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金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0）

一、薛爱华其人及其治学特点

《闽国：10世纪初的中国南方王国》初版于1953年，为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出版的第一部专著，2019年9月，经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程章灿先生翻译的《闽国》由后浪出版社出版。薛爱华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出生于华盛顿，1958年起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语言学教授，任职期间被授予伯克莱最高荣誉奖。薛爱华作为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唐代文学，是20世纪后半期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代表人物。

　　薛爱华的治学特点在他的各部学术著作中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如《金桃》着力于研究唐代舶来品，其中包含大量的名物综述与考证，以“金桃”为代表的一系列外来物品反映的是当时人的生活情况、文化观念，《金桃》一书体现出薛爱华爱好从“名物”角度研究中国文化的特点。从《朱雀》和《珠崖》两书亦可看出薛爱华注重研究中国周边地区的视角。《朱雀》一书中所描绘的唐代岭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岛、大部分北越和红河三角洲地区，而《珠崖》以海南岛为主题，着重海南岛的开发历史，探讨宋以前及宋代海南岛的情况。《神女》《金桃》在叙述过程中大量引用中国诗歌、史料，在历史故事的娓娓道来之中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气氛，整体文风自然生动。徐瑛子在评《金桃》一书时说道：“《金桃》研究唐代外来物品及其对文化的影响，探讨学术问题态度严谨却不死板，显得生动活泼。”译者程章灿先生亦称薛爱华“对史事细节的强烈好奇心，对奇闻异事的痴迷，使得叙述轻松活泼，可读性很强……在他未来的汉学研究论著中，这种趣味和风格还将被进一步突显，更加引人注目。”

二、薛爱华治学特色在《闽国》中的体现

（一）《闽国》——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先声

纵观薛爱华的汉学著作，可以发现薛氏对唐代尤为关注，其汉学著作的视角皆立足于唐朝。《神女》研究唐代文学中女性文学形象，从上古历史中的女巫、女娲到各种传说中的江河神女，其瑰丽奇诡的意象令人向往；《撒马尔罕的金桃》致力于关注唐代的社会文化生活，其中介绍的各种新奇的舶来品为唐代社会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薛爱华出版的最后一部专著《曹唐的道教诗歌》主要内容是研究唐代诗人曹唐的诗。由此观之，强盛富饶的唐代是薛爱华汉学研究的主要阵地，薛爱华对唐朝的研究贯穿了其一生。

　　事实上，薛爱华的关注点早先着力于10世纪的中国，而非中国唐朝。于他而言，研究10世纪这一被忽略的时期是非常有必要的。他在《闽国》一书“绪言”里说道：“10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理应引起研究远东文明的历史学家的关注，以期揭示自晚唐至宋初这一历史时间与制度演进的连续性。”概括地说，10世纪是指晚唐到宋初这一段时间，占据其中大多数的是五代十国这一时期，薛爱华创作的《闽国》正是他研究10世纪中国的学术成果之一。闽国是五代十国时期十国中的一个小国家，地处福建。自唐灭亡以后闽国才成立，按照朝代划分来看，闽国不属于唐朝，应属于五代十国。但从时间线上看，五代十国是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时期，这一混乱的时期将唐宋联系在一起，其与唐、宋都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

　　程章灿先生指出：“薛爱华的学术兴趣也可以说是从五代十国上溯至唐代的”，薛爱华正是在研究闽国的过程中对中国唐朝产生了浓厚兴趣。

（二）人类学研究方法在《闽国》中的运用

薛爱华人类学的眼光得益于他专业的学习。他于1938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得人类学学士学位，人类学专业的学习为他以后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薛爱华运用人类学进行汉学研究受其导师的影响。他先后受业于克虏伯（Alfred L.Kroeber,1876～1960）和罗维（Robert Lowie，1883～1957）。 而克虏伯和罗维都是被誉为“文化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的学生，博厄斯是在美国文化人类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人类学文化历史学派的主要人物，薛爱华的两位老师继承博厄斯的学术精神，并将其传递给他们的学生薛爱华。薛爱华正是在前期的学习中积累了雄厚的人类学理论基础，才能在以后的汉学研究中开拓出全新的视角。

　　薛爱华运用人类学方法进行汉学研究，最先关注的是各地物产，即物质文化研究。薛爱华一生对自然有着无限的热忱，“他热爱自然界中的各种产物，也热爱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尤其痴迷观察各种花草鸟兽，临终前一个月，他还在伯利兹观察珍稀鸟类和哺乳动物。”这种热爱自然的天性使得他主动关注各地名物。薛爱华将“自然景观”设为《闽国》第一章，从气候、动植物、城楼、港口、园林、山岳等多个方面考察闽地自然状况，力求从一开始就对闽国的自然景观进行大致的了解，从此安排即可看出名物研究在薛爱华心中的重要性。《闽国》“经济”章中“物产与贡品”一节仍是薛爱华闽地名物研究范畴，“自然景观”里列举的一系列动植物是闽地自然风光，物产与贡品虽也是闽地自然物，但其与贸易及进贡挂钩，不可归为一类。薛爱华将此归类到“经济”章，是出于总体考虑。

　　在《闽国》之后的《金桃》和《朱雀》两部著作中，薛爱华亦不遗余力地对唐代名物进行研究，深入探讨唐朝的物质文化世界。程章灿先生评价薛爱华道：“对名物的兴趣就是他的汉学研究的突出特点，《闽国》第一章可以说是《撒马尔罕的金桃》和《朱雀》等书的先声。”

　　薛爱华将人类学与社会学、统计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这种治学方法在考察闽国经济史时也有所表现。薛爱华在表示闽国人口变化时，为了达到简明、清晰的目的，他在书中用表格的形式来呈现，这运用到了统计学的方法。其次，人口变化是和经济因素相挂钩，薛爱华将“人口变化”列入“经济”一章之中，研究人口变动和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属于人口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徐晓望先生作《闽国史略》一书时也采用人类学社会学方法，分析闽国时代的人民、社会、经济、文史、信仰、政治。读完《闽国》后他说：“我对早我半个世纪就在用现代方法研究闽国的作者油然生起敬意。”这种“现代方法”指的就是受人类学影响的学术研究方法。

（三）“四裔”关注在《闽国》中的表现

《闽国》是关于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研究，闽国地处福建，属于边疆地区，在当时人眼中是“蛮荒之地”。薛爱华的博士论文研究南汉，南汉现位于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及越南北部，和《朱雀》《珠崖》两本书的研究对象所在地点相似，皆是中国版块边界。综合分析，薛爱华对中国边界的关注有以下三点原因：其一，薛爱华对唐代边疆地区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中国南部，或许与其自然气候相关。南部多热带和亚热带气候，自然风光独具特色，南方温润的气候培育了许多与众不同的植物，众多动物在此繁衍生息，对自然深深热爱的薛爱华为此着迷也在情理之中。

　　其二，20世纪国际汉学的研究趋向偏向四裔，即研究领域偏重边疆史地。汉学家们对于中国本土作家而言更注重中外的交流与互动，边界地区往往是中外交流最为频繁之处，薛爱华的研究视角立足于边疆地区正是受当时国际汉学研究趋向的影响。

　　其三，薛爱华欲揭露中国唐朝边疆地区所蕴含的“神秘”。“求新”“求异”的精神一直贯穿于薛爱华的学术研究生涯之中，在他的多部汉学著作中都有所体现。《金桃》中众多舶来品自带“异域感”，这些外来物品所蕴含的神奇魔幻的色彩让人禁不住想去探索一番；《朱雀》、《珠崖》所描绘的岭南地区和海南在中古时期被看做是贬谪流放之地，唐朝的人们对于这些地方比起“敬”更多的是“畏”，古时的烟瘴蛮荒之地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是薛爱华想解开的疑问；《步虚》是唐代天文学史和科学史的研究，虚无缥缈、触手不可及的星空其中蕴含着多少奥秘，它更是一个遥远而又神秘的存在。五代十国时期连接唐宋，具有十分重要的过渡作用，然而，因这一时期各国政权的动荡不安和历史背景的纷繁复杂，中国本土学者研究五代十国时期的不多。这些唐朝之后分裂的小国家竟然没有详细的历史记载，薛爱华对于未知事物强烈的探索心理促使他要一探究竟。

（四）《闽国》别开生面的叙述方式

薛爱华在介绍闽国的人与物时，会举一些例子来烘托人物形象或者支撑自己的观点，而这些例证往往趣味横生、引人入胜。闽国皇帝在位时间都很短，史书对他们的记载也很少，但在薛爱华笔下，每个帝王的形象都很鲜明。王审知生活朴素，即使成为闽国国君，仍然着素衣布鞋。薛爱华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来强调这一点：“有一次，他的丝绸裤子破了，他随手从滤酒的布袋上撕下一块布来补裤子。”身为帝王，能做到节俭如斯，着实令人讶异。王延钧性多疑，薛爱华用其与王仁达的事件来佐证。指挥使王仁达性格不羁，王延钧便设下圈套，以秦朝赵高弑君之事来刁难王仁达，王仁达回答的滴水不漏，但最终王延钧仍以王仁达疑似叛乱为借口，将其处死。通过这个例子，王延钧生性狡诈多疑的特点便显露无疑。王延羲更是一个残暴的皇帝。他嗜酒成癖，经常带着大臣们一起饮酒，得知宰相不愿再喝便将其处以死刑，第二天醒来又将他官复原职。这样荒唐的例子更有甚者，因翰林学士周维岳酒性极佳，王延羲便欲将他肚子剖开看一看他所谓的“酒肠”。这样的事例读来让人忍俊不禁，王延羲荒唐暴虐的本性随之便也深入人心。薛爱华将一系列历史事件穿插于文本的叙述之中，不仅将闽国皇帝各自的特点凸显出来，更加深了文本的趣味，冲淡了历史读物的沉闷枯燥感。

　　除了在文本中穿插历史事件，薛爱华还常关注奇闻异事，列举诗句、对联等形式的例子。《金凤外传》里记载的诗句，薛爱华将此作为考察佐证闽国地理环境的依据：“西湖南湖斗彩舟，青蒲紫蓼满中州”，“龙舟摇曳东复东，采莲湖上红更红”。他根据金凤诗句中的“西湖”“南湖”“采莲湖”来推断闽国河流的具体位置。薛爱华另辟蹊径，从诗句中进行考证，此法甚是新奇。“信仰”章提及，曾有一个僧人写下一副对联：“岩高潮水没，潮退矢石出”。其中包含了双关语和字谜，预示着王氏家族的掌权。这副对联渲染了曾经笼罩着闽国的神秘感，破解这一对联也给读者增添了探秘的快感。更有意思的是，另一位僧人曾预言王审知的王朝寿命，他说：“大王骑马来，骑马去。”最终这个和尚的话被确认是正确的。

　　以历史故事和奇闻异事为引，增加文本的趣味性，渲染闽国神奇而又神秘的色彩，这无疑会引起更多人对闽国的兴趣。薛爱华这种叙述方式别开生面，生动有趣，颇具新意。

（五）《闽国》中的“道教”研究

道教是发源于春秋战国的中国本土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道教自成立发展以来，对历朝历代的社会都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盛唐处于鼎兴状态下的道教随着朝代的衰败，在五代十国时期趋于低落。佛教在闽国的宗教信仰中处于主导地位，闽国历代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佛教之中，修建庙宇、善待僧人。闽国第一位皇帝王延钧曾“度民两万为僧”，甚至还有一位僧人黄袍加身，成为闽国的皇帝。

　　“道教植根于中国帝王传统之中，能够提供超自然的支撑，支持那些追求天命神授有政治野心的人。”据薛爱华考证，闽国至少有两位以上的君王是虔诚的道教信徒。王延钧提拔道士到朝廷任职，并且他对巫师术士的话深信不疑，还因此被有心人利用借此除掉政局上的敌手。王继鹏则是积极地修建道教宫室，所建的“三清台”中供奉有保皇大帝、天尊和老君的金像，王继鹏还欲求得“大还丹”，而“大还”则是道教的炼丹术语，由此可见王廷钧与王继鹏这两位君主是推崇道教的。

　　对闽国宗教信仰的考证不仅帮助后代学者全面体察闽国的宗教文化，这一项考证更是激起了薛爱华探索中国道教发展的兴趣。薛爱华最后的三部著作中都有涉及中国道教研究的内容，这三本著作分别是：《步虚：唐代奔赴星辰之路》《唐代的茅山》和《时间之海上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步虚》从命名上就体现出其与道教有所联系，步虚是道士在醮坛仪式上一边唱诵词章一边在仪式法坛内围绕或面对神座旋绕游走的动态，是通过“步虚旋绕”来表达对道教神灵的礼敬赞美和感恩的一种宗教形式。《步虚》在探讨唐代星空的背后有更深入的目的，那就是对道教文献的发掘和利用。《唐代的茅山》一书研究茅山，茅山是中国道教名山，是道教上清派的发源地，唐代的茅山派是道教最大、最繁盛的教派。《时间之海上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主要内容是关于曹唐的道教诗歌，研究这些诗歌中所蕴含的道教因素。“这三部书代表了薛爱华在道教研究领域的开拓，以及他所达到的学术高度。”薛爱华十部专著中有三本是关于道教，其对于道教的研究可谓是不遗余力，薛爱华对于中国道教的兴趣来源即是从《闽国》开始的。

三、《闽国》与《闽国史略》比较研究

徐晓望的《闽国史略》于2014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介绍了唐末五代由河南固始及其周边数万中原民众迁徙而来，在东南海疆建立的闽国政权。《闽国史略》一书的前身是徐晓望所作的《闽国史》，后徐晓望在《闽国史》的基础上增删了一些内容，最终定稿为《闽国史略》。

　　2019年10月，徐晓望初次读到中文译本的《闽国》时说道：“说来惭愧的是：我撰写《闽国史》之时，不知道有薛爱华的这本书。两三年前人们告诉我有这本书，我还半信半疑，一直到本书的中译本出现在我的桌上，让我对早我半个世纪就在用现代方法研究闽国的作者油然生起敬意，毕竟，只有做过，才能深刻体会其中的艰辛。”两位学者在20世纪中期到末期这几十年间，他们的思想因为闽国隔空产生了交汇与火花。这两部作品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可比性，加以比较对于研究闽国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述两部专著的有相似性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多方面的闽国研究

薛爱华的《闽国》是第一部全面介绍闽国的专著。薛爱华将《闽国》分为六章：“自然景观”“朝堂”“历史”“经济”“艺术”“信仰”，从多方面对闽国进行介绍，涵盖了闽国从朝堂到民间的方方面面。薛爱华从名物入手，首先介绍了闽地特有的动植物，对闽国物产进行了考察，之后转向政治史，梳理闽国的朝代更迭情况，在从经济、艺术、信仰等方面探讨闽国的社会文化，逻辑严谨、条理清晰。

　　无独有偶，徐晓望的《闽国史略》章节安排上与《闽国》如出一辙。《闽国史略》共八章，依次为“王闽政策的建立与繁荣”“闽国的衰亡”“闽土三分与割据的尾声”“人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济”“手工业和商业”“文化艺术”“宗教和信仰”。前三章可以总结为闽国的政治史，五六两章涉及闽国经济状况。将两书的章节一一对应，可以发现，《闽国》比《闽国史略》多了闽地名物考察，但较之后者缺少关于闽国人民民族、籍贯的研究，除此之外，两书其余各章内容皆较为类似。

　　薛爱华力求填补中国历史上最被忽略的时代之一——10世纪，尤其是“五代”这个时期，“10世纪这一时期理应引起研究远东文明的历史学家的关注，以期揭示自晚唐到宋初这一时期历史事件和制度演进的连续性。”对10世纪尤其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关注促使薛爱华详细探究闽国各方面的历史文化。在现代新史学的要求与影响下，徐晓望在《闽国史略》中力求研究内容全面、精细，《闽国史略》序中提到：“闽国史在正史中仅有简要记载，而且多为宫廷政治史。现代新史学已经不能满足这种片面的描述，它要求全面展现这一阶段闽人开拓福建的社会史、经济史、风俗史、宗教史、文化艺术史、以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由此看来，多方面的闽国研究是两部著作的共性之一。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人类进行跨学科性的研究已经有较长一段历史，“跨学科”一词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纽约出现，我国于1985年召开“交叉科学大会”，钱学森在大会上指出：“所谓交叉科学是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交叉地带生长出的一系列新生学科。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交叉科学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学者开始用“跨学科”一词代替“交叉科学”，我国学者也普遍运用跨学科研究法。

　　多方位考察闽国意味着作者要运用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无孔不入，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

　　薛爱华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一种学科范围之内，他跨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种学科进行学术研究。程章灿评价薛爱华：“纵观薛爱华一生的汉学研究，他所重点关注的并不是政治史，而是广义的社会文化史。”《闽国》一书中，“朝堂”和“历史”两章较多政治史的内容，之后薛爱华其视角又转向经济、文化、宗教，他运用人类学方法考察闽地名物，研究闽地人口时又涉及人口社会学的研究范畴。

　　徐晓望在创作时，受到人类学社会学的一定影响，不仅探讨政治史，也分析闽国的人民，社会，经济，文史，信仰。就“土地制度和农业经济”这一章而言，不仅从经济角度论述闽地水利的兴修给经济带来的影响，还运用农业视角，考察闽国农作物的种植情况，对官田、农田、寺天的介绍更是涉及制度史相关内容。第四章“人民”下设“人口”一节，探讨唐末五代时期福建人口骤增、人口重心转移以及遗民对福建地区的经济文化造成的影响等问题。徐晓望研究福建地区人口发展，福建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相互关系的数量关系，涉及人口学相关研究领域。

　　虽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闽国》和《闽国史略》具有相似之处，但由于两书创作的时间相差40多年且两位作者研究的视角和文化理念不同，故两书差异亦甚明显。主要表现为文献依据、叙事方法和研究视角三个方面的区别。

（一）参考文献不同

薛爱华在创作《闽国》参考了大量文献，其中主要的参考文献有《金凤外传》《清异录》《九国志》《旧五代史》《道光福建通志》《南唐书》《宋史》《资治通鉴》等。

　　在对史书文献的选择上，薛爱华和徐晓望有不同的侧重。《闽国》“朝堂”和“历史”两章涉及较多历史人物，此部分内容传记叙述比较充分，薛爱华较多参考《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在史书的参考过程中，相较于新、旧《五代史》，薛爱华较为看重《资治通鉴》。其一，他认为司马光在处理历史时其公正性较高，并且《资治通鉴》提供了有关10世纪南方王国的大量信息，填充了许多史实细节。其二，薛爱华发现《新五代史》中有几处明显的史实错误：“欧阳修写到一位藩王，名叫王继恭，将其当做第二代闽王之子，然而有充分证据表明其为第二代闽王之幼弟。”故而在《新五代史》与《资治通鉴》的记载有出入时，薛爱华往往采用《资治通鉴》的说法。第二章“朝堂”中王继鹏的皇后春燕的头衔，《资治通鉴》记其为“贤妃”，《新五代史》称其为“淑妃”，薛爱华对于两种说法谁更确切也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但在正文记述中仍采用“贤妃”的说法，可见他还是较为尊重司马光的记载。

　　相较于薛爱华对不同史书的参考具有明显的个人偏向，徐晓望在论述闽国历史时采用多方文献资料。《闽国史略》前三章论述闽国政治和历史，徐晓望在对这部分内容进行阐述时，参考了诸多史书，例如《十国春秋》《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九国志》等。从徐晓望引用参考的文献来看，他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并且在选取诸多资料所记载的内容时具有客观性，能够广泛采纳诸家之说，从中挑选最适宜最接近历史原貌的说法。

　　在参考文献的选择上，两位作者也存在不同的看法。《闽国》一书在“自然景观”和“艺术”两章中，都有部分论述引用了《金凤外传》，例如薛爱华谈到闽国的水上园林时，认为其中一处叫做禊桑溪，是王延钧为了金凤而重修美化的。此外，薛爱华还根据金凤的诗句“西湖南湖斗彩舟，青蒲紫蓼满中洲”考察闽地还有一个南湖。再如“艺术”一章中，对李可殷建造的九龙帐“缕金，饰以各种明丽之色，外面织有八条龙，第九条龙就是账内的皇帝”的介绍就是出自《金凤外传》。《金凤外传》可靠性如何，薛爱华尚不确定，但由于很多中国杰出学者将其作为原始文献引用并且其内容与正史材料并无不合之处，因此他表示“此书含有丰富多彩的新材料，我在引用时无有迟疑，尤其是在叙述第一个闽国皇帝宫廷生活那一章里。”由此可见，关于《金凤外传》是否伪书薛爱华是持否定态度的。

　　反观徐晓望的《闽国史略》，翻阅全书也未见其中有采用《金凤外传》的内容。在对待《金凤外传》的态度上，徐晓望和薛爱华完全相反，他曾明确地表示，《金凤外传》是一部已经被鉴定的伪书。“有关陈金凤的故事，见载于《新五代史》的《闽世家》，只有一个梗概。然而，古今中外，宫廷的历史历来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越是离奇谣言，越能博得世人的关注。明朝人徐熥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写了《金凤外传》，《闽都别记》将金凤外传的故事当作主要线索之一，此处又见金凤外传的转述，薛爱华真的相信一个婢女出身的女子会吟诗吗？至于徐熥，是明代的大诗人，他的诗浪漫旑旎，不是一般人的水平。”既然《金凤外传》是伪书，其只是为了博大众的眼球而伪造的，自然不存在任何历史借鉴价值，因此对于徐晓望而言，在书中纳入《金凤外传》的内容实不可取。

（二）叙述的方式不同

《闽国史略》35万字，比10万多字的《闽国》多出三倍有余，在论述内容大致相同的情况下，《闽国史略》所记载的内容要比《闽国》更加全面。关于闽国的人口，薛爱华只单列一小节用来一个表格表示了闽国人口的变化，《闽国史略》中则单独有一章内容是用来介绍闽国的人民，此章说明了闽国人口、民族、籍贯等方面的问题。在叙述方面，薛爱华乐于表达重点，而徐晓望则看重具体。《闽国》“艺术”章“文学”小节，在谈及闽国文人韩偓时，薛爱华只是用两三百字的内容大致介绍，而徐晓望用三千余字详细介绍了韩偓的生平、诗歌以及其作品集《香奁集》。对闽国摩尼教的介绍也是如此，薛爱华仅仅谈到《福建通志》中记载了今福建福鼎市曾有一座摩尼宫，建于五代时期，可作为闽国人民信仰的依据之一。徐晓望则先介绍摩尼教，再从摩尼教传入中国谈到唐代福建地区摩尼教的发展，最后列举众多资料表明闽国存在摩尼教。此番对比即可看出两位作者对于材料的处理具有一详一略的区别。

　　并且，相对于《闽国》，《闽国史略》的描述更为精确严谨。例如在介绍历史人物王审知时，对于他的字，《闽国》载：“王审知字信通。”这里薛爱华采用的是《新五代史》的记载。《闽国史略》的记载则更加精确：“老三审知，字祥卿，又字信通。”且注释里有进一步的说明：“关于王审知的字，各书有两种记载。《册府元龟》卷二一九，僭伪，姓系、《新五代史》卷六八、《旧五代史》卷一三四僭伪等书均作信通；而钱昱《忠懿王庙碑文》作详卿，王审知之女嫁与钱氏，钱昱对审知之字的记载应有根据，今两存之。”再如，考察闽地港口时，薛爱华言：“都城附近曾有一个港口，是王审知在唐朝最后几年所建。此处旧名黄崎，属于闽县……其后王审知将此处改建为人工港口，并命名为‘甘棠港’。”薛爱华采用的是《新五代史》的记载，对于甘棠港是否在闽县，薛爱华也提出了疑问，他在注释里说道：“奇怪的是，《明一统志》记载这个港口位于福建省遥远的东北部，即后来的福宁府。”虽然薛爱华指出了不同文献记载之间的出入，但是他没有进一步分析二者之间孰记载的更为准确。这一问题在《闽国史略》中得到了解答，徐晓望指出对于甘棠港位于何地，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在闽县境内，即今连江黄岐镇，有的认为在古长溪县境内的黄岐镇，即今福安的下白石镇。”对于这个疑问，徐晓望考察《三山志》、《宁德县志》等多方文献，最终考证甘棠港确在福安境内。徐晓望大量阅读文献，不断考证资料准确性，最终在《闽国史略》中呈现出最准确的说法。

（三）研究视角和个人风格不同

薛爱华作为美国学者，虽然潜心研究汉学，但是其在研究视角和写作方法上与中国传统学者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读者可以从中观察到薛爱华的写作手法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在论述闽国历史时，《闽国史略》按照时间顺序从闽国建立和繁荣、衰亡、尾声三个方面叙述，薛爱华则将其分为“朝堂”与“历史”两章，对于薛爱华的这种划分，《闽国》一书的译者程章灿认为：“与其说旨在介绍人物，不如说意在正式叙述这段历史之前，先渲染一下闽国朝廷的氛围，或者说，是以宫廷为中心，展示影响闽国政局的诸种内外因素。”徐晓望亦有所评价：“‘朝堂’部分写闽国庙堂上的政治斗争，‘历史’部分回溯闽国开创者的早期历史，以及闽国的内外战争。这种由内向外的布局，在我国史学界少见，但读者千万不要因其独特的写法导致叙述凌乱而失去耐心，它反映了西方读者首先重视政权内部结构的文化传统。”正如上述两位学者所言，薛爱华接受西方教育，其创作满足西方读者的需求，而东方读者则没有过分关注闽国内部政局的传统。薛爱华“历史”章以历代统治者为小节进行叙述，徐晓望则划分为发展、衰败、灭亡三个时期，这实际上也表现出东西方思维文化的差异，著名外交家卢秋田先生把东西方主要的思维文化差异总结为四点，其中一点即为：东方人讲求整体性，而西方人更注重个体性。由此看出，虽然薛爱华和徐晓望同著闽国专著，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致他们研究视角不同，故在作品中所侧重的方面也不同。

　　两部著作在风格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徐晓望旨在以严肃的态度完成历史的再现，扫清历史的迷雾，故而他力求全面具体地还原闽国历史，徐晓望通过大量文献进行详细的叙述，贵在全面但失于枯燥。薛爱华在作品中融入了其个人风格，他更偏向于通过有趣的故事烘托历史人物的形象，表现闽国的宗教信仰、自然物产等，他在文中运用幽默的叙述手法插入历史故事，从而将读者带入闽国的世界。

四、结 语

《闽国》主要研究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小国——闽国，薛爱华关注的重点是广义的社会文化史，为了全面了解闽国，对这一特定对象的研究自然不能仅仅立足于政治史这一方向。薛爱华将《闽国》分为六章：“自然景观”“朝堂”“历史”“经济”“艺术”“信仰”，每一章节之下又细分小节，逻辑严谨、条理清晰，从多方面对闽国进行介绍，涵盖了闽国从朝堂到民间的方方面面。相较于其后诸作论述对象的单一性与统一性，多方面的闽国史考察必定需要运用多个视角、采取多种方法，是以《闽国》几乎凝聚了薛爱华所有治学特点。

　　《闽国》写作时间较早，薛爱华早期的治学特色，如关注四裔、名物视角、道教研究等于其中还只是萌芽，之后经过进一步的打磨与发展侧重性地通过《金桃》《珠崖》《步虚》等作品呈现出来，表现为薛爱华富有个人特色的治学方法与理念，如《金桃》一书运用名物研究的方法，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名物集成”，赫然成为薛爱华汉学研究的代表作，名物研究亦被认为是薛爱华擅长的学术研究视角之一。《闽国》虽集中了薛爱华早期的汉学研究特点，但由于没有侧重点，主要研究特色不突出，表现平平。这不仅是研究闽国这一特殊对象的原因，还是薛爱华早期学术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的结果。

　　与《闽国史略》相比，《闽国》内容不够全面，且书中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考证清楚，但他的贡献也是不可抹灭的。研究一个文献资料搜集困难、前人研究寥寥无几的课题，对于任何一个学者来说都是困难重重的，薛爱华作为外国学者更是面对着更大的挑战。他在绪言中说道：“本书的研究并不自诩已穷尽10世纪福建地区文明的每一个细节。这只是初步的研究，无疑充满谬误，但我希望它将有助于为未来如何研究一个完整的文化指明方向。”因此，即使《闽国》中论述的内容不甚全面，甚至还有错漏之处，但是薛爱华作为闽国研究的先行者，能凭一己之力著成《闽国》，在书中融注了其个人风格，对闽国研究乃至五代十国研究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就值得肯定。

　　无论如何，《闽国》是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先声，更是他早期汉学研究思想的体现，他的各种具有代表性的治学思想，其渊源可追溯至《闽国》。我国对于薛爱华及其研究成果的研究尚少，薛爱华其学术贡献还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究。

　　注释：

　　[1]徐瑛子：《博雅精审·诗意盎然——评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8年第15卷第2期。

　　[2][美]薛爱华，程章灿译：《闽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序第2页。

　　[3][美]薛爱华，程章灿译：《闽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绪言第23页。

　　[4]程章灿：《四裔、名物、宗教与历史想象——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及其唐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3卷第1期。

　　[5][美]薛爱华，程章灿译：《闽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绪言第7页。

　　[6][美]薛爱华，程章灿译：《闽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绪言第7页。

　　[7]《徐晓望:闽国历史的回音》，http://www.sohu.com/a/346037031_260616，2020 年 1 月 3 日。

　　[8][美]薛爱华，程章灿译：《闽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23页。

　　[9][美]薛爱华，程章灿译：《闽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150页。

　　[10]程章灿：《四裔、名物、宗教与历史想象——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及其唐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3卷第1期。

　　[11]《徐晓望:闽国历史的回音》，http://www.sohu.com/a/346037031_260616，2020 年 1 月 3 日。

　　[12][美]薛爱华，程章灿译：《闽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绪言第23页。

　　[13]徐晓望：《闽国史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序第2页。

　　[14]柯亚：《全国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科研管理》1985年6月。

　　[15][美]薛爱华，程章灿译：《闽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序第9页。

　　[16][美]薛爱华，程章灿译：《闽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绪言第29页。

　　[17][美]薛爱华，程章灿译：《闽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174页。

　　[18]《徐晓望:闽国历史的回音》，http://www.sohu.com/a/346037031_260616，2020 年 1 月 3 日。

　　[19][美]薛爱华，程章灿译：《闽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23页。

　　[20]徐晓望：《闽国史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5页。

　　[21]徐晓望：《闽国史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5页注释1。

　　[22][美]薛爱华，程章灿译：《闽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23][美]薛爱华，程章灿译：《闽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13页注释1。

　　[24]徐晓望：《闽国史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211页。

　　[25][美]薛爱华，程章灿译：《闽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序第8页。

　　[26]《徐晓望:闽国历史的回音》，http://www.sohu.com/a/346037031_260616，2020 年 1 月 3 日。

　　[27]徐瑛子：《博雅精审·诗意盎然——评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8年第15卷第2期。

　　[28][美]薛爱华，程章灿译：《闽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绪言第31页。

　　〔责任编辑 吴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