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坚

　　（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广东潮州521041）

　　澳甲制的源流及演变

　　李坚

　　（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广东潮州521041）

　　澳长制为南宋时期国家治理中国南部海域的一项重要举措。清时期澳长制与基层里甲制度进一步结合，将船户编甲与船只编甲紧密结合，并逐步职能化，进一步形成澳甲制；同时，将施行范围从沿海海域延伸至内河航道，设立了内河澳甲，协助管理内河船只。

　　澳甲；澳长；船政

　　澳甲制为历史时期施行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一项涉及海防及船政的管理制度，产生于南宋时期南部海域抗击海盗的过程中。在历史时期，澳甲制成为地方州（府）县官员治理沿海岛屿、维持海道秩序的重要举措。管见所及，学界尚未有关于澳甲制度的专门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对澳甲制度的源流及演变进行梳理，重点考述南宋及清代两个重要时期。

一、从保伍法到澳长制：南宋及元明时期南方沿海的海域治理

（一）南宋时期澳长制的产生及发展

　　从现有史料看，澳长制最早施行于南宋初期的福建沿海地区，由乾道年间（1167～1168）出任福建兵马钤辖的郑兴裔提出。南宋初期中国南部的福建及广东沿海，海盗为患，而这些地区自北宋以来海防力量一直都较为薄弱。南宋政权建立以后，在李纲的建议下，南部沿海区域的海防建设逐步展开。除了创建水军寨、增设水军、改进战船等基础设施外，民间武装力量也出现在地方官员构建的海防蓝图中。

　　福建沿海海盗活跃，正如郑兴裔指出：“海之大不知几千万里，不逞之徒乘风猝至，觇其无备，坏民居、夺民食，海滨郡县屡被焚劫。朝廷征兵以剿之，而调遣于内地，岂能朝发夕至。兵甫四集而海上之寇又飞云掣电，牵率以遁。若欲从而追击之，则巨浪之中不能坐立，安能与之格斗哉。及夫守备解严，而肆劫者如故，我来则彼去，我去则彼来，军士疲于奔命。”水军驻扎地远离濒海地区，缺乏深海作战的经验，无法及时应对突发的海盗事件。即便与海盗发生遭遇战，也无必胜的把握，“巨浪之中不能坐立”。为此，郑兴裔认为，“为今之计，莫若令沿海之民自为捍守，濒海州县各有屿、澳。澳置一长，择地方之习知武艺者而任之，仍令结为保伍，旦夕训练。以追则迅，以战则克。如其无事则尽力于农，不仰食于县官。一旦寇至，澳长径率其众御之，不使登劫。彼皆有父母、妻子、兄弟、室家之系，驱之必力。更责其两邻互相策应，如有能杀贼者，州县第其劳以赏之，容隐坐视者罚无赦。”

　　郑兴裔认为，澳长与地方正规军兵相比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如澳长多为地方土豪，熟识地方形势，“不仰食于县官”，能够更及时的对海盗施以打击等等。因此，令濒海地区的民众结为保伍，同时推选武艺高强者任澳长，赋予其率众抗击海盗的职责。郑兴裔提出的澳长制实质上也是民兵政策。

　　类似的民兵政策在福建地区有其根源。北宋元丰元年（1078），大臣蹇周辅奏请令福建民户结成保甲，按户抽取枪杖手，于农隙时校阅，有捕盗职责，维持基层治安，成效显著。南宋初南方各地纷纷成立忠义巡社，抗击草寇、兵匪等。福建有保伍法，为忠义巡社之一：“福建保伍者，乡村自相团结，而立豪户为首领，所以备盗也。闽中人素勇悍，在熙宁间有枪杖手五千余人，建炎初尝用之，绍兴后废。建炎元年八月，又用张诚伯言，置诸路忠义巡社，其制甚备。绍兴初，言者以为扰民，遂罢，惟福建独存。”从枪杖手到保伍法，反映出民兵政策的延续性及发展。

　　澳长制与保伍法一样，均是令乡村民户“结为保伍”、“自为捍守”，自我武装，以达到维持地方秩序的目的，只不过澳长制主要施行于濒海泊船区域及岛屿。

　　从保伍法到澳长制的实施，并非个案。在广南东路地区，情形与福建大体相似。嘉祐六年（1061），广、惠、梅、潮、循五州率先按户抽取枪杖手，后进一步结为保甲。这一制度在两宋之际得到培育，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团体，地方民兵首领往往在抗击盗贼、维持地方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聚落的首领、统率等地方土豪，通过自我武装、相互协作，成为南宋以降广南东路地区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且经常性的方式。

　　南宋初，为抗击海盗，不少广东官员尝试在沿海地区推广民兵政策。绍兴五年（1135），广东帅臣连南夫奏请，按地域令沿海居民结社，其法“五百人结为一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材勇物力人为社首，其次为副社首，备坐圣旨，给帖差捕。盖滨海之民熟知海贼所向，平时无力往擒尔。今既听其会合，如擒获近上首领，许保奏优与补官，其谁不乐为用。”社首由地方上的“材勇物力人”担任，由官府赋予追捕海盗的职能，许诺论功行赏，将这些基层力量纳入到官方的海防体系之中。

　　不难发现，“社首”、“澳长”均源于北宋时团结民兵的理念，虽然在施行的具体情节上有所区别，但在实际中这些“澳长”、“社首”往往能够协助官府应对来自海上武装力量的威胁。南宋初期，在郑兴裔、连南夫等官员的大力推动下，民间武装愈发普遍地参与抗击海盗的行动中。据隆兴元年（1163）地方官员调查，当时海盗遍布闽粤沿海，“窃见二广及泉、福州多有海贼啸聚，其始皆由居民停藏资给，日月既久，遂为海道之害。如福州山门、潮州沙尾、惠州潨落、广州大奚山、高州碙州皆是停贼之所。官兵未至，村民为贼耳目者往之前期告报，遂至出没不常，无从擒捕。乞行下沿海州县严行禁止，以五家互相为保，不得停隐贼人及与贼船交易，一家有犯，五家均受其罪，所贵海道肃清，免官司追捕之劳。”

　　要切断沿海村民与海盗之间的往来，必须借助保甲的连坐。因此，利用澳长对沿海渔民的行为进行监督，成为地方官员的选择。淳熙九年（1182），为有效处理广州大奚山的私盐走私问题，官员建议利用地方的澳长参与剿捕，同时监视地方民户的行动。十一月，“诏广东经略司晓谕：大奚山民户，各依元降指挥，只许用八尺面船采捕为生，不得增置大船。仍递相结甲，不得停着他处逃亡人。如有逃亡人，令澳长民户收捉，申解经略司，重与支赏。”次年五月“大奚山私盐大盛，令广东帅臣遵依节次已降指挥，常切督责弹压官并澳长等严行禁约，毋得依前停着逃亡等人贩卖私盐。如有违犯，除犯人依条施行外，仰本司将弹压官并澳长、船主具申尚书省，取旨施行，仍出榜晓谕。”

　　福建大员真德秀、包恢亦相继在闽粤沿海大力剿捕海盗，针对海盗问题提出的海防举措，包括澳长等在内的民间武装力量，成为官府剿捕海盗的重要力量。嘉定年间（1208～1224），真德秀在围捕闽粤沿海南澳岛海域的海盗行动中，潮州“柘林部长林四”参与了剿捕南澳岛海盗的军事行动，“据（潮州）水军寨及小江巡检司申，贼船复在大坭海劫掠漳州陈使头过番船货，掳去水手、纲首九十一人。使回深澳抛泊，出没行劫。因依当具申本路经略安抚使司及移文漳州，乞发兵船前来，会合沿海驻扎官军船只并力收捕。至五月初四日，又据小江巡检状缴到：东界新埭柘林部长林四等状称：四月二十四日早蓦被贼船一十余只乘载五六百人，持枪仗上岸劫掠，复使船到柘林澳，掳去盐纲船二只。目今见在深澳抛泊出没行劫。”

　　文中的“深澳”指的是闽粤边界的南澳岛，深澳、柘林澳及上文所提到的沙尾，是这一海域海上贸易的必经之处，也是海盗出没的地方。柘林澳是潮州辖内的濒海小岛，也是潮州的盐产区之一，“柘林部长林四”应该就是柘林澳民间武装领袖。在发生了劫掠事件后，林四第一时间将情况反映给了驻扎在该区域的小江巡检司。在处理上述海盗问题时，这些民间武装力量的机动性及适应性，正是国家正规军队所不具备的。在潮州海域，类似于柘林的澳屿不在少数，见于文献的如“深澳”、“南洋”、“沙尾”、“莱芜”、“吴田”等等。

　　确切而言，南宋所推行的澳长制，是官方进行沿海海域治理的一种策略，是吸纳民间武装力量以构筑其统治体系的策略，而不能简单归诸为制度。正因如此，澳长制的推行有其不确定性及不稳定性，它的施行与官方的正规军力量的布防情况、澳长的生存策略、历史局势等等因素密切相关，且因时因地而异。这当中，既有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也受地方社会传统因素的制约。

　　（二）元明时期概貌

　　澳长制在元代及明初的推行情况，管见所及，未见相关的资料，或断裂，或延续，不敢妄下结论。不过，类似“澳长”的沿海岛屿、聚落首领的普遍存在，应是不争的事实。官方在对待此类民间武装力量的策略上将有助于我们对此问题的探索。

　　元初朝廷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与以陆战见长的蒙古军队互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支水军以归降的宋朝水军及投诚的沿海民间武装力量为主，因此南方的海上武装势力事实上长期处于羁縻统治之下，有着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如陈懿势力盘踞潮州达数十年之久，蒲寿庚家族则长期控制泉州海外贸易，海盗出身的朱清、张瑄等皆活跃于地方。元代水军的组建模式，实际上承继了宋代以来的“民兵”政策，在施行海域治理的策略上，与“澳长制”并无太大区别，陈懿、蒲寿庚等其实就是“澳长”的另外一种呈现。

　　明朝建立以后，在沿海地区相继建立卫所，构筑了较完整的海防体系。与此同时，施行“海禁”政策，严厉禁止海上贸易。原本掌控海上航运力量的“澳长”势力受到钳制，结果广东、福建沿海相继出现了吴平、林道乾等著名海盗。明代嘉靖年间，潮州最大的海盗势力之一许朝光，占据潮州沿海岛屿，自立为“澳长”，对过往商贸船只强制收费，乃至聚众抗击官军。

　　明中后期，沿海的倭寇活动愈演愈烈，各地在应对倭寇的策略上不尽相同。嘉靖二十四年（1545）郭春震出任潮州知府，期间通过对闽粤沿海海盗的调查，他指出：

　　近年真倭少至，多闽粤人与浙省之温、绍亡命，窜入海岛。遂肆猖獗，致为滨海患。……其弊有三：一曰“窝藏”，沿海势要之家，坐地分赃，为贼逋逃之薮，事发辄多方蔽护，以计脱免；一曰“接济”，黠民窥贼所向，载鱼米贸易，以邀重利，赡彼日用，且作奸细；一曰“通番”，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幸售诸番，获奇货，固得意而归，不幸折本，遂肆为劫掠。此三弊者，闽粤大略相同。

　　正因为海盗成分的复杂及其交际网络的绵密，因应的对策也不可过于单一。在提出问题之后，郭春震建议联合闽粤两省的军事力量，试图通过优势兵力歼灭海盗。这种主要仰赖于官方威慑力量的代表性举措还包括在潮州增设沿海巡检寨、增设沿海水寨、屯兵南澳岛等等。

　　在福建，曾经长期施行于闽粤沿海的澳长制重新得到地方官员的认可。以民间力量的面貌出现的澳长制，具备在基层监控船户行为及船只行动方面的优势，这无疑有助于解决郭春震所指出的“窝藏”、“接济”的问题，因此成为地方官府在卫所等正规军以外的维持海道秩序的另外一种策略。

　　嘉靖十五年（1536），福建巡按御史白贲提请数条防备倭寇的建议，其中之一即对沿海及海岛的渔民进行姓名登记，并推选澳长。“海澳舟居之民所有见丁皆令报官，折立澳长一人，小甲二人，籍记澳民姓名。一船被劫，澳长小甲即率众追之。仍禁制澳民不得下海通番。”白贲建议赋予澳长维持基层治安以及监控渔民行为的职能。此建议后为都御史朱纨所采纳，“以海沧、月港等澳耆民充捕盗补之备倭”。

　　万历四十年（1612），福建巡抚丁继嗣亦指出：“欲绝勾引，必清海贩，欲清海贩，必先自势豪之家，有犯必处之重典。”强调基层保甲制度的重要性，连坐之法必须坚决执行。“沿海县分，挨次编为保甲，凡船埠船匠籍名在官，如有异船异货拿获，一家有罪，十家连坐。”这当中，责任落于澳甲。

　　天启年间（1621～1628），曹履泰任泉州同安知县，为应对郑芝龙集团来自海上的威胁，他大量招募沿海的渔民壮丁，进行编甲，对各个聚落的澳甲、澳长，有详细的要求：

　　一、粮饷。遇有警报，本县飞檄到澳。澳长即时点集出水。以是日为始，每人日给银三分。如五日以内获有贼船首级者，除功赏另行外，口粮每人日加二分，钱粮俱本乡自处给发。

　　一、器械。有自备者，有官给者，及火药等项，澳长各先料理。毋至临时方请，致误事机。

　　一、功次。凡凶贼执械拒敌者，俱听澳民登时斩首，赴县报功。寨游将领敢邀抢及买求者，禀明申究。如真正被掳，不持兵仗逃水自匿，或偃伏船舱者，不许妄杀。此又是各人自存心地，毋造冥业，何俟余言。

　　一、卤获。凡牵获贼船，惟神飞、百子诸大火器，报官存用。其余刀枪及一切所有之物，俱听有功员役，自行分取，以为剿贼之资。

　　一、船只。凡以击贼致有损坏者，即官为估计给价赔修；所获贼船，各存该澳；一面整理给澳长收管，以便急需。

　　一、应援。凡澳口邻近，倘有贼船分舟宗突入者，左右澳长，俱须督率澳兵，前后邀击，毋得坐视。

　　由此可见，明嘉靖之后福建沿海推行的澳长制，基本沿袭了宋代该区域的澳长制，白贲及曹履泰等官员对濒海地区及岛屿澳长的倚重，反映了地方官员对于地方传统的依循。

二、从澳长制到澳甲制：清代前期的完善

清军入关后，尤其康熙后期，海面局势稳定，航运业随之兴起。清代所施行的澳甲制功能亦有新变化：一方面借鉴了澳长在基层的船只编甲及登记管理方面的经验，进一步将其规范化、职能化；另一方面消除了宋元明时期澳长作为军事武装力量的威胁。具体而言，清代对船只、船户管理的条例较之宋元明时期更为完备，依托于地方保甲制度所产生的澳甲，为新时期船政管理的重要辅助。“澳甲”一名的由来，更为突出的正是基层的保甲制度。

　　康熙四十六年（1707），福建沿海地区的出洋船只进行编甲，所有出洋船只，包括商船及渔船，十船编为一甲，同时施行甲内连坐：

　　四十六年，议准福建渔船桅听其用双用单，各省渔船止许单桅。欲出洋者将十船编为一甲，取具一船为匪余船并坐，连环保结，若船主在籍而船出洋生事者，罪坐船主。……。又议准福建商船值渔期欲出海取鱼者，赴地方官呈明换领渔照，取具澳甲、里族各长并邻右保结，同船连环互结，准其入海取鱼。俟鱼期过后将渔照缴销仍换给商照，该地方官将换给船照缘由汇报上司存案，如过期不归，即行察究，永不许出海取鱼。

　　乾隆初期，广东“凡大、中、小三项出海商、渔船只，各州县必须照陆上保甲制度编排，十船为一甲，互相保结。一船犯案，它船必须举报。若一甲中无人举首，即予连坐。十甲为一澳，设澳长一名，如船在一百五十分号上，则设澳长两名分管。其商船按双桅、单桅分甲合对。澳长由各州县选殷实并无过犯重役之人取结承充。五年一换。如在任内怠玩滋事，随时裁革，另举他人。澳甲设立后，其它水练埠保名色，一律革除。各州县每年将澳长姓名、年籍、所管船只、甲数、号数造册缴查。”

　　通过这种以船只为单位进行编甲的方式，实际上将澳甲（长）与船只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清代以前的编甲，则通常是以地域聚落为单位进行的，选取的澳长更多的是带有地方强人角色的私人武装力量首领。事实上，编甲以及连坐，正是地方保甲制度的要义，这两个内容推行于沿海地区的澳长制施行范围，用于对船只、船户的管理，标志着清代澳甲制的形成，也反映了清代船只管理制度的完善。

　　清代的船只管理，实际上是采用船只及船户的交叉管理方式，通过海关、州县衙门等水运管理机构的协作，从而实现对船只的形制、航程等信息的登记，以及航道秩序的维持。依照规定，所有船只均须在官府处登记，同时获取“牌票”，有了“牌票”便具备官府承认的营运资格。牌票事实上可以理解为州县给予船户及其船只的备案凭证，船户在申请牌票的这一过程中，同时也被纳入到官府的监管之下，船户必须履行相应的职责。依照条文，渡口船只大小、航程、载人额数，渡夫的姓名、往来的渡口等等信息必须登记在案。“每船置大白粉牌一面，将渡夫姓名、往来埠埗、船身梁头丈尺、水程里数、载人、收钱各数目，及归何处捕巡、河泊所等官管理，逐一开载”。

　　另外，船户还必须由“身家殷实”之人承充，或由地方绅士对其进行担保，其邻接户族亦互为担保。政府透过一系列的举措，以达到对境内河道及出海船只的监管，这其中，基层的澳甲无疑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施行出海船只的管理制度当中，澳甲制事实上是基层保甲制向近海海域的延伸，推选出来的澳甲，成为基层管理的施行点。澳甲（长）由州县遴选可靠之人充任，履行官府的使命，对甲内船只、船户的行为纳入官府的规定之内。此外，澳甲（长）必须为甲内的商船、渔船进行担保，包括渔户制造出洋的捕鱼船只之前的责任担保及画押。澳甲（长）对出海船只管理方面的职能，主要以下几个方面：

　　1、对出洋渔船的担保

　　（康熙）四十二年覆准出洋渔船止许用单桅，梁头不得过一丈，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名，取鱼不得越出本省境界。未造船时，先行具呈州县，该州县询供确实，取具澳甲、户族、里长、邻右当堂画押保结，方许成造。造完报县验明印烙字号、姓名，然后给照。其照内仍将船户舵水年貌、籍贯开列以便汛口地方官弁察验。

　　2、对出洋商船的担保

　　覆准商贾船许用双桅，其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头者不得过二十四名，一丈四五尺梁头者不得过十六名，一丈二三尺梁头者不得过十四名。于未造船时亦具呈该州县取供严察，确系殷实良民亲身出洋船户取具澳甲、里族各长并邻右当堂画押保结，然后准其成造，造完该州县亲验烙号刊名，然后给照。

　　3、对船户行为的担保

　　沿海等省商、渔船只取具澳甲族邻保结，报官准造，完日由官验明给照。商船将船主、舵工、水手年貌、籍贯并填照内，出洋时取具，各船互结至汛口照验放行。渔船止填船主年貌、籍贯，至泛口查明舵工、水手名数，官为填注。倘有租船出洋为匪，将船主、澳甲分别治罪。

　　闽省不法棍徒，如有充作客头，在沿海地方引诱偷渡之人，包揽过台，索取银两，用小船载出澳口复上大船者，为首发近边充军，为从及澳甲、地保、船户、舵工人等知而不举者，俱杖一百徒三年，均不准折赎。

　　4、对近海地区船只的稽查

　　内洋采捕小艇责令澳甲稽查，至内河一切船只于船尾设立粉牌，责令埠头查察。其渔船网户水次搭棚趁食之民均归就近保甲管束。

三、清代中后期内河澳甲的出现及其演变

清代澳甲的职能并非仅仅体现在沿海海域的管理方面。随着18世纪航运业的兴起，航行于内河航道的船只数量更为庞大。为此，内河澳甲的出现，有助于内河航运管理。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广东率先将船只编甲推行至境内的内河航道区域：“粤东商渔大小船只，每州县不下一二千，易致匪徒窜迹，窃劫为害。现通饬各府州县，将境内所有商船渔艇按数编排。十船设一甲长，十甲设一澳长。无论船身大小，令于篷桅头艕书刊某州县某号某甲某人某船字样。除商船载明船主、柁水、贸易何地、往返何时。凡属渔船，必使出捕定有方向，收港定有限期。配盐食米，定有章程。俾内河外海，无不明书标识之船；渔户水手，无不按籍可稽之人。倘有歹船混入，一目了然，哨巡不难即捕。”

　　依照规定，内河的澳甲负责船只的登记造册等具体事项，这样做自然有助于官府维持河道的秩序，客观上也促进了内河船只管理的完善。

　　河道澳甲另外一个职能，是替地方官府揽纳、承充各种使用船只的差使，如大小官员迎来送往等。雇佣船只的价码，有明确的规定。粤东韩江沿岸出土的航运碑刻，记载了有关于内河澳甲的相关内容：“为此示谕各州县船户及船头、澳甲、差役人等知悉，嗣后凡遇文武衙门过往官员，出有印封雇用船只，务照现在加给船价章程。按照水手多寡：凡逆水，如用水手四名，每站给钱六百七十五文；水手三名，每站给钱五百零六文；水手二名者，每站给钱三百三十七文。下水概行八折算给。”

　　在广东内河航运较为发达的广州及佛山，有类似澳甲的船行组织，其规章可供参考。据载，广东地区于乾隆十五年（1750）颁行了“船行规条”：“详各属境内，照省城、佛山之例，查召身家殷实、堪充船行三人，并取邻户族甘结，如行联名保结。详报批示，给与示簿，准其承充。毋庸输课，给发牙帖。凡船只到埠，揽载行户，询明该户及所雇水手姓名住址，并取同帮船户与在船水手连环保结存行，分晰登簿。其无保结之船，概不许其揽载。客商雇舡开行月日、姓名、籍贯、货物行囊、船价、填给舡票。登注循环簿内，按月呈缴该州县査核。”

　　船行的设立虽基于商业货运需求，不过船行负责人的遴选，与澳甲（长）一样，都必须是地方州县所认可的“可靠”之人，并通过这些人实现对航运船只的具体监管，二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处，亦即是规范船只的管理，这是18世纪以来航运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虽然内河澳甲与沿海澳甲在维持航运秩序以及协助船只登记管理方面发挥作用，但二者之间仍有一定的差别，内河澳甲承担了地方官府的船只使用的差使。

　　清代内河澳甲的具体施行及发展，各个地区情况并非一致。下文以近年出土的粤东韩江碑刻文献为主要材料，考察晚清韩江内河澳甲的发展演变。

　　虽然内河澳甲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改善内河船政，维持航运秩序。不过，澳甲通常由地方州县选定，与兵役、衙役同为州县差役，而非船户自行推选。内河澳甲的这一身份导致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常常会借机向船户勒索。事实上，地方差役通常在与百姓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以非法的手段收取“例费”。虽然针对衙役、吏员们贪赃惩戒的法律条规非常完备，但是难以监督控制。个中原因，与清代地方财政高度集权有关。地方政府完全得不到满足地方行政开销的费用，甚至包括为中央政府征税和运送税金的费用。这迫使各级地方政府从各种“陋规”当中获取经费。以非法的手段谋求酬偿。

　　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如“澳长籍端勒索，最为船只往来之害，情殊可恶”，“潮郡澳甲舞弊营私，久为船户之害”。据韩江船户控诉，澳甲通常借着官府差船的机会，向雇佣的船只索要额外的钱财，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乾隆五十九年（1794），嘉应州船户罗恩发、大埔县船户吴凌云等常年往返于韩江河段的船户，由于不堪澳甲的侵扰，联名请求潮州知府裁夺：

　　缘发等潮嘉子民，地居僻壤，山多田少，惟赖操舟度活，撑驾各船，希图赁载货物。每到埠头市镇，空船湾泊，多被兵役假名差使勒索大小花红。□有嘉属之兴、长，潮属之大埔、丰顺、留隍，适遇空船扬帆回棹，差使乘风坐艇，拦河滥封，许者放，忤者兜，甚至不遂，酿成祸端。即岐岭之三篷、六篷到彼停泊，该处澳长勒索免差安班礼钱，自三四百至五六百不等。即大埔之三河名设对差，所有船只到彼处，每船勒索规礼钱二三百文。以至潮城北门、上水、下水各门外，多设澳长。每坐无篷小艇，三五成群，或遇高头、梢马、湖寮等船，空船湾泊，勒索规礼钱二百文，称为“挂号”、“大挥”名色。稍不遂，即将篙桨抽搁，船行不得。若逢长差短遣，□百般刁难。更有□害之六篷、三篷，无论空船湾泊，即勒索免差礼银，重轻不等，许者放，忤者□，寻衅差务，逗留日久，或克扣贴站船价，以至水手乏人，中途赶不及站，害累匪轻，不胜枚举。

　　同治五年（1865），大埔县船户张格、何忠顺等亦不堪澳甲的勒索行径，“民等撑船营生，屡被澳甲勒索，不堪其扰”。“缘顺等船只终年在郡城往来，遇有差务，而船差、馆甲长每借海主封条，多方舞弊，用一捉十，有钱则将船释放，无钱则将船留难。明明当差之船，已经封足，犹恣意勒索，不饱不休。船户之受害，实难言罄。”

　　虽有嘉庆二年（1797）的禁令在前，但似乎效用有限。同治六年（1866），船户进一步要求永远裁革澳甲，设立船行以取代之。“民等撑船营生，屡被澳甲勒索，不堪其扰。迫叩崇阶，蒙宪天俯察民困，破除数十年锢弊，救民水火，垂示□□，心镜悬河，口碑载道，就示郡城，遵示设立上河公所，民等愚蠢无知，不堪裁用。议举大埔县廪生童缵勋、长乐县候补把总叶禄、大埔县增生邱德光，职员连宣德等为董事。又设立下河公所，商请海阳县生员梁鸿运、功职赵秀美、许连和等均皆谙练公务，公正勤慎，民等素所深信，堪为局董，所有一切公事，自当禀商委员大爷指示遵行。凡有存积公项津贴差使规条，另单由委员呈电外，伏乞赐准，给发示谕，俾得开办。”

　　潮州府航运船只的供应差委等由原来的澳甲更换为由船户自发组织的“公所”。依照要求，设立的公所有两处，以广济桥为分界线，分上河公所及下河公所，上河为广济桥往韩江上游方向的大埔、兴宁等处，下河为韩江下游等县船只。各船户聘请喑练地方事务的地方士绅（生员、贡生、廪生等）充任局董，处理官府对于船只的日常差使。“凡遇往来一应大小差使，需用船只，统由船局雇备，不准澳甲干预，所有船局应办事宜，均着遵照新定规条，妥为办理。嗣后各船户等务宜安分营生，奉公守法，遇有应当差使，不得推诿延误。”

　　至此，韩江的内河澳甲为公所取代，由公所接替澳甲为官府提供运输服务。公所的成立与晚清时期全国各地普遍设立行业公所的趋势所暗合。事实上，内河澳甲的裁革，除了与官府之间的差使职能转移外，其原本的监管船只及船户的职能，也随之被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所取代，这实际上反映了晚清时期航运管理的现代化。内河澳甲与沿海澳甲，在晚清社会变迁的时势下，逐渐为形式各样的航运业公会所取代，乃至消亡。

四、结语

澳长制始于南宋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抗击海盗的过程，广泛施行于广州与泉州之间的沿海贸易区，其目的是利用澳长在地方上的强人角色，切断船户、船只与海盗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借助于澳长的军事武装力量抗击海盗。此一融入保甲与民兵政策理念的制度在历史时期应对海盗及倭寇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代澳长制的推行范围主要在福建泉州及广东广州之间的海域，其实质为民兵政策，带有基层防卫的性质，严格说来应当属于应对海盗的策略，不能称之为制度，这种策略是广东、福建两地在应对盗贼侵扰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澳长有保卫乡土、抗击海盗的职责，同时澳长也必须担负起对船户及船只的监管职责，以配合官府的军事行动。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问题，使澳长制推广。清时期澳长制与基层里甲制度进一步结合，随着海盗活动的式微，澳甲制度的作用主要体现于沿海及内河地区的船只管理上，军事功能淡化。清代的澳甲制也逐步的职能化。在晚清社会变迁的时势下，逐渐为形式各样的航运业公会所取代，乃至消亡。

　　注释：

　　[1]重要者如杨培娜：《濒海生计与王朝秩序——明清闽粤沿海地方社会变迁研究》（中山大学2009博士学位论文，第186～191页），李坚：《宋代中国南部边疆的海防建置——以潮州为视角》（《宋史研究论丛》2013年），分别就清代澳甲制，宋代澳长制进行讨论，不足之处是对于澳长制的源流及发展演变，缺乏一个完整的考述。

　　[2][3]（宋）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请置澳长御海寇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详见《宋史》卷465《郑兴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593～13595页。

　　[4][6]（元）脱脱：《宋史》卷191《兵5·乡兵2》，第4763页，第4746～4747页。

　　[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福建保伍》，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19页。

　　[7]李坚：《土豪、动乱与王朝变迁——宋代闽粤赣边区基层社会的演变》，《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23～29页。

　　[8]据南宋乾道元年（1165）德庆府知州莫廷秀所指：“二广诸州多与江西按境，江西之民以兴贩私茶、盐为业，劫杀平民，而二广诸州军兵孱弱，惟赖土豪，号曰‘统率’者，聚兵保伍以遏绝之”（《宋会要辑稿》兵1之22）；绍熙元年（1190），又有臣僚指出：“岭南地广人稀，每岁冬月盗贼尤剧，商旅不敢行于道。臣尝熟询其故，盖由江西、湖南之游手，每至冬间相率入岭，名曰‘经纪’，皆设为旅装，出没村落，啸聚险隘，伺便剽掠。……广南兵卒寡弱，所恃以御盗者，常藉首领，盖广南之俗随方隅为团，团有首领，凡遇警则合诸团以把截界分。所谓首领者，能因其俗而激用之，诚除盗之一助也。”（《宋会要辑稿》兵13之37）

　　[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戊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471页。

　　[10][11][1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13之2、刑法2之121、食货28之19。

　　[13]（宋）包恢：《敝帚稿略》卷1《防海寇申省状（福建提刑）》，《宋集珍本丛刊》第78册，线装书局，2004年，第490～494页；（宋）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15《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盗》，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52～253页。

　　[14]（宋）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15《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盗》，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52～253页。

　　[15]笔者曾以潮州海防的建置情况进行剖析，指出宋代的海防政策实际上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动态的整合。（《宋代中国南部边疆的海防建置——以潮州为视角》，《宋史研究论丛》第14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4～156页）

　　[16]具体可参见马明达：《元朝初期的潮州路》，《潮学研究》第1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52页；（日）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订：《蒲寿庚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7]（明）郭子章：《潮中杂纪》卷10《国朝平寇考（上）》，潮州：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3年，第71～72页。

　　[18]（明）陈天资：《东里志》卷4《公移文》，饶平：饶平县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委员会铅印本，2001年，第163页。

　　[19]（清）刘抃：《饶平县志》卷18《艺文》，潮州：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本，2002年，第195页。

　　[20]具体可参考（明）郭子章《潮中杂记》卷五《请社海防参将疏》、《请设沿海水寨疏》、《条陈海禁事宜疏》、《请设南澳副总兵疏》，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3年，第27～34页；《东里志》卷4《公移文》相关篇目，第161～166页。

　　[21]《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九“嘉靖十五年七月壬午”条。

　　[22]（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23]（明）王在晋：《海防纂要》卷九，明万历刻本。

　　[24]（明）曹履泰：《靖海纪略》卷之四《编造渔舟壮丁示》，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辑：《台湾文献丛刊》第33种。

　　[25][30][31]（清）允祹纂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十四《海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28]（清）黄恩彤：《粤东省例新纂》卷3，转引自《广东航运史》第198页。

　　[27]（清）金廷烈：《澄海县志》卷之七《津梁》。

　　[29]叶显恩、谭棣华、罗一星：《广东航运史（古代部分）》，第199页。

　　[32][34]（清）张廷玉：《皇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二十《兵津关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22页。

　　[35]《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七十二，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

　　[36][39][41]周成绍：《道府宪县主严禁碑》（嘉庆二年，1798），碑存潮州市博物馆。本文所引用碑文均依据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藏碑刻拓片释读。

　　[37]见《粤东案例》手抄本，转引自《广东航运史》第199页。

　　[38]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78～123页、第333页。

　　[40][43][45]（清）张铣：《奉道宪碑记》（同治五年，1865），碑存潮州市博物馆。

　　[42][44]（清）佚名：《奉府宪华永远示禁》（同治五年，1865），碑存潮州市博物馆。

　　[46]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1～254页。

　　〔责任编辑 蔡惠茹〕

　　The Origin and Evolu tion of the“Aojia”

　　Li Jian

　　The“Aojia”was an importantmeasure in governing southern China waters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The“Aojia”further combined with the“Lijia”system in th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in Qing Dynasty,the boatman and ships compiled closely,and gradually formed a further function;At the same time,the implementation of range from coastalwaters extended to the inland waterway,establishing the inland waterway of the“Aojia”to assist the management of inland river ships.

　　Aojia，Aozhang，shipmanagement

　　李坚（1981～），男，广东潮安人，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潮州市2013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代韩江渡口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A-14；韩山师范学院2012年潮学研究专项课题《清代韩江的渡口及船政管理》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CS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