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文

　　（闽南师范大学 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辜鸿铭基于文化自信之上的东西方文明对话及其当代意义

　　吴文文

　　（闽南师范大学 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清末辜鸿铭所实践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是非常成功的。作为一个思想家，这种成功的高度和国际影响力放在现在都少有人能企及。在中国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的今天，中国文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无疑还有待加强。辜鸿铭和西方文明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实践能如此成功，其原因和启发意义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辜鸿铭；清末；文化自信；东西方文明交流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字汤生，号立诚，自号慵人，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Tomson，1857年7月19日（阴历闰五月二十八）生于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因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又曾自称东西南北之人。“在14岁到英格兰前，他几乎没受到过什么教育。当他12岁前在槟城种植园的丛林里爬椰子树、在河中游泳时，唯一学会的就是演唱马来的歌谣”。1871年，14岁的辜鸿铭随英国人布朗夫妇赴英国留学，在爱丁堡的Leith Academy专科学校就学2年，1873年被爱丁堡大学文学院（Faculty of Arts）录取，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其导师为卡莱尔。继而又到德、法、意等国游学，取得莱比锡大学土木工程学文凭。在国外期间，辜鸿铭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对西学西政有了深入的了解。1885年29岁时，辜鸿铭回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外文秘书），在其幕府中任职20余年，在协助张之洞筹办洋务、处理涉外事务的同时，也深受张之洞及其幕府中众多儒家精英影响，精研国学。清政权倒台后，先后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北京大学教授，1928年在就任山东大学校长前因病去世。

　　辜鸿铭在清末民初以其“精于西文西学”“遂于了西学西政”之独特优势、开阔的全球视野和敏感的时代意识，与西方世界进行跨文化对话，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向西方介绍中国政治历史体制、解释中西政治军事外交中的矛盾冲突、阐明中国文化精神，同时对西方近代以来的物质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军国主义乃至殖民侵略主义等等进行全面批评，是真正享有国际声誉的批评家之一。”虽然辜鸿铭因其特立独行和一些不合时宜且几近极端的保守思想言论，被视为“异类”和“怪杰”，但正如对辜鸿铭有深入了解的汪凤瀛所评价的：“识议或不无偏激，而其心，则纯乎爱国，其志，则急于匡时，不可以世俗之见求之者也。”辜鸿铭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

一、中国人对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东方文明要有足够的自信

辜鸿铭认识到，脚踏实地立足于自己古老、可靠的文化基础，不要去生搬硬套只适用于另外一种社会状况的西方文化，这对于东方居民的自我生存是极为必要的。而这是建立在对自己文明清楚、客观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坚定自信之上。这一自信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辜鸿铭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指出，在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历史中，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例如，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的作品和思想是20世纪初自由思想迅速发展与传播的重要基础，这些自由思想的迅速发展与传播导致欧洲中世纪制度的全面解体或彻底崩溃。而阅读这些思想家的作品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典章制度对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的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正是中国文明的思想，那些传教士花费毕生精力，在努力教化中国人的过程中传播过去的思想，曾经成为打碎其中世纪文明的有力武器。”既然中国文明在过去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曾经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它当然可以成为人类未来新的文明的根基。

　　其次，他以日本为例，认为当时的日本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五强之一，其原因不在于采用了铁路、飞机、军舰等西洋物质文明，而在于日本人产生于儒家文明基础之上的伟大精神的苏醒和发扬。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国之所以处于被列强欺凌的悲惨境地，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将东方文明的精华部分抛却了的缘故。

　　由此，辜鸿铭对东方文明有着文明上的底气和自信：

　　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我很自然地得出一个重大的结论，那就是，这养育我们的东方文明，即便不优越于西方文明，至少也不比他们低劣。我敢说这个结论的得出，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现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着贬低中国文明，而言过其实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倾向。

二、辜鸿铭眼中儒家文明所具备的特点和优点

首先，他认为中国文明是精神的、心灵的，比西方近代注重物质、追求实利的文明优越、成熟。“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其文明的基础决定了他们更赞赏、尊崇和畏惧道德力量，而不是物质力量。像外国列强那种肯定出于知识不足的愚昧无知的物质力量，只能使中国人道德沦丧，陷入混乱。”辜鸿铭认为，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道德文化，恐怕是一种比来源于基督教《圣经》的欧洲中世纪文化更为博大的文化。源于《圣经》的欧洲中世纪文化关于人性的理论是“性本恶”（人生来就处在原罪中），强调人性的本性从根本上说是坏的，并且认为“敬畏上帝乃智慧之发端”，而儒家文明则认为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说是好的 （“性本善”），这一文化教育方法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于“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因此它如果得到适度的发展，在世界上就会产生健全的德性和社会秩序。

　　其次，维护国家、社会的良好秩序，一方面是东方文明的功用，另一方面，也是东方文明的优越性。他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为证：“去年夏天当两宫外逃，整个政府机构几乎限于瘫痪状态的时候，中国的民众却依然忠实地服从他们法定的当局，循规蹈矩、不越雷池。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民族能做到这一点。一句话，在中国，眼下的无政府状态只是一种功能失调，而欧美的无政府状态才真正是器官组织不全。”例如针对西方人普遍认为的基督教文明是比儒家文明更高级的文明这一看法，辜鸿铭则认为，其实这两种文明的目标无疑是相同的，即保证人们道德的健全和维持国民秩序。辜鸿铭敏锐地认识到，当时追求物质、崇尚武力的“滑膛枪崇拜”以及依靠警察来维持国民秩序等特点的西方文明存在相当大的危机。这一文明不但会使殖民地的人民蒙受痛苦和苦难，它也将最终损害西方人自己的利益。辜鸿铭同时预见，当时“殖民政策”运动的最终结果，将会是真正自由主义的复兴。西方文明在与东方文明的相互了解、包容和融合之后，将通往“人类精神的解放”，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文明。这一新的文明建立在依赖人的平静理性的道德基础之上。这一新文明的基础不是基于外在的某种强力或权威，而是源自像孟子所说的人类生来热爱仁慈、正义、秩序、真理（即仁、义、礼、智）和诚实本性的内在之爱。辜鸿铭对这一新的文明进行了描绘：

　　在新的文明之下，受教育者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而是可以自由地做正确的事情。农奴或没有教养的人所以不做错事，是因为他害怕世间的皮鞭或警棍以及死后阴间的地狱炼火。而新的文明之中的自由者则是那种既不需皮鞭警棍，也不需地狱烈火的人。他行为端正是因为他喜欢去为善；他不做错事，也不是出于卑鄙的动机或胆怯，而是因为他讨厌去为恶；在生活品行的所有细则上，他循规蹈矩不是由于外在的权威，而是听从于内在的理性与良心的召唤。

三、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和学习不应局限于物质文明层面

辜鸿铭认为，20世纪初貌似是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文明冲突，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德国人所说的“Kulturkampf”(文化之争)。在两大文明对话的过程中，要保证东西方文明顺畅的沟通，东方和西方都必须以一种“心灵上的扩展”或“门户开放”的态度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对方的文明。

　　对中国而言，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和学习不应局限于物质文明层面。辜鸿铭据其多年在西方留学的切身感受和对西方文明的深入洞察认识到，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和学习不应局限于“师夷之技”“西学为用”，还应重视对西方学术、制度等领域的研究和学习。他以留学欧洲期间看戏的经历为例，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各国在国民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各国都城皆有大戏园，其规模之壮丽、装饰之辉煌固不必说，但每演一剧，座客几万人，肃然无声。”而国内剧院观众则“举止嚣张，语言庞杂，虽有佳剧妙音，几为之夺。由此观之，中国比西洋各国之有教无教即可概见。尝闻昔年郭筠仙侍郎名松涛，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齐整，回国语人曰：‘孔孟欺我也。’”这种国民素质上的差距，与当时东西方文教制度等是不无关系的，中国人在这方面一味地自大，无异于固步自封。因此，他对曾国藩等人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所制定的战略提出了批评：“当时诸贤以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甲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外侮之方略也，亦可谓陋矣。”同时对文祥创办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的做法大加赞扬，认为“文文忠之远略，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

　　辜鸿铭同时也指出，西方各国对中国、对东方文明的认识往往执着己见，离客观的认识和评价还远远不够。“去年我在北京发现，俄国驻华使馆中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中文翻译，当人们考虑到俄国目前通过开放满洲铁路在中国所拥有的巨大的利益时，仅这样一个事实就足以暴露出情形是多么可怕！”即使是一些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在这种交流和沟通中也经常犯错误，比如著名汉学家翟理斯博士对《论语》中重要内容“色难”的翻译为“要描述它，是困难的”，这充满了粗率和与学者不相称的武断；甚至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对《孟子》等儒家经典的翻译、巴尔福对《南华经》的翻译等，在辜鸿铭看来，都不尽如人意。西方对东方文明的误解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辜鸿铭对“黄祸论”的驳斥，是近代中国人中最早的。他认为，黄种人文明，对于欧洲民族绝不构成威胁。

　　这种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和误解甚至体现在对死刑执行方式的不同认识上。辜鸿铭指出，根据中国人的观点，认为用棍子打死的严峻和残酷程度比砍头处死要轻，因为前一种惩处不会造成中国人感觉特别可怕的身首异处。同时他又列举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一个英国军官被作为间谍判处绞刑后，这个可怜的人苦苦哀求不要把他吊死，宁愿听任一排士兵同时把他们枪筒内的子弹对准他的身体射击。这表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欧洲式的军法处决是那样野蛮和可怕，正如在欧洲人心目中把中国式的杖毙看得非常野蛮可怕一样。

　　可见，判定艺术、诗歌、宗教、世俗规则以及文明孰好孰坏、孰优孰劣的标准，既不是基督传教士们声称的基督教标准，也不是儒学士大夫所抬出的孔教标准。任何单纯从自身所在文明角度去看待事物的都是狭隘的、有害的，这种僵化的固执将导致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实例，辜鸿铭列出了义和团围攻各国驻北京公使馆事件，以及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因此，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人，需要一种心灵开阔意义上的“扩展”，需要一种知识和道德意义上的“门户开放”，才能达到“真正的、绝对的完美”。 “因为我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认为我是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清除东西方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的奋斗目标的人。”辜鸿铭注重东西方文明相互借鉴的观点，可以从他怀念已故德国驻广州领事赫尔曼·布德勒（Hermann Budler）的诗中得到印证：

　　你渴望的是

　　最优和最优的结合，

　　要打破那

　　东方与西方的畛域

四、辜鸿铭与西方文明交流之实践及其当代启发意义

就个人而言，辜鸿铭与西方文明的交流达到了一个高峰。这首先在于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开创性地开展对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进行易于为西方人接受和认同的翻译，同时用外语大量撰文宣扬东方文明和儒家思想。“作为一个中国人首次独立、自动和完整地向西方输出中学——儒家经典，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儒家经典的翻译由西方传教士垄断的局面。”其次还体现在他和西方文化代表性人物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上。他在《给托尔斯泰祝寿文》中呼吁文明、宗教的互补与共存，各民族、国家共享繁荣与太平：“今之所谓宗教，如耶、如儒、如释、如道，靡不有真理存乎其中，惟是瑕瑜互见，不免大醇小疵；各国讲学同人，如能采其精英，去其芜杂，统一天下之宗教，然后会极归极，天下一家，此真千载一时之会。”这得到托尔斯泰的积极回应和赞同。辜鸿铭在西方的声望如此之高，英国文学家毛姆在北京慕名前去拜访，认为辜鸿铭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瑞典的勃兰兑斯撰写专文对其著作进行评论并向西方推介，称其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与其有交往其他重要人物还有印度的泰戈尔和甘地、法国的罗曼·罗兰等等。他在西方哲学界的影响也是突出的，以哥廷根大学奈尔逊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哲学界“新康德学派”人士，对他十分推崇，奈尔逊教授在伦敦《泰晤士报》上读了辜鸿铭的一篇文章，得知他生活困窘，竟然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一笔钱要给遥远的辜鸿铭寄去；一位名叫H·Nohed的教授，他的学生若不懂辜鸿铭，便不准其参加讨论。马伯援去美国图书馆查辜鸿铭的书，正在为他的著作之多而惊讶，美国图书馆管理员小姐接过话强调说，辜先生的书不仅是多，而且宝贵。这则小故事可以从一个很特殊的角度看出辜鸿铭在美国的影响力。1902年美国亚细亚舰队总司令在读完辜鸿铭的《尊王篇》之后，在美国“肯塔基”号旗舰上给他致信：

　　辜鸿铭先生：

　　我亲爱的先生，承蒙您厚爱，送书给我，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完了您所写的每一个字，我相信我受益良多，最后，我在许多深怀兴趣的问题上站到了中国人一边。

　　你的极其真诚的

　　再次感谢您的厚谊，

　　我乞望保持。

　　R.D.艾文斯

　　此信作为一个证据表明，辜鸿铭所实践的这种东西方文明的对话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并且作为一个思想家而言，这种成功的高度和国际影响力放在今天都少有人能企及。在当代，我们很少有辜鸿铭这样的一个思想家或外交家，其著作或观点能让一个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如此折服。在中国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的今天，中国文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无疑还有待加强。辜鸿铭和西方文明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实践能如此成功，其原因和启发意义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注释：

　　[1][2]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辜鸿铭专辑》（2012卷合刊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5页，第2页。

　　[3]《辜鸿铭先生六十寿序》，汪凤瀛撰，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辜鸿铭专辑》，（2012卷合刊本），第9页。

　　[4]亨利希·奈尔逊：《译者前言》，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437页。

　　[5][8][9][10][11][19]辜鸿铭：《尊王篇》，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第175页，第36页，第176页，第16页，第5页。

　　[6][7]辜鸿铭：《什么是民主》，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第312页，第313页。

　　[12][13][14]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第416页，第414页，第415页。

　　[15]辜鸿铭：《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第225页。

　　[16]辜鸿铭：《致一家英文报刊主编的信》，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第190页。

　　[17][18]辜鸿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第279页，第283页。

　　[20]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

　　[21]辜鸿铭：《给托尔斯泰的祝寿文》，《辜鸿铭文集》（上），第234页。

　　[22]毛姆：《辜鸿铭访问记》，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第 594 页。

　　[23]勃兰兑斯：《辜鸿铭论》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第615页。

　　[24]嗣銮：《辜鸿铭在德国》，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第 592 页。

　　[25]马伯援：《马伯援遗稿：民初人物印象记》，台湾《传记文学》第44卷第5期。

　　[26]《美国海军将军艾文斯致辜鸿铭的信》，《辜鸿铭文集》（上），第185页。

　　〔责任编辑 李 弢〕

　　Gu Hongming’s Communication of Civiliz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Based on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Wu Wenwe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by Gu Hongming‘s practi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a great success.As a thinker,few people can reach the height of his success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With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s undoubtedly still to be strengthened.The practice of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of civilization between Gu and the West has been so successful,so its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are worth further exploring.

　　Gu Hongming,the late Qing dynasty,cultural self-confidence,communication of civiliz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吴文文（1976～），男，江西余江人，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