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璇

　　（闽南师范大学 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引 言

何乔远（1558～1631），字穉孝，或称稚孝，号匪莪，晚号镜山，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今泉州市鲤城区）人，晚明福建东南沿海学问大家、方志史学家。何乔远所生长的晋江好德何氏家族素有研究经史的传统。在经学方面，何乔远三世祖何安通《毛诗》《春秋》二经，洪武年间举乡荐。父何炯专治《易》学。何乔远《我私志》篇中有录：“自五世祖讳安字叔恭始。叔恭先生领洪武丙子（1396）乡荐，授开建、江山二县儒学教谕，通《毛诗》《春秋》二经。数传至怍庵先生，专精学《易》，兼治宋儒书，遂开大理、司徒一派。”何乔迁、何乔远与兄何乔迁自幼从父学，在父亲何炯的教诲下，其兄何乔迁“修身著家，淹贯子史，旁畅《诗》《骚》，有名于时”，万历四年（1576）以《礼经》举于乡。史学方面，何乔远父何炯与兄何乔迁注重地方史料的编纂，著有《清源文献》《潭阳文献》。家族的经史传统对何乔远日后在经学与史学方面的造诣产生重要影响。加之何乔远自身好博览、勤著述，使得其在经学与史学方面取得不少成就。

　　学界对于何乔远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著作与思想方面，小部分涉及其交游圈。著作研究方面，主要是对其史学著作《名山藏》《闽书》的分析考证。主要研究学者有钱茂伟、张晓松、沈伍林、卢美松等人。1992年，钱茂伟先生发表了海内外第一篇研究何乔远《名山藏》的论文——《晚明史学家何乔远及其〈名山藏〉初探》。该篇解决了何乔远的生卒年，并对其作品《名山藏》的写作背景、体例、写作宗旨进行论述，搜集齐全了明末清初学术界对此书的正反面评价，打开了学界对何乔远研究的新视野。2003年，钱茂伟先生将其对《名山藏》的研究成果写进其专著《明代史学的历程》中，着重对《名山藏》的体例进行了分析。2009年，钱茂伟先生依据台北图书馆的馆藏影印版《镜山全集》，对何乔远的作品进行详细考述，这其中包括《名山藏》《闽书》《皇明文征》等，将考述内容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在他博客中发表。自钱茂伟先生开辟何乔远史学作品研究的先河后，学界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名山藏》《闽书》的研究。张晓松侧重分析《名山藏》中有关小人物的描写；沈伍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名山藏》的创作特色并从中分析何乔远的史学思想；卢美松以何乔远的《闽书》和梁克家的《三山志》为例，突出福建省志的史料价值；王强则将《闽书》与其它福建志书相对比，强调明代福建省志编修与理学思想及地方学术文化传统密切关联；廖渊泉也在其著作《史圃耕获续集》中涉及到有关《闽书》的研究，他在《何乔远的政治文教业绩与史学成就》一篇详细列出《闽书》的志目，并分析了《闽书》的优缺点；此外，程妹芳则对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的《闽书》中“明代部分科第与人物传记”内容进行了重新考订。

　　而学界对于何乔远经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却较少。沈定平先生在其著作 《“伟大相遇”与“对等较量”》中涉及到明末福建士大夫这一群体，这其中便探讨了何乔远的学术思想，强调何乔远重躬行，在治学方面讲求门户平等。刘勇在 《明万历年间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以李材与何乔远的互动为例》一文中，通过李材与何乔远的互动往来，以展现“止修”学说在闽传播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与批判以及止修学者的讲学活动对何乔远本人的学术取向所产生的影响，这其中，何乔远的经学思想也得以体现。

一、何乔远经学的理论与实践

何乔远年少独尊父教，博综六经、子、史。其遵循父亲教诲，专注于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并将经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作释经文数篇，另外又开办经馆传播经学思想，在经学方面取得一定成就。

（一）理论研究：释经

何乔远释经，其所释经文收录《镜山全集》中，其卷十九、二十皆题为“释经”，前者有《大诰》《召诰》《洛诰》三篇，撰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后者有《大学》《武成》篇，撰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何乔远因不满程朱《大学章句》的擅用己意及其诠释的支离，而重作《大学》经解：“近世余姚王氏颇知此意（指《大学》一书尽之于诚意），惜乎终欲发其良知之说，不竟所云，而其他言格物者，纷然无定，抑古文简要，即欲训格物为穷理，则如切如磋者，道学也，一语已尽，似又不待补亡也”。对于何乔远所作的其他四篇经解，其门人林欲楫在《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中有言“以宋儒易置《尚书·武成》篇，非阙疑之旨，作《释武成》；以少读三诰迷困，二孔之解昧于道，蔡氏之解昧于文，夫惟能发圣人慈祥忠厚之意，而后能明于道，能谐天地自然宫商之韵，而后能审于文，作释大诰、召诰、洛诰。”何乔远释经追求“从古人之旧”原则，释《大学》《尚书》四篇均依古本。其在解《武成》篇末按语云：“凡吾释经，所以一从古人之旧者，不敢以己解经也，绎吾思焉尔矣。此篇孔颖达亦疑之，然而不敢易置其文，至宋儒而易置焉，非孔门阙疑之旨也。”

　　1.释《大学》

　　中晚明时期，随着理学讲学活动的盛行，理学内部出现了一种重要而普遍的新学说生成模式，这个模式可以概括为“讲学须有宗旨，宗旨源于《大学》”。《大学》这部理学新经典是中晚明时期讲学宗旨最为重要的来源。朱熹通过改订其文本而提出“即物穷理”说，王阳明借由提倡恢复《礼记》中的古本而建立“致良知”宗旨。这种建立理学学说的方式为中晚明理学学者提示了一种立说途径，即透过对《大学》进行文本改订和重新诠释，在追求定本和定解的口号下提出自己的讲学宗旨。“旨从《学》出”的现象，成为晚明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而普遍的趋向。

　　在这样的理学潮流下，何乔远依古本作释《大学》篇，他认为《大学》的宗旨在“诚意”。在《释大学》首章“止至善”中，何乔远强调“诚意之旨，具于此已”；在“古之欲明明德”章中指出：“《大学》之本在于修身，故曰‘物有本末'，修身之始在于诚意，故曰‘事有终始'。……格，至也，穷其至也；物即本末之物也；诚者，天之道也，一诚而天下之能事毕矣。”他曾在给友人许甸南的信中说道：“《大学》一书，尽之于诚意。所谓格物致知者，谓必明于本末之物，穷至其理，然后知吾一念之微，可通于天下国家之大而无敢有不诚意者，以明此德。”何乔远从侄何楷在为何乔远《释经》所撰写的序文中提到：“然伯父（何乔远）之学，其大关键处，尤在从诚意悟人，道德、经济、气节、文章皆由此出，此伯父所以不徒为经师，而且为人师也。”何乔远在与友人郭储琰论学时，也表现出《大学》宗旨在“诚意”的思想。他说：“（《大学》）论止至善之功，始于诚意。”

　　2.“躬行”为学之道

　　在治学上何乔远强调“躬行”。其友人郭储琰在《镜山何师言行补遗》中提到：“先生论学最重躬行，至解经，不拘拘前人，曰：‘后辈所以推尊先儒者，谓其褆躬措行，卓然可仰耳。若意见，则安能尽头同'。”其门徒郑之铉在《祭何镜山先生文》中道“先生之学真狂真狷，而必以躬行实践为先”。“躬行”思想既体现在何乔远与友人的书信中，也体现在何乔远的现实生活中。

　　万历年间，何乔远与“止修”学说创始人李材及其门生论学。在《再与黄土京书》中，何乔远明确指出“修身”并不足以概括《大学》宗旨，同时也缺乏实际的可持循的下手工夫，无法从下学至上达。在文末，何乔远写道：“远今日鄙见，但欲以躬行实践下手工夫，而他诸异同之论，姑且置之。”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性。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材与何乔远短暂会晤后致书何乔远，他发觉何乔远的为学主张较为接近朱子的立场，因此在信中主要针对朱子《大学章句》释“至善”为造之极、指“知本”为衍文而予以驳诉。何乔远在回信中试图通过凸显《论语》在儒学经典中的最高地位，用以回应止修学者奉《大学》为准绳而亟亟于争辩其文本和解释权的做法，并表示“凡学者所以视圣人不可几及者，皆起于论之太精，则必有所难践矣……某尝谓圣人之道，在事事体会，要于中正而已。”表达“躬行实践”的思想。

　　在现实生活中，何乔远将学社、讲堂命名“耻躬”，以“耻躬”自勉。万历四十年（1612），何乔远在一峰书院讲学，创办“耻躬会”。他制定了入社的原则，要志同道合，相互尊重，“讲求诚意之学，以不欺为主”。次年，又在镜山下建休山书院，扁其堂曰“耻躬”，告诫门人“当以圣贤自期，圣贤无不可为者，在刻刻提醒，无自怠弃”。

　　在对待各家学派上，何乔远持一个平等的观念，无门户之见。如其学生所称：“每念百年之业，斯文之统，行恐堕落，中夜彷徨。与许敬菴、李见罗、徐匡狱、范晞阳、洪桂渚诸公论学，不分门别户，不支离心性，惟欲着之身心，以知行下学，戒慎恐惧，无一放过为主，于庸德庸行中，步步绳尺，如饥有食，如寒有衣，以为如此，庶不负终岁读书求友之意”。

（二）经学实践：开办经馆

除释《经》以外，何乔远还开经馆招徒讲学以传播经学思想。“经馆”属于私学的一种，它作为泛称，有书室、书馆、书斋、书房、书堂等多种名称。泉州在宋朝立国不久，就出现了由儒士创办的经馆。北宋时期，泉州的经馆大多以科举考试的需要为依归，其教学内容以讲授经义、诗赋为主。南宋期间，随着理学思想的深入传播，尤其是朱熹学说的创立与传播，泉州的经馆迅速发展，分布于泉州州治及其所属各县。宋末元初，泉州的经馆因战乱而一度荒废，元朝立国后，在尊孔崇儒的国策下，朝廷还积极提倡私人办学：“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亦从其便。”为民间办学的创设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氛围，而经馆也随着元朝中叶社会的日趋稳定和经济的逐步发展而有所恢复。虽然朝廷积极倡导民间办学，但由于诸多原因，元代泉州的经馆却远达不到宋代的规模，办学热情较宋代也相去甚远。

　　明朝立国之初，朝廷在重建官学的同时，恢复了科举取士制度，这重新刺激了泉州民间的办学热情，使得在元代历经沉寂多年的经馆再度兴盛起来。这些经馆，其中不少是由名儒学者或“深于经术”的儒士创办的。创办经馆的名儒学者，有因仕途蹉跎被罢官或辞官者，有因故给假归里者，也有不图仕进或乡试会试落第者。经馆传承了宋儒讲学的风格，大多集中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府城，层次较高，主要是出于传承和捍卫程朱理学、切磋学术而办，但也不排斥生徒参加科举考试。到了明朝晚期，泉州府城创办有一种称为“学社”的经馆。学社招收门徒，倡导自由讲学，邀集名儒设坛论辩，其学术研讨的氛围并不亚于书院。这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有何乔远创办的“耻躬学社”。万历二十五年（1597），何乔远从广西布政司经历的任上以事假归。居家期间，他在府城北郊清源山麓后茂村买地起盖屋舍，创建“耻躬学社”，又称“耻躬社”，日与弟子讲经论文，每年腊月时，则与社中成员循省自家这一年中有多少善念，有多少恶念，渐渐有“改过迁善，近里着己之意”。苏琰《镜山书院记》有载：“北有自誓斋，东有土室，中为草堂，三间五楹，左连一间为茶灶，斋之后为‘天听阁'，阁中两壁绘作名贤小像，斋之背有石镜，石镜东有衣乐亭”。后来，在“耻躬社”的基础上创办休山书院，扁其堂曰“耻躬堂”。

二、倡修国史与史书编纂

受父兄的影响，何乔远十分重视史料的收集与编纂，在史学方面取得许多杰出成就。这不仅体现在他上疏倡修国史的行为中，更体现在他所编纂的《名山藏》与《闽书》两部史学巨著中。

（一）倡修国史

中国自宋朝以后，历朝统治者都有组织修撰“国史”的传统，但明朝自太祖朱元璋以来便一直以实录代替国史，并未修成本朝纪传体国史。万历二十一年（1593），礼部尚书陈于陛针对这一现象上《恭请圣明敕儒臣开书局纂辑本朝正史以垂万事疏》请神宗编修国史。朝中诸臣对修本朝正史看法并不一致，有的赞成，也有的反对。反对者认为，祖宗先臣都不曾论及修国史之事，有点别出心裁，而且会造成祖宗的实录流散。神宗皇帝接疏后，即命内阁会同礼部，详酌事宜，草具仪式。何乔远代表礼部，上附议奏疏《复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于陛修史疏》，“若允尚书陈于陛所请，发中秘之副录，裒方内之佥闻，选择洽嗜之士、强笔之臣，假以岁月，责之久任，捭合颖抽思，辑为正史，用以宠灵列圣，启佑后昆，实昭代之宏规，不刊之盛事也。”对陈于陛疏请修国史一事表示支持。最终，神宗同意修史，任命王锡爵为总裁，要择日开馆，悉心考究，编出一部一代不刊之典。国史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正史撰修，由大学士王锡爵、赵志皋和张位并为总裁，提出编修国史建议的陈于陛也被任命为此次修史工作的副总裁之一，另外3个副总裁是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詹事刘虞夔、少詹事冯琦、余继登、萧良有等19人为纂修官，礼部正卿以至詹事、翰林等分款受事。遗憾的是，此次撰修国史虽得到皇帝的支持，其后却因火灾、主事病故等多方面原因而被搁置，最终不了了之，以致明朝国史并未修成。“国无正史”也成为何乔远编纂《名山藏》的一个重要动因。

（二）编修史书

何乔远倡修国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他对史料的重视。何乔远一生著述颇丰，最为著名的要属其编纂的《名山藏》与《闽书》这两部史学巨著，这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

　　1.私家史书：《名山藏》

　　万历十六年（1588），何乔远任刑部主事时便开始着手《名山藏》的编纂。学生林欲楫在《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中说到万历十六年四月，何乔远选授刑部云南司主事，西曹多暇，“遍抄本朝实录，著《典谟记》《名臣记》，号《名山藏》。”何乔远也曾对邑后学苏琰说：“迨西胄之暇，私属笔研，未敢示人。及转仪曹，时值蜀中陈玉垒先生以发抄实录，得请。予心艳之，有同乡曹郎丁先生午庭佣抄以遗我，此名山藏之权舆也。”由此可知，何乔远在刑部因官职之便，有较多机会接触到一些史料，这为《名山藏》的修订奠定了基础。万历二十三年（1595），何乔远属下洪桂渚因“当对读，不及详阅”而使上司何乔远因“奏牍不恭”而罚俸，后因宫廷中太监从中作梗，最后何乔远被谪广西布政司经历。六月，元配温氏病亡，旋假归，此后里居二十余年，著书立说，招徒讲学，不以仕进为意，中外交荐，不起。里居期间，也是何乔远集中撰修国史的时期“间益取《名山藏》，极益编辑，凡国乘、野史、先辈文集，搜罗檃栝，得其零金碎玉，以为采撷之助。盖无日无月不易稿，凡记、志、列传种种数十部。”何乔远抱着谨慎的修史态度，独自一人撰修史书“独手无从佣书，是以迟迟。今十已八九，第尚费挪移方成位置。我公欲观，未敢遽成其丑也。”以至“廿余年于兹（《名山藏》），尚未就绪。 ”

　　《名山藏》为私修国史，何乔远怕刊刻于世后会招惹灾祸，以致此书刻本于崇祯十三年（1640）才出现。该刻本分装四十册，共一百零九卷，钱谦益、李建泰作序。《四库全书》将其列入禁毁书目，导致其流传不广。今存有崇祯刻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山西祁县图书馆等处。后又有福建文史研究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版本。200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将《名山藏》重新整理，分三卷出版，这是《名山藏》最新的整理版本。

　　《名山藏》辑明十三朝遗事，起太祖，迄穆宗，间及神宗朝事，前后二百五十余年。作为一部私家编修史籍，《名山藏》的编排体例、文字表述、引据资料相对于官修国史难免有不足之处。但总体来说，其历史价值还是很高的。该书分事别类，列目三十七，只刻三十五（《典礼记》《舞乐记》未刻，《舆地记》未刻全），其中《艺妙记》《货殖记》《方技记》《方外记》《王亨记》五记史料价值较高，对研究明代科技、文化、民族、商贸、中外交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名山藏》还得到了一些大家的高度评价。明史大家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自序》中说“有明一代，史学最盛，若焦竑之献徵录，王世贞之四部稿，何乔远之名山藏，郑晓之吾学篇，恢宏典则，蔚为巨观。”明中后期大学者钱谦益为《名山藏》所作序中，称其有“三善”：一善为其作史采取公正严谨的态度；二善为其在作史过程中专勤致志，毫不懈怠的精神；三善为其开创新的体例。

　　在《名山藏》中，何乔远给予小人物较多的关注，是为该书的一大特色。《本士记》从“成世助教”着根，记载“读书怀孤独之行而身孝悌”的君子的事迹，以使“不肖者愧且畏”。商人在中国古代社会处于士农工商最后一层,也并非为士大夫所重,立传则更是一件难事。整整一部二十四史中,只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对商人进行了立传。何乔远在《货殖记》一记中，专立一卷给数人立传,记录其事迹。此外，何乔远还专立《方技记》一卷，内分推步、相地、卜盆、星命、遁甲、人相、医、道人诸类。《艺妙记》则专门为书画家立传。《本行记》则记载小人物中的贤士君子。

　　在小人物的取材上，何乔远挑选的大都为道德品行高尚之人。《本士记》表彰志行高洁之士，如淡泊名利、不求闻达的诏安史学家吴朴，事母至孝、不愿为官、醉心学术的杜环等；《本行记》亦赞赏品行高洁的贤士君子；《货殖记》所载商人大多都是读书人，甚至还有功名，并且乐善好施,自行节俭。如“李森”传中广施赈济，修桥补路的漳州巡检李森；“史际”传中为邑修河堤、筹军资的进士史际；“马一龙”传中开垦荒区、兴办农业的进士马一龙等。《艺妙记》中的书画家，多清迈超绝、独立高岸，如不附权贵的沈度、高介绝俗的王绂等。从这些品行高尚的小人物身上，我们不难窥见何乔远的创作旨趣以及何乔远本人的精神气节。

　　2.地方史书：《闽书》

　　何氏家族充分运用自己在文化上以及在社会交流网络中所建立起来的优势，收集、整理、编纂了一些地方史料，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这其中，就有何炯编纂的地方文集《清源文献》，何乔迁编纂的《潭阳文献》及何乔远编纂的《闽书》。

　　《闽书》是何乔远最富成就的史学方志代表作，它的编纂源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福建拟官修福建史志。万历三十八年（1610），福建巡按御史陆梦祖和都御史丁继嗣、袁一骥拟续修福建史志，下令各地先修府县志，呈送御史台，廷聘闽县（今福州）人、尚书林烃总领其事，何乔远、董应举、林材等人参与主修。不久陆梦祖离任，其事遂寝。后来，提学副使冯烶承办此事，把各府县志收集送交乔远，请他在泉州独立完成修志任务。何乔远“尽取八郡、十州、五十七邑之乘，而遍阅之”，得到门人黄鸣晋、王有栋鼎力相助。始自万历四十年（1612）冬，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春完成初稿，后不断有所修订。崇祯元年（1628）三月，熊文灿出任福建巡抚，因苏琰的推荐而决定出资出版《闽书》，惟要求何乔远补写万历四十四年至万历四十八年之事，“以成神庙一朝终始”。崇祯二年（1629），修补工作完成，开始刊刻工作，在刊刻的过程中，官府也增加了一些传记。崇祯四年（1631），全书正式传播于世，书版留在藩司库中。

　　《闽书》共一百五十四卷，何乔远自创体例，分二十二志：分野、方域、建置、风俗、版籍、捍御、前帝、君长、文莅、武军、英旧、方技、方外、宦寺、闺阁、岛夷、灵祀、祥异、萑苇、南产、蓄德、我私，这些篇目命篇独特，富有创新性，但其中古僻字较多，《四库全书总目》就批评它“标目诡异，多乖志例”。此外，《闽书》因所引资料不注出处，难于证实取信，个别地方取材不慎，有误记，因而得到《四库全书总目》“援据多舛”“其文辞亦好刊削，字句往往不可句读”的批评。作为一部基本属于私修性质的省志，《闽书》虽在体例安排、资料援引上有所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它是一部富有学术价值的地方史志巨著。《闽书》记载了福建的天文、地理、历史、人物、风俗、武备、岛屿、科技、特产、宗教、灾异等方面情况，卷帙浩大、内容详实。书中保存了许多有关福建地方史以及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珍罕记载，还包括一些首次披露的资料，如有关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传教、泉州蒲寿庚家族等的记载。这些丰富新颖的资料参考价值颇高，为历代史学家争相引用。叶向高在为《闽书》所作序中称赞道：“美哉！皇皇乎！非但一方之信史，亦千古之鸿裁也。其足昭既往而镜来兹，奚疑哉？”

　　何乔远是一个受资本主义萌芽影响、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士,这体现在《闽书》“方技志”中。“方技志”记载福建各地巫医、百工中的名人史事，在封建时代，统治者轻视劳动人民和科学技术，认为科技是“诡巧淫技”，会诱人产生“机巧邪心”。史书中虽然也写些下层人物和科技工作者，但极少辟立专志。而何乔远为杰出的巫医、乐师、百工立传，可见其思想的开放性。

结 语

何乔远作为晚明东南沿海的一位学问大家，在经学与史学方面成就颇丰。他作释《大学》，以强调《大学》的宗旨在于“诚意”。在治学上，他强调“躬行”并开办经馆传授经学思想。受父兄的影响，何乔远十分重视史料的收集与编纂，在朝期间，他积极上疏倡修国史；里居期间，他勤于著述，编纂了《名山藏》《闽书》两部史学巨著，奠定了其在方志史学上的地位。从其编纂的史书中，也可见其史学思想。总之，何乔远的经史成就是经史研究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注释：

　　[1]（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777页。

　　[2]（明）何乔远：《镜山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29页。

　　[3]钱茂伟：《晚明史学家何乔远及其〈名山藏〉初探》，《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1992年第2期。

　　[4]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张晓松：《略论何乔远〈名山藏〉中人物传记的特色》，《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

　　[6]沈伍林：《何乔远〈名山藏〉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7]卢美松：《梁克家〈三山志〉与何乔远〈闽书〉》,《闽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

　　[8]王强：《理学与明代福建省志编修》，《集美大学学报（社哲版）》2018年第1期。

　　[9]廖渊泉：《史圃耕获续集》，泉州：福建泉州一中，2004年。

　　[10]程妹芳：《〈闽书〉明朝科第与人物传记正误三十一条》，《图书馆学刊》2014年第7期。

　　[11]沈定平：《“伟大相遇”与“对等较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

　　[12][16][24][25]刘勇：《明万历年间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以李材与何乔远的互动为例》，南炳文、商传主编：《张居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

　　[13][14][38]（明）何乔远：《镜山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4页。

　　[15]（明）何乔远：《镜山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00页。

　　[17][29]（明）何乔远：《镜山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3页。

　　[18]（明）何乔远：《镜山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页。

　　[19][20]（明）何乔远：《镜山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56页。

　　[21]（明）何乔远：《镜山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25页。

　　[22]李材（1529～1607）字孟诚，号见罗，江西丰城人，“止修”学说创始人 。

　　[23]（明）何乔远：《镜山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55页。

　　[26]（明）何乔远：《镜山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45页。

　　[27]（明）何乔远：《镜山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8页。

　　[28]（明）何乔远：《镜山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30]王映辉：《泉州教育史（远古至清朝）》，福州：福州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88页。

　　[31]（明）宋濂撰：《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

　　[32]王映辉：《泉州教育史（远古至清朝）》，福州：福州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

　　[33]王映辉：《泉州教育史（远古至清朝）》，福州：福州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80页。

　　[34]（明）何乔远：《镜山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37页。

　　[35]（明）何乔远：《镜山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0页。

　　[36]（清）周学曾纂：《道光晋江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33页。

　　[37]（明）何乔远：《镜山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2页。

　　[39]（明）何乔远：《镜山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85页。

　　[40]（明）何乔远：《镜山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90页。

　　[41]谢国祯：《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页。

　　[42][46]（明）何乔远：《闽书》（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 页。

　　[43]（明）何乔远：《闽书》（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7 页。

　　[44][45]（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74·史部·地理存目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64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