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 禾

　　（作者系漳州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名誉主席）

　　我的案头摆着曾五岳先生的4本著作：《漳州土楼揭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漳州史海钩沉》（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天地会起源新考》（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和 《土楼起源史研究》（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书局2011年8月）。

　　曾五岳是位髦耋老人。

　　这位老人有点可爱。一年前，在去探望一位共同朋友的路上，他悄悄对我们说，我常骑自行车到处转，有时还跑到云洞岩，上山玩一玩再回来。你们不要让我家人知道，知道我就出不来了。他们关心我怕我出事。能出什么事呢？他得意地笑了笑。前不久，我看到街上有人吵架，曾五岳正好骑车路过，便下车，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没和他打招呼，怕扫了他的雅兴。我买完东西，绕了一圈回来 ，他还在那里围观，一手扶着自行车车把，一手摸着自己的脸颊，津津有味的样子。

　　也许，你很难把这样一位老人与4本书的作者联系在一起。但他的确是这4本书的作者，书上印着他的名字，是他亲自送给我 “教正”的，扉页上还有他很潇洒的签名。

　　这4本书都是有关漳州文化的著作，不敢 “煌煌”称之，但说 “厚重”，一点也不为过。

　　《漳州古今》2007年第二期上刊登一篇题为 《〈漳州史海钩沉〉赞》，作者尤玉柱。尤玉柱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他主编的 《漳州史前文化》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尤玉柱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这样说：

　　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前，福建省境内所知的历史，仅仅几千年。难道蛮荒时代，人类的远祖未曾涉足八闽之地？为了追根溯源，省内外的众多考古工作者，曾为此付出过太多的代价，热切期望沉淀许久的旧石器时代事件，能够浮现在人们的面前，以便人们窥视它的真正奥秘……作为福建籍科学家，我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福建的史前考古事业，为家乡作点滴贡献也是一生之所求。20年前，我曾带领一支考察队辗转于闽北、闽西 、闽中和闽南，志在寻找旧石器和早期哺乳动物化石，可并未如愿。在一次讲课时，曾说过：“福建的旧石器会在漳州最先发现，原因有二：一是早期人类通往台湾，漳州是桥头堡，必然留下蛛丝马迹；二是漳州有个曾五岳。”因为，曾五岳先生是一个顽强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考古工作者。

　　1987年，曾五岳、孙英龙在东山作考古调查时，收集了一批样本，送到北京鉴定，其中竟有一件万年前的人类肱骨化石，这是福建最早发现的人类化石。该化石出自台湾海峡海域，发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填补福建省的一个空白，更重要的是，给末次冰期台湾海峡曾沦为陆地，台湾早期人类源于福建之说提供实证。把福建历史推前数千年，是曾五岳先生对福建考古作出的贡献。

　　在我的记忆里，曾五岳先生为了填补福建省旧石器考古的空白，多次写信给我，询问旧石器特征、识别要领和寻找方法。之后，他几乎踏遍漳州大地，翻山越岭，风里来雨里去，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终于如愿以偿发现了莲花池山遗址。在这过程中，他不下5次把野外采集的标本寄至北京，但都被我一一否定，然他不因此气馁，继而奋发研读，做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竟然开创一条寻找旧石器的新路来。在漳州地界里，他一共发现两处人类化石地点，两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百余处 “中石器时代”地点。一个原本外行的人，竟然能够取得如此骄绩，实属不易，其精神和毅力，感人至深。尤玉柱先生生动的文字，表现出一位权威学者对基层文博工作者的关爱。我们从中感受到曾五岳的敬业精神和突出贡献。从此，作为一位有成就的地方文化学者和文博专家的曾五岳和我原先认识的可爱的曾五岳合为一体，鲜活地展示在我的面前。

　　现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化建设的地位日益凸显，地方文化研究随之升温，越来越热，动不动就开讨论会，而且一开就 “国际”，很抢眼。中国的事情，不热则已，一热便闹，此 “热闹”之谓也。于是，搞地方文化研究的，一个个“抖”了起来，俨然专家学者教授，很受尊敬。然而，几十年前，地方文化研究没这么幸运，一直处于 “民间”状态，不死不活，自生自灭。有句勉励做学问的年轻人的话，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地方文化研究的 “板凳”冷了不止十年，而坐这冷板凳的人，大都是一些业余爱好者，曾五岳是其中的一位。

　　曾五岳不怕坐冷板凳，因为他的心是热的。一颗热爱家乡的灼热的心，能把冰冷的板凳捂热。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无数曾五岳用灼热的心把地方文化这只冷板凳坐热的。

　　曾五岳的心属于漳州这方土地，是漳州养育了他，给了他这颗火热的心。1948年，在龙溪师范就读的17岁的曾五岳因为参加 “反美扶日”学生运动，加入地下党，不久，他奉命离开白区，到内山参加闽南游击队，为迎接漳州解放，“出没于枪林弹雨之中，度过一段难忘的峥嵘岁月”，他对漳州的爱也因为这段艰苦的斗争经历而显得更加深沉、火热与执着。用他自己的话说， “芗城是中国历史文名城，漳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哺育和引导我走向革命征程的圣地，也是我生命红色之旅的起跑点和淳朴清白灵魂的皈依处。你要是问我为何常常泪花流？那是因为我对这座千年古城实在爱得太深沉，六十年来念念不忘的是要如何报答它。”

　　曾五岳开始做地方文化研究是26年前，那个时候，他已经54岁了。1985年，中共漳州市委落实地下党政策，曾五岳被任命为漳州市文化局文物科长。顺着他几十年养成的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思维定势，开始了自己的地方文化研究之旅。

　　其实，曾五岳 “地方文化情结”的滋生来自1954年，他从南靖县委秘书调任龙溪地委宣传部传宣传科干事，就开始与“文化”沾上了边。由于参加郊区抗旱斗争触发灵感，他创作一部独幕话剧 《一架水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曾五岳与“文化”进一步亲密接触还是与抗旱有关，缘于1963年发生在九龙江下游的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和因抗旱而产生的 “榜山风格”（即 “龙江风格”）。“榜山风格”由于著名诗人郭小川在 《人民日报》发表的通讯《旱天不旱地——记闽南抗旱斗争》而走向全国。这时，曾五岳几经周折，又回到地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几十年后，曾五岳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时任地委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钟金田与我商量，为弘扬这种 ‘牺牲小我救大我’的美好道德情操与高尚风格，应该把它搬上地方戏曲舞台。”其时，歌颂 “榜山风格”的小曲和芗剧表演唱已传遍田间地头。时任地委宣传部部长萧苏和副部长赵苏太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随之，剧作家汤印光、陈志亮、庄火明三人奉命到榜山公社体验生活，创作芗剧《碧水赞》初稿，不久，曾五岳参加创作组。1965年春，龙溪专区芗剧团带 《碧水赞》赴上海，参加华东区戏曲现代戏汇报演出，获得好评。当年五月，芗剧剧本《碧水赞》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作者署名是：汤印光、陈志亮、吴毅、陈曙、芗人、庄明。吴毅就是曾五岳的笔名。

　　后来，《碧水赞》被改编成话剧 《龙江颂》，又由话剧 《龙江颂》改编成京剧 《龙江颂》，成了 “革命样板戏”，风靡一时。事隔半个世纪，曾五岳谈及此事，感慨万千，说，“当初钟金田副科长与我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后来居然产生如此巨大的 ‘蝴蝶效应’，确实是始料不及的。可惜钟金田没法和我一起感叹了。他后来提了科长，文革初受迫害，一家四口投九龙江自尽了。”文革后，曾五岳又与剧作家姚溪山、魏乃聪、庄火明等一起创作芗剧 《双剑春》。《双剑春》是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现代戏曲，1979年获文化部剧本创作三等奖并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曾五岳差一点成为专业剧作家的时候，他被任命为文物科长。54岁的曾五岳从此告别戏曲舞台，告别生、旦、净、末、丑，从 “七字调”和 “杂碎调”的旋律中走出来，走到旷野，和古怪的化石、残缺的砖瓦、破碎的瓷器打交道。

　　曾五岳不是科班出身，没有 “专业”。他只有一个信念，“党叫干啥就干啥”。一个信念，一颗热爱乡土的心，加上一种执着的敬业精神，曾五岳硬是把自己打造成文博专家。

　　漳州有一句俗语，叫 “食老甲学盆吹（吹唢呐）”，意思是人到老了才学新手艺，说的是其事的艰辛。年过知命的门外汉曾五岳学习考古知识，只能从 “ABC”开始。在我看来，像如今流行的一个词，叫 “恶补”，恶补者，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之谓也。用曾五岳的话说，“从头开始，如饥似渴”。也许，借用过去常说的 “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更能描述曾五岳当时的状态。曾五岳相信 “天道酬勤”，他自题书房，曰 “爱晚斋”，是否取意杜牧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我不得而知，但，“爱晚”与 “酬勤”，向我再现一位 “挑灯夜读”的曾五岳。

　　曾五岳干一行爱一行，和小伙子一样，在野地里 “奔得欢”。爬山涉水顶风冒雨的辛苦，抵挡不住从地下挖出来的化石的诱惑，那些不被常人喜欢的不起眼的化石，隐藏着密码，解读这些密码，我们将发现一片悠远的历史天空。

　　对于那片神秘的天空，绝大部分人无缘相会，我也不例外。外行人说外行话，怎么说都不像，所以，关于曾五岳对漳州考古工作的贡献，我在前面引用尤玉柱先生 《〈漳州史海钩沉〉赞》的文字，用权威学者的语言加以描述。

　　《土楼起源史研究》是曾五岳先生的新作，5年前，曾五岳曾出版过一本关于漳州土楼的著作 《漳州土楼揭秘》。可以说，曾五岳对漳州土楼情有独钟。他对土楼的感情来自于他的童年。青年诗人简清枝在《人生不搏不风流》（《漳州广播电视报》2006年4月5日）中写道：

　　曾五岳的老家在平和老县城九峰镇。那是一个非常美丽而古老的历史文化名镇。枕山面溪，状似鲤鱼。城里城外住着曾、朱、杨三姓，几百年来，他们分属汉族客家、福佬两大民系，多数居民会讲客、福双语。古城外秀丽的农村矗立着几十座方、圆型土楼，与闽南主流民居 “透天厝”混聚，交相辉映，错落有致。客家人住土楼，福佬人也住土楼。小时候的曾五岳跑亲戚，吃在土楼，睡在土楼，玩在土楼，那热闹喜庆的情景一直留在他的心底，土楼撼人心魄的原始生命魅力牵扯着他的一生。

　　之于土楼，曾五岳不但有情感，有行动，还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见解。“在土楼研究领域，漳州曾五岳先生不知疲倦，不懈探索，做出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以前在漳州市文化局文物科长任上，曾翻山越岭实地调查踏勘过四五百座土楼，对土楼感情极深，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相当丰富。近年来，关于土楼的起源，议论蜂起，观点错杂。曾五岳先生也积极投身于土楼起源探讨，出版了 《漳州土楼揭秘》一书，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引起了较大反响。其后五岳先生意犹未尽，继续调查取证，陆续发表争鸣文章，即将出版的 《土楼起源史研究》，就是这批争鸣文章的结集。”——这段文字来自于《土楼起源史研究》中的谢重光的序文，谢重光先生是著名文史专家，福建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先生在文章中坦言，“君子之交，和而不同。我与曾五岳先生之交，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的友谊是真挚的，长久的，但在不少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不尽一致。”尽管看法不一，谢重光不得不承认，“对五岳先生在学术问题上的热情、执着和旗帜鲜明，留下很深的印象。”另一位著名专家、福建省建筑设计院原院长兼首席总建筑师黄汉民先生在另一篇序言中这样说：“书中又一次肯定了福建圆楼最早出现在华安。现存有确切纪年的、最早建造的圆楼是华安县沙建镇岱山村、建于万历十八年 （1590年）的齐云楼。……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使我虽然不完全认同他的全部观点，但又无法否定他的结论。不管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结论，发现这一点就是一大贡献，它无疑会推动圆楼起源研究的深入。”黄汉民先生又说，“正如曾五岳在书中指出： ‘世界上只有真实诚信才有生命力’。他求真务实的态度，无私无畏的气概和不懈探索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希望此书能引起对福建土楼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进一步推动福建土楼的研究。”

　　我虽然祖籍永定，祖居客家土楼，但我从来没有住过土楼，我对土楼的感受更多来自于我的朋友吴友明的长篇散文 《土楼岁月》。可以说，我对土楼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我不敢对曾五岳的大作发表评论，我只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感受曾五岳的魅力。文如其人。从他的著作，我看到一位热情、执着、敏锐、认真、果敢、无畏的曾五岳。曾五岳另一部厚重之作是 《天地会起源新考》。作为门外汉，我同样不敢对这一著作妄加评论。有专家认为，曾五岳关于天地会创始人及起会年代的考证，自成一家之说，在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我想，在人才济济的中国史学界，能在一个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谈何容易！而曾五岳做到了。我佩服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他对漳州文化的那份热切而虔诚的守望。一个知命之年开始的事业，年届八秩还执着不已，老而弥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道亮丽的人生风景。

　　曾五岳的亮丽还不仅于此，还在于他的淳朴与乐观。他这一生经历太多的苦难，几次入党、几次被开除党籍，又几次恢复党籍，蒙冤受屈几十年。凡是经历过共和国这段历史的人，都能体会到其中他所受的苦难。用他自己的话说，“那种被冤屈的痛苦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更不用说由此带来的生活上的困难。”每当他最痛苦时，就想起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而一旦想到这一次经历，他就什么都想开了。那是1949年农历三月初八拂晓，在南靖金山新村，游击队被五、六倍于我之敌包围，部队仓促应战，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网下。突围中，曾五岳的8位战友中弹牺牲了。他冒着枪林弹雨冲下隘口，进入丛林，侥幸逃生。从敌人枪口下逃生的经历成了曾五岳战胜困难和痛苦的法宝。他对我说，8个年轻的生命在我的身边消失了，而我却活着，今年80岁，儿孙满堂，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古人云，人生不如意十八九。哪来十全十美的人生？说着，他兴致勃勃地用漳州话念了一首顺口溜：“不要烦恼，不要跌倒，不要吃伤 （太）好，别人看人无（看不起我们），人 （我们）自己阿咾 （表扬）。”

　　顺口溜念得我哈哈大笑。

　　《土楼起源史研究》出版时，曾五岳刚好八十。执着而乐观的曾五岳不服老。这部书的封面，在 “土楼起源史研究”前面，冠有这样的定语：“漳州学探研丛书之一”，他以这种方式告诉人们，这不是他的封笔之作，而是他的一个新起点，一个宏伟规划的开始。

　　在这里，曾五岳提出一个新概念：“漳州学”。参照台湾 “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为 “泉州学”下的定义，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所谓 “漳州学”是一种以漳州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文活动、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的科际综合学问。如果是这样，曾五岳的 “野心”有点勃勃了。

　　我想起冯友兰。他的重要著作 《中国哲学史新编》，八十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却写完了。我这样联想，不是把曾五岳和冯友兰相提并论，而是对他这种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表示敬佩。我比他小十几岁，得向他学习，不能偷懒。同时记住他的一句话，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