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溥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案头有一册 《童晴岚诗选》，夜阑独吟，感慨万千。我和诗人有师生之谊，他退休后回厦门，住在故宫路，我住在镇海路，相去不远，往来频繁。他那双闪烁着热情的眼睛，那含在嘴里的烟斗闪亮的火花，和烟雾缭绕中露出的亲切的笑容，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诗人谢世已久，重读他的诗篇，往事萦回不已。

　　童晴岚 （1909～1979），原名童霁霖，厦门人，远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开始从事创作。那时他从同文中学缀学，因家庭经济困难，进入厦门明明印刷公司当店员。白天他要和油墨、纸张打交道，夜晚他用那只沾满油墨气味的手，在零星的纸边上写下一行行诗稿，投向厦门报刊上。1930年夏，他与几位文艺青年发起组织机轮社。同年12月出版 《机轮》文艺月刊，倡导普罗文学。后因经费无着，仅出一期。次年，又借厦门 《鸣报》创办 《社会教育与文艺》，主要刊登文艺作品。

　　1935年，他参加马寒冰［1］发起组织的天竹文艺社。马寒冰是缅甸归侨，其时从上海沪江大学休学回家，在鼓浪屿购得一套豪宅，厦门一批文艺青年常聚集在他家里举行 “沙龙”，漳州地下党员许铁如 （彭冲）［2］有时也来参加。在许铁如动议下，他们1935年下半年创办 《天竹》月刊，高举“普罗文学”旗帜，在闽南文化界影响颇大。1936年日本侵略者入侵华北，在中华民族危机严重时刻，上海文艺界为响应中共织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为了更好配合抗日救亡运动，提出 “国防文学”口号。据童老回忆，许铁如在 “沙龙”会上神色严峻提出天竹文艺社应响应号召，唱出抗日救亡的最强音。听过许铁如讲话后，童晴岚更明确其时诗歌创作任务就是 “反帝抗日”，他在《天竹》上发表 《九月的风》、《奴隶的呼号》等就是实践这一方向的。

　　与此同时，童晴岚在书店里有次看到一本 《新诗歌》，那是左联东京支盟的刊物。其中有篇蒲风［3］的诗论，诗人大声疾呼 “国防诗歌”口号，指出诗歌工作者要正视现实，在抗战烽火吹奏出冲峰号。这激起童晴岚的强烈共鸣，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寄给远在东京的蒲风，从此订下文字之交。1937年5月，蒲风应童晴岚之邀来到厦门。当时，日寇的魔爪已向南侵入，厦门岛岌岌可危，厦门许多诗诗作者激于爱国热情，引吭高歌，蒲风认为这是可喜现象，他建议组织一个诗歌团体，以便更好配合反帝抗日斗争。于是由童晴岚负责联络一批青年诗友，于6月6日成立诗歌座谈会，后在这基础上改称厦门诗歌会。参加者有舒煌 （台籍）、鹭涛 （原漳州芗潮剧社社员，曾与彭冲一起演戏）、胜子 （女，归侨，厦大学生，地下党员）等10多人，童晴岚被选为总干事。他们曾举行过六次座谈会，探讨过诗歌大众化、诗与现实、诗与音乐结合诗问题，并举办诗歌朗诵会，这些在当时都属创举，对闽南的诗歌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当年在上海音专攻读的李焕之［4］因战事爆发，休学回厦，也列席参加。他为蒲风、童晴岚多首诗歌配曲，在厦门流行一时。

　　1937年童晴岚出版第一本诗集 《南中国的歌》，辑入21首诗篇。蒲风在 《序》里特别称赞 《南中国的歌》：“作者唱出破碎的农村，而且也唱出了不景气的都市”。“他无时不惦念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时不在鼓吹怒吼之狂涛”。在这首百多行长诗里，诗人以朴素笔调描绘出外敌深入，内政腐败，闽南农村凄凉恐怖的景象，农民流亡到城市，但那里也和农村一样，帝国主义者武装走私，日本浪人到处横行，商店纷纷倒闭，到处都是失业人群。诗人满腔悲愤呼号：“怒吼吧∕南中国∕为民族的解放∕为人类生存的真理∕振一振你的尊严∕和野兽——帝国主义作最后的斗争”。

　　1938年初，童晴岚又出版诗集 《中华轰炸机》。当时抗战形势紧张，金门危在旦夕。他在诗集 《后记》里写着：“在这中华民族揭起神圣抗战旗帜的现在……我们的诗歌工作者虽然不能立即上前方，最少我们也要以最熟练的笔杆代替枪杆，使每一句诗句都是重炮、手榴弹”。这种比喻未必恰当，但作者爱国主义激情却是灼灼可见。这本诗集以简短、朴素、急骤的诗行，发出粗犷的呐喊。当诗人看到日寇军舰停泊在厦门港时，爱国的激情如喷火发射。如《厦门港湾》：“我们的眼睛， ／还未失去它的能力，／看得见／南太武的面形／郑成功的水操台，／……厦门港湾，／厦门港湾，／请拿出你的热气！”

　　《我守在虎头山上》、《中华轰炸机》等则以粗犷气势为民族解放发出雄浑战歌。诗人不忍看到以乳汁哺养他成长的厦门将沦在日寇铁蹄下，沉痛呼喊：“厦门，厦门！我不让你∕在敌人的威胁下沦亡。”召唤人们奔向杀敌的疆场。他还主编 《诗歌前哨》（刊物）和 《厦门诗歌会丛书》。在他和许多会员努力下，抗日气氛高涨的前线厦门，国防诗歌运动、救亡歌咏运动和抗战戏剧运动一刘蓬勃开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斗志。

　　1938年5月，厦门沦陷。童情岚和厦门诗歌会战友参加 “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开往漳州，他被选为干事会总干事，他创作服务团团歌 《我们是钢铁的一群》的歌词，经配谱后，团员们一路高亢前进。后服务团被反动派解散。童晴岚1941年初到达桂林。

　　此后，童晴岚一边在桂林、贵州中小学任教，一边与司马文森、彭燕郊等从事抗日文艺活动。艰辛的流亡历程，使他开阔了视野，经受了磨炼，充实了生活，丰富了诗的语言。他早年的诗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时代感，诗风粗犷平实，语言朴素，多采用白描手法，但由于他缺乏战斗生活的体验，语言和形象不少流于概念化。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如簇簇喷射的火花，思想和艺术均有明显进展，他在 《文艺杂志》（邵荃麟主编）、《现代文艺》（靳以主编）、《诗》（彭燕郊主编）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作，可是随着战时流亡生活，散佚了不少。如今收在 《童晴岚诗选》中的仅是少部分。《破晓》他写战士将出征的场面：每颗心是熔炉里的火焰，／灼热的血流要迸出胸膛，／面对着面，／映出绚洁的红光，／肩靠着肩，／联成一条拉长的铁丝网；／清醒的脑子，尽待着出发的号令。”

　　他歌唱在 “流着先行者底血的道路上”，“向敌人底营垒驰去”的战马 （《老马》）；他赞颂 “骑着白马，肩胛挂着长枪”，“跃过悬崖”杀敌的勇士 （《远行者》）；他歌咏 “风和雨，呼拥着夜里”，“披上血染污黑征衣”在疆场上厮杀的战斗者（《夜——战斗着》）。这些饱含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诗篇，有如战鼓号角，把我们带入战火纷飞、硝烟遍地的岁月，旋律高昂，声调雄壮，艺术性也显得高些。

　　抗战胜利后，童晴岚经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回厦门，在中学任教。1946年他创作长篇叙事诗 《狼》，描写农民黄五被抓绑被狼吞噬的故事。1948年8月，由诗人沙鸥列为 “新诗歌丛书”之一在香港出版。另有童话长诗 《不会飞的小蜗牛》刊于上海文化生活社出版的 《少年读物》上，惜已丢失。

　　新中国成立后，童晴岚参与厦门文联的筹备工作。文联成立后，他当选为副主任，并任厦门市文协 （作协前身）主任、福建省作家协会理事，兼任厦大 《写作》课教职。1954年调任福建师范学院 （师大前身）任教。其后又任该院现代文学教研室副主任。他以如火的热情，歌唱社会主义祖国。其间多次去厦门正在建造的高集海堤工地体验生活，写了一系列组诗赞颂，如 《海堤》：“海堤，你——／是厦门的／一只坚实的手臂，／紧紧牵住祖国／——母亲的衣角，／跟随她奔向社会主义！”

　　1957年，他将这系列组诗辑为 《海堤诗草》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还在 《解放军文艺》、《文艺月报》、《新观察》等报刊上发表不少诗歌，以巨大热情歌颂城乡的新气象，如 《厦门风物》、《农家之歌》等等。这些新作采用自由体，以语言的自然音节应和着感情的内在节奏，具有一种散文美。

　　1972年夏，在 “四人帮”肆虐下，童晴岚退休，回厦门定居。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 “四人帮”被押上历史审判台，鹭江两岸，旗山人海，凯歌震空，游行队伍川流不息，童晴岚也以多病之躯佝偻蹒跚行走在人群中。他兴致勃勃对我谈起他准备挣开嘶哑的咽喉重新放声歌唱，可是病魔缠身，不幸于1979年7月19日病逝。

　　童老一生努力开拓南中国诗歌阵地，辛勤播撒新诗种子，将永远记在史册上。王亚平称誉他是 “新诗运动的推进者”（《童晴岚诗选·序》）。耿庸称他是 “南中国歌手”（《怀念故乡》），“他的谦和、热情和执着追求真理的诗的生命”，“将永留人间”（《怀念童晴岚》）。

　　注释：

　　［1］马寒冰（1916～1957），缅甸归侨，原籍福建龙海，后定居厦门，曾就学于上海沪江大学。抗战爆发后去延安，1938年入党，曾任王震秘书，著有《王震南征记》、《中原突围》等。1949年起任中共新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疆军区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新疆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创作不少讴歌新疆的歌词，名作《新疆好》、《骑战马儿过草原》，至今仍在传唱。

　　［2］许铁如（彭冲）参加天竹文艺社倡导普罗文学等，范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天竹文艺社”条目中亦有记述。

　　［3］蒲风（1911～1942），原名黄飘霞，广东梅县人。1930 年参加“左联”，中国诗歌会创始人。著有《茫茫夜》、《六月流火》诗论、译诗等10多种。他发起组织厦门诗歌会，对诗歌运动影响甚大。1942年因积劳病殁于新四军军中。

　　［4］李焕之，原籍福建晋江，青年时代在厦门双十中学就读。1936年入上海国立音专。抗战爆发后，在厦门、香港等地从事歌曲创作。1938年底去延安，在鲁艺音乐系任教。建国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平生有关音乐著作甚多，刊有《音乐创作散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