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玉德

　　（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

　　今辛亥革命百年之际，金门县文化局隆重出版了一套丛书，取名 《金门百年庶民列传》。辛亥革命后，金门经历了民初盗匪猖獗、民风愚昧时期，日军占领时期，国民党军队大量进驻后实行的战地政务时期，解严后开放旅游观光时期。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给金门社会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丛书作者通过亲身采访一个个事件的亲历者，以访谈录的体裁，忠实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金门百姓所经历的不同人生和命运，透过一篇一篇的访谈录、一个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百年历史金门社会所经历的沧桑巨变。

　　这套丛书一共6本：本土篇 《风雨江山》，作者李福井，资深媒体人、文史作家，收录采访录12篇，绝大多数受访者年龄在70至90岁之间，他们生在金门，长在金门，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妇女篇 《战地阿嬷》，作者陈荣昌，曾任 《金门日报》采访部主任，收录采访录25篇，采访对象都是八九十岁的妇女，她们不一定都生在金门，却都长在金门，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逆来顺受、任劳任怨的女性特有的人格特质；媳妇篇 《浯家新妇》，作者周妙真，金门技术学院闽南文化研究所硕士，收录采访录15篇，采访对象都是晚近嫁到金门的外来新妇；经济篇 《金色年代》，作者李福井，收录采访录17篇，重点反映解除戒严开放观光后金门经济发生的变化；迁台篇 《东渡之歌》，作者杨树清，报告文学作家，收录采访录20篇，反映当代金门人移居台湾后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南洋篇 《狮城人语》，作者吕纪葆 （笔名寒川），作家，旅居新加坡，收录采访录12篇，反映移居新加坡的金门人在新加坡工商界的奋斗历程和目前他们各自的生活状态。

　　五位作者共同出一套6本的丛书，如此规模金门县文化局多年来的出书计划中是少见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福建省政府主席”薛承泰，金门县长李沃士、金门县文化局局长李锡隆分别为丛书写序，这样的规格也是前所未有的，可见台湾和金门各界对这套丛书的期盼和重视。仅凭这两点就该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

　　以下笔者将根据阅读结果所作的整理和分析，对百年金门庶民生活做一个粗浅的梳理。每篇访谈录受访者大多只有一个，其姓名有的书出现在正标题中，有的书出现在副标题中，笔者引文时仅以该文所属书名和受访者姓名指代，比如 《风雨江山》中《骡马夫之歌——苏天庇变调的青春》一文，以《风雨江山·苏天庇》指代。

一、清末民初时期

清末到辛亥革命之前的金门社会，一是贫穷，二是民风愚昧。其后的辛亥革命和北伐，并不能给金门社会带来什么深远的影响，所以从辛亥革命开始的1911年到日军占领金门的1937年，金门社会的状况基本上延续了辛亥革命之前的状态。

　　看看陈荣昌笔下李知的幼年穷苦生活往事：“为了寻找可供燃烧的草木，她们常常徒步越过大半个西半岛……辛苦扒来的草木……背负在身上带回家……往往压得瘦小的母女几乎喘不过气。带回家的草木，细小的就留下来当柴火烧，粗大如芒草……便拿去叫卖，好换取水肥种田。此外为了补贴家用，李知从小便跟着家人到古宁头海边擎蚵、剥海蚵……由于长期浸泡海水，李知的手指都长出 ‘冻子’，红肿疼痛不堪。”（《战地阿嬷·李知阿嬷》）。甚至于说 “早年金门到处是乞丐。”（《风雨江山·李清灿》）。

　　贫穷导致愚昧。如重男轻女传统观念下引发的交换、走私贩卖孩童现象：“为得一子好传宗接代，乡人拿女儿换儿子。没女儿的就用金子换。为了赚金子，金厦海域变成人口贩子的天堂……海域上不时可见舢板来往，运载着从大陆各地走私的孩童……孩童被麻布袋装着，忍受着恶劣的海上风浪，遇到政府海上盘查，人口贩子为消灭证据，只能将包着孩童的麻布袋一一扔入海中。幸运逃过一劫的，成了岛上乡亲认购的传宗物。”（《战地阿嬷·王宝玉》）

　　孩子是别人的，常有虐童现象。“早年，金门大户人家时兴由厦门买来女娃当 ‘妯干’（婢女）。幸运的，获得人道对待，不幸的，则会被主人苦毒虐待。……地板扫不干净，主人会压着她们的头去舔地，衣服没洗净，手指就会被主人用木棒狠打。辛苦工作一整天，吃的是 ‘豆细汤、咸菜尾’。有的受不了虐待之苦，乘机逃走，被抓回来后，免不了又是一阵毒打，有的还被主人用鸡笼罩住，再用干草闷烧，哀号啼哭的惨状，杨黄宛想来就痛心。”（《战地阿嬷·杨黄宛》）

　　在金门谋生不易，于是很多男性青壮年远赴南洋打工。“金门本身土地贫瘠、谋生不易，金门民众纷纷往南洋发展，金门人称为 ‘落番’。”（《战地阿嬷·黄为治》）大多在各地从事繁重的苦力，如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做工，或在码头做搬运工，或在橡胶园里从事体力，他们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寄回家乡养活老小。可是，“有余力汇钱回家乡的，实在少之又少。”（《战地阿嬷·杨陈瑞吾》）再如林洪荫唯一的弟弟“落番下南洋做工赚钱，刚到异地时还有寄钱回金，后来生活状况不好，也就没再寄回，最后魂归异域。”（《战地阿嬷·林洪荫》）金门有句俗谚 “六亡，三在，一回头”正是这时候下南洋苦力的写照。当然也有少数事业有成赚了大钱后回金门盖起洋楼或两落、三落大厝，光宗耀祖。现今金门岛上不少洋楼就是那个时候建造的。

　　然而凡事都有利弊两面。“金门当年的县衙就设在现今的清遗金门镇总兵署里，只有十几个黄兵，保卫衙署安全，海岸根本没驻军，不设防，既无电话，也没马路，几成无政府状态。”（《风雨江山·薛自然》）所以发家致富的番客成了内地贼匪的盘中肉，金门社会绑票成风。县志记载，1925年1月至4月，金门沙美一带，盗案就发生43起之多。如洪甜桃 “因为娘家富有、谷仓多，引来旁人眼红，洪甜桃七、八岁大时，还发生青岐人勾结同安强盗到家里抢劫的事，祖父母任其劫掠，但求不伤害家人。”（《战地阿嬷·洪甜桃》）1933年秋金门前水头黄廷宙和黄顺图两家同时遭内地强盗绑票案，李福井 《风雨江山》中有专门描述，甚至附有受害者后代保存了近八十年的陈情书和失单的影印件，从中可大致明白黄家所受巨额损失。

二、八年日据时期

1937年10月26日，日军占领金门，开始了金门历史上最黑暗的八年。百姓生活更加困苦。“金门百业萧条，人民生活困苦。市区商家因为没生意可做，都关门大吉，要买个粮食都无处可买。”（《战地阿嬷·张淑贤》）老百姓 “没东西吃，很辛苦，都吃地瓜叶。”（《战地阿嬷·洪吴罔饲》）（《风雨江山·李清灿》）“那几年金门侨汇全断绝，依靠侨汇过日子的人家更辛苦，只能以物易物，拿出上好衣裤到乡下和农人交换粮食，勉强维生。”（《战地阿嬷·张淑贤》）

　　日军占领金门之前，一部分金门百姓已事先逃走。“家境许可的，在日军登陆前，大都会在家人安排下，赶紧逃往南洋避难。 ”（《战地阿嬷·黄为治》）

　　日军强行登岛，一上岛就滥杀无辜：“在古岗杀了一名聋子；在金门城杀害了一名男子……另一位则是后浦东门人家的丫鬟，在欧厝不幸被杀。”“村民能逃的都逃走了，不能逃的也都躲到村郊的草丛中，日军进到村庄……手持步枪，上着刺刀，沿着村郊四周进行搜索，遇有草丛，就往草堆中乱捅。”（《战地阿嬷·欧廷连》）还常常胡作非为：“日本人很坏，拿刀插猪、鸡，说要见血，不然会 ‘衰’。”（《战地阿嬷·洪吴罔饲》）“黄为治就曾听过水头女孩不幸被日本兵凌辱的事情。”（《战地阿嬷·黄为治》）还劳民伤财，征用民工。张淑贤回忆回忆：“日本兵对百姓很严厉，为构筑工事，需要人力，因此到处找人做苦工，她丈夫那时也被日本军队强迫征调到金宁乡安岐村一带兴建机场。”（《战地阿嬷·张淑贤》）1945年6月日军大佐德本光信率军从金门出发，经由海澄、漳浦、云霄、诏安撤至潮汕地区，出发前从金门民间强行征用五百骡马和骡夫，骡马无一生还，当时骡马不是普通百姓家能轻易拥有，给百姓造成巨额损失。骡夫沿途病死、累死、炸死的很多，最后能回到金门的只剩一半。这些骡夫在金门不被日军当人看，在大陆被国民党军队军抓捕后，被认为为虎作伥，几乎被杀。（见 《风雨江山·徐伴石》）

　　日军还强迫金门百姓种植鸦片。“日本对种植鸦片控管严密，配了种子之后，先来看田坵的肥瘠，评估可以收成多少，分成甲、乙、丙三级。收成如不能达标，沦为丁级，那就有罪受了……鸦片籽可以留，但不许留太多，怕私种，万一偷留偷吃被逮到……不承认打到承认，先承认了就从轻发落。”（《风雨江山·林金树》）

　　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以许顺煌等人为代表的地下抗日分子是金门人的希望。他暗中与 “闽省绥靖公署”及 “国军第二十五集团军”联络，秘密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使金门复土救乡团打击日伪行动多有斩获。尤其 “许顺煌的抗日活动完全出自爱国心，不拿国家一毛钱。对于国家给的工作报酬，他还曾斥道，‘我替国家工作，是出于至诚，我不应该浪费国家的一文钱。’”（《战地阿嬷·黄丽》）许顺煌等人虽壮烈牺牲，但至诚爱国的精神将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金门人奋勇向前。

三、战地政务时期

抗战八年以日本战败告终，金门并没有迎来新的改变，从1945年到1949年古宁头战役之前的四年时间，百姓依然生活在贫困当中。“那时候民不聊生，老百姓生活非常穷困，吃都吃不饱，穿也穿不暖，每天处在半饥饿状态。”（《风雨江山·黄苏源》）和抗战之前一样，抢劫绑票依然是这个时期困扰金门社会的一个老问题。“当年金门几乎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那时有钱人回乡，若被同安人知道，就会登门抢劫。 ”（《风雨江山·林金树》）

　　由于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忙于内战，急需兵源和财源，频繁的抓兵派款成了这时候金门的一个社会现象。“一九四五年保安队地方军首先来金门接收……保安队每天收钱粮、抓壮丁……一九四六年起中原板荡，国府开始向金门抽兵，连抽了三年。”“金门的菁英识时务者为俊杰，走为上策，纷纷下南洋——跑光光，只剩下庄稼汉苦撑……那时玩出一套机制，抽中头签的人如果不去，贴人四百斤油，二签贴一百斤，三签五十斤，普通的贴十斤、二十斤作为安家费。当年金融情势混乱，都用油或美金折算，后来演变成职业卖壮丁——代人入伍，中途逃脱，一卖再卖。”（《风雨江山·黄苏源》）不仅在地的金门人被抓去当兵，金门人外出也被抓去当兵。《风雨江山》有专文叙述金门人陈笃禧1947年到泉州做生意时遭抓兵的奇特经历。

　　由于卫生条件和医疗措施都很差，金门时常爆发瘟疫。“一九四八年古宁头战役前夕，金门爆发鼠疫，父亲蔡赐长不幸得病，就此辞世。”（《金色年代·蔡瑞炎》）

　　另外，这又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抗战刚刚结束，内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因此金门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存在 “锄奸”和 “抓谍”问题。“光复后求学时令她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卿仔’来自大嶝的许姓丈夫被以 ‘汉奸’罪名处决，学堂弥漫了不安，先是除 ‘汉奸’，再是抓 ‘匪谍’，这样的恐怖气氛延续到国、共内战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东渡之歌·陈燕治》）

　　1949年10月古宁头战役爆发前后，国民党军队大量从大陆撤退驻守金门。由于没有营房，部队入住老百姓家里，给当百姓带来很多不便，由此产生紧张的军民关系。“金门乡亲又惊又怕。当时，家中的鸡鸭、脸盆等，许多物品都被国军私自拿去使用……薛明治家人也不敢向国军要回这些被借用的东西，只好眼睁睁看着官兵取用这些物品……还是小姑娘的她们，连士兵都不敢正视，有些物品放在房间，因房间被军队占用，她们也不敢进去拿，怕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战地阿嬷·薛明治》）林泡家 “老宅大厅被部队军官使用，神主牌被迫撤到厨房安放，一家人也只能搬到厨房或厢房睡，有时还会发生土豆油被抢，猪被士兵偷走的事，但时局混乱，大家都敢怒不敢言。”（《战地阿嬷·林泡》）

　　不过，兵民相处一家，也有和谐的一面。如李知 “家里的官兵都很疼孩子，彼此相处颇为融洽……部队看到李知的小孩，有的想起了远在大陆的儿女，有的忆起自家弟妹，心里感到熟悉亲切，都会抢着抱孩子去逗玩，或是塞个馒头给孩子充饥。为表示感谢，逢年过节时，李知也会炊煮一些年糕红粿，送给这群离乡背井的部队弟兄，聊慰思乡之情，官兵们也会回赠军用品，礼尚往来一番。”（《战地阿嬷·李知》）

　　国民党军队要构建防御工事，缺乏大量的建筑材料，很多从百姓家里拿现成的。“门户都被部队拆光，拿去做工事。”（《战地阿嬷·洪吴罔饲》）甚至 “整栋房子硬生生地被国军无偿拆掉、移作碉堡工事建筑用。”（《东渡之歌·蔡能利》）而陈智景 “伯父陈清吉发南洋财，在后山盖了一栋洋楼，虽免于被拆除的命运，但是屋内东西被搬一空，连门板也不剩一块。”（《风雨江山·陈智景》）壮丁还被强迫帮忙构筑工事和抬伤员。 “战前，台湾来了洋灰，但是没有碎石，壮丁每天都要到海边捡碎石给国军做防御工事……白天扛伤兵上山。”（《风雨江山·李清灿》）

　　随着各类军事防御设施的逐步完善，国民党军队陆续搬出百姓家，这使本来有些紧张的兵民关系得到缓解。然而随着防御措施的推进，国民党军队在多处海岸埋下许多地雷，致使百姓误触地雷而伤亡的事件不断发生，如今经常往来于两岸的许燕先生，他的外婆和母亲在1954年因误踏地雷死亡，当时他才六岁。（《风雨江山·许燕》）

　　这时期百姓也有在炮战中因为中弹死亡的，比如在1954年九三炮战中，罗洪叶“养母在九三炮战时不幸被炮弹打到，当时没医生，养母被炮弹打到后，感染破伤风往生。 ”（《战地阿嬷·罗洪叶》）

　　1958年八二三炮战给金门百姓带来的影响最深刻，此次猛烈的炮战持续44天，10月6日后开始停停打打，直到10月26日大陆宣布 “单打双不打”，如此持续了20年。激烈的炮火下，金门百姓学会了各种办法躲炮弹。有的 “由于家中没有防空洞，只好踉跄狼狈地抱着孩子，跑到别人家里躲防空洞……几次之后……就不好意思再到别人家里躲防空洞，只能待在家里，就地找掩护。”（《战地阿嬷·薛明治阿嬷》）“罗方快说，那时，家中天井、厅堂都被匪炮击中，她吓得躲进简陋的土洞避炮火；长子罗清派刚好在田里耕种，顾不得井深，扑通便跳进井中；三子正要出海捕鱼，也赶紧躲入船底逃过一劫。”（《战地阿嬷·罗方快》）张淑贤则用 “一袋袋弃置的海蚵壳，在家里堆成避难的沙包，中共炮火一来，便领着儿女就地躲避，藏身在海蚵壳沙包下面。”（《战地阿嬷·张淑贤》）林金树 “告诉壮丁，炮弹来时怎么疏散、避难，派一个人站立山头，一看到大陆那边闪光，马上吹哨子，然后赶紧卧倒。”（《风雨江山·林金树》）

　　然而无情的炮火给金门百姓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八二三炮战，金门全境笼罩炮火，而东半岛以田墩、西园与洋山等地中弹最多，洋山几乎夷为平地。”（《风雨江山·黄苏源》）八二三炮战“古岗中弹甚多，乡村几乎夷为平地。”（《风雨江山·董清池》）“那时洋山驻军都驻土洞，一中弹整个崩塌，闷死、打死很多，而牲口中弹死的也不少，他每常趁着晚上摸黑去扛死猪肉、死牛肉回来吃。他说，有一次还扛回来一条人的大腿。”（《金色年代·蔡允澄》）在单打双不打的年代，林泡 “二姐正坐在房间里理家务，不幸被突来的宣传炮打死。 ”（《战地阿嬷·林泡》）

　　炮火纷飞的年代，壮丁们不仅要躲炮火，参加生产劳动养活一家人，更要参加抢滩、出操以及名目繁多的援军任务，如出水鸭子 （搬运军需物资等）。这个时期实行的是战地政务，战地单行法规规定祖籍金门男子不必服兵役，但16岁至55岁经体检合格者必须编入民防队，接受组训并执行支援作战的任务。在长达数十年的战地政务体制下，金门男子过的是 “不必当兵，却是当了半辈子兵”，“执行半辈子军中任务，却没有享受过军人优费”的日子。“陈荣田说他十六岁当葫芦队，下雨道路冲毁了他要去填平，父兄出操，他中午要用篮子挑糜粥去给他们，他说法令一改再改，他直到五十七岁才退役，比当兵还辛苦。”（见 《金色年代·陈荣田》）

　　这个时期金门驻国民党军队最多时候达到十万人，“都是大陆刚撤退过来的精壮汉子，荷尔蒙当盛，闲暇之时每天游荡串门子。” （见 《风雨江山·陈智景》）金门男子白天忙农活、出操，晚上忙放哨、抢滩，在家陪妻子的时间少，如果军人因走动频繁与家中妻子有暧昧关系，很容易产生家变。

　　这种情况更容易在出洋客家中发生。李福井 《风雨江山·黄苏源》中说：“这些出洋客多没受过甚么教育，很多是青暝牛——文盲，连批信都很少寄回家，更谈不上抚慰独守空闺的妻子。”而这些出洋客的老婆，“空虚的心灵，生活的折磨，又有生理上自然的问题，在军队穿梭环绕的态势下，加速催动了家变，很多妇人投到军人的怀抱。”文中引黄苏源的话说：“炮战过后，女人嫁阿兵哥，行情大起……很多适婚金门男人娶不到老婆，演变成后来的 ‘三八制’——八千元、八石肉、八两金子。”乡下的农民 “为了娶老婆，大家只有咬紧牙关苦撑，打肿脸充胖子，遂在金子上动手脚。”因为 “嫁给阿兵哥 ‘煮火鸡 （闽南语锅的意思，即煤油炉）、配菜花’，比较快活，谁还要跟你歹命拖磨 （辛苦工作）”，于是 “有样学样，互相影响……连当阿嬷的也嫁。”娘家 “嫁女儿虽然海削了一顿，遂把苦难留给女儿、带给婆家，那时女子二十岁就嫁人……拼死拼活，一切都为了早日还清债务。”“如果又笨手笨脚不得婆婆的欢心”，“日积月累就会产生婆媳问题”，丈夫 “通常站在妈妈这一边，把压力加给媳妇。因此，有苦无处诉——只有怨父亲拿那么多聘礼，让她那么辛苦，因此吃农药寻短的所在多有，造成社会的悲剧。”

　　以上是国民党军队大量进驻金门时给金门百姓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十万大军的进驻也带来巨大的市场、惊人的购买力，它刺激了金门服务业的发展，给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状态下的金门社会带来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百姓生活从此要起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沙美：“炮战过后生意鼎盛，沙美街上都可看见人潮，冰果室、餐饮店、撞球场、五金店、化妆品店及杂货店，甚么行业都有，多做阿兵哥的生意……尤其早市……清晨四时就解除宵禁，准许乡下的农民来卖菜，沙美的菜都是农民自产自销，菜价便宜，所以阿兵哥的采买车很多，都来买菜。”（见 《金色年代·施联升》）

　　在阳翟：“阳翟驻了一个重装师，有电影院、邮局、洗澡堂、撞球场、冰果室、餐厅与杂货店、中药铺……这时的阳翟，是历史上最风光的时代，整条街上都是兵，各行各业生意都很好做，常常看见阿兵哥在街上穿梭、吃饭、看电影、打弹子以及购物。”（见 《金色年代·郑彩秀》）

　　在顶堡：作为金西师师部所在地 “的顶堡真是繁华，电影院的两旁不久就盖了商店，阿兵哥常来受训或者看电影，如江山美人与梁祝，一时轰动，观众不绝于途，盛况更是空前了。”（《金色年代·蔡瑞炎》）

　　甚至连书报也非常好卖。金门著名作家陈长庆先生当时开了间书店，“他说那时生意很好做，一个月可以做一百多万元，卖书至少赚两成半，每月少说净入二十五万元，所以不到十年，他在山外复兴路买一间瓦厝，光买地皮二百七十万元，翻修搭建三楼，又花了快两百万，后来再花四百多万元，把亲戚租给他的店面买下，加盖整修又花了一百多万。”（《金色年代·陈长庆》）

　　以上是从1958年八二三炮战前后数年到1992年解除戒严开放观光的前后30多年间，国民党军队带动金门民间经济发展乃至大繁荣的概况。

四、解严观光时期

1992年金门结束战地政务，开始开放旅游观光的年代，国民党军队驻军逐年减少，原本依赖军人消费的民间经济来了个大转弯。

　　在小径：“一九九四年小径首先撤军，生意开始减退，二〇〇一年师部撤走了……小径只剩下后山的战车部队，但是又不准他们下山，小径变成一个兵都没有了。二〇〇三年完全没有生意，小径的店几乎全部关掉。”（《金色年代·李金钟》）

　　在料罗：“驻军大幅度的裁减，生意就一落千丈，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店铺十间关了九点九间，呈现盛极而衰的荒芜、苍凉与落寞。”（《金色年代·吴炯炜》）

　　在沙美：“街道见不到几个人影，没有生意，与以前繁盛的景况不可同日而语了。 ”（《金色年代·吕宝玉》）

　　虽然开放观光也给金门经济带来机遇，但与十万国民党驻军比较，是远远无法比拟的。陈允南数十年来一直在成功村开餐馆，这里生意鼎盛时有九家餐馆，如今只剩他一家。他说，“开放观光之后，有人做观光客的生意，十人一桌两千元，他想别人在卖，我们也卖吧！后来有人要求一桌贴两瓶汽水，他也比照；不久之后又说有人再贴一瓶高粱酒，高粱酒一瓶三百多元，没办法做，就不接观光团。”他现在的主要顾客是本地的公教人员。（《金色年代·陈允南》）

　　未来金门经济如何发展，金门不少有识之士正在思考。

　　杨树清的 《东渡之歌》里可以清楚看到：八二三炮战期间，台湾当局鼓励金门民众迁往台湾，每人补助3000元，很多金门人举家迁台，之后60、70乃至80年代还有很多金门人陆续前往台湾发展，他们脚踏实地，奋力拼搏，出了将军、科技界、政界精英、学界泰斗、艺术家，即使普通百姓也诚实做人，不忘金门人传统质朴本性。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割舍不断家乡情结，时时不忘以各种形式回馈乡里。同时有一些金门人或金门籍华人早期出洋到新加坡谋生，经过艰苦拼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同样有一个带有深深烙印的“唐山”情结：时时不忘自己是金门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回馈家乡。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金门人出洋打拼的缩影。《狮城人语》里著名作家寒川有详细描述。

五、结语

以上是笔者阅读 《金门百年庶民列传》所看到的百年金门庶民生活的轨迹。本套丛书的记录，时间跨度长，覆盖面广，作者阵容强大，凝聚了作者们很多的心血，是一套不可多得的好书。金门县文化局能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出版这样的一套丛书，是明智之举。此外，作为一套回顾金门百年历史的丛书，有些重要历史事件或者典型事件，还可以再记录其中。如1942年的西园惨案，它是日据期间的大事件，是金门人心头永远无法抚平的创伤；还有这期间复土救乡团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屡屡打击日伪并且多有斩获，它是金门人的希望、金门人的骄傲。这类人和事，应该占有一定的笔墨。百年来金门人旅居世界各地，除新加坡外，其他地方也该有所书写记录。诚然，这和组织撰写的时间仓促有关，相信读者能够理解。

　　总的说来，百年以来金门人的生活有痛苦，有欢乐，有徘徊，有希望。如果用“忠诚”、“坚韧”来形容金门人的总体性格，那么其中还多了几分 “无奈”。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展望未来。未来金门人如何驾驶汪洋中的这一条船，我们有理由对其充满信心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