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一、闽学与《论语》研治新风尚
今天习称的“闽学”，就其源流脉络而言，是儒家学说千百年演进变化历程中的地域性产物，即宋元明清时期闽地的儒学研习学统。上下千余年间，这一学问系统在闽地生根展叶，一度蔚为大观。在其运转演化的过程中，它滋生挟带了巨大的张力与动能，其感召与影响跨越时空迤逦而下，流风余韵绵延波及近现代，乃至当下的学术文化领域。闽学源自儒学，是中国古典时代后期儒家学说最高成就的代表。儒学参与百家争鸣于先秦时代，稍后又乘两汉经学化、政治化的时势而演化为政学合一的新形式，虽然继之而后的七八百年间一度趋于中衰式微，但在两宋时期又能老树着花，焕然勃兴。两宋儒学兴盛，地域性学派的涌现是其主要标志，其中出类拔萃者为濂、洛、关、闽诸派。传统学术文化重心的逐渐南移，为闽学生成开辟了通道，而它一经崛起便青出于蓝，后出转精。朱子横空出世，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对《论语》等儒家经典的全新解会又为闽学擘划了阃域规范。虽然朱子身后闽学隆升举国之官学，但难掩其教化工具取向时而胜过思想学理价值的事实，并一度因其僵化板滞而沦为人们嘲讽攻讦的标的。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闽地的学术研习依然与时并进，胜义迭出，而其根本旨趣大要仍以儒家著述为依归，其中引人瞩目者莫过于朱子所揭橥的“四书”了。
朱子之于闽学，功莫大焉。首先，他远绍孔孟等儒门圣贤，近接二程及其他宋代大儒，其学术生涯最为彪炳卓著之处在于他所汲取、传授者皆为纯粹的儒家学理思致，而道南入闽，儒家思想在闽学的名义下换代升级，首功非朱子莫属；其次，复皈儒家门墙之前，朱子曾入出佛老梵域福地，深受二家义理的浸润栉沐，因此他能够做到“致广大，尽精微，宗罗百代”，进而使得闽学体系众善兼取，浑然一体。复次，朱子不仅为闽学升格为传统时代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学说铺平道路，更为儒家思想从古典过渡到近现代，乃至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贡献良多，他对儒家典籍创新性的辑纂释读即是有力佐证。朱子毕生沉浸于儒家文化，用力持久且功用显著者即其编纂解读“四书”，其中的《论语》注解传授尤其值得注意。
《论语》的编订与传播，历经先秦至于两汉，西汉时期齐、鲁、古三家并行，后经张禹、郑玄等人整理定型，从此拥有了通行的传世定本。汉代而下，《论语》的地位时有起伏，到了宋代才真正得以隆升，最终因朱子鼓吹而彰显于世。依朱子所言，诵读《论语》“立其根本”，由此方可循序渐进，登堂入室以探儒家奥府密藏。朱子于《论语》用力良多，先后有《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孟精义》《论语或问》《论语集注》等多种著述行世，而《论语集注》倾尽其40余年心血，是这部经典真正进入儒家核心经典系列的标志。朱子《论语》类著述“精确简严”，足以诏示后学，编入《四书章句集注》后即超越“五经”而成为儒学的全新经典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对《论语》等儒家经典的诠释注解过程中，朱子化用或创制了“理气”“道器”“一多”“无极太极”“理一分殊”“主敬穷理”等专门语词，使得传统学问的讲释表述从此变得面目一新，进而完成了经典、话语、理论、现实功用等多个层面创造性的体系建构，朱子理学即闽学，从此得以确立。
从闽学及传统儒学流变史的角度观察，朱子之于《论语》厥功甚伟。第一，他的力行与垂范，成为其后闽地、闽籍学者遵循效法的楷模。从朱子而越元明清以迄近现代，乃至于当代，闽籍学者研治译介《论语》者代不乏人，晚清以降尤其引人瞩目，辜鸿铭、林语堂、刘殿爵及程树德、程俊英父女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前后相继，余波流风泽被后世，惠及世界，当下的安乐哲及其《论语》译介研究亦直接或间接受其沾溉。第二，考察《论语》传播史便可发现，朱子集注类著述使得《论语》传布的内容和形式焕然一新，平易直白的诠释使学问义理与世道人心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活泼生动而又通俗易懂的语录体广为接受，渐至取代了支离拘泥附会牵强的高头讲章。于是，一次又一次的集聚讲会中，师长弟子友朋同好沉浸于叩求答问切琢辩难的欣悦之中，心平气和的俚语温言让哲思精蕴春风化雨，汩汩注入思考与觉悟者的心田。第三，朱子对《论语》及儒家经典的创变性诠释与倾力弘扬，一方面使闽学传承薪火相继，瓜瓞绵绵，积聚蕴藏了巨大的文化能量；另一方面，闽学越出闽地，为传统儒学挹注了新鲜血液，使之历经风雨如磐的近现代而淬火成钢，不仅没有在当下人类文明交流对话的舞台上怯场或缺席，而且能够从容不迫地参与其中，贡献抒危解困的中华智慧资源。正是后一点，把朱子与当今的文明对话连成一体，而某种程度上说，作为践履者的安乐哲，正是这条千年一脉延长线上当今时代的代表人物。
二、闽学谱系与《论语》传播译介
闽学兴盛与朱子居闽有着直接关联，但促发其繁荣的其他因素亦不可轻忽。其一，八闽地处东南，与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带关山阻隔，沐浴王化又疏于王化，传统时代中原地区的统治威权或兵燹人祸至此皆成强弩之末，因此易于形成学术文化通而不同的小气候，而且学派信仰一旦生成便持久不衰。其二，闽地素来属于多元文化同生共荣之区，诸如道佛回耶等本土或外来宗教，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于此大都各得其所，闽学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品性：“既联系又独立，既接受又突破的学术风格”。其三，闽地面向海洋，通商贸易远达异域，海外移民兴业早已司空见惯，物流进出孔道同时也便利了学术文化的吐纳受予，于是儒家的学问义理在此兴盛发达之后走向世界，就成了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闽学因朱子而盛极一时，闽地学者大都以研习儒家典籍为志业，闽人流播异域而钟情儒学者不乏其人。时至近现代，儒学经典多因为闽籍学者的译介而远播异域。闽学源远流长，闽地因之儒风盛行，异地他乡的闽籍学者多有祖籍地域文化认同，这成为他们译介传播《论语》等儒家典籍的一个重要动力泉源。辜鸿铭、林语堂和刘殿爵等闽籍学者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瓣香赓续，前后相继，使得闽学儒风穿越时空，远布世界。
辜鸿铭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于马来亚，总角之年即游学欧陆，熟谙西方语言文字与世道风习。但他更加仰慕中华文化，尤其不忘故国祖籍，用名Amoy Ku，即深寓其眷顾故里，心系厦门之意。辜氏而立之年返回中国，从此浸淫于中华学术文化，旗帜鲜明地张扬儒家思想，无论执教或从政皆未忘情于此。辜鸿铭生逢晚清时代，目睹西方强国仰仗坚船利炮横行天下，亲历列强对中国的侵门踏户，更是有感于心高气傲的汉学家们对中华文化肆意歧读曲解之流弊。于是，他以笔为剑，奋起掊击，而针对汉学家们有意无意间对中国典籍扭曲误译的挞伐，以及凭借生花妙笔英译《论语》等儒家经典，就成了他克敌制胜捍卫祖国文化的法宝。
就前者而言，辜氏直指那些不可一世的汉学家，虽然所用语词看似庄谐并作，但实际上辞色激烈严峻，可谓痛下针砭不留情面。譬如，他直言不可一世的大汉学家翟理斯缺乏“哲学洞察力”，因此造成组织安排材料的“无能”，加上翟氏的“炫耀”及“令人不快的粗率和武断”等，其人其文从而“落下了名不符实的笑柄，并遭到了被视为傻瓜的奚落”。在他炯炯如炬眼光的审视下，翟理斯、威妥玛者流如是，大名鼎鼎的理雅各也被点出瑕疵谬误，比如其所用术语“深涩”、“粗疏”和“不适当”，甚至“有些地方简直不合语言习惯”。于是，辜鸿铭掷地有声地断言，“迄今为止的汉学研究中完全忽视”了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要义，进而得出了斩钉截铁不假辞色的结论：“欧洲学者对于中国人民的历史迄今为止几近无知。”
显而易见，辜鸿铭英译《论语》等儒家经典的驱动力直接源自于西方汉学家此前的译介，理雅各则首当其冲。在此之前，理氏已经凭借翻译《论语》等“中国经典”而名噪东西方，一时成为汉学家中的精英翘楚。辜鸿铭首先针对理雅各的译著有感而发，直言理氏译本带给西方人“稀奇和古怪的感觉”，对他们认识中国人、中国文化有害无益；其次，他亲力而为，凭借自己对东西方语言文化的精深理解与娴熟把握，自具特色地英译了《论语》等儒家经典，由此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标志；第三，也是本文反复强调的题旨，辜鸿铭作为华人学者英译《论语》第一人，不仅是这一领域内世不二出的里程碑式人物，更为重要的是他让闽学影响力跨越时空，从传统过渡到了近现代以至于当下，从闽地走向世界。最后，辜鸿铭虽然是“闽学的最后一个学者”，而直至“五四”时期“闽学才告终结”,但这一学问体系长期以来所蕴藏酿化的巨大文化能量却没有因为时代的改易而一时烟消云散，相反地，它又在新的时间和空间内星火燎原焕放异彩，而林语堂、刘殿爵乃至安乐哲，尤其是他们对《论语》及中华典籍的译介，某种程度上就是闽学，至少是其主干部分历尽劫波后的延续或重生。
林语堂出生在朱子过化之地闽南漳州的基督教家庭，但不论是学者，抑或普通人，很少有人把他与闽学传统关联起来。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尤其具体到闽学及儒家思想向世界传播这点上，林语堂的贡献与地位甚少有人并驾比肩。如果说辜鸿铭是学问谱系中闽学殿军，同时又承认这一地域学术文化在辜氏身后依旧发光散热的话，那么林语堂就是那个擎着火炬继续前行的人——从中国走向世界，从近代走进了现代乃至当代。林语堂对辜鸿铭的承传接续，首先体现在他对“厦门之子”辜鸿铭钦仰有加，视之为自己学术思想上的前驱和导师；其次，在身体力行地译介《论语》等儒家经典时，林语堂在风格、内容诸方面无一不受辜氏的惠泽，有时甚至在著述中直接移用辜鸿铭的译著文字；第三，林氏脚踏东西文化，著译宇宙文章，其生花妙笔颇显中华典籍的智性魅力，不仅俘获了众多西方读者，更为其后的东西方学术文化交流融会树立了典范。
刘殿爵（D.C.Lau）就是辜鸿铭、林语堂之后的受益者之一，他同样拥有闽地祖籍，而且终其一生致力于《论语》等中华典籍的译介与传播。因此，刘氏仍与辜鸿铭、林语堂，甚至是朱子，保有学术文化脉络的连通续接，而具体到闽地祖籍，以及对《论语》等古代典籍的研治与译介，则是他们之间前后赓续的根本与志业。显而易见，后者至关重要，因为虽然时移事易，但他们在译介《论语》阐释中华典籍方面仍是一种绵延不断的连续。正是从这一点上说，安乐哲也因为刘殿爵的原因而与辜、林存有了某种学术承传上的关联。
三、安乐哲《论语》译介的意义
之所以把安乐哲与闽学，特别是闽学相关人物如朱子、辜鸿铭及林语堂乃至刘殿爵诸人相提并论，一方面因为他对刘殿爵的师承，以及对《论语》文本的译介及义理的阐释。安乐哲早年受业于刘殿爵，在中国哲学等领域亲炙刘氏教诲且获益良多，因此，这段遇合是其学问人生中的关键事件；同时他们又是译介著述的合作者，而这种合作对安乐哲的“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有着巨大帮助”。另一方面，安乐者与闽学，与闽学学问传统的关联，能够显示出他的《论语》译介阐释并非无源之水，而是长久以来积淀酝酿的结果。但是，这显然不能涵盖安乐哲译介传播《论语》等儒家典籍成就的全部。在《论语》阐发译介的历史进程中，朱子和安乐哲均可视为非常时代的非常之人。如果说朱子对《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独特解会与大力弘扬，使得它们在汉字文化圈内得到最为广泛传播，并全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乃至东亚文明史进程的话，那么，安乐哲对《论语》等中国典籍的研治和译介，则是东西方学术文化正面遭逢以来的转折性事件，即：它代表了儒家经典在世界范围内阐释译介全新模式的生成，这一领域中由最初中华元素的参与，渐至酿化出当下的“中国标准”。详而言之，可大致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安乐哲对《论语》的研究译介，是某种程度上当下该领域内的范式和准则，这大致可与中国传统时代朱子的成就和贡献相互映照比并。朱子的成就与地位，是个已然的事实，而安乐哲的建树则是目前最具影响力，最有可能被接纳普及的标准之一。这个标准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安氏在其前驱同好基础上，通过一己兼收并蓄集其大成的不懈追求中所得来。
安乐哲的出现自有其必然性存在，他本人对其前驱者《论语》译著类著述的引征即可视为显例。刘殿爵显然是其中不可轻忽的关键人物，尤其是与闽学、朱子、安乐哲等关联因素相比附的时候，刘氏在学术传承链条中的过渡与桥梁作用便突显出来，他无疑是安乐哲积聚崛起之前关键的铺垫和托衬。远在刘殿爵之前，具有传教士身份的西方汉学家已经大显身手于《论语》译介活动，卓然成大家者如理雅各(James Legge)、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和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等人。应势而起的华人译者（the Chinese translator）辜鸿铭，及对辜氏推崇有加的林语堂，则与刘殿爵一样同时拥有华人和闽籍地域身份。如前所述，正是因为刘殿爵的原因，安乐哲亦可与闽学发生联系，而把后者置于这样的谱系中，不仅符契传统学术流变史实，同时也可彰显其范式和标准所来有自。
其次，在当下《论语》阐释译介及其相关领域内，安乐哲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使其实至名归地成为出类拔萃引领风潮的人物。安乐哲侧身《论语》研究译介领域时，这里已经形成众流交汇群鸟合鸣的局面，他是何以做到独树一帜一览众山小的呢？简而言之，因为他拥抱新理念，引领新风气。
安乐哲对学术研究中新理念的化用，主要指他在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学术探索中，凭藉深厚的东西方哲学学科积淀，在跨文化场域中沉潜默会，因此造就了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度，以及敏锐独到的学术眼光，最终把由此化育出的全新方式方法，运用在解读译介《论语》等中华典籍的学术实践中。于是，安乐哲发为文章，自然精光外露，成就卓然。
安乐哲孜孜以求锐意进取，始终站在时代学术文化潮流的前沿，拥有一种“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睿智。比如，上个世纪后期“儒学第三期”的观点甫一提出，安乐哲就踊跃参与其中并成为引领风气之先的重要角色。他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对中国哲学的熟知体察所形成自觉体认，更是对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理路、脉络的深层把握，从而把《论语》放在了历史、传统中观察研讨。至于《论语》的藏蕴，特别是对于当下的启示，如果没有入乎其中又出于其外的识见与领会，恐怕难以对这部中华经典作出较为精当的译介与解读。安乐哲不仅做到了，而且做成了模式与标准。
第三，对《论语》的译介与阐释，安乐哲的相关著述内容具有方法论意义。如前所述，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从单个汉字，到专有语词，再到句段篇章，安氏英译时都努力给以合理妥帖的安排和处置，而且大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安乐哲这样的翻译实践，与其哲学家的身份认同直接关联。
对《论语》的译介与阐释，安乐哲始终坚守哲学本位，他强调自己是哲学家而非汉学家。这无疑向人们明示，他的著译有别于从传教士到当下西方汉学家法路径。应该如何理解哲学本位呢？根据安氏的解释，综合与此相关的学理知识，可以大致推知：一方面，哲学本位强调其西方哲学的学科训练，以及哲学学科重视运用分析综合方法的特点；另一方面，从安乐哲学术路径及其目前的成就看，他与西方汉学家甚至其他中国学研究者斩然有异，其哲学本位还指向一以贯之的观点，即他视儒家学问为中国哲学的代表。这显然是针对中国有无哲学质疑的有感而发，在他看来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有着与西方判然分明的哲学，而儒家的学问体系就是中国哲学的主干，它十足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
论及东西方学术文化的对话交流，汉学、汉学家总是无法规避的话题。不论其观察视角，还是其研讨方法，抑或是它所针对的中国历史、语言及文化等研讨对象，汉学家法大都是本源于西方而审视东方的理路。在安乐哲看来，一些汉学家甚至把中国视作西方的陪衬，以此为出发点，其研究结果可想而知。与此相印证者，前述的辜鸿铭已开其先声，当代其他邻近学科领域的学者也对汉学研究持大致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汉学方法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无法笼盖或替代其它专门独立的研究。实际上，安乐哲也十分重视语言文字语法等现象的分析探讨，但这与汉学家的做法形同实异，其目的是服从服务于对研究对象的哲学学理分析。这显然又回到了哲学本位，亦即他译介《论语》时标举的“哲学化翻译”。
注释：
[1]据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宋元明清以来，闽地研习“四书”的著述不下十数种。
[2]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77～115 页。
[3]黄宗羲：《晦翁学案》，《宋元学案》卷四八，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6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16页。
[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四，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20页。
[5]张栻：《南轩文集》卷二十四《与朱元晦》书七，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1版，第147页。
[6]黎昕主编：《朱子学说与闽学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237页。
[7]辜鸿铭著，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07～130页。
[8]辜鸿铭著，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46页。
[9]高令印、蒋步荣：《闽学概论》，香港：香港易通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03～105页。
[10]在其著作中，林语堂曾部分或全文移用辜鸿铭《中庸》英译文，分别参见：The Wisdom of Confucius.The Modern Library,1966.pp.102～134;The Wisdom of China.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9，第 314～336 页.
[11]参见 Lin Yutang,From Pagan to Christian,William Heinemann Ltd.,1959，第 43～58 页.
[12]刘殿爵虽生于香港，但其父刘伯端为福建上杭人，寄籍广东番禺，1913年起迁居香港。因而，刘殿爵祖籍应为福建，当视为闽籍华裔学者。
[13][美]安乐哲：《活着的中国哲学》，杨朝明：《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安乐哲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7页。
[14]Roger T.Ames,Henry Rosemont,Jr.: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Ballantine Books(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1998.pp.7,19,20,280.
[15]“A Perplexing Passage in the Confucian Analects,”Derk Bodd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53,No.4(Dec.,1933),p.348.
[16]World religions，ed.,Arvind Sharma,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3.pp.276-278.Way,Learning,Politics:Essays on the Concucian Intellectual，TU Wei-ming,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pp.141～159； Tu Weimin,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Essays in Confucian Thought,Asian Humanities Press,1979.pp.3～22.
[17]Ames,Roger T.:Confucian Role Ethics:A Vocabulary,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1,pp,4～5.
[18]James J.Y.Liu,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Recent Developments,Current Trends,Future Prospect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5,No.1(Nov.,1975),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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