和成立后援会，却无从形成强力后盾。驻英公使顾维钧也只能以个人好心，告诉钟乐臣担心他回槟后的安危。

　　《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曾经导致多少马来亚华人先民失学，现在已经无从计算。许多华人学校是宗祠或同乡会办的，或者是群众借用地方祠庙空间，只求有地方让子弟读书就草草设立。《学校注册法令》规定凡满10 名学生的学校便须注册，课程、行政与卫生等亦须符合当局的要求，自然是不合规格了；在1925 年至1928 年间，最少有315 所华校在这项法令下被关闭。[84]倪无斋后来协助庄希泉、余佩皋两人出版的《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中，他在序言中沉痛地说：“弱国无外交，故国权可丧，民气可抑，子孙牛马奴隶可不顾，而外人之意志不可违。今吾国当局者，持是术行之，必不能以一手一足之力为挽回。”[85]

　　今日回顾《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其最大影响无疑开启了当政者主动政治化教育问题的先河，也迫使当地华人长期以为了保护自身的族群认同权力，不能不因对方使用政治手段，也以政治抗争回应和解决问题。按照梁绍文旅行南洋时听闻，他是说，当初英国人见华侨一致反对，也有一点打消意思，偏有班“卖种贼”屡献殷勤，说这种条例若不实行，将来华侨反对政府“一定在那几间学校校成功的”，[86]可见事情会更复杂也往往是由于内部的歧见和短视。

　　自从通过此法令，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就一直困在英殖混合“镇压”与“津贴”的束缚。英殖一种最常见的表述，是以防止“外来移民”的“意识”，合理化对学校建设、课程设置到课本内容等领域进行各种控制。从此，华人社会每一次遇上当局对教育政策提出建议，双方几乎都在重复相似的相互应对模式——当局不断提出“改进”方言教育的新看法，各种表达善意，华人社会则总要战战兢兢思前想后，一再陈情，直到暂停在新的妥协点上边。自从当政者1920 年开始把民众母语教育加上“外来影响”的论述，马来亚华教课题从此难有可能从纯粹教育眼光处理，不论涉及“民族权利”或者“种族情绪”，总是纠缠不清。

六、后继有人：不该忘却的纪念

今年是英属马来亚殖民政府通过《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的100 周年。自1921 年，英属马来亚政权对《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事件的结论，显然深深影响英国殖民部以及其后继者。1920 年代，当时华人无人可求，只能诉诸民国北洋政府外交部，而中国南方的国民党则一贯依靠民族主义的主张，发动南洋华人学校，获取支持经费等资源，反过来却是北洋政府顾忌的，也是会进一步佐证英殖各种猜忌。1920～1940 年代，教英殖民者始料不及的是，华文学校在法令实施后的数目虽说历年起起落落，总体上不落反增，由1921 年共252 间注册华校上升至1938年的1015间。[87]

　　昔日同盟会元老之间，胡汉民作为孙中山口授《民报》发刊词执笔者，曾经长期居留南洋。他比别人说得清楚，各地殖民者自辛亥革命以后比清朝时代压迫华人更厉害，是由于列强顾忌华人民族意识，更顾忌各民族平等的要求可能转为世界革命的基础。不过，根据胡汉民1929年5月9日“五九国耻纪念”演说，他虽然统称英荷法三国殖民者“帝国主义”，也还是说明“英属地方比较好些，至于荷属法属的情形，简直不堪设想”。[88]他说，荷兰殖民地要剥夺华人求知权，保持华人方言不统一、希望华人不懂中文，念书只念荷文，往往禁止有智识的华人上岸或入境，担心这些人传播文化、开办学校。[89]但对胡汉民来说，英国殖民地的同意华文存在，以“控管”加“补贴”，也不可能是大众放弃自身在当地开拓主权去接受殖民统治的理由。所以，胡汉民1930 年11 月3 日在“立法院纪念周”的演讲，是以包括华文教育在内的各种事例，指陈英殖民地华民卫护司“明明歧视华人，专以压迫钳制我侨胞为事”，最后结论是打倒一切蒙着面具的帝国主义”。[90]

　　那时代许多有识之士早已看出，西方殖民者从控管教育入手思想建设，以华文传播着殖民者话语，将来是可能制造一批拾取西方唾沫的人物，包括文人学者，来否定中华民族参与南海诸邦开拓主权的历史，从而也从建构中华民族是南海区域“外来移民”，否定当地华人具有投入各族联合反殖建国的历史渊源。

　　当年陈新政，身处如此时代，在醉醒之间喊出“多喝一杯杀贼去罢”，足于反映先贤当年身逢国弱民穷的忧愤，表述了他们为着寻找民族出路，不惜马革裹尸的悲愤；也表达出他们在琴剑飘零之际，不曾失落的豪情，呐喊出他们有着真情而无从圆梦的遗憾。

　　同样在那段数十年的长期间，中间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殖也从未停止猜忌马来亚华文教育，担忧教师与课本涉及中国认同，或转而影响本土反殖思潮。一直到1951 年，在《巴恩报告书》当中，此种设想到达高峰。巴恩等人说目标要“调查马来学校的教育设备是否充裕齐全”，结果反而花费诸多篇幅非议华文教育，甚至认为谁要延续本身母语教育，不把孩子送进全盘马来文/英文的“国民学校”，就是不效忠马来亚。如此联想，演变到冷战年代还是一样思路，从来是避开讨论殖民主义保护西方资本利益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反而是先设立场讨论境内华人读书识字造成治安隐忧。

　　陈新政自离开槟城，长期往来中国与暹罗之间，一直没有回到槟城，几次创业后又结束事业，一度亲身入闽参加革命，终究难于伸展，最后决定回到暹罗专心发展米厂以及从事实业，到1924年在暹罗当地一病不起，逝世于44岁壮年。[91]到1928年北伐结束，国民政府追认“福建旅槟城侨民陈烈士新政”，悼念他“乃以迫于强权，竟使赍志以没”。[92]再到1930年，陈新政所忠于的政权，是国际上唯一民国政府，同志们此时带着“革命尚未成功”的胜利者姿态，为先烈编印《陈新政遗集》，再行纪念之礼，行文一方面要旌表烈士之不朽，召唤革命精神魂兮归来，一方面下笔也还是得小心翼翼，考虑英殖民者虎视眈眈。笔者师公刘士木参与其事，重新编进他在1924年追悼会写下的《为追悼陈新政先生诸同志进一解》，文中说：“设使新政先生在日，敬告远近同志，不要开一追悼会，认为责任已完了；苟作是念，则先生死不瞑目矣。”[93]刘士木在文后更提醒大众：“我侨胞能万众一心一线到底求达目的，则新政先生可以不死；即使不然，苟无人暗中陷害，则新政先生致死之因不种，今日可以不死……”[94]。

　　钟乐臣离开槟城之后，不少华人大众为他奔走说项，他在1924年最终获准回到槟城，此后行踪来往槟城与中国大陆之间。钟乐臣自劫后回到槟城，一直到他病殁于大埔故里，并没有脱离原来组织生活，继续在阅书报社任评议员等职，[95]但是，他这时已经不是出面人物，而且来往各地，行踪不定，所遇多乖，1930 年冬天回到中国大埔故乡不久，到1931 年便去世，享年42岁。[96]1931年6月30日《槟城新报》登刊《钟君乐臣噩耗/本月廿五日病殁》，其时本报盖棺定论的说法，实有告慰死者之慷慨，是文指出：“旋因教育条例事，七州府侨众大会，选君为往欧唯一代表。君自动摒弃银行职务，孑身远行，代众抗争，事乏后盾，功败垂成。”[97]撰文者文中不提同去的吴源和，称钟为“往欧唯一代表”颇似历史身份正名而微言大义。而讣告下文更有揭露顾维钧对钟乐臣有过照顾之意：“某公使拟要君勿返槟。而君谓纵有大祸，亦必东归；只愿作坐监代表，断不甘作走路代表，致贻羞异族”。[98]这就让后人理解，顾公使纵然斡旋无力，毕竟胸怀民族大义，另一方面又突显钟乐臣做人做事勇于承担，精神不朽。

　　钟乐臣逝世11 年后，其幼子钟振康，延续着父辈影响，为着争取人类的自由正义，解放民众的苦难，走上抗日卫马道路，1942年9 月1 日壮烈战死在吉隆坡黑风洞石山脚下。钟振康与另外十七位烈士，为了召开全马人民抗日军领导会议，遭受叛徒出卖，受着三千余敌军数重包围，在打死打伤大量日军与伪军以后，壮烈牺牲，受人民尊称“九一烈士”。可是，由于其生前参与社会主义事业，最终政治立场是倾向各民族联合争取马来亚独立解放，违反英殖民政府所谓“自由阵营”的“政治正确”。只要英殖和后继者随着国际冷战魅影起舞，烈士事迹就难以表扬。2001 年，日治时代地方群众冒险埋葬烈士的原来地点即将土地开发，笔者际逢出任公职之便，与诸位老前辈共同联系斡旋各方，钟振康和其他17 位烈士的忠魂遗骸，最终以抗日反殖英雄定论，殉难六十周年后，由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内政部副部长亲自主持迁葬，后来又由教育部副部长主持纪念碑动土礼，接受国内外鲜花礼敬，下葬于新建的纪念墓园；当时公议，18位牺牲在石山脚的战友墓碑，以花岗石雕刻无字碑，留下让后世思考前人历史的空间。[99]

　　至于钟乐臣的新加坡盟友庄希泉，在被英殖民政府驱逐出境以后，以长期居留在中国境内为主。老人家此后亲身参与中国历史变迁，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后担任过共和国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00]1980 年，庄希泉以全国侨联主席身份，出任华侨大学董事长，两年后经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以95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逝世于百岁高寿。

　　陈新政和钟乐臣却是英年早逝，没有机会目睹他们身后的世界。自1921 年，英国人把1920 年通过的法令实施，又以政治压力去沟通各地方华人、社团的妥协，逐步扫除反对者发声的报刊等管道，第一次走上控管马来亚中文教育的体制，而陈、钟都成为最初的殉道者，一起遭受被放逐的命运，历经操劳斗争以及飘零境外的生活，最后都病逝于马来亚境外。可是，他们固然是牺牲了个人生活，却也在向着后世证明生命价值何在。他们之后，直到后来的整百年，至今此时此境，南洋华文教育仍然在各国本土经历磨难，继续发展；各地华教工作者，也还是继续奋斗，坚持着母语教育在当地是公民权利。对于后死者来说，等待到哪一天，历史永远告别钟、陈等人悲愤年代，将是对他们两人最好的纪念。

　　注释：

　　[1]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Kuala Lumpur:Government Printer1951.Pp.20～21.

　　[2]参考（宋）赵汝适撰、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1页；（明）马欢撰、万明校注：《明钞本〈瀛崖胜览〉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年，第18 页；（清）谢青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译：《海录》，北京：商务印务馆，2002年，第35～159页。

　　[3]王琛发：《吾境南暨：19 世纪槟城闽南社会的闾山传承、保生大帝信仰与族亲认同》，《闽台文化研究》2010年第1期。

　　[4]王琛发：《儒教在南洋的历史、传播与存在意义：天命、神道设教、“祖”“社”与开拓主的系统观》，《汉籍与汉学》总第2 期，2018 年，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第38～57 页。

　　[5]王琛发：《礼门义路:南洋华人殡葬礼俗的关键说词与图像》，《曾子学刊》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2019 年12 月，第236～238页。

　　[6][87]Vernacular Education in Malaysia（资讯小册子）,Kuala Lumpur：Centre for Public Policy Studies,2017.p.3.

　　[7]Government of Selangor,Malaya.,Chinese Affairs Report of Selangor,1911,n.d.,p.9.

　　[8]CO 273/421/21912,Governor Arthur Young,Strait Settlements,to Colonial Office,12.5.1915 on Investment in Chinese Internal Loan.

　　[9][10]（日）宫崎滔天著，林启彦译注：《三十三年之梦》，香港：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第47页，第55～56页。

　　[11]孙中山：《对驻广州对湘军的演说》1924 年2 月23 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03页。

　　[12]《新政先生哀思录》，第11～12页。收录于《陈新政遗集》，民国十九年。

　　[13][14][22][32][72][73][80]作者佚名：《陈先生新政传》，第4页，第5页，第1～5页，第4页，第5页。收录于《陈新政遗集》，民国十九年。

　　[15][39][40][48][78][79][81][86]梁绍文：《南洋旅行漫记》，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第40页，第38页，第35页，第35～36页，第15页，第37-38页。

　　[16]陈绿漪：《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载林水檺、骆静山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第289～290页。

　　[17][18]松村金助撰，刘士木译：《日本之南生命线》，上海：中南文化协会，民国廿四年（1935），第112～125页，第16～17页。

　　[19]董大木：《南洋华侨反对英帝摧残华侨教育的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00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4年，第191-204页。

　　[20]新加坡《叻报》，1920年6月22日。

　　[21]金碧霞主编：《槟华百年校史汇集》，槟城：槟华女子国民型华文中学、小学、独中暨幼儿园董事会，2020年，第14～128页。

　　[23]林博爱：《南洋名人集传》，马来西亚槟城：点石斋，1923年，第71～72页。

　　[24][36]潘醒农编：《马来亚潮侨通志》，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年，第210页；邝国祥：《槟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8年，第127～129页，第124页。

　　[25][91][95]《本社历届职员一览》，载槟城阅书报社编：《槟城阅书报社30周年纪念特刊》，马来西亚槟城：阅书报社，1937年，甲（四七）页至甲（五五）页，第6页。

　　[26][45][74][75][76]槟城阅书报社：《槟城阅书报社24周年纪念特刊》，马来西亚槟城：阅书报社，1931年，第118页，第132页，第50页，第49页，第49～50页。

　　[27]温梓川：《槟城旧事：槟城早期的华文女校（三）》，载《光华日报》，1975年8月7日。

　　[28]温梓川：《槟城旧事：《南洋时报》的兴衰（一）》，载《光华日报》，1975年5月27日。

　　[29][30]陈充恩：《钟灵学校之史略》，载槟城阅书报社编：《槟城阅书报社30周年纪念特刊》，马来西亚槟城：阅书报社，1937年，甲（二十）页，甲（二十一）页。

　　[31][34][35]陈新政：《新政遗文》，第32～42页，第45～47页，第47～49页。收录于《陈新政遗集》，民国十九年。

　　[33]郑良树：《学术文化讲稿两篇：1.<春秋>万言，只在一字褒贬；2.打造文化，带领历史》，马来西亚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37][38]温梓川：《客人在槟城》，载刘果因主编：《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马来西亚槟城：客属公会，1979年，第723页。

　　[41]郑良树：《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史论丛》卷2，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第105页。

　　[42]庄希泉：《七州府请愿经过记载》，庄希泉、余佩臬著：《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上海：南洋教育社，1921年，第29页。

　　[43][44]新加坡《叻报》，1920年8月20日。

　　[46][47]转载自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北平：国立编译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印行，民国二十二年，第89页，第91页。

　　[49]新加坡《叻报》，1921年10月8日。

　　[50][51][52][53][54][63][67]陈新政：《陈新政遗集·补遗》，第1～2页。（收录于《陈新政遗集》，民国十九年）

　　[55][56]新加坡《叻报》，1921年6月25日。

　　[57]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2分册，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教教师总会，1999年，第154页。

　　[58]新加坡《叻报》，1921年10月13日。

　　[59]新加坡《叻报》，1921年1月7日。

　　[60][61]新加坡《叻报》，1921年10月8日。该报从10月8日至13日一再转载英政府公布钟乐臣事件内容。

　　[62]新加坡《叻报》，1922年1月11日。

　　[64][65][66]新加坡《叻报》，1922年1月9日。

　　[68][69][70]新加坡《叻报》，1921年10月8日。

　　[71]新加坡《叻报》，1921年12月7日。

　　[77]陈新政：《华侨革命史》，第49～50页。（收录于《陈新政遗集》，民国十九年）

　　[82]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原序”，马来西亚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民国三十九年。

　　[83]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第160页。

　　[84]柯家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马来西亚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91年，第31页。

　　[85]参庄希泉、余佩臬：《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上海：南洋教育社，1921年。

　　[88][89]胡汉民：《有民族主义才可以讲世界主义》，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簒委员会”编：《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三册，台北：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第89页，第91页。

　　[90]胡汉民：《解除侨胞痛苦与打倒帝国主义》，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簒委员会”编：《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三册，台北：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第141-142页。

　　[92]《陈新政遗集》之相页与相片说明，无页数。

　　[93][94]刘士木：《为追悼陈新政先生诸同志进一解》，载《陈新政先生哀思录·附录》，第2页，收录于《陈新政遗集》，民国十九年。

　　[96]邝国祥：《槟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8年，第129页。

　　[97][98]槟榔屿《槟城新报》，1931年6月30日。

　　[99][100]王琛发：《不应忘却的纪念》，载《九一忠魂节2017》，马来西亚吉隆坡：爱国和平基金会，2017年，第7页，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