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祥征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其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发掘传统文化的宝库，以吸取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宝岛台湾就有一位在经学园地辛勤耕耘并结出丰硕成果的知名学者，他就是现为台湾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合聘教授、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兼任教授林庆彰先生，他自1975年跟随大陆到台湾的屈万里教授学习经学起，至2007年12月的三十年间，在经学、目录学、和文献学等方面成绩卓著，蜚声中外。出版专著12部，主编编辑55部、翻译日本经学著作2部、论文285篇。林氏的授业弟子陈恒嵩、冯晓庭二位博士认为三十年是观察人生成就的重要指标，编成《经学研究三十年——林庆彰教授学术评论集》（台北：乐学书社2010年10月）一书以诸祝贺。书中收录经学评论38篇，文献学评论17篇，媒体报导34篇。附录一：节录对林氏著述的评价；附录二；林氏自述有关治学和经营 《国文天地》的文章；附录三；林氏著作目录。该书为林氏三十年来治学的珍贵记录，也是观察台湾学术的一个窗口。

一、有关经学研究的几个侧面

（一）对经学历史规律的探寻

林氏在研究清初学者的群经考辨中，发现自先秦、两汉、隋唐、宋元、至明末，在这两千年的经学发展过程中，每经历数百年之后，必有一个批判思潮的出现。魏晋时期是对汉代经学的批判；晚唐至北宋时期，是对汉唐经学的批判；晚明至清初，是对宋元新经学的批判。这种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出现的批判思潮，都以恢复经典中的圣人真意为最高的准则，并成为经学发展演变的关键时期。对这种周而复始学术思潮，林氏称之为 “回归原典远动”。我们有了这种新的认识，对经学史上的问题就可看的更透。唐代韩愈推动的古文运动，其表现形式是文章学的问题，如果看到其实质是 “回归原典远动”的一部分，就可认识到其深层的目的在于复兴中华文化。清中叶乾嘉考据学派，前人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是 “中国哲学精神的逆转”“清代考据学使中国哲学走上歧途”，甚至认为 “是一种无聊的纸上功夫”。如果我们运用林氏的理论，就能明白乾嘉学派对儒家经典的训诂和考证只是一种手段，探求孔门真义才是其治学的根本的目的。对具有 “回归原典”运动的明末清初的辨伪思潮也会有更深刻的体认。

　　林氏 “回归原典”说是受了孔恩（Thomaskum）1962年出版 《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 “新典范”理论的启发而提出来的，说明林氏研究的开放性，再次说明中外文化交流是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林氏还认为从战国时代到汉初，对经典的注释很简单，西汉中叶到东汉很繁琐；东汉到魏晋很简单，南北朝到唐朝很繁琐；宋朝很简单，元明两朝又繁琐。所以整个经学史上对经典的注释就是简——繁——简——繁这样的循环。这个规律的总结，对我们认识经学史上的注经形态也有所帮助。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林氏对经学史规律的总结，有助于经学史的研究，也反映林氏宏观把握能力。

（二）清理经学史的发展脉络

皮锡瑞 《经学历史》说：“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从获从入之途。”所谓 “考其源流”就是清理历史发展的脉络，在经学史上，宋代充满怀疑精神的思辨学风是很突出的，影响也很大，那么这种思潮从何而来？林氏在《唐代经学的新发展》一文中，论述了唐中叶之后政治与学术的变化之后指出，其一，唐代后期经学逐渐抛弃注疏学的典范，而以己意说经；其二，开始怀疑汉人传经的可靠性，成为宋代疑经改经的先声；其三，学者为伸张王权，研究 《春秋》学，强调君臣之义；其四，李翱、韩愈表彰 《中庸》、《大学》、《论语》、《孟子》 等书， 以建构中国哲学心性论的理论，并成为宋理学立论的基本典籍的理论依据。这就为宋代疑经改经的怀疑思潮找到源头，朱熹 《四书集注》的学术来源也可得到更明确的解释。

　　前人在认为明代学术荒疏没成就可言的情况下，误以为考据学是清代特有的建树。林氏 《明代考据学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7月）一书分析了杨慎、梅 、应麟、陈第、方以智等学者在考据学方面的成就，说明了在朱熹学的笼罩下，已有了重视古注疏、恢复汉学传统的学术方向。为清儒引为骄傲的辨伪、辑佚、名物考证、音韵、训诂等学术领域，早在明中叶以来已有相当的发展，这就说明了明代考据学早已成为清代考据学的先导，从而把我国考据学的产生推前了一百五十年。

（三）学术观点的突破

1、关于朱熹 《诗经》学的评价

　　林氏《朱子对传统经说的态度——以朱子 〈诗经〉著述为例》一文认为朱熹对《诗经》的诠释有个转变过程，转变之后的朱熹对 《诗序》大加攻击，以为去 《序》才能得 《诗经》本义。可是在后出的 《诗集传》中，却大部分沿袭 《传》《笺》关于诗旨与训诂的成说，有新见的只是 “淫诗说”和对 “兴”义的探讨。其结论是朱熹的创见并不多，经林氏的重新研究，看来朱熹是宋学集大成说，《诗集传》是 《诗经》学史上第三个里程碑说等都得重新检讨。

　　2、打破三百年的陈说

　　明朝嘉靖年间，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子贡诗传》和 《申培诗说》，由于托名为经学史上的名人，内容又不同于前人的诗说，轰动一时，让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也信以为真。后经清儒毛奇龄、朱彝尊、姚继恒等人的考证，认为是嘉靖时进士丰坊所伪作。林氏 《丰坊与姚士粦》一文，认为 《子贡诗传》有刻本与抄本两种，抄本为丰坊所伪撰，而刻本则为王文禄所改定。今所流行的刻本多为王文禄改定本。至于《申培诗说》则是王文禄抄袭丰坊之父丰熙《鲁诗正说》而成，也与丰坊无关。林氏这个打破三百年成说的新见解，表现了著者相当高的考证功力，而这正是当代年轻学者所缺乏的。

　　明中叶后出现许多伪书，被后人视为明代学术空疏不实的重要证据，林氏则认为明代作伪者大多不满于宋明经学另求出路，借助伪书以复兴汉学。手段不足为训，但对汉学的复兴与发展，具有推波助澜的功效。这种把问题放在学术大背景的思路，以及辩证思维的成功运用，由此该说被学人评为 “最为中肯的评价”

　　此外，林氏在 《群经辨伪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10月）中采用了以经书为经，以时代和人物为纬的建构模式，突破了以学者为单元，以学者及其著作的时间为顺序的惯常建构模式，也有一定的价值；另外，对经学史上的大章句与小章句、师法与家法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对明代 《五经大全》与清代陈奂的研究，已引起台湾学者的关注，并沿着他的研究方向继续前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林氏经学研究的优长在于创新，在于开拓性。皮锡瑞《经学历史》有句名言：“凡学皆贵新，唯经学必专守旧”这是违反科学发展规律的。林氏的研究告诉我们，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思维能力很重要，谁学会创造性思维并运用于工作中，谁就能获得成功。

二、经学研究目录的编纂与经学文献的整理

在台湾编纂目录既没有经费，又不能评职称，所谓 “愚者不能为，智者不肯为”。三十年来，林氏却乐此不疲，耗去许多精力与心血。由他主编的有 《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12～1987）（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89年12月）等6部经学研究目录；与他人合作的有 《晚清经学研究文献目录1912～2000 年》（台北：“中研院” 文哲所筹备处1995年月）等3部。另有具有理论与操作价值的 《专科目录的编辑方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4月）和 《学术资料的检索与利用》（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3年3月）两书。林氏在目录上的贡献，被学者誉为 “是我国工具书发展史上的一大里程碑”、“为天下人做学问”。他所编的目录的特色是：1、过去台湾、大陆所编的目录各管各的，互不通气。而林氏的目录不仅兼收大陆，还视野扩大到香港、新加坡、日本和欧美。2、除专书外，兼收论文，若一书有各种版本，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年月、页数等都一一著录。3、台湾戒严时期，出版社往往把大陆的出版物改头换面，林氏一一加以恢复。由于体例完备，资料丰富，成为台湾专科目录的典范。他的 《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 1900～1992》（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1993年10月）《日本儒学研究书目》（合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7月）出版后，日本荒木见悟教授感慨地说：“让一个外国学者来为我们编目录，我们日本人感到很羞愧。”

　　在经学文献的整理方面，林氏也有优异的成绩。由他整理的文献12部，与他人合作的有3部。其中 《点校补正 〈经义考〉》（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1997年6月～1999年8月），全书三百卷，林氏为点校这部经学巨著的计划主持人，并参与编审及 《点校说明》、《点校凡例》的编写，该著的整理可谓完成了一个浩大的学术工程。《姚际恒著作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1994年6月）和 《姚际恒研究论集》（合著，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年5月）的告罄，既完成了顾颉刚当年未能完成的事业，又为姚际恒和清代经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资料。林氏还把视野扩大到海外，翻译安井小太郎等著《经学史》（合著，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1996年10月）和松川健二编 《论语思想史》（合著，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 2006年2月）和翻译日本学者经学论文10多篇。为经学海外学的研究开辟新的天地。他在文献整理方面的特色是：1、有一整套严格（包括标点符号）的工作规范；2、体例完整，每部点校本都有 《点校说明》、《点校凡例》、《前言》和 《附录》等项目，另有 《朱彝尊〈经义考〉研究论集》（合编，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2000年9月）等资料汇编与点校本配套，在 《姚际恒著作集》的整理中，林氏做了许多勾沉工作，为学者提供研究的方便；3、作为文哲所经学研究的领航者，他为经学研究和整理制定工作计划，其中有 《经义考点校补正》计划、 《姚际恒著作集》编辑计划、清乾嘉经学研究计划、清乾嘉扬州学派研究计划、晚清经学研究计划等。为推动研究的完成，他举办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到大陆考察经学遗址。为了更好地完成计划，他邀请大陆、日本学者参与其中。1992年他与大陆贾顺先教授合作完成 《杨慎研究资料汇编》（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192年10月）是最早开展与大陆学术交流的先行者之一。

　　林氏在经学研究的成绩是多方面的，而且令人惊奇。可以这样说，他已经登上当代经学研究的高峰。这除了智慧和勤奋的因素外，与他正确的治学道路有关，说明目录与古籍整理是经学研究的基础工程，只有基础打好了，才能建造学术高楼。当今学术界有一股浮躁之风，不肯在基础上下功夫，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甚至造假。“邻壁之光，堪借照也”，聪明人偏下笨功夫，不是也值得学习。

三、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的文化志士

笔者在阅读林氏著作时，有两个地方感触很深：其一，他在 《清代经学研究论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 2002年8月）中写道：“1932年，日寇进犯上海，发生一二八战役，张金吾编辑 《怡经堂续经解》随涵芬楼之藏书四十余万册，全部化为灰烬。这是经学研究的大不幸，也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损失。”这种对传承中华文化的珍贵古籍遭受日本侵略者焚毁而痛心疾首的情感，反映了一个中华儿女的良知，一个为传承中华文化而奋斗的文化战士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大陆有个教授在网上发表 《狗入的国学》一文，说 “国学狗屁，一钱不值。”这种无知与林氏相较，相差何止千里？其二，台湾有个关注国民教育，研究传统文化脉动的杂志叫 《国文天地》，曾获得台湾出版界的金鼎奖。后因各种原因，不得不宣布停刊。1988年3月，林氏与13位大学教师一起接下这份重担，并写下《我们的理想和期望——〈国文天地〉的再出发》一文，谈及他们不因重重困难而畏缩的理由之一是，有隋代静琬与咸丰年间的丁申、丁丙兄弟和 《牛津大字典》的编辑者等为文化理想而奋斗牺牲的志士仁人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其实林氏不也是一位为了文化理想而奋斗的志士吗？他在“台独”甚嚣尘上的时候，在文章中透露着对他们排斥中华文化的不满；他编辑 《日据时期台湾儒学参考文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2000年10月）等文献，有着弘扬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 坚持民族文化精神的意图；在台湾戒严时期，他冲破禁令到大陆采购大量书籍，回台后成立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宗旨的 “万卷楼图书公司”；大陆开放后，他以 《国文天地》社长的身份与中华书局 《文史知识》编辑部进行学术交流，并发表 《发扬传统文化，两岸共谱新曲》的会议纪要；他是中国诗经学会的顾问，并常到大陆做学术讲座，为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做了许多实事；他创刊的 《经学研究论丛》是世界上唯一的经学研究的刊物。大陆学者新近开始更多地关注经学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彭林教授成立经学研究中心，姜广辉教授等编写 《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积极投入经学和经学史的研究等。香港新近召开经学探讨会，编辑 《香港研究经学目录》，也有着林氏经学研究的影响。新近林氏正积极编写 《中国经学史》，我们期待他的成功。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这正是林氏三十年如一日，对传统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原因所在。

　　“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承后薪”，被东吴大学学生评为 “热门教授”的林氏，为了经学研究后继有人，在东吴大学开设“中国经学史”课，编写了 《学术论文写作指引》（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1996年9