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花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

　　吴念真，被誉为“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在文学创作方面已经度过了四十余年。他的小说集主要有四部，分别是 《抓住一个春天》（1977年）、《边秋一雁声》（1978年）、《特别的一天》（1988年）和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的《这些人，那些事》（2010年）。据此，吴念真的小说创作在时间上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20世纪70、80年代，作者侧重于描写台湾战后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各阶层的群众生活；二是跨入21世纪，作者主要抒发个人对上世纪一代人散场沉重的感慨以及对新时期社会进程的展望。事实上，不管是哪个时期的创作，吴念真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当时处于“灰色”地带的底层人物身上，刻画这些人物在灰暗、逼仄、狭窄的生活空间如何奋力挣扎的情形，或者通过讲述资本主义阶层对底层群众的压榨，反映“小人物”不得不“寄人篱下”而谋求生存的无奈现实。

　　底层人物一般意味着在经济上物质匮乏，社会地位低下，社会话语权力受到一定的制约，在文化上教育资源和思想的贫乏。底层叙事则是作家通过对底层社会生活敏锐观察的自觉书写，凸显作家关心底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彰显人道主义情怀。作为台湾20世纪70年代战后乡土小说的作家代表，吴念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少年时代正是在这种物质贫乏、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的环境下度过，因而对底层生活有着更真实的传达。他亲身体验过贫穷、落后的生活，见证了一个风云际会时代人的相互激荡以及在台湾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底层人物的无数悲欢离合，深切地感受着底层生活生的艰难和死的沉重，由此，他将这些富有意义的经历和故事带进自己创作的小说当中，展现了台湾一代人的青春以及生活的点点滴滴。

　　吴念真的小说大部分都是描写生活在乡下的底层人物，他们身份各异，主张对生活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但在遭遇无法避免的生活困境时，他们又会担负起命运沉重的责任。他在小说中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台湾社会存在的某些不公正、不道德现象，同时，也赞美人间真诚而宝贵的情谊。他的作品善于捕捉人物的细微表情与姿态，在平淡的叙述语言中透出一股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一、真实与虚构：底层经验与文学叙事的融合

吴念真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省台北县大粗坑，这个地点是当年有名的煤矿区，丰富的煤矿资源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本地人，同时也埋没了一群勤劳朴素、默默无闻、努力挣钱养家的无辜矿工。基于矿区闭塞的特殊环境，年纪尚小的吴念真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逐渐养成了阅读与写作的习惯。成年后，吴念真以矿区为背景，以自己的童年记忆和成长经历为写作材料，用文学的巧妙叙事将台湾一代人的故事娓娓道来。从台湾人写台湾人的故事这一角度来看，吴念真的写作属于本地作家的本土经验书写，读者可以在他的作品里面窥见与当地有关的诸多风俗民情和人情世故。

　　底层经验为文学叙事提供丰富的基础材料，使小说具备真实感和现场感。吴念真小时候生活在九份矿区，那时“最怕听到的就是村里矿务所的紧急钟声，当当当，当当当，接着就会听到广播在叫‘8号矿事故’！然后，一个穿着黑衣服，头发绑在后面，很会办丧事的老太太就从雾里穿过来，那感觉好像一个死神。她来到教室门口，叫某个小孩的名字，‘阿中，来接你爸爸回家’。一个小朋友收书包，开始哭，出去，全场安静”。煤矿事故是吴念真小时候在班里听见最为可怕、也最为深刻的悲剧事件。这一事件的余波在他的矿区题材小说创作中一直延续着，如《悲剧脚本》里，秋男与一群矿工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被深埋矿井，那些死去亲人的家属都聚集在矿山上痛哭流涕，为矿难离去的丈夫、儿子烧钱；《年糕》里，阿旺的父亲和二三十个矿工因矿难同时死去，村里一度陷入沉寂状态。生活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台湾底层群众，为养家糊口，有一部分人会选择从其它职业往矿工这一危险系数高的行业转向，像秋男，为了更快赚取生活经济来源和维持基本生存，放弃了工资收入低的教师职业，从而成为矿上的一名工人。因此，矿工这份职业既是他们这一群体的自由选择，同时也是生活的无奈所迫。

　　除了将亲眼看见或听到过的矿区事故写进小说，吴念真也从自己的家庭经历出发，述说亲人曲折痛苦的精神遭遇。亲缘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惦记和难以割舍的一条纽带。吴念真的亲人都因各种缘故相继离开世界，他的父亲因为不堪忍受矽肺病的折磨而坠楼身亡，弟弟和患有重度忧郁症的妹妹也都因自杀与世界隔离，这些意外给他的心理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回忆。后来，他将自己与弟弟的故事写成小说《遗书》，对弟弟自杀前的异常表现统统述诸于笔端，通过这种文学写作的方式，他逐渐理解弟弟不甘落后于他人的憋屈与倔强心理。至此以后，吴念真压抑已久的痛苦才逐渐释放，心情慢慢平复下来。

　　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吴念真的文学叙事具有反映现实生活真实、朴素的一面，不管是挖掘写作材料还是对生活的深切感受，都离不开其真实的生活经验；此外，他的小说中也夹杂着虚构的成分，加入虚构成分的目的在于将生活经历与文学写作方式、表现手法相融合，保持作者与文学之间的“审美距离”，使“距离”产生“美感”。高行健在《中国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提到，“朴素是真实感的可靠朋友。分寸感则又是衡量真实感的尺度”。作家要让读者在作品当中获得真实感，就“不要去编造自己都不相信的情节，不要写自己都不能体会到的感受”。吴念真很好地将自己的底层经验以文学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方式呈现于他的小说集里面，向读者展示台湾二十世纪底层人物的生活状况。古继堂称吴念真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创作观”，以及“社会意义比较深刻”。

二、小人物与大世界：底层人物生存环境的凸现

从自身生活经历出发，吴念真一直默默关注着底层人物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下的生活状态。因此，对底层人物穷困生活原生态的呈现，是吴念真小说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他借助各类人物的生活故事，诉说生活的艰辛困苦，展现一代人的社会生存现状，对下层台湾人民饱受外来侵略和资本主义剥削提出强烈的批判，同时给予下层人民无限的同情。

　　吴念真的小说集从《抓住一个春天》开始，到《这些人，那些事》收场，刻画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如受到嘲笑和歧视的残疾人、因公受伤讨债的工人、偷鸡摸狗的无业游民、有情有义的士兵、为补贴家用不顾生命的矿工、在家劳作的家庭妇女和走投无路的妓女等，这些都是在底层社会摸爬打滚的小人物，他们为了活着，经受着生活无尽的苦难和艰辛。纵观吴念真四十余年的小说，他所刻画的底层人物主要集中在三类：一是士兵，二是矿工，三是社会小人物。

　　小说集中笔力刻画的第一类人物是士兵，包括即将要去当兵的或正在服役期的青年，或是退役回乡的中年男子。吴念真写这些人在服役前对离开家乡、家人以及恋人的不舍；服役期年青士兵对异性朦胧的爱恋，抑或采买兵与士官长之间的奇妙故事；退役后中年士兵艰苦的家庭生活等。在这三个时期中，吴念真着墨更多的是在服役期间士兵与其他人物之间发生的奇妙故事，像《春天》里“我”和小包当采买兵在市场碰到女孩阿圆，她对老板说谎而帮助“我们”脱离险境后却被老板打骂；《茄子》里莫士官卧轨自杀，“我”在铁轨为他守护碎尸；《他不重，他是我兄弟》中阿哲背着十二位意外炸死的同伴骨灰从金门回台湾……以第一人称平铺直叙的方式讲述当时在金门当兵看到、听到或者经历过的情节，吴念真的叙述赋予小说人物阿圆、小包和阿哲更多的亲切感。由于当兵期间环境的封闭和对外交流等的诸多限制，在此服兵役的他们忍受着日常生活的单调和枯燥，然而正是在这样单调的生活环境下，吴念真更加注重对生活细节和生命姿态的刻画，从看似寡淡重复的生活中寻找生命的美。

　　第二类是矿工。吴念真少年时期接触最多的人物是矿工，因为自己的父亲本身就是一名矿工，他们从小生活在矿区这种特殊的环境，因此他对矿工的经历和对矿区的生活有深刻的体会。通常，对现实感的距离过于靠近，很容易造成作者情感的过度发挥，导致情感的泛滥。但吴念真的小说在叙述过程中，依然保持着情节和语言的节制，他不去刻意营造矿工生存的艰难处境、矿区生活的匮乏贫穷，他更多的是以一种平静的叙述语调向读者叙说过去的人物故事，表达其中隐含的复杂情感。

　　生活在矿区的人们，每天最提心吊胆的事情莫过于矿井的坍塌导致人的受伤或者意外死亡。这群人生活在不确定的世界中，面对生活贫穷的压力，家人担惊受怕的精神压力，自身生命无法保障的性命压力，矿工们只能以拼命的姿态去赚取生活的经济来源。《悲剧脚本》的秋男为安慰母亲和妻儿，反复强调矿区不会出事，然而最后还是在一个台风天的大雨中被深埋矿井；《年糕》里阿旺的父亲和二三十个矿工一同死去，那一年的除夕，原本对村民充满怨怼的阿旺被那些村民默默地替二三十户人家多做了二三十份年糕感动得泪流满面；《笑容》应该可以说是吴念真对这些年来的小说集做了一个结束，老一辈的矿工们在医院像小孩一样偷偷吸烟被护士抓住，而后他们一个一个逐渐在世界的舞台上离场。这些矿工的一生，就像是在向生命下了一场赌注，有人过早离场，有人站到最后负责为大家拉下世纪的帷幕，他们最终都在某一天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旅程。这些生活在命运不定的世界里的矿工以及他们的家人，因为自知生活的残酷，更容易暴露出人性中恶的一面，所以从他们生命中展现出来的善，才更加令人珍惜和感动。

　　第三类是小人物，包括智障人士，无业人士，妓女，打工者等一类人。这一类人物中有一部分甚至被称为“边缘人”，他们在生活中处于漂泊与逃离的状态；在地位上有被“中心”“主流”置于边缘化的倾向；在精神上承受着无尽的焦虑与痛苦。《白鸡记》的残疾人落脚仔生活落魄，并且娶了一位深受疾病折磨的妻子，于是被当地人奚落，后来又被人误为偷鸡，让他以“杀鸡”的方式证明自己没有偷鸡的想法，种种为难向落脚仔接踵而来；在《特别的一天》中，谢佑良在外面犯下抢劫的罪行，而奶奶却在家里精心准备鸡汤等待他的回来，谢佑良最后被抓进监牢，奶奶的善良与孙子的恶行形成巨大的反差；《母亲们》里的阿荣因为天生智能不足，被同伴怂恿一起参与抢劫而落入监狱，村里的妈妈们为了他不被人欺负，想方设法给他送钱；《秘密》里的阿英为了儿子和《遗照》里的阿嬷为了孙子而出门当妓女赚钱养家，孙子却一直对阿嬷倍感嫌弃。不论是残疾人落脚仔、智障阿荣，还是盗窃的少年、当妓女的阿英和阿嬷，他们都是被社会忽视的“边缘人”或者小人物，迫于生活的无奈而被挤到社会的“边缘”，像少年谢佑良从乡下来到城里，面对外部环境的变迁与他个人内心心理的不协调，造成时代、社会与自我个体的某种断裂，致使他走上偷窃的行径；妓女阿英原本是一个勤勤恳恳的良家妇女，由于丈夫意外去世以及周边亲戚吞食家产，为了能与儿子生活下去而沦为妓女，这种身份、地位上的巨大落差，即实际生活的今不如昔的状态，都伴随着精神上的失落与无奈。这些外在环境因素联合内在精神因素使个人不得不直面世界的残酷，反映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生活遭受沦陷。

　　通过主要的三类人物，吴念真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残酷的社会以及个人自我精神的失落。纵观三类人物的生存环境，可以发现其中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这群弱小无力的“小人物”都生活在闭塞的空间。受阻于经济条件等各方面因素，他们无法与外界产生适时适地的交流，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形成的狭小圈子里进行各种活动，这就同时导致人物思想受阻，失去为自己谋取更好生活的自由与权力。无论是服兵役区还是矿区抑或是乡下，他们都局促于自己生活的狭小天地，受制于单调与贫乏的生存空间，于是造成生活的压抑和沦陷。这不仅仅限于吴念真小说当中所描写到的矿区与乡村，更是当时台湾底层群众生存的普遍状态。

　　吴念真一面喟叹生活的无奈，批判社会的无情，一面又在同情这些无路可走的人们，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他渴望这些人能够在黑暗的世界中看到一线光，能够感受到残酷环境下人性温暖的存在。陈芳明认为，“他以悲观的心情看待台湾社会，但是从文学艺术的表现，却又彰显他的内在的爆发力。如果不是受到遗忘，便是遭到遗弃；而吴念真却是从他们的身上，找到勃勃生机”。

三、苦难与温情：生存困境下的人性探寻

吴念真的小说集在讲述一件件残酷的生活经历背后都有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敏锐观察和强烈的批评。基于底层生活的环境，人性的恶是最容易暴露出来的，但是如果可以在其中发掘人性的善，那么这种善会更加令人动容。吴念真也谈到，希望“社会底层的压抑、苦难和忧伤都可以透过许多人的文字揭露而得到抚慰或解放”。吴念真的短篇小说集有四部，将其主题归纳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怀抱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审视人性、直指心灵。

　　首先，在吴念真前期的作品里，他强烈批判了权威体制对民工、女性的贬抑和剥削。《病房》的明仔因工受伤却得不到医生的有效治疗转而要投诉医院，最后被众人唾弃；《白鹤展翅》的清水仔因为年纪大而得不到在村里表演的机会；《是的，哈姆雷特先生》里资本家哈姆雷特对职员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资本家态度；还有小说中描写了数不清的矿工被掩埋在矿山上后家人得不到妥善安置的场景……吴念真当时生活的台湾社会极其复杂，由于生活困顿，年青男子在外服兵役或者打工谋生，因此那些留在家乡的老弱和妇女便也各自寻找各种甚至被世人认为不道德的方式挣钱养家。社会是残酷的，权利、金钱、地位左右着个人占社会的权重以衡量个人的价值。吴念真在小说中极力否定权威体制下的特殊待遇，剥削劳工只能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小野认为，“属于念真表现最杰出的一部分”，“就是他对于自己所出生的、成长的社会环境的敏锐观察及强烈的批评”。作为台湾文学20世纪70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吴念真书写的议题触及农民、劳工、女性等方面所面临的危机，批判权威体制对农民、劳工、女性的贬抑与剥削，强化了追求民主的高昂情绪。

　　其次，他的作品里始终怀抱着对生命的敬畏。吴念真在《春天》里赞美阿圆真诚淳朴的心灵。小说的高潮除了阿圆在老板和宪兵面前站出来为“我”和小包辩解没有偷东西之外，第二个高潮便是在结尾处，阿圆跟着她爸爸准备回台湾的路上，小包站在碉堡上大声喊“阿圆你最漂亮”以示感激，随后整座碉堡上的士兵都一起对着阿圆重复喊着同样的话。在《茄子》中，“我”为莫士官守尸后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冲击，同时也留下了后遗症，副营长为了帮助我解脱梦魇，在操场上向死去的莫士官喊话，至此以后，“我”的身体便好了。《他不重，他是我兄弟》的十二个士兵被意外炸死后，一百多个男人在现场悲痛大哭；阿哲背负着十二个人的骨灰说“真的不重。十二条人命加起来好像都没有我要带回去的高粱酒和贡糖重……”不管是士兵与陌生人之间，还是战友与长官、战友之间，他们深知自身正在经历着生命中最有意义、同时也最枯燥、最不确定的服兵役阶段，因而他们更能互相理解、建立深厚的情谊。也许，人与人之间最无需过多言说的地方就在于受过他人帮助后牢记恩情或懂得感恩的真情，抑或心中始终怀抱着对生命的敬畏。

　　最后，小说通过采用“童年”因素的独特方式审视人性，直指心灵。在这里，作者主要通过唤醒童年记忆，探索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来实现。吴念真的小说兼散文集《这些人，那些事》从回忆父亲母亲过去的点滴生活开始，到老一辈矿工在时代生活中的离场结束，其中，在叙述过程中包含着大量有关童年的因素。吴念真在小说创作中注入童年因素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直接在小说中回忆自己的童年往事；二是通过小孩子的天真纯洁赞美童心的真诚美好；三是通过老一辈（老人）的行为姿态映照自己的童年岁月。

　　吴念真把自己的童年往事通过回忆的形式展现在小说中，像《母难月》和《只想和你亲近》回忆小时候父母的生活往事。作者从不断涌现的回忆中唤醒自己的童年记忆，从不断的回顾中发现生活的价值，对自己的出生、成长的环境加以深刻的反思与强烈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如此辛苦地拜访童年生活，只是想探索一条捷径，直抵现实生活的核心”。

　　小说也通过小孩子天真纯洁的想象赞美童心的真诚美好。在《思念》中，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抓住木头凳子缝里的发丝在阳光下举着，告诉爸爸一定是那个已经去外国的小女孩曾经留下的头发。小男孩对小女孩天真、单纯的爱慕令家长们不忍戳破真相。或许这也是吴念真想要告诉那些为人父母的家长，要善于保护孩子们单纯天真的想象以及纯洁的心灵。

　　作者在小说中还借助描写老一辈（老人）的行为姿态映照自己的童年岁月。在《笑容》里，这群在医院等待死亡的年老矿工们，从年龄上看，他们距离童年时光已经相当遥远，然而作者却说他们的行为举止就像小孩。因为已经知道在医院打着吊针、拿着氧气瓶用力吸的老人们已经时日不多，所以那位三十多岁的儿子带领着一群父亲走上天台享受吸烟的乐趣。当被护士当场抓包的时候，父亲将烟藏在身后的动作和表情俨然就像自己小时候做坏事的样子，这一情景瞬间将儿子与父亲的空间距离拉近。而父亲们的离场，也预示着属于他们过去的时代已经结束，“当时不知道‘时间’其实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一边无情地催人老去，一边又以无比强大的力量改变了所有的限制和不可能”。吴念真对底层人物的生活以文字的形式再现，通过文学技巧手段，重构一个真实而又充满逻辑的经验世界，探索被底层困难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米兰?昆德拉说，“温情”是“只有当我们已届成年，满怀恐惧地回想起种种我们在童年时不可能意识到的童年的好处时才能存在”，“是成年带给我们的恐惧”，“是想建立一个人造的空间的企图，在这个人造的空间里，将他人当孩子来对待”。因此，温情是抚慰成年受伤心灵的一种方式，它让个人回到童年感受过去时光的美妙和幸福。

　　吴念真对这些人物的刻画、情节的描述、主题的凸显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顺着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他曾说，“甚至文学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如何回答，我只是写下一些很实在、很感人的故事，加上自己诚恳经营罢了”。这里可以理解为是他的一种下意识行为，“下意识不只是人的本能，也不是先天禀赋，而是一个人的阅历、教养、欲望、本能等等在心灵深处的沉淀，是一种潜移默化了而存在于心的东西，它在更深的地方左右一个人的行动”。所以，吴念真的小说带有一种自然、真实的感觉和真诚的味道。

　　小说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吴念真的底层叙事结构并未沿着传统典型的“苦难+反抗”的模式继续前行，他以自己独有的“苦难+温情”叙事模式突破传统限制，更着重强调生活在底层的人要善于发现黑暗中的光。基于时代社会固有的经济、文化和权力意识形态结构，所有底层的苦难并不完全都能找到出路，吴念真深知这一点。然而，固然所有的苦难悲剧里面看似黑暗无边，但一定会有那么一丝明亮以隐而不露的方式存在。所以，为了冲破黑暗的束缚，人必须要努力去找、并且要尽力去看到那束光，人生才不至于被黑暗湮灭。而吴念真找到超越苦难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发现身边温情的存在。

　　注释：

　　[1]周璇:《背后深情——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北京观察》2012年第1期。

　　[2][3]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94页。

　　[4]古继堂：《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418页。

　　[5]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年，第577页。

　　[6]吴念真：《特别的一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08页。

　　[7]吴念真：《特别的一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6页。

　　[8]吴念真：《这些人，那些事》，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年，第 107 页。

　　[9]苏童：《创作，我们为什么要拜访童年?》，《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4期。

　　[10]吴念真：《特别的一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08页。

　　[11]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12]吴念真：《抓住一个春天》，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年，第2页。

　　[13]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